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被宦官拥立的天子，而且是一个与敬宗年龄相仿的天子，刚刚上台的李昂是很不被大唐臣民看好的。
因为，穆、敬二宗将娱乐进行到死的那副德性太让人印象深刻了，并且鉴于遗传力量的强大作用，人们完全有理由怀疑——这个叫李昂的年轻人十有八九也是个顽主。
都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可是这回，群众却看走了眼。
新天子非但不是顽主，而且还颇有明主的潜质——他一上台就狠烧了三把火，把臣民们烧得那叫一个目不暇接。
李昂先是一道诏命遣散了三千多名宫女，接着又把“五坊”中专供皇帝狩猎用的大部分鹰犬都放生了，随后又裁汰了教坊、翰林院和内苑总监中的一千两百多名冗员，最后把御马坊和马球场的占地，以及穆、敬二宗私藏的钱帛和田地等物全部划归朝廷的有关部门。此外，新天子还一改敬宗不理朝政的恶习，不但该上朝的时候准时上朝，而且在朝会上还孜孜不倦地向宰相和百官询问政务，以至经常忘了退朝的时间……
很显然，新天子登场后的这一系列做法，是想树立一种去奢从俭、励精求治的新政风，与贪玩好色和荒废朝政的穆、敬二宗划清界限。也就是说，他希望用大刀阔斧的实际行动，来改写李唐天子一蟹不如一蟹的历史宿命。
这样的开局无疑是令人振奋的。
看着朝气蓬勃的年轻天子，人们仿佛又看到了当年的宪宗皇帝。
于是，原本弥漫在朝野上下的悲观情绪顿时一扫而光。长安士民争相庆贺，相信太平日子很快就会到来，而帝国的明天也一定会更好。（《资治通鉴》卷二四三：“中外翕然相贺，以为太平可冀。”）
新年二月，朝廷大赦天下，改元“太和”。
新时代的大幕拉开了，人们都兴奋地期待着新天子的后续表现。
然而，事情并没有按照人们的希望发展。
除了刚开始的三把火，这位闪亮登场的新天子并没有给人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李昂登基不过数月，宰相们就发现，这位新君虽不乏宪宗皇帝年轻时那种虚怀纳谏的雅量，但他却远远不具备宪宗那种说一不二、雷厉风行的作风。
这些日子以来，君臣们在朝会上为帝国的未来描绘了许多美妙的蓝图，也煞费苦心地制定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可往往是昨天刚刚研究出来的东西，还没来得及实行，第二天就被天子本人莫名其妙地推翻了。
当这种出尔反尔的现象屡屡发生之时，宰相们的积极性自然是备受打击。
太和元年（公元827年）四月，新任宰相韦处厚终于忍不住了，在延英殿上对天子发了一通牢骚，并愤然提出辞职。
天子赶紧赔笑脸，并且说了一大堆好话。
韦处厚很无奈，最后只好收回了辞职请求。虽然他心里仍有些不快，可其实他也知道，天子之所以屡屡出尔反尔，并不完全是主观性格使然，而是有着难言的苦衷。
准确地说，天子背后有一只无形的手，足以通过天子左右帝国大政。这是谁的手？答案很简单——权宦王守澄。
事实上，从文宗李昂即位的那一刻起，王守澄就已经毋庸置疑地成了帝国政治的幕后推手。不管什么事情，只要王守澄说不的，李昂就绝不敢说是。不管文宗君臣对帝国的未来作出了怎样的规划和设想，王守澄都拥有最终裁决权和一票否决权。
这是天子的无奈，更是帝国的悲哀。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宦官乱政”的现象由来已久，绝非一朝一夕所致。任何人试图挑战宦官集团的权威，都必须考虑自己的身家性命，并且还要掂量自己的分量和实力。对此，无论是位居宰辅的韦处厚，还是君临天下的李昂，都概莫能外。
当然，天子宰相和满朝文武都奈何宦官不得，不等于天下士人就会对这种反奴为主、太阿倒持的政治乱象始终保持沉默。
太和二年（公元828年）三月，在文宗李昂亲自主持的“贤良方正”科的策试中，一个叫刘蕡的考生就呈上了一份慷慨激昂的策论，对宦官乱政和藩镇割据的现象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终于替天下士人出了一口恶气，也替朝堂上的衮衮诸公说出了想说而不敢说的话。
刘蕡的策论文采斐然，切中时弊，而且把宦官和藩镇骂了个狗血喷头。上至天子，下至百官，所有看过卷子的人都觉得这个刘蕡实在是太有才了，骂得也实在是痛快！
可是，有才归有才，痛快归痛快，就是没人敢录取他。
因为没人敢得罪宦官。
包括天子李昂在内。
半个月后，朝廷张榜，同科应考的杜牧、裴休等二十二人皆被朝廷录取，且被授予官职，唯独刘蕡名落孙山。上榜的考生们义愤填膺地说：“刘蕡落第，我辈登科，岂不令人汗颜！”随即联名上疏，请求把他们的官职转授刘蕡。与此同时，京城的舆论也一片哗然，纷纷为刘蕡鸣冤叫屈。
然而，天子和朝廷始终未作任何表态。
最后，刘蕡默默收拾行囊，黯然离开了长安。据说，刘蕡后来辗转数道，先后做了几个节度使的幕僚，终其一生也未能正式入仕，到死都是个不入流的“吏”。
不过，话说回来，刘蕡的这种结局也未尝不是好事。
道理很简单——连天子本人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他一个小小的刘蕡就算入仕为官，不也是宦官砧板上的鱼肉吗？
这些年来，除了“宦官乱政”令人心焦之外，帝国的藩镇事务也是一笔让人无奈的糊涂账。
穆宗一朝，成德出了个王庭凑，卢龙出了个朱克融，魏博出了个史宪诚，武宁出了个王智兴。无一例外，全都是通过兵变上台的。穆宗李恒像是一个有心无力的救火队员，刚开始还东奔西突地扑了几下，后来发现再怎么努力也是白搭，索性闭上眼睛当鸵鸟，对藩镇一律采取妥协政策。
到了敬宗一朝，局面更是混乱不堪。先是昭义的刘从谏父死子继，朝廷承认他为留后，不久又任其为节度使。紧接着，幽州又发生兵变，乱兵杀了朱克融和他的长子朱延龄，拥立其次子朱延嗣接管军政。稍后，兵马使李载义又杀了朱延嗣和他一家三百多口，自立为留后。敬宗照例听之任之，于数月后任其为节度使。
差不多在此前后，横海（治所在今河北沧州市）节度使李全略死了，他的儿子、节度副使李同捷又擅自兼任留后。文宗登基后，李同捷随即送他的两个弟弟入朝为质，希望以此换取朝廷对他的任命。
对李昂来讲，这显然是他帝王生涯中的第一个考验。
如果承认李同捷，那无异于自动承认自己跟穆、敬二宗毫无二致，都是奉行鸵鸟政策的窝囊天子；如果拒绝承认，那就意味着一场战争。
刚刚即位的文宗李昂，敢下决心和藩镇开战吗？
他不敢。
可是，既想避免战争，又不甘心被藩镇牵着鼻子走，该怎么办？
文宗想来想去，最后只好采取折中的办法，把天平（治所郓州，今山东东平县）节度使乌重胤调往横海，再把李同捷调往兖海（治所兖州，今属山东）。
文宗本以为这样一来，既遂了李同捷当节度使的愿，又维护了朝廷的脸面，也算是个两全其美之策。
然而，接到调令的时候，李同捷却发出了一声冷笑。
在他看来，天子这一招叫作调虎离山。
老虎一旦离开自己的山头，被人扒皮的日子还会远吗？
这么简单的道理，李同捷不会不懂。于是他假托被将士留住，拒绝赴任。
文宗犯难了。
他意识到，眼下的河北诸藩早已被穆、敬二宗宠坏了，朝廷要么听之任之，要么断然宣战，二者必居其一，没有中间道路可走。
怎么办？
是不畏强藩迎难而上，继承宪宗遗志，让昙花一现的中兴大业重放光芒，还是无所作为得过且过，步穆、敬二宗之后尘，关起门来做一个奉行鸵鸟政策的“太平”天子？
要论志向，打从江王时代起就熟读《贞观政要》、对太宗皇帝充满无限景仰的李昂绝不至于胸无大志。对于安史之乱以来的历史积弊，以及穆、敬年间的种种政治乱象，他也看得比任何人都清楚。所以，在内心深处，李昂的中兴李唐之志绝不在当年的宪宗李纯之下。
如今，李昂唯一缺少的，也许就只有行动的勇气了。
太和元年盛夏的那些日子，大明宫中燠热难当，李昂在辗转反侧中度过了几个不眠之夜。最后，他终于做出了抉择——向藩镇宣战。
他要用行动向天下人证明，如今的大唐天子绝不是一个空怀梦想、志大才疏的人，他有信心、也有能力维护朝廷的纲纪和尊严，重塑李唐中央的权威。
这一年八月，文宗毅然下诏，革除了李同捷的所有官爵，命乌重胤、王智兴、史宪诚、李载义、李听等七道节度使发兵讨伐。
志大“财”疏：文宗的软肋
朝廷的宣战书一下，诸藩立刻产生了不同的反应。
武宁节度使王智兴表现得最积极，不仅亲率三万大军开赴战场，而且自备了五个月的军粮。当然，王智兴之所以如此自告奋勇，并不见得是出于对朝廷的忠心。首先，武宁地处江淮，与河北的利益联结不是很紧密；其次，王智兴也未尝不是想利用朝廷与河北的矛盾，趁机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比较让人意外的是，历来同穿一条裤子的河北三镇，此次在对待横海的问题上，却采取了很不相同的立场。
横海虽然位于河北境内，但与卢龙、魏博、成德这三个造反专业户比起来，跟朝廷打架的经验要少得多，本身的实力也小很多。所以，朝廷一发出讨伐令，李同捷就赶紧给三位老大送了一大堆珍玩和美女，希望他们出手相助。
面对李同捷的贿赂和求援，三镇的反应各有微妙之处。
最先作出反应的是卢龙节度使李载义。当李同捷的侄子带着礼物来见他时，李载义想都不想就把他绑了，随后连人带东西一块献给了朝廷，做得相当绝情，一点面子也不给。
李载义之所以急于跟横海划清界限，原因自然也不是出于忠诚，而是出于心虚。
作为一个靠兵变上台的节度使，李载义很清楚，自己上位的合法性其实远比李同捷弱得多。人家至少还是父死子继的，而自己却是篡位夺权的。如今，朝廷居然派他这个篡位的去打那个世袭的，显然是给他一个表露忠心、塑造忠臣形象的机会。不管李载义心里怎么想，至少在表面上，他很有必要利用这个机会把自己洗洗白，以加强自己权力的合法性，巩固节度使的地位。
此外，被他杀掉的前任节度使朱延嗣是朱滔后人，虽然朱氏已被他灭门，但毕竟好几代人当过节度使，在卢龙将士中不乏拥趸，如果李载义不能趁这次机会取得朝廷的信任和支持，日后能否坐稳节度使的位子，实在很难说。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他都必须对横海摆出一个强硬的姿态。
相对于态度鲜明的李载义，魏博史宪诚的立场则是相当暧昧。
因为史宪诚被横海和朝廷夹在了中间——一方面，他跟李同捷的父亲李全略有姻亲关系，现在李同捷有难，不拉一把似乎说不过去；可另一方面，朝廷又把他也列入了讨伐李同捷的阵营，这既像是对他表示信任，又像是在试探他。
史宪诚颇感为难，只好采取骑墙策略，一边暗中给李同捷资助粮草，一边赶紧派人入朝，去摸朝廷的底。
魏博使者首先拜会了元老裴度。众所周知，自宪宗时代起，裴度就是朝廷处理藩镇事务的核心人物，所以，摸清他对魏博的看法，也就等于摸清了朝廷的底牌。
让魏博使者喜出望外的是，裴度对史宪诚非常信任，居然一再表态，说他相信史宪诚对朝廷绝无二心。
有道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这一回，裴度对史宪诚算是彻底看走眼了。
不过，明眼人还是有的。当魏博使者又赶到中书省，去拜见中书侍郎韦处厚时，却在这里碰了一鼻子灰。
韦处厚斜乜了使者一眼，慢条斯理地说：“听说，裴大人在皇上面前力保你家大帅，说愿用阖家百口的性命，为你家大帅担保。可惜，我韦某人跟裴大人看法不同。我只想睁大眼睛，看你家大帅的实际行动。回去告诉史大人，不管他干了什么，朝廷自有纲纪法度在，该赏则赏，该罚则罚，绝不含糊！”
使者忙不迭地跑回魏博，向史宪诚转述了韦处厚的话。
史宪诚听出了一身冷汗。
他知道，韦处厚深受天子信任，在如今的朝廷，其地位和作用绝不亚于裴度。所以，如果自己继续玩首鼠两端的把戏，搞不好就是给李同捷当陪葬。
意识到此，史宪诚不得不停止了对横海的资助，并于数月后出兵讨伐李同捷。
在河北三镇中，唯一支持横海的，只有成德的王庭凑。
因为王庭凑对朝廷很不满。
此次讨伐李同捷，朝廷给卢龙和魏博都派了任务，唯独把他成德漏掉了，这是无心之失吗？
显然不是。
这是因为朝廷不信任他。
王庭凑一想到这个就火大——那李载义和史宪诚还不是跟我一样，也是靠兵变上台的，凭什么他们能扛着朝廷的旗号出征，我王庭凑就该被甩在一边？
当然，王庭凑这次力挺李同捷，并不仅仅是出于被朝廷冷落的那种醋意。更重要的是——他感到了一种被朝廷打入另册的恐惧。
既然朝廷在河北三镇中最不信任他，那么一旦摆平李同捷，接下来要收拾的，岂不就是他王庭凑吗？！出于这样的危机感，王庭凑自然要跟李同捷结为盟友，共同对抗朝廷了。
太和元年秋，经过一番利益权衡，河北三镇各自选择了自己的阵营，两个投向朝廷，一个靠向了横海。
这年冬天，双方开打。
此时的文宗李昂当然不会想到，这场平藩之战虽然最终取得了胜利，但朝廷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这场战争前后打了将近两年。
第一年冬天，文宗失去了他最为倚重的平叛主将乌重胤。
第二年冬天，他又失去了最为信任的心腹宰相韦处厚。
当然，这一对文臣武将并非直接死于战争，而是因病去世的，但是对即位不久的文宗李昂来说，显然是个不小的打击。
左膀右臂的遽然离去，令文宗哀伤不已，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是让他落入了焦头烂额的窘境。
由于王庭凑公然支持李同捷对抗朝廷，文宗不得不在太和二年九月同时讨伐王庭凑，在横海与成德之间两线作战。
战争规模的进一步扩大，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军费开支的急剧增长。本来，花钱如流水的穆、敬二宗就没给李昂留下多少家底，如今，高速运转的战争机器又像是一头张着血盆巨口、并且永不餍足的巨兽，无情地吞噬着李唐天下的民脂民膏和捉襟见肘的帝国财赋……
看着迅速被耗干的国库，文宗李昂感到了深深的无奈和悲哀。
太和三年（公元829年）四月十九日，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终于进入了尾声。新任横海节度使李祐攻克横海重镇德州（今山东陵县）；同日，卢龙节度使李载义攻破了横海治所沧州外城。
眼见着大势已去，李同捷只好向朝廷投降，不久便被朝廷的宣慰使砍杀。
是月底，李同捷的首级传送京师，横海宣告平定。
文宗李昂无力地笑了。
与其说这是胜利的笑容，还不如说是近乎虚脱的、庆幸的笑容。
假如李同捷再坚持半年，先垮的肯定不是他，而是朝廷。
因为朝廷再也拿不出军费了。
虽然赢得十分惊险，但文宗毕竟为朝廷赢回了丧失已久的尊严。所以，他还是感到了一丝欣慰。
然而，李昂断然没有想到，就在李同捷败亡不久，魏博旋即又爆发了一场兵变。
就是这场兵变，将文宗朝廷历尽艰辛赢得的胜利果实毁于一旦。
平定横海后，为了彻底铲除后患，文宗作出了一系列重大的行政和人事安排。命魏博节度使史宪诚转任河中（治所在今山西永济市），命义成节度使李听兼镇魏博；同时，把魏博辖下的相州（今河南安阳市）、卫州（今河南卫辉市）、澶州（今河南内黄县东南）三地划出去另设一道，并另行委派了节度使。
魏博的骄兵悍将眼看自己的藩镇即将被朝廷肢解，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史宪诚，希望他能在这紧要关头挺身而出，维护藩镇和地方将士的利益。
可结果却令他们大失所望。
史宪诚既然在讨伐横海时倒向了朝廷，现在当然要跟朝廷步调一致了。因此，他不但心甘情愿服从了朝廷的安排，而且还把魏博府库中的金银绸缎搬运一空，准备全部带往河中。魏博将士忍无可忍，于六月底发动兵变，杀死了史宪诚，拥立兵马使何进滔为留后。同日，毫不知情的节度使李听抵达魏州（魏博治所，今河北大名县），准备接管魏博。何进滔趁其不备发兵进攻。李听仓促应战，结果招致惨败，士卒死伤过半，余皆逃散，辎重和粮草全部落入何进滔之手。李听仅以身免，仓皇逃回滑台（义成治所，今河南滑县）。
消息传来，文宗李昂目瞪口呆。
国库早就已经见底，如果接着对魏博开战，朝廷拿什么充当军队的粮饷呢？
此时此刻，李昂终于明白了一件事：在这个世界上，最令人痛苦和无奈的事情不是志大才疏，而是——志大财疏。
太和三年八月初，文宗被迫任命何进滔为魏博节度使，而且把相、卫、澶三州归还给了魏博。八月二十五，文宗又下诏赦免了成德的王庭凑及其部众，恢复了他们的所有官爵。
轰轰烈烈的平藩之战，就此功败垂成。
与藩镇的第一次较量居然以这样的结局收场，对即位不久的李昂来讲，实在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他感到，燃烧在自己胸中多年的中兴壮志，仿佛一下子就熄灭了，并且化成一道青烟袅袅飘散。
李昂从此变得一蹶不振。
终其一生，他再也没有从这次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
即便后来有钱了，这个深感“志大才疏”的天子在平藩事务上也没有恢复早年的斗志和勇气，而是变得跟他的父兄如出一辙——成了一个彻底的妥协主义者。
对一个曾经胸怀大志的人来讲，这样的结果实在是充满了悲剧色彩。然而，当我们纵观文宗李昂十四年的帝王生涯，我们发现，和他此后要遭遇的一连串失败比起来，太和三年平藩之战的功败垂成实在算不上什么。
换句话说，李昂的悲剧人生才只是刚刚开始。
牛李党争：半个世纪的政治风暴
自从心腹宰相韦处厚遽然离世，李昂心里就有了一种空荡荡的感觉。平藩之战功败垂成后，他的无助之感愈发强烈。太和三年秋天，抑郁寡欢的李昂除了上朝之外，大多数时间都把自己关在御书房里，与一册册经书史籍为伴。
一个人默默读书，既是李昂从小养成的习惯，更是他自我疗伤的不二法门。
李昂从来不喜欢声色犬马。尤其是情绪不佳的时候，更是对种种歌舞伎乐、射猎宴游等娱乐活动敬而远之。
不仅如此，对于任何虚浮奢华之物，李昂似乎都有一种天生的反感和厌恶。
有一次，驸马韦处仁入宫来见他，头上戴着当时很流行也很昂贵的一种头巾，叫“夹罗巾”。文宗一看，马上面露不悦，说：“朕当初把公主许配给你，是因为看上你家门风清素。像这种头巾，就让那些贪慕虚荣的贵戚去戴好了，你最好别戴。”
事实表明，文宗李昂的确是个难得一见的清谨自律的皇帝。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即位之初所表现出的种种去奢从俭的作风，显然不宜被视为政治上的作秀，而应该是居于他与生俱来的性格。远的暂且不说，仅与他的父兄，一辈子纵情声色的穆、敬二宗比起来，文宗李昂的淡泊寡欲就是难能可贵的。
然而，要当一个好皇帝，仅凭“俭朴自律”四个字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想在忧患深重的中晚唐做一个振衰起敝的皇帝，就更需要各种素质和能力的配合。至少，坚定的意志和果决的行动力，绝对是一个身处逆境的皇帝不可或缺的。
遗憾的是，文宗李昂在这方面明显偏弱。
一个文弱的皇帝，要想在内忧外患的乱世之中有所作为，他能依靠什么？
唯一的答案只能是——依靠强势宰相的鼎力辅佐。
自从安史之乱以来，历任大唐天子在平藩事务上的得失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身边的宰相，或者说取决于他们起用了什么人当宰相。比如德宗年间之所以爆发“建中之乱”，奸相卢杞在其中就起了很大作用；而宪宗皇帝之所以能收获元和中兴的果实，除了他自身的决心和能力之外，应该说当时的几位宰相都是功不可没的。诸如李绛、裴度、武元衡等，都是满腹韬略、深谋远虑的人物。
对此，终日手不释卷、熟悉唐朝历史的文宗李昂当然不会不知道。
可眼下，文宗却发现自己身边几乎没有一个像样的宰相。
韦处厚去世后，翰林学士路隋入相，可他上位后碌碌无为，不像是能力挽狂澜的角色。如今，朝堂上硕果仅存的，就只有那个从德宗时代起便已入仕的六朝元老裴度了。
但是，此时的裴度已经六十七岁，年近古稀，纵然他内心仍保有壮士暮年、雄心未已的报国热情，可毕竟年纪不饶人。这几年来，裴度的身体已是每况愈下，脑力和精力都已严重衰退、今非昔比了。在此情况下，文宗和裴度几乎是不约而同地意识到，此时的朝廷必须赶紧起用几个年富力强的宰相，否则就算不耽误政事，也会让藩镇耻笑中央无人。
太和三年八月，裴度向文宗推荐了一个人。
此人时任浙西观察使。文宗仔细了解了他的背景和资历后，也觉得挺满意，随即召他回朝就任兵部侍郎，准备择日拜相。
此时的文宗和裴度当然不会料到，唐朝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场政治风暴，就将由这个人引发，并最终席卷整个帝国政坛。
他，就是“牛李党争”的主角之一——李德裕。
李德裕，字文饶，出身于名门望族赵郡李氏。他的父亲，就是宪宗朝的宰相李吉甫。也许是由于出身显赫，李德裕从小就有一种莫名的优越感，非常看不起那些热衷于科举的士子，甚至对科举取士的制度怀有强烈的抵触情绪。
因此，从小到大，李德裕都没有参加科考。尽管他读书很用功，学业也很好，却连乡试都没参加过，颇有些恃才傲物、特立独行的做派，其情形就跟今天的某些年轻人一样，对应试教育颇有微词，对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高考制度尤为不屑，所以死也不参加。
不过，一个人试图挑战既定的社会规范，肯定要具备某种傲人的资本，否则不要说什么出人头地，能不能养活自己都是个问题。
当然，李德裕没有这个问题，因为他是官二代。
在唐朝，官二代不参加高考，大家都是很能理解的。因为唐朝的入仕之途有两条，一为科举，一为门荫。所谓“门荫”，说白了就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老爸拥有高官显爵，儿子自然就有官做。这是受当时法律保护的。
既然如此，身为当朝宰相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自然有资格对高考说不。
元和初年，李德裕在地方上当了几年低级官员，大约于元和十一年入朝，历任大理评事、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等职。穆宗初年，李德裕升任翰林学士，不久又兼任中书舍人。当时的禁中书诏多出自他的手笔，故与同任翰林的元稹、李绅并称一时才俊。
一开始，李德裕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凭着父亲早年的威望，加上自己的才学，年纪轻轻的李德裕就混得如鱼得水，距离父亲当年坐过的那个位子，似乎也并不遥远。
然而，到了长庆二年，随着李逢吉的复相，李德裕的仕途顺风船就触礁搁浅了。
早在元和年间，李逢吉与李吉甫的政见就多有抵牾。后来，李吉甫在宪宗支持下，把李逢吉贬出了朝廷，二人由此结下梁子。现在，李逢吉又回来了，当然要拿仇人的儿子开刀。李德裕旋即被逐出翰林院，先是调任御史中丞，后又贬为浙西观察使，从此远离政治中枢。
在浙西观察使任上，李德裕一待就是七八年，始终未获升迁。回想早年的春风得意，李德裕觉得当下的处境无异于坐牢。这些年来，李德裕几乎日夜都在引颈西望，无时不在等待那道宣他回朝的诏书。
而今，他终于熬到头了。
一接到诏书，如逢大赦的李德裕立刻踏上了回京之路。
离开浙西的那一天，尽管时节已近暮秋，可李德裕还是有一种冰雪消融、如沐春风的感觉。因为，凭着多年从政的经验，他已经从朝廷的诏书中读出了一丝特殊的意味。
准确地说，那是文宗将对他委以重任的暗示和期许。
李德裕相信，七年前与他擦肩而过的宰相之位，这一次肯定是非他莫属了。
然而，李德裕万万没想到，就在他披星戴月、马不停蹄地赶往长安的时候，有个人已经抢在他前面，一举扼杀了他入阁拜相的可能性。
这个人，就是“牛李党争”的另一个主角——李宗闵。
说起李宗闵，就必然要提到他的一位亲密战友，也就是“牛李党争”的第三位主角——牛僧孺。
当时，朝野上下无人不知，李宗闵和牛僧孺是李吉甫父子在政坛上的宿敌。
要说清他们之间的宿怨，还要从二十一年前讲起。
李宗闵和牛僧孺是一对典型的难兄难弟，两人于贞元末年同登进士榜。及第后，李宗闵授华州参军，牛僧孺授伊阙县尉。宪宗元和三年春，朝廷举行“贤良方正”制举考试，李宗闵和牛僧孺又同时入京赴考。而他们与李吉甫父子的宿怨，就缘于这次考试。
当时，李、牛二人年轻气盛，为了引起主考官和天子的重视，就在策试中放言抨击时弊，指陈朝政缺失。主考官杨于陵、韦贯之非常欣赏，便把他们列为甲等。宪宗皇帝看过试卷后，也甚为嘉许。
然而，李宗闵和牛僧孺等人的大胆言论却把当朝宰相李吉甫往死里得罪了。
在李吉甫看来，这几个考生抨击朝政就等于是在抨击他这个当朝宰辅，而天子和主考官对他们的录用和赏识，也无异于是在扇他李某人的耳光，这口气要是吞下去，日后他李吉甫如何号令百官？如何在朝堂上立足？
李吉甫愤然而起，立刻去找宪宗告状。
当然，他不会说这些人得罪了他，而是声称本次策试的复试主考官之一、翰林学士王涯是某位考生的亲舅舅，可王涯不但不避嫌，还录取了他的外甥，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本次科考有暗箱操作、任人唯亲的嫌疑。
宪宗虽然多少能猜出几分李吉甫的真实用心，可他刚登基不久，事事需要倚重宰相，自然不愿为此跟宰相把关系搞僵。无奈之下，宪宗只好把主考官杨于陵、韦贯之、王涯等人全部贬谪。而李宗闵、牛僧孺等人也从此上了朝廷的黑名单，长期不得升迁。
因言获罪的李宗闵和牛僧孺虽然满腔怨愤，却无计可施，最后只能自谋出路，在各地藩镇漂流辗转，当了好几年的低级幕僚。
元和七年，李吉甫病殁，李宗闵和牛僧孺头上的紧箍咒总算是解开了，遂双双入朝担任监察御史，不久又同迁礼部员外郎。
元和十二年，李宗闵被裴度举荐，随他出征淮西；平定淮西后，因功擢任驾部郎中，并以本官兼知制诰[63]；穆宗即位后，又升任中书舍人。
与此同时，牛僧孺的仕途也是扶摇直上，历任库部郎中兼知制诰、御史中丞、户部侍郎等职。
眼看李宗闵和牛僧孺这几年不但咸鱼翻身，而且一路平步青云，大有入相之势，时任翰林学士的李德裕坐立难安，随即利用为天子侍讲的有利身份，不断对穆宗施加影响。长庆元年，李德裕终于抓住李宗闵的一个把柄，再度把他逐出朝廷，贬为剑州（今四川剑阁县）刺史。
李德裕如此不忘旧怨，挟私报复，顿时激起了李宗闵对他更为强烈的仇恨。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被远谪巴蜀的李宗闵每天面朝长安，心里反复念叨的只有这句话。
他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会东山再起。
而到了那一天，他必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有道是风水轮流转。几年后，形势果然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死对头李德裕被宰相李逢吉贬到了浙西；另一方面，亲密战友牛僧孺又因李逢吉引荐而拜相。李宗闵就此时来运转，于穆宗末年回朝复任中书舍人；敬宗年间，升任礼部侍郎，后迁兵部侍郎；文宗即位后，又调任吏部侍郎。
从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到太和三年（公元829年），李吉甫、李德裕父子与李宗闵、牛僧孺就这样你来我往、乐此不疲地斗争着。在这漫长的二十一年里，他们之间的仇恨非但没有因时光的流逝而逐渐淡化，反而由于无休止的冤冤相报而愈演愈烈。对他们来说，朝廷授予的官职和权力与其说是供他们报效国家、造福社稷所用的，还不如说是供他们发泄私怨、打击对手的工具。
假如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能够认识到这种斗争的无聊和无益，从而多一丝宽容、少一分狭隘的话，那么这场绵延半个世纪、波及整个政坛的“牛李党争”，应该是可以避免的。可惜的是，不管是李德裕，还是李宗闵和牛僧孺，都没有人愿意放弃仇恨。
所以，随着他们三人地位和权力的提升，这场原本纯属私人恩怨的斗争，也就注定要发展成具有党派性质的大规模的“政治械斗”。
而太和三年秋天，就成了这场“牛李党争”从暗流涌动发展到公开对决、从个人斗争发展到党派斗争的重要节点……
听到李德裕即将回朝，并且很可能入相的消息后，李宗闵产生了极大的恐惧。
李宗闵很清楚，无论他们中的哪一个先行入相，对方势必会在第一时间被贬出朝廷。所以，他必须和时间赛跑，不惜一切代价抢在李德裕之前入相。
论资历，他和李德裕旗鼓相当，可要论人脉，他显然比李德裕深厚得多。因为李德裕这些年远在浙西，而李宗闵身为朝廷的吏部侍郎，无疑拥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
接下来的日子，李宗闵开始发挥自己的优势，通过关系层层转托，终于攀上了时任右枢密使的宦官杨承和。
众所周知，早在敬宗年间，这个杨承和就是“四贵”之一，与王守澄等人都是拥立文宗的功臣，由他出面力挺，李宗闵觉得自己胜算可以说是很大的。
虽然，依附宦官这种事历来为天下士人所不齿，也是李宗闵自己在二十一年前极力抨击的时弊之一，但是，此刻的李宗闵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
为了报仇雪恨，为了扳倒李德裕，如今的李宗闵没有什么事是不能干的，更没有什么原则是不能放弃的。
在权宦杨承和的干预下，后来发生的一切就顺理成章了。
太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吏部侍郎李宗闵入相。
九月十五日，刚刚回到长安、才当了几天兵部侍郎的李德裕就被罢去朝职，外放为义成节度使。
太和四年（公元830年）正月十六日，因李宗闵举荐，武昌节度使牛僧孺回朝担任兵部尚书、同平章事，与李宗闵同朝为相，共执朝柄。
当年被李氏父子极力打压的这对难兄难弟，如今终于翻身做主，成了满朝文武马首是瞻的宰辅重臣。
随后，李、牛二人开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联手实施政治清洗——一批被视为“李党”（李德裕之党）的朝臣纷纷落马，就连德高望重的六朝元老裴度也未能幸免。
尽管裴度在元和末年对李宗闵有过知遇之恩，可举荐李德裕入相这件事，却让李宗闵始终耿耿于怀。仅凭这一点，他就有理由把裴度划归李党。太和四年九月，李宗闵便借故将裴度逐出了朝廷，外放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李党遭到清洗的同时，另一批朝臣纷纷投奔到李宗闵和牛僧孺麾下，趁此机会攫取权力、排斥异己。为了区别于“李党”，历史上就把这一强势崛起的阵营称为“牛党”（牛僧孺、李宗闵之党）。
一时间，“凡德裕之善者，皆斥之于外……牛、李权赫于天下。”（《旧唐书·李宗闵传》）
没有人会料到，元和三年的那个春天，李宗闵和牛僧孺这两只官场小蝴蝶无意间扇动了一下翅膀，竟然会在此后的四十多年里，掀起一场席卷整个帝国政坛的政治风暴。
从宪宗时代起，历穆、敬、文、武、宣，前后六朝，帝国大部分高层官员相继卷入这场规模空前的党派斗争。牛、李党人均以正人君子自居，矢口否认自己结党，而极力抨击对方都是结党营私的卑鄙小人。只要其中一党的成员夺取了宰相之位，立马便会擢升本党成员占据重要职位，对另一党展开无情的报复和清洗。而一旦时移势易，另一党便会卷土重来，对掌权的这一党实施反攻倒算……
在中晚唐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牛、李二党就这样你方唱罢我登场，频频上演这一出既刺激又无聊、既新鲜又雷同的历史大戏。
直至牛、李二党的党魁去世之后，他们的徒子徒孙依然相互攻讦，倾轧不止。
在这场大规模的政治械斗中，国家安危、天下兴亡、百姓祸福、朝政得失，全都被牛、李党人弃之不顾，赤裸裸的党派利益和个人利益成为他们立身处世的最高原则。为了抢班夺权、打击对手，这些熟读圣贤书的士大夫甚至不惜出卖人格，投靠宦官，致使阉宦集团的势力更加强大，气焰更为嚣张。
如此恶劣的党派斗争，对于早已忧患重重的李唐王朝来讲，无异于雪上加霜。
内有宦官擅权，外有藩镇跋扈，中间又夹着一个朋党之争。它们就像三具重轭，沉沉压在大唐第十四位天子李昂的肩头。
年轻的文宗李昂就这样在历史的重负下踉跄前行。
他的眼神迷惘而无助。
他的前方，危机四伏……
流产的“除阉计划”
文宗李昂有时候经常觉得，自己和穆、敬二宗其实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都是窝囊天子。尽管他比父兄更自律、更勤政、更有志向，可这个世界历来是以成败论英雄的，如果你拿不出实实在在的业绩，你说你多努力都没人会相信，甚至连你自己都不相信。
自从即位以来，李昂发现自己多当一天皇帝，就会多一分无力之感——面对割地自专的跋扈藩镇，他无力；面对甚嚣尘上的文臣党争，他无力；面对反奴为主、不可一世的宦官集团，他更无力。
在这三者中，藩镇和朋党固然可恶，但李昂多少还能容忍，毕竟他们不会直接颠覆他的帝位，危及他的生命，充其量只能算是远患。让李昂感到最可恨也最可怕的，其实是擅权乱政的宦官。
李昂心里很清楚，宪宗和敬宗都是死在宦官手里的，这是李唐皇族的奇耻大辱，更是不可忘怀的血海深仇；可充满讽刺意味的是，李昂自己偏偏又是宦官拥立的，假如没有权宦王守澄等人的弑逆犯上，也就不可能有李昂的今天。这笔糊涂账，到底该怎么算？
也许，只能把恩和仇分开来算。
李昂登基后，为了报答王守澄的拥立之功，不得不让他在枢密使的职位上又兼任神策中尉，不久又拜其为骠骑大将军，可谓荣宠备至。王守澄从此一手遮天，不仅招权纳贿，而且肆意干预朝政，俨然已有架空皇帝之势。
对李昂来说，这才是真正的心腹大患。
如今，该报的“恩”，李昂都已经报答了。接下来，是不是应该报仇了呢？
答案是肯定的。
实际上，从登基的那一天起，李昂就已经打定主意要剪除宦官了。这不光是为宪、敬二宗报仇的问题，更是李昂必须采取的自保之策。原因很简单，既然这些肆无忌惮的阉宦当初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杀了宪、敬二宗，如今他们也可以随时随刻取他李昂的性命，另行拥立天子。
只要他们觉得有动手的必要，估计连眼睛都不会眨一下。
所以，李昂知道，自己必须先下手为强，否则迟早有一天会步宪、敬二宗之后尘，成为这帮阉宦的刀下之鬼。
对付宦官是一件具有高度危险系数的事情，需要有胆识、有能力、并具备高度忠诚的人来承担，否则，一着不慎就会满盘皆输。
然而，让李昂深感无奈的是——他身边几乎无人可用。
如今，上至宰相，下至文武百官，几乎都在忙于党争和倾轧，而且大多与宦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从中找出一个背景清白、忠诚能干的人，几乎是难于上青天。
所幸，文宗李昂找了整整三年，终于找到了一个。
此人名叫宋申锡，时任翰林学士。
通过长时间的观察，李昂觉得此人沉稳干练、忠实可靠，应该可以委以重任。有一天，李昂单独召见宋申锡，鼓足勇气向他发出了试探。这种试探是相当含混的。就像一个内心炽热而外表矜持的窈窕淑女，对某郎君芳心暗许却又不敢直言表白，只好向他抛出那种若有似无、欲说还休的媚眼。
尽管天子的这个“媚眼”抛得有些暧昧，可聪明的宋申锡还是在第一时间就读懂了。他当即表态，应该想办法逐步削弱王守澄的权力，并最终做掉他。
一听此言，文宗李昂顿时龙颜大悦。
看着宋申锡那张敦厚忠直的脸庞，李昂真是无比欣慰。
几天后，李昂就把宋申锡擢升为尚书右丞。太和四年（公元830年）七月十一日，李昂又正式任命宋申锡为宰相。
宋申锡蹿得这么快，虽然有些突兀，但人们并没有多想。此时的宰相李宗闵、牛僧孺等人，包括权宦王守澄在内，都没有猜到这个政坛新贵突然跻身权力中枢的真正原因。因此，他们自然也就不会料到他身上所肩负的那项特殊使命。
文宗李昂与宦官集团的第一次较量，就这样悄悄拉开了序幕。
经过半年多的酝酿和策划，到了太和五年（公元831年）春，文宗李昂与宋申锡终于制订了一个剪除宦官的绝密计划。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接下来，就是为这个计划物色一个具体的执行人了。
宋申锡选择了时任吏部侍郎的王璠，准备引荐他担任京兆尹，也就是把京畿的军政大权交给他，让他去对付手握禁军的宦官集团。
宋申锡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王璠，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确定——这是一个十分愚蠢的选择。
这个选择，将给他和天子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当宋申锡向王璠传达天子密旨的时候，王璠一开始是颇有些受宠若惊的，然而他转念一想，就觉得不太对头了。
因为这件事的风险太高，收益又太低，很不划算。
先说风险。此次对阵的双方，一边是大权旁落的天子和刚刚上位的宰相，一边是根深势大、权倾朝野的宦官，二者实力之悬殊不言而喻，宦官获胜的可能性大得多。要是脑子一热去蹚这趟浑水，搞不好不但自己人头落地，全家人恐怕都要跟着脑袋搬家。
再说收益。就算天子这边侥幸获胜，那功劳也是宰相宋申锡的，他王璠一个跑腿的能得到什么？也就是个不痛不痒的“京兆尹”而已。为了这顶可有可无的乌纱帽，就押上身家性命跟宦官斗，那不是脑子进水了吗？
所以，王璠很快就得出结论——这事儿很不靠谱，绝不能干。
当然，在宋申锡面前，王璠是不会这么说的。
他甚至连内心的一丝犹疑都没有表现出来，而是作出一副疾恶如仇、与宦官势不两立之状，因而彻底稳住了宋申锡。
然后，一走出宋申锡的家门，王璠就迫不及待地奔向了王守澄的宅邸，把他刚才听到的东西一五一十全给抖搂了出来，而且还不忘绘声绘色地添上几滴油、加上几点醋，以博取王守澄的欢心。
得知天子的绝密计划时，王守澄还是有几分震惊的。尽管他知道天子李昂心里对他有些不满，可他绝没想到天子会动杀机。
原来看上去那么文弱的人，内心也有这么强的杀机。
看来，自己还是有点小瞧这个年轻人了。
不过，王守澄丝毫没有慌乱。天子李昂的这点小阴谋小诡计，对于腥风血雨闯荡过来的王守澄来讲，根本就是小儿科。
随后，王守澄召见了一个人。
这些年来，不管碰到大事小事，王守澄都会找这个人过来商量，然后交给他去摆平。
在王守澄看来，如果要在这个世界上找出两个最聪明的人，一个当然就是他自己；另外一个，恐怕就非此人莫属了。
这个人，名叫郑注。
过去看武侠小说，经常会发现一种模式，那就是——一个人的武功高低往往跟他的表面形象成反比。
通常，外表最凶悍的彪形大汉往往武功最烂，他们出场的时候，总是十几个扎堆打一个，结果还老是被人家用一把扇子或一根柳条打得满地找牙。所以说，这种外表凶悍的人根本没用，只是打手级别。
再往上一个层次，一般是风流倜傥的年轻公子，或者是如花似玉的妙龄女郎，又或者是满头银发的长须老者。总之，此类人都是比较斯文的，看上去好像不能打，其实一出手就能放倒十几个彪形大汉，属于高手级别。
但是，真正的绝顶高手，往往是最不起眼的。比如，每当几路人马在客栈里乒乒乓乓打得火热的时候，角落里总会坐着一个干瘪瘦小、背部微驼、长得像痨病鬼一样的人。别人嘿嘿哈哈打得半死，他却浑然不觉，只是坐在那儿一个劲地咳嗽。但是，当咳嗽声蓦然停止的时候，整个客栈就会在电光石火的一瞬间完全静止下来。
因为，痨病鬼出手了。
没有人知道他是如何出手的，只知道那些彪形大汉、年轻公子、妙龄女郎、长须老者，都在刹那间被点了死穴，丝毫不能动弹。
最后，痨病鬼会在一连串的咳嗽声中站起来，伛偻着身子慢慢向外走去，没有让任何人看见他的脸，只给众人留下一个莫测高深、来去无踪的背影。
在当时的权谋江湖，郑注就是这么一个看上去毫不起眼、实则内功深厚的绝顶高手。
史称，郑注“眇小，目下视，而巧谲倾谄，善揣人意，以医游四方，羁贫甚”（《资治通鉴》卷二四三）。
翻成白话就是，郑注这个人干瘪瘦小，眼睛有斜视的毛病，为人狡险诡谲、心机极深，要陷害一个人或是谄媚一个人，都很容易得手，因为他善于洞察人的内心。此人早年凭借医术行走江湖，但是混得不怎么样，经常穷得叮当响。
早年跟郑注打过交道的人，肯定没有一个会料到，这个其貌不扬的家伙日后会成为帝国政坛上呼风唤雨的人物。
郑注的发迹，始于徐州。
他生命中的第一个贵人，就是平定淮西的名将李愬。
当时，李愬担任武宁节度使，坐镇徐州。他麾下有个牙将有一次生病，老是看不好，后来不知怎么就找到了郑注，结果郑注一来，即刻手到病除。牙将又惊又喜，赶紧把他介绍给了李愬。李愬当时身体也不好，就让郑注试着给他开些方子，服用之后，果然感觉神清气爽，腰也不酸了，腿也不疼了，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李愬大喜过望，马上给了郑注一个官职，把他留在了身边。
郑注就此时来运转，从一个穷酸落魄的江湖郎中变成了节度使的私人医生，实现了人生的第一次跨越。
但是，郑注是个野心很大的人，绝不会满足于私人医生的角色。很快，他就利用李愬对他的信任频频干预军政。也许是因为这家伙确实心机过人，凡他经手的事情总是处理得很好，所以李愬对他越发信任，下放给他的权力也越来越大。
郑注得志之后，开始在徐州作威作福，日子一长，自然引起了将士们的不满。
当时，有个人对郑注最为反感，恨不得马上把他赶出徐州。
这个人就是王守澄，当时他的职务是武宁监军。
王守澄找到李愬，说这个姓郑的很不地道，弟兄们都很讨厌他，还是赶紧请他走人吧。李愬笑着说：“郑注虽然有些毛病，但却是个奇才，王大人要是不信，可以找他谈谈。要是实在没什么可取之处，再让他走也为时不晚。”
随后，李愬就让郑注去拜访王守澄。王守澄一开始很不屑于见这个“痨病鬼”，后来一想，其实也不妨见见，挑他一些毛病，也好以此为由把他赶走。
然而，王守澄万万没有想到，此次会见的结果，竟然会与他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驰。
宾主双方坐下来后，才讲了一会儿话，王守澄就对这个丑陋的痨病鬼刮目相看了，以至于彻底忘记了自己跟他谈话的目的。
真的是人不可貌相。一席话下来，王守澄就对郑注的见识和口才大为折服，立刻把他延请到“中堂”（刚开始可能只是在厢房接见，准备敷衍一下就把他打发掉）。然后，两人又进行了一番促膝长谈，其间笑语不断，聊得相当投机。王守澄大有相见恨晚之感，第二天马上对李愬说：“郑先生果然如您所言，是个难得一见的奇才！”
从这一刻起，郑注再次摇身一变，成了王守澄的密友兼智囊，而王守澄自然也就成了郑注生命中的第二个贵人。
长庆三年，王守澄回朝担任枢密使，就把郑注带到了长安，并在自己府邸旁边给他盖了座豪宅，而且很快又把他推荐给了穆宗。当时穆宗正苦于风疾，吃过郑注开的药后，虽然病情不见好转，但是病痛却能得到有效缓解，于是对郑注大为宠幸。
至此，郑注实现了人生的第二次跨越，从节度使的私人医生变成了皇帝的首席御医。
与此同时，王守澄利用天子患病独揽大权，而作为心腹智囊的郑注也就当仁不让地成了王守澄的权力寻租代理人。凡是想巴结王守澄的，必得先过他郑注这一关。
郑注刚到长安的时候，来走后门的不过是一些想往上爬的小官吏，短短几年后，和他交往的就都是清一色的达官贵人和名流政要了。每天，他家门口的高档车马都会摆成一条长龙，吸引着无数路人既羡且妒的目光。
到了文宗年间，郑注俨然已是帝国政坛上炙手可热的人物。
然而，他的野心远未满足。
没有人知道，这个当初穷困潦倒的江湖郎中，很快就将实现人生中的第三次跨越。而最后这一次跨越，是踩着王守澄的尸体实现的。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此时的王守澄不可能预料到几年后要发生的一切。
现在，王守澄正饶有兴味地看着这个世界上第二聪明的人，等着他想出一个计谋，把不知天高地厚的宋申锡彻底摆平，同时给天子李昂一个深刻的教训。
郑注并没有思考很久。
他略一沉吟，一个天衣无缝的反击计划就出笼了。
他问王守澄：“王公，依您看，古往今来之人君，最忌讳的事情是什么？”
王守澄脱口而出：“谋逆。”
郑注一笑：“那么再依您看，如今的宗室亲王中，谁最有贤能之名，最得时人赞誉？”
王守澄再次脱口而出：“漳王李凑。”
接下来，郑注不说话了，只是似笑非笑地看着王守澄。
王守澄想了想，也跟着无声地笑了。
漳王李凑是文宗李昂的异母弟，人望很高，当初敬宗被弑后，这个漳王其实也是宦官们考虑的继位人选之一。王守澄很清楚，对这种人，天子李昂不可能没有猜忌和防范之心。在此情况下，如果有人指控宋申锡阴谋拥立漳王，再有人出面举证，天子肯定会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如此一来，宋申锡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现在的问题是，要让谁来指控？谁来举证？
当然，这些活就是郑注要干的，也是他的拿手好戏。王守澄知道，郑注不会让他失望。
很快，郑注就找来了两个人：一个叫豆卢著，另一个叫晏敬则。
豆卢著，时任神策军都虞侯，其职责是秘密纠察文武百官的过失。由他来提出指控，可谓顺理成章，很容易让人采信。
晏敬则，宦官，专门负责为十六宅（宗室亲王的府邸群）采办物品。郑注交给他的任务是——由他以自首的方式出面举证，证明宋申锡曾授意亲信幕僚王师文与他暗中结交，从而通过他向漳王李凑传达拥立之意。
一张天罗地网就这么撒了下来，可此时的文宗和宋申锡却对此浑然不知。
他们仍然以为，剪除宦官的绝密计划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当中。
他们仍然相信，肩负重任的王璠马上会给他们带来胜利的消息……
太和五年（公元831年）二月二十九日，王守澄匆匆入宫，向天子李昂禀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神策军都虞侯豆卢著指控宋申锡，说他阴谋拥立漳王李凑为天子，而且证据确凿。
这一刻，文宗李昂目瞪口呆。
完了，彻底完了！
李昂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半年多来苦心制订的除阉计划，已经在这一刻宣告流产了。
因为，无论宋申锡谋反是真是假，这个人都已经不能再留。原因很简单，如果宋申锡真的想谋反，他固然该死；就算他是被诬陷的，也足以证明计划已经泄露，所以王守澄才会迫不及待地对他下手。倘若真的是后者，那宋申锡就更不能留。
没得选了，就算明知道宋申锡是被陷害的，此刻的李昂也只能壮士断腕、丢卒保车，否则很可能陪着宋申锡一块完蛋。换句话说，他必须毫不犹豫地牺牲宋申锡，以此向王守澄谢罪，求得宦官集团的宽宥和谅解，才能勉强自保。
王守澄细细玩味着天子的表情，心里掠过一丝冷笑。他当场向文宗提出，要亲自带领两百飞骑去把宋申锡满门抄斩。
李昂茫然无措地看着王守澄，无奈地点了点头。
关键时刻，另一个宦官马存亮站了出来，极力反对王守澄的提议。他说：“未经查实而诛杀宰相满门，必将引起京师大乱！臣建议，应该召集众宰相就此事举行廷议。”
马存亮也是一个元老级宦官，资历并不比王守澄浅，而且曾经救过敬宗皇帝一命。王守澄尽管极为不悦，也不便发作，只好悻悻作罢。
李昂闻言，顿时庆幸不已，自己身边总算还有一个宦官保持中立，没有被王守澄收买，真是谢天谢地！
文宗随即传诏，命宰相们到延英殿廷议。
而直到此刻，宋申锡依然蒙在鼓里。当他跟其他三位宰相一起进入宫门时，忽然被传诏宦官拦住了去路：“圣上所召的人中，并无宋公。”
宋申锡懵了。
但是，凭着起码的政治嗅觉，他也能意识到大事不好了。
他知道——王璠肯定把自己卖了，而且顺带着把天子也给卖了。
所托非人，所托非人啊！除了怪自己瞎了眼，宋申锡还能怎么办呢？仅仅由于一个具体环节的疏忽，就导致了整个计划的流产，不仅辜负了天子的重托，还把天子置于了极端危险的境地。这一刻，宋申锡真的有一种五内俱焚之感。
他满怀惭悚，忧愤难当，最后把朝笏高高举过头顶，往延英殿拜了三拜，黯然转身离去。
延英殿上，当李宗闵、牛僧孺、路隋三位宰相得知此事，顿时大惊失色，相顾骇然，许久说不出一句话。
这是谋逆大罪啊，还有什么好议的？更何况，宋申锡是皇上您钦点的宰相，现在居然犯了这种族诛重罪，我们还能说什么？所以，皇上您还是自个儿拿主意吧，对这件事，我们只能采取一个态度，那就是——沉默是金。
李昂早就料到了。这几个成天忙于党争、一心想着巴结宦官的宰相不可能替宋申锡说话。
这场沉默的廷议实际上跟没开一样。无奈的李昂只能授命王守澄，即刻逮捕晏敬则和王师文。王师文事先得到消息，连夜逃亡；晏敬则被捕，押进宫中由宦官审理。
三月初二，宋申锡被罢相，贬为右庶子。虽然满朝文武对此案真相心知肚明，但上自宰相，下至群臣，无人敢替其喊冤，只有京兆尹崔琯、大理卿王正雅等少数大臣接连上疏，请求将此案移交外廷审理。然而，晏敬则早就被郑注摆平了。即便是由朝廷的司法部门审理，他还是一口咬定宋申锡、王师文暗中与他交结，阴谋拥立漳王李凑为天子。
既然当事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有心替宋申锡申冤的大臣们也就无话可说了。
三月初四，此案定谳，宋申锡等人的谋反罪名成立。
朝野上下都知道，等待宋申锡的结果只有一个——杀头。
同日，文宗召集太师、太保，以及台、省、府、寺等所有高级官员再次举行廷议，讨论对宋申锡的处置办法。
很显然，李昂心里仍然存有一线希望——他希望大臣们能在这最后的时刻替宋申锡说一句公道话，保住他一条命。
以左常侍崔玄亮为首的一批谏官终于发出了天子希望听到的声音，一致要求重审此案。李昂感到了一丝欣慰。可在场面上，他还是不得不做一些姿态给宦官们看。他对谏官们说：“宰相们对此案已经没有异议，你们还是退下去吧，不必再坚持。”可谏官们却不肯退下，崔玄亮流泪叩首说：“杀一个匹夫尚且要慎重，何况是宰相！”
李昂用一种近乎感激的眼神看了崔玄亮一眼，说：“既然诸位爱卿如此坚持，朕愿意和宰相们再商议一下。”
李昂随即又召集宰相廷议。牛僧孺看出了天子的心思，便顺水推舟说：“人臣禄位，最高莫过宰相，宋申锡既已为相，若真有谋反企图，到头来仍不过是宰相而已，还能得到什么？故依臣看来，宋申锡当不致如此。”
郑注风闻朝臣们开始同情宋申锡了，担心万一重审、而晏敬则又顶不住翻供的话，真相就会泄露，到时候连他都得搭进去。思虑及此，郑注只好退了一步，劝王守澄放宋申锡一条生路，以免闹得鱼死网破，对大家都没好处。王守澄觉得有道理，便采纳了郑注的建议。
三月初五，文宗下诏，贬漳王李凑为巢县公，贬宋申锡为开州（今重庆开县）司马。
晏敬则等案犯则被处死或流放，同时还株连了一百多人。
同日，还有一个人向文宗递交了辞呈。
他就是宫中唯一没有依附王守澄的宦官马存亮。
不知是不是已经被王守澄施压，还是预感到即将来临的威胁，总之，马存亮是铁定了心要走了。也许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在宋申锡一案中把王守澄彻底得罪了，如果硬着头皮留在宫中，绝对没有好日子过。所以，他只能三十六计走为上，早日逃离这块是非之地。
对于马存亮的心境，李昂比谁都清楚。尽管他很不情愿让身边唯一一个具有正义感的宦官就这么离开自己，可他还是不得不批准了马存亮的致仕请求。
因为李昂知道，要是执意把马存亮留下来，他的下场绝不会比宋申锡更为美妙。
马存亮走后，文宗很快又得到一个消息，说宋申锡因抑郁忧愤，病死在了贬所。
走的走了，死的死了。你们都逃离了，解脱了。只剩下朕一个孤家寡人，不知要往哪里逃？
太和五年的暮春，连绵不断的雨水一直顽强地飘荡在长安城的上空。唐文宗李昂独自坐在大明宫中，看见孤独像一张无边的巨网把他层层笼罩——让他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党争进行时
就在皇帝和宦官激烈过招的同时，牛党和李党也从未停止过交锋。
李党的领袖人物李德裕被贬出朝廷后，先是出任义成节度使，旋即又调任西川。西川是大唐帝国防御吐蕃和南诏的军事重镇，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在这个位子上，最容易判断一个官员的政治和军事才能。
而李德裕正是在这个西川节度使任上，充分展现出了他的过人才干。他的前任郭钊由于年老多病，给他留下的是一个边备废弛、军粮短缺、士卒懈怠的烂摊子。李德裕一到任，马上修建了一座“筹边楼”，作为整顿边防的军事指挥中心。随后又命人详细画出了一张南至南诏、西至吐蕃的西川战区地图。此后，李德裕每天都召见那些长期戍边、熟悉边防的老兵，向他们仔细询问西川的山川形势、城镇位置以及每条道路的远近宽狭等交通情形。不出一个月，李德裕已经对整个西川的战略形势了如指掌。
与此同时，李德裕还积极整修边塞，储存粮食，训练士卒，调整军队部署，迅速扭转了边备废弛的局面，使整个西川战区的边防形势焕然一新。
所有这一切，都被远在朝廷的牛党看在了眼里。
原以为，把李德裕逐出长安就等于终结了他的政治前途，没想到他在广阔天地里反而大有作为。
牛僧孺和李宗闵冷冷注视着西川，一直想找个机会挫挫李德裕的风头和锐气。
太和五年（公元831年）九月，机会终于出现了。
起因是吐蕃的维州（今四川理县）副使悉怛谋率部向李德裕投降，李德裕认为这是削弱吐蕃的良机，立刻派部将虞藏俭率军进入维州接防，同时飞书朝廷，奏称：“臣准备派遣三千羌军进攻吐蕃，烧毁十三桥（唐与吐蕃的边界桥），直捣吐蕃腹地，一洗我大唐长久以来蒙受的耻辱！”
奏疏交到尚书省，文宗召集百官商议。多数朝臣一致认为，应该批准李德裕的作战计划。
关键时刻，牛僧孺发言了。
他说：“吐蕃的土地，四面各有万里，失去一个维州，并不能削弱他们的势力。况且近来我大唐与吐蕃两国修好，相约撤除边防警戒。大唐与西戎交往，信守盟约最为重要。如果他们以我国失信为由出兵，用不了三天，前锋骑兵就会直抵咸阳桥。到那个时候，西南数千里外就算得到一百个维州，又有什么意义？如果无端抛弃诚信，对国家只有害处，没有裨益。这种事情是连一个匹夫都不愿干的，更何况一个帝王！”
这番话说得高瞻远瞩、大义凛然，把文宗说得惭愧不已，觉得煌煌大唐实在不应该见小利而忘大义，遂下令李德裕逮捕悉怛谋及其部众，把人和城池全部归还吐蕃。
李德裕无奈，只好从命。
交接的当天，吐蕃人就在边境线上把悉怛谋等人全部砍杀，场面极其残忍。
目睹那一道道飞溅的鲜血和一颗颗滚动的人头，李德裕满腔愤怒，对牛僧孺的怨恨越发深入骨髓。
太和六年（公元832年）十一月，在悉怛谋事件过去了一年多之后，由于原西川监军宦官王践言回朝就任枢密使，文宗才听到了来自牛党之外的有关这个事件的不同声音。
王践言不止一次对文宗说：“当初把悉怛谋逮捕送还吐蕃，不仅让吐蕃称心快意，还彻底杜绝了吐蕃人日后归降大唐的可能性，实在是下下之策。”
直到此刻，文宗才意识到，牛僧孺当时那个冠冕堂皇的建议背后，仍然是党派斗争和个人恩怨的动机在作祟。
眼见皇帝由此对牛僧孺产生了不满，李党成员纷纷发起反击，称牛僧孺当初纯粹是假公济私，目的是妨碍李德裕为国立功。
从此，文宗开始疏远牛僧孺。
有一天，李昂在延英殿上召集宰相廷议，忽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天下何时能够太平？诸卿又是否着意于此呢？”
天子这句话，与其说是对宰相们的一种勉励和期许，还不如说是一种责备和诘问。尤其在牛僧孺听来，更觉得天子是在暗示他，希望他引咎辞职。
意识到自己的相位已经不保，牛僧孺反而坦然了。他随即答道：“天下太平并没有迹象。不过，如今四方夷狄没有侵扰，百姓没有离散，虽然不是太平盛世，也可以称为‘小康’，陛下如果更要追求天下太平，恐怕不是臣等的能力所能办到的。”
牛僧孺之所以敢斗胆说这番话，前提当然是他不想当这个宰相了。退朝后，牛僧孺既无奈又伤感地对同僚说：“皇上对我们的期望越高，失望就会越深，我们怎能久居此位呢？”
随后，牛僧孺不断上表请辞。
十二月初七，文宗下诏，将牛僧孺外放为淮南节度使。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显得顺理成章了。短短几天后，李德裕就被征召回朝，出任兵部尚书。数年前与他失之交臂的宰相之位，如今终于再度向他发出了召唤。
同盟者黯然离去，老对手卷土重来，李宗闵不禁忧心忡忡。
接下来的日子，李宗闵开始千方百计地阻挠李德裕入相。然而，李德裕这几年在西川取得的政绩是有目共睹的，文宗对他的好感也是与日俱增，所以，尽管李宗闵挖空心思地在背后搞了一系列小动作，结果还是没能得逞。
太和七年（公元833年）二月二十八日，在仕途上浮沉多年的李德裕终于登上了宰相之位。文宗李昂接见他的时候，有意无意地谈起了令人头疼的党争问题。李德裕毫不讳言地说：“当今朝廷的士大夫，起码有三分之一以上是朋党！”
当然，李德裕自认为他和他的同志们绝对是在这些人之外的。
所以，李德裕拜相后首先要做的事情，当然就是有恩报恩、有仇报仇了。随后，李德裕便率领他那些“非朋党”的同志们，对那“三分之一”的朋党展开了新一轮的政治清洗。与此同时，一些早先被排挤出朝的“非朋党”的同志们，又在李德裕的援引下纷纷回朝。
而这些事情最后朝向的那个逻辑终点，无疑便是李宗闵的罢相了。
这一年六月十三日，李宗闵被外放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与牛僧孺罢相时隔不过半年。
李德裕这么干算不算是党争？
这似乎不是一个很难判断的问题。
我们相信，已经当了八年天子的文宗李昂，断不至于看不懂这些事情的真相。
然而，看得懂又怎么样呢？
当一个国家的大部分高层官员都已深陷党争的泥潭而无力自拔的时候，当国家利益和百姓利益都已经习惯成自然地在党派利益和个人利益面前让路的时候，这个孤掌难鸣的年轻天子，又如何能够力挽狂澜呢？除非他不分牛党李党，一夜之间把帝国的高层官员清理一空，否则的话，他就只能在两党恶斗的夹缝中尽力寻求一种无奈的平衡而已。
除此之外，李昂又能做什么呢？
太和七年岁末的一天，就在牛李党争如火如荼地进行之时，李唐皇族的遗传病又在文宗李昂的身上爆发了——他忽然中风，一下子丧失了语言功能。
王守澄随即推荐郑注为天子治疗。
事实证明，郑注的医术确实不是吹的。他一出手，文宗的病情便大有好转，从此开始宠信郑注。于是，李昂的这场病就成了郑注实现第三次人生跨越的重要契机。野心勃勃的郑注紧紧抓住这个天赐良机，从而一跃成为天子跟前的大红人。
没有人会料到，在即将来临的新年里，这个政坛新贵就将与另一个野心家联手，在帝国朝堂上掀起一场狂飙突进的政治运动，并对所有既得利益集团进行了沉重的打击……
即将和郑注联手的这个野心家，也是我们的老熟人。
他就是李逢吉的侄子、当初的“八关十六子”之首——李仲言。
宝历元年，李仲言因武昭一案被逐出朝廷，流放边地。几年后，在一次大赦中回到了东都洛阳闲居。当时，李逢吉已被罢相，正以东都留守之职在洛阳坐冷板凳。叔侄二人劫后重逢，自然免不了互倒苦水，对当年的失败耿耿于怀。
这些年，李逢吉天天巴望着回朝复相，李仲言更是急切渴望摆脱目前的窘境，于是叔侄二人一拍即合，当即决定由李逢吉拿出一笔重金，再由李仲言出面，回长安找人打点，谋求东山再起。
而他们决定打点的这个人，就是郑注。
郑注早年流落江湖时，跟李仲言有过一些交情。如今，老友找上门来，郑注自然要给点面子。更何况，李仲言带来的那笔重金也着实让郑注心动。收下贿赂后，郑注就把李仲言引荐给了王守澄，王守澄继而又把他引荐给了天子李昂。
此刻，在洛阳望眼欲穿的李逢吉绝对想不到，他拿出的那笔钱并没有打通他朝思暮想的复相之路，而是替李仲言铺就了一条攫取相位的金光大道。
由于李仲言深研《易经》，工于术数，而且能言善辩，富有文采，文宗一见倾心，将其引为奇士，宠幸日隆。
太和八年（公元834年）八月，文宗准备让李仲言进入翰林院，作为近臣随侍左右。李德裕断然反对，说：“李仲言过去的所作所为，想必皇上也都清楚，这种人岂能用为近侍？”
文宗不以为然：“难道不能允许他改过吗？”
李德裕毫不退让：“臣听说，只有颜回这样的圣贤才能不二过，至于李仲言这种人，恶念早已在内心扎根，如何改过？”
文宗说：“他是李逢吉推荐的，朕已经答应了，不想食言。”
文宗不提李逢吉还好，一提李逢吉，一下就勾起了李德裕的伤心往事。就是因为李逢吉的排挤，他才在浙西浪费了七八年的大好光阴。李德裕随即斩钉截铁地说：“李逢吉身为前任宰相，竟然推荐这种小人来误国，他也有罪！”
见李德裕如此坚决，文宗也不想把事情搞得太僵，只好退了一步：“如果当侍讲学士不合适，那么，另外给他一个官总可以吧？”
没想到李德裕一点面子都不给，居然硬邦邦地顶了一句：“不可以！”
文宗狠狠地瞪了李德裕一眼，把脸转向了另一个宰相王涯。
李德裕刚刚举手要暗示王涯别松口，王涯却已经脱口而出：“可以。”
文宗不无得意地回过头来，恰好看见李德裕制止王涯的那个小动作，顿时大为不悦。
不过，有了宰相王涯的支持，文宗就有底气了。几天后，他便不顾李德裕的反对，让李仲言当上了太学的四门助教。
当然，这个职位只是一个跳板，迟早，文宗是要重用李仲言的。
李德裕此次面折廷争，把自己推入了相当被动和不利的境地。一方面，这种做法令文宗对他的好印象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又把权宦王守澄彻底得罪了。
俗话说：打狗也要看主人，李仲言毕竟是王守澄引荐的，你李德裕如此不给面子，不就是跟王守澄过不去吗？
随后，王守澄、李仲言和郑注一合计，觉得这个李德裕实在太碍事，不赶紧把他弄走，谁也别想活得自在。
尽管李德裕贵为宰相，可在王守澄等人看来，要把这家伙弄走太简单了，甚至不需要他们自己动手，只要把某个人召回朝中，拱上相位，就能迫使李德裕滚蛋。
太和八年十月十三日，在王守澄等人的干预下，李宗闵翩然回朝，复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短短四天之后，李德裕就被罢去相职，外放为山南西道节度使。
同日，李仲言被任命为翰林侍讲学士。
至此，李德裕才意识到自己铸下了大错，连忙入宫向天子“陈情”，请求留在朝中任职。文宗考虑了一下，答应了，同意让他担任兵部尚书。
然而，天子虽然收回了成命，刚刚复相的李宗闵却绝不答应。他的理由是，朝廷政令非同儿戏，岂能轻易更改、出尔反尔？
文宗哑口无言，只好把李德裕外放为镇海节度使。
牛党党魁卷土重来，李党党魁再度失势，紧随而来的，自然又是新一轮轰轰烈烈的权力倾轧和政治洗牌。
面对如此阴魂不散的朋党之争，文宗李昂束手无策，只能仰天长叹：“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资治通鉴》卷二四五）
太和八年岁末的那些日子，看着郁郁寡欢、愁肠百结的天子，李仲言和郑注不断交换着意味深长的目光。
他们不约而同地意识到——此时的天子亟须信得过的人帮他排忧解难。如今，谁是天子最信得过的人？
当然是李某人和郑某人了。
李仲言和郑注认为自己责无旁贷，而且他们相信，只要能帮领导排忧解难，他们的前程必定不可限量。
这年十一月的一天，李仲言忽然上奏天子，请求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李训。
一个人改名本来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已经活了半辈子才突然改名，肯定不会是毫无意义的举动。
那么，李仲言为何改名呢？
也许，他是想用一个新的名字，告别不堪回首的过去，拥抱即将到来的辉煌仕途，同时拥抱一个风生水起的崭新人生。
狂飙突进的政治运动
在中晚唐一百多年的历史上，太和九年（公元835年）注定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份。
因为从这一年四月开始，在李训和郑注的一再怂恿之下，文宗李昂终于鼓足勇气，决定突围——从令人窒息的党争泥潭中，从宦官乱政的黑暗现实中，从上天给定的悲剧命运中，作一个历史性的突围。
尽管有着宋申锡的前车之鉴，可李昂并没有丧失信心。
因为他相信，自己不会永远都走背运，也不会永远都用错人。
李训和郑注没有辜负天子的殷切期望。
这两个野心勃勃的政坛新贵心潮澎湃地接过文宗给予他们的权力，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地向暮气沉沉的旧世界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他们的第一波攻击目标是党人。
李德裕首当其冲。
尽管李德裕在去年十月已被逐出朝廷，外放为镇海节度使，可李训和郑注并未就此罢手。他们要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为此，郑注找来了尚书左丞王璠、户部侍郎李汉，让他们出面指控李德裕，说他几年前曾与漳王李凑暗中勾结，图谋不轨。
在文宗一朝，这个漳王几乎就是衰神的代名词，不管是谁，只要跟他扯上关系，保准倒霉。
文宗一听李德裕居然跟漳王有瓜葛，勃然大怒，马上把宰相跟郑注、王璠、李汉等人召集起来，讨论如何处置李德裕。
会上，王璠和李汉一口咬定李德裕跟漳王勾结。宰相路隋看不过眼，忍不住说了句公道话：“德裕断然不会做这种事。如果硬要说他谋逆，那臣备位宰相，也有失察之罪。”
可想而知，路隋的仗义执言非但没能帮到李德裕，反而引火烧身，把自己也给搭了进去。
四月中旬，李德裕被贬为太子宾客，到东都洛阳任职。稍后，路隋被贬为镇海节度使，补了李德裕的缺。
尽管李德裕已经被一贬再贬，可事情并未到此结束。
短短几天后，郑注就又找了两条理由，把李德裕踢得更远，连东都的冷板凳都不让他坐。这两条理由是：一、前年冬天天子患病，据说王涯曾邀约李德裕一同入宫探望，可李德裕居然没有去，显然不把天子放在眼里；二、李德裕在担任西川节度使期间，曾强行征收赋税三十万缗，致使百姓困苦，怨声载道。
四月二十五日，李德裕再度被贬为袁州（今江西宜春市）长史。
看见李德裕被整得这么惨，李宗闵真是心花怒放，天天乐得合不拢嘴。然而，还没等李宗闵乐够，李训和郑注的枪口就已经转向他了。
这一年六月，一则令人毛骨悚然的流言忽然在长安坊间传开，说郑注为皇帝配制的丹药，居然是用小孩的心肝合炼的。流言一起，整个京师顿时人心惶惶。
文宗大怒，马上命李训和郑注彻查流言的制造者。
李训和郑注立刻行动起来，很快就向文宗禀报了调查结果。他们说，流言是京兆尹杨虞卿的家人散布的。
文宗二话不说，当即将杨虞卿逮捕，关进了御史狱。
杨虞卿是李宗闵的心腹，他出了事，李宗闵当然不能坐视。随后的日子，李宗闵开始四处奔走，极力营救杨虞卿。
可是，李宗闵并不知道，这是李训和郑注专门给他设计的陷阱。所谓的流言及其制造者云云，当然也都是郑注一手炮制的。李训和郑注的目的，就是要在驱逐李德裕之后，把李宗闵及其党人一网打尽。
六月二十八日，一纸诏书颁下，李宗闵被罢相，贬为明州（今浙江宁波）刺史。
七月初一，杨虞卿被贬为虔州（今江西赣州市）司马，不久又贬为司户。
七月初九，李宗闵再度被贬为处州（今浙江丽水市）长史，不久又贬为潮州司户。
同月，被视为李宗闵一党的刑部侍郎萧浣等人，也纷纷被逐出朝廷，贬为远地司马。
与此同时，李训和郑注开始扶摇直上。李训先是任国子博士，后迁兵部郎中、知制诰，仍兼翰林侍讲；郑注先是任太仆卿、御史大夫，后迁工部尚书，兼任翰林侍讲。
当时，朝中人人都说郑注随时可能拜相，侍御史李甘看不惯郑注小人得志的嘴脸，发了一句牢骚，说：“只要他入相的诏书一下，我一定当廷把它撕毁！”
几天后，李甘便被贬为封州（今广东封开县）司马。
文宗有一次跟翰林学士、户部侍郎李珏谈起郑注，问李珏是否与他有过交往。李珏不屑地说：“臣深知他的为人。此人异常奸邪，皇上若宠幸他，恐怕对德业毫无帮助。臣忝列皇上近侍，怎敢与这种人交往？”
几天后，李珏便被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刺史。毫无疑问，在此时的文宗朝廷，不管你是李党、牛党，还是洁身自好的无党派人士，只要不去抱李训和郑注的大腿，唯一的命运就是被贬谪。
就在全面打击党人的同时，李训和郑注又把目标转向了另一个更为强大、也是最让文宗李昂切齿痛恨的政治势力。
那就是——宦官。
作为短时间内强势崛起的政坛黑马，李训和郑注的发迹，无疑都得益于权宦王守澄的援引，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得势之后，毅然把枪口掉转过来对准王守澄。
因为，在李训和郑注这种人眼里，世界上除了利益是永恒的，其他一切都是浮云。世界上除了他们自己，任何人都是可以利用的工具。
如今，王守澄还有利用价值吗？
没了。
眼下，只有堂堂大唐天子才是李训和郑注手中最有价值的筹码。所以，不管是牛党、李党，还是阉党，在李训和郑注的眼中都是浮云。如果一定要把他们划归某个政治阵营，那也只能说他们是“皇党”。
是的，皇党。他们以此为荣为傲。
现在，李训和郑注就是皇帝的代言人，是天子李昂进行历史性突围的骑手和先锋，是睥睨一切旧势力的新时代的弄潮儿。
魔来斩魔，佛来杀佛，天地之间，唯我独尊。
宦官算什么东西？只要是阻挡他们登上权力巅峰的人，就一个字——杀。
当然，李训和郑注也知道，宦官不是那么好对付的。相比党人而言，对付宦官更需要策略。
为了剪除强大的宦官集团，李训和郑注决定采取“以毒攻毒、各个击破”的迂回战术。
他们首先锁定了一个人，作为剪除王守澄的突破口。
这个人，就是时任右领军将军的宦官仇士良。
此人在当年拥立文宗的行动中也曾立过功，由此长期遭到王守澄的压制。李训和郑注向文宗献计，进用仇士良，分散王守澄的权力。
这一年五月二十一日，仇士良突然被擢升为左神策中尉，取代王守澄掌管了禁军。
对此，王守澄虽然有些不悦，但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因为直到此刻他也没有意识到，李训和郑注的刀子已经从背后悄悄伸了过来。
一个在权力的塔尖上待得太久的人，通常都会被一种凌驾万物的快感所陶醉，从而无视从塔顶跌落后那种粉身碎骨的危险。
王守澄就是这种人。
为了进一步麻痹王守澄，同时为了更快地瓦解阉党，李训和郑注计划的第二步，是反过来与王守澄联手，铲除另外三个一直与他明争暗斗的元老级宦官。
他们就是左神策中尉韦元素、左枢密使杨承和、右枢密使王践言。
这一年六月，这三个大宦官一夜之间全被逐出朝廷，分任西川、淮南和河东监军。
八月二十三日，文宗下诏，指责这三名宦官曾分别与李宗闵和李德裕内外勾结、收受贿赂，故将韦元素流放象州（今广西象州县），杨承和流放驩州（今越南荣市），王践言流放恩州（今广东恩平市）。同时，文宗又责令有关部门必须将三人戴上枷锁，装入囚车押送。
数日后，这三个人刚刚被押上流放之路，天子派出的使臣便从背后追上了他们，宣诏将三人赐死。
太和九年，帝国政坛上掀起了一场狂飙突进的政治运动。
从这一年四月到九月，在不过半年的时间里，李训和郑注联手掀起的政治飓风，就已经把整个长安官场扫得面目全非。史称，“是时，李训、郑注连逐三相（李德裕、路隋、李宗闵），威震天下，于是平生丝恩发怨无不报者。”“注与训所恶朝士，皆指目为二李之党，贬逐无虚日，班列殆空，廷中忷忷。”（《资治通鉴》卷二四五）
这些日子里，只要是跟李训和郑注有过丝毫旧怨或者是他们看不顺眼的人，立刻就会被划归牛党或李党成员，遭到无情打击。百官几乎被贬逐殆尽，整个朝廷人心惶惶。
与此同时，一大批帝国的基层官员和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通过巴结李训和郑注而被迅速提拔，纷纷进入朝廷，占据那些突然空出来的重要职位。
看着原本铜墙铁壁般的旧势力被摧枯拉朽般地轰然推倒，文宗李昂终于感到了一种突出重围、豁然开朗的喜悦。看着原本声势浩大的牛党、李党和阉党到头来也不过是一群外强中干的纸老虎，年轻的天子顿时焕发出一种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快意和豪情。
那些日子，李训和郑注胸有成竹地为天子勾画了一幅美妙的政治蓝图，并且信誓旦旦地描绘了一番海晏河清的太平景象。他们说，第一步是铲除朋党和宦官，第二步是收复河、湟（甘肃中西部及青海东部），第三步是肃清河北的跋扈藩镇。
李训和郑注说，只要走完这三步，天下必然太平。
如今，党人集团已被彻底清除，接下来，只要把恶贯满盈的阉宦集团铲除干净，这第一步就算是走完了。
这一年九月，在李训的策划下，当年谋杀宪宗皇帝的凶手、时任山南东道监军的宦官陈弘志突然被征召回朝。二十一日，陈弘志刚刚走到青泥驿（今陕西蓝田县南），便被李训派出的人乱棍打死。
随后，李训和郑注又向文宗献计，以明升暗降的手段进一步削弱王守澄的权力。
九月二十六日，原任右神策中尉、行右卫上将军、知内侍省事的王守澄被调任左、右神策观军容使，兼十二卫统军。
此刻，王守澄无疑已经走到了灭亡的边缘。
然而，对于死神近在咫尺的脚步声，王守澄还是充耳不闻。
与王守澄的调动相隔仅一天，文宗又发布了一项重大的人事任命——以兵部郎中、知制诰、翰林侍讲李训为礼部侍郎、同平章事。
至此，李训终于登上了帝国的权力巅峰。
这个当初被流放边荒、几乎已经输得精光的投机政客，如今却只用了短短一年的时间，就一举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帝国宰相，其发迹之快，足以令人叹为观止。
十月初九，李训和郑注认为除掉王守澄的时机已经成熟，遂建议文宗下手。
当天，宫中的内侍宦官李好古来到了王守澄的宅第。
他奉天子之命，给王守澄带来了一件礼物。
这是一瓶毒鸩。这个礼物，李昂已经给王守澄准备好多年了，直到今天才算派上用场。
总有一天，我会给你一样你不想要的东西。
那就是——惩罚。
一个僭越犯上、擅行废立的奴才应得的惩罚。
直到这一刻，王守澄才如梦初醒。
这个反奴为主、三度操纵皇帝废立的权宦，这个权势熏天、把持朝政十五年的幕后推手，终于感到了一种强烈的无助和恐惧。
可是，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黯然良久之后，在李好古冷冷的目光中，在一群禁军士兵齐齐的逼视下，绝望的王守澄终于颤颤巍巍地端起毒鸩，万般无奈地领受了这份迟来的礼物。
当天，朝廷发布了王守澄暴病而亡的消息，同时追赠他为扬州大都督，并且宣布——准备在浐水为王守澄举办一场隆重的葬礼。
在李训和郑注的计划中，王守澄的葬礼是非同寻常的。
因为，他们将利用这次葬礼策划一场大规模的行动。
准确地说，是一场大规模的屠杀行动。
他们要在王守澄的葬礼上埋伏重兵，然后把王守澄大大小小的党羽一网打尽。
这样的一场葬礼，当然是非同寻常的。因为它不是王守澄一个人的葬礼，而是这些年来，把历任大唐天子玩弄于股掌之中的整个阉党的集体葬礼。
如果顺利走完这一步，文宗李昂和他的皇党就算彻底粉碎了旧世界，从朋党和宦官的包围圈中成功突围了。无论他们下一步能否如愿以偿地收拾掉河北的跋扈藩镇，光是消灭“朋党之争”和“宦官乱政”这两大政治痼疾，就已经是一场历史性的胜利了。
王守澄的葬礼定在太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举行。
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把这一页历史翻过去，前面就是李昂梦寐以求的那一片朗朗乾坤……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一天永远不会到来了。
因为，另一个黑色的日子挡在了它的前面。
这个日子是太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没有人知道，就在这一天，一场可怕的政治灾难将降临长安，并使得整座大明宫尸横遍地、血流成河。
后来的人们，把这场从天而降的灾难称为——甘露之变。
甘露之变：喋血大明宫
一手遮天的大宦官王守澄死了，朝野上下的正直之士无不额手相庆。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对帝国的未来也生出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通过王守澄这件事以及一年来朝堂上发生的一切，李训和郑注所表现出的阴险、狡谲和毒辣，足以令所有人不寒而栗。天子李昂让这样的人来把持朝政，除了制造更多的政治斗争和权力倾轧外，还能为帝国创造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呢？
其实，人们不难理解文宗李昂急于澄清天下的迫切心情，全力打击擅权乱政的朋党、阉党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起用李训和郑注这样的野心家来做这些事情，无异于“前门驱虎，后门迎狼”，只能为帝国朝政埋下更为深重的隐患。
换言之，文宗这么做，只能叫病急乱投医。
而病急乱投医的结果，往往是旧疾未愈、新病又发，最终只能把原本忧患频仍的帝国，进一步推入更加深重的灾难之中。
可是，文宗李昂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对于李训和郑注，他的宠幸是前所未有的。尤其对李训，李昂更是给予了毫无保留的信任。“训起流人，期年致位宰相，天子倾意任之。训或在中书，或在翰林，天下事皆决于训。而涯辈（宰相王涯等人）承顺其风旨，唯恐不逮。自中尉、枢密、禁卫诸将，见训皆震慑，迎拜叩首。”（《资治通鉴》卷二四五）
自从当上宰相之后，李训快意恩仇，指点江山，深深品尝了权力的美味。
在人间绝顶俯视芸芸众生，真是一种妙不可言的感觉。
然而，与这种感觉相伴而来的，却是一丝挥之不去的隐忧。
如今的李训已然位极人臣，还会有什么隐忧呢？
有。
李训的隐忧就是郑注。
古人常说“一栖不两雄”，意思是，一个鸡窝里容不下两只同样好斗的公鸡。同理，权力的塔尖自然也容不下两个同样野心勃勃的人。
所以，李训不得不居安思危，未雨绸缪。
按理说，郑注应该算是李训的恩人。因为李训当初回长安时，只是个没人搭理的无业游民，要是没有郑注的积极引荐和鼎力相助，李训绝对不可能得到文宗的宠幸，更不可能爬上宰相之位。
但是，就像郑注发迹之后，为了铲除通往权力之路的障碍，可以把枪口对准早年的恩人王守澄一样，李训得志之后，为了长保富贵，自然也可以回过头来对付郑注。我们说过，对李训和郑注这种人来讲，世界上除了利益是永恒的，什么都是浮云；世界上除了他们自己，任何人都是工具。
事实上，早在拜相之前，李训就已经开始排挤郑注了。
因为，当时的情况是两个人都有入相的可能，但是文宗碍于舆论，不可能同时让他们当宰相，所以，李训为了夺取相位，就必须把郑注挤出长安。
那是在九月份的时候，当时王守澄虽已被解除兵权，但是还没死，于是李训便以防止王守澄反扑为由，建议郑注谋求凤翔节度使之职。因为凤翔离长安近，万一王守澄垂死挣扎，郑注可以随时调动凤翔军进入长安，与李训里应外合，共同应对，这显然比两个人都窝在长安要安全得多。
当时，李训是这么对郑注说的：“中外协势，以诛宦官。”（《资治通鉴》卷二四五）
郑注觉得很有道理，所以丝毫没有怀疑李训的用心，立刻向文宗提了出来，随即出镇凤翔。
结果，郑注才走了几天，李训就顺利拜相了。
如今，李训虽然已经捷足先登攫取相权，但他对郑注的防范却是有增无减。原因很简单，此次诛灭宦官集团的计划中最关键的部分，就是郑注要亲率数百名凤翔的精锐士兵，以护送王守澄的棺椁为名，在葬礼上出其不意地诛杀宦官。
可想而知，一旦此计成功，郑注就成了铲除宦官的首功之臣，到时候，文宗对他的宠幸和奖赏一定会超过李训，这对李训无疑是极大的威胁。退一步讲，就算郑注得到的荣宠没有超过李训，他也必定会心存不甘。届时，朋党和阉党既已全部清除，外部的敌人消失了，他们两人必然会拔刀相向，围绕宰相之位展开一场巅峰对决。
因此，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讲，李训都必须先下手为强——在铲除宦官的同时，把郑注一块做掉。
换言之，李训必须另行制订一个计划，赶在十一月二十七日的王守澄葬礼之前行动。
心意已决，李训立刻召集自己的一帮心腹，商讨具体的行动细节。他的心腹包括宰相兼刑部侍郎舒元舆、左金吾大将军韩约、河东节度使王璠、邠宁节度使郭行余、京兆少尹罗立言、御史中丞李孝本。
经过几天的密谋，一个看上去相当完美的计划就出笼了。
行动时间，就定在十一月二十一日的早朝，比郑注的原计划整整提前了六天。
对此，文宗和郑注当然是一无所知。
而李训和他的心腹们当然也不会料到，这个看上去相当完美的计划，非但没有铲除宦官集团，反而把他们所有人，全都推进了身死族灭的万丈深渊……
太和九年（公元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一切都与往常并无不同。天刚蒙蒙亮，文宗就已经来到了大明宫的紫宸殿，准备举行朝会。
片刻后，文武百官鱼贯进入大殿，按官阶高低站定班次，只等着金吾将军一如平日那样高声奏报，“左右厢房内外平安”，然后百官就可以奏事了。
可是，这天早朝，左金吾大将军韩约进入大殿的时候，报的却不是平安，而是祥瑞。
满朝文武清晰地听见，韩约用一种异常激动的声音向天子奏报：“左金吾听事（办公厅）后院的石榴树上，昨夜天降甘露，臣已递上‘门奏’[64]，请陛下移驾往观！”。
韩约说完，三拜九叩向天子道贺。李训和舒元舆当即出列，率领百官一起向文宗祝贺。
天降甘露，象征着天下太平，无疑是一件普天同庆的大喜事。李训和舒元舆随即邀请文宗前往观赏，以领受天赐的吉祥。
文宗李昂也感到异常惊喜。连老天爷都忍不住降下了祥瑞，这足以证明太平盛世已经指日可待了。
文宗当即宣布——暂停朝会，百官随驾前往含元殿。
于是，百官依次退下，来到含元殿内重新站定。一个时辰后，天子李昂乘坐銮轿出了紫宸门，登上含元殿，命宰相和中书、门下两省官员先去“左仗”（位于含元殿左侧的左金吾办公厅）查看。过了一会儿，李训和舒元舆等人回来向天子奏报：“臣等已经查验过了，恐怕不是真的甘露，应暂缓对外宣布，以免天下百姓争相道贺。”
“怎么会这样？”李昂大为失望，回头命左右神策中尉仇士良、鱼弘志去重新查看。
仇士良等人随即走出了含元殿。
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李训和舒元舆对视一眼，立刻传召河东节度使王璠和邠宁节度使郭行余上殿听旨。
按原定计划，王璠和郭行余各带着数百名全副武装的士兵等候在丹凤门（大明宫正门）外，一等李训宣旨，他们就要即刻带兵进入大明宫，与金吾卫里应外合诛杀宦官。可不知道为什么，只有王璠带着他的河东兵进来了，郭行余却是单枪匹马，邠宁兵一个也没有随他入宫。
计划开始走样了。
李训感到了一丝不安。
更让李训不安的是，没带兵的郭行余前来殿下听宣了，而带着兵的王璠却脸色苍白、双脚打颤地远远站着，一步也不敢靠近含元殿。
看来，王璠和郭行余是靠不住了。李训忧心忡忡地想。
一切只能看韩约的了。
此刻，含元殿左侧的金吾卫衙门内，宦官仇士良没有看见传说中那晶莹剔透的甘露，只看见了韩约那苍白如纸的脸上一颗颗滚圆的汗珠。
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大冬天的早晨，这个左金吾大将军竟然会大汗淋漓呢？
仇士良满腹狐疑地盯着韩约，问：“将军这是怎么了？”
话音刚落，一阵穿堂风吹过，吹起了厅堂后侧的帐幕。仇士良无意中瞥见了一些闪闪发光的东西。
那是兵器。
随着帐幕的晃动，仇士良还听见了一些声音。
那是兵器相互撞击发出的铿锵之声。
什么也不用再问了，所谓的天降甘露纯粹就是一个陷阱。仇士良和宦官们猛然掉头就往外跑。跑到门口时，守卫正准备关闭大门，仇士良高声怒斥，守卫一紧张，门闩怎么也插不上。仇士良等人冲出金吾卫，第一时间跑回皇帝身边，奏称宫中已发生事变。
全乱了，计划全乱套了。
李训知道，此时此刻，谁把天子攥在手里，谁就能掌控整个大明宫的局势。他立刻呼叫殿外的金吾卫士兵：“快上殿保卫皇上，每人赏钱百缗！”
仇士良当然不会让天子落入李训之手，马上对文宗说：“情况紧急，请皇上立刻回宫！”旋即把文宗扶上銮轿，和手下宦官拥着皇帝冲出含元殿，向北飞奔。李训抓住轿杆，情急大喊：“臣还有大事要奏，陛下不可回宫！”
此时，京兆少尹罗立言带着三百多名京畿卫戍部队从东面杀了进来，御史中丞李孝本也带着两百多名手下从西边冲过来，都是来增援李训的。他们冲进含元殿，对着那些未及逃离的宦官挥刀便砍，顷刻间便有十余人倒在血泊中，哀叫声此起彼伏。
天子的銮轿在宦官们的簇拥下摇摇晃晃地跑到了宣政门。李训仍旧一路死死抓着轿杆，不停地叫天子落轿。早已吓得失魂落魄的文宗又惊又怒地喝令他住口。仇士良的手下宦官郗志荣一见皇帝发话，冲上去对着李训当胸一拳，将他打倒在地。还没等李训爬起来，銮轿已经进了宣政门，宫门立刻紧闭。宦官们知道自己安全了，齐声高呼万岁。
此刻，宫中的文武百官早已各自逃命，作鸟兽散。李训意识到行动彻底失败了，急忙换上随从人员所穿的绿色低品秩官服，骑马奔驰出宫，一路大声抱怨：“我犯了什么罪，要被贬谪出京！”借此掩人耳目。果然，各宫门守卫一路放行，没人怀疑他。
经此变故，仇士良已经意识到李训等人要对付的就是他们宦官，而幕后主使很可能就是天子本人。仇士良死死地盯着文宗李昂，忍不住破口大骂。
文宗浑身战栗，无言以对。
这一刻，堂堂大唐天子在宦官面前几乎就像一个做错事的小孩一样，把头深深地耷拉了下去，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而此刻的宦官仇士良，却有一种在光天化日之下抓获小偷的快感。
天子惭悚不已，愧悔难当。
而宦官则正义凛然，理直气壮。
我们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倒错。反正从这一刻起，直到生命终结，唐文宗李昂再也没有在宦官面前抬起过头来。
仇士良开始反击了。
他即刻下令左、右神策副使刘泰伦和魏仲卿分别率领五百名禁军大举搜捕“叛党”。此时，宰相舒元舆、王涯等人仍然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正在政事堂用午膳。一名小官惊恐万状地跑进来喊：“不好啦，军队从内廷出来了，逢人便杀！”
几位宰相这才清醒过来，赶紧狼狈出逃。政事堂瞬间炸开了锅，门下、中书两省官员，以及金吾卫吏卒共计一千多人，争先恐后地往外跑，把大门口挤得水泄不通。片刻后，宦官带着禁军杀到，立刻关闭大门。转眼间，政事堂内未及逃离的六百多人全部被杀。
杀人是很容易获得快感的，尤其是杀那些手无寸铁、毫无反抗意志的人。
此刻的仇士良就充分体验了这种快感。
于是，反击行动迅速升级，变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大屠杀。仇士良一声令下，各道宫门相继关闭，驻扎在玄武门的所有禁军士兵全部出动，在大明宫展开了地毯式搜索，不放过任何一个“叛党”。只要不是宦官和禁军，一律在他们的屠杀之列。
这一天，大明宫变成了一座血肉横飞的屠宰场。
正在朝廷各衙门办公的大小官员，以及刚好入宫办事的各色人等，全都不明不白地成为宦官的刀下之鬼。这一天，先后有一千多人被杀，尸体纵横交错，鲜血四处流淌。各个衙门的印信、档案、图籍、帐幕、器具尽皆被毁，到处是一片惨不忍睹的凄凉景象。大明宫的每一个角落，都弥漫着恐怖与血腥的气息。
大屠杀之后，仇士良又派遣千余名禁军骑兵，在城中大肆捕杀漏网之鱼，同时出城追捕逃亡者。宰相舒元舆独自骑马逃到安化门，被禁军抓获。宰相王涯徒步逃出宫外，躲藏在永昌里的茶肆，也被禁军搜出，旋即被戴上枷锁，押入左军军营严刑拷打。年已七十多岁的王涯禁不起酷刑，最后屈打成招，胡乱承认自己与李训合谋篡逆，企图拥立郑注当皇帝。
这份供词虽然荒谬可笑，可对仇士良来说，有它就足够了。
只要宰相承认谋反，他今天的屠杀行动就能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
事变一起，惯于见风使舵的河东节度使王璠第一时间逃回了长兴里的私宅，并即刻部署河东兵进行防守。宦官鱼弘志命禁军向他传话，声称宰相王涯等人已供认谋反，所以天子起用他为宰相，请他出来主持大局。王璠信以为真，赶紧开门出来，旋即被捕，也押进左军。
王璠一见王涯，一开口就埋怨：“你自己谋反，干吗把我也牵扯进来？”
满腹冤屈的王涯万万没想到，这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到了这种地步还不忘倒打一耙。他气急败坏地说：“还记得宋申锡的案子吗？当初是谁把机密泄露给王守澄的？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
王璠满脸通红，无言以对。
看着这帮狗咬狗、一嘴毛的文臣，宦官们在一旁不住冷笑。
凡事明哲保身，临事苟且畏难，任事首鼠两端，见危险就躲，见利益就上。
这就是大唐文臣们的处世哲学。
难怪你们输得这么惨。
紧随王涯和王璠被捕的还有躲藏在太平里家中的京兆少尹罗立言，王涯的家人、眷属和奴婢，李训的族弟、户部员外郎李元皋。
紧接着，禁军士兵开始以执行公务为名抢劫私人财产。前岭南节度使胡证、左常侍罗让、翰林学士黎埴等大臣的府邸全部被洗劫一空。长安坊间的一些流氓地痞也开始趁乱烧杀抢劫，并且互相攻击。一时间鸡飞狗跳，尘埃蔽日，整座长安城陷入了无政府状态……
这一天的流血政变，历史上称为“甘露之变”。
翌日清晨，劫后余生的文武百官陆陆续续前来上朝，都等在宫门外。一直到太阳爬得老高，建福门才徐徐打开。只见伫立在两侧的禁军士兵全部刀剑出鞘，脸上依旧杀气腾腾。百官战战兢兢地走到宣政门，大门却尚未开启。许久，宫门打开，宦官传令：所有朝臣，一律只能带一名随从进入内廷。
紫宸殿上已经没有了宰相和御史，百官随意站立，班位全乱套了。
脸色苍白的文宗皇帝升殿之后，看着表情各异、班位混乱的文武百官，有气无力地问了一句：“宰相怎么没来？”
仇士良一声冷笑，说：“王涯等人谋反，已被关进监狱。”随后，召左仆射令狐楚和右仆射郑覃把王涯的亲笔供词呈给皇帝看。
文宗一下子全明白了。
他接过那纸供状，忽然作出一副愤怒而惊愕的表情，问令狐楚等人：“这是王涯的亲笔吗？”当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天子越发表现得怒不可遏，狠狠地说，“果真如此，死有余辜！”
李昂知道，他现在必须表现得越惊愕越好。因为惊愕就表明他无辜，表明他没有参与宰相们诛杀阉党的计划。这样他才能摆脱干系，以免仇士良等人一怒之下，把他这个天子废掉，甚至杀死。
李昂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保住自己的皇帝位子。其他的一切，他都无暇顾及，也无力顾及了。
事变第三天，御史中丞李孝本在咸阳西面被抓获；同日，李训也在逃亡凤翔的中途周至镇（今陕西周至县）被当地官员逮捕，旋即押赴京师。走到昆明池时，李训知道自己反正是一死，倘若被送进禁军军营，还要徒然遭受凌辱，于是便对押送官说：“得到我，就等于得到富贵。听说禁军现在正到处搜捕我，待会儿进了城，他们一定会把我抢走，到时候你们就什么都得不到了，不如现在砍下我的首级，秘密送进宫去。”押送官觉得言之有理，随即一刀砍下了李训的脑袋。
事变第四天，满朝文武都被勒令去旁观“叛党”的游街示众和行刑过程。
神策军将李训的首级高挂在“叛党”队列的前方，后面的囚车分别押着王涯、王璠、舒元舆、郭行余、罗立言、李孝本等人，在长安的东、西两市游街示众，然后将他们推到闹市的一株独柳下，一一腰斩，最后把首级悬挂在兴安门外示众。
当天，所有“叛党”的宗亲族裔，不论远近亲疏一律处死，连襁褓中的婴儿也没有放过。其中，有妻女侥幸未死的，全都充为官妓。
事变第五天，仇士良下了一道密敕，命凤翔监军张仲清将郑注诱杀，随后全家诛灭。
第七天，右神策军在崇义坊逮捕韩约，次日将其斩杀。
尘埃落定之后，文宗李昂被迫下诏，大举封赏此次镇压“叛乱”的功臣。仇士良和手下的大小宦官，包括禁军官兵，全部获得不同程度的升迁和赏赐。
一场狂飙突进的政治运动，就这样以一场政治灾难宣告终结。
李训和郑注这两匹政坛黑马，就像两颗光芒万丈却乍现即逝的流星，在沉沉的帝国夜空中一掠而过。
在他们身后，黑暗比此前的任何时候都更为浓重。
关于“甘露之变”导致的政治后果，史书做了这样的记载：“自是，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内侍省），宰相行文书而已。宦官气益盛，迫胁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资治通鉴》卷二四五）
太和九年深冬的那些日子，唐文宗李昂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分被噩梦惊醒。
醒来后的李昂总是怔怔凝望着床前那一地惨白的月光，恍惚不知自己身处何方。直到看清这熟悉的寝殿和龙床，李昂急促的呼吸声才会慢慢地平息下去。
夜未央，可李昂睡意全无。
他只能圆睁双眼，在无涯的黑暗中焦灼地等待——
等待那仿佛永远不会到来的天明。
不共戴天的宰相恶斗
转眼已是新年。正月初一，文宗御宣政殿，改元“开成”。
不堪回首的太和九年就这么翻过去了，可文宗却始终没有从“甘露之变”的阴影中走出来。
这一年，李昂事实上还很年轻，虚岁才二十七。按常理，这种年纪本来应该是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的，可此时的李昂却显得有些意志消沉和未老先衰。
这也难怪。经历了那么多挫折与失败，就算有再多的锐气和棱角，肯定也都被磨得一干二净了。
过去的李昂虽不喜声色犬马，但至少对左右神策军的马球赛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可从这一年起，李昂却把马球赛减少了十之六七，纵使偶尔举办一两场宴会，他的脸上也从未有过一丝笑容。
闲居的时候，李昂更是郁郁寡欢。左右侍从看见他总是一个人独处，时而徘徊眺望，时而独语叹息，很少主动和人说话。
李昂仿佛在一岁之间就苍老了。尽管他的生理年龄还很年轻，但却无可挽回地走进了心理上的老年。
细心的侍从发现，只有当天子的目光偶尔从书架上的某个地方掠过，眼中才会闪现出一丝旧日的神采。不过，那神采也是极其微弱、稍纵即逝的。
天子注目的那个地方摆着一本书。
那是一册久已蒙尘的《贞观政要》。
自从“甘露之变”后，以仇士良为首的宦官集团基本上一手把持了朝政，其嚣张程度比当初的王守澄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个时期，李石、郑覃、李固言、陈夷行四人先后入相。对于宦官擅权的现实，他们也无可奈何，只求明哲保身。
开成二年（公元837年）末，李固言被外放为西川节度使。在剩下的三个宰相中，只有中书侍郎李石的表现还算强硬。虽说他也不敢跟宦官公开较量，但至少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维护朝廷的一些纲纪。
可仅仅因为这样，李石就成了仇士良的眼中钉和肉中刺。
开成三年（公元838年）正月初五，李石骑马上朝，刚刚走到半路，忽然从暗处射出几支冷箭，左右随从当即吓得抱头鼠窜。李石被射中一箭。幸亏刺客射艺不精，没射中他的要害。李石慌忙捂着伤口拍马往家里跑，可刚跑到坊门，又有一个刺客从斜刺里冲出，猛然一刀向他砍来。
要是这一刀命中，李石就是第二个武元衡了。
还好李石的反应快，挥起鞭子往马屁股上狠命一抽，坐骑受痛，奋力往前一跃，竟生生躲开了这一刀，只是马尾巴被砍断了一截。
李石就这么捡回了一条命。
得知宰相遇刺后，文宗大为惊愕，立刻命禁军派兵护卫，同时下令各级衙门全力缉捕刺客。然而，各级官员忙活了一整天，却连刺客的影子都没见着。
李石遇刺的消息传开后，满朝文武都成了惊弓之鸟，第二天集体缺勤，连请假条也不打，害得文宗在大殿上苦等半天，到最后数一数人头，居然只有九个人上朝。
整个京师人心惶惶，直到几天后才慢慢恢复正常，而那两个刺客则始终没有抓着。
不过，案子没破，不等于没人知道真相。其实，李石自己比谁都清楚，要拿他性命的人，除了仇士良，没有第二个。
事后，李石越想越怕。
仇士良既然想干掉他，就绝不会轻易罢手，一次不成，还会来第二次、第三次……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与其这样天天担惊受怕，还不如辞职走人算了。
随后，李石屡屡上表请辞。
文宗虽然明知道此案的幕后主使就是仇士良，但也无可奈何。别说没有证据，就算有，他也不敢拿仇士良怎么样。
正月十七日，文宗下诏，将李石外放为荆南节度使。
与此同时，户部尚书兼盐铁转运使杨嗣复、户部侍郎李珏进入了宰相班子。
随着这两个人的入相，一度销声匿迹的牛李党争便又卷土重来了。
李固言和李石离任后，剩下的两个宰相郑覃、陈夷行均属李德裕之党。作为牛党的李固言担心朝政被李党把持，于是早在临走之前，便极力向文宗推举了杨嗣复和李珏。杨嗣复的父亲杨于陵，就是元和三年录取李宗闵和牛僧孺的主考官。
杨嗣复和李珏入相后，李党的陈夷行非常不爽。每次讨论政务，他便故意跟杨嗣复吵得不可开交。为了表示自己的不满，他甚至以足疾为由提出辞职。不过，文宗没有答应他。
陈夷行如此剑拔弩张，杨嗣复自然也不甘示弱。所以刚一入相，他便处心积虑想让牛党党魁李宗闵回朝。当然，杨嗣复也知道，郑覃和陈夷行肯定会阻挠，所以他没有直接向文宗提出来，而是搞了个迂回战术——先去跟宦官疏通，再让宦官跟文宗打招呼。
杨嗣复的这一招很管用，因为此时的文宗对宦官基本上不敢说半个不字。
几天后的一次朝会上，文宗主动提出，李宗闵已经外放好几年了，应该召他回来担任朝职。
郑覃一听，马上出列，高声奏道：“陛下若体恤李宗闵被贬得太远，最多只能往内地调一调，千万不可再用。倘若陛下非用不可，请先让臣离开。”
郑覃话音未落，陈夷行立刻接腔：“李宗闵当初以朋党乱政，陛下为何顾惜这样的小人？”
杨嗣复冷笑：“郑大人，陈大人，为人处世，最好是中庸一点，不要凡事都用自己的爱憎做标准。”
看见双方一下就掐起来了，文宗赶紧打圆场：“这样吧，不妨先给宗闵一个州。”
“陛下！”郑覃急了，“这样对他太优厚了，臣认为，最多只能让他担任洪州（今江西南昌市）司马。”
李党如此霸道，杨嗣复当然没必要跟他们客气。他随即大声指责郑覃和陈夷行是在搞党争。郑、陈二人眼睛一瞪，立马又把帽子扣了回去。于是，当天的朝会就变成了一场口水仗。双方都撕破脸面，高声对骂。天子和满朝文武目瞪口呆，恍然有置身于菜市场之感。
许久，文宗才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句：“就这么定了，给宗闵一个州吧。”
眼见天子心意已决，郑覃等人才悻悻地闭上嘴。
当天散朝后，文宗一直长吁短叹，忍不住对侍臣抱怨：“身为宰相，却吵成这个样子，你们说可以吗？这样可以吗？”
侍臣们无言以对，只好安慰天子说，郑覃他们也是出于忠心，一时激愤才会这样子的。
文宗闻言，只能摇头苦笑。
忠心？
是啊，也只能理解为忠心了。登基十几年来，这种为了党派利益而不顾一切的“忠心”，朕见得太多了，当然也见怪不怪了。
二月初九，文宗下诏，将李宗闵由衡州司马升为杭州刺史。
这令人不快的一页总算是翻过去了，但是，宰相班子内的两党恶斗却从此愈演愈烈，一刻也没有平息。“李固言与杨嗣复、李珏善，故引居大政以排郑覃、陈夷行，每议政之际，是非锋起，上（文宗）不能决也。”（《资治通鉴》卷二四六）
要说这样的执政班子能治理好国家，那基本上就是个笑话。
开成三年，让文宗烦心的不仅是宰相之间的恶斗，还有他那个不争气的太子。
太子名叫李永，是文宗的长子，于太和六年册立。其母王德妃生下他后，先是与另一个女人杨贤妃争风吃醋而失宠，不久又被杨贤妃谗害而死。李永从小没了妈，自然比较缺乏管束，于是天天跟一帮内侍宦官混在一起，就知道吃喝玩乐，很少花时间读书。
文宗先后派了几个德高望重的大臣给太子当老师，却始终没什么效果。杨贤妃趁机向文宗猛吹枕边风，添油加醋地编排太子的不是。
到了开成三年九月，文宗终于忍无可忍，便召集宰执大臣们在延英殿开会，历数太子的种种劣迹，准备把他废掉。
废黜储君非同小可，大臣们纷纷表示反对：“太子年少，应该允许他改过。储君乃国之根本，不可轻易动摇。”曾给太子当过老师的韦温更是直言不讳地说：“陛下没有好好教育他，致使他沉沦到这种地步，难道只是他一个人的过错吗？”
子不教父之过，文宗自觉理亏，又看见大臣们没一个支持他，只好悻悻作罢。
不过，太子虽然可以不废，但东宫那帮群小却不能轻饶。为了杀一儆百，文宗随后就对太子身边的宦官和宫女进行了严厉惩处，一下子诛杀和流放了好几十个。
文宗本以为太子能够吸取教训，痛改前非，可他没想到，太子根本没把这当一回事，依旧我行我素，日夜沉湎于声色犬马。更让文宗万万没料到的是——短短一个月后的十月初七，年仅十来岁的太子李永就暴毙了。
听到噩耗的那一刻，文宗震惊得半晌说不出一句话。
不仅是文宗，满朝文武也觉得此事太过蹊跷，都等着天子对太子死因展开调查。
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天子居然什么也没做，只是把太子匆匆殓葬了事。
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堂堂储君死得不明不白却无人问津？天子的表现如此反常，到底意味着什么？
人们深感困惑。不过，天子的沉默至少向朝野透露了这样一个信息，那就是——太子暴毙案的背后，水很深。
也许，此案的背后并不仅仅只有那个争风吃醋、心狠手辣的女人杨贤妃，很可能还站着另外一群人。
那就是宦官。
人们都还记得，一个月前，天子一怒之下诛杀了一批东宫宦官，虽然这些宦官级别很低，只是些阿猫阿狗，但还是有可能引发那些当权宦官的不满和报复。
假如太子真是被杨贤妃或宦官（或二者联手）所杀，那么天子李昂的反应就很好解释了。说白了，李昂对于太子之死也许并不是无动于衷，而是——无能为力。
开成四年（公元839年）夏天，宰相之间的矛盾越发尖锐，逐渐发展到不共戴天的地步，最后终于来了个总爆发。
矛盾爆发的导火索，是文宗李昂的一句话。
四月的一天，文宗在一次闲谈中，夸判度支杜悰这个人很有才，杨嗣复和李珏一听，马上推举杜悰出任户部尚书。他们这么做，一来是为了迎合上意，二来也是想树立私恩，在杜悰面前讨个人情。
陈夷行当时也在场，随即冷笑着说：“皇上想提拔谁，他自有主张，何必二位多此一举？自古以来国家败亡的，往往都是因为权力被臣下操控了。”言下之意，是说杨、李二人企图架空天子。
李珏针锋相对地说：“陛下曾经对我说过，一个圣明君主，应该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选择宰相的时候要谨慎，可一旦选定，就不应随便怀疑。”
陈夷行冷笑不语。
几天后，文宗又和四位宰相讨论政事，陈夷行再次挑起话头，强调不能使威权落入臣下之手。李珏愤然道：“按陈大人的意思，就是说宰相之中有人窃弄陛下威权喽？在下为表清白，愿意辞去宰相之位。”
郑覃笑了笑，说：“李大人不必过于激动，陈大人也是就事论事嘛。按照郑某的看法，开成元年、二年，朝政的确比较清明，这两年，似乎就不如从前了。”
杨嗣复勃然大怒：“照你的说法，头两年你们两个用事，朝政就清明了；这两年轮到我和李大人执政，就有人窃弄威权了？”说着，突然转身朝天子一拜，“臣有罪，从今往后，不敢再入中书省！”说完，头也不回地往殿外走去。
文宗顿时傻眼，赶紧派宦官把杨嗣复叫了回来，温言劝慰道：“方才是郑覃一时失言，爱卿又何必如此呢？”
文宗这话固然安慰了杨嗣复，没想到却又得罪了郑覃。
郑覃当即酸劲十足地说：“臣生性愚钝，口舌笨拙，方才并不是针对杨大人。可他的反应却如此激烈，显然是容不下臣了。”
杨嗣复余怒未消，狠狠瞪了郑覃一眼，对文宗说：“既然郑覃说政事一年不如一年，那不仅是臣难辞其咎，就连皇上您也是圣德有亏啊！”
文宗一听，确实觉得郑覃刚才的话把他也数落进去了，心里顿时觉得不太舒服。
当天的廷议就此不欢而散。过后，杨嗣复一连三次上表，请求辞职，并且好几天都不上朝。文宗只好派宦官去他家跑了好几趟，说了一大堆好话，总算是把他留住了。
几天后，杨嗣复终于不情不愿地回来上班，可同时却让宦官转达了他对郑覃的态度——有他没我，有我没他，皇上您看着办吧！
既然矛盾已经激化到这种程度，文宗也没法再和稀泥了。
五月十六日，文宗不得不将郑覃和陈夷行双双罢相。郑覃罢为右仆射，陈夷行罢为吏部侍郎。
至此，这场不共戴天的宰相恶斗，终于以李党的落败、牛党的胜出而告终。
杨嗣复和李珏大感快慰。
然而，他们并没有高兴太久。
因为，此时的天子李昂已经不久于人世了。而文宗驾崩、新天子即位后，首先遭殃的，就是他们这两个前朝宰相。
武宗登基
太子李永死之后，文宗整整一年没有册立新太子，有个人终于忍不住了。
她就是杨贤妃。
这个女人虽然很有心计，也很有手段，只可惜肚子不争气——嫁给文宗这么多年，始终不能生育。在后宫争宠，没有子嗣的女人显然是毫无优势的。所以，为了保住自己后半生的富贵，杨贤妃很早以前就和文宗的异母弟、安王李溶走得很近。
长期以来，她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构陷太子李永，目的就是要拥立与她关系亲密的安王。
开成四年冬天，杨贤妃频频怂恿文宗册立安王李溶。
可是，文宗始终没有答应。
因为他已经有了另外的人选。
开成四年（公元839年）十月十八日，文宗突然下诏，立敬宗之子、陈王李成美为太子。
杨贤妃大为沮丧——没想到自己机关算尽，到头来却是为别人做了嫁衣。
太子李永死了一年之后，帝国终于确立了新的储君，满朝文武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了下来。时隔整整一年，太子之死的疑云早已从人们的记忆中淡出。可是，就在新太子册立的第二天，一件小事却引发了天子的激烈反应，使人们忽然间意识到，原来天子的丧子之痛从来没有消失，只是被他深深地掩藏而已。
这一天，文宗李昂来到会宁殿观看杂技表演，其中一个节目是一个童子表演高竿攀爬。让李昂感到诧异的是，童子在上面表演时，一个男子一直在高竿下面来回走动，而且一脸焦急不安的神色。李昂问左右：“这是何人？”左右回答：“是童子的父亲。”
就在这一刻，天子的眼泪夺眶而出。
他哽咽着说：“朕贵为天子，却连一个儿子都不能保全啊！”
当天，文宗就命人将教坊（宫廷歌舞团）的刘楚材等四人、宫女张氏等十人全部逮捕。这些人过去都是太子身边的人。文宗指着他们怒斥：“害死太子的就是你们这帮人，如今新太子已经册立，你们是不是还想这么干？”
两天后，暴怒的文宗就将这些人全部斩首了。
毋庸讳言，天子如此大开杀戒，显然有迁怒于人和伤及无辜的嫌疑。即便当初这些人的确是引诱太子纵情声色的罪魁祸首，但也罪不至死。说白了，这些小人物就是天子发泄愤怒的工具而已。
然而，对于大权旁落的文宗李昂来说，明明知道自己的儿子死于非命，却不敢也无力去调查真相，这样的一种悲愤除了发泄在这些人身上，还能往哪里发泄？
数日后，李昂就在难以排遣的抑郁和哀伤中病倒了。
年轻的天子逐渐生出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他觉得，自己的大限不会太远了。
这一年深冬，李昂的病情突然有所好转。朝臣们看见天子的脸上甚至泛起了一丝久违的红晕。
然而没有人知道，这只是天子的回光返照。
十一月二十七日这天，正在翰林院值班的翰林学士周墀忽然接到传唤，说天子请他到思政殿问对。周墀匆匆步入殿中的时候，天子已命人备好了酒。周墀看见天子微笑着示意他坐下，不禁有些诚惶诚恐。
今天的天子看上去精神不错，兴致也很好，又是赐坐又是赐酒，到底想谈什么？
片刻之后，周墀听见天子发话了。
“贤卿，你看朕可以和前朝哪位君主相比？”
周墀听见这没头没脑的问题，慌忙起身回答：“皇上是尧、舜一样的君主。”
天子摇摇头笑了：“朕哪敢和尧舜比！之所以问你这个问题，是因为朕想知道，朕比之周赧王、汉献帝如何？”
蓦然听见这句话，周墀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周赧王和汉献帝都是历史上著名的亡国之君啊！皇上怎么突然说出这种话？周墀忙不迭地跪地叩首，用一种颤抖的声音说：“他们都是亡国之君，绝不可以和皇上相提并论！”
天子再次摇头苦笑。
他的笑容中满是泪光。
紧接着，趴在地上的周墀听见天子的声音忽然弥漫着一种难以言表的沧桑。天子说：“赧王与献帝只不过是受制于诸侯，朕却是受制于家奴！照此说来，朕甚至比他们还不如……”一句话还没有说完，天子李昂已经泣不成声。
不知是由于过度紧张，还是被天子的悲伤所感染，周墀的眼泪也随即夺眶而出。
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不住地叩首，同时陪着皇帝一起啜泣。
这是一个大雪初霁的冬日。一抹阳光正无力地透过窗棂，悄悄洒在这一对相向而泣的君臣泪光闪动的脸上。
阳光在他们脸上驻留了很久，可始终没有让他们察觉到丝毫暖意。
这样的日子，或许连太阳也是冷的。
开成五年（公元840年）正月，是唐文宗李昂在位的第十五个年头，也是最后一个年头。
病榻上的李昂黯然回首自己十四年的帝王生涯，感觉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悲剧。
藩镇割据，朋党之争，宦官乱政。
这是帝国肌体上的三种不治之症，也是属于他李昂的悲剧三重奏。这三大悲剧情节交相辉映，联袂上场，共同演绎了李昂有志中兴、无力回天的悲情人生。
明天的帝国会变成什么样子？
眼下的李昂已经无力思考。事实上，未来的一切也已经与他无关。这个春天，李昂已经倦极累极，连呼吸都必须用尽全力……
天子弥留的时刻，宦官集团自然不会闲着。
其实，早在去年冬天文宗卧病之际，左右神策中尉仇士良、鱼弘志就已经在设计帝国的未来了。准确地说，仇士良打算为帝国物色一个新的储君。
现在的太子李成美不是仇士良拥立的，所以他很早就打定了主意，准备把李成美废掉，另立李昂的异母弟——颖王李瀍（穆宗第五子）。
开成五年正月初二，文宗自知不预，紧急传召杨嗣复和李珏入宫，准备命他们辅佐太子，同时下令太子监国。仇士良和鱼弘志得到密报，立刻对杨、李二相说：“太子年纪尚幼，又体弱多病，不宜继位，应改立颖王李瀍为皇太弟，命李成美仍为陈王。”
杨嗣复和李珏当然不同意：“太子的名位已定，不可中途变更！”
可是，在仇士良和鱼弘志看来，如今的大唐帝国除了他们的意志之外，任何人的决定都是可以变更的，就算是天子李昂也不例外。
他们随即以文宗名义发布了一道诏书：册立颖王李瀍为皇太弟，并总领军国大权。当天，仇士良和鱼弘志便亲自带兵到十六宅，迎接李瀍入宫，登思贤殿接受百官朝见。
帝国的命运再次被宦官拨弄于股掌之中，一切都与当年文宗登基时如出一辙。杨嗣复、李珏等宰执大臣们悲愤莫名，却又无可奈何。
正月初四，唐文宗李昂崩于太和殿，终年三十二岁。
正月初六，仇士良强迫李瀍下令，将杨贤妃、安王李溶和太子李成美全部赐死。随后，凡是文宗生前宠信的近臣和侍从，甚至包括乐工，全部遭到诛杀或流放。
正月十四日，二十八岁的李瀍即位，是为唐武宗。
虽然李瀍和他的兄长李昂一样，都是被宦官拥立的，但此时的李瀍比当初的李昂大十来岁，其阅历和见识显然要深厚得多。而且，史称李瀍“沉毅有断，喜愠不形于色”（《资治通鉴》卷二四六）。可见，李瀍比少年即位的李昂更有魄力，也更具城府。
既然如此，人们似乎就有理由期待——被三大政治顽疾搞得气息奄奄的大唐帝国，兴许能够在这个新天子的手中焕发出一线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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