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势宰相与超级宦官

    一朝天子一朝臣。

    新君李瀍刚一登基，第一件事就是把宰相杨嗣复和李珏赶下了台。因为这两个家伙反对他入继大统，当然没资格当他的宰相。况且，以李瀍的眼光来看，他们的资历、能力和威望都实在有限，要当这个新朝宰辅显然不够斤两。

    李瀍现在属意的是一个元老级的人物——此人曾经出将入相，无论政治才能还是军事才能都相当突出，只可惜仕途不顺，在政坛上几度沉浮，如今还被贬在外，屈居淮南。

    李瀍觉得，只有这个人来当自己的宰相，才有望一扫文宗朝的孱弱萎靡之风，在李唐中央重建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核心。

    开成五年（公元840年）九月初四，此人被征召回朝，就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他，就是李德裕。

    一个朋党领袖又回来了，满朝文武不禁喜忧参半。

    喜的是——李德裕的能力无疑远远强过开成年间那几个宰相，由他来执政，帝国的政局也许会有所改观；忧的是——这么一个众所周知的朋党领袖一旦重执朝柄，是否预示着新一轮的党争又将拉开帷幕呢？

    仿佛是为了回应人们的疑虑，同时也为了向新君表明自己的清白，李德裕回朝伊始，就郑重其事地对李瀍宣讲了一番辨别正邪的大道理。

    他说：“执政的秘诀就在于辨别百官的正邪。但是，正直之人与奸邪小人往往相互指责，所以人主很难分别。臣以为，正直之人就像松柏，独立而不依附他物；奸邪小人就像藤萝，不相互攀缘就无法生存。所以，正直之人一意侍奉君王，而奸邪小人则竞相结为朋党。先帝虽深知朋党之祸，但所重用的始终是朋党之人，皆因意志不坚，小人才得以乘隙而入。陛下若能拔擢贤能之人为相，凡奸邪欺君之辈一律罢黜，使中央政务皆由宰相裁决施行，并且对宰相推心置腹、坚信不疑，何愁天下不能大治！”

    李德裕这番大道理听上去似乎冠冕堂皇，实际上未免有些大言不惭。他说来说去，无非就是强调自己并非朋党，而是一个一心一意与朋党做斗争的人。这样的表白，实在是有些此地无银、贼喊捉贼的味道。身为李党党魁，李德裕如果不搞党争，牛党那一个巴掌又怎么能够拍得响呢？

    此外，李德裕说“正直之人”为官，不需要“依附他物”，不需要“相互攀缘”，这也未免有些矫情。地球人都知道，古往今来，一个人在官场上混，假如不搞关系网，不拉帮结派，恐怕立足都有问题，更别说想往上爬了。

    其实，不要说别人，单说李德裕此次回朝复相，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附”和“攀缘”宦官的结果。

    他结交的宦官，名叫杨钦义。

    几年前，李德裕在淮南当节度使，杨钦义任淮南监军。起初，两个人虽说关系挺近，但并无私交，因为自命清高的李德裕对宦官从来没有好感。这一年年初，新君李瀍即位，敕命杨钦义回朝，众人纷纷传言他即将入主枢密。杨钦义心想，这一回，李德裕肯定要来巴结他了吧？

    可是，一连数日，李德裕竟然无动于衷，丝毫没有表示。杨钦义心里不免怏怏。直到他即将回朝的几天前，李德裕才忽然表现出罕见的殷勤，不仅单独邀请他赴宴，席间礼遇甚周，而且随后还送给了他好几床金银珠宝。杨钦义大喜过望，觉得以前真是错怪了李德裕。

    几天后，杨钦义启程回朝，不料刚刚走到汴州，天子李瀍又下了一道敕命，让他暂返淮南。杨钦义失望已极，觉得自己既然不能入主中枢，就没理由收受李德裕的财物。回到淮南后，他当即将原物奉还。可李德裕却表现得十分慷慨，说：“那些东西值不了什么钱，您千万别放在心上！”

    为此，杨钦义颇有些感动。数月后，天子再度下诏，正式召他回朝就任枢密使。杨钦义遂极力向天子举荐李德裕，从而为李德裕的回朝复相铺平了道路。

    由此可见，李德裕所谓的“君子为官，不必依附攀缘”的说法，纯属吃了葡萄又说葡萄酸的矫情之言。

    不过，李德裕毕竟还是一个有原则的人。虽说这一次，他是通过交结宦官而重掌朝柄的，但他在对待“宦官乱政”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心里面还是有杆秤的。

    作为帝国的五朝元老，李德裕比谁都清楚“宦官擅权”对社稷和朝廷造成的危害有多大，更清楚依附宦官的人最后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所以，即便不是出于澄清宇内、重振朝纲的政治理想，单纯就李德裕的家世背景、个人心性和政治抱负而言，他也绝不能容许自己委身于权宦集团。

    李德裕深知，对付宦官必须采用两手，那就是——拉一派，打一派。比如对于枢密使杨钦义这类宦官新贵，他的策略是尽量与他们保持一定程度的私谊，以便让他们成为自己施政的助力；而像仇士良这种一手遮天、根深势大的超级宦官，他不但不会妥协，而且还会千方百计地制约他们。

    理由很简单，与杨钦义这种宦官交往是对等的，双方遵循的是互利互惠的交换原则，谁也不会凌驾于谁的头上；而与仇士良这种不可一世的权宦打交道，则绝不能示好，更不能示弱，否则就会沦为他们手中的傀儡和玩物。

    况且，身为宰相，李德裕所能拥有的权力大小，将直接取决于他能从权宦那里夺回多少本属于文臣的权力；而他身为宰相的政绩大小，也将直接取决于他与宦官集团的博弈结果。因此，如果不能成功地制约并削弱宦官势力，他当这个宰相就毫无意义，只能让天下人耻笑。所以，无论在公在私，李德裕都不可能成为仇士良的朋友，而只能站在他的对立面。

    既然李德裕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回朝的，那么接下来的日子，一场强势宰相与超级宦官之间的权力博弈，也就在所难免了。

    仇士良拥立李瀍即位时，杨嗣复和李珏极力阻挠，为此，仇士良始终怀恨在心，一直想把他们置于死地。

    会昌元年（公元841年）三月，仇士良频频向武宗施加压力，要他杀掉杨嗣复和李珏。当时，杨嗣复已被贬为湖南观察使，李珏被贬为桂州观察使，尽管已经远离朝廷，但在武宗心里，同样怀有一丝后患未除的隐忧。

    三月二十四日，武宗禁不住仇士良的一再怂恿，终于派出两路宦官，分别前往潭州（今湖南长沙市）和桂州（今广西桂林市），准备诛杀杨嗣复和李珏。

    户部尚书杜悰得到消息，立刻骑上快马去找李德裕，希望他能出手相救。

    这个杜悰当初曾得到杨嗣复和李珏的举荐，现在当然要报恩，可问题是，杨、李二人是不折不扣的牛党，现在杜悰却找李党党魁李德裕帮忙，这不是搞错对象了吗？

    不，杜悰没搞错。

    因为李德裕当场就告诉杜悰——没问题，我愿意帮这个忙。

    李德裕之所以作出如此出人意料的决定，其因有三：一、如今牛党已彻底失势，因此朝廷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显然已不在牛李二党之间，而在于文臣与宦官之间；二、李德裕在牛党落难的这个时候施以援手，无异于为自己打一个大公无私的免费广告，足以在天下人面前树立起“不计前嫌、以德报怨”的光辉形象；三、最重要的是，李德裕很清楚，一心想杀杨嗣复和李珏的人就是仇士良，如果能在这件事上阻止他，就能借此机会打击宦官集团的嚣张气焰，同时赢得满朝文武和天下人的心。

    总而言之，这已经不是救不救杨嗣复和李珏的问题，而是李德裕能否以此证明——自己是不是一个强势宰相的问题。

    所以，李德裕第一时间就展开了营救行动。

    三月二十五日，李德裕紧急联络另外三位宰相，一天之内三度递交奏疏，同时敦请枢密使杨钦义到中书省磋商，并请他入宫面奏天子，反对诛杀杨、李二人。

    李德裕等人在呈给天子的奏疏中说：“当年，德宗皇帝怀疑刘晏动摇东宫，仓促将他诛杀，朝野皆替其喊冤，两河藩镇甚至以此为借口而对抗中央。事后德宗追悔，以录用刘晏子孙为官作为补偿。先帝文宗也曾猜疑宋申锡与亲王串通谋反，将他流放贬谪而死，事后同样追悔，为宋申锡而流涕。而今，假如杨嗣复与李珏真的有罪，也只能加重贬谪，就算一定容不下，也当先行审讯，待罪证确凿，杀他们也不晚。如今，陛下不与百官商议便遣使诛杀，朝中无不震惊。恳请陛下登延英殿，允许我们当面陈述！”

    武宗还是很给李德裕面子的，当天傍晚便宣他们上殿。

    李德裕等人一上殿，第一句就说：“陛下应该慎重考虑，以免后悔！”

    李瀍面露不悦，很干脆地说：“朕绝不后悔！”随后命他们坐下，意思是让他们不必如此激动。

    可天子一连说了三遍，李德裕等人却还是直挺挺地站着。李德裕说：“臣等希望陛下免除二人死罪，不要因他们之死而让天下人同声喊冤。陛下若不下旨，臣等不敢坐。”

    李瀍大惑不解地盯着李德裕的脸，不明白他为何非救杨、李二人不可。看了许久，李瀍终于让步了。

    尽管他不是很清楚李德裕的想法，但自己刚刚即位，实在没必要为两个过气的人而跟宰相们闹僵。所以，李瀍最后只好无奈地挥挥手：“罢了罢了，就看在你们的面子上，饶他们一命吧。”

    李德裕等人如释重负，当即趴在阶下三跪九叩地谢恩。

    随后，两路使者被追回。杨嗣复被再贬为潮州刺史，李珏再贬为昭州刺史，但他们的性命总算是保住了。

    仇士良恨得牙痒，但却无计可施。

    因为他意识到，这次反对他的势力不可小觑——既有李德裕这样的朋党领袖、政治强人，又有新近崛起、明摆着要与他分庭抗礼的另一派宦官头子杨钦义。

    面对这种强强联手的反对派，仇士良绝不敢掉以轻心。他预感到，在新君李瀍的朝廷上，自己可能很难像在文宗朝那样为所欲为了。

    仇士良的预感是对的。

    这一年八月，武宗李瀍忽然下了道诏书，给他加了一个“观军容使”的头衔。虽然左神策中尉的职务仍然保留，但这个新加上的头衔并没有让仇士良感到喜悦，而是感到了不安。

    因为，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一种“外示尊崇、内夺其权”的做法。换言之，目前的这个加衔其实只是一种过渡。下一步，李德裕很可能就会怂恿天子卸掉仇士良的禁军兵权，只给他保留“观军容使”这个虚衔。

    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仇士良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

    自己难道就这么坐以待毙？

    当然不能。

    仇士良决定采取行动，对李德裕等人进行反击。

    一旦找到合适的借口，何妨再来一场甘露之变。

    仇士良：一个权宦的完美谢幕

    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四月，百官提议要给天子李瀍进献尊号，称“仁圣文武至神大孝皇帝”，天子同意了，决定择日亲临丹凤楼接受尊号，同时大赦天下。

    这将是一个盛大的典礼。届时，满朝文武必将云集丹凤楼，而神策六军的将士也要到场执行警戒任务。假如在这样一个重大时刻出了某种状况，比如禁军士兵因故哗变什么的，那是不是会有一场好戏看呢？

    仇士良这么想着，无声地笑了。

    他仿佛又闻到了七年前飘荡在大明宫中的冰凉而腥膻的气息。

    当然，禁军将士是不会无缘无故哗变的。要看这出好戏，必定需要一个有力的借口。

    这样的借口，仇士良早就有了。

    举行典礼的日期刚一确定，一则流言便忽然在朝中传开了。流言说，宰相和度支已经跟天子商量好了，准备下诏削减禁军的衣料及粮草供应。而这个诏令，将在举行典礼的那天同时发布。

    还能有什么借口，比这个消息更能激起士兵们的愤怒呢？

    就在流言汹涌传播的那几天，仇士良逢人便说：“到时候，如果天子真的下了这样的诏命，那么六军将士必将集结在丹凤楼前示威请愿！”

    很显然，这是仇士良在向禁军士兵发布行动指令，也是在对天子和宰相进行恫吓。

    李德裕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立刻做出反应。四月二十一日，亦即大典举行前两天，李德裕紧急要求天子开延英殿，由他当廷申述，辟清谣言。

    天子李瀍勃然大怒。

    无论他和宰相们是否有过削减禁军军需的打算，仇士良抓住此事大做文章都是让李瀍无法容忍的。他当天便遣使向左、右神策军宣谕：“朕与宰相们只讨论过大赦令的内容，从未讨论要削减禁军军需。更何况，即便真有此意，那也是朕的意思，与宰相无关。有人肆意散布谣言，到底是何居心？”

    天子亲自辟谣，而且姿态如此强硬，顿时让仇士良陷入了被动。

    煽动禁军哗变的借口没了，仇士良自然也就没了兴风作浪的理由。

    看来，一切都已非同往日了。仇士良无奈地意识到，眼下的李瀍已经不是当年的李昂，而李德裕更不是当年的李训和郑注了。和这样一群稳扎稳打、滴水不漏的对手过招，仇士良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最后，仇士良不得不服软，带着一副诚惶诚恐的表情去向天子低头谢罪。

    这是自甘露之变后，原本不可一世的权宦首次在天子面前低头。武宗李瀍大为欣慰，从此对李德裕越发倚重。

    通过与仇士良的两次较量，李德裕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宦官集团的嚣张气焰。接下来，他要全力对付的，自然就是跋扈藩镇了。

    自从元和末年以来，大唐帝国历穆、敬、文三朝，在藩镇事务上一直采取妥协政策，对四方藩镇，尤其是河北三镇割据自专和官爵世袭的现象始终予以默认，包括对此起彼伏的兵变也一直抱着听之任之的态度。只要各地藩镇不公然起兵对抗中央，李唐朝廷就会把节度使的旌节斧钺拱手交给那些骄兵悍将。从前被朝廷视为大逆不道的事情，如今已然变成了一种司空见惯的社会现实。这么多年来，大唐帝国的臣民们似乎也已经麻木了。

    然而，到了武宗一朝，这样的政治现状注定要被改写。

    因为，武宗李瀍和宰相李德裕都不是那种得过且过、逆来顺受的人。一旦有机会，他们必将在藩镇事务上摆出强硬姿态，重塑李唐中央的权威。

    会昌三年（公元843年）四月，一个改写现状的契机终于摆在了他们面前——昭义节度使刘从谏死了，其侄刘稹秘不发丧，以刘从谏病重为由，要求朝廷授予他留后之职。

    给不给他这个继承权？

    武宗和李德裕很快就做出了回答——不。

    昭义镇位于河东，治所在潞州（今山西长治市）。本来，这个地方是李唐朝廷比较放心的一个藩镇，多年来很少出什么问题，甚至每当河北叛乱时，昭义的兵一直是朝廷的平叛主力。但是，最近这些年来，昭义与朝廷的关系却变得越来越差。究其原因，还要从八年前的甘露之变说起。

    当年那场震惊朝野的流血事变发生之后，李训、郑注、王涯等朝中大臣全部遭到残忍的屠杀和族诛，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出于义愤，于开成元年二月给文宗上了道奏疏，说了些公道话，并且把矛头直指仇士良。

    他说：“王涯等人不过是儒生，荷国厚恩，岂肯轻易谋反？李训、郑注事实上也是为了除掉乱政的宦官，却被诬陷为谋反，说到底其实也没有罪。退一步讲，就算宰相们真有异谋，也应交付司法审判，岂能让宦官肆意屠杀？而且还连累了那么多无辜的朝臣和百姓。臣本想亲赴朝廷，向陛下面陈是非善恶，又担心遭人陷害，祸及子孙。虽然臣不能亲往，但一定会克尽封疆之责，抓紧操练军队，希望在内为陛下之腹心，在外为陛下之藩篱。倘若奸臣仍旧横行，臣会誓死入朝，以清君侧！”

    一看到奏疏，仇士良顿时暴跳如雷，叫嚣说刘从谏有窥伺朝廷的野心。当时，文宗李昂已完全落入仇士良的掌控之中，只能象征性地给刘从谏加了个“检校司徒”的荣誉官职，以示勉励。但是，刘从谏却断然拒绝，并且对文宗的懦弱表现颇有微词。

    从此，昭义与朝廷便产生了隔阂。

    武宗李瀍即位后，刘从谏为了改善与朝廷的关系，赶紧给新天子献上了一匹举世无双的宝马。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李瀍没有接受。刘从谏越发觉得朝廷不信任他，一怒之下杀了那匹宝马，随后便开始积极扩展军备，明里暗里与中央较劲。相邻诸道见状，顿时大为恐慌，连忙跟着打造兵器、招募士兵，跟他搞起了军备竞赛。

    会昌三年春，刘从谏患了重病，自知不久于人世，便对妻子裴氏说：“我以忠直事奉朝廷，可朝廷却不明白我的心意，相邻诸道又与我们极不和睦。我死之后，别人来主持军政，我们家恐怕就没有烟火了。”

    随后，刘从谏便效仿河北三镇，任命他的侄子刘稹为都知兵马使、族侄刘匡周为中军兵马使，同时把所有的亲信全部安插在军队的要害部门，以确保在他死后，家族子弟能承袭节度使的职位。

    四月，刘从谏死，刘稹秘不发丧，强迫监军宦官崔士康上奏朝廷，称刘从谏病重，请立刘稹为昭义留后。刘稹坚信，只要严密控制监军宦官，重金贿赂朝廷使臣，暗中加强戒备，不出三个月，朝廷肯定会乖乖送上节度使的旌节斧钺。

    然而，刘稹万万没料到，他这回运气不佳，碰上了两个注定要拿他开刀的人。

    首先，武宗李瀍就不会上他的当。李瀍料定刘从谏已死，立刻命使臣前往宣旨，说：“若从谏的病尚未痊愈，就先到东都洛阳静养，等到病体稍愈，另有任用。此外，希望刘稹能来京朝见，朝廷定会重加官爵。”

    随后，武宗就此事征求宰相和百官的意见。其他宰相、谏官和大多数朝臣都认为，应该仿效河朔诸镇，授予刘稹留后之职，唯独李德裕一人坚决反对。

    李德裕的理由是，昭义的情况与河朔三镇截然不同。河朔割据已久，人心难以挽回，所以历朝以来都把他们置之度外。而昭义却近在中央腹心，军队又一向效忠朝廷，只因为当年的敬宗皇帝荒疏朝政，宰相又缺乏远见和谋略，才在刘悟死后把官位授予刘从谏。而今朝廷倘若一意因循，姑息纵容，试问天下藩镇谁不想效法昭义？从今往后，又有谁愿意服从中央权威与天子号令？

    武宗随即问李德裕：“有什么办法可以对付昭义？”

    李德裕胸有成竹地说：“刘稹心目中的榜样和靠山就是河朔三镇，只要能让他们不与昭义结盟，刘稹必将无所作为。所以，应派遣大臣前去宣谕成德的王元逵和魏博的何弘敬，告诉他们，历任天子都已经承认他们世代相袭的惯例，但是昭义的情况与他们不同，如今朝廷要对昭义用兵，如果他们不希望看到朝廷的军队进入河北，就应该配合朝廷出兵，攻打隶属于昭义的邢州（今河北邢台市）、洺州（今河北永年县东南）、磁州（今河北磁县），并向所有将士承诺，平叛之后，朝廷一定会厚加赏赐。如果这两镇服从命令，不阻挠中央的军事行动，刘稹必定可以手到擒来！”

    邢、洺、磁三州是昭义的财赋重镇，但却远离其治所潞州，是位于太行山以东的一块飞地，而成德与魏博则一北一南把它夹在中间，如果王元逵与何弘敬能奉命拿下这块飞地，朝廷基本上就稳操胜券了。

    武宗闻言大喜，立刻按照李德裕的计划行事。

    以往，每当河朔诸镇有节度使死亡，后人或部将企图自立，朝廷必定先派出吊祭使前往吊唁，其次再派册赠使、宣慰使前去刺探和斡旋。如果不准备承认其自立，也会先封他一个官爵，直到出现军队抗命的情况，朝廷才会出兵。这么一套繁文缛节下来，往往一拖就是半年，等到战事拉开，藩镇早已做好了充分的战争准备。而这次，武宗李瀍把所有装模作样的太极推手全部取消了，直接向河阳、河东、成德、魏博、河中五镇下达了命令。

    这个命令就一个字——打！

    会昌三年五月初，讨伐昭义的战争迅速拉开了序幕。

    就在这场看得见的战争刚刚打响之际，另一场没有烽烟的战争就先行奏凯了。

    这就是天子（宰相）与宦官的战争。

    战争是以仇士良的缴械投降而告终的。

    这一年五月，仇士良自知斗不过如今的天子和宰相，遂屡屡以老病为由请求调任闲职。武宗正中下怀，随即卸掉他的禁军兵权，改任其为左卫上将军兼内侍监。六月十六日，武宗又下诏，让仇士良以上述职位致仕。

    至此，这个曾经一手遮天的权宦，终于自觉主动地匆匆谢幕了。

    朝野上下都感到有些出乎意料。事实上，包括武宗李瀍和宰相李德裕在内，对此也都有些始料未及。

    不过，这正是仇士良的高明之处。

    因为，他是一个善于急流勇退的人。比起那些到死也不愿放弃权力的人，仇士良当然要高明许多。自从安史之乱以后，李辅国、鱼朝恩、陈弘志、王守澄等跋扈宦官大多死于非命，很少能得善终。而对于仇士良来说，这一生能在帝国政坛上呼风唤雨，手握生杀废立之大权，前后共杀二王一妃四宰相，并且除掉了无数政敌，他确实应该满足了。

    最后，他期望的东西只有一个。

    那就是——寿终正寝。

    仇士良知道，属于自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所以他告诉自己，只要曾经拥有，无需天长地久。

    职是之故，仇士良向世人谢幕的姿态显得相当的优雅和从容。他致仕的那一天，徒子徒孙们给他开了个隆重的欢送会，随后又把他从宫中一直送到了家里。感慨万千的仇士良忍不住发表了一番告别演说。

    这番演说是他宦海一生、跋扈弄权的精髓。

    现在，他要把它无私地奉献给自己的党徒们。

    仇士良说：“你们要记住，千万不可让天子闲暇！应该使他时时刻刻沉醉于奢侈糜烂的生活里，以声色之娱灌满他的耳目，而且还要时时花样翻新，力求日新月异，让天子无暇旁顾。然后，我等就可以得志了。无论如何，不能让天子读书，也不可让他接近读书人，因为他一旦发现前代的兴亡之迹，就会心生惕厉，到那时，我等就会被疏斥了。切记，切记！”

    闻此金玉良言，徒子徒孙们顿生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之感，止不住千恩万谢，频频叩首。

    这一刻，仇士良苍白无须的脸上绽放出了一个心满意足的笑容。

    我虽然走了，但是我并没有输。

    因为，我的精神将在一代又一代宦官的身上传承，并且不断地发扬光大。

    李唐的天子和文臣们，你们可要小心了！虽然我仇士良跟你们的较量结束了，但是我敢断言，在未来的朝堂上，我的徒子徒孙们跟你们之间的战争，将永远没有结束的时候……

    李德裕的人生巅峰

    按照李德裕的计划，朝廷此次讨伐昭义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河北的态度。如果成德与魏博愿意奉诏，这场仗还没开打，朝廷就已经赢了一半；可万一他们拒不奉诏，并且跟昭义抱成一团，那么朝廷就有陷入全面战争的危险了。

    耐人寻味的是，面对朝廷的诏令，成德与魏博的反应截然不同。

    成德节度使王元逵一接到诏令，就亲率大军南下赵州，并很快就攻克了邢州外围的一座堡垒。可是，直到他的前锋攻入邢州境内月余，魏博的何弘敬却依然按兵不动。

    王元逵频频向朝廷呈上密奏，称何弘敬首鼠两端，不可不防。接到密奏后，李德裕当即对武宗说：“给何弘敬下一道诏书，称朝廷准备派遣王宰（讨伐昭义的主帅）率军借道魏博，直取磁州。如此一来，何弘敬必然担心朝廷打他的主意，不出兵也得出。”

    武宗依计而行，随即命王宰率部直趋魏博。

    果然不出李德裕所料，何弘敬得到消息后大为震惊，再也不敢耽搁，赶紧集结部队匆匆北上，兵指磁州。

    从会昌三年七月到次年年初，昭义军在朝廷军的强大攻势下节节败退，刘稹惶恐，不得不两次上书请降，但均被李德裕断然拒绝。

    会昌四年（公元844年）闰七月，刘稹的心腹将领高文端向朝廷投诚，并提供了许多至关重要的军事情报。朝廷军利用这些情报，又打了好几次胜仗，逐渐对潞州形成合围之势。八月，在王元逵与何弘敬的威逼下，作为昭义财赋重镇的邢、洺、磁三州又相继归降。至此，刘稹的败亡已成定局。

    眼见昭义大势已去，刘稹身边的两个人就开始寻找退路了。

    他们是刘稹的亲信大将郭谊、王协。

    当初唆使刘稹拥兵自立时，这两个家伙最卖力，可眼下刘稹马上就要完蛋了，他们当然不想给他当陪葬。

    郭、王二人决定杀了刘稹投降朝廷，用他的人头换取富贵。

    在郭谊和王协看来，刘稹年少懦弱，要除掉他易如反掌，可问题在于，刘稹身边还有一个厉害角色——他的族兄刘匡周。

    刘从谏临死前，有意安排刘匡周担任中军兵马使，目的就是让他辅佐刘稹。所以，要想除掉刘稹，就必须先摆平刘匡周。

    为此，郭谊找了一个机会对刘稹说：“十三郎（刘匡周排行十三）坐镇帅府，向来刚愎自用，所以诸将都不敢向您进言献计，怕被他猜忌而获罪。山东三州之所以丢失，其根源就在这里。依在下所见，只有请十三郎离开，众将才有可能开诚布公，也才敢向您提出转败为胜的策略。”

    少不更事的刘稹信以为真，随即叫刘匡周以生病为由主动辞职。

    刘匡周大怒：“我身在帅府，诸将才不敢心怀异图，我要是走了，我们刘氏必遭灭门！”

    刘稹认为刘匡周是危言耸听，坚持让他走人。刘匡周万般无奈，只好交出中军兵马使的兵权，黯然离开了节度使府。

    他一走，刘稹的灭顶之灾就降临了。

    郭谊和王协随即设计杀了刘稹，同时将刘氏宗族的男女老少全部捕杀——上自刘匡周、下至襁褓中的婴儿，无一幸免。随后，郭谊和王协又把刘从谏原来的亲信故旧全部灭门。

    八月十六日，昭义平定的消息传到长安，宰相入朝称贺。武宗问李德裕：“应该如何处置郭谊？”李德裕说：“刘稹不过是一个无知小儿，之所以对抗朝廷，都是郭谊等人指使，可到了刘稹势穷力孤的时候，他们又卖主求荣，这种人要是不杀，何以惩恶！”

    武宗点点头：“朕也是这么想的。”

    几天后，刘稹的首级被传送京师。

    郭谊、王协等人眼巴巴地等着朝廷的封赏，可他们万万没想到，最后等到的，居然是朝廷的一纸逮捕令。

    与刘稹被杀时隔不过半个多月，郭谊、王协等参与谋杀刘稹的昭义旧将，便悉数被绑送长安，然后全部斩首。

    昭义之战，朝廷既收回了对昭义的直接管辖权，又极大地震慑了河朔三镇与天下诸藩，可以说是一场不折不扣的胜利。

    自“元和中兴”以来，历穆、敬、文三朝，李唐中央与跋扈藩镇的较量无一不以失败告终，只有这一次赢得这么漂亮，忠于李唐的万千臣民无不为之欢欣鼓舞、扬眉吐气。

    毫无疑问，此次收复昭义的首功之人非李德裕莫属。

    如果没有他的运筹帷幄，李唐朝廷不可能获此完胜。

    早在战事刚刚拉开的时候，李德裕就向武宗提了一个问题：数十年来，朝廷频频对藩镇用兵，为何屡屡失利？

    这个问题的答案，当然也是武宗李瀍想知道的。

    李德裕说，这是因为朝廷的用兵之策一直存在三大弊端。

    其一，天子（包括他身边的近臣）直接指挥前线作战，往往一天之内就发出了三四道诏令，甚至连宰相都不知道，如此必然脱离战场实际，无异于纸上谈兵。

    其二，前线的监军宦官也各凭己意发号施令，导致前线将帅进退无据，无所适从。

    其三，监军宦官们往往将各自军中最骁勇的数百名士兵挑选出来，充当自己的卫队，却将老弱残兵投入战斗。而且每次会战，监军宦官都会带着令旗在高岗上观战，一看形势稍微不利，便率先拔旗而逃，致使全军随之崩溃。

    指出这三大弊端之后，李德裕立即与枢密使杨钦义磋商，一起制订了一套对治之策，然后交由天子颁令实施。

    这套对治的办法包括：一、禁止各路监军宦官再干预军政，同时规定每个监军只能挑选十名士兵作为卫队；二、除非宰相与中书省建议，否则天子不再直接下诏指挥作战。

    在与昭义作战的整个过程中，从中央到前线都严格执行李德裕提出的主张。如此一来，朝廷下达给前线的命令就变得既符合实际又简明扼要了，使得前方将帅有了很大的决策权和自由施展的空间，因而才能在战场上屡屡获胜。

    李瀍登基不过短短数年，为患帝国多年的“宦官乱政”和“藩镇割据”就得到了极大程度的遏制，实属难能可贵。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武宗一朝，三大政治顽症只被控制了两个，剩下那个“朋党之争”不但未见消隐，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这其实也不奇怪，因为当朝宰相李德裕本身就是朋党领袖，更是党争的始作俑者。

    昭义的成功收复为李德裕获取了空前的政治资本，也把他一举推上了一生仕途的巅峰。刚刚平定昭义不久，武宗便加封李德裕为太尉、赵国公。他虽然表面上再三推辞，但最后还是笑纳了。

    此时此刻，功成名就、位极人臣的李德裕最想做的一件事，当然就是找那两个老对手算算总账了。

    事实上，早在昭义之战刚刚打响时，李德裕就已经预见到了自己的胜利，所以，他也早就为日后想要做的事情打下伏笔了。

    当时，李宗闵正担任太子宾客，在东都洛阳坐冷板凳，李德裕觉得这老小子过得太逍遥，就给他扣上了一个“交通刘从谏”的帽子，把他逐出了东都，贬为湖州（今属浙江）刺史。

    李宗闵压根想不起自己啥时候跟刘从谏有过交情，可如今人家李德裕正仕途得意，说你有你就有，没有也有。李宗闵只能自叹命苦，乖乖打起铺盖卷到湖州去了。他唯一能自我安慰的是，湖州这地方总还算山清水秀，日子也不至于太难过。

    可是，李宗闵并不知道，他的灾难只是刚刚开始。

    只要李德裕当权一天，就绝不会让他的日子好过。

    会昌四年九月，亦即昭义刚刚平定一个月后，李德裕就开始算总账了。他对武宗说：“刘从谏盘踞昭义十年，太和年间入朝时，牛僧孺和李宗闵当权执政，却不但没有把他扣留，还加授其‘同平章事’的中央官职，终于酿成大患，竭尽天下之力才将其平定。说到底，牛僧孺和李宗闵就是罪魁祸首！”

    武宗其实也知道这番话是扯淡——当时刘从谏一不叛乱二不谋反，哪个宰相有理由把他扣留？

    不过，即便明知道李德裕是在扯淡，李瀍也会帮他扯。因为李瀍本人对牛党向来就没有好感，何况李德裕对朝廷贡献这么大，帮他发泄一下旧怨也是应该的。

    罪名有了，第二步就是搜罗罪证。

    潞州克复后，李德裕随即派人前去搜查刘从谏生前的书信，希望能找出一两封与牛僧孺和李宗闵的来往信件。

    可是，结果却一无所获。

    李德裕并不气馁。

    在这个世界上，最容易制造的东西就是整人的把柄。

    他随即胁迫刘从谏的军务秘书（孔目官）郑庆出面做证，声称：“刘从谏每次接到牛僧孺和李宗闵的来信，阅后当即焚毁，所以现在找不到。”

    人证有了，接下来就是物证。

    李德裕又授意河南少尹吕述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刘稹败亡的时候，我亲耳听见牛僧孺发出了叹息和悲愤的声音。”

    牛僧孺时任太子太傅、东都留守，跟吕述是同事，所以由吕述来揭发，可信度很高。

    最后，李德裕把郑庆的供词和吕述的书信一起呈给了天子。

    毫无疑问，天子李瀍立刻作出勃然大怒之状，当即把牛僧孺贬为太子少保，几天后又贬为汀州（今福建长汀县）刺史，一个月后再贬为循州（今广东惠州市）长史；而李宗闵则先是被贬为漳州（今属福建）刺史，继而贬为漳州长史，最后又流放封州（今广东封开县）。

    会昌四年冬天，当罪臣牛僧孺和李宗闵满面风霜地奔走在一站比一站更远的流放路上时，位极人臣、志得意满的李德裕正在他温暖如春的宰相府中赋诗饮酒，并欣赏着窗外美丽的雪景。

    李德裕无限感慨——跟这两个老对手斗了这么多年，自己总算笑到了最后。

    如今，一切都已尘埃落定。从今往后，自己终于可以安安心心地做一个太平宰相了。至于这两个老对手，就让他们在那瘴气弥漫的蛮荒之地了却残生吧。

    生，他们回不了长安。

    死，他们也别指望葬在长安。

    就让他们的肉体在痛苦和绝望中悄悄腐烂，让他们的灵魂在天涯海角无尽地漂泊吧！

    宣宗登基

    然而，李德裕笑得太早了。

    他原以为，刚刚三十出头的天子李瀍必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统治这个帝国，而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也必将在未来的岁月里不可动摇地保持下去。

    可他错了。

    因为，年轻的天子即将不久于人世。

    从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开始，年轻的李瀍就鬼使神差地走上了和他祖父宪宗、父亲穆宗一模一样的老路——服食丹药，希求长生。

    没有人知道，这些帝王为什么不能从前人的覆辙中吸取教训。

    看见李唐的历代天子就在这种让人无语的历史轮回中不断重复着相同的悲剧，我们不禁想起黑格尔说过的那句话：人类唯一能从历史中吸取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都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这是个悖论，也是一条无奈的真理。

    犹如飞蛾扑火般前仆后继奔向死亡的李唐天子们，就是这条真理的最好注脚。

    会昌五年正月初一，文武百官为天子李瀍进献尊号，称“仁圣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

    尊号总共十六个字，读起来实在费劲。不知道百官在称尊大典上齐声颂扬该名号的时候，中间是否要偷偷换气？

    其实，群臣进献的尊号本来要稍微短点儿，只有十五个字。可天子觉得不太满意，就下令加了一个字——道。

    对李瀍来说，这个“道”字绝不是可有可无的。

    因为，它是“道教”的“道”。

    道教是唐朝国教，武宗李瀍一直很崇信，自然希望把这个神圣而高贵的“道”字加进自己的尊号里。这些日子，武宗极为宠幸一个叫赵归真的道士，他服食的长生丹药，都是这个赵归真炼制的。

    天子既崇信道教，自然对佛教没什么好感。而赵归真为了进一步抬高道教的政治地位，当然也要处心积虑地打击佛教，于是天天在武宗耳旁说佛教的坏话。很快，武宗对佛教的反感便与日俱增，认为佛教“耗蠹天下”，对国家和百姓都没什么益处。这一年七月，武宗终于颁发了一道诏书，对佛教实施了一次毁灭性的打击。

    在有唐一代臻于极盛的中国佛教，就此遭遇了一场灭顶之灾。

    唐武宗一声令下，全国共拆毁正规寺院四千六百座，民间小型寺院如招提、兰若、精舍、斋堂等四万余所；勒令僧尼还俗二十六万零五百人，强迫外国游学僧侣两千余人一并还俗；没收良田数千万顷，奴婢十五万人；凡寺院所属一切财产、器物全部收归国有，寺院的建材用于修葺政府的公署和驿站，而铜像、钟磬等物则全部熔毁，用于铸造铜钱……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武宗灭佛”，佛教史上称之为“会昌法难”。

    佛教遭遇这场灾难，首先当然是出于武宗李瀍的个人意志，同时还有来自道教的竞争和排挤，但是从客观上讲，这场浩劫其实是在所难免的。因为，当时的佛教与其说是一种与世无争的宗教，还不如说是一个“与国争利”的超级产业。

    唐朝自安史之乱以来，整个国家的现状是内战不断，经济凋敝，同时国库空虚，百姓徭役日重，而佛教则与之形成了鲜明对照——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各地寺院不但逐渐占据大量田产，纷纷扩充庄园，驱使奴婢，而且，数量庞大的佛教僧尼又与贵族势力相互攀结，采取各种手段逃避国家赋税，此外，更有不少寺院通过高利贷活动多方牟利……

    如此种种，必然在经济上与国家利益产生尖锐的矛盾。所以，唐武宗断然采取“灭佛”之举，绝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的。

    从“武宗灭佛”的历史事件中，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当佛教作为一种终极关怀作用于世道人心的时候，它就是这个污浊尘世中茕然独立、不可或缺的一朵莲花；可当佛教忘却自身的精神使命，与芸芸众生一起在万丈红尘中追逐物质欲望的时候，它必将异化成一颗吞噬社会健康肌体的恶性肿瘤。

    换言之，当寺院建筑的规模一座比一座庞大，当大雄宝殿的香火一天比一天鼎盛，当佛教的出家人一个比一个更加忙碌也更加富有的时候，我们似乎可以问一个问题——这是佛教兴旺发达的标志，还是它走向异化和堕落的开始？

    也许，这个问题并不多余。

    会昌五年秋天，武宗李瀍开始变得性情暴躁、喜怒无常，其症状与当年的宪宗皇帝一模一样，可他依然坚持每天服食丹药。

    进入冬天，武宗身上的许多器官都出了毛病，可道士赵归真却告诉他，不用担心，这是换骨。

    是的，换骨。为了长生不老，为了得道成仙，就必须忍受脱胎换骨的痛苦和考验。

    李瀍相信，这是修道者的必经之路，所以他并没有被眼前的困难吓倒，而是咬紧牙关，继续吃药。

    武宗向宰相和百官隐瞒了自己的病情。李德裕等人只知道天子最近性情有点异常，而且荒疏了朝政，至于天子的身体已经坏到了什么程度，他们根本一无所知。

    直到会昌六年（公元846年）正月三日，武宗忽然不能上朝了，李德裕和满朝文武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李德裕立刻要求入宫晋见天子，但却遭到了拒绝。

    拒绝他的人不是天子，而是天子身边的当权宦官。李德裕并不知道，此时的天子李瀍已经卧床不起，甚至不能说话了。

    每当这种时刻，帝国的命运就会再次落入宦官的手中。

    现任左军中尉马元贽和内侍宦官仇公武紧急磋商之后，秘密敲定了新天子的人选。

    在此期间，禁中与外廷消息隔绝。李德裕和满朝文武虽然忧心忡忡，但是无计可施。

    他们在惶惶不安中等到了三月二十日，终于接到禁中发布的一道“天子”诏书：因皇子年幼，储君必须另行物色德才兼备之人，可立光王李怡为皇太叔，改名李忱，即日起全权负责一切军国大事。

    很显然，这道诏书出自宦官之手。

    可当李德裕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诏书发布的当天，皇太叔李忱就在宫中接见了文武百官。三天后，亦即会昌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唐武宗李炎（患病期间改名）驾崩，享年三十三岁。

    三月二十六日，李忱即位，是为唐宣宗。

    登基的这一年，李忱已经三十七岁。自代宗李豫之后，帝国已经将近一百年没有出现这种中年即位的天子了。

    尽管李忱的登基让朝野上下都颇感意外，但对于大多数臣民来说，有一个年长的天子总算是一件幸事。因为，年长就意味着阅历和经验，意味着理智和成熟，意味着不会像穆、敬二宗那样把国事当儿戏，也不会像文宗那么孱弱和意志不坚。

    然而，对于李德裕来讲，新君李忱的突然即位显然不是一件好事。

    在新天子的登基大典上，当李德裕与天子的目光偶然碰撞的时候，两个人都不约而同地倒吸了一口冷气。

    天子事后对左右说：“刚才我身边的那个人就是太尉吧？他每次看到我，都让我汗毛直竖。”（《资治通鉴》卷二四八：“适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顾我，使我毛发洒淅。”）

    天子的感觉是汗毛直竖，而李德裕的感觉则是如遭电击。

    因为，他看到了这位中年天子的心机和城府，更看到了一种乾纲独断的霸气。

    四月初一，新天子李忱开始正式治理朝政。

    四月初二，李德裕就被罢去了相职，外放为荆南（治所在今湖北江陵县）节度使。

    作为一个大权独揽的强势宰相，李德裕知道自己不可能见容于新天子，但他断然没有料到，这一纸贬谪诏书居然会来得这么快。

    不独李德裕自己感到意外，满朝文武也无不惊骇。虽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可执政的第二天就把一个位高权重、功勋卓著的帝国元老扫地出门，这种雷霆手段实在是不多见。

    随着李德裕的迅速垮台，满朝文武不约而同地预感到——帝国政坛新一轮的乾坤倒转开始了。

    当年八月，宣宗李忱下了一道诏书，把武宗一朝被贬谪流放的五位宰相在一天之间全部内调。循州（今广东惠州市）司马牛僧孺调任衡州（今湖南衡阳市）长史，流放封州（今广东封开县）的李宗闵调任郴州（今属湖南）司马，潮州（今属广东）刺史杨嗣复调任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刺史，昭州（今广西平乐县）刺史李珏调任郴州刺史，恩州（今广东恩平市）司马崔珙调任安州（今湖北安陆市）长史。

    终于熬到头了。

    这几个仕途多蹇的前朝宰相百感交集地打点行囊，迫不及待地踏上了北上的马车。

    可是，李宗闵还没来得及踏上马车，便抱憾而终，病死在了贬所。就像李德裕所希望的那样，他的灵魂，从此只能在天涯海角漂泊了。

    不过，李宗闵不必遗憾，也不必感到孤单。因为，短短三年之后，他的老对手李德裕就会被一贬再贬，一直贬到比他更远的地方，而且同样死在了贬所。

    从会昌六年九月开始，李德裕的人生就只剩下“贬谪”两个字了。

    他先是被贬为荆南节度使，不久调任东都留守，大中元年（公元847年）三月又调任太子少保；同年十二月，贬为潮州司马；大中二年（公元848年）九月，再贬为崖州（今海南琼山市）司户。

    这最后一贬，把李德裕真正贬到了天涯海角。

    大中三年（公元849年）十二月十日，李德裕在无尽的凄怆与苍凉中溘然长逝，终年六十三岁。临终之前，李德裕登上崖州城头，最后遥望了一眼北方的天空，留下了一首绝命诗《登崖州城作》：

    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

    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绕郡城。

    李德裕和李宗闵一样，最终都没能回到帝京长安，没能回到他们魂牵梦绕的那一片故土。

    人世间的一切功名利禄、是非恩怨，都已随着他们的肉体在荒凉的帝国边陲悄悄腐烂。

    关山万重处，只剩下他们的灵魂在夜夜守望——

    守望那永远归不去的长安。

    “傻子光叔”的帝王之路

    唐宣宗李忱曾经被视为智障人士。

    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这么认为。

    从他出生的元和五年（公元810年）起，到他登基的会昌六年（公元846年），在整整三十七年的时间里，他一直被当成傻子。

    李忱是宪宗李纯的十三子、穆宗李恒的弟弟，也是敬、文、武三朝天子的皇叔。如此尊贵的一个宗室亲王，怎么会在整个前半生都被当成傻子呢？

    一切都要从头说起。

    李忱虽然是宪宗的亲生儿子，但却是庶出。他母亲郑氏仅仅是一名身份卑微的宫女，而且入宫前还是镇海节度使李琦的小妾。说白了，她就是宪宗皇帝平定镇海时获取的一件战利品。入宫之后，她成了郭贵妃（穆宗生母）的一个侍女，因年轻貌美，被宪宗临幸，不久就生下光王李怡，也就是现在的宣宗李忱。

    由于母亲地位卑微，光王出生以后，自然享受不到其他亲王那样的荣宠，只能在一个无人注目的角落里孤独地成长。所以，李忱从小就显得落落寡合、呆滞木讷，往往与其他亲王群居终日而不发一言。长大成人后，这种情况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愈发严重。人们纷纷猜测，这可能和他在穆宗年间遭遇的一次惊吓有关。

    当时，光王入宫谒见穆宗生母懿安太后，不料刚好撞上宫人行刺，虽然这个突发事件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但从此以后，光王就显得更加沉默寡言。十六宅的皇族宗亲们于是认定——这个本来就呆头呆脑的家伙这回肯定是彻底吓傻了。

    此后，无论大小场合，光王就成了人们取笑和捉弄的对象。有一次，文宗皇帝在十六宅宴请诸王，席间众人欢声笑语，唯独光王闷声不响。文宗就拿他开涮，说：“谁能让光叔开口说话，朕重重有赏！”诸王一哄而上，对他百般戏谑。可这个光叔始终像一根木头，愣是一句话也没有，甚至连嘴角都纹丝不动。见此情景，文宗不禁笑得前仰后合，众人也随之哄堂大笑。

    然而，一个年轻的亲王却忽然间止住了笑容。

    他就是后来的武宗李瀍。

    虽然，性格活跃的李瀍刚才还是戏弄光王最起劲的一个，可现在他却死死盯着这个面无表情的光王，心里飞快地掠过一个念头——一个人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都不为一切外物所动，如果不是愚不可及，就是深不可测。

    李瀍忽然有点不寒而栗。

    他下意识地觉得，光王很可能属于后者。

    到了李瀍登基之后，那种不寒而栗的感觉始终挥之不去——这个“傻子光叔”真的像所有人认为的那样，是一根木头吗？

    不。武宗李瀍越来越觉得，光王内心深处极有可能隐藏着一些不为任何人所知的东西。

    倘若真的如此，那么作为天子的李瀍就不能对此无动于衷了。

    后来，种种“意外事故”就频频降临到光王身上，要么是和皇帝一起玩马球时突然从马上坠落，要么就是在宫中走着走着突然间摔得鼻青脸肿。

    然而，光王的命很硬，始终没有出大事。

    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武宗又邀请诸王和光王随他一同出游。酒后回宫的时候，已经是深夜，跟大家一样微有醉意的光王再次“意外”摔下马背，昏倒在冰天雪地中。

    漫天飘飞的鹅毛大雪很快就把他层层覆盖。

    李瀍和许多人都料定，这个掉队的家伙肯定是回不来了。

    然而，第二天一早，人们却在十六宅里看见了光王，一个活的光王。尽管他走路一瘸一拐，脸上也是青一块紫一块，可这个令人惊讶的事实还是摆在了李瀍面前——光王没死，他好像无论如何也死不了。

    武宗李瀍愕然良久，最后终于横下一条心。

    他不想再煞费苦心地制造什么“意外”了，他现在想动真格的。

    随后的一天，光王突然被四名内侍宦官绑架，关进了永巷，几天后又被扔进了宫厕。内侍宦官仇公武劝武宗干脆把这个傻子杀了，一了百了。武宗马上就同意了。

    可是，武宗没有料到，仇公武并未杀死李忱，而是将他从宫厕中捞了出来，然后把他藏进装粪土的车中，偷偷运出了宫……

    光王再一次大难不死，从此流落民间，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涯。后来的许多笔记史和民间传说都称，光王隐姓埋名，跋山涉水，一直逃到了浙江盐官（今浙江海宁市西南），在安国寺落发为僧，法名琼俊。二百多年后，北宋的大文豪、也是著名的佛教居士苏轼途经此处，追忆唐宣宗李忱的这段传奇人生，心中感慨，特地留下了一首诗：“已将世界等微尘，空里浮花梦里身。岂为龙颜更分别，只应天眼识天人。”

    据说，沙弥琼俊后来成了一名四处参学的云水僧，曾与禅宗高僧黄檗禅师一起云游。有一天，他们走到了江西的百丈山。黄檗禅师凝望着悬崖峭壁上奔腾激溅的一道飞瀑，朗声出对：“千岩万壑不辞劳，远看方知出处高。”

    沙弥琼俊微笑地注视着黄檗。

    他知道，这个智慧过人的老和尚早已洞察了他与众不同的身世，也窥破了他深藏不露的内心。现在，老和尚想知道他的下一步打算：究竟是继续走在这条舍妄归真的求法路上，勘破四大五蕴，出离三界六道，最终证得不生不灭的慧命法身，还是回到那熙熙攘攘的俗世，做一个中兴李唐、弘传圣教的人间王者和护法天子？

    沙弥琼俊最后收起了笑容。

    黄檗禅师看见一道锐利的光芒从沙弥琼俊的眸中激射而出，同时他也听到了答案——

    “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

    会昌六年（公元846年）春天，武宗李瀍病危，朝野人心惶惶。

    就在这个微妙的时刻，光王回到了长安。

    这个命运多蹇、九死一生的光王，这个早已被世人遗忘得一干二净的光王，终于在宦官仇公武等人的簇拥下，出人意料地回到了长安。

    这一年暮春，光王李怡忽然就成了皇太叔李忱。

    所有人都知道，李瀍一旦晏驾，这个皇太叔李忱就会理所当然地成为新的大唐天子。可是，让人们满怀错愕的是，天子李瀍自己有五个儿子，李唐宗室也还有几十个智力健全的亲王，为什么他们都没有成为储君，而偏偏是由这个智力残障人士入继大统呢？难道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傻子光叔摇身一变，成为金銮殿上的真龙天子吗？

    这也太不靠谱了。

    在帝国命运的转折点上，历史老儿竟然跟大唐臣民们开了一个如此荒谬的玩笑，真是让人气结。

    不过，朝野上下的人们很快就回过神来了。

    因为他们终于想起——这个傻子光叔是宦官拥立的。

    宦官们需要的，本来就是一个傀儡——一个可以任由他们摆布的窝囊废和应声虫。既然如此，光王当然就是不二人选。试问，在李瀍的五个儿子中，在李唐宗室的诸多亲王中，还能有谁，比这个傻子光叔更适合充当傀儡呢？

    在皇太叔李忱接见文武百官的仪式上，宦官仇公武的脸上一直荡漾着一个笑容，一个心花怒放的笑容。

    是的，他有理由这么笑。

    因为好几年前他就知道，自己从臭气熏天的宫厕中捞出的绝不是一个废物，而是一块举足轻重的政治筹码，一个具有高度利用价值的天子胚胎。所以，他甘愿冒着杀头的危险去把他捞出来，甘愿提着脑袋去赌明天。

    试问，这样的胆识和魄力，满朝文武又有几人具备呢？

    既然你们都没有这种远见卓识，更不敢提着脑袋赌明天，那么此时此刻，你们又有什么资格怪我仇某人笑得这么露骨、这么灿烂、这么自得和张狂呢？

    然而，接下来的日子，当李忱以储君的身份开始接手军国大事，仇公武的笑容就在脸上逐渐凝结了。

    因为，这个由他一手扶立的傻子突然间就变了，变得让他感觉无比陌生。

    过去那种自闭木讷的神情、空洞散乱的目光、怯懦萎靡的状态，全部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威严而自信的脸庞，一双睿智而深邃的目光，以及沉着有力的言谈和大气雍容的举止，看上去不但和从前的光王判若两人，而且根本不像是一个尚未正式即位的储君，更像是一位御极已久的成熟帝王。

    仇公武始而诧异，继而困惑，终而震惊。

    难道，这才是光王的本来面目？难道这三十七年来，他一直在倚傻卖傻、忍辱负重，就为了今天的这一刻？

    直到此时，仇公武才恍然大悟，当初武宗李瀍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把这个傻子光叔置于死地，就是因为早已看穿了光王的本来面目。

    然而，现在明白已经太晚了。

    因为木已成舟，生米已经做成了熟饭。

    宦官仇公武只能将错就错、听天由命了。他只能无奈而悲哀地看着自己精心饲养的金丝雀，突然间挣破鸟笼，直飞蓝天，变成一只搏击长空、睥睨天下的苍鹰……

    看着金銮殿上那个脱胎换骨的傻子光叔，满朝文武的讶异程度丝毫也不亚于仇公武。

    不过，人们并没有感到悲哀和无奈，而是感到由衷的庆幸。

    因为他们知道，这三十七年来，所有人都看错了这个光王。

    所以他们相信——一个历经磨难而又百折不挠的人，一个遍尝人间疾苦而又不坠青云之志的人，一旦君临天下，必然也会是一个励精图治、有所作为的帝王。

    山河长在掌中看

    不出人们所料，新君李忱一即位，就施展了一系列雷霆手段，开始全面清算会昌政治。隐忍了大半生的他，似乎要迫不及待地将武宗李炎所建立的一切彻底推翻。

    首当其冲者，就是武宗一朝的代表人物李德裕及其党人。

    正式执政的第二天，李忱就罢免了李德裕；第四天，他又把李党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工部尚书兼盐铁转运使薛元赏贬为忠州（今重庆市忠县）刺史；同日，薛元赏的弟弟、京兆少尹薛元龟也被贬为崖州司户。

    四月底，道士赵归真、轩辕集等人均被杖死或流放岭南。

    五月初五，李忱宣布大赦天下，同时开始全面恢复佛教的地位。同日，翰林学士、兵部侍郎白敏中入相。随后，白敏中便在新天子的支持下，开始不遗余力地打击李德裕及其党人。

    第二年正月，新君李忱改元“大中”。

    这个年号，将伴随宣宗李忱和大唐帝国走过十三年的岁月。而这十三年，将是黯淡无光的晚唐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抹辉煌。

    后人将这个时代誉为“大中之治”，也有人称其为“小贞观”。

    大中元年（公元847年）八月初三，武宗朝的另一位宰相李回被贬出朝廷，外放为西川节度使。

    大中二年（公元848年）正月初五，右补阙丁柔立上疏为李德裕喊冤，旋即被贬为南阳县尉。

    正月二十四日，西川节度使李回再贬为湖南观察使；同日，桂州观察使郑亚也被视为李党成员，坐贬循州刺史。

    正月二十八日，中书舍人崔碬受到指控，称其在撰写李德裕的贬谪诏书时有意搪塞，没有写出李德裕的全部罪行，被贬端州（今广东肇庆市）刺史。

    同年五月，兵部侍郎、判度支周墀与刑部侍郎、盐铁转运使马植一同入相。

    九月，湖南观察使李回再贬为贺州（今广西贺县）刺史。

    至此，宣宗李忱基本上完成了对李党的清洗，用行动全盘否定了会昌政治，同时完成了对中枢政治的换血，建立了自己的宰执班子。

    一张白纸铺开了。

    接下来，宣宗李忱终于可以放手描绘属于自己的时代画卷了。

    后人之所以把大中时代誉为“小贞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宣宗李忱时时刻刻把太宗李世民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立志成为一个自律和勤政的明君。

    登基不久，李忱便命人把《贞观政要》书写在屏风上，每天政务之余，便站在屏风前逐字逐句地阅读。此外，他还命翰林学士令狐绹每天朗读太宗所撰的《金镜》给他听，凡是听到重要的地方，便让令狐绹停下来，说：“若欲天下太平，当以此言为首要。”

    还有一件事，也足以证明宣宗的勤政确实非一般君主可比。

    二月的一天，宣宗忽然对令狐绹说：“朕想知道文武百官的姓名和官秩。”

    百官人数多如牛毛，天子如何认得过来？

    令狐绹很为难，只好据实禀报：“六品以下，官职低微，数目众多，都由吏部授职，臣手上也没有材料；只有五品以上，才是由宰执提名，然后制诏宣授，各有簿籍及册命，称为‘具员’。”随后，宣宗便命宰相编了五卷本的《具员御览》，放在案头时时翻阅。

    勤政的君主总是喜欢事必躬亲，并且总能明察秋毫，宣宗李忱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尤其明显。有一次他到北苑打猎，遇到一个樵夫。李忱问他的县籍，那人回说是泾阳人，李忱就问他县官是谁，樵夫答：“李行言。”

    李忱又问：“政事治理得如何？”

    樵夫道：“此人不善通融，甚为固执。”

    李忱一听就来了兴趣，让樵夫说说原委。樵夫答：“李行言曾经抓了几个强盗，这些强盗跟北司的禁军有些交情，北司就点名要他放人，李行言不但不放，还把他们杀了。”

    李忱听完，一言不发，回宫后就把此事和李行言的名字记了下来，钉在了柱子上。

    事情过去一个多月后，恰逢李行言升任海州刺史，入朝谢恩，宣宗就赐给他金鱼袋和紫衣。

    有唐一代，这象征着极大的荣宠，尤其在宣宗一朝，这样的赏赐更是绝无仅有。李行言顿时受宠若惊，却又百思不解。

    宣宗说：“知道你为什么能穿上紫衣吗？”李行言诚惶诚恐地说不知道，宣宗就命人取下殿柱上的帖子给他看。

    李行言一看，在深感庆幸的同时，不免也有一丝后怕。假如他当初在宦官的压力下把强盗放了，那么今天等待他的就不是升官受赏，而是贬谪流放了。

    还有一次，宣宗到渭水狩猎，路过一处佛祠，看见醴泉县的一些父老聚集在堂中设斋祷祝，祈求任期已满的醴泉县令李君奭能够留任。宣宗当即将这个县令的名字默记在心。过后，怀州刺史出缺，宣宗遂亲笔写给宰相一张条子，将此职授予李君奭。宰相们愕然良久，不知道一个区区的醴泉县令何以竟能上达天听，得到皇帝的青睐。随后，李君奭入朝谢恩，天子将此事一说，宰相们才恍然大悟。

    久而久之，朝臣们就明白了，皇上表面上是在狩猎出巡，其实真正目的是要深入民间，掌握民情，并实地考察地方官吏的政绩。

    但是，天下之大，宣宗不可能全部走遍。为此，他特意想了个办法，密令翰林学士韦澳将天下各州的风土人情、民生利弊编为一册，专门供他阅览。

    天子将其命名为《处分语》。此事除了韦澳之外无人知晓。

    不久，邓州刺史薛弘宗入朝奏事，下殿后忍不住对韦澳说：“皇上对本州事务了解和熟悉的程度，真是令人惊叹啊！”韦澳略作试探，果不其然，天子掌握的资料正是出于《处分语》。

    在这种目光如炬、明察秋毫的天子面前，如果有人心存侥幸，那他就要遭殃了。

    有一次，度支在奏疏中把“渍污帛”（被水浸湿污染的布帛）中的“渍”写成了“清”，枢密承旨孙隐中一看，随手就把那个错字的笔画改了过来。

    在孙隐中而言，这只是一个下意识的举动，何况这么微小的细节，皇帝肯定也不会发现。不料，宣宗一拿到奏疏，一眼就看见了那个被涂改过的字，顿时勃然大怒，下令追查涂改奏疏的人。随后，孙隐中便以“擅改奏章”的罪名遭到了处罚。

    还有一次，新任的建州（今福建建瓯市）刺史于延陵赴任前入朝辞行。宣宗问他：“建州距京师多远？”于延陵答：“八千里。”宣宗说：“你到任之后，为政的善恶我都会了如指掌。不要以为那地方远在天边，这阶前就可直通万里，你明白吗？”

    于延陵当即吓得手足无措，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宣宗安慰了他几句，就让他上路了。

    于延陵赴任后，或许是把天子的告诫忘了，或许是不相信天子真有那么神，总之政绩并不理想。没多久，于延陵就被贬为复州（今湖北天门市）司马。他懊悔不迭，没想到宣宗根本就不是在吓唬他，他在建州的一举一动果然没能逃脱天子的法眼。

    宣宗李忱的事必躬亲还不仅仅体现在治理朝政上，就连生活中的一些琐碎事务也是如此。宫中负责洒扫的那些杂役，李忱只要见过一面，就能记住他们的姓名和各自的职能。所以，不管宫中要做什么事、派什么活，天子往往随口就能点名让人去干，而且每次派任都毫无差错，让宫中的宦官和差役们咋舌不已。

    在宣宗李忱十三年的帝王生涯中，这种事情可谓不胜枚举。他几乎要用尽全力把整个天下置于掌中，不论事情巨细。

    一个普通人，要想做到凡事亲历亲为并且毫无差池，几乎都是不可能的，可身为日理万机的皇帝，宣宗李忱究竟是怎样做到的呢？

    许多年前，当宣宗还是一个小沙弥的时候，就曾在江西的百丈山留下了这么一首诗：

    大雄真迹枕危峦，梵宇层楼耸万般。

    日月每从肩上过，山河长在掌中看。

    仙峰不间三春秀，灵境何时六月寒。

    更有上方人罕到，暮钟朝磬碧云端。

    山河长在掌中看。

    这是何等宏大的气魄，何等豪迈的胸襟，何等高远的志向！

    除了表明他不同凡响的境界之外，李忱的这句诗，仿佛也为他日后种种令人难以理解的勤政表现做了最形象的注解。

    他似乎在用他的实际行动告诉人们——“山河长在掌中看”绝不是一种凌空蹈虚的理想境界，而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施政手段。

    当然，前提是你有成为明君的意志和决心。

    大中之治：最后一抹辉煌

    宣宗一朝，原本甚嚣尘上的朋党之争终于渐次消歇，偃旗息鼓了，其原因除了两党的党魁相继离世之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宣宗李忱拥有高超的驭臣之术。

    关于宣宗驾驭百官的心机和手腕，还要从大中初年一个宰相的际遇讲起。

    这个宰相叫马植，于大中二年五月入相，本来干得好好的，可到了大中四年四月，却突然被贬出了朝廷，外放为天平节度使。此次贬谪事前毫无征兆，令满朝文武都大惑不解。

    后来人们才知道，原来是一条腰带惹的祸。

    准确地说，是一条宝玉腰带。

    这条腰带是御用物品，天子在不久前把它赏赐给了左军中尉马元贽。众所周知，马元贽是拥立宣宗即位的主要功臣之一，所以，不管天子在内心如何看待这个功高权重的宦官，反正在表面上，天子对他是极尽恩宠和礼遇之能事，从登基之后便赏赐不断，这条腰带只是为数众多的赐物之一。

    可忽然有一天，在朝会上，宣宗李忱却赫然发现——这条腰带系在了宰相马植的腰上。

    这个发现非同小可。天子立刻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和警觉。他当场质问马植，这条腰带是不是马元贽送的。马植已经意识到自己闯了大祸，不敢隐瞒，只好道出真相。第二天，宣宗李忱就毫不留情地罢去了他的相职，将他贬出朝廷。

    因为一条腰带而罢去一位宰相，这种事情乍一看会让人觉得荒谬。可在宣宗李忱看来，这件事一点也不荒谬。

    原因很简单，首先，马植与马元贽本来就是同宗，而且一个是当朝宰辅，一个是得势宦官，具有这种关系和身份的两个人，原本就应该主动避嫌而不能走得太近。可如今，马元贽居然把天子的赐物转送给马植，这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有理由认为他们私交很深，甚至有结党的嫌疑？轰轰烈烈的牛李党争刚刚过去，所有人都对之记忆犹新，而在此前每一度你死我活的党争背后，都无一例外地站着宦官的身影。如今，宣宗李忱又岂能让宰相宦官相互勾结的一幕在他面前重演呢？

    退一步讲，就算马植与马元贽没有结党，也不搞党争，可仅仅是“禁中与外廷暗中交通”这个事实本身，就足以对登基未久的天子构成某种潜在的威胁了。宣宗李忱绝不会让自己像文宗那样受制于强势宦官仇士良，也不可能像武宗那样事事听从于强势宰相李德裕。因为，李忱从即位的那一刻起就立志要成为一个强势天子。

    基于上述理由，李忱就必须把一切可能的危险扼杀在襁褓之中。

    大中初年，从宰相马植旋起旋落的命运中，人们不难明白一点——要在天子李忱的朝廷上结党，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要在他的朝廷上当宰相，也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

    在宣宗一朝前前后后的六七个宰相中，在位时间最久的一个，名叫令狐绹。

    从大中四年（公元850年）十月起，到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十二月宣宗驾崩止，令狐绹为相近十年之久，几乎与宣宗一朝相始终。而令狐绹之所以能稳居相位的唯一秘诀，既不是因为他的政绩特别突出，也不是因为他建立了怎样的功勋，而仅仅是因为——他自觉主动地把自己的相权让渡给了天子。

    这是他的聪明之处。

    也是他的无奈之处。

    要在强势天子李忱的朝廷中做稳宰相，除了选择这样的生存之道以外，令狐绹别无选择。

    然而，即便令狐绹十年如一日地夹着尾巴做人，也难免会有偶露峥嵘的时候。而仅仅是一两次偶露峥嵘，就足以导致宣宗的怀疑、愤怒和指责。

    我们在前面已经不止一次地看到，宣宗极为重视地方官吏的品行和能力，总是尽可能地亲自把关。为此，他专门下诏规定，各地方刺史如果要调往他州任职，一律要先到京师当面向他做述职报告，经过天子面试合格之后，才能调任他州。

    有一次，令狐绹将一个刺史调往邻州，由于此人与他是旧交，而且考虑到只是在相邻两州之间调动，就没有要求他绕道到京师述职，而是直接赴任。随后，宣宗看到此人赴任后呈上的谢恩表，发现此人没有经过他的面试，马上质问令狐绹。

    令狐绹慌忙解释：“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两地距离较近，想省去迎来送往的繁文缛节而已。”

    宣宗顿时脸色一沉，说：“如今各地方刺史大多不称职，往往为害百姓，所以朕才要一一接见，考察他们的行政能力，按其能力高低决定去就。这道诏命颁发已久，如今却被弃置一旁，可见如今的宰相相当有权啊！”

    那一刻，令狐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虽然是寒冬腊月，但全身瞬间爆发出的冷汗，早已浸透了他厚重的裘衣。

    在大中时代的十几年间，宣宗就是以这样一种无孔不入的精明和难以置信的强悍驾驭着宰相和百官。

    当然，如果总是表现得精明强悍，那宣宗的领导艺术就谈不上有多么高超了。其实很多时候，他也会显得宽厚而随和。就像一个高明的驯兽师一样，他总是优雅地举着鞭子，从容地把握着节奏，时而严苛猛厉，时而又会笑语温存。

    可是，在宰相和百官看来，天子李忱笑语温存的时候，绝对比严苛猛厉的时候更加可怕。

    比如有一次早朝，宣宗上殿的时候，脸上还是一副和颜悦色的表情，跟百官都很客气，让大家感觉如沐春风。可当宰相和百官一开始奏事，宣宗马上就换了一副脸色，神情威严，正襟危坐。等到奏事完毕，他又冲百官一笑，说：“大家可以扯扯闲话了。”接着就向群臣询问一些街头巷尾的奇闻逸事，或者主动谈一些宫中的琐碎趣事。

    这一刻，百官高度绷紧的神经终于松弛下来，开始在朝堂上有说有笑地扯闲篇。可就在他们谈得热火朝天、浑然忘我之时，天子却突然板起面孔，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诸位爱卿要好自为之。不知为什么，朕有时候经常有一种莫名的担心，担心你们会辜负朕，以致日后不能再以君臣之礼相见！”言毕，立刻起驾回宫。

    一听此言，百官无不悚然。

    大殿上顿时鸦雀无声。

    直到天子的銮驾远去，一种无言的恐惧仍然凝固在他们脸上。

    为相十年的令狐绹对此感触最深。他不止一次对亲信说过：“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然每延英奏事，未尝不汗沾衣也！”（《资治通鉴》卷二四九）

    宣宗李忱既然能够把满朝文武收拾得服服帖帖，他当然也不想放过那些专权跋扈的宦官。为此，他曾经多次以谈论诗词为名，秘密召见翰林学士韦澳，并屏退左右，单独与他商讨对付宦官的策略。

    有一天，宣宗再次秘召韦澳，问：“近日，外廷认为宦官的权势如何？”韦澳不敢正面回答，只是顾左右而言其他：“外廷都说，陛下威严决断，非前朝可比！”

    宣宗一听，不无失望地闭上眼睛，说：“完全不对！事实上，朕对他们仍然心存畏惧，你说该怎么办？”

    韦澳面露难色，小心地说：“如果跟外廷商议，恐怕又会重蹈太和年间之覆辙。臣以为，不如在宦官中选择才德兼备之人，与他们商议。”言下之意，就是以毒攻毒，起用后进宦官，对付当权宦官。

    宣宗长叹一声，说：“这是下策！朕不是没有试过。从擢升那些后进宦官为黄衣（九品官服）开始，一直到绿衣（六七品）、红衣（四五品），他们都懂得感激皇恩，可一旦穿上紫衣（三品），他们马上就会和那些当权宦官抱成一团！”

    知道这个韦澳难当大任，宣宗只好把目光转向宰相令狐绹。他希望令狐绹能拿出一个诛除宦官的计划，可让他大失所望的是——令狐绹的反应居然和韦澳如出一辙。

    令狐绹呈上秘奏，说：“只要宦官犯罪的时候不要赦免，职务出缺的时候不要递补，日子一久，也就自然淘汰，终归于消灭了。”

    宣宗拿到奏疏的时候，唯一的反应就是苦笑。

    这不是废话吗？如果这么做就能让宦官“自生自灭”，那前几朝的天子和宰相，又何至于让宦官玩弄于股掌？

    不过，宣宗也知道，太和末年的“甘露之变”，已经把满朝文武都吓成惊弓之鸟了。如今，不光是满朝文武，即便放眼天下，恐怕都找不出一个敢跟宦官较量的人。

    剪除宦官的计划就此搁浅。终宣宗一朝，李忱再也没找到一个有勇有谋的大臣助他完成这个心愿。

    不过，虽然宣宗没机会对付宦官，但是另一方面，宦官在宣宗李忱强大的威慑力面前，实际上也是颇为忌惮的——在整个大中时代的十三年里，宦官集团一直比较收敛，始终不敢兴风作浪，既没有干预朝政的胆量，也没有干预朝政的机会。

    宣宗在位期间，除了以强硬手腕消灭党争，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宦官的嚣张气焰之外，还有一项巨大的历史功绩也不可不提。

    那就是河湟的收复。

    自从“安史之乱”以来，河湟地区（甘肃及青海东部）已经在吐蕃人的手中沦陷了近一百年之久。玄宗之后的李唐天子们虽然不乏收复河湟的志向，但始终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藩镇之乱连年不绝，朝廷不得不屡屡用兵，加之朝政又被党争和阉祸搞得乌烟瘴气，使得李唐王朝自顾尚且不暇，更不可能腾出手去收复失地。

    到了武宗会昌年间，形势开始发生逆转——吐蕃爆发了大规模内战，国内政局紊乱，人心离散。

    而吐蕃开始走向衰亡的时候，正是宣宗李忱登上历史舞台的前夕。

    上天似乎注定要把收复河湟的历史功绩送给他。

    李忱即位后的大中三年二月，原本由吐蕃控制的秦州（今甘肃秦安县西北）、原州（今宁夏固县）、安乐州（今宁夏中宁县东北）以及石门、驿藏、制胜、石峡、木靖、木峡、六盘这“三州七关”，突然在一夜之间全部归降大唐。宣宗即刻诏命泾原、灵武、凤翔、邠宁、振武等地驻军出兵接应。到这一年七月底，唐朝军队全部进驻，三州七关正式收复。八月，三州民众一千多人扶老携幼来到长安朝见天子。宣宗李忱登延喜门接见。三州父老欢呼雀跃，立刻脱下胡服，换上唐装。围观军民欢声雷动。

    本来，三州七关的收复就已经够让大唐臣民出乎意料了，可他们绝对不敢想象，短短两年后，所有河湟失地竟然会被一个叫张义潮的人一一收复，并且全部回归大唐帝国的怀抱。

    张义潮本是沙州（今甘肃敦煌市）的一个平民，但却怀有一腔报国的激情和热血。早在吐蕃爆发内乱之时，他便结交了一批豪杰义士，一直在暗中计划起义。不久，沙州的吐蕃守军果然因内乱而军心涣散，张义潮觉得时机成熟，遂发动起义。城内的汉人纷纷响应，吐蕃守将弃城而逃。沙州就此光复。

    大中五年（公元851年）二月，张义潮派出的使者历经艰险，将沙州光复的消息送到了唐朝的天德军驻地（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北）。同月十九日，捷报递至长安。宣宗李忱大喜，即日下诏，任命张义潮为沙州防御使。

    随后，张义潮开始招募军队，训练士卒，并主动出击吐蕃。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张义潮便以所向披靡之势，先后收复了瓜州（今甘肃安西县）、伊州（今新疆哈密市）、西州（今新疆吐鲁番市东）、甘州（今甘肃张掖市）、肃州（今甘肃酒泉市）、兰州（今甘肃兰州市）、鄯州（今青海乐都县）、河州（今甘肃临夏市）、岷州（今甘肃岷县）、廓州（今青海化隆县）。大中五年十月末，张义潮让他的哥哥张义泽奉上十一州（包括沙州）的地图和簿籍入朝觐见。

    十一月，宣宗下诏，在沙州设置归义军，任命张义潮为归义节度使兼十一州观察使。

    至此，沦陷了一百年的河湟失地终于全部光复，回归大唐版图。

    不可否认，百年失地的收复并不是宣宗的武功，而是一时的机运。如果说消灭党争、遏制宦官和整顿吏治的确是出于宣宗的个人努力的话，那么“收复河湟”无疑是上天给予他的一份出人意料的馈赠。

    但不管怎么说，已经在内忧外患的灰暗历史中艰难行进了一百年的大唐帝国，毕竟还是在宣宗李忱的手里闪耀出了一抹辉煌。

    就连一直以来作为帝国心腹之患的跋扈藩镇，在宣宗一朝也显得相对平静，没有再掀起太大的波澜。其中的客观因素，固然是武宗一朝强力平藩打下的基础，而主观原因，则是宣宗在藩镇事务上采取了灵活而务实的政策，既非力主征伐，亦非任意姑息，而是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应对的策略，所以避免了像前几朝那样大规模的战争和动乱。

    对于势力强大而且割据已久的河北藩镇，宣宗基本上是让它们保持现状，默认它们在这一个世纪以来所享有的特权。比如大中九年（公元855年）正月，成德节度使王元逵卒，军队拥立他的儿子、节度副使王绍鼎为留后，宣宗就没有予以干预，而是承认了他，并且几个月后便任其为节度使。到了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八月，沉迷酒色的王绍鼎暴亡，军队再度拥立他的弟弟王绍懿，宣宗也照例予以承认。

    但是，对于那些一直处于朝廷有效控制范围内的藩镇，宣宗就毫不手软了。凡有藩镇爆发兵变，或是节度使不称职，宣宗的反应都相当迅速，而且手段非常强硬。

    大中九年（公元855年）七月，浙东军队哗变，驱逐了观察使李讷。九月，宣宗便派出礼部侍郎沈询继任观察使，迅速稳定了浙东的局势。同是这一年七月，淮南发生饥荒，百姓流离失所，节度使杜悰却依旧耽于宴游，不尽赈灾抚恤之责。宣宗闻讯，几天后便派宰相崔铉接替了淮南节度使之职，把杜悰贬为太子太傅、分司东都。

    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五月，湖南兵变，大将石载顺等人驱逐了观察使韩悰，杀了大将王桂直；六月，江西兵变，大将毛鹤驱逐了观察使郑宪；七月，宣歙（治所在今安徽宣州市）兵变，大将康全泰驱逐了观察使郑熏。八月，宣宗即命淮南节度使崔铉兼任宣歙观察使，出兵征讨宣歙叛乱；命山南东道节度使徐商征讨湖南叛乱；命光禄勋韦宙为江西观察使，负责征讨江西叛乱。

    短短几个月后，宣宗派出的三路人马便都不辱使命，顺利平定了叛乱——十月，崔铉斩杀康全泰及党羽四百余人，平定宣歙；徐商斩杀石载顺，平定湖南；十二月，韦宙斩杀毛鹤及党羽五百余人，平定江西。

    大中时代，大唐帝国虽然称不上是什么太平盛世，但起码算是一个相对安定的小康之局。

    这在混乱不堪的中晚唐历史上，已实属难能可贵。

    然而，尽管“大中之治”在一定程度上止住了大唐王朝江河日下的衰亡之势，却无法从根本上扭转它走向崩溃的历史宿命。

    换言之，这个被后世誉为“小贞观”的时代，充其量也只能算是老大帝国的一次回光返照，是末世残阳中的最后一抹辉煌。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李商隐《登乐游原》）

    诗人无限怅惘的一声浩叹，不啻于是对帝国命运的准确预言。

    懿宗登基

    大中十年（公元856年）春天。唐宣宗李忱四十七岁。尽管这已经是他帝王生涯的第十个年头，可宣宗李忱治国御宇的热情似乎丝毫不减当年。

    面对这个从不知疲倦和懈怠为何物的天子，满朝文武当然是既敬佩又欣慰的——谁不希望这个英明神武的天子永远保持充沛的精力，永远拥有过人的智慧和才干，从而长久地维护帝国的和平与安宁呢？

    但问题是，这不现实。

    人总是会老、会死的，李忱再怎么强悍，在这一点上也不可能超越自然规律。更何况，他前面的六任天子——顺、宪、穆、敬、文、武，没有一个活过五十岁。这个严峻的事实让人不敢对李忱的长命百岁抱有太大的乐观。所以，帝国必须及早确立储君，才能有备无患。

    可让人遗憾的是，宣宗李忱始终不愿立储。他似乎一提起这件事情就烦。对此，宰相和百官自然是忧心忡忡。

    正月的一天，宣宗召见宰相裴休，让他对朝廷在新一年里的当务之急畅所欲言。裴休不失时机地再次对天子提出：“当今首务，无如早立太子。”

    宣宗闻言，立刻拉长了脸。

    片刻后，裴休听见天子冷冷地说：“若立太子，朕岂不是成了闲人？”

    对于天子执意不肯立储的原因，百官们自然是议论纷纷。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天子对权力的过度执着和眷恋所致。

    这样的分析当然是有道理的。可宰相裴休等人心里都很清楚，这其实只是部分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天子故意要跟大臣们抬杠。

    天子并不是真的不想立储，而是在太子的人选上与大臣们产生了严重分歧。

    宣宗李忱一共有十一个皇子，长子郓王李温年已二十四，本是储君的不二人选。可问题是宣宗一点也不喜欢这个长子，所以早早地命他搬出皇宫，住到了十六宅[65]的亲王府里。留在宫中的十个皇子中，宣宗最宠爱的就是三皇子夔王李滋，一直有心要立他为太子。可大臣们认为这不合礼制，应该立长子李温。双方各执己见，互不相让，于是事情就这么搁置了。

    日子很快就走到了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帝国的储君依旧迟迟没有确立。

    如果说在此之前，大臣们的担心还只是一种隐忧的话，那么到了这一年，满朝文武的担心已经转变成实实在在的恐慌了。

    因为这几年来，这个天纵英才的皇帝又走上了历任李唐天子的老路，开始如痴如醉地追求长生，服食丹药，结果健康状况迅速恶化。从这年春夏之交开始，天子体内的毒性发作，背上生了恶疮。到了八月初，恶疮大面积溃烂，天子卧床不起，再也不能上朝。宰相和百官都没有机会见到天子。

    天子病危，储君未立，宫内外消息隔绝。帝国再度落入一个危险的时刻。

    宣宗李忱自知不预，立即传召左右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和宣徽南院使（宫廷南院总监）王居方，把夔王李滋托付给他们，命其拥立李滋为太子，继承皇位。

    天子托孤，而且是废长立幼。这种事情实在是非同小可，必须要有禁军作后盾。三个顾命宦官第一时间就找到了一贯与他们交好的右军中尉王茂玄，获取了他的支持。随后他们又紧急磋商，以天子名义发布敕令，把不属于他们一党的左军中尉王宗实外放为淮南监军，以此保证夺嫡行动的顺利进行。

    王宗实没有怀疑，即刻准备出发。可他的副手、左军副使亓元实却意味深长地对他说：“皇上卧病已一月有余，您只是隔着房门问候起居，今日突然被外放，这件事到底是何人所为，中尉大人难道就不想见了天子再走？”

    王宗实如梦初醒，意识到自己被人摆了一道，立刻怒气冲冲地与亓元实一起奔向皇帝寝殿。

    等他们到达的时候，宣宗已经驾崩，侍从和宫女们正围着遗体哭泣。王宗实与亓元实立即采取行动，召来王归长等三人当面怒斥，指责他们假传圣旨。王归长等人知道斗不过这个禁军的头号人物，只好趴在他脚下乞求饶命。王宗实随即命宣徽北院使齐元简前往十六宅迎接郓王李温。

    八月九日，王宗实以天子名义发布遗诏，立郓王李温为皇太子，监理国政，同时改名李漼。同日，左右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和宣徽南院使王居方被捕，旋即被杀。

    又一个李唐天子，在两派宦官你死我活的斗争中被懵懵懂懂地推上皇位。

    大中十三年八月十三日，二十七岁的李漼登基，是为唐懿宗。

    当宣宗李忱走完他的传奇一生，“大中之治”也随之落下了帷幕。

    盖棺论定的时刻，历史给予了李忱很高的评价：“宣宗明察沉断，用法无私，从谏如流，重惜官赏，恭谨节俭，惠爱民物。故大中之政，迄于唐亡，人思咏之，谓之‘小太宗’！”（《资治通鉴》卷二四九）

    由于这个“小太宗”的励精图治，我们才得以在中晚唐混乱不堪的历史迷局中，有幸瞥见一脉传承自盛唐的明媚、华丽与雍容。

    然而，当这一页历史翻过之后，黑暗便无情地吞噬了我们的目光。

    在未来的黑暗岁月里，在山河崩裂的末世烽烟中，昔日那个煌煌大唐的浩气与精魂已然消失殆尽，只剩下最后几张年轻而惶惑的脸，在大明宫摇摇欲坠的殿廷中浮沉和飘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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