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隶制岌岌可危
奴隶制的大和国产生于三世纪后叶，以大和（今奈良县）为中心的近畿地区，四世纪末统一了日本。统一国土之后，大和国同中国南朝刘宋和朝鲜半岛的百济密切交往，积极摄取大陆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发展了生产力，促进了日本经济文化的发展。
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与旧有的奴隶制生产关系部民制发生尖锐矛盾，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加剧，经济衰落。六世纪末至七世纪初，奴隶主贵族更加残酷地榨取部民的膏脂。不堪忍受奴隶主贵族残酷压榨的部民起来反抗。最初的反抗形式是逃亡。后来，部民进山入薮，经常袭击奴隶主贵族。626年（推古三十四年），“强盗窃盗并大起之，不可止”。部民的反抗斗争日益高涨。这种部民的斗争打击了奴隶主贵族，动摇了奴隶制的根基，为新的生产关系开辟了道路。
统治阶级内部的相互倾轧也越来越激烈。奴隶主贵族大肆兼并土地，为了争夺土地“争战不已”。皇室以各种名义霸占地方贵族的土地，扩大自己的直辖领地屯仓，因此，地方贵族同皇室的矛盾也很尖锐。当时朝廷内部上下相克的事件不断发生。氏姓制度也出现混乱状态，如“父子易姓，兄弟异宗”等等。
部分奴隶主贵族看到部民制已无利可图，于是采取租佃制的剥削方式。他们把兼并的土地出租给邻近百姓（平民）和逃来的部民，收取地租。当时从平民中成长起来的富裕的大家庭也将靠家庭成员无力耕种的多余土地出租给无地少地的平民和逃亡部民，征收地租。这种租佃制是封建生产关系的萌芽。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加速了奴隶制的崩溃。
革新与守旧势力早期的矛盾
部民制开始衰落的六世纪中叶，朝廷出现了改变现行统治制度，以挽救社会危机的改革者苏我稻目（？—570年）。稻目任宣化（535—539年）、钦明（539—571年）两朝的大臣。苏我氏与大陆移民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便于吸收中国、朝鲜的先进思想和文化，成为开明的政治家。稻目于555年（钦明十六年）在吉备五郡设了白猪屯仓，但此后十多年间逃亡的部民甚多，为了制止这种现象，569年（钦明三十年）派胆津去白猪屯仓，编制部民户籍。编制部民户籍是一项重要改革措施。由于建立了户籍，原来以部为单位生产的部民，变成以户为单位生产和向国家交纳年贡的小生产者。
苏我稻目的政治主张遭到守旧势力的代表人物大连物部尾舆的坚决反对。他们之间的矛盾，在崇佛和排佛问题上表面化了。钦明王皇时期，百济圣明王献给日本朝廷佛像、经论。当时稻目主张崇佛，而尾舆和主管神事的中臣镰子反对。稻目主张崇佛的政治目的在于通过信仰佛教来代替氏神的崇拜，以统一全国的思想，削弱氏姓贵族的势力，提高皇权，挽救社会危机；尾舆则主张不能改变氏神的崇拜，以维护腐朽没落的部民制和氏姓制。天皇允许稻目试拜，后来，国内流行瘟疫，尾舆和镰子上奏天皇把这场灾祸归罪于崇佛，要求掷弃佛像。他们经天皇同意，把佛像投进难波的堀江，又纵火烧掉了伽蓝，由是与稻目的矛盾加剧。
587年（用明五年），用明天皇死后，苏我稻目之子大臣苏我马子和物部尾舆之子大连物部守屋围绕皇位继承问题展开激烈斗争。当年，马子消灭了守屋，掌握朝廷的实权。他拥立泊濑部皇子为天皇。这就是崇峻天皇，崇峻天皇因不满马子在朝廷专权，于592年（崇峻五年）被马子指使的东汉直驹暗杀。
圣德太子的初步改革
崇峻天皇死后，推古天皇即位，翌年，即593年（推古元年）天皇立用明天皇遗子厩户皇子（574—622年）为皇太子，又委以摄政重任，厩户皇子后来被世人称圣德太子。太子曾分别向高丽僧惠慈和五经博士觉哿学习佛典和中国典籍。他广泛吸收中国的先进思想和文化，成为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和改革家。他试图以加强皇权，削弱氏姓贵族势力的办法，整饬社会秩序，挽救社会危机，为此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
603年（推古十一年），制定冠位十二阶。冠位是按才能和功绩，由天皇授予贵族个人的荣爵，不得世袭。它和可以世袭的姓是完全不同的。实行冠位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皇权，为选拔人材创造了有利条件，推进了贵族的官僚化和官僚体制的形式。
次年，即604年（推古十二年），颁布17条宪法。17条宪法是贵族的行为规范，并不是国家的根本法典。其条文，大都出自中国诸子百家的典籍和佛教思想，而尤以儒家经典居多。《宪法》规定“承诏必谨，君则天之，臣则地之”，“国非二君，民无两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以提高天皇的地位。《宪法》还提到“以和为贵，无忤为宗”，“群卿百寮，以礼为本”要求贵族息争守礼。为了发展生产，消弭人民的反抗情绪，《宪法》还规定了“国司、国造勿敛百姓”，“农桑之节，不可使民”等条款。
圣德太子又采取兴隆佛教的政策。594年（推古二年），通过天皇下诏兴隆佛、法、僧“三宝”。太子带头建寺、讲经、注经。结果全国出现了竞造佛舍，弘扬佛法的局面。太子兴隆佛教旨在用佛教来统一全国的信仰，以加强皇权。
太子遣使通好于中国隋朝，恢复了中断一个多世纪的中日邦交，积极移植中国的先进思想和文化。600年（推古八年）至614年（推古二十二年）的十五年间，派出四次遣隋使和八名留学生和学问僧。随遣隋使到中国留学的高向玄理、僧痀等人，后来学成归国后，在大化革新中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
圣德太子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氏姓制的束缚，削弱了大氏姓贵族的势力，提高了天皇的地位，培养和选拔了人材，这为后来的大化革新打下了基础。但圣德太子的改革，局限在上层建筑领域，而在这个领域里的改革也很不彻底。冠位制是在没有废除氏姓制的情况下实行的，实施范围仅在畿内及其周边地区。17条宪法作为训诫，只能起到教化作用，没有多大约束力。所以抑制大氏姓贵族的势力，提高皇权是有限的。由于太子的改革没有触动日趋衰落的经济基础部民制，要挽救社会危机是根本不可能的。
大化革新的出现
622年（推古天皇三十年），圣德太子病逝，改革事业随之停止下来。苏我马子对太子的改革，采取消极抵制的态度，因为提高皇权，削弱氏姓贵族的势力，不利于苏我氏在朝廷专权。因此，太子死后，马子自然不会继续推进改革事业。626年（推古天皇三十四年）马子死后，其子苏我虾夷继任大臣，独揽朝廷大权。628年（推古天皇三十六年）推古天皇病死，虾夷排斥圣德太子之子山背大兄王，第二年拥立田村皇子即位（舒明天皇）。在皇极朝（642—645年）时期，虾夷之子苏我入鹿登上政治舞台，专擅朝政。他痛恨圣德太子的名望，反对他的改革事业。入鹿为了根除改革事业的后继者及拥立古人大兄的障碍，消灭了山背大兄王。古人大兄是舒明天皇和马子的女儿法提郎嫒所生的皇子，与苏我氏有密切的关系。山背大兄王事件说明，统治阶级内部新旧势力的斗争日益激化。苏我虾夷和苏我入鹿父子与其祖辈苏我稻目不同，他们不断扩大田庄增加部民，加强以东汉氏为主力的私兵，打击改革势力，已成为极力维护部民制的奴隶主贵族的总代表和社会变革的最大绊脚石。
社会危机越来越严重的七世纪三、四十年代，圣德太子派到中国的留学生陆续回国。623年（推古天皇三十一年）归国学问僧惠日等上奏天皇：“留于唐国学者，皆学以成业，应唤。”天皇可能采纳了这个意见，召唤在唐学习的学生。僧痀于623年（舒明天皇四年），惠隐、惠云于639的（舒明天皇十一年），南渊请安和高向玄理于640年（舒明天皇十二年），回到日本。他们去中国留学二、三十年，学到了丰富的中国思想文化和隋唐两朝的统治经验，回国后积极进行传播，在部分贵族中发生强烈影响。在部民斗争的冲击和中国封建政治经济制度的影响下，出现了以中臣镰足（614—669年）和中大兄皇子（626—671年）为代表的革新人物。中臣镰足是大夫中臣御食子的长子，自幼好学，博览群书，尤其反复诵读中国兵书兼政书《六韬》。他曾受教于僧痀和南渊请安，丰富了知识，开阔了眼界。镰足在中国先进思想和社会制度的影响下，立志打倒苏我氏，实行变革。舒明朝（629—641年）之初，他称病推辞中臣氏在朝廷的世袭职务祭官，来到摄津三岛的别墅，与住在难波的轻皇子结交。但后来见轻皇子器量不足便返回飞鸟，接近舒明天皇之子中大兄皇子。两人志同道合，成为知交，在就学于南渊请安的往返路上，商讨消灭苏我入鹿。夺取政权，以唐制为蓝本，进行变革。644年（皇极天皇三年）春，从苏我氏中分化争取了与入鹿素有矛盾，又有声望的大夫苏我石川麻吕。尔后，又吸收了以守卫宫门为世袭职务的佐伯连子麻吕、葛城稚犬养连纲田等人，组成了革新派。645年（皇极天皇四年）6月12日，革新派利用皇极天皇在宫中接见“三韩”使者的机会，杀死了苏我入鹿。随后，革新派以法兴寺为根据地准备迎接虾夷的反攻，同时派人说服苏我氏一派归顺。当时，皇族和朝廷的重臣大都站在中大兄一边。守卫虾夷、入鹿宅门的东汉氏也解除了武装，四处逃散。虾夷见大势已去，于6月13日焚宅自尽。消灭虾夷、入鹿父子之后，革新派立即组成了新的政权。6月14日，轻皇子即位为孝德天皇，中大兄为皇太子，阿倍内麻吕为左大臣，苏我石川麻吕为右大臣，中臣镰足为内臣，留学中国的僧痀、高向玄理为国博士。国博士是高级政治顾问。革新政权于同月19日，仿效中国建年号为大化，有步骤地开始实行改革。当年8月，分别往东国和倭（大和）六县（高市、葛木、十市、志贵、山边、曾布）派遣国司和使者，命造户籍，校田亩。9月，遗使诸国，没收武器，登记人口，为下一步改革做了准备。12月，首都由飞鸟迁至难波。646年（大化二年）正月元日，发布《改新之诏》。《改新之诏》是革新的纲领，这一纲领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充实提高，至701年（大宝元年）以《大宝律令》的法律形式被肯定下来。从645年诛灭苏我入鹿到701年《大宝律令》的制定，大化革新经历了大约半个世纪。革新的主要内容如下：
在经济上，废除了部民制，建立了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政府把全国的土地和人民收归国有，变成“公地公民”，在此基础上实行了班田收授法与租庸调制。班田收授法是，政府每隔六年班给六岁以上的男女口分田，其数目为男子二段，女子为男子的2/3，“官户”、公奴婢与良民相同，“家人”、私奴婢的男女分别为良男良女的1/3，受田人对口分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他们死后，土地归还国家。除了口分田外，政府按户分给少量的园田宅地，这些土地经允许可以买卖，只是绝户时归公。山川薮泽为公用。分得口分田的农民负担租、庸、调和杂徭、兵役。
租，是实物地租，每段租稻2束2把，约当收获量的3%。庸，是劳役，凡正丁每年到都城服劳役10天，但原则上，交纳庸布2丈6尺来代替，次丁减半。调，是按丁别交纳的地方特产。杂徭，是地方国司役使农民从事水利、土木工程等事业的劳役，规定正丁为16天，次丁为30天，少丁为15天。兵役，是正丁的1/3轮流充当士兵，在一定时期受各地军团的训练，其中有的作为“卫士”到首都服役一年，有的作为“防人”到大宰府服役三年，武器粮食自备。
在政治上，建立了中央集权制，规定了身份制度。中央设二官、八省、一台、五卫府。二官即神珝官和太政官，前者掌管神事，后者处理行政事务。太政官下设中务、式部、治部、民部、兵部、刑部、大藏、宫内八省。一台即弹正台，掌管肃正风俗，监督官吏的机构。五卫府即门卫府，左、右卫士府，左、右兵卫府，是守卫宫廷的军事机关。地方设国、郡、里三级行政单位，分别由国司、郡司、里长治理。在政治军事上的要地首都、摄津、九州分别置左、右京职、摄津职、大宰府。
在身份制度方面，国民分为“良民”和“贱民”，良民包括皇族、贵族和公民。皇族和贵族享有种种特权，如，按位接受位田、位封、位禄，按官职受职田、职封，按功受功田。又有三位以上者之子孙，五位以上者之子，到规定的年龄，受一定位阶和官职，这叫荫位制。有位者一律免庸调。他们在法律上，还有减刑的特权。公民包括革新前的平民和革新后被解放了的部民，他们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公民在法律上被规定为良民，具有一定的人身自由。贱民包括“陵户”、官户、家人、公奴婢、私奴婢，约占人口的10％，大都集中在畿内。他们不得同“良民”通婚，两者之间非法所生之子从贱。
革新后，国家把土地一举集中到自己手里，班给农民以口分田，以租庸调的形式，征收地租和课以徭役，而班田农民则紧缚在田地上，依附于国家。这正是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所具有的特点。在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下，国家既作为土地所有者，同时又作为主权者同直接生产者相对立。在这里，国家就是最高的地主。在这里，主权就是在全国范围内集中的土地所有权。
由于实行了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和新的身份等级制度，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革新后，氏族贵族变成领取俸禄的封建官僚贵族。位田、职田、位封、职封是国家发给贵族的俸禄。受田的贵族对土地没有所有权，病死或离职时还给国家。位封、职封是食封制的形式，封主占有封户交纳租的一半和庸、调的全部，但不完全占有封户的人身。封户是分得口分田的公民，并非奴隶。封建官僚贵族的剥削对象是公民，剥削方式是占有公民的租赋。公民在法律上有人格，拥有占有权的口分田和可以买卖的园田宅地，有固定的租费和徭役，对山林沼池也有使用权。部民已经改变了过去没有生产资料和人身自由的身份地位。只是品部和“杂户”虽系良民，但因在生产中所处的地位没有改变，其地位还较低贱。
大化革新并没有彻底废除奴隶制，贱民作为奴隶保留下来，但他们在社会生产中已退居次要地位，主要从事非生产性杂务。因此，奴隶制生产关系不起主导作用。
日本经过大化革新，废除了部民制，建立了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和中央集权制，由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
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
在长期的大化革新过程中，革新势力和守旧势力之间进行了尖锐复杂的斗争。
645年9月，革新政权建立不久，古大人兄皇子谋反。苏我入鹿被杀后，他以“勤修佛路，奉祐天皇”为名，避居吉野，勾结守旧势力策划叛乱，但因同伙自首，事遂暴露。中大兄立即派兵吉野，讨灭了古人大兄皇子。
649年（大化五年）3月，发生了右大臣苏我石川麻吕之变。苏我日向诬告其异母兄石川麻吕要损害皇太子，中大兄迫使石川麻吕自尽。石川麻吕是与入鹿有矛盾，被拉到革新队伍里来的，但思想仍旧保守，跟不上革新形势的发展。大化四年，废止古冠时他和左大臣坚持戴古冠，以抵制新的官僚体制。中大兄趁日向告发的机会，除掉了深入改革的障碍。
石川麻吕之变发生的第二年，穴户国司草壁连疿经向朝廷献白雉。朝廷认为白雉的出现是吉祥之兆，于是举行盛大庆祝仪式大赦天下，改元白雉。这充分反映了革新派大功告成，万事大吉的思想情绪。
653年（白雉四年），中大兄为了便于控制守旧势力，奏请孝德天皇还都飞鸟，天皇不同意。中大兄不顾天皇的反对，率领皇族和群臣，回到飞鸟。孝德天皇陷于孤立，第二年病死在难波。
孝德天皇死后，中大兄之母前皇极天皇重祚，称齐明天皇。齐明年间（655—661年）大兴土木，修建宫殿，加重了人民的徭役负担，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
孝德天皇之子有间皇子，借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阴谋叛乱。658年（齐明天皇四年）11月，天皇和皇太子去纪伊的温泉疗养期间，留守官守旧势力的代表人物苏我赤兄举出齐明天皇的失政，鼓励有间皇子谋反。有间皇子欣然同意，但后来，苏我赤兄见皇子一伙准备不足，事难成功，于是摇身一变，一面派人包围有间皇子的宅邸，一面派驿使报告天皇。有间皇子被中大兄绞死在藤白坂（今和歌山县海南市）。
中大兄为了转移人民的不满情绪和守旧势力的视线，大举证讨北方少数民族并出兵朝鲜。658年（齐明天皇四年）和660年（齐明天皇六年），朝廷派阿倍比罗夫征伐虾夷的肃慎。660年，百济受唐和新罗联合军的进攻，濒于灭亡。日本朝廷应百济遣使鬼室福信的求援，派兵朝鲜。663年（天智天皇二年），日军在白村江战役中惨败于唐和新罗军队。战败后，为了防备唐和新罗军的进攻，在筑紫、对马、长门、大和、疶岐等要地修建城池。这次侵朝战争的失败，加重了国内阶级矛盾。人民对沉重的战争负担不满，守旧势力借此机会向革新政权施加压力。中大兄为了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采取对守旧势力妥协、退让的政策。664年（天智天皇三年），肯定诸氏之氏上，赐予一定的民部、家部，部分恢复了部民制。这无疑是倒退之举。
667年（天智天皇六年）3月，迁都近江的大津。翌年，中大兄即位，称天智天皇。当年，命中臣镰足制定《近江令》。令共22卷，但全部失传，不知其内容。670年（天智天皇九年），政府为了防止人民逃避徭役而逃亡，编制了户籍，因庚午年制定，史称“庚午年籍”。
侵朝战争和修建宫殿、都城、城池等土木工程，不仅给人民带来灾难，也增加了地方中小贵族的负担。664年部分恢复部民制，有利于大贵族，但对于地方中小贵族，并没有带来多大好处，所以地方中小贵族对近江朝廷不满。
这时，皇室内部天智天皇同其弟大海人皇子（？—686年）之间的矛盾相当尖锐。大海人皇子是很有才能和胆略的革新政治家和军事家，在天智天皇即位时被立为皇太子，是法定的皇位继承者。671年（天智天皇十年），天皇任命他的宠儿大友皇子为太政大臣，剥夺了大海人的皇位继承权，还恢复了左右大臣制，任命对革新事业不满的苏我赤兄为左大臣，中臣金为石大臣，苏我果安、臣势人、纪大人等三人为御史大夫。他为了维护年轻的大友皇子的地位，吸收守旧的大贵族组织了政权。大海人不仅受到排挤，就连生命也没有保障。他为了摆脱这种危险境地，以出家为名，离开近江来到吉野。当年12月，天智天皇病死，政权落到守旧的大贵族手中。
近江朝廷一面积极备战，一面严密监视大海人。大海人在吉野收到这些情报，决定举兵。672年（弘文天皇元年）6月，他离开吉野，来到美浓，以此为根据地动员东国的军队。当时，东国的国司、郡司纷纷加入大海人的队伍。大海人抢先占领了不破、铃鹿两关，切断近江朝廷与东国的联系。7月，大海人皇子的数万大军进攻近江、大和，打败了近江朝廷的军队，大友皇子自缢而死。这次内战因发生在壬申年，故称“壬申之乱”。
大海人皇子之所以仅仅用一个月的时间打败近江朝廷，其主要原因是得到东国新兴封建官僚贵族国司、郡司的积极响应，而近江朝廷则相反，失去地方中小贵族的支持，朝廷四处派遣调兵的使者，但均没有成功。
壬申之乱是以大海人皇子和大友皇子之间皇位之争为契机而发生的，但实质是革新势力和守旧势力之间的一场决战。
673年（天武天皇二年）2月，大海人在飞鸟净御原宫即位。称天武天皇。他采取政治经济措施，继续推进了革新事业。
一、废除曾一度恢复了的部民制。675年（天武天皇四年）下诏，废除664年天智天皇规定的氏上私有部民的制度，并取消了赐予皇族、贵族的山林原野。这是坚持革新事业的重大措施。
二、实行皇亲政治，增强天皇的权力。天武天皇在位14年间没有任命一个大臣，完全依靠皇族进行统治，严防守旧的大贵族钻进朝廷，篡夺政权。为了提高皇族的地位，684年（天武天皇十三年），制定“八色之姓”，重新排列氏姓位次，对五世以内的皇族授姓“真人”，列在八姓之首。
681年（天武天皇十年），着手修改《近江令》，编纂《飞鸟净御原令》。令分22卷，是否有律，尚难断定。《飞鸟净御原令》也全部失传。同年，天皇命川岛皇子、刑部亲王撰写国史，以提高皇威。
大海人在壬申之乱中打败守旧的近江朝廷，夺取政权，坚持革新的方向，确保了封建制的继续发展。
日本自大化革新以后建立的国家政权，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皇室贵族政权；而镰仓幕府开始的幕府政权是军事封建主的政权。尽管两者都属封建统治，但不仅性质上有区别，而且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政权曾长期并存，与幕府政权存在的同时，天皇政权以院政的形式存在。这是由于日本历史发展过程中，武士的社会影响以及与皇室贵族之间的矛盾离合、势力消长所致。
21世纪的日本，封建贵族内部斗争激烈。在中央政权中，分为皇室和外戚两大集团。由于他们都缺乏军事实力，就不得不拉拢地方武士；而这时的武士势力又以本州东部的源氏集团和以本州西部的平氏集团为最强。他们也都卷入了当时斗争的漩涡。在斗争中，天皇与外戚两败俱伤；中央政权落入平氏集团之手。平清盛的官邸设在京都的六波罗，故称他的政权为六波罗政权，这是从皇室贵族政治向武家政治过渡的政权。
平清盛掌握了中央政权，由于上层统治者的蜕化，引起下层武士的不满，这就给源氏集团提供了夺取政权的良机。在源、平两氏斗争中，源赖朝于1180年（治承四年）的椎模石桥山之战中失败，逃入镰仓。镰仓是物产丰富的鱼米之乡，地势险要的战略要地，也是源氏经营多年，与当地武士有密切联系的地区，因此，源赖朝以此作为据点，与平氏作斗争，并致力于建立起自己的政权。1180年10月，源赖朝经富士川会战，打败平清盛大军，被尊为“镰仓殿”。平源相争又经1184年（寿永三年）摄津的一谷和1185年（文治元年）疶岐屋岛的会战，最后在长门的坛浦战争中全歼平氏军队，平氏政权覆灭。源赖朝在这些源平会战中，只是指派其弟源义经、源范赖出征，自己驻守镰仓，从事政权建设。1183年（寿永二年）源赖朝向院政上奏，提出三条意见：（一）平氏强夺神社佛寺的田地应如数归还原来寺社；（二）院宫诸家领如被平家掳掠的也应归还本主；（三）对归降回来的平家武士谅解其罪，不可处斩。这个上奏得到上皇的支持，于同年10月14日颁布了《寿永宣旨》，承认源赖朝在东海、东山两道的统治范围，承认他的统治权，使源赖朝在关东确立的行政权合法化；在以后讨伐平氏过程中，向西发展，实现全国统治就有了可能。1192年源赖朝任征夷大将军，标志着他所建立的地方政权成为对全国范围的统治。自此开始，镰仓幕府政权与天皇政权并存。一般称天皇政权为公家；幕府政权为武家。公武长期并存。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两种不同政权的长期并存呢？究其原因大致有三：第一，皇室在经济上、政治上都还有相当大的势力，经济上皇室领地长期保存，政治上皇族成员、中央贵族、佛教寺院结为一体，实力雄厚，而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套行政机构仍在起作用。这就使得新兴的幕府不但不能取代皇室，而且表面上还得依靠皇室这个权威来扩张自己的势力。第二，幕府的势力内部矛盾也很多。它和皇室有矛盾的一面，也有相互利用的一面，这就形成在发展过程中幕府与皇室有时冲突，有时妥协的局面。1185年（文治元年）11月28日，源赖朝采纳大江广元的建议，即派北条时政去京都，向院厅要求设置守护、地头；第二天就得到院厅批准。此后，源赖朝又提出要朝廷驱逐反镰仓派的公卿贵族，用亲镰仓派者任朝廷的“议奏”，以图控制朝廷政务。这也得到院政同意，但在实施中并不顺利，如地头制就遭到贵族、寺社庄园领主的抵制。源赖朝迫于形势也妥协让步，同意对地头制加以限制，1186年（文治二年）6月，停止在权门势家庄园内设置地头；后又进一步退让，同年11月规定除现在叛谋者的庄园外，一律停止设置地头职。这个限制使源赖朝控制的地区缩小到仅以镰仓为中心的东部地区。第三，武士将领为防止部下谋叛，经常向部下灌输效忠皇室的观念，利用皇室的传统权威来控制部下。源赖朝曾在背后斥骂后白河法皇是“日本最大的大天狗”，但表面上却对皇室表示虔诚，要“简以忠贞奉公，继家业守朝家”，“天下落居之后，万事当仰君王裁定”。这样他就更不能推翻天皇，而只能借助天皇号令天下了。
由于上述原因，形成了公武两种政权的同时并存。尽管幕府实质上已是国家最高的权力机关，但在形式上天皇政府仍然存在，而且幕府的最高首领将军还得由天皇任命。幕府与天皇政权同时并存的局面几乎贯穿于幕府政治的始终，形成了日本所别具一格的独特政局。
1180—1185年以源赖朝和平清盛为首的日本两大武士集团的争霸战争。结果源氏集团胜利并创立镰仓幕府武家政权。
1156年（保元元年）因皇位继承问题，崇德上皇举兵反对后白河天皇，发生保元之乱。站在崇德上皇方面的有摄关家藤原赖长及地方有力武士源为义、平忠正等；支持后白河天皇的有关白藤原忠通及地方武士源义朝、平清盛等。战争结果，崇德上皇失败，其本人被流放，藤原赖长战死，源为义与平忠正被杀。源氏系清和天皇后裔，平氏系桓武天皇后裔，在地方上有很大势力。保元之乱，他们开始介入中央权力的斗争。1158年（保元三年）后白河天皇退位，成立后白河院。掌握院政实权的藤原通宪（信西）压制二条天皇亲政，因而形成院政系和天皇系的矛盾与对立。另方面，后白河院对于保元之乱胜利的功臣平清盛和源义朝行赏不公，引起后者的强烈不满，成为反院政派的主要武士首领。同时受信西排挤的摄关家有力人物藤原信赖也与源义朝接近，并计划联手打倒信西。
1159年（平治元年）12月，平清盛率众参诣宗教圣地熊野三山，源义朝乘机发动政变，幽禁后白河天皇，信西被迫自杀，源义朝和藤原信赖夺取了统治权。但不久被归来的平清盛打败，信赖和义朝被杀，义朝13岁的儿子赖朝被流放伊豆。平治之乱源氏一族没落，平氏则扶摇直上。平清盛晋升参议正三位，开创武士列席公卿之高位的先河。不久（1167年），又晋升为太政大臣，成为和摄关家一样的公卿贵族而参与朝政。1179年（治承三年），平清盛发动宫廷政变，幽禁后白河天皇，解除关白藤原基房以下近40名公卿的官职，并以安德天皇外祖父的资格独揽朝廷大权。平氏一门独占朝廷要职，公卿16人，殿上人30余人，事实上确立了平氏独裁政权。
但是，由于平氏一族垄断了高官要职并实行独裁，从而引起了皇室和公卿贵族的强烈不满，甚至作为平氏政权基础的地方武士团也发生分裂，逐渐形成反平氏势力。1180年（治承四年），后白河天皇的第2皇子以仁王下令旨，号召各地源氏起兵讨伐平氏。被流放在伊豆的源赖朝积极响应，源平之战由此爆发。
持续五年的源平战争，前后进行5次大战，双方相对地经历了由弱到强和由盛转衰的变化过程。
石桥山之战（1180年）
源赖朝是平治之乱败死的源义朝的第3子，因得平清盛义母池禅尼之助幸免于死，在伊豆度过了20余年的流放生活。其间与该地豪族北条时政的女儿北条政子结婚，并与源氏家人东国武士保持联系，逐渐恢复势力。1180年4月应以仁王令旨，在岳父北条时政帮助下，召集东围武士，决定起兵讨伐平氏。对于源赖朝的动向，平清盛早有警戒，并令相模地区的有力武士大庭景亲等作了会战的准备。源赖朝因兵力较少，暂时不想与平氏对阵，计划先夺取伊豆，然后与相模的大豪族三浦氏汇合，恢复祖辈以来的故地相模地区的经略，并以此为根据地进一步扩大势力。8月17日，源赖朝乘伊豆守将山木兼隆祭祀三岛神社之机，夜袭山木的城馆，一举成功。但在往相模进军途中，为大庭景观等所率的平氏军队所阻，8月23日，两军在石桥山展开会战。当时源赖朝只有以土肥富平、工藤茂光等为首的300骑左右。与此相反，平氏军队则几倍于源氏，并且伊东佑亲率300骑绕至源氏背后，与大庭景亲所部形成夹击之势。大庭景亲乘三浦氏军队尚未与源氏汇合之前，举全军之力向源氏发起进攻。由于众寡相差悬殊，源氏不敌，败走箱根山。据说源赖朝等在箱根山中潜藏时，大庭景亲的属下疺原景时虽然发现了源氏等人的隐所，但没有举报。源氏等人侥幸地逃过了平氏军队的搜捕。之后，源氏一行从真鹤岬乘船逃往安房。原来计划和源赖朝联合进攻相模的三浦义澄，途中听说源氏在石桥之战败北，便回师退归本城。但不久（26日），富山重忠等率数千平氏军队突袭三浦衣笠城。经过激战，三浦氏败走，由海路逃往安房，并在海上与源赖朝等相遇。
在安房，源赖朝筹谋再起。他先后赴下总、上总、武藏等地，得到那里武士团的支持，兵力疾速增长，几乎接管了关东所有武士团。10月6日，源赖朝入故地镰仓，以此为根据地重建源氏势力。
富士川之战（1180年）
石桥山之战以后，平清盛为追讨源赖朝，召集东海、东山两道的武士团，以其嫡孙维盛为大将军，忠度、知度为副将军，作为追讨使。9月29日，追讨军自京都出发。源赖朝在镰仓得知平氏追讨军到达骏河的消息，决定率军迎击敌人。10月16日率20万大军自镰仓出发，18日通过足柄皊，在这里击败准备与平氏追讨军汇合的大庭景亲的军队，然后进入黄濑川。在这之前，甲斐国源氏听说赖朝起兵，亦开始采取讨伐平氏行动，武田信义、一条忠赖、安田义定等攻入信浓。源赖朝为扩大反平氏势力并掌握反平氏的主导权，派遣北条时政为使者联合武田信义等共同对敌，得到积极响应。10月14日，武田信义等击败骏河守将橘远茂及尾张的长田忠致等，在黄濑川与源赖朝会师，并决定10月24日向平氏军队发动进攻。
另方面，平氏追讨军则出师不利。首先，平氏的有力人物大庭景亲和橘远茂的军队早在途中就已败北，接着伊东佑亲又被源氏所俘。到10月20日，平氏军队减员已达2000余骑。与此相反，源赖朝不但连连得胜，并且和甲斐源氏联合起来，势力急剧增长。这种情势变化，对平氏军队产生了巨大影响，平氏士兵思想恐惧，惶惶不安。10月20日夜半，武田信义向平氏军队背后移动时，富士沼的水鸟受惊急飞，听到大群水鸟急飞声音的平氏军队，以为源氏大军来袭，顿时阵营大乱，仓皇退却，统帅平维盛也吓得一溜烟似地逃回京都。这样，著名的富士川会战，由于“水鸟惊平家军”，源赖朝不战而胜。但是，源赖朝为了巩固关东根据地，未敢对败走的平维盛进行穷追猛打。富士川之战胜利后，源赖朝把安田义定和武田仪义分别置于远江和骏河，作为守护，自己率军入关东征讨尚未归服的佐竹秀义。平定了佐竹氏以后，又把骏河和远江委托于甲斐源氏，以此换取他的支持，以便共同对付平氏。与此同时，原来寄身于奥州藤原秀衡的源赖朝的胞弟源义经也到达黄濑川，兄弟汇合，加强了力量。
一谷之战（1184年）
富士川之战，平氏败北，产生了严重后果，此后，全国各地反平氏势力蜂起。1180年11月，美浓国源氏、近江围源氏和摄津国源氏，纷纷起兵讨伐平氏。受其影响，京都附近近江国大贵族以山本义经和柏木义兼为中心也采取行动，公开树起反平氏旗帜，加入者还有园城寺和延历寺的僧众。他们切断琵琶湖的交通，夺取外地运往京都的物资，对京都构成严重威胁。尽管平氏以强大征讨军击破了他们，但是义经和义兼却东去投附了源赖朝，反而加强了对手的力量。另方面，当地反平氏势力复以延历寺僧众为中心，在平氏军队后方展开游击战争。与此同时，奈良的兴福寺也骚动起来，以致平氏不得不组织力量打击他们。然而，打击寺院僧侣却使平氏声望扫地，招来更大的怨恨。在全国反平氏浪潮的打击下，1181年2月，平清盛患病而死。这对平氏来说，无疑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平清盛死后，平氏由盛而衰。
当初，响应以仁王令旨，源义仲也于关东起兵，并于1183年5月在加贺国与越中国交界处的俱利伽罗以“火牛”计（在400—500头的牛角上绑上火炬，点燃后冲向敌军）大破平氏军队，进而迫使平氏放弃京都，败走西海。于是源义仲控制京都，成为与平清盛、源赖朝三分天下的有力武士。但是，源义仲的专横很快激起公卿和民众的反感。后白河天皇密与镰仓源、赖朝等谋，欲铲除源义仲。义仲从北陆道入京，他在关东扩展势力必与源赖朝发生冲突，威胁赖朝的权益。所以源赖朝受命后，即派源赖范、源义经率军向京都进击，1184年1月，于宇治川击败源义仲，进军京都。源义仲于近江粟津战死。由是源赖朝势力空前强大，无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占有压倒平氏的优势。
败走西海的平氏图谋再起，利用源赖朝和源义仲的冲突乘机起兵。1184年1月，在摄津国福原附近设立前进基地。该地为从北向西的广阔台地并与断崖相连，其东为生田丛林，其西为一谷，南为濑户内海。平氏军队约万人，生田丛林附近由大将军平知盛和副将军平重衡镇守，一谷附近以平忠度为大将军镇守，高岗宅地方面以平通盛为大将军，平教经为副将军守备鹎越要道。此外，从三木至三草山方面，有平资盛、平有盛、平师盛等兄弟防守。
源赖朝方面，源范赖和源义经在宇治川取胜后，由京都出发，迎战平氏军队。源军大约也有万人左右，范赖所率主力从西国街道向生田丛林方面挺进：义经所部则从丹波路向一谷背后迂回。1184年2月5日，源义经夜袭三草山，击破平资盛等军队，6日进军播磨国的三木。至此，义经分军为两部：义经自己率军通过鹎越山道向福原进发，安田义定和土肥实平率部分军队绕过明石从一谷西方进攻。6日夜，源义经所部到达一谷背后。翌日晨，著名的一谷会战开始。
7日晨，源军发起总攻。战斗首先从生田丛林方面打响。源军从腹背两方面猛烈攻击，但由于平氏营地设防坚固，难于攻略。于是，源义经率70骑精锐驰向绝壁附近的断崖，突袭一谷的敌军大本营。本来平氏阵地险要，未曾设想敌军可能来袭。因此，一旦遭袭，全军顿时大乱。混战到中午，平家军溃败，残部从海路逃散。此战，平氏受到非常打击，丧失了东上的力量，只控制濑户内海，以求自保。
屋岛之战（1185年2月）
一谷之战以后，源氏没有乘胜进攻平氏的根据地屋岛，原因是源氏的海军力量薄弱。为了进行海战准备，源赖朝费了半年多时间。与此同时，平氏也积极扩大兵力，并在屋岛之外的彦岛（长门国）设置海军基地，从而完全掌握了濑户内海的制海权。
8月7日，源赖朝命源范赖自镰仓赴京都，从朝廷取得追讨平氏的官符。9月1日，范赖率军自山阳道西下。但由于兵船不足以及粮道被平氏所断，迟迟没能到达目的地，直至翌年（1185年）1月，丰后国豪族臼杵惟隆和绪方惟荣等献兵船82艘，周防国宇佐那木远隆重献兵粮米，源军才得以于2月1日在丰后国登陆。源赖朝对于源范赖空费时间而未取得积极战果表示不满，于是起用一谷之战的名将源义经。2月16日，源军举行军事会议，军事长官疺原景时主张逆橹（即在船首和船尾两头安橹）作战，以便使船既能前进也能后退。源义经表示反对，认为战争不能首先考虑退却，这样会动摇军心，不能打胜仗，因而力主在船首安橹，只管前进。于是发生了有名的“逆橹之争”。由于两者意见对立，源义经只率5艘战船、约150骑，于摄津国部津扬帆出海，2月18日朝在阿波国胜浦滨（桂浦滨）登陆，并立刻向屋岛发起进攻。然而疺原景时所率主力行动缓慢，直至22日，屋岛之战接近尾声时才到达阵地。
源义经在胜浦滨登陆后，即令地方武士为向导，侦察敌情，并立即对屋岛进行突袭。19日突入屋岛平氏阵地，并放火焚烧敌军营地和建筑物，大火燎原。一直设想敌军只会从海上进攻的平氏军队，对从背后突如其来的攻击，惊慌失措，不知敌军多寡，纷纷舍弃陆上阵地逃往海上。不久，海上的平氏军队又遭到陆上源氏军队的矢击，损失惨重。平氏原计划在19日夜袭源氏军队，但因内部矛盾，夜袭计划未成。21日，平氏军队突然向志度湾方向进攻，目的是想攻击源军背后夺回屋岛。这时，本来兵力很少的源义经陷于腹背作战，情况严重。但由于源义经沉着应战，坚持进行反击，迫使敌将阿波左卫门尉教能投降。同时又有伊予国豪族河野四郎通信率兵船30艘参加源军方面作战，战局顿时为之一变，源义经不仅扭转了不利局面，并且再一次以少胜多，挫败了敌军夺回屋岛的计划。翌日（22日）疺原景时所率源军主力140艘舰队亦到达阵地，于是源军掌握了濑户内海大部分的制海权。平氏被迫放弃屋岛，败走长门国，船盘濑户内海西隅的坛浦，势力削弱，败亡已成定局。
坛浦之战（1185年3月）
以屋岛为据点计划夺回京都的平氏，继一谷之战之后，两度遭受源军奇袭，一败再败，最后退至长门国的坛浦，勉强控制濑户内海西隅的制海权。但是，源范赖率领的源氏军队早已自山阳道西下，一路经略，从者甚多，特别是在九州，尽收反平氏的地方武士，在平氏背后建立了有力根据地。另方面，源义经乘胜追击，进军周防，一路也得到不少地方武士的响应，势力剧增。迫于源氏军队的急剧追攻，以平宗盛和平知盛为首的平氏集团，决定举全力迎战源氏军队，以一决胜负。
1185年3月24日，平氏集结水军800余艘于下关海上，开始了决定源、平之命运的最后一次海战——坛浦海战。下关当连结周防滩和玄界滩的水路上，内海和外海的潮位相差悬殊，水流急险。胜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潮流的巧妙利用。平氏军队首先占据有利潮流方向，向源军猛烈进攻。源义经处于下流的不利地位，初战采取守势，但亦不能抵抗敌军利用潮流的猛烈冲击，被迫逐渐后退，陷于败北的危险困境。正在这时，源义经想出挽回劣势的奇策，即用弓矢射击敌军撑船的水手，此策果然成功，失掉撑船人的兵船顺流票走，源军乘势开始反击。到了午后，潮流发生变化，由上午的东流转向西流。于是源平两军处境的优劣也随着发生逆转。源义经利用潮流将平氏军队逼入坛浦的隘路。同时陆上源军也向敌军发起矢战。平氏军队海陆两面遭受挟击，又失去了利用潮流的优势，败北已成定局。九州、四国的水军眼看平氏处境不利，纷纷倒向源氏。平氏一门面临灭顶之灾。安德天皇和平氏家族的经盛盛、资盛、有盛、行盛等人投海自杀，平家总帅宗被俘，平氏一门彻底败亡。
日本战国末期统一全国的著名武将丰臣秀吉死后，德川家康为夺取丰臣氏政权，于1600年在美浓国关原（今岐阜县不破郡）进行的一场战争，史称关原之战。结果，丰臣氏一派失败，权力转入德川氏手中。1603年，德川家康被任为征夷大将军，以江户（今东京）为中心，开创了德川（江户）幕府。此战在日本早期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德川家康的崛起
丰臣秀吉晚年，为巩固统一政权，设立了以石田三成为首的五奉行和以德川家康为首的五大老，作为中央最高决策机关。1598年8月18日，丰臣秀吉逝世，其子丰臣秀赖幼少继位，五奉行和五大老受命辅佐秀赖。但德川家康暗藏野心，伺机夺取丰臣氏权力。
德川家康系三河国冈崎城主松平广忠长子，幼名竹千代，初名元信、远康，后改家康。6岁起，先后在尾张国织田信秀，骏河国今川义元处充当人质达12年，备尝辛酸。1560年，今川义元在桶狭间之战中战死，家康恢复自由，回到家乡冈崎。1561年与织田信长结盟，势力渐强，开始分割今川氏领地，拥有三河、远江等地。1566年，改姓德川氏。后又陆续占领骏河、甲斐等地。1582年，本能寺事变织田信长死后，德川家康联合信长之子信雄与秀吉对峙。后来信雄和秀吉妥协，家康与秀吉和解，并协助秀吉进行统一战争，屡建战功。1590年灭北条氏，领有关东八州，同时移住江户，成为最有实力的大名。1595年被任命为五大老首席，参与国家最高决策。德川家康早有夺取丰臣氏政权之心，他阳奉阴违，暗中制造诸侯之间的矛盾，拉拢加藤正清等人，挑动石田三成，形成以德川家康为首的武将派（东军）和以石田三成为首的文吏派（西军）的对立。
1598年8月丰臣秀吉死后，德川家康夺权意图愈加明显，石田三成加强提防，两派矛盾激化。文吏派为抑制家康，与五大老之一的前田利家、毛利辉元等联合，1599年，前田利家病死，政局为之一变。武将派在利家病死之夜立即向石田三成发动进攻。石田三成则与反德川氏的会津大名上杉景胜联合，景胜加强城廓防御，积极备战。德川家康以石田与景胜联合谋反为由，举兵讨伐，爆发关原之战。
战争简要经过
站在石田三成方面的有毛利辉元、宇喜多秀家、小早川秀秋、岛津义弘等国大名，总兵力约8万，是为西军，以毛利辉为总指挥。1600年7月19日，西军攻进德川家康控制下的伏见城，首先打响反德川氏的战争。以德川家康为首的东军，主要有加藤正清、福岛正成、前田利长等大名，总兵力约7万，家康自任统帅，福岛正成为先锋，于7月24日由江户进军下野的小山。在小山得知西军攻占伏见城的德川家康，急归江户，并命先锋福岛正成进攻岐阜城，8月11日克之。福岛正成原来和丰臣氏关系密切。他为了消除德川家康的不信任感，竭力表示积极和忠诚，主动请命担任讨伐军先锋，并首先夺取了丰臣氏的居城伏见城，因而得到了家康的信任和重用。9月1日，德川家康率主力自江户出发，14日到达赤坂（大垣）。石田三成决定迎击自东国西下的东军。9月15日，两军于关原对阵。
9月15日拂晓，西军首先到达关原，控制了北国街道。东军以挑配山为大本营，其他各部亦因地安营布阵。从布阵本身看，西军占据有利地位。它以主力正面迎击东军，同时把吉川广家、安国寺惠琼、毛利秀元等所部置于敌后，形成腹背夹攻之势。但是，西军将帅人心不一，一些人“身在曹营心在汉”。吉川广家秘密与德川家康议和；小早川秀秋与德川家康私通，一脚踏两只船；岛津义弘勉强参战。因此，德川家康对西军的内情了如指掌。就阵地来说，东军虽然处于西军的中间，表面上似乎处于不利地位，但由于西军存在上述问题，东军则可以借助小早川秀秋、吉川广家等人的内应施行“中间开花”战术，从腹部一举击溃敌军。
上午8时顷，两军进入战斗。由于日前阴雨，早晨浓雾弥漫，能见度很低。两军在浓雾中摸索混战，直至中午不分胜负。德川家康对于小早川秀秋迟迟不采取内应行动十分不满，于是命令部队向秀秋阵地进行攻击，秀秋见势不妙，立即倒戈，投入东军一方。战局由此为之一变。小早川秀秋本来是丰臣秀吉夫人高台院之兄木下家定的儿子，后为小早川养子。他对德川家康与石田三成之争持骑墙态度，伺机加入有利的一方。在他的影响下，胁坂、小川、赤座等军亦倒向德川家康。于是东军士气大振。另方面，在东军主力背后的毛利、安国寺、长束等西军，由于靠近东军阵地的吉川广家的阻挠，无法积极运动。因此，尽管石田三成等竭力奋战，亦无法挽救西军的劣势，败局已定。然而，原来战意不强的岛津义弘和丰久的部队却坚持战斗到底，他们勇敢地突破敌军，拔掉敌军阵地，与敌进行殊死战斗。担任后卫的丰久和数十名战士阵亡。但是，由于众寡相差悬殊，岛津义弘终于失败，仅率数十骑卫士退回九州。午后2时半顷，战斗终结，东军大胜，西军死亡四五千人。
西军失败后，石田三成只身逃亡伊吹山中，但不久被东军捕获。西军将领小西行长和安国寺惠琼也先后被捕。10月1日，石田三成、小西行长、安国寺惠琼3人被处死刑，斩于京都六条河原。参加西军的宇喜多秀家被流放于八丈岛；毛利辉元被减封，领地只限周防、原门二国，上杉景胜地也被减封，并从会津移住米泽。丰臣氏幼主秀赖则被降为仅领有摄津、河内、和泉三国共60石领地的普通诸侯。与此相反，东军诸将领则加官晋爵。关原之战，奠定了德川氏的霸权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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