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一旦使所有社会资源都匍匐在自己脚下，封建官僚就会在瞬间吸干帝国的经济血液，无论皇帝、黑势力还是黎民百姓都没有力量遏制这头怪兽。武、昭、宣三朝，皇权同样以各种残酷的手段镇压官僚集团，但是，皇权始终只能依靠一批官僚去镇压另一批官僚。

    轮台罪己诏

    酷吏作为封建官僚中的后起之秀，当然也希望掌握帝国财富，此时，民间已经没有多少油水可捞，他们就把屠刀转向了豪强和强势官僚，最后，他们自己变成了官僚，也变成了豪强。从此，豪强有了一个新的专有称谓“官家豪强”。汉武帝连年对外征战，流民如同蝗虫一样席卷了整个西汉帝国，一半以上的人口在这片土地上彻底消失了。面对铺天盖地的流民，刘彻迅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这位铁腕帝王试图以更野蛮的方法制止豪强掠夺小农—杀戮。

    晚年，刘彻任用了一批酷吏对付地方豪强。这些酷吏由刘彻亲自从最底层提拔，很多本身就是流民。当然，这些人只对刘彻一个人负责。他们可以搏击王侯、砍杀豪强、刑讯富商、屠戮贪官，因为，这批酷吏本身就是流民出身，没有任何可以珍惜的东西，他们可以为了一时的欢愉毁掉整个世界。

    汉代死刑的核准权在最高统治者汉武帝手里，由于交通不便，死刑犯经常拖一两年也不能被处死。唯独这批酷吏审判的死刑，有专用的公文渠道，保证能在最短时间内将判决文件（竹简）送到汉武帝面前，迅速把人杀掉。

    史籍为我们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宁成是南阳地区的大豪强，此人勾结官府的方法很别致：专门搜集全国高官的黑材料，然后以此要挟官员。

    宁成强抢土地，则与金融欺诈有关。他经常借钱给濒临破产的小农，很长一段时间不去追讨本息，甚至小农想还钱都找不到地方。一段时间后，宁成及其爪牙会突然出现在债务人家中，要求连本带利收回贷款，结果必然是抢占债务人的土地。通过这种方式，宁成在南阳地区抢占了几千顷良田，他每次出行都要带上几百个护卫，据说当地人宁可见到最凶猛的老虎，也不敢惹宁成。

    这样一个不可一世的土匪，碰到了同行出身的太守—义纵。

    义纵本是抢劫犯出身，只是那张委任状是刘彻亲自签发的。面对来势汹汹的义纵，宁成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义纵到来很久后，宁成也没出面去看望这位地方官，只是在过节的时候派人送了一顶轿子。

    此后，义纵要求宁成缴纳剿匪费用；宁成缴纳了剿匪费用，暗地里却想借剿匪之机杀掉新任太守义纵。

    获知消息后，义纵拿出了更狠的手段，没有经过任何司法手续，甚至连调查取证都没有，义纵就给宁成扣了一顶大帽子—宁成的房子是一块“有王气”的土地，借个罪名，杀掉了宁成全家及其团伙骨干，只有宁成孤身一人逃走。

    在这个故事里，宁成死没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宁成的钱归了汉武帝，义纵自己成为当地豪强。另外补充一句，之所以用义纵作为例子，是因为义纵后来负责禁绝私铸货币，为此，他杀掉了成千上万的人。

    杀戮豪强再次给刘彻带来一笔财富，然而，这些钱根本不足以安抚数以百万计的流民。何况，诛杀豪强也是有成本的，这批酷吏本就是流民中最聪明的人，不但自己借机成为豪强，同时还要清除朝堂之上的异己。

    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汉帝国爆发“巫蛊之祸”，刘彻相信了酷吏的诬告：太子和举国官员正通过巫术将他置于死地。太子被迫起兵反抗，最后，包括太子和皇后在内的一批皇族被诛杀。

    “巫蛊之祸”背后的逻辑是：酷吏作为封建官僚中的后起之秀，当然也希望掌握帝国财富，此时，民间已经没有多少油水可捞，他们就把屠刀转向了豪强和强势官僚，最后，他们自己变成了官僚，也变成了豪强。

    从此，豪强有了一个新的专有称谓“官家豪强”。

    豪强一旦变成封建官吏，黑势力也就转成白势力，其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又远远大于土生土长的豪强黑势力。面对风雨飘摇的政局，亡秦之迹昭昭在目，刘彻明白自己深深伤害了帝国经济，帝国统治行将崩溃。

    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刘彻写下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轮台罪己诏》，忏悔自己一生所为，立意停止对外征伐，希望帝国政策能重新回到轻徭薄役、与民生息的正常轨道。在诏书中，刘彻检讨了自己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国库空虚，

    他要求朝廷罢黜那些伤害百姓、靡费天下的政令，希望军马能回到土地、农人能安心耕作……

    一生醉心于权力的刘彻终于从皇权的黑洞中走了出来，盛世场景却已是昨日落花。

    这位时日无多的老人只得赤膊上阵，力图再凭一己之力扭转乾坤，实现。只是，历史没有再给这位强人机会，《轮台罪己诏》颁布后两年（公元前87年）刘彻撒手西去，把问题留给了继任者汉昭帝和他的顾命大臣霍光、桑弘羊（汉昭帝刘弗陵即位时刚刚八岁）。

    而霍光和桑弘羊水火不容。

    霍光是大将霍去病的弟弟、首辅宰相（相当于内阁总理），他希望坚持汉武帝晚年的《轮台罪己诏》，放开官营、轻徭薄役；桑弘羊出身于富豪之家，任大司农（相当于财政部部长兼央行行长），他坚持盐铁专卖、平准均输。

    昭、宣两朝，霍光才是帝国真正的统治者①，他甚至废掉了汉昭帝的继承者，从平民之中把汉宣帝刘询直接扶上皇位。桑弘羊本是盐商出身，盐铁官营后成为全国最大的官商，一旦放开盐铁专卖，他就会失去所有权柄。

    如何让西汉帝国走出亡秦之迹，霍光一定有过一番缜密的思考。

    汉家天下虽然破败，却与吕雉时代有着完全不同的逻辑。吕雉时代，包括三公九卿在内的汉家人都很穷，外有匈奴，内有诸侯，内忧外患之下封建官僚不可能成为强势分利集团，所以，吕雉能够顺利推行“耕者有其田”。

    现在，封建官僚势力已成，要想废黜这些苛政，必须在舆论上作好准备，同时，霍光也必须找到新的同盟军。

    霍光用来对抗桑弘羊的人，在历史上被称为“贤良文学”。贤良文学也就是在野的儒生，他们没有官职，却是各地推举出来的道德楷模。在霍光的支持下，贤良文学与桑弘羊展开了一场为期半年的大辩论—盐铁论战。

    ①西汉昭帝、宣帝两朝，帝国实际的统治者是大将军霍光。汉昭帝时期，霍光不准汉昭帝结婚，汉昭帝也就没有留下子嗣。其后，继任者刘贺仅六个月就被霍光废黜，霍光从刘彻废掉的太子子嗣中选择了汉宣帝刘询。

    盐铁之辩

    在盐铁暴利的诱使下，全国官商无不“因权势以求利”，官家是官吏自己的官家，官吏无一不以权力来满足一己私欲。最终，百姓愁苦怨恨，官场更是恶习辈出。

    这场震烁古今的盐铁论战，正方第一辩手桑弘羊是从讨论行政级别开始的。

    贤文学良是纯粹的民间儒生，没有任何官职。面对这些曾在自己脚下匍匐的草民，桑弘羊显得很有自信，他气势恢弘地说：官职级别不够高的人不可以言政，住着蜗居、没有粮食、穿衣破烂的人怎么知道国家政治，怎么知道县官要做什么？并且，桑弘羊在辩论中一点礼貌都没有，给对手起了一个侮辱性的绰号“鄙儒”。

    跟众多辩论一样，双方辩题从剖析社会时弊开始：究竟什么原因导致流民众多？

    对此，桑弘羊给出的答案是：人天生就是不一样的，一个人的贫富完全取决于个人的智力水平，聪明的人能够拥有一百个人的财富，愚蠢的人连自己都养不活。天子圣明，盐铁官营的利润可以周济穷人。流民众多怎么可能是盐铁专营的过错？先帝（刘彻）怜百姓之愁苦，各地县官就像百姓的亲爹，

    水旱灾害时给他们衣食，为他们修水渠、劝农桑。

    正方结论：流民都是因为自己太懒惰，不耕耘就播种，不播种就想收获，总之，活该桑弘羊虽然承认了流民众多的现实，却又不肯承认朝廷施政存在失误。这种说法当然激怒了贤良文学，“鄙儒”用一个例证驳斥了桑弘羊：最聪明的人，能靠自己的能力在短短几年之内富比王侯吗？现在，富人一年内赚取的财富超过了普通人数代数百年的积累，世界上怎么可能有这样的聪明人？

    跟着，“鄙儒”把矛头指向了盐铁专营。所谓“盐铁官营”，根本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经营盐铁生意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位居高位，原有的盐铁商人迅速地销声匿迹，为这些高官留下了广阔的赢利空间。此后，盐铁商人亦官亦商，又利用手中的金钱为权力铺平了道路。这些人的府邸能占好几条闾巷：幽暗之处曲径通幽、开阔之地驰骋骏马、亭台之上素女抚琴……如此富有、位居庙堂之高，却与市井之人争利！

    百姓何尝愿意流离失所，先帝只是征伐四边，封建官僚却借机征收苛捐杂税，无休止征发徭役、工商不得发展、农人不得安宁，百姓为了躲避人头税甚至会杀死自己刚出世的孩子。随着官商势力成长，百姓在高压之下不断陷于贫困、破产、失业，最终成为流民。

    反方结论：朝廷垄断盐铁，创造了一批富比王侯的官商，官商穷奢极侈导致流民四起。

    双方从现象入手找原因，盐铁专营既然已经进入了视线，第二个辩题顺理成章就是：盐铁专营该不该废黜。

    在桑弘羊眼中，盐铁专营自然是不能废黜的。桑弘羊为盐铁专卖找到了第一个非常好的辩护理由：匈奴是汉帝国的心腹大患，必须随时保持对匈奴的武备，一旦武备松弛，匈奴随时有可能卷土重来。盐铁专营确实很赚钱，但是，这些钱的用途是为帝国筹措军费，用来征伐匈奴。鉴于此，罢黜盐铁官营，国家就会没有军费，等到匈奴真的杀入帝国心脏，纵然披坚执锐的勇士有与匈奴决战的信心，也无力回天。

    桑弘羊给出的第二个理由是：盐铁专卖赚取的利润用来调剂物资、保证物价平稳，尤其是粮价不能暴涨暴跌。西周之时天下承《盐铁论》书影平，但是，国有沃野而百姓食不果腹，有山海矿产人们却没有铁器，是先帝建立了官营铁匠铺，人们才有铁器使用。国家统一生产盐铁，产品质量有保证，有专门的技术指导，可以杜绝商贾趁机抬价。

    桑弘羊给出的第三个理由是：盐铁专营可以削弱豪强势力，进而减少流民。民间富豪没一个好东西，国家穷困的时候不肯捐钱（就连唯一捐款者朴适后来也被汉武帝发配边疆）。盐铁之利留在民间，一定会助长豪强势力，这些破坏分子靠着盐铁之利“赈赡穷乏”，以小恩小惠招揽亡命之徒。有了经济实力，豪强就会依靠暴力推进土地兼并，农人就会变成流民。

    正方结论：帝国必须垄断盐铁专营之利，才能保证百姓安居乐业。

    面对论述滔滔不绝的桑弘羊，贤良文学指责桑弘羊在论证一个伪命题：你说广大西周人民没有铁器，没有铁，哪里来的铁器？（这就像今天指责明朝没有发展信息产业）现在有了铁器，官府生产的铁器根本不能用，却要求各家按人口数量购买铁器，本来规定生产铁器只能征发囚徒，官府却让普通百姓为盐铁生产服徭役……接着，“鄙儒”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桑弘羊本人。

    盐铁官营目的是为帝国聚敛财富，各级官吏却无不借口帝国之利敛财，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您桑公弘羊。桑公处公卿之位，执掌天下财政十多年，最大的功劳就是自己先富起来，现在您已经是“家累万金”。在您的带领下、在盐铁暴利的诱使下，全国官商无不“因权势以求利”，官家是官吏自己的官家，官吏无一不以权力来满足一己私欲。最终，百姓愁苦怨恨，官场更是恶习辈出。

    文帝时期，没有盐铁专营而天下富足，桑公推行了几十年的盐铁官营，天下人没有见到盐铁的利益，却看到了很多害处。现在，我们来告诉你这究竟是为什么：天下之利都是一点一点生产出来的，没有人能凭空创造财富，官家获得利润一分，民间就会损失百倍。靠盐铁专营聚敛财富，好比一个蠢材反穿裘皮大衣去背柴薪，爱惜裘皮的毛发，却全然不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反方结论：一切的罪恶之源，都是盐铁官营。

    既然盐铁之利搞得国破民穷，那么下一个辩题就是讨论应否重视盐铁等非农产业，即是否应该“重农抑商”。所谓“重农抑商”，“重农”是双方的共识，关键是“抑商”。

    与很多人想象的不一样，在这个问题上，桑弘羊主张放开商业，恰恰是贤良文学力主抑商。桑弘羊指出，没有手工业则缺乏农具，没有商业则物品不流通，缺乏农具、物品不流通，农业也不会兴旺。何况，有了官营盐铁，富国何必非要靠农业，人民富饶又何须依靠田地？所以，官营盐铁、运输、冶铁，一定要大力提倡。

    这个道理听起来是不错的，不过桑弘羊提倡的并非民间工商业，他尤其看不惯那些富比王侯的大商人，谁让你无权无势却过上比我更为骄奢的生活？

    正方结论：要重农，也要有区别地重商。

    在汉朝之前倡导“重农抑商”的是法家，现在，儒家却开始提倡打击商人。贤良文学是儒家代表，所以，后世无数人指摘就是儒家这个“重农抑商”的思想让中国落后了两千年，似乎儒家是中国经济落后的罪魁祸首。

    此一商人，非彼一商人。原始自由经济下的商业属于创新行业，与封建官僚体制下的官商根本不是同一个概念。“鄙儒”极力攻击的是所谓官商，辩论一开始，他们就提出：盐铁、酒榷、均输不是所谓商业，官商与民争利，所赚取的钱不但不能回到百姓手中，甚至根本不可能进入朝廷国库。官商会找到种种借口把钱搂入自己腰包，最终国困民穷，唯独官商是帝国最富有的人，他们藏钱满室、享尽天下富贵，前院足以放置钟鼓、后院金屋藏娇、家中声色犬马……

    在贤良文学眼中，这些官商穷奢极侈，全国淳朴厚重的小农都会模仿他们，百姓相互争耀，为博得一时欢愉甚至会做出卖儿卖女的极端行为。一旦社会形成骄奢淫逸的风气，无论有钱没钱都会一切向钱看，纵然朝廷掌握了山海之利，又如何能够拯救黎民于水火之中？

    反方结论：崇本抑末才能求得国家富庶、政治稳定，要重农，更要抑官商！

    第四个辩题就显得颇有深度了：既然盐铁官营是与民争利，那么，国家富强的基本是古籍中所描绘的制盐与炼铁场景础究竟是国富才能民强，还是民强才能国富？

    在这个辩题上，桑弘羊首先把命题深引到“人性本恶”上来讨论。桑弘羊认为，人性充满了丑恶，每个人出生的时候，父母都尽心尽力加以抚养，而儿女长大以后对父母的奉养何其之薄？既然人性本恶，就一定不能让百姓先富起来。因为，百姓卖力种田是为了地主的钱财、为国家做工是害怕遭到国家责罚，何曾看到民众有一丝道德？

    为了论证自己的命题，桑弘羊抬出了法家的祖先—商鞅：有了商鞅的“弱民强国”之策，秦国才可以斥地千里，最终蒙恬一举击溃犬戎。商鞅主张“利出一孔”，国家财富应该集中于皇帝手中，财富分散于民间就会干弱枝强。再者，国家积蓄了足够的粮食，百姓才能安居乐业，如果百姓比国家还富裕，功名利禄就无法打动百姓；如果百姓过于强大，国家刑法就难以制约。但凡能赚大钱的行业，比如铸币冶铁，都在深山之中，不是豪强难以获得这些利润，当年的吴王刘濞就是靠着盐铁铸币之利对抗朝廷。如果将铸币、盐铁之利收于朝廷，无论价格贵贱，百姓都不会产生疑虑，只有这样，一个五尺童子行走在街市之上也没有人敢欺瞒，这才是真正的大同社会。

    正方结论：国富与民强，国富必须优于民强。民富就会产生豪强，人的贪心是无止境的，他们聚众闹事，最后社会上就会奸邪之徒众多。

    谁是国家？

    谁又是百姓？

    当然是大司农桑弘羊代表国家，贤良文学代表百姓，桑弘羊不让贤良文学“先富起来”，这些人当然不会答应。

    贤良文学提出了四个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问题。

    “鄙儒”一问桑公：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商鞅峭法长利，秦人民不聊生，于国于民有何益处？

    “鄙儒”二问桑公：盐铁、均输、平准确实为国家积蓄了大量钱财，你可知上府下求之县，县又求之乡，乡安取哉？

    “鄙儒”三问桑公：汉文帝在位，国家何曾看重这些浮利，又何曾私藏畜牧，不过有了富裕的居民才有了富强的汉帝国；今天帝国有了盐铁之利，何曾看到一丝国富民强的迹象？

    “鄙儒”四问桑公：田地还是那些田地，矿产还是那些矿产，百姓还是那些百姓，怎么可能矿产、土地归朝廷官吏就能多生产百倍之利？

    普通人不过是在自己家垒个墙头藏住自己的财富，天下就是皇帝藏住财富的院落，民富则国必强！

    最后，“鄙儒”继续对桑弘羊展开人身攻击：桑公终日夸夸其谈，就是你这些歪理在逼迫底层官吏，就是你搞得百姓家中毫无余财、役力老母日夜哭泣、怨女终日叹息……

    反方结论：民富国才强，皇帝不能以猜忌、怀疑甚至嫉妒的态度对待自己国民的财富。

    盐铁论战的最后，贤良文学把矛头指向了辩论发起者、自己的后台—霍光。“鄙儒”认为霍光只推举自己的关系当官：老爹一旦当了官，儿子就横行街市；老公一旦当了官，所有人都痛恨他老婆飞扬跋扈。这些“鄙儒”给了霍光一个相当到位的总结：无周公之德而有其富，无管仲之功而有其侈。

    贤良文学的激烈言辞引起了霍光的注意，盐铁论战被叫停。

    盐铁论战发生在汉武帝颁布《轮台罪己诏》之后八年，为了确定帝国施政方针，御史大夫和贤良文学展开了这场为期半年的“盐铁论战”。为记录这场论战，桓宽写下《盐铁论》，全书共六十篇，思想之深邃丝毫不逊于当代货币学派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足以批判当代西方经济学奠基之作《就业、货币与利息通论》。

    桓宽没有就任何一个辩题作出判断或者评价，也许他想说的内容都融汇在辩论中了；也许他相信，悠悠千载，洗尽铅华，当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也有人说，盐铁论战不可能有如此详细的记录，全书都是作者杜撰，《盐铁论》更类似一本小说。无论是史实还是小说，《盐铁论》都是中国封建王朝经济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中滋味，读者当自有公论。通货紧缩是好事吗官家垄断了煮盐、采矿、冶铁、运输、酿酒等几乎所有创新行业，投资土地就是最安全、最保值、最有效的渠道。相对而言，最简单的产业创新都需要一点一滴地积累，吸纳货币也就需要相对较长的时间；土地是高价值资产，吸纳货币的速度、能力都远高于创新产业。

    尽管贤良文学已经把桑弘羊驳斥得体无完肤，但是这些在野人士根本没有可能撼动官家豪强。现在，具备掌控官僚集团能力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帝国的实际统治者—皇帝。面对如此沉疴，西汉末年的历代皇帝也一定试图挽救危亡，毕竟，帝国是一家一姓之天下，鱼死网破对大家都没有好处。

    汉武帝死后，汉昭帝、汉宣帝一直都在努力。

    人们往往认为，封建皇权最黑暗、剥削最残酷的时候，就会激化社会矛盾，引发反抗，最后，这个黑暗的封建王朝就会灭亡。我想告诉大家：封建皇权的灭亡，不可能从最坏开始，更不可能在最坏的时候发生。

    恰恰相反，一个王朝的覆灭，往往是从试图逐渐变好开始。

    最坏的封建统治者只能播撒仇恨的种子，相对宽松的统治环境才能让种子发芽、开花、结果。比如，在汉武帝刘彻鼎盛时期，别说造反，就算封疆大吏想成为富人也绝无可能。此后，汉武帝末年以及昭、宣两朝，又恰恰是统治者试图变好的时期。尤其是汉宣帝刘询，他甚至宣布自己不再修建陵墓，只在汉武帝陵墓边上选择了一个宫人的陵寝作为墓地。

    登基之前，刘询只是一个被废黜的皇族，在这位平民皇帝眼中，豪强因为有钱才能强抢农人土地，农人才变成流民。直觉告诉他，没有货币，就不会有土地兼并。汉宣帝刘询于是想到了一个新的方法：帝国将不再铸造新的货币，任由原有货币在流通中逐渐消亡。

    所以，刘询的货币政策非常离谱。

    汉宣帝在位二十五年，史书没有一次铸币记录，在他对奏疏的批注中，却不止一次出现类似的话：国家没有货币，豪强也就失去了兼并土地的手段，天下自然太平。

    国家不铸钱、民间不准私铸，二十五年间铸币没有丝毫增加。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国家完全停止了货币供应。结果是必然的：物价暴跌，一跌就是二十几年，这就是传说中的通货紧缩。

    宣帝元康年间，关东平原的粮价降至“谷石五钱”、每亩土地价格不足三十钱；边远地区的粮价也不过是八钱一石，土地更是降到了二十钱一亩。这是整个西汉历史上最低的粮价和地价，甚至低于辉煌的“文景之治”。

    正是基于这些原因，有人将汉宣帝刘询在位时期称为“宣帝中兴”—一个没有金钱的世界，将是一个清平的天下。

    我要说，汉宣帝这种认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对的。只是，治疗这个病症，实在不应该使用通货紧缩的药方。货币的作用不仅仅代表生产剩余，也代表其他资产。

    例如，在没有创新的时代，货币也可以代表土地价值。

    或者也可以这样说：官家垄断了煮盐、采矿、冶铁、运输、酿酒等几乎所有创新行业，投资土地就是最安全、最保值、最有效的渠道。相对而言，最简单的产业创新都需要一点一滴地积累，吸纳货币也就需要相对较长的时间；土地是高价值资产，吸纳货币的速度、能力都远高于创新产业。如果货币不能流向高利润的创新产业，只有依靠土地才能转换为财富（也许是泡沫），就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货币投资于土地→土地成为吸纳货币的重要渠道→刺激货币进一步流向土地→土地兼并→货币再投资于土地无疑，在这个循环中谁拥有更多的货币，谁就可以拥有更多的土地。

    通货紧缩使得每一个人手中的货币都升值，货币越值钱，农人的境遇就越悲惨。

    通货紧缩也进一步强化了官家豪强的货币优势，这些人又非普通货币持有者，他们会连骗带抢地剥夺百姓土地。要知道，土地本不是普通商品，在农耕时代是绝大多数人维持生计的唯一本钱。失去了安身立命之本就会产生大规模流民，所以，无论汉宣帝多么节俭，也无论他多么努力，汉宣帝年间都是汉朝流民最多的时期之一。

    当然，通货紧缩还带来了另外一个后果，就是小农的赋税负担陡然加重。皇权的经济基础从来就不是也不可能是封建官僚集团，只有小农才能为皇帝提供赖以生存的税赋资源。所以，从刘邦、吕后开始，汉家皇帝从来不承认超过秩级的官僚可以超量占有土地。

    不承认官家豪强抢占土地的另一层意思是：郡县户籍是给定的，税收不可能减少；豪强抢占土地，法律却不承认事实，豪强当然也就不用为这些土地缴纳赋税。

    问：这些赋税从哪里出？

    答：残存的自耕农要替流亡的农人纳税，包括逃亡人口的徭役。

    宣帝年间，官府强令小农以货币缴纳赋税，而且只收足值的五铢钱。于是五铢钱经常被凿出几个缺口以盗铸货币，两枚破钱往往才能换得一枚完好的五铢钱。按《盐铁论》的估算，汉昭帝末年农人的赋税就已经高达50%，如果加上宣帝年间的通货紧缩，黎民百姓的赋税应该占所有收入的70%以上。

    结果：辛苦劳作，不能保住性命；相反，只要把土地送给豪强，也就逃掉了国家的赋税和徭役。

    货币确实越来越少，反而加速了小农破产。面对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和流民四起，汉宣帝刘询开始以更为残暴的方法剥夺豪强土地，即“迁徙豪强”。

    汉宣帝地节元年（公元前69年），迁七十万人入平陵，其中就包括两个宰相之家、一个博士之家、一个太守之家；

    汉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再迁三十万人进入平陵，这一次包括当朝丞相、将军、列侯和一批两千石的官吏。

    “迁徙豪强”的原意是官家豪强只能带走动产，留下来的土地可以重新分配给小农。

    可是，官家豪强本就亦官亦商，他们既是政策的执行者又是政策的剥夺对象，怎么可能自己剥夺自己？本来，流民流窜到人烟稀少的地方还有一丝活路，豪强的到来让边穷地区也出现了极为严重的土地兼并，流民终于无处可以流窜。

    当然，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此时豪强已经与官吏完全合二为一了。尽管汉宣帝非常努力，可是，官家豪强势力不断壮大，皇权和农民却同时衰微。

    1978年，河南省唐河县一座西汉末年的古墓重现人间，这座古墓的主人是“大尹冯君孺”。当时，“大尹”不过是一个和郡守平级的官员，年俸在两千石左右。然而，这座墓葬的豪华却让所有考古学家吃了一惊：墓形制仿照诸侯，实际面积又远远超过了文景时期的同姓王，当地人把这个汉墓群叫作“九冢十八塔”。

    墓地如此“超标”，在西汉可是灭族之罪，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个“冯君孺”受到了惩罚。此时，封疆大吏已经控制了属地的方方面面，他们甚至开始在自己属地境内修筑城池、修缮甲兵，理由很充分：防范流民作乱。

    汉宣帝之后，《汉书》再无迁徙豪强的记录，可能皇室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了。官僚蛀空了帝国财富，也剥夺了皇帝权柄。

    汉哀帝年间，御史大夫鲍宣曾经为末世王朝作了一个精辟的总结：民有“七死七亡”。“七亡”如下：

    水旱灾害，百姓破亡；

    毫无顾忌的赋税（以货币缴纳），百姓破亡；

    所有公务都成为中饱私囊的工具，百姓破亡；

    各级官吏贪得无厌，百姓破亡；

    徭役使农桑失时，百姓破亡；

    最底层的流民也经常把村民赶去干活，百姓破亡；

    盗贼劫掠，百姓破亡……

    “七亡”之外还有“七死”酷吏殴打死、徭役劳累死、冤狱恶搞死、盗贼杀死、互相斗殴死、饿死、瘟疫死。鲍宣感叹，百姓有十四种死法，却没有一条生路，国富民强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

    汉宣帝之后，元、成、哀、平四朝仅五十三年间，《汉书》记载了十六次流民大爆发，动辄“百万”的流民游荡于广袤富饶的关东平原，却得不到维持自己生命的一点财富。

    汉元帝年间，丞相匡衡一人占有良田达三十五万亩之多；汉成帝年间，河南地区发生水灾，出现了“人相食”的惨剧；

    汉哀帝年间，朝廷抄没大司马董贤家产，现金竟高达四十三亿个铜钱，折合今天的人民币大约一百一十亿元，而这位董贤入朝当值仅仅两年。

    结果就是：汉平帝年间，愤怒的长安市民烧掉了汉武帝刘彻的坟墓，火光照亮了未央宫。

    此时，官僚集团的势力超越了皇权，皇帝转而要仰官家豪强鼻息。这种现象在秦汉之前的历史中从来没有发生过，帝国的崩溃，已经只是时间问题……

    王莽古钱的奥秘

    最终，王莽未能培养出足以抗衡官家豪强的力量，抢劫政策的推行者仍旧是官家豪强。土地仍在官家豪强手中，封建官僚是地方豪强，地方豪强就是封建官僚，怎么可能依靠他们剥夺自己的土地？

    在风雨飘摇的乱世，一位儒生以高尚的道德显得卓尔不群，他感动了帝国全体臣民。这个人，就是今天京剧中的大白脸—王莽。

    在官家豪强把炫耀财富视为人生乐事的西汉末年，王莽身为大司马，妻子却只穿布衣；后来，王莽被封安汉公，依然坐在一辆瘦马驾驭的破车之中，从来没有纳妾。

    在官家豪强当道的西汉末年，王莽退还了朝廷封赏的两万五千六百顷土地；

    女儿成为汉平帝皇后，皇室送给王莽两万斤黄金、两亿个铜钱作为聘礼，而王莽仅仅拿了四千万个铜钱，其余都送给了灾区的黎民百姓；因为，王莽认为自己是功臣之后，只有百姓丰衣足食，自己才有资格接受封田和财富。

    在官家豪强当道的西汉末年，王莽却责令自己的亲生儿子自杀，只是因为他杀死了一个奴婢，当时奴婢的一条命不值一头耕牛；王莽的侄子也在杀人后被逼自杀，而这个侄子的母亲—王莽的嫂子，曾经一手把王莽抚养成人。

    无论后世如何评论王莽的上述事迹，《资治通鉴·汉纪》已经为我们记录下这样一组数字：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朝廷一共收到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份上书，无论王侯、列侯、宗室、庶民，大家都要求汉帝国禅让皇位给这位当世道德楷模。考虑到当时识字以及有能力刻竹简的人数，这个数字应该几乎囊括了所有的文化人。

    举国拥戴之下，汉帝国初始元年（公元8年），王莽废黜西汉末代皇帝孺子婴，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新”。

    王朝更替没有祸害百姓，甚至没有人流血。

    现在，道德楷模成为皇帝。官家豪强之所以强横，不就是因为有钱吗？王莽想到了一个绝妙的法子，试图以货币改革剥夺豪强的所有财富。

    汉帝国居摄二年（公元7年），王莽在摄政的时候就推出了第一次货币改革：在五铢钱之外，增发“大泉”和“错刀”两种货币。每枚大泉重十二铢，可兑换五十枚五铢钱；两枚错刀可以兑换一斤黄金，为期一年，过期不候，所有黄金届时不再流通，一律没收。

    王莽的算盘打得很精明，百姓手里只有五铢钱，官家豪强手里才有黄金。新的货币制度，既保证了普通百姓不至于受盘剥，又能掠夺豪强。名义上，还以错刀的形式保留了豪强手中的财富，反抗不会过于强烈。

    一年后，王莽弄到了七十万斤黄金，官家豪强手中的财富变成一堆无用的刀币。

    而且，王莽还有后招。

    从武帝元狩五年到汉平帝即位（公元前118～公元1年），约一百二十年间官府累计共铸造了二百八十亿枚五铢钱。如果按照大司马董贤的搂钱速度计算，绝大部分五铢钱应该也留在了豪强手中。百姓都成为奴婢、流民了，手里又怎么可能有余财？

    王莽接着推出了第二次货币改革，新朝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王莽再次下令更改帝国币制。

    在诏书中，王莽坦言当时的社会状况：

    天地之性以人为贵，现在，豪强有千万顷良田，百姓无立锥之地，贫者父子终年劳作却不足以保住头颅，生活在牛马栏中的百姓经常卖妻卖子，这种“悖人伦、逆天心”的情况已经让人忍无可忍！

    所以，王莽也毫不隐瞒自己的意图：“刘”字的繁体（刘）拆开看就是“金、卯、刀”三个字，刘姓王朝代表着贪婪；现在，汉朝已亡，新朝已立，货币改革就是为了剥夺刘氏皇族的财富。

    王莽下令，废黜所有流通中的错刀和五铢钱，改为发行“大泉”、“小泉”作为货币，一枚五铢钱可以兑换一枚小泉。同时，王莽宣布，天下缴纳赋税都要以小泉计算。

    我是天下最有钱的人，我就可以指点江山！

    有了钱，王莽有了充足的信心，第二次币改当年，王莽在中国封建社会第一次推出土地公有制：废黜土地私有制，所有土地全部属于国家，一律更名为“王田”；因此，任何人不得买卖“王田”；不满八口的家庭占田不得超过百亩，其余田地要分配给邻里乡亲；至于无田无地的流民，朝廷将按汉初吕雉时代的制度每家授田百亩。

    这就是王莽新朝最着名的“王田制”。

    —往好处说，“王田制”是为了遏制土地兼并。确如王莽所见，贱买、强买是官家豪强兼并土地最常见的方式，根治土地兼并，不仅要弄走官家豪强手中所有的钱，还要从根本上彻底废除土地私有制。

    —往坏处说，“王田制”和汉武帝刘彻的“算缗令”一样，是赤裸裸的抢劫。“算缗令”只是剥夺百姓，“王田制”却是抢劫官家豪强；“算缗令”只是要求天下百姓捐出财富的一部分，“王田制”却是在抢钱之后又抢土地，要钱又要命。

    王莽确实已经削弱了官家豪强的经济实力，也建立了自己的货币储备，胜利似乎唾手可得。但是，王莽没有看清楚谁是自己的敌人，更没有找到自己的朋友。

    王莽要推行他的改革政策，不可能依靠农人对土地的渴望，他甚至不太可能依靠这些人。最重要的是，他需要有忠于自己的干部队伍。王莽的“粉丝”可以是黎民，干部队伍却绝不能是这些人，黎民要是有能力抗衡官家豪强，也不至于混成流民。王莽的干部队伍，必须同样是一批有治世之才的封建官僚，只有他们才有实力对抗同样有能力的官家豪强。

    然而，王莽抓干部建设的能力让人实在难以恭维。

    这位儒生皇帝把大多数官吏的名称换了一下，绝大多数官僚只是“新瓶装旧酒”。

    最离谱的是，王莽正式授予郡级最高行政长官（牧）军事指挥权，等于承认了官家豪强可以拥有军队。王莽确实也亲自提拔了一批人，比如孔光、刘歆、哀章。这批人原本都是提笔写字的儒生，毫无从政经验，秉政十多年最大的成绩就是编纂了诸多儒家典籍。焚书坑儒后多数儒家经典都是在王莽时代恢复的。

    或许是王莽改革之心过切，或许是王莽太迷恋儒家学说，或许是王莽开始迷信皇权的威力，以为自己无所不能……

    最终，王莽未能培养出足以抗衡官家豪强的力量，抢劫政策的推行者仍旧是官家豪强。土地仍在官家豪强手中，封建官僚是地方豪强，地方豪强就是封建官僚，跟迁徙豪强一样，怎么可能依靠他们剥夺自己的土地？

    在官家豪强眼中，王莽根本不是帝国体制的支撑者，当官只是借助帝国权力掠夺财富罢了。现在，王莽的朝廷诏令却是剥夺他们自己的财富，这样的命令当然要互相推诿，新朝行政立刻陷入瘫痪。

    按汉朝典制，每逢新皇登基、改年号这样的大事，都要释放犯人，新莽朝的官吏却根本不告诉囚犯大赦消息，无罪之人也经常在监狱里一关就是几年。因为人命关天，这些权力都可以替代货币向黎民百姓讹诈土地……

    看到改革政策难以实行，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王莽推出了第三次货币改革—“宝货制”，试图彻底摧毁官家豪强的经济基础。

    “宝货制”是世界货币史上绝无仅有的货币制度，包含一种金币、两种银币、四种龟壳、五种贝壳、六种铜钱、十种布币，总计二十八种货币。在兑换比例上，一枚龟壳最高可以兑换两千一百六十枚铜钱、一枚贝壳最多可以兑换两百一十六枚铜钱。

    王莽的本意，可能是托古代西周货币制度，以龟壳、贝壳这些不值钱的东西再次打击官家豪强。

    货币的职能是价值尺度、财富贮藏和支付手段等。不用说二十八种货币同时流通，单百姓手中日常使用的布币就有十种之多，其中，幺布和小布重量比例实际为16∶15，名义价值却是2∶1。

    这样的货币制度，不用说抢夺别人的财富，在实际中根本就不可能得到执行。

    所有人都想赚钱，而以龟壳、贝壳换钱实在是一本万利的生意，严峻的刑罚也没有挡住人们对财富的追求，新莽朝出现了严重的“伪造货币”问题—如果龟壳、贝壳能称为货币的话。

    更糟糕的是，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也就是王莽第三次币改的第三年，汹涌的黄河在魏郡溃决，泛滥清河郡以东数郡；同年，黄河沿岸各郡发生了严重的蝗灾。

    在物资本就极度匮乏的新朝，再次爆发了极其严重的通货膨胀，以黑市五铢钱计算，关中平原的谷物价格已经上涨到万钱一石，是汉宣帝年间的一百倍。

    《汉书》这样描述当时的年景：富贵之家还可以坐卖田宅应对灾荒，黎民只能坐在街道上哭泣，被饥饿和贫穷折磨，饿死者十之八九，再次出现了“人相食”的惨剧……

    任何时代，货币制度都是统治者权威的象征，币值稳定则统治稳定，反之则社会动荡不安。“宝货制”巨大的缺陷给天下黎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王田制”又不能让百姓真正得到土地，人们在一点一滴中渐渐丧失了对新朝的信心，没有人知道，这位儒生皇帝要把帝国带向何方。

    抢占官家豪强的财富，王莽彻底得罪了官僚；“王田制”未能让天下苍生真正得到土地，王莽更是得罪了天下黎民。从此，改革再无朋友，只剩下敌人，民间开始流传“黄牛白腹，五铢当复”的民谣……

    “宝货制”实行一年后，王莽终于承认了自己的失败，宣布允许买卖“王田”，再次承认了土地私有；

    天凤元年（公元14年），废除“宝货制”，罢金、银、龟、贝四种货币，朝廷只发行货布和货泉，货布重二十五铢，货泉重五铢，等于恢复了原来的汉朝五铢钱。

    如果到此为止，新朝或许还能像后来的东汉一样苟延残喘。可是，王莽真的是很不幸…

    从始建国三年黄河闹水灾开始，一直到王莽灭亡，黄河就再也没有消停，有文字记载的大水灾就有十三次之多。最后，黄河改变了河道，入海口由天津改为山东半岛。

    于是，我们才看到了今天的黄河。

    这是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最凶猛的水灾，大家可以想象，黄河平地搬家是一种什么样的灾难。洪水遍及今天河南、山西、山东、河北、天津等省份，其中，山东夹在新旧两条河道中间，受灾最为严重。在水利工程匮乏、道路并不畅通的古代，无论官家豪强还是平民百姓，基本都断绝了生路。

    一次偶然事件点燃了仇恨之火。

    王莽废除“宝货制”当年，琅琊海曲（今山东日照）县令诛杀了一个因小罪获刑的吕氏豪强。此后，吕氏家族纠集几千人杀掉了县令，又集合源源不断的流民，农民起义爆发了。后来，这些流民在自己前额抹上红色，以区别同样穿着破烂的官军，他们就是“赤眉军”。

    疲敝的新莽帝国已根本无力应对如此大规模的战争，何况赤眉军与王莽军在昆阳决战的时候，王莽的精锐部队正在北部与南匈奴苦战……

    与大家想的不一样，最后攻破未央宫的并不是赤眉军，而是长安城内的一批地痞流氓。“城中少年”（《汉书》给无业游民的雅称）朱弟、张鱼等人在狂欢式的抢劫中引发了长安城骚乱，人群冲向了未央宫。

    最后的时刻，王莽身着朝服在未央宫中平静地等待死亡，他的身边还有同样盛装的一千多名公卿大臣。请注意，陪王莽一起等死的不是普通士兵，而是朝臣。如此多的朝臣心甘情愿为一位末代王朝的皇帝殉葬，过去从来没有，之后也再未发生。

    最后，骚乱者以斧头劈开了未央宫宫门，王莽被愤怒的人群乱刃分尸。王莽死后，这片土地陷入史无前例的混战之中……

    东汉年间，在班固所着的《汉书·王莽传》中，王莽被贬成一个篡位者、野心家、暴君。然而，英国《剑桥中国通史》却给王莽以最高荣誉，认为他是中国古代最杰出的帝王；民国时期，胡适更是将王莽评价为“中国古代空想社会主义者”。我们不想在这里争论王莽身后的是是非非，只是以马克思的话为王莽作出结论：“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

    小结：财富的循环

    皇权只有借助封建官僚才能统治整个帝国，但是封建官僚自身就是一个强势分利集团，他们会借助手中的权力疯狂掠夺帝国财富。皇权根本就无法彻底遏制这种掠夺，毕竟联系皇权和封建官僚的纽带恰恰就是掠夺财富的权力。

    现在，让我们来回顾西汉帝国由弱变强，再由盛转衰的循环，一条清晰的财富生产、转移轨迹呈现在我们面前。

    刘邦消灭了强势的异姓王，同时分封了弱势的同姓王，实现了帝国管理制度创新。在吕雉和同姓王的竞争中，双方都信奉清静无为的黄老之术，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农耕经济创造了巨大的财富；放开经济管制，一批冶炼、商业、运输、畜牧、渔业等新兴行业崛起，帝国经济前景充满活力。

    此时的汉帝国既有产业创新，又有制度创新，无论国家还是普通民众，焉能不富？

    “文景之治”时期，汉帝国的工商业迅速发展。正是凭借从商税中获得的实力，汉景帝攫夺了同姓王的权力，彻底消灭了其对皇权的威胁。

    汉武大帝迅速花光了四代君王的积蓄，便想通过铸币聚敛天下财富，超级通胀使得敛财手段失效，于是把手直接伸向了所有产业。管理天下产业需要一批人，一旦官商成为一种势力，帝国政府就会凭借几何级数式扩张的实力不断蚕食社会财富、挤压小农的生存空间。

    然后，失去了正常发财手段的帝国精英成为豪强，也挤压掉了小农身上残存的最后一口气息。

    无论汉武大帝多么贪心，也无论他多么有权势，在某一个时点上社会财富的总量必然是有限的，必须留出让全社会人继续生存的财富，也就是马克思所谓的“必要劳动时间”社会最底层必须能维持自身和家庭的生存。

    然而，参与掠夺的绝非汉武大帝一个人，封建官商不但不靠生产就能获得财富，而且还占有了帝国绝大部分财富，此后所有赚钱的途径都必须依附于这个强势集团。

    强势分利集团完全不遵守财富规则，最终，掠夺超出了帝国居民承受的极限，人们失去了土地、失去了工作、没有能力组建家庭，最终成为流民。

    整个循环的逻辑是：帝国抢占富人产业→富人把小农从土地上挤走→封建官商又从土地上挤出了富人→富人中的强者成为黑势力→小农成为流民……

    最终结果：国弱、民贫，唯独官富。

    皇权一旦使所有社会资源都匍匐在自己脚下，封建官僚就会在瞬间吸干帝国的经济血液，无论皇帝、黑势力还是黎民百姓，都没有力量遏制这头怪兽。武、昭、宣三朝，皇权同样以各种残酷的手段镇压官僚集团，但是，皇权始终只能依靠一批官僚去镇压另一批官僚。汉宣帝错误地执行了通货紧缩政策，为官家豪强兼并土地提供了一把货币铸造的利刃。最终，皇权丧失了与官家豪强博弈的能力，元、成、哀、平四朝，封建官僚像病毒一样吞噬了帝国整个机体。

    正是看到问题的症结所在，王莽才终其一生锐意改革，晚年更是“常御灯火至明”。

    他试图以货币改革掠夺豪强财富，以皇权作为强大的后盾再次将帝国扳回“耕者有其田”的轨道。只是，王莽不能也不可能化解官僚利益与“天下大同”理想之间的矛盾，他所有的努力都无法挽狂澜之既倒、扶大厦于将倾。

    西汉帝国缔造了一个“皇权—封建官僚—小农”的社会体系，这个社会体系成功地取代了西周以来的“封君—封臣”体系。与“封君—封臣”体系一样，这个统治框架也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皇权只有借助封建官僚才能统治整个帝国，但是封建官僚自身就是一个强势分利集团，他们会借助手中的权力疯狂掠夺帝国财富。皇权根本就无法彻底遏制这种掠夺，毕竟联系皇权和封建官僚的纽带恰恰就是掠夺财富的权力。最终，封建官僚对财富的掠夺将成为帝国难以治愈的沉疴。

    西汉帝国完整演绎了上述流程，流程的开始是“均田制”，流程的结束是普通人变成流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西汉历代帝王甚至使用了迁徙、杀戮等极端的方式打击封建官僚，然而，所有的措施最终又都为封建官僚所利用，成为他们抢劫财富的利器。这是一个加诸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封印，无论多么伟大的王朝都在这个封印之下灰飞烟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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