我们说穆宗李恒绝非英明之主，这并不是在冤枉他。因为他上台后的种种表现实在令人不敢恭维，也让一度看好他的臣民们大跌眼镜。
元和十五年二月初，李恒刚刚脱掉为宪宗服丧的孝服，就急不可耐地投入到了倡优、杂戏、宴游、打猎等一系列娱乐活动当中。谏官们屡屡上疏劝他节制，可新天子却充耳不闻。
纵情于声色犬马的同时，李恒更是花钱如流水。只要他乐意，随时随地都会赏赐给那些倡优戏子一大堆金帛。谏议大夫郑覃、崔郾等人实在看不下去，就一起入阁劝谏，说：“金银绸缎都是百姓的血汗，除非为国家立功，否则不应滥赏。宫库目前虽有存余，但请陛下爱惜，万一将来战事又起，方能不再向百姓征收重税。”
李恒盯着他们看了好一会儿，忽然吃惊地问宰相：“这几个人是谁啊？”
宰相连忙回答：“是谏官。”
这“君不识臣”的一幕，发生在李恒即位已经九个多月的时候。天子大部分时间都在关注娱乐事业，所以来不及认识自己的臣子。
为了表示对谏官们直言进谏的感谢，李恒随后便派人去慰问他们，说：“朕会照你们的话去做。”宰相们听到都很高兴，觉得当今天子在这一点上和宪宗早年还是很相似的，那就是虚心纳谏，从善如流。
这是社稷之福、人臣之幸啊！所以他们纷纷向皇帝道贺。
可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错了。
因为天子李恒对待谏言的态度是——虚心接受，坚决不改。
从李恒即位一直到他驾崩，从未停止过娱乐活动，而滥赏的毛病也一点没改。
元和十五年十月，成德节度使王承宗病卒，诸将秘不发丧，拥立其弟王承元为留后，接管军政大权。
在宪宗手里老实了一阵子的河北诸藩又开始蠢蠢欲动了。
可年轻的穆宗皇帝既没有宪宗当年的雄心壮志，也没有半点忧患意识，更不具备宪宗的强硬手段，所以，此时的穆宗朝廷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对潜在的危险进行防范。
十月十六日，穆宗李恒在宰相们的策划下同时颁布了多道任命状，对各大藩镇实施了大面积的人事调动。调魏博田弘正为成德节度使，任成德王承元为义成节度使，调义成刘悟为昭义节度使，调武宁李愬为魏博节度使，任左金吾将军田布（田弘正之子）为河阳节度使。
穆宗朝廷之所以做出这项决策，其意图非常明显，就是斩断镇将与镇兵之间的利益联结和感情纽带，从而削弱各节度使对原辖区的绝对控制权，消除拥兵自重、违抗朝命、一切自专等各种隐患。
这一举措属于常规的政治手段。应该说，穆宗朝廷制定这个应对的策略是动过脑筋，也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在一般情况下，这种手段的确是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地方坐大的有效方法。
可问题在于，自从安史之乱以来，帝国的藩镇事务就早已不是一般性的问题了，否则当年的代宗和德宗也不至于被这个问题搞得心力交瘁。所以，试图通过常规的政治手段解决非常规的政治问题，其结果很可能是旧的问题没有解决，新的矛盾又被激发，其代价很可能比保持现状、无所作为更加惨重。
然而，热衷于娱乐事业的穆宗李恒根本看不到这一点。
转眼又是一个新年。正月初四，穆宗宣布大赦天下，改元长庆。
从这个年号中，不难看出穆宗朝廷的乐观情绪。李恒和他的大臣们自认为元和时代足以为帝国打下一个长治久安的基础，可他们没有料到，那个桀骜不驯的河北是不可能轻易就范的——只要有一丝火星，燕赵大地就将会再度燃起熊熊战火。
事实上，从宪宗末年开始，“元和中兴”的阳光就已经逐渐消隐了。此刻，帝国的上空已然乌云四合。
事后来看，河北诸藩再度反叛的浪潮是由一个偶然事件促发的。
这一年春天，从幽州忽然传来一个出人意料的消息——卢龙节度使刘总要出家当和尚了。
事情来得太过突然，朝野上下都感到有些匪夷所思。
就那个弑父杀兄、篡位夺权的魔头，居然也想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可能吗？
可此事千真万确，因为是刘总本人亲自上表的。
据说，刘总弑父杀兄之后，心中老是疑神疑鬼，不止一次出现可怕的幻觉，看见父兄血肉模糊的鬼魂找他索命。刘总寝食难安，就在府中供养了几百个和尚，日夜不停地做法事。而且每天从军府回来，刘总就挤在和尚堆里跟他们一块诵经念佛，这样才觉得安心。可一旦晚上一个人独处，他还是会心惊肉跳，不敢睡觉。久而久之，刘总就患上了严重的恐惧症和神经衰弱。最后刘总不得不横下一条心——要想保命，就得出家。
对这件事，穆宗朝廷抱着相当谨慎的态度。
穆宗君臣倒不是不想趁此机会把卢龙彻底收归中央，而是因为此事太过出人意料，不知道刘总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所以，穆宗不敢马上同意刘总的请求，而是小心翼翼地下了一道诏书，任命刘总为天平（治所郓州，今山东东平县）节度使，以此试探刘总的反应。
不过，穆宗多虑了。因为刘总这回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
他一再向穆宗上表，言辞真诚，态度恳切，表示非当和尚不可，而且自愿舍宅为寺。穆宗这才把一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下诏赐刘总法名大觉，赐寺名报恩，并赐紫色僧衣一套。不过与此同时，穆宗还是命人把天平镇的旌节斧钺跟僧衣一块送了过去，意思是任他选择，假如反悔的话随时可以去天平镇走马上任。
朝廷的使者和诏书还没到，去意甚坚的刘总就已经把自己剃了光头。幽州的将士们强行挽留，不让他走。刘总一怒之下又杀了十几个人，随后把节度使的印信符节留给了新任的留后，连夜逃出幽州。直到次日天明，将士们才发现刘总已不知去向。
几天后，有人奏报在定州境内发现了一具和尚的尸体。
经确认，那就是刘总。
没人知道刘总是怎么死的，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刘总已将卢龙的后事悉数安排妥当，并没有把一个烂摊子扔给朝廷。
临死前，刘总给朝廷上了一道奏疏，提出了将卢龙一劈为三的方案，并推荐了三个出镇的人选。张弘靖，时任宣武节度使，曾任宪宗朝宰相，出镇河东时政风宽和，颇得民心；薛平，时任平卢节度使，对朝廷忠心耿耿，且熟悉河朔民情；卢士玫，时任代理京兆尹，此人虽是刘总妻子的族戚，但一直在朝中任职，也算是朝廷信得过的人。
除此之外，刘总还把麾下那些立有战功、骁勇难制的部将全都送到了长安，表面上向他们承诺，说朝廷会赐给他们禄位，事实上是把他们置于朝廷的掌控之中。
刘总临死前所做的这些安排，完全符合李唐中央的利益，应该说是给朝廷提供了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只要穆宗和他的谋臣们把握这个机会，那么李唐中央对河北藩镇的约束力和影响力必将大大增强，甚至完全有可能在“元和中兴”的基础上扩大战果，为彻底根除藩镇之乱铺平道路。
然而，对于以穆宗李恒为首的这一届李唐朝廷来说，这一切注定只能是空想。
因为，李恒对帝国的政治事务一点兴趣都没有，更别提什么远大的抱负和志向。
他更关心的是女人、倡优和美酒。
而时任宰相的崔植和杜元颖也好不到哪去。身为宰辅，他们既缺乏深谋远虑的韬略，也没有居安思危的见识，跟当年的裴度、武元衡等人相去不啻霄壤。
在对待卢龙的事情上，他们一连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
首先，他们并没有完整实施刘总提出的那个苦心孤诣的计划，而只是把卢龙划成两道，其中两个州交给卢士玫，然后把剩下的卢龙大部全都交给了张弘靖，原因据说是出于对前任宰相的尊重。可他们却没有意识到一个严重问题，张弘靖当年出镇河东时，虽然颇有政绩，但河东是李唐的龙兴之地，军民历来拥护朝廷，与动不动就拥兵割据的河北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而且，张弘靖对卢龙各方面的情况都缺乏了解，如果没有薛平这种熟悉河朔士风民情的人去协同治理，光靠他一个人，绝对镇不住幽州的那些骄兵悍将。
其次，崔植和杜元颖完全不把幽州来的那批将士放在眼里，压根就没有兑现当初刘总向这些人作出的承诺。这些远道而来的将士不但没得到任何赏赐和任命，而且每次到中书省去求官，都会遭到宰相们的拒绝和冷落。更有甚者，当张弘靖到卢龙就任之后，朝廷以为形势稳定了，居然对他们下了逐客令，命他们各回本军，听候差遣。
于是，这帮被朝廷视为弃儿的将士只好带着满腔愤怒回到了幽州。
穆宗和他的宰相们没有料到，他们这么做无异于放虎归山。
很快，他们就将为自己的愚蠢付出代价。
永不臣服的心
燕赵大地，自古民风剽悍。
早在东汉年间，人们就以“幽州突骑，冀州弓弩”来形容河北的兵力之精与战力之强。远的暂且不说，就以唐朝为例，大唐开国之初，窦建德就曾雄踞河北，建立夏朝，与长安分庭抗礼。后来，窦建德虽然在虎牢关下被天纵神武的李世民一战击溃，但“折戟沉沙铁未销”，其旧部刘黑闼旋即狂飙突起，横扫河北，一度恢复夏朝全境，用永不枯竭的豪情与热血，谱写了一曲愈挫愈奋、屡仆屡起的慷慨悲歌。
尽管历史的如椽巨笔很快就为血雨腥风的乱世画上句号，尽管盛唐治世的到来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挡，可桀骜不驯的河北从不曾真正低下倔强的头颅。当长安的九重宫阙久已不闻《秦王破阵乐》的铿锵之声，转而充斥缠绵悱恻的《霓裳羽衣曲》时，李唐的天潢贵胄和王公大臣们显然没有料到，河北枭雄窦建德、刘黑闼不死的精魂，已然穿越一百三十年的岁月烟尘，悄然附着在了安禄山、史思明身上，并迅速孕育出觊觎天下的勃勃野心。
刹那间，剽悍无匹的幽燕铁骑便以雷霆万钧、排山倒海之势滚滚南下，一举撕碎了玄宗君臣的太平迷梦，重重摇撼了大唐帝国的万里江山……
长安在恐惧中战栗。
因为，他再次看见了河北永不臣服的心。
当安史之乱的烽烟终于散尽，李隆基的子孙们睁开迷离的双眼，却再也看不见那个“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大唐，也看不见那个“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的大唐，更不可能再享受那种“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的绮靡生活。呈现在他们眼前的，唯有一片“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的破碎山河。
而这一切灾难的源头，就是河北。
所以，年富力强的德宗李适一即位，就迫不及待地向河北宣战了。然而，德宗的志大才疏旋即招致了一系列更为严重的灾难——“泾师之变”“四王之乱”接连爆发，河北的朱滔、田悦、王武俊、李纳同时称王，朱泚、李希烈之流相继称帝；帝京长安沦陷，德宗流亡奉天，战火燃遍四方，帝国几欲倾覆。
河北，再一次用刀剑向天下人展示了他的野性和能量。
长安的光芒更趋黯淡了。
是励精图治的宪宗君臣挽救了危机深重的帝国。在与河北、淮西等强藩的较量中，宪宗朝廷不屈不挠，屡败屡战，终于遏住了藩镇跋扈的气焰，重塑了李唐中央的权威。
河北暂时低下了他的身姿。
然而，一把带血的刀收回鞘中，就表示它不会再拔出来了吗？
不。
因为刀的本性就是嗜血。
因为河北，拥有一颗永远躁动不安的灵魂。
当宪宗李纯猝然离世，元和时代成为历史，所谓的“元和中兴”也就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了它脆弱的一面。耽于逸乐的穆宗李恒以为可以在乃父栽种的大树下乘凉，可他错了。暂时的和平，往往是为下一场战争进行铺垫。大明宫内日夜不息的弦乐笙歌，终究掩不住河北磨刀霍霍的金戈之声。
新的灾难降临了。
河北民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狼性。
这种狼性可以被暂时压抑，却不可被彻底驯服。
可惜，新任卢龙节度使张弘靖不懂得这一点。他以为卢龙既然已经臣服于朝廷，就该无条件接受朝廷的管束，并且无条件地听命于他。
这种想法，导致张弘靖犯了一连串致命的错误。
据说，张弘靖是带着一脸傲慢的表情，坐着八抬大轿，带着长长的仪仗队进入幽州城的。这个前任宰相之所以如此摆谱，显然是打心眼里瞧不起河北的这些骄兵悍将和粗人莽夫。而且，他并不介意把心里的这种鄙夷和不屑表现出来。
坐镇幽州后，张弘靖为了显示官威，很少直接跟幽州将吏们打交道，总是十天半月才到节度使衙门露一次脸。处理公务的时候，张弘靖也是寡言少语，始终板着一张自命不凡的面孔。总而言之，在卢龙将士看来，这姓张的从踏进幽州的那一刻起，从头到脚就写着俩字：摆谱。
过去的幽州节度使，大多是军人出身，总能跟手下将士打成一片，即便做不到同甘共苦，至少也能跟士卒们称兄道弟。跟他们一比，张弘靖显然是个另类。
卢龙将士每次看见张弘靖那张臭脸，心里的无名火就直往上蹿。
除了张弘靖，还有他带过来的一个心腹将领也让大伙恨得牙痒。
这个人名叫韦雍。不知是出于张弘靖的授意，还是他自作主张，总之，这家伙经常无故克扣将士们的粮饷，而且执法异常严苛。碰到他心情不好，就对士卒们又打又骂，好不容易心情好了，也要拿他们开涮。
有一次，韦雍到校场上溜达，正碰上将士们军训。他站在旁边看了看，忽然冒出一句：“如今天下太平，你们能拉两石重的弓，还不如认识一个‘丁’字！”
将士们面面相觑，好多人额头上已是青筋暴起。
韦雍就这么肆无忌惮地表现着自己的优越感和幽默感。可他并不知道，这是在往一头狼的伤口上撒盐。
也许，从韦雍嘲笑大兵们目不识丁的这一刻起，他和张弘靖的下场就已经注定了。
长庆元年（公元821年）七月初，卢龙将士压抑已久的怨气，终因一件貌似偶然的小事而全面爆发。
事情还是跟韦雍有关。
七月十日这一天，韦雍带着卫队正大摇大摆地逛街，对面一个骑马的军官躲避不及，不小心冲撞了他的卫队前导。韦雍二话不说，立刻命人把军官拖下马来，准备当街杖打。此人宁死不屈，还对韦雍破口大骂。韦雍大怒，旋即奏报张弘靖，将这名军官扔进了监狱。
当天晚上，兵变就爆发了。
乱兵们呼啸着冲进张弘靖的府第，砍杀了韦雍和张弘靖手下的多名军官，然后将张弘靖囚禁，并疯狂哄抢张宅的财物和女人。
暴乱持续了整整一夜。
次日早上，发泄完愤怒的乱兵们才意识到事情闹大了，而且一时不知道该如何收场，便去找张弘靖谈判。没想到张弘靖还是端着一副臭架子，始终闭口不言。
乱兵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索性横下一条心——反了！
既然事情已经做下，那就没有收手的道理，干脆把它做大。
当天，卢龙将士便拥立兵马使朱克融为留后，正式揭起了反旗。
这个朱克融，就是建中年间“四王之乱”的魁首朱滔的孙子。
就像一头蛰伏的狼被重新唤醒，此刻的河北已然再度昂起头颅，正对着长安引颈长嚎。
穆宗和他的大臣们听见了吗？
可笑的是，就在卢龙兵变爆发的时候，朝廷的文武百官还在向热衷于娱乐事业的穆宗李恒进献尊号，称“文武孝德皇帝”。
年轻的天子当然是笑纳了，即日宣布大赦天下。
两天后，卢龙兵变的消息传到长安，穆宗和他的大臣们愕然良久，慌忙下诏罢免了张弘靖的节度使之职，把他贬为吉州（今江西吉安市）刺史，同时将昭义节度使刘悟调任卢龙节度使。
可是，刘悟不干。
眼下的卢龙是一座火山，刘悟才不会笨到把自己的屁股放在火山口上烤。他上表说：“还是暂且先把节度使之职授予朱克融吧，然后慢慢再想办法。”穆宗无奈，只好收回成命，默认了此刻的现实。
数日之后，朝廷去年实施的那个诸藩大调动，也结出了意料之中的恶果。
七月二十八日夜，成德兵马使王庭凑发动兵变，杀死了从魏博调来的节度使田弘正，同时残忍地杀害了田弘正的幕僚、将吏和一家老小共三百多人，随即自任留后，并上表要求朝廷授予节度使的旌节斧钺。
消息传来，满朝震骇。
张弘靖倒了，朝廷还不会如此恐慌，可这个田弘正是李唐中央安抚河北的一面旗帜，怎么说倒就倒了呢？
其实说起来，田弘正已经够谨慎了，可还是没能逃脱灭顶之灾。
当初，从魏博前往成德赴任时，他就把帐下的两千名亲兵一同带了过去。可这两千人的编制并不在成德，要想养活他们，只能由朝廷另行划拨粮饷。田弘正向朝廷请求，不料却遭到度支的拒绝。度支的理由是，成德自有成德的军队，魏博的士兵就应该回到魏博，假如同意你田弘正的请求，破了这个例，那以后其他藩镇也这么干，朝廷如何应付？
应该说，度支的说法是有道理的。然而，就像当初宰相们把非一般性的藩镇问题当成一般问题来处理一样，此刻的这位度支大臣同样犯了这个毛病——他给出的仍然是一个常规理由，可他并没有顾及到田弘正此刻所面对的是一种非常局面。
田弘正四次上表，度支四次拒绝。
在如此缺乏远见的朝廷面前，田弘正只好认命，随后就把两千名亲兵悉数遣回了魏博。
于是，悲剧就无可避免地发生了。
听到田弘正被杀的消息，时任魏博节度使的李愬悲愤难当，立刻穿起丧服，命令军队出征。可就在大军即将开拔的时候，李愬突然病倒了，而且一病不起。
穆宗万般无奈，只好让田弘正之子田布（时任泾原节度使）继任魏博节度使，希望他为父报仇，举兵讨伐王庭凑。
河北的两个重镇相继发生兵变，主动要求出征的名将李愬又在这节骨眼上病倒了，这一切真让年轻的天子既意外又沮丧，沮丧得连看戏和打猎都没了心情。
正当李恒郁闷之际，一大堆坏消息又接踵而至。
八月十日，王庭凑派人刺杀了冀州刺史王进岌，随后出兵占领了冀州；十三日，瀛洲（今河北河间市）发生兵变，乱兵逮捕了观察使卢士玫，将其绑送幽州，致使刚刚划出来的瀛、莫二州重新被卢龙吞并；同日，王庭凑又出兵攻打富庶的深州；九月十九日，朱克融又纵兵在易州（今河北易县）一带烧杀掳掠……
河北危机全面爆发，李恒终于坐不住了。
藩镇们这么瞎闹，不但搅乱了他平静而快乐的生活，而且让他这个“文武孝德皇帝”显得很没面子。
穆宗随即发布诏书，命魏博、横海、昭义、河东、义武一同出兵，在成德境内集结待命，如果王庭凑执迷不悟，立刻进兵讨伐。同时，穆宗还起用了当初被宪宗贬出朝廷的前宰相裴度，任命他为卢龙、成德两镇招抚使。
十月十四日，裴度亲自率兵从承天军旧关（今山西平定县东北娘子关）出发，讨伐王庭凑和朱克融。
然而，战事刚刚拉开，才打了两个月，国库就开始捉襟见肘了。
一贯出手阔绰的李恒终于尝到了自己亲手种下的苦果。
李恒急忙召集宰相问计。宰相们说：“王庭凑杀田弘正，而朱克融却留了张弘靖一命，罪有轻重，请赦免朱克融，集中全力讨伐王庭凑。”穆宗赶紧下诏，任命朱克融为卢龙节度使。
这是自“元和中兴”以来，李唐朝廷首度对藩镇作出的妥协。此举意味着宪宗君臣通过十五年奋斗取得的政治成果，就在一夜之间灰飞烟灭。
穆宗李恒即位刚刚一年，一切便都被打回了原形。
这是李恒的悲哀，更是一个帝国的悲哀。
而此时的李恒并不知道，更多的悲哀还在后面。因为既然有了第一次妥协，就很容易有第二次、第三次……
长庆二年（公元822年）正月，率领魏博军队攻打成德的田布陷入了一筹莫展的境地。
据当时担任中书舍人的白居易呈给穆宗的一道奏疏中说，田布率部离开魏博后，“数月以来，都不进讨”，始终未建尺寸之功。而光他这支部队，每月从朝廷支取的军费就高达二十八万缗。白居易认为，倘若魏博军继续迁延观望，朝廷财政必定不堪重负。
当然，白居易也知道，田布之所以徒劳无功，责任不在他，而在魏博的那些骄兵悍将。
众所周知，卢龙、成德、魏博这三个造反专业户历来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尽管他们内部也存在种种矛盾，可一旦跟朝廷产生冲突，他们立马就会抱成一团，枪口一致对外。因为他们很清楚什么叫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绝不可能为了维护朝廷纲纪而放弃共同利益，更不可能在朝廷的驱使下自相残杀。
带着这样一群心怀异志的部众出征，田布的痛苦和无奈可想而知。
有道是祸不单行。除了部众消极抗命、拒不出战之外，老天爷也不让田布的日子好过。
这年冬春之交，田布的驻地一连多日天降大雪，运送粮食和补给的道路被阻断，后方什么东西都运不过来。本来就牢骚满腹的魏博部众这下子更是怨声载道。田布没办法，只好紧急征调魏博辖下六个州的租赋来充当军费。
原本以为这么做可以堵住这些骄兵悍将的嘴，没想到却惹来了更多的指责和抱怨。
魏博将领们纷纷数落田布，说：“按照惯例，奉命出征的军队一旦离开本镇，一切军需都要由朝廷供给。如今田大人却搜刮魏博六州的民脂民膏来养活军队，岂不是让老百姓心寒？田大人，您自己想要克己奉公、讨好朝廷，我们管不着，可六州的百姓何罪，要当这个冤大头？”
面对部众的冷嘲热讽，田布只能忍气吞声，权当没听见。
田布相信，自己不会永远都走背运的，事情迟早会向好的一面转化。可是，田布的乐观精神并没有给他带来好运。
因为此刻，有一个人正躲在魏博部众的背后，摇唇鼓舌，煽风点火，一心想把事情闹大，以便将田布整垮，然后取而代之。
这个人，就是被田布视为心腹的先锋兵马使——史宪诚。
史宪诚是奚族人，原本只是田弘正麾下一员不入流的牙将，因田布对他非常赏识，屡屡在父亲面前替他美言，田弘正便把史宪诚提拔为大将。不久，田弘正在成德兵变中被害，田布继任魏博节度使，更是对史宪诚“寄以腹心”，不但任他为先锋兵马使，而且“军中精锐，悉以委之”（《资治通鉴》卷二四二）。
按理说，史宪诚受到田布如此不遗余力的栽培和重用，应该对他感恩戴德、誓死效忠才对，可田布万万没想到，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懂得知恩图报，还有一种人只会恩将仇报。
史宪诚显然属于后者。
就在田布身陷困境、焦头烂额的时候，史宪诚非但没有为他分忧，反而“阴蓄异志”，在背后处心积虑地搞小动作，利用将士们的不满扩大矛盾，制造事端。
都说天无绝人之路，可这一回，老天爷似乎一心要把田布逼上绝路了。由于田布日久无功，穆宗屡屡派遣宦官前来督战，并严令田布即刻救援深州。田布虽明知军心不可用，但更清楚诏命不可违，最后只好硬着头皮率部出发，结果还没碰上成德军，部众就不战自溃，哗然四散了。逃跑的部众大部分投到了史宪诚麾下。
万般无奈的田布仅带着中军八千人黯然返回魏州（今河北大名县东北）。
数日后，田布召集众将，打算整编部队再次出征，众将当着他的面断然拒绝，说：“大帅如果能按河朔的老规矩办事（割据），我们就算死，也会尽力效忠；可要是去打成德，我们绝不奉命。”
就在这一刻，田布彻底绝望了。
他自觉讨伐无功，又镇不住这些骄兵悍将，再也无颜面对朝廷，遂留下一封遗书，在父亲田弘正的灵位前挥刀自尽了。
史宪诚听到消息，不禁喜上眉梢，对将士说：“一切遵照河北的老规矩行事！”随即自立为魏博留后。
正月十六日，田布自杀、史宪诚自立的消息传到了长安。
十七日，穆宗朝廷还没来得及弄清魏博到底发生了什么，便匆忙下了一道诏书，任命史宪诚为魏博节度使。
仅仅一天，穆宗和他的宰相们便又向叛乱藩镇作出了妥协。
眼见朝廷如此迫不及待地妥协，史宪诚在大喜过望、受宠若惊之余，恐怕就只有鄙夷和窃笑了。
到了二月，深州被围已经半年多，朝廷的裴度、李光颜、乌重胤等部共计十余万大军从三面救援，皆因粮草不继而无法前进，士卒每天分配到的粮食只有陈米一勺（百分之一升）。眼看深州沦陷在即，而中央财政已无力支撑，穆宗朝廷只能再次妥协。
二月初二，穆宗下诏任命王庭凑为成德节度使，希望他能主动退兵，解除深州之围。
至此，卢龙、魏博、成德悉数脱离中央，重新回到了割据状态。从这一年起，直至唐朝覆亡，河朔三镇再也没有被收复过。
在中晚唐历史渐行渐弱、一波更比一波低的K线图上，如果说“元和中兴”是下降趋势中的一次超跌反弹，那么穆宗的长庆二年，基本上可以视为新一轮暴跌的起点。
而此刻的河北，也就有了放量大涨的动能和屡创新高的空间。
是的，当养尊处优的长安在历史的宿命中日渐萎靡和堕落，就再也没人可以阻止河北的野蛮成长了。
元稹的仕途：官场就是一张网
平心而论，此次镇压河北叛乱，穆宗朝廷已经算是很尽力了。比如从兵力上来说，前后共计出兵十七八万，主帅又是能谋善断、久负盛名的前宰相裴度，麾下将领李光颜、乌重胤也都是当世名将，阵容不可谓不强大，可结果为什么还是丧师费财、劳而无功呢？
如果拿这个问题质问穆宗君臣，他们肯定会强调两个客观原因，其一，朝廷囊中羞涩，国库日渐空虚，难以支持旷日持久的战争；其二，老天爷太不给力，接连不断的恶劣天气阻断了补给线，导致前线粮草不继，仗自然没法再打下去。
不能不说，上述客观因素确实存在。但是，如果仅仅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客观，那么所谓的经验教训也就无从谈起，后人研究历史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从主观上来说，穆宗朝廷至少犯了三个严重错误。
第一，穆宗君臣目光短浅，对未来形势作出了完全错误的预判，从而为日后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当时，穆宗刚一即位，宰相萧俛、段文昌就向他提出，既然天下已经太平，就没必要保留太多军队，所以应该按每年百分之八的比例实施裁军。穆宗李恒是个玩乐天子，对政治军事一窍不通，更没有兴趣深究，一听此言，当即予以实施。于是，被裁汰下来的那些大兵找不到出路，就啸聚成群，落草为寇。后来，河北叛乱爆发，这些人便纷纷投奔朱克融和王庭凑，而朝廷军队则面临严重缺员的局面，不得不临时招募一些无业游民仓促上阵。结果，叛军麾下都是训练有素的百战之兵，而朝廷这边则是一帮从没打过仗的乌合之众，双方优劣立判。在此情况下，不管裴度怎么运筹帷幄，也无论李光颜和乌重胤如何神勇过人，都挽回不了注定的失败。
第二，朝廷为了控制军队，向前线派出了一群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监军宦官，导致将帅的军事行动受到了极大的干扰和牵制。
唐朝历史上，利用宦官制约武将的先例是从乾元元年创下的。当时正值安史之乱后期，唐肃宗李亨为了毕其功于一役，集结了数十万重兵，准备一举歼灭盘踞在邺城的安庆绪。出于对武将的不信任，肃宗就发明了一个“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的头衔，授予了宦官鱼朝恩，让他担任实质上的统帅。后来发生的事情众所周知——邺城之战遭遇惨败，六十万大军顷刻之间星流云散。尽管有此前车之鉴，可后来的大唐天子还是旧习未改，仍旧对宦官情有独钟。比如宪宗一朝，就屡屡因为宠幸宦官而在战场上吃了大亏，后来由于裴度指出了症结所在，及时召回了监军宦官，才有了李愬的“雪夜袭蔡州”和淮西大捷，也才有了随之而来的“元和中兴”。然而，到了穆宗这一朝，一切又都恢复原样了。监军宦官依旧在战场上指手画脚，偶有小胜则飞书报捷，自以为功，打了败仗就乱扣黑锅，归罪诸将。更有甚者，有些宦官还把部分精锐士兵挑选出来，充当自己的卫队，而把剩下的老弱残兵推上战场。有这样的一帮瘟神在左右战局，朝廷的胜利又从何谈起呢？
第三，也是最致命的问题——穆宗朝廷不仅派遣宦官去制约将帅，而且本身更喜欢对千里之外的战场指手画脚。
据《资治通鉴》记载，当时“凡用兵，举动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致使前线将士“不知所从”。很多时候，朝廷会不顾前线的具体情况，“不度可否，唯督令速战”。魏博节度使田布之死，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朝廷造成的。
鉴于上述三个原因，穆宗朝廷输掉这场战争也可以算是自取其咎、罪有应得了。
如果要用一句话总结穆宗君臣在这几年中的政治表现，也许只能用下面这八个字——天子昏庸，宰相无能。
自从穆宗即位，先后登场的宰相有萧俛、段文昌、崔植、杜元颖、王播。对于这几个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有一句评语，叫“皆庸才，无远略……不知安危大体”。
这样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
到了长庆二年春，萧俛、段文昌已陆续离开相位，宰相班子还有崔植、杜元颖、王播三人。
崔植，元和十五年八月入相，以前的职务是御史中丞；杜元颖，长庆元年二月以户部侍郎衔入相，此前是翰林学士。这两人都没有什么突出才干，上位后也是庸庸碌碌，无可称道。而最后入相的王播，更不是什么好鸟。
此人本是西川节度使，靠巴结宦官得以回朝，故而颇受朝议抨击。前任宰相萧俛就是因为看不惯此人才愤然辞职的，但穆宗对王播却极为宠幸，一回朝就任其为刑部尚书兼盐铁转运使。
王播一贯善于钻营拍马，当然不会令穆宗失望。一当上盐铁转运使，王播马上大事聚敛，对民间的茶叶经营课以重税，“每百钱加税五十”，惹得言官们纷纷上疏，极力反对。可穆宗一看王播生财有道，对他愈加赏识，没过多久就让他入相了，并且仍然保留他的盐铁转运使之职。王播上位后，更是不遗余力地向穆宗献媚，“专以承迎为事，未尝言国家安危”。
显而易见，穆宗登基后任命的宰相，没有一个令朝野满意，更无一人能以天下为己任，比起宪宗朝的宰相，可谓相去不啻霄壤。
长庆二年二月，也就是河北战事刚刚以妥协告终的时候，穆宗又任命了一个宰相。
此人很有才，诗写得很牛，在唐代诗坛上拥有相当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他一生写下的诗歌数以千计，其中就有“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等脍炙人口的千古名句。
这个牛人就是元稹。
元稹，字微之，自幼丧父，家境贫寒，但天性聪颖，勤奋好学，故而“少有才名”，年纪轻轻便登第入仕。他和白居易是科举同榜，又是好友，两人差不多同时进入仕途，而且诗名并驾齐驱，冠绝当世。据说宪、穆年间，言诗者必称元、白。元稹的诗，“自衣冠士子，至闾阎下俚，悉传讽之，号为‘元和体’。”（《旧唐书·元稹传》）
由于没有任何背景和靠山，能够入仕全凭个人奋斗，因而元稹从政之初，很有些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他的第一个官职是右拾遗，属于谏官之列。
元稹认为，自己既然身为谏官，就应该忠言进谏，指陈朝政阙失，因此上任不久，就给当时刚即位的宪宗呈上了一道洋洋数千言的奏疏。
宪宗看完，甚为赏识，随即在延英殿召他问对。
初试啼声就引起了天子的关注，令元稹大为振奋。然而，他的做法却不可避免地得罪了当时的宰执大臣。
在那帮官场老油条看来，这毛头小子的乌纱帽还没戴几天，就敢对朝政大放厥词，分明是不懂规矩，不能不给他点颜色瞧瞧。
没过几天，元稹就被逐出了朝廷，贬为河南县尉。
年轻人刚进入社会，尤其是刚进入官场，最大的优点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敢对一切丑恶现象开炮，可最大的缺点就是——摔了跟头也不长教训。
元稹没有因为这次挫折而学乖。几年后，朝廷起用他为监察御史，命他出使东川。元稹一到任，就捋起袖子挖出了一桩陈年旧案，涉案人是已故东川节度使严砺。
自古以来，权力跟腐败总是一对孪生子，官越大，屁股往往越不干净，差别只在有没有被曝光罢了。元稹经过一番明察暗访，发现严砺生前曾滥用职权，肆意侵吞下级官吏和百姓的财产，而且数额巨大，随即毫不犹豫地上疏指控。宪宗命人复查，果有其事，但严砥已死，无人抵罪，宪宗一怒之下，就对东川七个州的刺史都进行了责罚。作为严砺的旧属，他们就算没有同流合污，至少也存在知情不举的包庇嫌疑。
元稹此举，再次惹恼了当权人物。
官场就是一张网，无论此官与彼官表面上相距多远，背后都可能存在无形而坚固的利益联结。年轻的元稹看不见这张网，更看不见这张网后面的一切，所以他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当时，朝中的几个宰相都跟严砺有很深的私交，一看元稹这小子为了追求政绩，居然拿死人来做文章，顿时大为恼怒，马上把他调离了长安，让他到东都洛阳去坐冷板凳。
可是，到了东都后，元稹的臭脾气还是没改，没过多久又盯上了他的顶头上司、河南尹房式，将他的一些不法之事向朝廷告发。
宪宗命人核查，证实了房式的违法行径，遂将其罚俸一月，同时征召元稹回朝。
不畏权贵、刚直敢言的元稹两次遭贬，却又两次复起，足以表明天子对他的信任和赏识。
元稹大感快慰，越发相信自己的为官之道是正确的。
元和五年二月，元稹迎着和煦的春风踏上了回京之路。
然而，此时的元稹万万没想到，他仕途上的最大一次挫折，已经在前方的不远处等待着他。
这一天，元稹走到华州，见天色已晚，便就近到一个叫“敷水驿”的驿站下榻。当时，专门接待官员的驿站通常设有上、中、下三种规格的房间，级别高的官员住上房，同级别的则是先到先住。元稹到驿站时，上房还没有人住，驿吏自然把他安排到了上房。
片刻后，麻烦来了。一个叫刘士元的内侍宦官也到了这里，嚷嚷着要住上房。驿吏一看是宦官，不敢怠慢，赶紧跟元稹商量，想让他挪个地方。
年轻气盛的元稹本来就对宦官没有好感，而且自己又是先来的，当然不肯让。驿吏无奈，只好如实告诉刘士元。
刘士元一打听，不过就是一个不入流的小御史，竟然敢跟他较劲，顿时勃然大怒，带上手下冲了上去，一下子就把房门撞开了。
此时，元稹已经脱了衣服和鞋子，正准备就寝。刘士元凶神恶煞地冲进来，不由分说，挥起马鞭往他脸上就是一下。
元稹捂着火辣生疼的脸颊，当场就懵了。
好汉不吃眼前亏。元稹见对方人多势众，而且还带着家伙，压根不敢反抗，赶紧拔腿就跑，连衣服和鞋子都顾不上穿。
当时的宦官都是骄横霸道的主，刘士元当然不肯轻易放过元稹。他一边挥舞鞭子穷追不舍，一边还叫手下把元稹的马牵走，再把弓箭拿来，一副非把元稹弄死不可的架势。
元稹吓得魂飞魄散，穿着袜子满驿站乱窜，最后好不容易才逃离了敷水驿，狼狈不堪地回到了长安。
此事在朝中引起了轩然大波。
众所周知，宪宗一向宠幸宦官。虽然他对元稹不乏好感，但在这件事上，宪宗最后还是偏向了宦官。此外，宰相们本来就看这姓元的小子不顺眼，如今出了这档子事，他们正好落井下石，拿他开刀。
几天后，朝廷便以元稹“少年后辈，务作威福”为由，把他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
贬谪令一下，好友白居易大为不平，接连上疏替他喊冤。时任翰林学士的李绛、崔群也面见宪宗，极言元稹无罪。
但是，宪宗不为所动，还是维持原判。
就这样，元稹第三次被逐出了长安，开始了他“山水万重书断绝”“暗风吹雨入寒窗”的贬谪生涯。
这个曾经锋芒毕露、年少轻狂的才子，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这一去，就是整整十年。
自己到底错在哪了？
在谪居江陵的那些“残灯无焰影幢幢”的日子里，元稹一直在痛苦地反思。
从小到大所读的圣贤书，有哪一本不是教自己要清廉为官、济世安民的呢？又有哪一本是教自己要向权贵低眉折腰，甚至是与其同流合污的呢？
没有。
一直以来，他都认为，扶正祛邪、扬善去恶不仅是一个读书人的本分，更是一个官员的立身处世之本，也是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就算不能彻底祛除世界上的黑暗与邪恶，至少也要为人间带来更多的光明与正义。然而，残酷的现实告诉元稹，假如他继续坚持这种理想，结果只有两个字——毁灭。
元稹毕竟是聪明人，他很快就意识到，要想在险恶的官场上生存下去，就必须放弃旧的人生观念，学会新的游戏规则。
而这个规则的核心就是两个字：人脉。
是的，官场就是一张网，一张由人脉所构成的利益联结网。所以，自命清高、四面树敌的人到头来只有死路一条，只有八面玲珑、广结善缘才是正确的为官之道。最后，在现实的铜墙铁壁前撞得头破血流的元稹，经过一番痛彻骨髓的灵魂挣扎，终于幡然猛醒，大彻大悟，开始编织属于自己的关系网了。
元稹构建的第一条官场人脉，是一个叫崔潭峻的宦官，此人时任江陵监军。
元稹过去最讨厌宦官，而且也是宦官把他害到今天这步田地的，所以贬谪江陵之初，他对宦官可谓恨之入骨。但是现在，元稹已经不这么想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初刘士元在敷水驿抽下的那一鞭，已经把那个疾恶如仇的元稹打死了。
如今的元稹已然脱胎换骨，再也不会自命清高，以正人君子标榜于世了，更不会再坚守什么修齐治平的圣贤理想了。他现在只想放下身段，广交朋友，不管是什么人，只要大腿够粗，他就愿意去抱。
而崔潭峻正是一个大腿够粗的朋友。
因为他是穆宗李恒的东宫旧人。
元和十四年，宪宗大赦天下，元稹遇赦回朝，被任命为膳部员外郎。所谓膳部员外郎，就是宫廷里面管伙食的。元稹举目一望，和他同列的，都是一些刚刚入仕的后生晚辈，而当年与他一起当谏官的同僚，如今早已位列要津，个别人甚至已经贵为卿相了。
元稹的抑郁和苦闷可想而知。
元和十五年，穆宗登基，崔潭峻被召回朝中，元稹的好日子也终于到了。
早在当太子的时候，穆宗李恒就经常听宫人吟咏元稹的诗歌，对他印象甚佳。崔潭峻当然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一回朝，就给穆宗献上了一百余首元稹的新作。穆宗大悦，顺便问起元稹近况。崔潭峻赶紧说明了他的尴尬处境。穆宗一听就皱了眉头，这么有才的人，怎么能让他在食堂里管伙食呢？
当年五月，元稹便被擢升为礼部的祠部郎中、知制诰。这是个帮皇帝草拟诏书的职位，相当于天子秘书，虽然级别不高，但却举足轻重。
元稹是靠宦官上位的，所以很多朝臣都对这项任命非常不满。没想到才过了几个月，天子又颁下一道诏书，擢任元稹为翰林学士、中书舍人。谁都知道，走到这一步，距离相位就只有一步之遥了。
元稹如此扶摇直上，朝中舆论顿时哗然。他刚到中书省上了几天班，有人就给他难堪了。时值盛夏，有一天中午休息，元稹和同僚们聚在一起吃西瓜，忽然飞来一只苍蝇，嘤嘤嗡嗡惹人生厌。中书舍人武儒衡（武元衡的堂弟）马上拿起扇子拼命挥舞，瓮声瓮气地说：“哪来的讨厌东西，居然往这儿凑！”
众人闻言，当即失色。武儒衡却意气自若。只有元稹恨不得找条地板缝儿钻进去。
不过，难堪归难堪，该干的事儿，元稹还是照干不误。
如今的元稹很现实，绝不会再意气用事，更不会因为同僚的冷嘲热讽就放弃编织自己的官场之网。实际上从回朝的那天起，元稹就已经开始构建另一条重大的人脉了。
那就是时任枢密使的宦官魏弘简。
凭借崔潭峻这条线，元稹挤进了权力中枢；眼下，他又攀上魏弘简这根高枝，目的当然是想一举登上宰相之位了。
然而，元稹要经营相位，就必须拿掉横亘在他面前的一块绊脚石。
这块绊脚石就是裴度。
此时正值河北叛乱全面爆发，穆宗紧急起用裴度为帅，对他极为倚重。众所周知，裴度在朝野拥有无人可及的威望和影响力，这回要是顺利平定叛乱，为朝廷再立新功，那他十有八九会重返相位。到时候，元稹拿什么跟裴度竞争呢？
因此，要防止裴度复相，元稹就必须千方百计阻挠他在河北建功。
接下来的事情，我们就很清楚了——裴度和将士们在前线浴血奋战，元稹和魏弘简就在后方拼命给他使绊子。我们前面所说的“凡用兵、举动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基本上就是元稹和魏弘简搞的鬼。“度（裴度）所奏画军事，（元稹）多与弘简沮坏之。”
裴度忍无可忍，愤然上疏穆宗：“逆竖构乱，震惊山东（太行山以东）；奸臣作朋，挠败国政。陛下欲扫荡幽镇，先宜肃清朝廷……若朝中奸臣尽去，则河朔逆贼不讨自平；若朝中奸臣尚存，则逆贼纵平无益！”（《资治通鉴》卷二四二）
裴度口口声声所说的“奸臣”，当然就是元稹了。
至此，双方的矛盾陷入了不可调和的境地。
一边是元勋重臣，肩负平叛重任；一边是朝堂新贵，深受天子宠幸。没有人知道，穆宗内心的天平最终会倾向谁……
相权之争：渔翁得利的李逢吉
面对裴度言辞激烈的奏疏，穆宗采取了装聋作哑的态度。
因为这是一道两难的选择题，他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裴度怒不可遏，数日内又连上二表——前后三次，所奏的内容完全相同。
穆宗当然很不爽，但同时也很无奈。
看来，不给裴度一个说法，河北的局面是无从收拾了。最后，穆宗只好解除了元稹的翰林学士之职，把他调任工部侍郎，同时把枢密使魏弘简罢为弓箭库使。
表面上看，元稹好像是被天子疏远了。其实，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因为，穆宗此举纯粹是一个权宜之计，而元稹更不可能轻易放弃对相位的角逐。
到了长庆二年春，形势变得对裴度越来越不利。虽然没有了元稹的掣肘，但河北战局仍然不见丝毫起色，加上恶劣天气、粮草不继等客观因素的困扰，裴度纵然有心杀贼，但也是无力回天。
这种时候，元稹当然不会闲着。他力劝穆宗就此罢兵，为王庭凑昭雪，把这场毫无获胜希望的战争结束掉。与此同时，河北又传来了田布自杀、史宪诚自立的消息，穆宗彻底死心，随即下诏承认了河北三镇。
数日后，亦即长庆二年二月十九日，穆宗把碌碌无为的宰相崔植罢为刑部尚书，同时命元稹以工部侍郎衔入相。
在仕途上辗转多年、几经浮沉的元稹，终于否极泰来，位极人臣。
短短几天后，穆宗又颁下一道诏书，任命裴度为司空、东都留守。
裴度原任检校司空，现在转正，貌似皇恩浩荡。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穆宗这么做，其实是外示尊崇，内夺其权。不仅解除了裴度的兵权，并且让他到洛阳坐冷板凳去了。而且穆宗的这项任命，十有八九是元稹在背后做的手脚。
满朝文武都替裴度抱屈，纷纷上奏穆宗，说：“现在时局仍然紧张，裴度有将相全才，不应该放到闲散的位子上。”
迫于舆论压力，穆宗只好改任裴度为淮南节度使。但是朝臣们还是普遍反对，认为裴度应该留在朝中，不宜出外。
穆宗知道裴度的群众基础好，可好到这种程度，还是出乎他的意料。三月底，穆宗不得不再度收回成命，把备受时论抨击的宰相王播罢为淮南节度使，同时任命裴度为相，让他留在朝中辅政。
至此，裴度和元稹基本上打了个平手——谁也没能阻止对方入相，同时谁也没能把谁整垮。
既然二者势均力敌，而且已经同朝为相，就算不能相逢一笑泯恩仇，至少是没有必要再争个你死我活了。然而，裴、元之争的暂时平息并不意味着穆宗朝廷会从此波平浪静。
因为想当宰相的人，绝不止裴、元二人。
很快，又有一个人摩拳擦掌地加入了这场博弈。
这个人的来头还不小。
此人不但与裴度一样，曾任宪宗朝的宰相，资历深厚，人脉宽广，而且又曾担任太子侍读，算是穆宗李恒的授业恩师，具有常人难以比拟的竞争优势。随着此人的强势介入，这场围绕着宰相之位的权力斗争，注定要波澜再起，并且变得比此前更为扑朔迷离了。
这位闪亮登场的新选手，就是李逢吉。
李逢吉是元和末年的宰相，与裴度位列同班。当时，因宪宗将平定淮西的重任交给了裴度，李逢吉就犯了跟元稹一样的毛病，背地里频频使坏，企图阻挠裴度建功。宪宗察觉后，一怒之下将他逐出了朝廷，贬为东川节度使（几年后调任山南东道节度使）。
李逢吉栽了跟头，就把这笔账记在了裴度头上，发誓总有一天要报仇雪恨。长庆二年春，裴度与元稹几乎同时拜相，李逢吉随即敏锐地意识到，自己东山再起的机会来了。
在李逢吉看来，裴度和元稹是一对不共戴天的死敌，如今虽然表面休战，但绝不可能化干戈为玉帛。所以，只要制造事端激化他们的矛盾，让他们斗个你死我活、两败俱伤，他就能在鹬蚌相争中坐享渔翁之利，夺回失去的宰相之位。
当然，要想重回相位，前提是得先回长安。
为此，李逢吉立刻派侄子李仲言入朝打点，很快就结交了时任枢密使的权宦王守澄，打开了一条回朝复相的快速通道。三月，在王守澄的积极运作下，李逢吉被召回朝中，就任兵部尚书。
第一步大功告成。接下来，李逢吉要考虑的事情，就是如何激化裴、元二人的矛盾了。
正当李逢吉苦思冥想之际，他派去监视元稹的探子忽然送来了一条绝密情报，顿时令他笑逐颜开。
这则情报显然跟河北战事有关。
当时，朝廷虽然赦免了王庭凑，并已任他为成德节度使，但王庭凑依然没有退兵，还是想把富庶的深州据为己有。被围已达半年多的深州守将牛元翼频频告急，令朝廷非常苦恼。在此情况下，若有人能解深州之围，无疑是大功一件。
三月的一天，有个叫于方的朝臣找到了元稹，自称有办法解除深州之围，救出牛元翼。
此时，元稹虽已贵为宰相，但朝中不服他的人比比皆是，他正想干一两件大事树立威望，一听于方之言，赶紧问他有何良策。
于方故作神秘地一笑，说：“办法倒是有，但还得宰相大人通权达变，此计方能成功。”
元稹瞟了他一眼：“怎么个‘通权达变’法？你倒是说说看。”
于方这才把他的锦囊妙计和盘托出。他凑近元稹，压低嗓门说：“下官有两位门客，一个叫王昭，一个叫于友明，都是燕赵奇士，熟悉河朔的风土人情，如果派他们潜入成德军中，施以反间计，不难救出牛元翼。但他们不能空手而去，必须带上一些东西。”
“什么东西？”
“必须给他们二十道兵部和吏部的空白委任状，让他们相机行事，才能诱降那些骄兵悍将，也才能确保反间计的成功。”
“二十道空白委任状？”元稹冷笑，“你知道这是什么行为吗？”
“下官知道，所以方才已经有话在先，需要大人您通权达变。”于方神色自若地说。
元稹很清楚，于方是在暗示他用宰相权力去搞那二十道空白委任状。虽说这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但毕竟是违法乱纪之举，万一曝光，绝对是一大丑闻，对他这个新任宰相是很不利的。可是话又说回来，这事要是成了，无疑是一笔巨大的政治资本。有了这个功劳，日后在天子和百官面前，自己的腰杆就绝对够硬了。
干，还是不干？这是一个问题。
元稹沉吟良久，最后还是决定赌一把。
此刻的元稹当然不会知道，这一把赌下去，他就将身败名裂，懊悔终生。
李逢吉派出去的探子显然是个职业高手，第一时间就获悉了元稹和于方的密谈内容。
不过，搞到情报是一回事，如何利用情报又是另一回事。本着把水搅浑、把事闹大的指导精神，李逢吉决定把这个情报略作修改，然后透露给裴度，让他去跟元稹死磕。
五月的某一天，裴度的府上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此人名叫李赏，并未说明来路，只是神秘兮兮地告诉裴度：元稹和于方密谋，要派刺客干掉你。
裴度是大风大浪闯过来的人，当然不会听风就是雨，而且对这个来路不明的家伙也心怀警惕，所以听完只是一笑了之，并不当回事儿。
裴度如此气定神闲，李逢吉自然是大为恼怒。他想来想去，最后索性授意李赏去禁军告发，把这事捅上天去。
消息传开，朝野哗然。
穆宗立刻命人逮捕于方，交给三法司会审。审讯结果，所谓买凶杀人固然是子虚乌有，不过于方和元稹的密谋可就藏不住了。看过本案的卷宗后，穆宗对元稹大为失望——堂堂宰相，居然如此急功近利，不择手段，而且还执法犯法，怎堪为百官表率？
六月五日，穆宗愤然下诏，罢去元稹的宰相职务，贬为同州刺史；同时也免去裴度的相职，贬为右仆射。
很显然，这种各打五十大板的处理结果是不公正的，所以诏书一下，谏官们纷纷替裴度叫屈：“裴度无罪，不当免相。而元稹身为宰相，却跟于方搞阴谋诡计，处罚得太轻了！”
可是，穆宗却不为所动，仍然坚持原判。
至此，穆宗一朝的相权之争总算告一段落。裴度和元稹双双出局，李逢吉则坐收渔人之利，如愿以偿地登上了相位。
事实证明，在这场政治博弈中，不管是德高望重、功勋卓著的裴度，还是才华满腹、灵活多变的元稹，在权力斗争方面都不是李逢吉的对手。
为了权力，李逢吉可以无所不用其极，所以他才能笑到最后。
元稹被贬同州后，愤懑难平，就给穆宗上了一道奏表，竭力表明对朝廷的忠心。他在奏表的结尾说：“臣若余生未死，他时万一归还，不敢更望得见天颜，但得再闻京城钟鼓之音，臣虽黄土覆面，无恨九泉！”（《旧唐书·元稹传》）
元稹把自己说得可怜巴巴，就是想唤起穆宗的恻隐之心。
然而，奏表呈上却如泥牛入海，一点回音也没有。最后，元稹终于意识到——这一生，他再也没有机会听到长安的“钟鼓之音”了。
十年后，元稹卒于鄂州刺史任上，终年五十三岁。
敬宗登基
长庆二年，宰相们在朝堂上斗得不可开交，而在地方上，藩镇叛乱更是此起彼伏。这一年三月，也就是河北战乱刚刚平息不久，武宁镇又传来了兵变的消息。
武宁镇的治所在徐州，地处江淮，历来是帝国的财赋重镇。这个地方出了乱子，对朝廷显然是一个沉重打击。消息称，发动兵变的人是武宁节度副使王智兴，他在三月中旬驱逐了节度使崔群，夺取了军政大权，然后纵兵劫掠了中央盐铁专卖署在甬桥（今安徽宿州市）的转运院，抢走大量财帛，同时洗劫了各道停泊在汴水（连接黄河与淮河的运河）的进奉船，甚至连过往商旅的货物也强行搜刮了三分之二。
面对如此恶劣的反叛行径，穆宗李恒很头疼。
河北乱了，还可以依靠江淮的财赋发动一场平叛战争，如今江淮也跟着乱了，朝廷要拿什么来打仗？
最后，穆宗只好再度采用他那屡试不爽的“平叛”法宝——妥协。
三月二十八日，亦即兵变爆发仅仅十多天后，穆宗就忙不迭地授予了王智兴武宁节度使之职。
在飞扬跋扈、为所欲为的藩镇面前，与其说李唐朝廷的底线是被一次次突破了，还不如说此时的朝廷已经没有任何底线可言。
既然朝廷没有底线，那么造反也就成了一件低风险、高收益的事情了。这种好事，当然是人人抢着干。这一年七月，宣武（治所汴州，今河南开封市）又爆发兵变，将领李介驱逐了节度使李愿，自立为留后。
眼看藩镇叛乱已经从河北蔓延到了江淮和中原，再这么乱下去，帝国迟早会分崩离析。穆宗意识到事态严重，不敢再轻易让步了，连忙召集宰执大臣们商讨对策。
大臣们分成了两派。
一派以宰相杜元颖和财政大臣（度支）张平叔为首，他们认为，既然已经承认了河北三镇，宣武也未尝不可援用前例。
另一派以李逢吉为首，他坚决反对说：“河北的事情是迫不得已，现在如果连宣武也抛弃，那么江淮以南就都不再是国家的土地了。”
虽然李逢吉在权力斗争方面是个不折不扣的野心家，但在这种大是大非面前，他的立场还是值得称道的。可碌碌无为的杜元颖向来信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对李逢吉的强硬立场很不认同。他对李逢吉说：“李大人，难道你宁肯顾惜这几尺长的旌节，也不顾惜一方百姓的生命吗？”
这样的理由听上去似乎是冠冕堂皇的，让人很难反驳。
可事实上，杜元颖是在偷换概念。因为，李逢吉拒绝承认李介，绝不是出于对那“几尺长旌节”的爱惜，而是在维护朝廷废弛已久的纲纪，重拾屡屡被突破的底线。试想，假如李唐朝廷对所有叛乱藩镇始终采取妥协纵容的态度，那么天下藩镇必然会以河北、江淮和宣武为榜样，动不动就拥兵割据，与朝廷分庭抗礼。到那个时候，损失的就不是“几尺长的旌节”，而是帝国的秩序和天下的安宁。所以，与其说杜元颖等人的绥靖政策是在“顾惜百姓的生命”，还不如说他们是在以苍生社稷的福祉为代价，换取虚假而脆弱的表面上的和平。
说白了，这就叫饮鸩止渴、苟且偷安。
李逢吉当然不会听杜元颖等人扯淡，所以坚持原议。双方争执不下，穆宗无所适从，这次御前会议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不久，宣武下辖的宋、亳、颖三州因不服李介，遂相继上表，请求朝廷另行任命节度使。穆宗大喜，这才感到李逢吉的意见是正确的。李逢吉随即向穆宗献计：“征召李介入朝担任禁军将领，然后命义成节度使韩充转镇宣武。如果李介抗命不遵，就命武宁镇与忠武镇东西夹攻，再由义成军从北面攻击，韩充一定可以顺利赴任。”
穆宗依计而行。
李介果然拒不从命。
七月底，穆宗下诏讨伐，命忠武节度使李光颜等部对宣武发起进攻。李介发兵抵御，却屡战屡败。到了八月中旬，李介在忧惧中一病不起，只好把军政大权交给兵马使李质。李质历来倾向于朝廷，于是再度发动兵变杀掉了李介，并将其麾下所有反叛将领全部诛杀，最后把李介的四个儿子逮捕，一起押赴京师。
随后，韩充顺利赴任，并驱逐了一千多名参与李介叛乱的士兵，迅速稳定了宣武镇的形势，一场祸及中原的叛乱终于得以平息。
长庆二年下半年，各地又陆续爆发了一些小规模的兵变，所幸都被及时扑灭，没有酿成大的祸乱。然而，到了这一年冬天，一个突如其来的不幸事件，却让整个长安城的气氛骤然变得紧张起来。
穆宗李恒中风了。
天子的病是因一场马球赛而引发的。十一月的一天，穆宗和宦官们在宫中打马球，一个宦官不慎从马背上跌下，穆宗受了惊吓，随后就中风瘫痪、卧床不起了。
天子卧病在床，一连数日不能上朝，满朝文武都不知道具体情况，不免忧心忡忡。此外，更让朝野上下惶惶不安的是，帝国还没有储君。
无论天子的病情能否好转，都必须早立太子。这是人们的一致想法。于是宰相们屡屡上疏，请求入宫朝见，但都没有得到答复。
这种时候，人们自然想起了裴度。裴度年初虽被罢相，但仍以右仆射的身份留在朝中。如今，恐怕也只有像他这种功高勋著的元老重臣，才有资格见上皇帝一面了。
经朝臣们请求，裴度连上三疏，要求册立太子，并请皇帝接见大臣。十二月初五，穆宗终于被宦官用“大绳床”抬了出来，在紫宸殿接见了宰执大臣。
虽然天子的脸色异常憔悴，行动能力也尚未恢复，但是看见他的神志仍然清醒，众人总算稍感安心。
不过，太子是无论如何要赶紧册立的。
裴度和李逢吉不约而同地向穆宗提起了此事。当然，两个人的出发点截然不同。裴度考虑的是皇权的平稳过渡和社稷的安危，而李逢吉则是想趁此机会抢一个定策之功。所以，两人的劝谏之辞也有着微妙而重大的差异。
裴度说的是：“请速下诏，负天下望。”
李逢吉不仅极力劝请，还提出了具体人选：“景王已长，请立为太子。”
景王就是穆宗的长子李湛，此时年仅十四岁。
尽管宰辅重臣请立太子的要求非常强烈，可在整个接见过程中，穆宗李恒却始终不置可否，一言不发。
此时此刻，穆宗的心情无疑是很悲哀的。因为他现在才二十八岁，正值青春年华，可宰相们劝他册立太子时那种急不可耐的神情，好像他是一个马上就要死掉的七八十岁的老头。
不过，这也怪不得宰相们。因为李恒知道自己已经废了，更何况他也知道——死神在拜访一个人的时候，绝不会事先询问他的年龄。
所以，不管多么不情愿，他都只能认命。
随后的几天，中书、门下两省的官员请立太子的奏疏，又像雪片般飞进了宫中。穆宗怔怔地看着那堆奏疏，知道自己已经别无选择。
十二月初七，一道诏书颁下，景王李湛被立为太子。
接下来的整个长庆三年（公元823年），朝野上下都没有什么大事发生，帝国貌似一片平静。河北三镇虽然再次脱离了中央，所幸事态没有进一步恶化，并且自从朝廷平定宣武之后，各地藩镇似乎也收敛了一些，叛乱势头暂时得到了遏制。
这方面总算让朝廷暗暗松了一口气。可相形之下，朝廷内部的情况却不尽如人意。
朝堂上，李逢吉独揽朝政，极力排斥异己，于这一年八月把裴度逐出了朝廷，贬为山南西道节度使；而在内廷，宦官王守澄本来就因担任枢密使一职而手握大权，此次更是趁穆宗病重之际而彻底成为了天子的代言人。
李逢吉和王守澄就这样互为表里，联手控制了整个帝国朝政。
穆宗的病情在这一年没有进一步恶化，让满朝文武稍感安心。然而，天子随后便又染上了一样新的毛病，不禁让人们的心头再次蒙上了一层阴影。
天子喜欢上了长生之术，开始频频服用金石之药，就跟当年的宪宗一模一样。
遗传的力量真是不可思议。
人们对三年前发生在宪宗皇帝身上的那一幕记忆犹新——宪宗之所以英年早逝，正是不顾一切追求长生的结果。如今，天子李恒再次走上父亲的这条老路，其下场可想而知。
长庆四年（公元824年）正月初一，穆宗在含元殿举行朝会，准备恢复因病中辍的例行早朝。
然而，李恒绝对没想到，这将是他最后一次坐在金銮殿上。
正月二十日，穆宗旧病复发；短短两天后，病情迅速恶化，只好紧急下令太子监国。当天傍晚，刚届而立之年的穆宗李恒就驾崩了。
二十三日，李逢吉自命为“摄冢宰”，即摄政大臣。
二十六日，年仅十六岁的太子李湛在太极殿即位，是为唐敬宗。
穆宗朝的短暂历史就这样浮皮潦草地翻过去了。面对高高坐在金銮殿上这个尚未成年的新君，满朝文武未免都有些忐忑不安。因为大唐开国二百余年来，还从没出现过如此年轻的皇帝。
说白了，李湛还是个孩子。
饱经沧桑的大唐帝国，将在这个孩子手中变成什么样子？
人们不敢预料。
一人独大的朝堂
自从裴度和元稹罢相，李逢吉便在朝中一人独大，其地位已无人可以撼动。于是，朝臣中的识时务者纷纷投靠，很快就在李大人周围结成了一个阵容强大的死党。
这个死党以李逢吉的侄子李仲言为首，麾下有张又新、李续之、张权舆等人，号称“八关十六子”。所谓“八关”，是说李仲言等八人是这个死党的核心层，若有人想求李逢吉办事，必须先贿赂他们，相当于八道关卡；李仲言等八人另外还有八个手下，所以统称“十六子”。
面对权势熏天的李逢吉一党，多数朝臣都不敢招惹，只求洁身自好。但是，总有那么一两个刚直不阿的人，始终不买李逢吉的账。
比如翰林学士李绅。
自中唐以后，翰林学士就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职位，很多宰相都是从这个位子提拔上来的，所以中晚唐的翰林学士常有“内相”之称，最典型的就是德宗时代的贤相陆贽。
当初穆宗在位时，李绅就深受天子信任，每逢穆宗跟他讨论朝政，他都会不失时机地贬抑李逢吉。此外，凡是李逢吉有奏表递进宫中，只要让李绅看到了，通常都会利用自己的“内相”职权，不动声色地将其否决掉。
对于这样一个处处跟自己叫板的人，李逢吉自然是恨得牙痒。所以早在去年冬，他就曾精心做了一个局，要把李绅扳倒。
那是长庆三年九月，御史中丞一职出缺，穆宗让李逢吉推荐人选。李逢吉二话不说就推荐了李绅。他的理由是，李绅秉性正直，为官清廉，正是肃清政风、维护朝廷纲纪的不二人选。
穆宗一听，觉得很有道理，当即批准。
此时的穆宗当然不会想到，李逢吉这是在给李绅下套。他把李绅支到御史台，目的就是要看一场好戏。
当时，御史台的一把手是韩愈。而韩愈跟李绅是同一种人，性情刚直，眼里从不揉沙子。很多人都知道，宪宗末年，韩愈曾因那篇著名的《谏迎佛骨表》差点被宪宗砍掉脑袋，多亏裴度和崔群力谏，才救了他一命。长庆三年六月，韩愈从吏部侍郎调任京兆尹。在他之前，禁军一贯在京师作威作福，过去的京兆尹都不敢惹，可韩愈一来，禁军一下就变乖了，纷纷在私下里相互告诫：“这姓韩的连佛骨都敢烧，咱千万别犯在他手上！”
韩愈当时除了京兆尹，还兼任御史大夫。按规定，有此兼职的京兆尹不仅要在本衙门办公，还要在某些规定时间到御史台去坐班，称为“台参”。
李逢吉就打算在这里做手脚，让李绅和韩愈去死磕。
李绅刚到御史台上任，李逢吉马上通知韩愈不必台参。李绅不知此事，一连几天发现顶头上司都不来上班，便给韩愈发了道公函。韩愈有宰相特许，当然有理由不去。于是两人便在来回往返的公文中打起了口水仗，双方措辞都很强硬，最后闹得沸沸扬扬，满朝皆知。
李逢吉随即上奏穆宗，说李绅和韩愈身为大臣，竟然为了如此芝麻小事就撕破脸面，实在不堪为群臣表率，理应贬谪。
穆宗也觉得李、韩二人太不识大体，遂贬韩愈为兵部侍郎，贬李绅为江西观察使。
到了这一步，李绅和韩愈才不约而同地意识到——他们被李逢吉下套了。随后，两人便以辞谢君上为名入宫觐见。穆宗也依稀感觉事有蹊跷，就让他们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仔细讲了一遍。
事情摊开后，傻瓜也明白问题出在哪了。
穆宗当即收回成命，改任韩愈为吏部侍郎，李绅为户部侍郎。
精心布下的局就在最后一刻功亏一篑，李逢吉大为不甘。
长庆四年正月，穆宗驾崩，敬宗即位，李逢吉一边庆幸李绅的靠山倒了，可一边却不免担心新君会再度重用李绅。
为了彻底摆平这个死对头，李逢吉召集党羽，日夜密谋，最后终于想出了一个双管齐下的办法；一、破坏李绅的群众基础，让满朝文武都忌恨他；二、破坏领导对他的信任，让新君李湛厌恶他。
从古到今，一个人要想在官场上混得好，都需要“群众基础”和“领导赏识”这两大前提。李逢吉的这个策略，显然是要把李绅的官场根基连根拔起。
当然，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做许多细致的工作。
首先，李逢吉收买了李绅的一个族子李虞，让李仲言、张又新等人配合他在朝野上下大造舆论，散布谣言，说李绅一直在暗中侦查百官，凡是经常聚在一起讨论时政的，都被他以“交结朋党”为由列入了黑名单，然后再呈报给天子。
由于此事是从李绅的族子嘴里说出来的，很多朝臣都信以为真，自然都对李绅产生了极大的反感。
第一步大获成功，李逢吉随即展开第二步行动，请权宦王守澄帮忙，想办法在新天子面前抹黑李绅。随后的一天，王守澄找了个四下无人的机会，对小皇帝说：“陛下，您是否知道，当初是谁拥立您为储君的？”
小皇帝不假思索：“宰相啊。”
王守澄又问：“哪个宰相？”
小皇帝一脸茫然。
王守澄一笑：“这件事的内情，没有人比臣更清楚。陛下之所以能登临大宝，全凭李逢吉一人之力。至于杜元颖、李绅这些人，当时都是想拥立深王的。”
小皇帝虽然年龄不大，但不傻，听了王守澄的话，始终半信半疑。
李逢吉随即加紧攻势，让李续之等人接连上表，一再陈述相同的意思。最后，李逢吉亲自上场，对敬宗说：“李绅此人心怀不轨，终将不利于皇上，必须加以贬谪。”
深谙权术奥秘的人，通常也深谙人心的奥秘。作为权谋高手的李逢吉，很清楚什么叫作三人成虎、众口铄金，所以他坚信——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变成真理。
小皇帝李湛顶不住李逢吉一党的轮番轰炸，最后终于将李绅逐出了朝廷，贬为端州（今广东肇庆市）司马。
李绅被贬当日，李逢吉率领文武百官入朝向敬宗道贺，极力称颂天子英明。出宫后，百官又赶紧来到中书省向李逢吉道贺，极力称颂宰相英明。
满朝文武中，只有少数人没有参与这场闹剧。
因为，他们还没有丧失起码的良知。
然而，在这个充斥着阴谋和谎言的世界上，良知很多时候只会给人带来噩运。
在李逢吉看来，不参与道贺就是一种无声的抗议。而在如今的朝堂上，他绝不允许任何人反对他，即便这种反对只是在心里。
几天后，没有参加道贺的右拾遗吴思，翰林学士庞严、蒋防等人便相继被贬谪出朝，放逐远地。当时，庞严有一个好友叫于敖，担任给事中，有权对中书省的敕令提出异议。李逢吉贬谪庞、蒋的敕令一下，于敖便原封不动地把它退了回去。
人们私下里都替于敖捏了一把汗。因为于敖这么干，显然是在替庞、蒋二人打抱不平，可这样一来，就把李逢吉往死里得罪了，绝对不会有好果子吃。
就在亲朋好友暗暗称颂于敖品行高洁、不畏权贵时，一件让人大跌眼镜的事情发生了。
人们听说，于敖把敕书退回去的同时，还给李逢吉附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贬得太轻了，应该从重处罚。
人们恍然大悟，敢情这个于敖不是为朋友两肋插刀，而是向朋友胸口上插刀啊！
李逢吉本来正寻思着怎么修理这个不怕死的家伙，看见纸条后，顿时开怀大笑，随即重重褒奖了于敖。
李绅被贬到了天涯海角，此生回朝的机会已经微乎其微，可李逢吉还不甘心，决意要斩草除根。
随后的日子，李逢吉授意张又新等人屡屡上疏，说对李绅的贬谪太轻了，应该将其诛杀。小皇帝禁不住他们的软磨硬泡，最后终于点了头。只是什么时候杀李绅，他还下不了决心。
就在李绅命悬一线的时刻，终于有人站出来替他说话了。
这个人是翰林学士韦处厚。他上疏敬宗说：“李绅被李逢吉一党迫害，朝野都为之震惊浩叹。李绅是先帝信任的臣子，就算有罪，也应该从宽处理，才能体现陛下‘三年不改父之志’的孝道，更何况李绅本来就没罪呢？”
李湛看完奏疏，略有醒悟，但还是没有明确要不要杀李绅。
最后，一件很偶然的小事保住了李绅的人头。
有一天，小皇帝闲来无事，随手翻阅穆宗一朝留下的卷宗，其中几道奏疏忽然引起了他的注意。那是大臣请立太子的奏疏，署名者分别是裴度、杜元颖、李绅等人。
李湛打开一看，发现李绅当初也是极力拥立他当太子的人之一。
小皇帝看着这些奏疏，慨叹良久。过后，他就命人把李逢吉一党要求诛杀李绅的奏疏全部烧掉了，随后凡是此类奏请，也都被他当成了耳旁风。
然而，尽管明知道李绅是被冤枉的，李湛还是没有将他召回朝中。
因为，李逢吉一党的势力太大了，小皇帝绝不敢为了一个李绅跟他们翻脸。更何况，李湛太年轻了，他那单纯而稚嫩的心灵根本容不下繁杂沉重的国事。
换言之，李湛现在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嬉戏玩乐，而不是打理祖宗留下来的这片忧患深重的江山。
玩乐天子：我的青春我做主
其实，小皇帝李湛刚一上台，人们就再次见识了不可思议的遗传力量——他几乎就是他老子李恒的翻版。
首先，他继承了穆宗的慷慨。
刚一登基，他就一连三天对宦官们大加赏赐，不仅金银、绸缎和珠宝随便出手，就连官服也随便赏赐。至于赏赐的标准，则是依小皇帝的心情而定。比如今天刚刚赐给某个宦官绿色官服（六七品），明天就有可能赏他红色官服（四五品）。
其次，他继承了穆宗的娱乐精神。
从当上皇帝的次月开始，李湛就天天打马球、游乐、宴饮、看戏，其次数多得连史官都懒得记载。
最后，也是最要命的一点是——小皇帝和穆宗一样，一点也不喜欢政治。所以，例行早朝对他来讲就是一件避之唯恐不及的苦差事。登基不过才一个多月，小皇帝上朝的时间就一天比一天晚。谏官们屡屡上疏，李湛却置若罔闻。
三月十九日这天，日上三竿，朝会大殿上依旧不见天子的身影。百官都列队在紫宸门外等候，年事已高和体弱多病者都已渐渐不支，几欲晕厥。
谏议大夫李渤对宰相说：“昨天，我刚刚上疏提醒皇上，希望他上朝的时间不要太晚，没想到今天更晚。我身为谏官，难辞其咎，请准许我到金吾卫的军法处待罪。”
最后，哈欠连天的小皇帝总算来了。匆匆开完朝会，他就迫不及待地要起驾回宫，不料左拾遗刘栖楚却站着不走，显然是要进谏。
小皇帝假装没看见，准备开溜，可刘栖楚声音还是高高地响了起来：“陛下，微臣有事要奏。”
小皇帝只好停下脚步。
刘栖楚朗声说道：“宪宗和先帝都是年长之君，天下尚且叛乱不断，陛下年纪这么轻就继承帝位，更应早起治理朝政。可陛下却嗜睡贪色，日晏方起，如何对得起先帝的在天之灵？如今，先帝的灵柩还未下葬，歌舞伎乐已日日喧腾；陛下的美誉尚未彰显，恶名却已远播四方。臣恐陛下的福祚不会长久，请让臣在台阶上撞死，为荒废谏官之责谢罪！”
话音刚落，还没等小皇帝反应过来，刘栖楚便已跪倒在地，一下一下地用头去撞台阶，瞬间便已血流满面。
小皇帝吓呆了，顿时不知所措。
李逢吉和新任宰相牛僧孺闻讯，匆忙赶来解围，叫刘栖楚退下去听候处分。刘栖楚捧着鲜血淋漓的脑袋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一开口又骂起了宦官。小皇帝眉头紧皱，一直挥手让他退下。可刘栖楚却坚持说：“陛下不听臣言，就让臣死！”
牛僧孺赶紧说：“你所奏之事皇上都已经知道了，先下去等候处分。”
刘栖楚这才不情不愿地退了出去和李渤一起在金吾卫听候裁决。
惊魂未定的李湛赶紧问宰相，此事该如何处置。几个宰相一致认为，谏官的意见是正确的，应该采纳。李湛无奈，只好命宦官前去宣慰，好言好语把刘栖楚和李渤劝了回去。
几天后，李湛下诏，将刘栖楚擢升为起居舍人，并赐四品绯衣，以示对他忠言进谏的表扬和鼓励。刘栖楚的原官秩仅为从八品上，而起居舍人则是从六品上。小皇帝一下子将他连升数级，可以说对他够意思了。可出乎李湛意料的是，刘栖楚一点也不领情，居然以生病为由推掉了官职。
不过，刘栖楚领不领这个情，对小皇帝来讲根本无所谓。
他本来就是迫于舆论压力做个姿态而已，如今刘栖楚自己不识抬举，李湛自然懒得理他。几天后，小皇帝又赐给“内教坊”（宫廷歌舞团）一万缗钱，叫他们抓紧排练，说随时会去观看他们演出。
没办法，这就叫我的青春我做主。
走自己的路，让谏官们说去吧！
在关注娱乐事业、弘扬娱乐精神方面，李湛可以说完全继承了他老爸穆宗的衣钵。让他们接受谏言或许容易，可要让他们改正缺点，那可是比登天还难。
“死谏风波”过去后，谏官们不约而同地噤声了。原因倒不是小皇帝改掉了嗜睡赖床、上班迟到的毛病，而是大伙寒了心。
既然刘栖楚以死相争都没效果，那大伙还有什么好说的？
小皇帝的种种荒唐行径很快就成了朝野上下尽人皆知的事实。对这种事，老百姓大多也只是当成茶余饭后的谈资，发发牢骚、苦笑几声而已，不会动什么别的心思。
可是，长安城中有个人却动了心思，而且还是特别大的心思。
他想——既然皇帝不好好干，为何不将他取而代之呢？
假如此人是独揽大权的宰相，或者是手握禁军的宦官，动这个心思还算靠谱，可问题是，这个异想天开的家伙只是个平头百姓。
此人叫苏玄明，是个算命先生。平常估计就是在街边支个摊，旁边插一根“苏铁嘴”或“苏半仙”的旗子，信口忽悠一些无知群众，随便混口饭吃，日子肯定是过得乏味至极。可自从动了这个“彼可取而代之”的心思后，苏半仙就变得精神抖擞了，成天眼睛放光，在所有认识和不认识的人里面拼命搜寻，希望找到那个可以取代李湛的真命天子，然后辅佐他君临天下。
苏玄明有个朋友叫张韶，是宫中染坊的杂役，有出入皇宫的便利。有一天，张韶来他家串门，苏半仙心中顿时一亮，赶紧问了他的生辰八字，然后煞有介事地算了一卦。
卦象出来后，苏半仙忽然瞪大眼睛不说话了。
张韶吓了一跳，连忙问他怎么回事。苏半仙盯着他的脸看了许久，然后用一种深沉的口吻说：“卦象显示，你将会坐在天子的御榻上，与我一同进餐。”
张韶一听就乐了，差点没把大牙笑掉。可当他看见苏玄明异常严肃的表情时，才意识到这家伙并没有发烧。紧接着，他又听见苏玄明说：“现在皇上每天都在打猎和玩球，经常不在宫中，依我看，大事可图！就看你敢不敢干了。”
接下来，不知道苏半仙是不是跟张韶宣扬了许多“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革命道理，反正张韶歪着脑袋回味了半天，最后终于大腿一拍，说了一个字：“干！”
于是，唐朝历史上一场绝无仅有的宫廷暴动，就从这两颗朴素的脑袋中诞生了。
两个人说干就干，很快就忽悠了一百多人，都是张韶在宫廷染坊的工友。苏半仙不知用了什么手段，把他们忽悠得晕头转向、热血沸腾，于是暴动计划就这么定了下来。
四月十七日这天，行动开始了。他们把兵器藏在几辆运染料的车中，准备从大明宫东面的银台门运入宫中，于当天夜里起事。不料，他们刚走到银台门，禁卫人员就察觉车载太重，将他们拦下盘问。苏、张二人眼见事情即将败露，当即提前行动，抽出武器杀了盘查人员，然后和徒众们挥起武器，大声嘶喊着冲进皇宫。
此时，小皇帝正在清思殿和宦官们打马球，忽然听见外面杀声震天，顿时大惊失色。宦官们慌忙关上宫门，可暴民很快便砸烂宫门，一拥而入。魂不附体的小皇帝在宦官的簇拥下仓皇逃往左神策军营。左神策中尉马存亮一听皇上驾到，赶紧跪地迎驾，并亲自把小皇帝背进军营，随即命大将康艺全率领骑兵入宫讨贼。
苏、张二人带着手下径直冲上了清思殿。张韶一屁股坐在天子御榻上，一边招呼苏玄明吃东西，一边兴高采烈地说：“你卜的卦可真准！”
苏半仙一听，差点没背过气去。敢情张韶这小子拎着脑袋造反，就为了坐在龙椅上吃一回点心啊？苏玄明恶狠狠地盯着张韶，气急败坏地说：“我们起事难道就为了这个？”
就在这个时候，殿外传来了禁军的喊杀声。
张韶终于回过神来，慌忙跳起来夺路而逃。
可是，他们已经无路可逃了。
此刻的清思殿，已经被数百名全副武装的禁军士兵团团包围。
接下来的事情毫无悬念。禁军就像砍瓜切菜一般，很快就把苏、张和他们的暴动团伙彻底收拾了。次日，个别漏网之鱼也被悉数抓获，等待他们的无疑将是杀头诛族的命运。
这场突如其来的平民暴动，从头到尾都显得相当无厘头，在唐朝历史上似乎也是破天荒的头一遭。即便是把它当成小说情节来看，也显得有些匪夷所思，可它却被白纸黑字地记载在史册上。
现在比较流行“气场”一说，意思是一个人有什么样的性格，自然会感应什么样的事情。按佛教的说法，叫作“业力感召”。
也许我们只能说，正因为敬宗李湛本人就是个无厘头，才会感召如此无厘头的事情。
事后，有关方面追究责任，认为有三十五名宦官难辞其咎，按律当斩，因为他们看守的各道宫门都被暴民轻而易举地攻破了，明显是玩忽职守。可小皇帝却下诏赦免了他们的死罪，只处以杖刑，同时保留他们的所有职务。
对于小皇帝来讲，这场暴动只是虚惊一场，没什么大不了的。
他发现，除了宫门被砸烂几扇、御座上沾了几点染料和污渍之外，自己并没什么损失，所以没过几天，小皇帝就把一切不愉快全都抛到九霄云外了。
几年来，李逢吉在朝堂上俨然已是“教父”级的人物，不仅大多数朝臣唯其马首是瞻，就连宰相班子的人选也几乎都是他举荐的，如中书侍郎牛僧孺、吏部侍郎兼同平章事李程、户部侍郎兼同平章事窦易直等。然而，到了宝历元年（公元825年），李逢吉却发现自己苦心经营的权力金字塔开始有点松动了。
原因就出在他举荐的人身上。
首先是中书侍郎牛僧孺。他于长庆三年入相，已经在宰辅的位子上坐了两年。可这两年当中，朝中的大小事情基本上都是李逢吉一个人说了算，牛僧孺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毫无作用的摆设。这种徒有虚名、无所作为的宰相生涯让牛僧孺苦恼不已。
眼见皇帝荒淫、佞幸当权，牛僧孺很想进谏，却又怕因言获罪。继续保持沉默吧，又不甘尸位素餐，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他最后还是决定离开朝廷，以求内心的解脱。
随后，牛僧孺屡屡上表请求外调。敬宗李湛看他去意甚坚，也就不再挽留，于这一年二月命他出任武昌节度使，但仍让他遥领“同平章事”的荣誉衔。
牛僧孺的断然离去让李逢吉很不爽。
因为这是一种无言的抗议，是在间接表达对他的不满，让李逢吉感到很没面子。
不过，最让李逢吉不爽的还不是牛僧孺，而是比他稍晚入相的李程。李程可不像牛僧孺什么事都窝在心里，他于长庆四年五月入相，刚一上台就表现出了刚直敢言的作风。当时，小皇帝刚即位不久，打算修建豪华宫殿，李程一看就说：“先帝宾天未久，陛下便如此大兴土木，岂是人子尽孝之道？”
小皇帝闻言，也有些尴尬。李程当即建议，把已经准备好的那些建材拿去扩建穆宗陵寝，以示新君的孝心。李湛无奈，只好听从。
李逢吉听说这件事后，就隐隐觉得李程这个人不简单，可能不太好掌控。
不久后，又发生了一件事，果然证实了李逢吉的判断。
王庭凑当初围攻深州，刺史牛元翼只身突围，家属落在了王庭凑手里。事后，牛元翼派人给王庭凑送了好几次钱，请求赎回家人，可王庭凑对他此前的拼死抵抗余恨未消，所以把他送去的钱全都留下了，人却一个不放。
牛元翼悲愤莫名，不久后便抑郁而终。一听到牛元翼的死讯，王庭凑知道手上的人质没用了，就残忍地将牛元翼的一家老小全部杀死。
消息传到朝廷，敬宗李湛很受震动，连连哀叹“宰辅非才，使凶贼纵暴”。翰林学士韦处厚趁机劝谏，说被放逐的三朝元老裴度“勋高中夏，声播外夷”，如果让他回到宰辅的位子上，一定能从根本上解决河北藩镇的问题。
敬宗动了心，就打听裴度的近况。韦处厚说，裴度两年前遭李逢吉排挤，出任山南西道节度使，连“同平章事”的荣誉衔都没有挂。敬宗不禁愕然。过后，敬宗又就此事询问新任宰相李程。
关键时刻，李程再次体现出了自己的正直。他力赞裴度贤能，请敬宗对裴度施以恩遇，以备大用。几天后，敬宗就下诏恢复了裴度的同平章事之衔，显然有召他回朝复相的意思。
众所周知，裴度是李逢吉的头号政敌。可现在，被李逢吉一手提拔上来的李程居然胳膊肘朝外拐，帮着裴度说话，这无疑极大地触犯了李逢吉的利益。
对李程这种“恩将仇报”的做法，李逢吉的恼怒可想而知。
一旦有机会，他必将毫不犹豫地除掉李程。
宝历元年九月，朝中发生了一起要案，李逢吉立刻意识到机会来了。事情起于一个叫武昭的人。此人本是裴度手下，在平定淮西时立下战功，深受裴度赏识，几经提拔，后来官至刺史。可几年后，裴度垮台，武昭也跟着遭殃，被贬到了一个闲散的位子上。武昭愤愤不平，自然对李逢吉极为恼恨。
武昭有个朋友叫李仍叔，时任工部的水部郎中，是李程的族人。因为李程和李逢吉不和，所以李仍叔就想帮李程做点事情。当他发现武昭对李逢吉满腹怨言时，顿时生出了借刀杀人的想法。有一次，李仍叔若无其事地对武昭说，本来李程是想起用他的，不料李逢吉极力反对，只好作罢。武昭闻言，更是对李逢吉恨之入骨。
此后，郁郁不得志的武昭时常借酒消愁，每次喝高了便破口大骂李逢吉。九月的一天，武昭又叫了三五个朋友一块喝酒，照例喝得酩酊大醉，对李逢吉当然也是照骂不误。几个朋友都听惯了，也不以为意。可没想到，武昭骂得兴起，最后居然爆出惊人之语，说他已经有了一个刺杀李逢吉的计划。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席间有人一听就把这事记下了，随后立刻把消息透露给了李逢吉的死党张权舆。张权舆马上向李逢吉汇报。李逢吉闻言，一个一箭双雕的计划立刻浮现在他的脑海。
几天后，李逢吉就暗中派人告发了武昭。
敬宗觉得此事非同小可，随即逮捕武昭，命三法司会审，同时把那天跟他一块喝酒的几个朋友也都抓了起来。被抓的人中，有一个人叫茅汇，时任左金吾兵曹，平时与李逢吉的私交不错。李逢吉马上授意侄子李仲言去探监，并且给茅汇带去了一句话。
李仲言对茅汇说：“只要一口咬定武昭是受李程指使，你就性命无忧，否则，你必死无疑！”
李逢吉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把裴度和李程都扯进来，将他们污为此案的主谋。一旦这个目的达到，不仅李程要被逐出朝廷，裴度回朝的希望自然也就破灭了。
然而，李逢吉万万没想到，到头来，不但他的如意算盘彻底落空，而且还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因为茅汇不是贪生怕死之辈，而是根硬骨头。他对李仲言说：“即便蒙冤而死，我也心甘情愿！要我诬陷别人以求活命，不是我的为人。”
最后，茅汇如实向三法司陈述了事情经过，并将李仲言要他作伪证的事也说了。
案情就此水落石出。
这一年十月末，三法司宣布判决结果：武昭因蓄谋刺杀宰相，被判杖刑，乱棍打死；李仍叔无中生有，挑拨是非，被贬道州（今湖南道县）；李仲言唆使证人作伪证，妨害司法公正，流放象州（今广西象县）；茅汇知情不报，有包庇嫌疑，流放崖州（今海南琼山市）。
宝历元年末，朝中要求裴度回朝的呼声日益高涨，敬宗李湛也频频派人前往兴元（山南西道治所，今陕西汉中市）慰问裴度，并暗示很快将召他回朝。
面对这一切，李逢吉感到了莫大的恐惧。
最信任的侄子李仲言因武昭一案被流放，让李逢吉强烈意识到——自己在天子李湛心目中的地位已经大不如前了。
一旦裴度回朝，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必将不保。
所以，李逢吉必须堵死裴度回朝复相的道路。
为此，他将不择手段。
把娱乐进行到死
宝历二年（公元826年）正月，裴度终于在朝野的共同盼望中回到了长安。差不多与此同时，一则奇怪的民谣忽然间不胫而走，没几天便传遍了长安坊间。
民谣唱道：“绯衣小儿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驱逐。”
谁都看得出，这是冲着裴度来的。
“绯衣”等同“非衣”，合起来是一个“裴”字；“坦其腹”的“腹”字可以指代“肚”（度），所以这前半句指的就是裴度；而后半句的“天上有口”合起来，则是一个“吴”字。整句民谣的意思，就是暗指当年裴度平灭淮西吴元济之事。
如果单纯看这则民谣，很可能以为这是在赞颂裴度的讨平藩镇之功。不过，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因为，与民谣配套出笼的，还有一则流言。
和上面那个民谣比起来，这则流言的杀伤力可要强得多了。
流言说，长安城里由东到西横亘着六条高坡，很像《易经》中“乾卦”的“六爻”卦象。六爻之象，由下往上分别名为“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而裴度的宅邸，恰好位于第五道高坡上。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裴度之宅乃是“九五贵位”。
中国人都知道，古代皇帝有一个代称叫“九五之尊”，可见“九五”是真龙天子的专用名词，任何人不得擅用，一旦有侵权嫌疑，他的麻烦就大了。
所以，把这则流言跟上面那个民谣结合起来看，某些人企图向天下人表露的信息就再明显不过了。那就是——裴度既有平藩之功，又有“九五之命”，这样的人想当天子，不也是顺理成章的吗？
正当这则居心叵测的流言在长安传得沸沸扬扬之际，有个人又趁热打铁地入宫觐见天子了。他急不可耐地对敬宗说：“裴度名应图谶，宅占冈原，不召而来，其旨可见。”（《资治通鉴》卷二四三）
这个人就是李逢吉的死党张权舆。
看见张权舆如此热心地为流言做注解，敬宗心里不免犯了嘀咕：说裴度“宅占冈原”倒有几分靠谱，可说他“不召而来”就纯属臆测了。他明明是奉了朕的密诏才回京的嘛，怎么可能有什么企图呢？倒是你张权舆的问题很大。你如此热心地为流言作解，是不是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呢？你究竟安的什么心？
张权舆安的什么心，明眼人其实都能看明白。翰林学士韦处厚便直言不讳地告诉敬宗：指不定这个张权舆就是流言的始作俑者。
换言之，韦处厚是在暗示敬宗——李逢吉八成就是这件事的幕后主使。敬宗虽然是个玩乐天子，但他并不傻，所以他也觉得这种可能性非常大。
在敬宗看来，假如这事真是李逢吉搞的，那这招也太损了，足以证明李逢吉是个卑鄙阴险的小人，如果让这种人继续把持朝政，肯定不是什么好事。相反，李逢吉如此不遗余力地陷害裴度，反而从客观上证明了裴度对朝廷的价值，也表明裴度的贤能并非浪得虚名。
于是，短短一个月后，敬宗就做出了命裴度复相的决定。
宝历二年二月，李逢吉一党企图陷害裴度的计划彻底落空，裴度被召回朝中，复任司空、同平章事。
李逢吉知道，自己完了。
他做梦也想不到，自己处心积虑搞这么多事，不但最终促成了裴度的复相，而且加速了自己宰相生涯的终结。
十一月，把持朝政达四年之久的李逢吉被逐出朝廷，外放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虽然敬宗没把事情做绝，仍然让他挂着“同平章事”的荣誉衔，可李逢吉明白，一旦离开政治中枢，这个虚衔与其说是陪伴他走过余生的一种荣誉，还不如说是供他回首往事的一种凭吊。
在贯穿穆、敬两朝的这场政治较量中，权谋高手李逢吉尽管一度赢得钵满盆满，但最终还是被淘汰出局了。
然而，小人的出局并不意味着君子的胜利，重回相位的裴度也没有多少欣喜之情。
因为，业已成年的天子李湛对娱乐事业的热衷不仅丝毫未减，且有变本加厉之势。此外，他对宦官的宠幸也是一如既往。从某种程度上说，大唐帝国的命脉仍然掌握在王守澄等人的手中。
这些年来，朝中政局日非，四方藩镇跋扈依旧，当初与宪宗一起奋力打拼出的那个“元和中兴”早已成为凋谢的黄花。即便裴度仍然怀有老骥伏枥的报国之志，但是面对千疮百孔、积重难返的帝国，他也难免有力不从心之感。未来的日子，裴度知道自己唯一能做的，就是力所能及地对阉宦集团进行制衡而已。
在李湛登基的第一年，他虽然讨厌上朝，可还是不敢不上，顶多就是迟到而已。可从第二年起，他就开始跳票了，连朝也不上，整天跟宦官们厮混在一起，寻欢作乐，毫无节制，一个月上朝最多不过两三次，满朝文武连他的面都很少见到。
宝历二年，李湛虽然已经十八岁了，可他却玩得比以前还疯，声色犬马样样喜好，无不精通，其中尤以“打马球”和“掰手腕”最为擅长。
据说，天子在这两个项目上的竞技水平已跻身当时超一流选手的行列。为此，禁军和天下诸道纷纷向天子进献大力士，以供天子训练和比赛之用。
当然，最终他们都不是李湛的对手。于是李湛特意悬赏一万缗，命内侍宦官招募能与他交锋的高手。很快，又有更多体育健儿从四面八方涌来，夜以继日地陪伴在天子左右，随时与他切磋技艺。
当然，大部分应召而来的大力士都很清楚“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竞技原则，多数时候都会表现出比天子稍逊一筹的样子，可也有些人一时疏忽，在竞技中险些赢了天子，那他们就遭殃了，动不动就会被流放边地、没收家产。
与此同时，天子身边那些内侍宦官也会跟着遭殃，时不时就会挨上一顿鞭子。
宦官们人人自危，又恨又怕。
这样的情形，看上去让人觉得特别眼熟。
是的，此时的敬宗李湛很容易让人回想起当年的宪宗李纯。
一切都是如此似曾相识……
当年那个喜怒无常、滥施刑罚的宪宗皇帝就是被宦官杀死的。这件事外界不清楚，可在大明宫老老少少的宦官中间，却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而今，敬宗李湛拿宦官不当人，他又会遭遇怎样的命运呢？
宝历二年（公元826年）十二月初八，天子李湛在外面打了一天的猎，深夜才回到宫中。可他意犹未尽，又召集内侍宦官刘克明和禁军将领苏佐明等人一起饮酒。
天子一通豪饮，很快就醉了。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去内室解手。
刘克明和苏佐明等人交换了一下眼色。
一切心照不宣。
苏佐明跟在天子后面悄悄走进内室……忽然间，刘克明掷下一只酒杯，殿内烛光齐灭，黑暗中传出一个人重重倒地发出的闷响。
李湛死了。
这个年仅十八岁的青春皇帝就这样把娱乐进行到死了。
干掉天子后，刘克明等人当即伪造了一道圣旨，传翰林学士路隋草拟遗诏，命绛王李悟（宪宗第六子）主持军国大事。
十二月初九，宫中发布天子遗诏，绛王李悟登紫宸殿外廊，接见宰相和文武百官。
这突如其来的巨变让满朝文武面面相觑，百思不解。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那个浑身上下充满活力的青春天子，怎么可能在一夜之间说驾崩就驾崩了呢？
谁也不知道，昨天那个月黑风高之夜，皇帝的寝殿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满朝文武，只有一个人对此心知肚明。他就是枢密使王守澄。
作为当年谋杀宪宗的主谋之一，王守澄很清楚天子暴毙的真正原因。很显然，内侍宦官刘克明等人干了和他当年一模一样的事情，而他们的目的也是不言自明的，那就是拥立新君，控制朝政。
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王守澄不敢耽搁，立刻召集右枢密杨承和，左右神策中尉魏从简、梁守谦（这四个当权宦官，被时人称为“四贵”），开了一个碰头会。
经过紧急磋商，“四贵”决定抢在刘克明等人之前动手。
十二月初九，禁军倾巢出动。大明宫内鲜血飞溅。刘克明一党和绛王李悟等全部被砍杀。同日，王守澄等人亲自赶往十六宅（李唐皇族的聚居地），迎请江王李涵入宫……
满朝文武还没从天子暴亡的突发事变中回过神来，眼前的一切再次令他们目瞪口呆。
江王李涵是穆宗李恒第二子、敬宗李湛的异母弟，时年十八岁，仅比李湛小几个月。当一群全副武装的禁军士兵在宦官的率领下不由分说地把他拥入宫中的时候，一脸苍白的江王李涵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道这群人到底要让他干什么。
不过他很快就知道了——他们是要让他当天子。
直到江王李涵站在金銮殿上，看见那张空空荡荡的帝座向自己蓦然敞开怀抱的时候，他仍然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可它的确是真的。
第二天一早，宦官们就拥着李涵来到了紫宸殿的外廊，像昨天的绛王李悟一样，以储君的身份接见宰相和文武百官。
宝历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在以王守澄为首的宦官集团的拥立下，江王李涵登基为帝，更名李昂，是为唐文宗。
在新天子的登基大典上，王守澄似笑非笑的目光一直盯在新君李昂的脸上。
这样的目光意味深长——
今天，我把整座江山送给了你；明天，你将回报给我什么？
大典进行的过程中，新君李昂始终目不斜视，看上去似乎显得专心致志。
可是，他只用眼角的余光就读懂了王守澄那个诡谲的笑容——
我知道，该给你的我都会给你。你开启了我的帝王之路，你有定策之功，所以，我会给你梦寐以求的一切富贵。
不过，有一点你要搞清楚，这李唐江山是我父兄留下的遗产，不是你一个奴才可以随手送人的礼物。所以总有一天，我也会给你一样你不想要的东西。
那就是——惩罚。
一个僭越犯上、擅行废立的奴才应得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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