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灵帝开始，朝廷中枢再次铸造四出五铢应对日益浩繁的军事开支和地震救灾。四出五铢属于足值货币，不可能在短期内获得巨量财富，无奈之下，汉灵帝开始卖官搂钱，不仅为自己留下了千古骂名，也让军阀统治权变得名正言顺。

    无官的世界

    东汉建武年间，刘秀裁撤了全国90%的官僚，全国三分之一的县根本没有县令。至于盐铁官营、平准均输、冶铁铸币，刘秀确实没有明确废黜，这些衙门却根本无人办公。

    赤眉军在中原大地四处游荡的时候，官家豪强也在欢呼雀跃，谁能在纷纷乱世组织一支强有力的军队，谁就是帝国未来的主人。赤眉军流窜到南阳地区，当地官家豪强立刻表示热烈欢迎，并为流民提供了最需要的物品—粮食（吃不饱，只能凑合活下去）。当然，官家豪强也毫无悬念地取得了起义军领导权，自此，他们在史籍上有了一个新名字—“豪强军阀”。

    优雅的中国古文这样描述类似的场景：“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直白的翻译只需要四个字：天下大乱。

    豪强军阀就是传说中的土匪，从王莽被杀到汉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中原大地先后出现了十一个皇帝。很难分清这些人哪个是真的皇帝，哪个是真的土匪，或者，皇帝本就是土匪，土匪当大了就成了皇帝。

    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斯曾经比较过国家与土匪。他认为，国家和土匪本质上是一样的，大家都以暴力为基础进行抢劫，土匪抢钱，有去无回；国家抢钱，有去有回。

    土匪也可变成国家，只要能保护黎民百姓不让别的土匪抢劫……要成为最牛的土匪，就得有最多的钱，有钱才能招兵买马、铸造刀枪、打败其他土匪。

    所以，各路土匪都想让自己更有钱。

    如果没有钱，也可以自己造。

    王莽死后，南阳的刘伯升和蜀地的公孙述领导着最大的两伙土匪，他们几乎同时推出了自己的货币制度—“铁钱”，这也是中国货币史上第一次出现铁质货币。

    铁钱，顾名思义就是用铁铸造的钱。

    在金属货币时代，货币实际价值必须与面值相当，否则不但会引起物价暴涨，甚至有可能让经济退回到实物交换时代。

    铁钱，就起到了最坏的作用。

    铁钱根本就不是钱，铁也根本不值钱。刘伯升、公孙述在自己的领地上以铁钱向百姓换取各种战略物资，不接受铁钱的人将被处死。一般黎民拿到铁钱之后并不能用于交换，南阳和蜀地偌大的地盘，能用铁钱的只有他们两个人。铸造铁钱，是典型的“有借无还”的土匪行为，鬼知道你什么时候被打跑，留下来的这些铁钱能不能继续使用。

    刘伯升、公孙述都是有去无回的土匪，只拿钱，不办事。东汉的创立者刘秀不一样，他是那种“有去有回”的土匪，也没有铸造铁钱。

    至于刘秀没有铸造铁钱的原因，很搞笑，不是不想铸钱，实在是没有足够的实力逼迫人们用铁钱。

    刘秀的地盘实在是太小，只局限于洛阳一隅，如果强行推行铁钱，恐怕连这块地方都守不住。刘伯升推出铁钱之后，刘秀也想铸造铁质货币，手下谋臣邓禹曾劝谏刘秀：“将军想图一时之利，还是图万世之利？铸造铁钱只能图一时之利，您不能以一时之利坏了万世之利。”

    不能铸造铁钱，又造不起铜钱，刘秀只能放任民间私铸货币。”

    尽管私铸货币重量可能轻些，但与土匪的铁钱相比，还是私铸更靠谱。因为，民间交易向来不承认铁钱，要想让钱花出去，起码得是铜币。在刘秀管辖的地方，谁有足够的财富，谁就可以私铸货币，绝对无人追究。

    相对优秀的货币制度之下，洛阳一带成为西汉末年商品和粮食集散地，刘秀也把辖地逐步扩充到了河北、山东。这里要说，刘秀控制河北、山东，不是因为自己实力增强，而是因为这两个地方受灾最重、流民最多，谁也不想沾手。

    洪水不辨穷富，也分不清黎民百姓和官家豪强，滔天巨浪让所有财富都化为乌有。

    当洪水退去，官家豪强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留下了大片无主土地，也留下了“重连”、“铁胫”、“大枪”、“上江”、“青犊”等五十多支赤眉军。

    这些队伍的名字听起来还蛮威武，其实，他们只是无家可归的流民。或者说，真实的赤眉军根本不是军队，大多数情况下是全家扶老携幼一起出动，官军只需要几百人就能打跑上千、上万甚至是十几万的赤眉军。王莽的军队之所以败给赤眉军，是因为赤眉军的流窜目标不是作战，而是吃饱肚子。黎民就是赤眉，赤眉就是黎民，王莽既然不可能杀尽天下黎民，当然也就消灭不了赤眉军。

    刘秀对付赤眉军的方法颇有空手套白狼的感觉，他向这些流民队伍宣布：自己将把山东、河北的无主土地分配给赤眉军战士，每家可以得到土地七十亩。对纯粹的流民而言，刘秀的实力还是比较强大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抗衡其他土匪。

    有了土地，谁也不愿意四处流窜作案。结果，刘秀不但获得了一个稳固的根据地，还从流民中选拔强壮男丁充实了自己的军队。

    随着实力不断提升，公元25年刘秀称帝，改元“建武”。

    刘秀本人就是官家豪强，自然知道官府盘剥小农的种种伎俩。正是因为看到封建官僚体系对西汉帝国的危害，刘秀才推出了史无前例的封建官僚制度—既然封建官僚危及统治，就干脆尽量不要官僚好了。

    西汉地位最高的官僚是“三公”—司徒、司马和御史大夫，刘秀虽然也设置了“三公”，给“三公”年俸万石的待遇，但是，东汉“三公”没有任何实权，所有实权都交给皇宫内朝的“尚书台”。如果硬套级别，“尚书台”最高领导大概相当于正处级，年俸不过六百石。建武年间，“云台二十八将”①之一的李挺担任司徒，由于没有事情做，李挺愤然请假一年。对此，刘秀非常高兴，马上准假，并赐给李挺黄金，让他在家安心养病。

    这种“高位虚权”、“实权低位”的制度让所有官僚都非常难受，高位之官员没有实权，实权官员品级又实在太低，大家捞钱的难度都大大提高。

    东汉建武年间，刘秀裁撤了全国90%的官僚，全国三分之一的县根本没有县令。

    至于盐铁官营、平准均输、冶铁铸币，刘秀确实没有明确废黜，这些衙门却根本无人办公。

    国家税收方面，称帝之前刘秀在自己的地盘上执行“什一之税”，称帝之后则恢①刘秀打天下的过程中，麾下有二十八位最着名的将领，刘秀称帝后，人们称他们为“云台二十八将”，比如《东汉演义》中的马武、岑鹏。

    复了“文景之治”的“三十税一”。对刘秀来说，他没有多少官僚需要养活，士兵都回老家种地了，他自己也厉行节俭，确实不需要多少钱。弥留之际，刘秀留下了这样的遗诏：我活着对天下百姓毫无益处，所做的一切也不过是模仿汉文帝刘恒，我死之后一切务必从简，正部级以下官员不得守丧（按以往惯例，通常是全国守丧），不得将我的死讯传达至郡县。

    《后汉书》用了一个精准的词描述了刘秀的政策—“息民”。

    事实证明，一旦摆脱了封建官僚的束缚，中华民族的创新能力就是惊人的。建武年间，东汉以极快的速度恢复了生产，创造了令世人惊叹的“光武中兴”。

    《后汉书》这样记述这个时代：天下再无征战，朝廷也恢复了对西域的管辖；人们再无徭役，乡间没有盗贼，村落里晚上也不用闭门；粮食连年丰收，家家殷富，牛马在田野里四处游荡，也不用担心被人牵走。据《齐民要术》记载，东汉时代农作物种子与原粮产出比为60~80∶1，远高于西欧中世纪的4~5∶1。遗憾的是，尘封的故纸堆没有为“光武中兴”提供更多的证据。

    非常幸运，今天，我们有了现代考古学。

    与“文景之治”相比，东汉初年的墓葬数量更丰富，墓葬的主人也从大官僚变为民间富豪甚至普通黎民。今天，古墓重见天日，为我们揭开了那段尘封两千年的历史。

    汉光武帝年间，人民生活逐步丰富起来。1973年，浙江海宁出土了一个东汉墓葬群，墓室中的壁画为我们描绘了墓主人车马出行、宴饮、炊厨和舞乐百戏的盛况。

    汉光武帝年间，畜牧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1955年，湖南长沙3号东汉古墓出土了一个养鸡坊模型：这是一个狭长的鸡舍模型，鸡舍中又有几十只鸡陶俑，有的鸡站在室内，有的鸡则把头伸出窗外。这是养殖理论中典型的“圈养”，家禽很少能自由行动，所以育肥速度更快。

    汉光武帝年间，会稽、江陵等长江沿岸城市成为举世闻名的造船中心。建武九年（公元33年），刘秀讨伐蜀地公孙述，《后汉书》记载，刘秀派出了数千艘几层楼高的战舰，可见东汉初年造船业之发达。长沙203号东汉墓的陪葬品中有一个长达一百五十米的木船模型，船舵装有宽大的舵叶，船舵也可以自动提起进入船身，模型本身就是一艘庞大的舰船。

    汉光武帝年间，陶瓷业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发展。当代，江苏、湖南、江西、湖北、广西、贵州都曾有大量的东汉瓷器出土，这些瓷器胎质白嫩、细腻致密，质量远高于元、明两代。现代科技已经证明，只有在一千三百摄氏度以上的高温中才能烧制出这种瓷器，至于当时东汉陶瓷业究竟使用什么技术达到如此高温，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令人无比困惑的是，东汉如此发达的商品生产，却极少有官方铸币记录；刘秀一生仅在建武四年（公元28年）铸过一次五铢钱；此后，东汉十二帝前后一百九十六年，只记载了两代帝王五次铸币，其中，四次是汉灵帝，另一次是董卓铸小钱。

    官方铸币如此稀少，东汉又绝无铜钱匮乏之虞。

    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南阳郡发生地震，在这场惨烈的自然灾害中很多家庭断门绝烟。地震之后，东汉朝廷出面为无人送葬的罹难者办理了丧事，并为每个普通人提供了三千枚铜钱作为殉葬品。

    1976年，浙江绍兴南钱清公社在一个东汉墓葬中出土了三十三万枚铜钱，总重为一吨。如此数量之货币作为随葬品，在任何一代盛世都极为罕见，而南钱清汉墓绝非唯一以巨量货币作为随葬品的东汉墓葬。

    一般来说，随葬品是人们日常生活用品，希望死者能在另一个世界继续使用这些物品。既然货币成为日常随葬品，那么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就一定经常使用货币。

    官方没有铸造货币，这些铜钱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答：民间私铸。据彭信威先生考证，东汉一朝民间私铸货币总量应在三百亿枚左右。

    出土的东汉货币证实了我们的观点。东汉初年的铜钱，形制虽然仍是“五铢钱”，重量也在四克左右，但是，制造技术却比“赤仄五铢”和“上林三官五铢”差了很多，铜材也不再是紫铜，明显不是官家铸造。

    汉光武帝、汉明帝、汉章帝三代，前后六十四年，物价稳定，每石粮食的价格只有二十钱，已经低于西汉“文景之治”的水平。然而，货币最好的投向却不再是土地，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人们有了更为赚钱的陶瓷业、造船业、畜牧业……

    此时，铸币权已经重回民间。我们有了创新产业、有了遨游黄河的舰船、有了自由铸造的货币，只要我们再向前走一步，可能就会率先走进海洋、走向世界。

    然而，历史有时候让人感到无比困惑……

    钱断桃花源

    为一劳永逸地解决西羌问题，汉安帝刘祜举全国之力对西羌发动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与汉武帝直接派兵征伐匈奴不同，汉安帝无论是征发士兵，还是屯兵边境，都要依靠富可敌国的坞堡。

    西汉末年，天下大乱。人们以血亲为联系建立城堡，以宗族的力量对抗流民、官僚甚至皇权。人们生活在城堡之中，耕地围绕着城堡，一旦有事可以迅速回城堡组织防御。这种城堡叫作“坞堡”，是东汉最基础的社会细胞单元。

    某种意义上，正是有了宗族对人民的管理，东汉政府才不需要这么多官僚。当代中国乡村就起源于这个时代，现在绝大多数汉族村落仍旧以姓氏命名，比如，陈庄、杨庄，原型就是东汉时期的坞堡。

    《后汉书》记载，西汉末年有一个叫田畴的书生，他在同姓中有着很高的威望。

    看到中原遍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人烟”，田畴带领族人在徐武山找到一块盆地，披荆斩棘、凿井筑屋，自此，田姓人家在这块盆地中过起了与世无争的农耕生活。

    看到这里，大家可能想到东晋陶渊明一篇着名的散文，那也是千百年来中国人的理想—《桃花源记》。坞堡就是《桃花源记》的原型，只不过“桃花源”远非与世无争的人间仙境……

    “坞堡经济”是一种典型的私有经济，竞争和剥削的残酷性丝毫不亚于西方世界原始自由竞争时代。

    为了理解这个时代，我们首先介绍当代经济学的一条公理性假设：资源稀缺。强调一下，这个不是假设，而是血淋淋的事实。所谓资源稀缺，直白的解释是：生存在这个世界上，钱不好赚。

    东汉时代赚钱就更不容易，当时人类开发资源的手段极为有限，为了生存下去，个人、每个家庭、每个宗族乃至每个民族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就有纷争。与小农家庭相比，坞堡无论在生产、分工还是对抗官府的能力方面，都比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高很多。

    正因为能力强，竞争也更为残酷。

    光武、明、章三朝，在残酷的竞争中，一些坞堡衰败了，也有一些则更加强盛。东汉帝国社会财富总量已经远远高出西汉时期，坞堡的经济实力也远远超过了西汉的官家豪强。西汉中期拥有超过万顷土地的大豪强已经非常罕见，东汉中期坞堡却往往占据一两个郡，其财富总额足以令人咋舌。

    《居延汉简》这样记载当时的大坞堡主：他们的房屋连接成片，肥沃的田地遍及郡县，仓库已经装不下他们的奇珍异宝，山谷已经装不下他们的牛羊……

    既然是竞争，就一定会有失败者。换句话说，竞争一定会产生贫富差异。一旦胜负已分，接下来的竞争中将贫者愈贫、富者愈富，最后产生极度贫富分化。

    汉章帝以后，坞堡之间的竞争已经经历了一百多年，桃源不再是同姓聚居，而多出了许多新人—“部曲”。这些人可能是外姓流民，也可能是竞争中离散的其他坞堡居民。部曲的生活如此悲惨，以至于后世经济史家认为东汉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奴隶制。

    《东观汉记》记述了一个叫“倪萌”的部曲，倪萌的哥哥在一次灾害中死去，倪萌收养了哥哥的儿子；岁末的时候，为供养兄长的遗孤，倪萌自己的儿子反而被饿死了。

    本来，政府的重要作用之一是合法地“杀富济贫”，通过剥夺富人调节社会财富分配。东汉朝廷却是这样一个政府—京兆、太尉这样的高级官僚同样要“食麦蔬”。

    所谓“食麦蔬”，说白了就是粮食和野菜掺和着吃—不是为了健康，也不是因为饭局太多怕患高血脂，而是因为真的吃不饱饭。

    封建官僚自己都吃不饱，如何会有能力管理强大的坞堡？

    帝国不能管理自己版图上的坞堡，又如何能对抗异族入侵？

    如果封建官僚势力过弱，就无法抑制自由竞争产生的贫富分化，更无法有效集中资源。如果帝国无法建立有效的统治，一旦面临强大的异族挑战，国家同样会生灵涂炭，甚至被灭族。

    东汉中期，在并不遥远的西部，异族对中原财富觊觎已久……

    汉代，青海地区生活着另一个古老的民族—西羌。与匈奴一样，西羌也是一个游牧民族，自己只能饲养牛羊、马匹，粮食、布匹都要靠汉朝供应。对西羌人来说，能换到粮食、布匹当然好，如果换不到，纵马抢劫更省事。

    西汉年间，汉武帝曾经收服诸羌，并在羌地设置了郡县；汉宣帝、汉元帝先后对西羌发动过三次大的战争，诸羌从此一蹶不振。西汉末年，天下大乱，帝国无暇西顾，西羌由此获得了广阔的生存空间。

    东汉中期，西羌人口数量已经与匈奴鼎盛时期相近。

    东汉举国上下却对此毫无警觉，醉心于发财的坞堡主当然不会关心军事；西汉时期的军马饲养基地也变成了“科研机构”，流传后世的《相马术》就是其代表性成果；甚至皇帝直接统辖的禁军（常备军）也不足万人。更可笑的是，帝国末年禁军居然有很大一部分由宦官兼职组成。

    弱势的政府、弱势的军力、强大的经济，最容易引来外贼窥视。

    汉安帝永初年间，西羌多次侵扰冀县、平襄（今甘肃甘谷、通渭），经常一次就屠杀上万名汉人；多名高官先后罹难，汉中太守郑勤阵亡、凉州刺史皮扬阵亡、征西将军司马钧兵败自杀；最后，西羌甚至一度围攻故都长安。

    战乱之中，人们追求财富的梦想被打破了。甘肃、陕西地区的汉人开始大规模内迁，人们放弃了自己的家园，再一次走上了流浪的道路。

    流民，再一次出现在帝国的版图之上……

    在汉安帝的号召下，吃尽了西羌苦头的坞堡也只能心甘情愿地有人出人、有钱出钱。只不过，坞堡军队没有统一的领导，在战争中当然不会分工合作，更多的情况是，一支坞堡军队遇到敌人，友军龟缩不出，坐看友军失败。加之东汉坞堡派出的士兵都是原来扛锄头的农夫，这些人临时拼凑起来组成军队，单兵作战能力确实远低于西羌，十个步兵也未必能打赢一个西羌骑兵，因此，东汉军队逐渐被各个击破。

    这场战争持续了十四年，东汉帝国全体臣民一共花掉了二百四十亿枚铜钱，差不多相当于西汉帝国二百年间铸造的货币总和。然而旷日持久的战争并未能击溃西羌，也没有保护好内地黎民百姓，反而培养了一批强大的军阀：张焕、皇甫规、段颎等，还包括后来祸乱汉家天下的董卓。

    汉羌战争消耗的社会财富越多，东汉帝国解决危机的可能性就越小。汉安帝死后，东汉帝国再没有能力主动对西羌发起攻击，在战争中几乎完全处于守势，西羌之祸愈演愈烈。汉桓帝在位二十一年，西羌四十五次入侵，朝廷甚至未能组织一次有效反击。

    战火蔓延到朔方、云中、雁门、代郡、琢郡、渔阳、辽东等内地诸郡，西羌士兵一度进攻都城洛阳。

    连年征战使得东汉人民无心稼穑，帝国政府既然解决不了西羌入侵，其他社会问题也就随之激化。

    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全国近三分之一的郡县遭受蝗灾，帝国版图内再次出现了数以百万计的流民。这些人光着身子、吃着草根，在饥饿和病痛的折磨下流浪于帝国阡陌之间……

    铜臭的由来

    或许汉灵帝认为，帝国已经出现了“三空”（田野空、府库空、朝廷空），既然封建官吏没有实权，卖掉又有何妨？卖官不用盘剥百姓，又能增加国库收入，才是敛财的最佳手段。何乐而不为？江山风雨飘摇之际，一位中国历史上着名的“昏君”—汉灵帝刘宏—登上了舞台。

    汉灵帝之所以臭名昭着，据说是因为卖官。后世史家认为，他在帝国统治行将崩溃之际仍旧卖官敛财，最终导致东汉帝国灭亡。今天的电视剧中也经常有这样的镜头，每当皇帝醉心于享乐的时候，总有忠臣站出来大骂皇帝（一般会义正词严、声色俱厉，甚至声泪俱下）：你难道想学汉灵帝刘宏吗？

    其实，卖官不是汉灵帝首创，更不是后无来者，卖官者也不乏所谓“明君”，前有秦国的秦穆公、西汉的汉武帝，后有唐朝的唐玄宗、宋朝的宋神宗，卖官的皇帝数不胜数。只不过，公卿大僚之位居然被拿到市场上叫卖，终究不是什么光彩事。皇帝卖官就像鬼子进村，悄悄买、悄悄卖，声张的不要。

    中国两千年封建王朝，公开颁行诏书卖官的皇帝只有汉灵帝一人而已。非但如此，汉灵帝卖官还大鸣大放，生怕别人不知道，他为官职规定了种种价格折扣，上至公卿，下至县令，几乎无一不卖。

    如此明目张胆地卖官，不仅仅是皇帝丢脸，连官僚的脸也被丢光了。所以，无论史学家还是平民百姓，都认为汉灵帝是一个昏君。汉灵帝，几乎成了灰太狼和懒羊羊的合体。

    真的是这样吗？

    东汉本就是最穷的封建王朝，除去西羌入侵，汉灵帝当政二十二年，全国居然发生了三十一次大地震。

    刘宏，真是穷到了极点。

    按照一般思维，为挽救风雨飘摇的帝国，统治者一定会铸大钱敛财。

    汉灵帝的情况，属于二般。

    汉灵帝确实选择了铸币敛财，只不过，他没有选择铸大钱，反而铸造了足值的五铢钱。中平初年，刘宏重铸五铢钱，汉灵帝五铢背面有四道斜纹，所以汉灵帝五铢也被称为“四出五铢”。从出土文物来看，四出五铢重35克，仅比赤仄五铢轻05克。

    灵帝一朝，先后三次铸币，都是这种四出五铢，始终没有发行虚值货币。

    汉灵帝初年（公元168年），帝国已经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每石粮食价格为万钱，一匹马的价格约为两百万钱，这个数字已经和西汉末年战乱时代不相上下。四出五铢并非虚值货币，在超级通胀中，这点钱对巩固东汉统治根本就是杯水车薪。四出五铢刚刚面世，坊间就开始流传，铜钱背后的四道斜纹代表四方邪气冲天，四方必将大乱……

    第一次读这段历史，我非常奇怪，汉灵帝这么做究竟是出于什么考虑？后来，我明白了，汉灵帝敛财的方法就是卖官。

    光和元年（公元178年），汉灵帝颁布诏书，公开买卖官职，上至公卿，下至县令，所有官职无不需要以钱交换。现任官僚也需要补缴费用，官声卓着者可以打五折、三折。

    比如，刘宏就曾打五折，以五百万钱把司徒的位置卖给了“晋州望族”（晋州坞堡主）崔烈。

    在崔烈的受封典礼上，刘宏突然有点后悔，说：“司徒五百万钱卖给你实在是便宜你了，这应该是一千万钱的价格。”

    事后，崔烈问儿子（崔钧），自己现在位列“三公”，可曾听到外界对此有何议论。

    儿子答：“父亲曾经历任卿、太守之职，无论资历还是官声，您都应该得到三公之位。

    今天，您却通过买官获得司徒的位置，实在让天下人失望。因为，您这个司徒的位置，铜臭味道实在是太重……”

    这句“悔不千万”为刘宏留下了千古骂名，也给封建官爵留下了一个响亮的名字—铜臭。

    或许汉灵帝认为，帝国已经出现了“三空”（田野空、府库空、朝廷空），既然封建官吏没有实权，卖掉又有何妨？卖官不用盘剥百姓，又能增加国库收入，这才是敛财的最佳手段。何乐而不为？

    汉灵帝没有想到的是，虚值货币，皇帝不发，有人替他发！

    买官者本就是坞堡中的军阀，现在，他们终于获得了合法的官职。他们到任之后，第一件事往往就是私铸货币—“铅券”。

    顾名思义，“铅券”就是铅质的货币。遗憾的是，我没有找到铅券的出生地，史籍对此语焉不详，可能是有一个地方官铸造铅券，之后大家纷纷模仿。在这里，我只能为大家总结一下铅券的特点：但凡流传下来的铅券，货币单位不是可以抵多少铜钱，而是可以在某地兑换多少土地，也可以按照土地价值交换其他财富。

    乱世之中，大概大家都觉得铜钱也不靠谱了。

    铅只是一种比铁还重的金属，虽然单位价值高于铁，却比黄金便宜很多。而土地可是农耕时代最大的财富，以铅券换土地，这何止是抢劫！

    可以说，铅券是中国历史上最恶劣的虚值货币。

    经历了羌人之乱，所谓官员面对的根本不是黎民百姓，而是跟他一样强势的军事坞堡。大家都是军阀，凭什么让我挨你的刀子？既然你只是名义上的官府、实际上的强盗，那么，也只有比一比谁的刀更快了。

    结果：坞堡VS坞堡，也就是传说中的军阀混战。

    本就已经羸弱不堪的底层黎民再也不能承受军阀混战的压力，在灾害、异族战争的多重压力下，史籍再次出现了“人相食”的记录：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流民再次成为一股无法遏抑的洪流……

    当连活下去都成为奢望，一个道教的分支便开始在民间广为流传，在信徒奉为神灵之语的《太平经》中，人们开始发泄对帝国无能的愤恨：皇帝不是隐士，天下间的事情、天下间的道理，作为皇帝却一无所知，这才是皇帝最大的错误。

    这个道教分支的首领叫“张角”，他自封“大贤良师”。毫无生的希望，人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给了虚无，不再相信自己的理性—理性并不能延续人们的性命。这些信徒认为，所有人都应该臣服于这位“大贤良师”，之所以有人没有得救，是因为对“大良师”还不够忠诚。

    灵帝光和七年（公元184年），这些无比忠诚的道教徒在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同时起义。无以为生的流民在头上围起了黄巾，高喊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中原大地再一次陷入混战之中……

    董卓之错，在于他明明是土匪，却偏偏以国家名义发行无字小钱。与其说无字小钱打破了人们对货币的信任，毋宁说自此封建帝国的信誉完全崩溃。封建帝国已经完全成为强盗，再也没有一个土匪能取得黎民百姓的信任。有时候，历史充满了诡异。

    西汉帝国曾那么强势，却无法遏制汹涌的流民—官军终究不会为剿灭流民尽到最后一分力量；东汉帝国朝廷中枢没有直接控制军队，却以极高的效率消灭了农民起义—坞堡对防范流民不遗余力，流民经常无处可以流窜。在不足半年的时间里，各路军阀把黄巾军消灭得干干净净。董卓，就是镇压黄巾军的军阀之一。

    一个人做一件坏事并不难，难的是做一辈子坏事。做坏事被人骂并不难，难的是被人一骂就是两千年。西汉末年的王莽、唐朝的李林甫、宋朝的秦桧……中华上下五千年出了很多坏人，绝大多数顶级的“坏人”都毁誉参半，不会一边倒骂声一片。唯独这位董卓，这么多年、这么多史书，无论正史野史，我从来都没见任何人说过他一句好话。

    据《三国志》记载，董卓年轻时勇武有力，经常身带双鞭，在马上可以左右开弓。

    西羌祸乱中原的时候，董卓凭着一身好武艺找到了一份工作—郡守派他率领乡民抗击西羌，大概相当于今天的民兵连长。

    董卓非常热爱这份工作，为抗击西羌付出了巨大努力。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同羌人头领喝酒，酒酣耳热之际也常常纵声放歌，据说这样可以联络感情。当然，喝酒唱歌之际董卓顺带挑拨离间，挑动羌人内斗。

    挑拨离间工作取得了卓越的成绩，董卓居然成为西羌几个部族的首领，时而抢劫汉家，时而打击羌人其他部族。

    靠着这些家底，董卓参与了镇压黄巾军的战争，势力逐渐强大起来。

    这里要说，汉灵帝是一位眼光敏锐的帝王，他意识到董卓的存在对帝国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公元189年，汉灵帝在弥留之际发出最后一道诏书，在没有收钱的情况下免费任命董卓为并州刺史，希望以此稳住董卓，让他不要来京城惹是生非。汉灵帝死后，东汉帝国失去了最后一位有能力统辖全局的帝王，朝廷由此变得一团糟。在宦官、外戚、朝臣的无数次斗争中，董卓找到了一个机会率兵进入洛阳，成为主宰东汉王朝的人。

    说起来很可笑，董卓进京，带了多少人马呢？

    答：三千人。

    没错，是三千名士兵，这已经是董卓的全部家底。三千军队就让朝廷束手就擒。

    董卓当朝后甚至鸩杀了新皇刘辩，再立刘协为汉献帝。堂堂帝国中枢，不能抵抗三千士兵，朝廷弱势到何种地步，大家可想而知。接着，董卓自封太尉，领前将军，兼节传、斧钺、虎贲……了不起，真了不起，如此多的官职，听起来真是位高权重。

    但官职的权力并非来自一纸任命状，而是来自官职背后的掠夺实力。朝廷中枢有权任命官员，基础是国家是最大、最强的土匪，如果无法震慑其他土匪，国家也就无法创造、管理甚至抢劫财富。

    大家甘心奉汉室为皇帝，是因为汉室是几百年来的正统皇室，竖起来，这起码是一面旗帜。

    听你董卓号令？说笑话呢！

    董卓这些官职，其实只能自己骗自己，颇类似于小孩的“过家家”。连正宗皇帝汉灵帝都得靠卖官搂钱，何况董卓你这个冒牌货？就算董卓把所有的官职都戴在自己头上，仍然不能拿到一枚铜钱！董卓终于明白，这个所谓朝廷，对他来说根本不是一笔财富，而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最为尖锐和现实的问题是：在洛阳这块人生地不熟的地盘上，董卓如何养活自己的军队？

    军阀混战的年代，要军队听从指挥，从来就不能靠什么“士兵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没有钱，谁又会真的服从你呢？

    董卓的军队也很愤怒，这些人十之八九本是西羌盗匪，出来当兵，就图钱财。以前凉州是穷乡僻壤，也经常有酒喝、有肉吃；现在到了洛阳这样的大城市，却混得连酒肉都没有了。

    弄不到钱，谁肯为董卓卖命？

    国家虽然有土匪的性质，但国家“讲文明、讲礼貌”。此前，汉武帝的“算缗令”、王莽的“宝货制”、汉灵帝的“卖官”都是抢劫，可谁也不会直接拔刀出鞘。

    土匪虽然也有国家的性质，但土匪不讲“文明礼貌”，最大的规矩就是“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土匪抢钱之前也有宣传，一般是炫耀武力、杀人立威。国家一旦变成土匪，就会比土匪更可怕。所谓“匪来如梳、官来如篦、兵来如剃”，剃刀，用那玩意儿剃头会一毛不剩。

    董卓本是土匪，但又挟持着汉献帝，就是国家变成土匪。

    董卓根本不能指望郡县缴纳赋税，洛阳满城财富也只属于私商。既然无人肯上缴，董卓就发明了他自己的抢劫方式—“搜牢”放纵士兵抢劫洛阳城，以此换来羌族士兵的效忠。洛阳可是东汉帝国经营两百年的国都，董卓却以朝廷之名行土匪之实，借机在洛阳给民间财富剃头！

    据《后汉书》记载，董卓的士兵冲进洛阳人家，见钱抢钱、没钱抢粮、没粮杀人，然后烧毁房屋、劫掠妇女。董卓自己尽取皇宫财宝，每天晚上潜入宫中奸淫女性，上至公主，下至宫女，照单全收。凡有人提出异议，往往都会被虐杀，朝廷百官也不能幸免。洛阳之外，抢劫更为惨烈，董卓的士兵曾经冲入一个叫“阳城”的小镇，人们行走于街道之上，快马而来的士兵逢人便杀，他们把财物、妇女装在车上，车辕上挂满了人头，然后高唱凯歌回到洛阳城。

    这哪里还是国家，已经是人间地狱。

    无论黎民百姓还是其他土匪，没有人希望搞到这步田地。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董卓进京不足一年，后将军袁绍、冀州太守韩馥、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包括当时无权无势的曹操，大家共推袁绍为盟主，一定要拿下这个祸国殃民的董卓！

    董卓的应对之术，无论如何我也接受不了。

    董卓自知不敌，他居然把洛阳附近公卿以上的坟墓尽数掘开，也包括东汉数代帝王陵寝，拿走殉葬珍宝。然后，一把火烧尽了洛阳的宫殿、王府、衙门、民宅、商店、街道……自己率军逃向长安。

    讨伐董卓的联军未到洛阳，洛阳方圆两百里之内已成为一片焦土。东汉两百年财富、两百年人才、两百年积蓄，毁于一旦！

    当年六月，董卓占据了故都长安。毕竟这里距离凉州较近，董卓在这里的势力较强，于是，董卓推出了中国历史上一次史无前例（后有来者）的货币制，妄图借此尽掠长安财富。

    长安是秦朝曾经的帝都，秦始皇曾收天下金铁铸十二铜人，每个铜人重二十四万斤。此外，未央宫中还有数不尽的铜台、铜缸……董卓毁掉九个铜人和无数铜器，以此为基础开始铸行“无字小钱”。

    晋代陈寿的《三国志》这样描写无字小钱：钱面没有文字，钱内方孔也没有明显的轮廓。

    唐代房玄龄的《晋书》这样描写无字小钱：这种钱没有轮廓，钱缘太小，以至于无法刻字。

    从出土文物来看，无字小钱没有钱文，重量也不统一。我见过最重的无字小钱重08克，最轻的重03克，一般情况下重03~05克，约为西汉五铢钱的十分之一。无字小钱这里，我想打一个形象的比方：无字小钱如同大家玩过的呼啦圈。因为，无字小钱也属于方孔圆钱，只不过钱缘跟方孔的比例跟呼啦圈差不多。

    这哪里还是货币！

    为确保无字小钱流通、让别人屈服，董卓表现出无与伦比的残忍。据说董卓经常在宴会上杀人助兴，有一次在酒席中屠杀了数百人，先断舌头，再斩手足、凿穿眼睛，最后扔进开水里烹煮。席间吃饭的众人吓得浑身哆嗦，筷子掉在地上，唯独董卓谈笑自若，饮食如常。

    如此货币制度下，长安城立即爆发了超级通胀，《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同时提到，董卓推行无字小钱后，长安城内一斛粮食的价格已经暴涨到百万钱（东汉末年一斛约等于今天的三十斤）。

    很多人说，一百万枚无字小钱少说也要有数千斤铜材，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上跟一斛粮食根本不对等。所以，大家得出结论，一斛粮食价值百万钱的记录只是史书中一种夸张的写法。

    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衡量物价，那是在和平年代。

    有了董卓这样的超级土匪，长安附近根本没有人安心生产，也没有人敢到这里贩卖粮食。我找到了当时长安城的一首民谣：“你虽有千金，不如我一斗粮食，一斗粮食可延我性命，黄金万两又有何用？”我还找到了同时代幽州的粮价，不过仍旧是百钱一斛。

    如果“三十斤粮食百万钱”的记录为真，那么，无字小钱就是中国古代最高通胀纪录，此前此后，无论多么离谱的统治者均未突破这个极限。

    单纯从货币价值来说，董卓的小钱好歹还是铜币，不比东汉初年刘伯升的铁钱、东汉中期军阀的铅券更恶劣。董卓之错，在于他明明是土匪，却偏偏以国家名义发行无字小钱。与其说无字小钱打破了人们对货币的信任，毋宁说自此封建帝国的信誉完全崩溃。封建帝国已经完全成为强盗，再也没有一个土匪能取得黎民百姓的信任。

    此后三百多年，汉家天下成为一个弱肉强食的霍布斯丛林。在这个残局中，注定不会有人胜出，最强大的土匪都会葬身其中，只有彻底毁灭所有财富才能让一切重新回到起跑线上。

    当掠夺超过被掠夺者的极限，掠夺者就会成为所有人的敌人，包括他最忠诚的同伙。何况在纷纷乱世之中，董卓还不能算是真正的强者，他不过是挟持了汉献帝才在史籍中显得如此刺目。很快董卓开始以无字小钱支付军款，他的军队调转了刀口，董卓最后被他的义子吕布所杀，吕布戏貂蝉的故事就是从这段历史中演绎出来的。

    最无厘头的是，汉献帝居然在东汉王朝最大的敌人—黄巾军残部的保护下逃回洛阳。黄巾残部被曹操收编，汉献帝也落入曹操手中，自此中国开始了一个叫作“三国”的时代。

    小结：盛衰小农一钱间

    在西羌常年累月的劫掠中，东汉帝国消耗掉了二百四十亿枚铜钱，损失一点不亚于汉武帝刘彻征伐匈奴时。更恶劣的结果是，不但未能消灭西羌，坞堡还借机掌控了军事力量，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军阀。

    西汉末年，刘秀不过是众多举兵的豪强之一。由于力量太弱，刘秀不能像其他军阀一样铸造铁钱，只能尊重货币规律任由民间私铸。在优秀的货币制度下，刘秀最终成为军阀中的佼佼者。正是看到西汉帝国灭亡的原因，刘秀才故意保持了一个弱势官僚集团，东汉帝国也始终依靠民间私铸货币。

    摆脱了封建官僚的羁绊，人们对金钱的渴望再次迸发，社会生产力的发达程度更甚于西汉鼎盛时期，社会财富也再次呈几何级增长。

    “文景之治”的基础是“耕者有其田”，“耕者有其田”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小农经济”。“光武中兴”虽然缔造了华夏第一代创新产业—陶瓷业、造船业，但是，这些创新的社会组织的基础是坞堡，坞堡依靠宗族纽带而存在，只不过是“小农经济”的2.0版。

    西方经济学认为，小农家庭会精准地计算利润，在“边际投入”大于“边际产出”的时候停止投入，进而实现利润最大化。

    不是这样的。

    农业生产也可能遵循利润最大化模式，这可以用来描述现代化生产的农场，但不适用于中国的小农和坞堡。中国的小农抵抗风险的能力极差，人们就像站在齐颈深的河水之中，一排细浪就可以将之淹没。

    直白地说，在封建社会，能够生存下去就是绝大多数中国小农的理想。

    所以，为了获取生存资源，为了能够抵抗未来的风险，小农会对土地无限度投入劳动，直到土地的边际产量为零！这样的社会组织结构基础缺少契约精神，人们也不可能去冒太多风险，当然无论产业创新、管理创新还是组织创新就都变得步履维艰。

    只要家庭是抵抗风险的最终社会单位，那么，绝大多数人对财富的渴望就都会达到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劳动就会丝毫不知疲倦，甚至以损害自身健康乃至生命为代价。所以，小农家庭衡量剥削残酷与否的标准根本不是被拿走多少，而是还剩余多少。

    东汉坞堡竞争的残酷程度远胜于单一小农家庭，毫无节制的私有经济竞争同样产生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东汉中期，一小撮富比王侯的大坞堡主、大批无依无靠的部曲同时出现在帝国的版图之上。更加严重的是，面对强势坞堡，帝国朝廷政令不能行，朝廷的统治能力已经被弱化甚至被完全忽略不计了。

    恰恰在这个时候，西羌继匈奴之后成为汉帝国又一个心腹大患。

    面对西羌的劫掠，弱势朝廷根本无法集中资源保护黎民百姓乃至整个帝国，一盘散沙的坞堡军队也无力抗衡倏忽而来的马上民族。

    在对抗异族的战争中，东汉帝国一败涂地。

    并非坞堡不努力，而是坞堡必须保证自己的部曲不被齐颈深的水淹没，所以，每次战争都不会毕其功于一役。在西羌常年累月的劫掠中，东汉帝国消耗掉了二百四十亿枚铜钱，损失一点不亚于汉武帝刘彻征伐匈奴时。更恶劣的结果是，不但未能消灭西羌，坞堡还借机掌控了军事力量，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军阀。

    从汉灵帝开始，朝廷中枢再次铸造四出五铢应对日益浩繁的军事开支和地震救灾。

    四出五铢属于足值货币，不可能在短期内获得巨量财富，无奈之下，汉灵帝开始卖官搂钱，不仅为自己留下了千古骂名，也让军阀统治权变得名正言顺。

    董卓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控制朝廷中枢的军阀，国家由此变为土匪。

    土匪对财富的掠夺比国家更为贪婪和残忍，他们眼中只有金钱，没有道德，没有规矩，甚至没有人性。董卓发行的无字小钱已经完全违反了货币规律，使包括他自己的手下在内的人都卷入反对他的斗争中。

    董卓死后，中原大地陷入军阀混战。

    这是中华历史上另一个无奈的悖论：经济发展需要摆脱封建官僚的羁绊，也需要自由竞争激发活力，但是，弱势封建官僚没有能力解决自由竞争中产生的社会问题，帝国也无法建立一支强势军队。“先安定，后发展”是经济增长中优先级的条件，在冷兵器时代，农耕民族如果无法有效集中资源，外族入侵和军阀混战也许就是难以摆脱的宿命。

    东汉帝国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显然，这个时代没能给出答案。不要说史家口中昏聩的汉灵帝，后世即便英明如唐宗宋祖也未能将其中的玄机识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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