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刘邦混得相当不怎么样，经常去酒馆赊账，留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期的不良信用记录。至于后来这位皇帝有没有还钱，史书却没有记载。史书只告诉我们：在陈胜吴广的激励下，这位曾经赊酒账的“亭长”从事了一份很有前途的职业—造反。
造反的成绩很卓着，“楚汉之争”以刘邦的胜利而告终。
胜利后的刘邦一定很郁闷，战乱极大地损耗了社会财富，史籍有记载的战争死亡人数就在百万以上，项羽在攻入咸阳的时候又一把火烧掉了阿房宫。刘邦登基的时候，堂堂皇帝居然连区区四匹白马都没凑齐，丞相、大将都要坐牛车上朝，社会经济之凋敝可见一斑。
环顾汉帝国的版图，皇帝突然发现自己说话并不算数。
当时全国四十五郡，有三十个郡在齐王韩信、淮南王英布、韩王彭越等十七个异姓王手中。表面上这些异姓王对刘邦也算尊敬，每年都向他缴纳供奉，只不过把铜钱的重量缩水90%。古人给这种钱起了个很形象的名字—“荚钱”，“荚”是一种豆科植物，与浮萍意思相近。
看着国库里这些破烂的荚钱，刘邦或许意识到自己距离至高无上的皇权还很远，只要有异姓王存在，刘邦就不可能实现“大丈夫当如此”的理想。异姓王都是刀头舔血的暴徒，断然剪除必天下大乱，于是，刘邦想到了一个法子：重申秦帝国的铸币标准，要求帝国臣民使用重十二铢的秦半两。更重要的是，异姓王的三十个郡也必须向朝廷缴纳这种足值的秦半两。
刘邦所铸秦半两很快就被诸侯回炉，再次铸成了荚钱，人们一旦拿到足值的秦半两也会藏在箱子底。这就是着名的“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欣法则：如果良币和劣币同时流通，良币会逐步减少，市面上流通的将都是劣币。
诸侯依旧向刘邦缴荚钱，货币流通还是一团糟，至于粮食价格，则一飞冲天。汉初，每石粮食从五千钱暴涨到一万五千钱，至于当时的奢侈品—马匹，则上涨到每匹百金以上。
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刘邦实在撑不住了，宣布官方货币减重为三铢，实际上承认了荚钱的合法地位。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详细记载的大通胀，为争夺财富，皇帝和诸侯竞相对货币减重，谁的钱最破，谁在市场上就最有竞争力。
货币减重无疑会危及帝国经济，但是重建货币信誉的基础是帝国有良好的实体经济。为重建帝国经济，在实行货币减重的同时，刘邦推出了自己的土地政策。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刘邦将秦朝王室公田、官田、池林分给自己的士兵：普通士兵每人大约能获得一百亩土地。
自从铁器成为普通农具，中国人始终未曾真正有过自己的土地。战国七雄征战不休，嬴政把劳动力都弄去啃砖头，跟着就是楚汉争霸，是个男人都被拉出去当兵了。
士兵是一柄双刃剑，既然可以与项羽作战，当然也可以吞噬刚刚建立的汉帝国。其实，没有谁天生就是暴力机器，只要有稳定的生活，谁也不愿意靠舞刀弄枪吃饭。
绝大部分士兵都是普通人，他们只想平静地度过一生。这也许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平静的一生需要稳定的收入；在农耕社会，稳定的收入需要一定数量的土地，即使刘邦这样的流氓也向往田园生活。
赐予士兵土地，士兵也就实现了这个梦想—“百亩之田、五亩之宅”，这是皇帝颁给帝国士兵的最高奖赏。一旦获得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士兵就成为汉帝国最忠心的扞卫者：谁想打破我的铁饭碗，我是一定会和他拼命的。虽然刘邦弄出来一个大通胀，
但荚钱毕竟是计重货币，到底值多少钱，大家可以用秤砣衡量货币，对农人的影响不是很大。
此后，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始终没有摆脱“皇权—封建官僚—小农”这个三位一体的窠臼。
刘邦经营数年，在自己的十五个郡，国人再无战争之苦、秦朝酷刑，小农归于稼穑，俨然已经是四海升平。
刘邦有了底气，高祖八年（公元前199年）颁《盗铸钱令》，明文禁止诸侯再以荚钱忽悠他。所谓《盗铸钱令》，其实就一条：由皇帝统一全国铸币权，诸侯不得自行铸币。
遗憾的是，诸侯并未执行刘邦的命令。
在封国之内，诸侯拥有自己的军队、税收权和官吏任免权，毫无悬念，刘邦的《盗铸钱令》流产了，荚钱依旧风行各地，诸侯也照样拿荚钱忽悠他。
世界原来远未清静。
所有人都有可能觊觎帝位，尤其是手握重兵的异姓王。异姓王有独立的封国、独立的经济来源，不用拿薪水，当然也就不用听皇帝的话。楚汉争霸的时候，韩信就要挟刘邦封他为齐王，现在诸王又拿荚钱忽悠刘邦。
一定要消灭异姓王！
皇权之下没有任何竞争，也绝不允许有人挑战皇权，所有的规则只有一条：服从。
达到这个目标的途径可能是经济掠夺，也可能是肉体征服。
既然经济手段不能让你交出财富，那就从肉体上消灭你！
战争永远是经济斗争的继续，韩信的命运把这个法则体现得淋漓尽致。
楚汉争霸之时，谋士蒯通向韩信献计：“以您的贤能和手中的兵力，又拥有燕、齐两国的土地，而楚汉争霸消耗了刘邦、项羽各自的实力，您才是真正的天下之主。
您要知道，天予弗取，反受其纠。”
然而，韩信没有造反。果然，反受其纠。
在刘邦的默许下，韩信在汉高祖十年（公元前197年）被吕雉（汉皇后）和萧何（汉丞相）谋杀。汉室史官为我们留下了审讯蒯通的记录，对蒯通劝韩信造反的建议，韩的回答却是—“大丈夫怎么能因利益而放弃信义！”
韩信死后，刘邦又击杀了英布、彭越等异姓王，到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
除长沙王吴臣外，异姓王被全部消灭。
刘邦，这个出身流氓的皇帝，终于完成了中央集权的梦想。
既然消灭了异姓王，正常思维应该是仿效秦始皇强化郡县制，但是这位平民皇帝选择了一条谁也想不到的道路，他分封自己的兄弟子侄为王，并与诸王约定，此后非我子孙称王，天下人都可以杀了他。刘邦亲眼目睹了秦帝国的分崩离析，危急时刻无人愿意支撑起破败的帝国。毕竟，官僚靠薪水吃饭，就算贪污的本事很大，也没有理由维护别人的一姓天下。
如果没有血浓于水的同姓诸侯王，汉帝国将来同样无法应对真正的危机。事实证明，分封刘氏诸王是对的，如果没有刘邦留下来的同姓诸侯，恐怕汉朝早就得跟着皇后吕雉姓“吕”了。
无论对与不对，一切都与刘邦无缘了。公元前195年，刘邦在平定南诏国叛乱的过程中死去，把这个烂摊子留给了自己的皇后吕雉。
人们习惯于将刘邦的皇后吕雉称呼为“吕后”，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位临朝称制的太后，另外两位要等到盛唐和晚清才能在本书中出镜，三位女强人都是中国货币史上浓墨重彩的人物。
刘邦刚刚死去，吕雉就收到北部邻居匈奴的一封国书。在国书中，匈奴的单于冒顿轻佻地向吕后求婚：“我虽然是生长在牛马群中的粗人，也曾数次游历（抢劫）中国。
听说你们的皇帝刚刚死去，你现在成了寡妇，恰好我也是单身，不如我们互通有无吧（嫁给我吧）。”
面对这封带有羞辱意味的国书，吕雉这位汉帝国的实际统治者只能忍气吞声。她知道，帝国经济根本不能支撑对匈奴的战争。然而，从吕雉开始，仅仅不到一个世纪，破败的汉帝国就一跃变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直接把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匈奴骑兵赶到了西欧，让罗马帝国受尽了欺凌。吕后末年，西汉单个农业劳动力的原粮产量已经突破了三千四百斤，这不但是西欧一千五百年后的劳动生产率，也远高于1978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二千二百四十斤）。应该说，中西文明争霸就是从汉帝国驱赶匈奴开始的，在第一轮交锋中，西欧完败。西汉帝国究竟是如何一举由弱变强的呢？
究竟是什么原因赋予了汉帝国击溃匈奴的能力？
是什么原因让这片原本破败的土地创造了当时世界第一的劳动生产率？
遗憾的是，我们的史书记述的是帝王将相，至于经济成因，尘封的故纸堆没有告诉我们答案。所幸，除了这些随着时间停滞的古文字，我们还有现代考古学。
1983年12月，湖北省荆州市出土了一份汉代竹简《二年律令》，意思是吕后称制二年（公元前186年）颁布的法律。这些带着腐土气息的竹简穿越了两千多年的时空，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史书中从未记载的吕雉。
吕雉继承发展了刘邦的土地政策，帝国中央政府把授田范围扩大到全体臣民。各级政府先统计刘邦时代得到田地的退役士兵，对未得到土地的人登记造册，长期没有土地的人排名在前。最后，县令根据名册给无地之人授予土地。
全体国人被划分为六等，最高一级的“侯”可获得田地九十顷，最低级的“庶人”
可以获得田地一顷，就连犯有轻罪的犯人也能在释放后获得半顷田。
“侯”与“庶人”，90∶1，看起来贫富差距还是蛮大的。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侯”是战争时代的功臣，整个汉帝国只有一百一十三个“侯”，其他五等中最高级的“大夫”（正部级）也只能获得二十五顷田。此后，任何一个王朝“大夫”级官员与普通人的贫富差距都远远超过了25∶1。
连接官员与庶民的纽带，便是税收。
吕雉坚决执行了一项前无古人（后有来者）的税收政策—“十五而税一”，换算一下，吕雉时代庶人个人收入所得税税率为6.6%，而且，没有累进税率。
《二年律令》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秦人以军功授田，刘邦以服兵役为代价授田，只有到了吕雉才真正实现了全国范围的“均田”。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法律形式明确了土地私有制度，每一个最普通的庶人都获得了土地，整个社会实现了孟子的“百亩之田、五亩之宅”理想。这是无数先贤追求的大同世界梦想—“耕者有其田”，请注意，我没有说这是“耕者有其田”的雏形，而是实实在在的“耕者有其田”。
后世，无数帝王都想模仿吕雉“均田”，却无一不铩羽而归。不是吕后比别人更聪明，更不是吕后有多么灵活的手腕，而是因为，汉初之时，从六国贵族到刘邦分封的异姓王都被剪除，旧有的既得利益者已经被消灭殆尽。刚刚建立起来的官僚体系还不成熟，任何官僚都不知道如果不按《二年律令》分配土地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对包括吕雉在内的所有人来说，未来都是一片模糊，所以大家只能按照相对公平的方法平均田地。这种混沌初开的情况在经济学上被称为“模糊面纱”，在“模糊面纱”
条件下，利益集团不可能剥夺普通人的财富，一旦打破平衡，任何利益集团都可能被称为剥夺者。
看到辖内的庶人，吕雉知道人民安居乐业才是大权一统的根本；但是每次看到刘邦留下来的同姓王，就如同刘邦看到当年的异姓王一样，这些人让吕雉距离至高无上的皇权同样很遥远。
授田政策执行了十年后，帝国的财富开始增长，吕雉一定觉得自己可以下手了。
和刘邦一样，她最初对付同姓王的法子也是改变币制。
吕后二年（为汉惠帝去世后的第二年。），吕雉下令禁止民间铸荚钱，由朝廷统一铸“八铢钱”，八铢钱模仿秦半两，在货币史上被称为“本秦钱”。吕后规定，荚钱此后在帝国境内不得流通，最要紧的是，诸侯向朝廷纳贡时要缴纳八铢钱。政策的目标是禁止诸侯用荚钱忽悠自己，这样朝廷的收益比较实惠。
想法是好的，结果是差的。
废荚钱、缴八铢钱，这是一笔很大的支出，诸侯自然很不情愿。吕雉VS同姓王=八铢钱VS荚钱。
但是很遗憾，关键时刻，匈奴再次拜访汉帝国边境。平时，匈奴只是隔三差五出来抢劫，吕后三年（公元前185年）却“零售改批发”，直接派兵占领了汉帝国的阿阳城。
吕后可以隐忍匈奴单于对自己的侮辱，却不能坐视帝国领土被侵蚀。因为一旦获得一个稳固的根据地，匈奴骑兵便会一步步纵深进入中原腹地。是年，汉帝国出兵云中，后攻阿阳，一打就是一年，吕雉完全没有精力推行她的货币新政。
拒匈奴于国门之外，必须有强盛的经济；建设强盛的经济，必须不能有大的战事，让国人能够休养生息。对吕雉来说，这完全是一个悖论。与我们在这里纸上谈兵不同，吕雉必须用实践解决这个悖论。
吕雉给出的答案是：战争经费全部来源于货币减重。
吕后三年末，官方铸币从“八铢”改为“五分”。所谓“五分”是“二铢四系”，相当于八铢钱的四分之一多一点，货币贬值接近75%。
吕后五年（公元前183年），匈奴主力终于退回了大漠。吕雉喘了一口气，第二次动手收拾同姓王，是年，再次下令禁止“铸伪钱”。
吕雉实在是一个很不幸的女主。
吕后五年，帝国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南部边境的象、桂林、南海三郡拥立一个叫赵佗的地方官为“南越武帝”。可怜北部边境尚未肃清，又要远征南越，那可是一个瘴气满山、气候暑湿的地方，比对付匈奴一点都不少花钱。
吕后只好拿出老办法，继续让货币减重。据史书记载，吕后五年，吕雉将铜、锡合铸的“五分钱”改为铜、铅、铁合铸。铅和铁要比锡重很多，铸币含铜量急剧下滑。
这个时期出土的文物则证明，实际情况比史书记载还要差很多，铸币的重量已经从“三铢钱”变为“一铢钱”，为官方铸币标准八铢钱的三十分之一。
三年内货币贬值三十倍，如此铸币减重，钱还是钱吗？但是，汉帝国经济没有因为通胀而崩溃。
因为，吕雉坚守住了自己的底线：边疆战事最紧张的时候，仍旧维持对小农“十五税一”的政策。所以，这位女强人才穷到不得不实行货币通胀。
对民生来说，“高税收”、“高通胀”是两难选择，帝国出现危机的时候只能择其一。
农耕时代，最主要的财富生产手段是种地，普通人对货币的需求量远低于诸侯和封建官僚。大通胀给帝国经济带来的伤害，更多是对工商业和封建统治阶级，对农人而言，如此低的税收才是最重要的。
尽管中国第一位女主与民生息、轻徭薄赋，然而历史并没有给这位女强人以良机，甚至没有给她足够的时间。刚刚得到土地的农民还未能生产足够的财富，建立一个强盛的帝国仍需要时间……
盛世铸私钱
皇帝在自己地盘上大搞各种“减税、劝农”运动，连刘恒自己都亲自跑到地里种庄稼，诸侯如果先落了下风，那皇帝干脆也不用“削藩”了。出于“削藩”的危机感，更出于获得优势经济的动机，诸侯对振兴封国经济的渴盼远甚于皇帝刘恒，很多成绩也是汉郡所无。
公元前180年，吕雉薨，南诏国随即自去帝号。也是这一年，刘恒登基称帝，是为汉文帝。自此，中国开始了长达五十年的“文景之治”。
现在，很多人如是说：汉文帝、汉景帝代表了封建中央集权，是地主阶级先进生产力的象征；同姓王搞独立王国，是落后生产力的代表，是腐朽落后势力；“文景之治”中，先进的汉景帝打倒了落后的同姓王吴王刘濞，是先进力量战胜落后势力，具有历史必然性。
没有这种必然性。
历史上，从来没有绝对的“先进”，也没有绝对的“落后”，所有的“先进”、“落后”都是从今人口中折射出来的。如果刘恒不是当了皇帝，那么他也是诸侯之一，怎么可能因为当了皇帝就突然变得“先进”？
封建中央和地方封国也不是天然对立的，历代帝王之所以要消灭封国，只有一个原因：只有裂土封王的诸侯才有能力对抗封建帝王，其他，无论是地方封建官僚还是富甲一方的豪门巨室都没有这个能力。
如果用经济学语言解释会更为明晰：任何一个市场，一旦缺乏竞争就必然缺乏效率；在市场中，无论买方还是卖方，一旦形成垄断，日子就会过得非常舒服。帝王与诸侯，就是垄断与竞争的关系，帝王要想“千秋万代、一统江湖”，就必须消灭所有竞争势力。
皇帝一定要消灭诸侯，无论是同姓王还是异姓王。
刘恒成为皇帝时，情况更不乐观，全国改设五十七个郡，四十二个郡在诸侯手中。
和自己的父亲刘邦一样，他只有十五个郡；不同的是，刘恒这十五个郡的面积更小。
要想让诸侯听从命令，必须先有强势的经济，有了强势的经济才有可能征服诸侯。
结果，在经济建设上，汉文帝遇到了诸侯的强势挑战。
刘恒登基后两年（公元前178年），帝国小农的租税从刘邦、吕后时代的“十五税一”降低到“三十税一”，即个人所得税降低为3.33%；十年之后，刘恒下令帝国十年之内免征“农业税”，“口赋”（人头税）也从一百二十钱降低到四十钱。有人估算，这个时代全体国人的整体税负降低到2%以下。在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这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低税收环境。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同姓王的诸侯国。
很多人以为，“王爷”可以在自己地盘上收税、无偿征发劳役、训练军队，这些“王爷”肯定是为所欲为、欺男霸女、鱼肉乡里、无恶不作……
世界永远是有规则的，上述“王爷”的形象不过是某些人自己的臆想世界，纯属妄自臆测，跟汉代真实的同姓王没有一毛关系。皇帝就差在脸上写上“削藩”二字了，同姓王稍有不慎就会被治罪，要想对抗皇权，要想自己子孙继续封王，必须有对抗皇权的经济实力。
况且，皇帝在自己地盘上大搞各种“减税、劝农”运动，连刘恒都亲自跑到地里种庄稼，诸侯如果落了下风，那皇帝干脆也不用“削藩”了，过几年，诸侯自己投诚得了。
出于“削藩”的危机感，更出于获得优势经济的动机，诸侯对振兴封国经济的渴盼远甚于皇帝刘恒，很多成绩也是汉郡所无。
《汉书》这样记载诸侯国当时的风气：刘恒登基后，诸侯国信奉治国之道在于清净无为，认为农人不被打扰自然就能安心耕作，很多诸侯都不再对农人收取钱粮，以博得国人支持。以吴国的刘濞为例，由于吴国境内没有农业税收，吴王刘濞才不得不靠煮盐、铸钱过活。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刘恒是在诸侯压力下才取消了汉郡内的农业税，此前，齐国、吴国、楚国均已无农业税。
皇帝和诸侯都不对农人收税，帝国财政靠什么运转，又靠什么维持自身统治？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惑，也有很多人这样解释：文景时期汉帝国机构高度精简，一个县衙往往只有三至五个官吏，其余大家平时在电视上见到的衙役都是临时从富户子弟家里拉来凑数的。加之刘恒确实是一个比较节俭的皇帝，在位期间皇室没有任何大型工程，他甚至舍不得花一百金修一个露台，因为这是十户小农的所有家产。
这是对的，在中国历史上，比刘恒更节俭的帝王大概只有马上就要出场的王莽和此后的崇祯帝；但这又不完全对，因为钱绝对不是省出来的。刘恒时期，汉帝国的财政税收一点也不少，只不过进项不一样罢了。
为改变对诸侯国的经济劣势，刘恒想到了一个新的办法：放开帝国的铜矿开采、冶铁业、山林采伐、工商贸易、煮盐业、畜牧业……民间可以进入一切可以进入的行业，只要你能赚钱！
就连人主之权的象征—铸币权，刘恒也完全放开，包括普通农人在内，人人都可以自由铸币，只要你造的钱能花出去。
从嬴政开始，每一代帝王都深刻意识到铸币应该是皇帝独有的权威，刘邦、吕后甚至想以垄断铸币权打击诸侯经济。也是从嬴政开始，中国的货币混乱不堪，汉初更是荚钱盛行，通胀不断。刘恒治下的帝国政府，只给出了一个铸币标准：货币重量应达到四铢，货币形制应该是方孔圆钱；至于造成什么样子，那是铸币者自己的事情。
用今天的货币数量论来解释刘恒的货币制度一定会遇到难题，因为恶钱（质料低劣的钱币）增多是物价昂贵的原因，只有停止铸造恶钱才能恢复币值稳定。现在，刘恒放开私铸，怎么可能禁止恶钱流通？让普通农人私铸货币，物价还不飞上天？
经济运行有自身的规律，货币只是经济的表象，一旦有其他行当比货币减重赚钱更多，没有人会干这种受累不讨好的活。
在绝大部分人还要辛苦农耕的时代，冶铁、畜牧、贸易、手工都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换句经济学的话讲，这些行业都是创新行业，想象一下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台VCD能卖几千元，大家就明白为何无人再私铸荚钱了。
铸币赚钱很是麻烦，有这么多赚钱的行当，费这事干啥？
有了山川林泽的税收，刘恒再也没有兴趣关心吴王刘濞是不是私自铸币。无论民间铸币还是官方铸币，造出来的都是钱，民间铸币不但节约了官府费用，还能有一笔税收，何乐而不为？
刚刚萌动的汉帝国，绝大多数人的目标已经是“耕作三年，剩余足供一年用度”，这个所谓“耕三余一”的目标只在汉唐两代盛世曾经实现，除此之外皆为虚幻。《汉书》为我们这样记述这个时代：农闲的时候每一个村落边上都有成群的人在赛马，人们纷纷把自己的马匹牵出来向大家炫耀……
吕雉死的时候，汉文帝刘恒并非帝王的最佳人选。他是刘邦的儿子，跟汉惠帝平辈，理论上不能继承大统，但是，皇室贵胄不愿扶助一个强势诸侯登上帝位。于是，这个在代国韬光养晦的“代王”刘恒被送上帝位。
从治理帝国经验上看，刘恒绝对是见过大世面的。登位之初，刘恒诛杀吕后子弟，摆平汉初功臣残余势力，就连扶助他登位的周勃等人都被弄回老家去种地了。多年的沉浮告诉刘恒，裁撤诸侯一定会给帝国带来莫大的伤害，所以，他才把不断忽悠削藩的贾谊放逐到长沙，把号称“才华横溢”的晁错弄去研究《尚书》……
这位信奉黄老“无为而治”的皇帝，采用了一种比较温和的手段对付同姓诸侯。
他提出：诸侯死后不能由一个王子继承，国土要平分给所有儿子；没有子嗣的诸侯，在诸侯死后皇帝将收回封国。按照这个政策，对每一代诸侯来说，把土地平分给儿子并未直接减少土地，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可以接受的。刘恒虽然看不到皇权统一，但是几代人下来，诸侯一定会像温水煮青蛙般被吃掉。
胜利就在前方的时候，刘恒死掉了。
刘恒的继任者是汉景帝刘启，父子俩完全不是一回事。“文景之治”，文帝、景帝并列，可是无论史籍对刘启如何溢美，我始终觉得刘启是一个愣头青。
当太子的时候，刘启就因为一辆马车不给他让路而杀掉了对方，被杀的人正好是吴王刘濞的王位继承人。
刘启成为汉景帝后，第一件事就是起用刘恒时期的废臣—晁错（时贾谊已死）。
晁错的治国思路，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活脱脱就是一个商鞅的再版。保甲连坐、重农抑商，甚至把几十万名农人发配到北部边境戍边……
帝王追求绝对权力，是因为绝对权力有着绝对收益：消除了诸侯竞争，才能贪天下之利。帝王一个人并不能管理天下，所以，帝王抛弃了诸侯而选择了封建官僚。而与诸侯相比，封建官僚是一个更可怕的利益群体。
皇帝与诸侯之间是一种“压力双向传导机制”，如果皇帝政令对封国不利，诸侯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驳回命令，压力传导到最末端的小农就会逐步衰减。封建官僚是一种“压力单向传导机制”，压力只能逐级向下传导，封建官僚不但不会分散压力，而且会为了自身利益扩大这种压力。这样，压力传导到最后的小农便会呈几何级数扩张。
无论是诸侯还是帝王，说到底对国家财富都是具有所有权的，一家一姓的地盘，民不聊生对他们也没有好处。封建官僚却完全不同，只要达到目的，管你大浪滔天，反正又不是我的天下。
诸侯确实会危害帝王权力，广设封建官僚却会危及全体臣民，社会上下层之间会彻底丧失沟通机制。剪除韩信、英布等异姓王，皇帝手下的大臣都是急先锋。对消灭吴王刘濞的任务来说，也是如此。
吕后死的那一年，朝廷动乱，周勃、陈平等人废掉了少帝，刘姓诸王与吕姓诸王斗得天昏地暗。如果刘濞真的处心积虑想造反，这个时候不造反，反而选择二十年后国泰民安的时候起事，除非是脑袋坏掉了。
晁错是不会考虑这一点的，他只看到刘濞十多年不来朝拜皇帝，只看到刘濞的封国富甲天下，而富甲天下又没有他晁错的份儿。他没有想想，正是帝位上的刘启杀掉了刘濞最钟爱的太子。
面对帝国的财富，晁错只会眼红。虽然他从政多年，却一直被刘恒放在冷板凳上，根本没有处理复杂政治斗争的经验。晁错认为，所有权力都源自皇帝，只要他一声令下，诸侯就该臣服，就该老老实实交出封地。
所以，晁错选择了一个毫无新意的方法对付诸侯：不准铸币。
在晁错眼里，铜钱之所以能成为货币，完全是因为诸侯私自铸币。至于货币，压根就是没用的东西，之所以货币能代表财富，完全是因为诸侯拿走了帝王的东西。除了帝王（当然，还有晁错自己），包括诸侯在内的汉帝国的臣民都应该去田里种地，至于粮食值多少钱，只需要皇帝一纸敕令。
晁错不准刘濞铸币，把吴国国富民强的结果说成谋反的证据，摆明了是想抢劫刘濞多年积攒的财富，让他彻底丧失与皇室谈判的筹码。
即使这样，刘濞也什么都没有做，一直在忍。
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晁错再出昏招，直接削去吴国的两个郡、楚国的一个郡、赵国的六个县。因为，他认为封国只是帝国的脚趾头，脚趾绝不能比腰粗，无论自己是否削去他的封地，刘濞这帮人都会造反，与其如此，不如先发制人。
谁告诉你诸侯就不能比皇帝富裕了？我什么都没做，你就说我造反，不就因为我有钱，又不让你管吗？
此令一出，诸侯哗然，既然你认定我要造反，那我就反了吧。吴王刘濞挑头，纠集六个诸侯起兵，要求“清君侧，诛晁错”，史称“七国之乱”。
这里不想记述平定吴楚“七国之乱”的过程。我只想告诉大家，“七国之乱”的结局特别无厘头：为平定“七国之乱”，刘启派人暗杀了晁错；晁错死后刘濞造反也就失去了合法性，此后刘濞被汉将周亚夫剿灭；至于周亚夫，最后也因“谋反”被杀，理由是：周亚夫平叛的目标是要追随刘濞去阴间造反……
从争夺铸币权到兵戎相见，目的只有一个：统一手中的权力，不再有人对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产生竞争，这样，皇帝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平定“七国之乱”后，汉帝国同姓王不再拥有税收权，也丧失了封国内的官吏任命权，留下的只是一个封号。当权力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货币之上，皇权便开始主宰中国经济的进程。刚刚统一的汉帝国，在帝王一个人的旨意下又将走向何方？
汉武之梦
为挽救濒于崩溃的汉帝国的财政，汉帝国又一次推出了货币改革。在诏书中，刘彻毫不掩饰地说明了本次货币改革的目的：弥补日益浩繁的战争开支，借推行新币禁商人之利。
从吕后到“文景之治”，四代统治者与民生息，汉家天下有了半个世纪的太平时光。
刘启的继任者是汉武帝刘彻。《汉书》记载，刘彻称帝的时候天下一派太平气象：农人家中粮食充盈，几辈子也吃不完；郡县府库的粮食全是满的，很多已经腐烂不能吃了；国库中存了几百亿个铜钱，很多穿钱的绳子都已经腐朽了，官员却没有时间清理……没有人知道，汉家盛世潜伏着莫大的危机，根源就是这位诞生于盛世的帝王—刘彻。
危机的开始，是汉匈之战。
嬴政时代，匈奴曾经败于秦将蒙恬，秦末汉初中原大乱，匈奴却在冒顿单于的治理下破东胡、走月氏、臣服诸羌，国力空前强盛。对刚刚建立的汉帝国，匈奴自然不放在眼里，经常骚扰帝国北部边境，杀边民、烧房舍、掠财物，刘邦险些被匈奴俘虏、吕后不停被冒顿羞辱，即使如此，刘邦、吕后、文景二帝也不得不以和亲的方式安抚匈奴。
要知道，匈奴是一个游牧民族，常年在水草肥美的地方流浪，隔三差五出来“打牙祭”；汉帝国却是一个农业国家，居民常年定居在一个地方，根本经不起折腾。和政策只能维持表面的和平，一劳永逸地解决匈奴只能靠武力。
充盈的国库给了刘彻解决帝国外部危机的能力，一定要解决匈奴！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窦太后刚刚过世，现在刘彻说话算数了，他马上就发动了对匈奴的第一波攻击。
战争归战争，对这位富有天下的帝王来说，“不花钱、办大事”也是最好的选择。
于是，刘彻构思了一盘大棋：马邑之谋。他想以边贸为名把匈奴单于骗到马邑一举生擒，然后让事先埋伏在马邑周围的20万汉军击溃匈奴主力。
遗憾的是，单于看破了刘彻的计谋，并未上钩。既然撕破了脸皮，双方就从小打小闹改为大打出手。
对汉帝国来说，战争的代价也是极其惨重的。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卫青收复朔方，费金数千万，山东男丁悉被征发。
元朔四年（公元前125年），卫青连年征战，仅给将士的赏金就超过了二十万金，要知道当年汉文帝花一百金修个露台都没舍得。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匈奴浑邪王率四万人归降，刘彻想派三万辆车马去迎接。但此时，堂堂汉帝国已经连三万车马（民用）都凑不出来了。长安令向刘彻求情，希望能为长安郡留下马种，刘彻却觉得长安令让他丢了面子，一怒之下斩杀长安令，顺带杀了长安市集上五百多个不肯掏钱买马捐赠朝廷的商人。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匈决战。是年，汉帝国共出动十万骑兵，配合作战的步兵、辎重兵有几十万人，此外，还有边境协同出战的十万边民。霍去病、卫青从两个方向出击匈奴，共斩杀匈奴兵九万人。
在经历了长达十一年的战争后，汉帝国终于迫使匈奴流窜到西欧去欺负罗马帝国了。不过，仅此一战，汉帝国也损失了四万多名战士、十一万匹战马。尽管霍去病、卫青是获得了五十万金的赏金，但是，出征的士兵没有领到薪水，原来国库里粮食和铜钱堆积如山，现在早就变得空荡荡……
货币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废除了原来民间流通的四铢钱，推出三种新的货币—皮币、白金币和三铢钱。所谓皮币，就是弄了块鹿皮，告诉全国人民，这块皮值四十万钱；白金币则分为龙币、马币和龟币，分别可以兑换三千钱、五百钱和三百钱。至于三铢钱，望文生义，就是重为三铢的钱。
皮币、白金币都是虚值货币，根本就不值钱。白金币是银、锡合金，算是一种金属货币，但也不会达到三千钱、五百钱或三百钱；至于皮币，说好听点是白鹿皮，说听点就是一块擦桌布，这样的东西居然值四十万钱。
为保证三种货币能够流通，刘彻规定凡朝廷的供奉、租税都必须以皮币、白金币缴纳，他不收零钱（三铢钱）。
皮币面额实在是太高，普通人根本用不起，刘彻要求王公巨室必须以黄金向他兑换；白金币针对殷实的小康家庭，必须用足值的四铢钱换取白金币；
三铢钱针对小农，小农要以“一比一”的比例用四铢钱兑换三铢钱……
除了向刘彻交钱，谁也不会真在日常交易中用皮币或白金币，这两种钱代表的价值太高。至于三铢钱，从“文景之治”算起，四铢钱已经流通了五十年，谁也不愿再用这种小钱。
一张上好的鹿皮最多也就两千钱，一块皮币却值四十万钱，利润何止300%。至于白金币，同样是利润超过300%的生意，如果不盗铸，出门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一年间，为惩罚盗铸货币，朝廷处死了几十万人，民间因为盗铸自相残杀的人更不可胜数。
就这样，仍然是“犯法者众，吏不能尽诛”。
这不是币制改革，而是彻头彻尾的抢劫！不得已，一年后，皮币、白金币、三铢钱就被废除。
有人说，废除皮币、白金币后刘彻开始推行五铢钱。至此，天下风行官铸五铢钱，刘彻第一次在中国货币史上统一了货币。刘彻确实废除了皮币、白金币，此后，汉帝国也确实流行五铢钱，只不过首推者不是刘彻。
此时，民间开始按照交易的标准自行铸造五铢钱。这批五铢钱被称为“郡国五铢”，因为流通的地域集中在诸侯郡国（毕竟，在郡国之中皇室的权威会稍稍得到抑制）。
有了民间自铸五铢钱，三铢钱几乎没有任何市场，就算皇室去市集上买东西也要先兑换成五铢钱。
而且，我还要告诉大家，刘彻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马上顺应形势，开始自己铸造五铢钱。官铸五铢钱币材为紫铜，钱纹、形制都非常精美，绝对是货币收藏中的极品。
由于民间没有掌握紫铜铸造技术，因此不能盗铸。
所以，说刘彻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上统一了货币，也是没有错的。
刘彻的五铢钱被称为“赤仄五铢”，一枚赤仄五铢可以抵五枚郡国五铢，赋税、官府供奉必须用赤仄五铢。但紫铜的质量再好，也不可能以一当五，即使刘彻杀掉了几个以郡国五铢作为赋税的郡守，赤仄五铢也仍旧不能在市面上流通。
两年后，赤仄五铢就支撑不下去了。
在货币流通规律面前，不可一世的汉武帝低下了高昂的头颅。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刘彻下令官府上收铸币权，开始铸造发行现在人们所说的“三官钱”，即我们今天见到的五铢钱。
马克思对此作了最为精准的评价：“君主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兵器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无论是政治的立法还是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
抢劫无极限
在“不告缗令”的引导下，有钱人很自然就发现了一个低风险、高收益的渠道—土地！随着商人手中大量的货币迅速转向土地，汉帝国第一波土地兼并运动开始了。结果不言而喻，儒学大师董仲舒给出了那句最精准的评价：“富者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战争期间，很多事情一定给刘彻留下了很深的记忆，从骨子里，刘彻痛恨有钱人……
元狩二年，匈奴浑邪王归降，他没钱摆谱的时候，长安的商人没有给他钱。
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卫青、霍去病即将征伐匈奴，国库却不足以支撑这次大战。刘彻再次要求天下富人捐出自己的财富，每家富人要捐出自己财产的3%～5%，这在历史上被叫作“算缗令”。然而，一年来只有一个叫“朴适”的牧羊人愿意捐出二十万钱。
刘彻收缴了这二十万钱，封朴适为中郎，赐给他徭役四百人，将朴适的事迹宣谕天下，希望天下富人能以此为榜样。然而，直到元狩四年决战结束，刘彻也只收到这一笔捐款。天下富人争先恐后地隐匿财产，唯恐露富。
汉匈之战刘彻胜利了，虽然帝国国库空虚，但刘彻花钱也丝毫没有收敛：在宫内修昆明池、柏梁台，建章宫更是；为羽化登仙，做了一个铜质盛露水的盘子，居然高达二十丈、直径七丈……征伐南越，设十五郡，征伐西北，设两郡；最离谱的是，刘彻喜欢大宛宝马，发二十万士兵征大宛，得汗血宝马数匹……
这些，都需要钱，需要很多钱。就是贵为汉武大帝，赚钱也很不容易。既然不能靠货币减重赚钱，那么就撕下所有伪装，直接去抢吧。
公元前120年，刘彻想到了一个在今人看来简直匪夷所思的办法，为推行“算缗令”出台“告缗令”告发隐匿财产的人就可以获得对方财产的一半，另一半则由帝国没收。
此令一出，帝国所有人都为之疯狂，也彻底改变了财富获得的轨迹—如果能靠欺诈获得财富，谁又肯去创造财富呢？
“告缗令”确实让帝国，帝国的掠夺之手遍及每一个角落，富裕的人家几乎被一扫而空。
偶然剩下几个富户，是因为在“告缗令”之外还有一个“不告缗令”只要向边关捐赠一定数量马匹，或者一定数量粮食，就可以不被“告缗令”追究，不被“告缗令”
追究的前提是这家人没有现钱，所有的财富都集中于土地。
从古至今，很多人批评“告缗令”是赤裸裸的抢劫、败坏社会风气，却很少有人提及“不告缗令”。
在我看来，两者相比，“不告缗令”更为恶劣。
战争时期非比寻常，朝廷迫不得已出台“告缗令”情有可原。总有个把富户通过种种渠道逃脱“告缗令”，而且，将来总还会有富人出现。问题是，“不告缗令”把所有的货币都引到了一个方向—土地。只有在捐赠后购买土地，才有机会躲过帝国的“告缗令”，才有机会从帝国得到低利率贷款。于是，大家宁可去购买土地，也不愿意捐款给刘彻。
既然你还是不愿意给，那我就直接抢吧。
在推行“三官钱”的同一年（公元前113年），朝廷宣布：官方上收铸币权，民间不准铸币；收缴全国所有铜矿，上收煮盐、铁矿、货物运输权……
这在历史上被称为“盐铁官营，均输平准”。
文景之时没有农业税，煮盐、铸铁、铜矿、运输为帝国财政提供了所有经费，这些产业都是帝国的支柱。对帝国来说，这些产业不仅意味着税收，还创造了很多富豪、很多财富，最重要的是，这些产业吸纳了帝国的顽疾—流民。
每个人都要生存下去，西汉最常见的谋生方式就是种地，失去了土地的人，就是中国历史上一群特有的人—流民。流民没有土地、没有固定的收入、没有户籍，属于“三无”人员。
但是，流民也要活下去，他们必然要寻找一种适合自己的生存方式。帝国没有垄断所有营利行业的时候，他们可以去煮盐、冶铁、采矿，还可以搞运输。《盐铁论》记载，当时的大盐商雇佣人数在千人以上，一个劳动者的收入足以买到一个六口之家的粮食。
—现在，帝国垄断了赚钱的行业，从事煮盐、冶铁、铸钱的普通人变得无所事事。刘彻为了省钱，让垄断行业的劳动力都来自徭役和犯罪分子，也就是说现在这些行当不再允许“三无”人员在此生存。
现在，帝国垄断了赚钱的行业，从事煮盐、冶铁、铸钱的有钱人同样无事可做。有钱人不用四处流浪，他们手中的金钱却要寻找一个去处：货币的本性就是要寻找低风险、高收入的回报。
在“不告缗令”的引导下，有钱人很自然就发现了一个低风险、高收益的渠道—土地！随着商人手中大量的货币迅速转向土地，汉帝国第一波土地兼并运动开始了。
结果不言而喻，儒学大师董仲舒给出了那句最精准的评价：“富者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对汉帝国来说，土地不仅仅是一种商品，还是维持万千小农生存的基础。从刘邦到“文景之治”，汉帝国维持了五十年的兴盛，一部分原因是工商业发达，更重要的、基础的则是每个小农都有土地，能给工商业者提供稳定的市场和社会环境。
现在，帝国的土地集中到有钱人手里，小农也就失去了谋生之路。
不过，这里要说，这不是最坏的结果，毕竟商人买了土地也要请失去土地的农民来耕种，人民还不至于变成流民。
可怕的是，让商人无事可做的人，不是市场竞争者，而是“官商”。这些人，是商也是官，故称“官商”，官在前，商在后。为了垄断盐铁、运输、酒业，刘彻增设了很多机构，汉帝国的官僚机构空前膨胀。他们垄断了各种赚钱的买卖，对胆敢入侵其领域的普通人处以极刑。
商人要生产、要经营、要赢利；官，不需要生产、不需要经营，赢利很辛苦，过程也很漫长，抢劫才是发家致富的捷径。官商已经完全具备了抢劫的能力，无论什么破烂东西，我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这不是抢劫莫非是慈善？
史书记载，官营铺造出来的镰刀，据说割草都嫌钝；现存文物中有一种大铁犁，特点是个头特别大，大概有一米多高，因为，这样的东西价格可以卖很高。
这哪里还是农具，简直就是一堆废铁。这样的破烂一样要卖给国人，反正独此一家，别无分号。
在没有任何竞争的情况下，官商迅速染上了帝国官场习气。自此，官与商一体、权与利结合，所谓。当然，这些官商都能迅速各自把持一块地盘，完全把民间经济消灭干净。
更可怕的是，垄断地位赋予了官商大量的金钱，这些人同样冲入那个致命的市场—土地。《汉书》记载了各种各样的帝国官僚购买土地的情形：下至水衡、少府、大农、太仆，上至三公九卿，无不。
据《汉书》记载，红阳侯王立是皇帝的舅舅，他强占了南阳几百顷土地，接着又将这些土地卖给了官衙，此投机倒把行为让王立赚了一亿个铜钱。有人曾经作过测算，一枚铜钱在当时可以买到一升小米，这笔生意的纯利折合成今天的人民币至少是二亿六千万元。如果考虑到汉代粮食的稀缺性，这笔生意的利润又远远高于二亿六千万元。
就算是二亿六千万元，放在今天是一个什么概念？盘剥如此暴利，又有多少人会无家可归？
汉武帝打击了商人和工商业者，却培植出一批比商人更为可怕的人。单纯的商人、地主或者有钱人，很快被官商挤出去。
现在，丞相、王侯、大夫才是帝国真正的有钱人。此后，历朝历代都没有摆脱官商的窠臼，工商业永远成了附属于封建官僚集团的牟利之道。自此，富人必须先是官僚，然后才能集官僚、商人、地主身份于一身。
与普通商人、地主不同，官商对金钱的渴求根本没有止境。毕竟单一的商人、地主或者官僚都有自己的规矩，就算欺行霸市，商人的价格也不能贵到离谱；就算地租再高，也不能不让小农生存。
“商人+地主+官吏”就完全不一样了，此时整个社会的财富规律已经转变，人们不再热衷于生产财富，而是想着如何去抢劫财富。
《汉书》这样记载当时的汉帝国：亡义而有财者显于世，欺谩而善书者尊于朝。
行虽犬貔，家势富足，列田畜者弥郡国最可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断绝了人们正常的求利空间，一定会有另一种非正常的牟利方式出现。在西汉历史上，这批通过非正常手段致富的人也有一个专属名词—“豪强”。
帝国最有势力的人群是封建官僚，民间精英一定会找到渠道结交帝国高官，成本则是最底层小农的生命与鲜血。最初的豪强多来源于当年被官府挤出的富豪，这些人是帝国的精英，也是创造财富的先驱，既然不能以合法的方式牟利，那么他们也就必然同流合污：勾结官府欺压小农、强买强卖土地、使用暴力抢夺小农身上的最后一枚铜钱……
所谓“豪强”，说白了就是中国第一代黑势力，他们剪断了维系小农生命的最后一根游丝。
公元前106年，四十万流民突然涌入了汉帝国的首都长安，全国无家可归的人则超过了百万。毕竟长安是帝都，这里人多、事多、钱也多，或许帝国的皇帝和官僚不能把手伸到这里的每一个角落，或许这里还有一点空间能养活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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