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每一个普通人都失去了阶层流动的正常途径，人们也就失去了生活的希望。如果无论怎么努力，明天依旧都是灰暗的，自己乃至子孙后代都无所期盼，生活焉能不充满灰色？

    曹操“隆中对”聪明人不止曹操一个，所有军阀都想空手套白狼，都在招募流民。只不过，店大欺客，多数军阀并不在乎流民的生命，甚至不在乎生产多少粮食，他们只在乎自己占有多少土地。在他们眼里，流民是部曲、是任人蹂躏的奴隶，不要说分成，流民经常连自己都养不活。

    2009年12月27日，河南安阳发掘了一座古墓，据说是“曹操墓”。关于墓葬真假的辩论在国内媒体掀起轩然大波，向来无人问津的考古学课题硬是被媒体炒作成了一个尽人皆知的娱乐话题，实在让人大跌眼镜。

    既然是娱乐话题，对与错、善与恶、美与丑，就都可以颠倒；因为，娱乐可以虚构、可以美化，甚至可以胡说八道。

    历史可不行。

    历史曾经真实地存在，因为真实，所以残酷。真实的曹操，犹如今天安阳这座曹操墓，早就淹没在毫无边际的想象当中，扑朔迷离、真假难辨……

    曹操出身于宦官集团（宦官义子），却愤然反叛了自己的阵营，汉灵帝死后曹操协助袁绍尽诛宦官；董卓入朝后，曹操羞于为官，在第一时间化装成百姓逃离了洛阳。

    在开封军阀卫兹的支持下，曹操散尽家财，聚众五千人起兵讨伐董卓。

    此后，曹操苦心孤诣、十年经营，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迎汉献帝于洛阳，后定都于许都（今许昌）。十年生死茫茫，中原大地失去了皇权，最后的结果是：处处无主孤坟，满眼凄凉。

    据《三国志》记载，董卓死时，每郡人口仍在几十万户以上。十年征战，90%以上的人口在这片土地上彻底消失了，故都长安甚至成了无人居住的“鬼城”。流民人数再次达到百万的量级，人们带着耕牛、农具举家流亡，且耕且战，经常以野谷、野菜、树皮为生，没有人知道到底多少人倒在了流亡路上……

    据《三国志》记载，汉献帝回到洛阳后，人们像看猴戏一样参观这位末代皇帝，皇室威严荡然无存。朝臣只能栖身在破壁残垣中，正部级以下官员要靠采摘野谷充饥，很多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在田野中……

    纷纷乱世，货币早就在战乱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粮食才是最金贵的物品。即使手里有货币，又怎么会有人肯把赖以为生的粮食卖给你？

    一个没有货币的世界，天下英雄又当如何自处？

    据说诸葛亮出山之前曾与刘备纵论天下大事，也就是所谓的“隆中对”。据说这场“隆中对”最初的来源是《三国志》中的一段描述，今天学界已经证明这段所谓诸葛亮的“隆中对”是后人比照《三国演义》添加，并非《三国志》所写，《三国志》只为我们记载了曹操和谋士毛玠的“隆中对”。

    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在曹操和谋士毛玠的一次会谈中，二人深刻剖析了国内形势，精确判断了敌我优劣，也确定了曹操此后的立国方针。当时，最强大的军阀首推北方的袁绍和南方的刘表。毛玠认为，袁绍为人多疑而少断（我始终认为，《三国演义》把袁绍的性格嫁接到曹操身上），根本没有紧抓经济建设，他的军队甚至靠野果充饥；刘表为人小富即安，只要不冒犯他的利益，他就不会主动进攻别人。

    结论：袁绍、刘表都不可怕，曹操要想成就“霸王之业”，只须“守位以财”。这句话也是当代国际关系中永恒的真谛：要想成为世界霸主，必须有最强势的经济！曹操“守位以财”的方法，在历史上叫作“屯田”。

    所谓“屯田”，就是招募流民开垦无主荒地，是典型的空手套白狼：曹操之所以能招募流民，是因为流民相信他能保护自己安心生产；曹操之所以能保护流民，是因为他身后有众多流民。

    “鸡生蛋，蛋生鸡”的道理大家都知道，关键是第一只蛋—第一笔招募流民的钱究竟要从哪里来？

    乱世之中，无论增加税收（财政政策）还是铸造大钱（货币政策）都不好使。大家都快饿死了，增加税收肯定捞不到油水；至于铸大钱，就算有人肯要，也没有粮食可卖。

    既然征税和铸大钱都骗不到财富，那就无须遮遮掩掩，直接明火执仗地抢劫好了！定都许都之后，曹操收编的第一批黄巾军是青州流民，大约有一百万人。为了安抚这批流民，曹操挑选了其中的精壮者，号“青州兵”。然后，曹操亲自带着青州兵劫掠了从汝南、颍川来的黄巾军，夺得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靠着这些资财，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颁布《置屯田令》。流民每五十人为一屯，春夏耕种、冬秋操练。屯民如果使用官家耕牛（也是抢来的），收成与官家四六分成；屯民如果自备耕牛，则收成与官家五五分成。

    实践证明，这是一个好方法。仅仅一年，曹操就分到了一百万斛粮食。成绩的背后是悲惨的屯民，他们要向曹操缴纳50%甚至60%的收成。这样的税率，很高吗？

    高不高，要看跟谁比。跟“文景之治”的三十税一比，50%当然很高；跟其他军阀比，已经相当低了。

    聪明人不止曹操一个，所有军阀都想空手套白狼，都在招募流民。只不过，店大欺客，多数军阀并不在乎流民的生命，甚至不在乎生产多少粮食，他们只在乎自己占有多少土地。在他们眼里，流民是部曲、是任人蹂躏的奴隶，不要说分成，流民经常连自己都养不活。

    按照“国家和土匪”的逻辑，这些军阀是典型的小土匪。要想彻底解决流民问题，必须有一个大土匪，也就是国家来制止小土匪的过火行为。东汉末年，但凡有点模样的军阀都要靠手下众多坞堡支持，谁也不敢禁止军阀圈禁流民，包括实力最强大的袁绍和刘表。毕竟大家要靠小军阀支撑台面，禁止抢占流民和土地，见面怎么好意思再跟人家打招呼？

    曹操，是唯一禁止圈禁流民的大军阀。曹操本出身寒门，跟坞堡没有多少利益瓜葛，所以，他能下得去手。

    50%的开价确实黑了点，但比起要钱又要命的其他军阀还是宽松了很多。何况，50%~60%的税率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只执行了一年。官渡之战后，立即改为“每亩每年四升谷，每户每年两匹绢、两斤丝绵”；遇灾年，官府赈济灾民；遇丰年，税率不再提高；屯民可以自由选择，留下屯田或者离开。四升谷、两匹绢、两斤丝绵已经是屯民的所有负担，此外，任何人不得向屯民摊派杂税、徭役、兵役。

    曹操土改

    把曹操跟王莽并列在一起，还是相当有道理的。曹操的《置屯田令》《抑兼并令》跟王莽的“王田制”根本就是一回事：国家对小农发放土地，小农直接向国家缴纳地租。推行“耕者有其田”当然会得罪那帮封建官僚，而且这些人掌握着后世史笔。

    看着曹操挟持汉献帝，看着曹操的一百万斛粮食，看着流民不停投奔曹操，袁绍马上意识到不能由着曹操折腾下去了，否则，很快就轮到自己四处流窜了。建安四年（公元199年），仅在曹操开始屯田后的第三年，袁绍提兵十万进犯许都，试图一举消灭曹操，并劫夺汉献帝。

    对这场战争，袁绍满怀信心。

    袁绍是征讨董卓的主力，手下将士身经百战，光铠甲就有一万多领。曹操的青州兵总数只有三四万人，其实就是一群吃不饱、穿不暖的流民，连铠甲也只有十几领。

    双方真在战场上硬碰硬，不用一个回合青州兵就得溃败。

    袁绍确实猜到了故事的开头，却没有猜对故事的结尾。

    僵持一年后，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双方决战于官渡，袁绍堂堂十万大军只落得八百轻骑逃奔北方的结局，官渡之战以袁绍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我们无法为您解析战争中排兵布阵的问题，不过，我们可以为您解析战争背后的经济玄机。

    决战之前，袁绍的监军沮授曾建议不要急于决战，曹操只有一州之地，屯田也才刚刚开始，只要派兵驻扎在兖州境外，在春耕夏收之际不断派兵骚扰，不出三年兖州就会大乱；如果同时，让刘表、刘备等人同时骚扰兖州，不出两年，曹操将不战自溃；如果非要一战解决曹操不可，万一失败，后果不堪设想。

    玩过《帝国时代》的人一定知道，在从“黑暗时代”升级到“帝国时代”的过程中，只要不断派兵骚扰对方生产，就一定会降低对方军事实力。真实的战争也是如此，如果想在战争中事半功倍，就一定要先摧毁对方经济。1990年，在美国“沙漠风暴”行动开始之前，伊拉克已经被“禁运”、“制裁”搞得奄奄一息。

    袁绍谋士的点子相当中肯也相当阴损，可惜，袁绍果然是一个多疑少断之人。他不但没有采用沮授的建议，反而集中了冀、幽、并、青四州的全部存粮，希望毕其功于一役。出兵之前，袁绍满怀信心地向战士宣布，军粮足够支撑一年以上，希望战士们安心作战，一年内保证大家能吃上饱饭！

    约一万多车粮食，浩浩荡荡运往官渡前线—那可是曹操的地盘！

    正是看到了袁绍的强大，曹操才坚定不移地执行了逃跑计划，他一路从黄河以北的官渡逃到黄河以南的阳武、滑县，每次都是闻风而逃，绝不损失一兵一卒。从建安四年九月开始，整整一年时间，袁绍从来就没有接触过曹操主力。因为，曹军最主要的工作不是打仗，而是摸黑打闷棍之类的小贼行为—偷袭敌军粮道。官渡决战之前，曹军的最高战绩是一次就烧掉了敌军几千车粮食。

    袁绍要在兖州地盘上找到曹操主力，就如同东汉军队当年在大漠上找西羌骑兵—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东汉经济如此强大，尚且被西羌拖累到天下大乱，何况不富裕的袁绍。

    出兵作战不是公费旅游，十万适龄男子，一年多时间光吃饭不干活，粮草又不断被袭击，这日子还过不过了？

    日复一日的游荡中，袁军的锐气早就被消耗得一干二净。建安五年八月，曹操终于找到了袁绍最大的屯粮之地—乌巢，并一把火将之烧了个干净。消息传来，袁绍十万大军在前线向曹操投降，自此袁绍失去了争霸天下的实力。

    袁绍在北部四州卯足了劲刮地皮的时候，曹操在兖州干什么呢？

    答：斗地主、减租减息、分田分地真红火。

    官渡决战当年（建安五年），曹操宣布缓征屯田户所有份粮，颁《抑兼并令》。明确禁止各地坞堡收容流民、抢占无主土地，坞堡不能再奴役流民，举凡收容流民，都要直接成为曹操（国家）的屯民。无论是天皇贵胄的皇亲国戚，还是位极人臣的宰相，都必须遵守这道《抑兼并令》。

    例如，曹操的堂弟曹洪。

    董卓之乱的时候，曹操被董卓军队袭击，曹操的战马不幸死亡。危急时刻，曹洪把自己的战马让给曹操，说：“天下可以没有曹洪，但天下不能没有曹操。”战乱之中，让出战马，相当于让出自己的生命啊！当时，曹氏兄弟抱头而泣，曹操发誓定不辜负曹洪。

    胜利了，曹洪既是曹操的亲戚，又有如此资历，自然要把家业做大做强。

    面对曹操的《抑兼并令》，曹洪倒也不敢公开抗命，只是让手下豪奴在长社县私自招揽流民，隐匿土地不缴税款。结果，长社县令杨沛一点面子也没给曹洪留，亲自跑到曹洪家里把人抓走，不但当街把豪奴的腿打折了，还终日把人放在大街上作为反面教材展览……

    曹洪是一个厚道人，看到仆人替自己受过，就跑到京城找曹操，希望能把人先捞出来。不用说曹操、曹洪是堂兄弟，就凭当年让出战马的情分，曹操也应该给曹洪几分面子。让人没有想到的是，曹操不但没下令放人，反而将那个替曹洪背黑锅的仆人拉到大街上，“咔嚓”一刀给砍了。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也就算了，曹洪只是损失了长社县的土地和一个仆人。

    让人更没有想到的是，事后，曹操居然派那个“抓人、打人、杀人”的县令杨沛到曹洪的老巢邺城当县令。

    杨沛临行前，曹操当着曹洪的面问杨沛：你想如何治理邺城？

    杨沛答：臣当竭尽心力，依您的法度办事。

    曹洪终于明白，曹丞相的誓言是相当不靠谱的。曹操的言下之意是，你如果再不老实，连你一起砍。自此，曹洪只得收起买田置地的心思，亲自督导邺城的奴才们关门歇业。

    其实，历史有时候很可笑。

    曹操确实是一个土匪，一个很大的土匪。正因为曹操是大土匪，所以，他在一定程度上能代表“国家”。曹操禁止其他军阀圈禁流民和土地，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当时的流民问题。正是因为他解决了这个问题，才损害了坞堡集团的利益，在史书中留下了顶级骂名。

    曹操跟王莽既是京剧里两个最具代表性的大白脸，也是中国历史上两个最大的奸臣。无论古代的演义小说还是今天的影视剧，总有一些满脸正气的忠臣痛斥一个奸臣为“操莽”，之后，这个忠臣往往被杀。可见，“操莽”是一个相当有力度的骂人词语。把曹操跟王莽并列在一起，还是相当有道理的。曹操的《置屯田令》《抑兼并令》

    跟王莽的“王田制”根本就是一回事：国家对小农发放土地，小农直接向国家缴纳地租。

    推行“耕者有其田”当然会得罪那帮子封建官僚，那些人掌握着后世史笔，愤怒之余也就把曹操和王莽画成了大白脸。

    只不过，王莽推行“王田制”的阻力实在是太大，最后以失败而告终，社会无法从大乱恢复到大治；曹操当政时天下无主、土地数不胜数，把这些土地分给流民，在全社会绝大多数人都获益的情况下，个把军阀只能保留意见，社会由大乱转向大治。

    曹操的士兵虽然少，但大家抱有同一个信念：如果要过好日子，必须击溃袁绍。

    何况，作战任务并不困难—只是在自己的地盘上找到别人的粮食，能带走的就带走、带不走的烧掉。袁绍的士兵虽多，也不过是来军队混饭吃的农民，就算能取得偶然的胜利，回去以后还不是要挨饿？

    官渡之战，其胜、其败，早已一目了然。

    悠悠我心，不负五铢

    曹操把铸造货币的权力留给了民间，铸造货币的人也许是商人，也许是坞堡，甚至可能是小军阀。无论铸造者是谁，只要所铸货币能在流通中得到认可，就得到官方允许。

    按照中国历史的逻辑，一代枭雄如果获得了经济实力，就会马上征讨四方，最后统一中国。在三国历史中，事实正好相反。有能力统一中国的曹操始终隐忍不发，更加笃定地坚信毛玠提出的信条—“守位以财”，坚信只有再现“文景之治”才可能真正统一中国。没有能力的蜀汉却搞了一个“六出祁山”，搞得蜀地国将不国。

    赤壁之战后十年，面对刘备、诸葛亮的不停骚扰，曹操甚至放弃了汉中，专心经营中国北方。至此，中国北方终于建立了较为安定的社会秩序，流民也终于为自己找到了一片栖息之地。

    十年，曹操最主要的工作不是征战，而是带着流民修运河—反正流民流窜的目标是吃饱饭、活下去，有了这份公差自然也就结束了流窜。从建安七年（公元202年）到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曹操共主持修成淮阳渠、白沟、平虏渠、泉州渠、新河和利漕渠等六条运河。《三国演义》中大家所熟知的夏侯惇，最主要的功绩不是对抗蜀国，而是在少为人知的史实中，主持修建了太寿渠和淮阳渠。

    曹操修建的运河是京杭大运河的雏形，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水利工程。

    此后，中原大地形成了以洛阳为中心，贯穿黄河、淮河的扇形运河网，对后世政治、经济乃至华北平原水系的变迁，产生了几乎决定性的影响。大家想象一下，隋炀帝只是把这些运河贯穿成一条京杭大运河，就搞得全国鸡飞狗跳。在纷纷乱世，曹操启动了这么大的治水工程，史籍中对曹操修运河却无腹诽之词，这需要多么强盛的经济！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罢黜汉代三公，自称“丞相”。此时，距离许都屯田已经整整十二年。《晋书》这样记载当时的社会场景：曹操称丞相之时，各州郡府库粮食已经充盈，有的州郡粮食寄存甚至达到了数千万斛；黎民百姓可以安心务农，不用再四处流浪，运河中再次出现贩运粮食、布匹的船只，造船业再次开始兴盛。

    由于民间评话的影响，北宋以后史籍对曹操颇有微词。现在，我们已经很难想象曹操时代的经济到底有多发达。我们只是知道，有了能养活人的粮食，有了再次兴盛的造船业，有了贯通关中平原的航道，货币也再次出现在这块土地上。

    关于曹操时代的钱币，史书实在没有为我们提供多少有用的资料，我找到的唯一线索是《晋书·食货志》上的。至于曹魏五铢钱的版式、形制、前后的背景，根本没有提及。

    对《晋书》中的这句话，历代钱币收藏家展开了丰富的想象，最为着名的是清代刘体智在《小校经阁金文》中给出的一幅“曹魏五铢铜范”。1997年，钱币学界根据这些零散的资料认定曹魏五铢钱最主要的特点是：径二十三毫米、穿十一毫米、重三克，钱文为“五”、“金”二字，所以，曹魏五铢钱也被称为“压金五铢”或“侵边五铢”。

    刘体智生活在清代，距三国时期早已时代久远，这枚凭空蹦出来的铜范拓片究竟从何而来，我实在没有把握。

    所以，我们只能确定地告诉您两件事：第一件事，曹操称丞相后，货币经济已经初具规模。曹操时期的洛阳墓葬，每每都有货币出土，只是钱币数量较“光武中兴”时代大为减少，大的墓葬几百枚或者上千枚。

    您千万不要将之理解为，曹操时代货币经济的发达程度远不如东汉初年。曹操是一个极度节俭的人，他在自己的《遗令》中写道：天下尚未安定，我不得厚葬，我死之后，就穿平时的衣服入殓，不得有随葬珍宝，墓葬要选择在不能种庄稼的贫瘠之地。要知道，曹操活着的时候一件衣服可是要穿十几年的，自己儿媳穿件绣花的衣服就被斩首。

    连曹操自身都不得厚葬，其他人的墓葬里能挖出几百枚铜钱，足以证明当时货币流通已经有了相当规模。

    第二件事，曹操时代没有官铸货币，流通中的货币主要是东汉时期遗留下来的五铢钱，或者是商人私铸新钱。

    1997年江苏苏州市一中工地出土了一批三国时期的铜钱窖藏，其中70%为完整无缺的普通东汉五铢，20%为剪凿过的东汉五铢，另外10%是“钱体轻小”、“轮压钱文”、如果钱文笔画与钱币边缘相连，称之为“连轮”；如果钱文笔画不与钱币边缘相连且相距较远，称之为“隔轮”；如果钱文笔画已经进入钱币边缘，称之为“侵轮”。

    “制造粗劣”的“五金五铢”。1987年出土的陕西兴平县三国货币窖藏、1989年山东微山县出土的三国货币窖藏均有类似的比例。

    凭着这些文物，现在，让我们来还原《晋书》中那句话代表的史实。

    曹操消灭了袁绍、吕布等北方军阀，统一了中国北方，也为经济发展奠定了较为良好的基础。随着小农经济逐步恢复，曹操有能力在辖内修建运河。发达的水系为中国北方带来了沃野良田和运输利，商业、手工业、制造业随着农业再度繁荣，货币经济也开始再度兴盛。

    经历了董卓乱世，社会上流行的仍旧是无字小钱，曹操下令禁止无字小钱流通，也就是所谓的“罢之”，以国家强制力再度恢复了五铢钱的铸币标准。

    其后，曹操把铸造货币的权力留给了民间，铸造货币的人也许是商人，也许是坞堡，甚至可能是小军阀。无论铸造者是谁，只要所铸货币能在流通中得到认可，就得到官方允许。今天，曹魏五铢往往和东汉五铢钱同时出土，史学界对曹魏五铢钱的断代也就倍加着迷。

    如同曹魏五铢，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知道三国钱币窖藏中究竟哪一枚出自曹操时代。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曾经流通过的铜币就埋藏在三国年间的墓葬之中。真实的曹操，就像他所推行的五铢钱，或许将永远淹没在虚幻的烟尘之中。隐约中，我听到陈寿在为曹操呐喊：

    祭坛上的蜀汉

    刘备铸造的货币叫作“直百五铢”，最初重十克左右，约是原蜀地五铢的三倍，却要当一百枚蜀地五铢用。这说白了就是铸造大钱，以三四十分之一的成本去抢劫蜀地的粮食、布匹乃至所有财富。

    《三国演义》用了一百二十分力气美化刘备，把蜀汉尊为汉室的正统。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可以看出，刘备是一个流氓气十足的人：

    早年先后投奔公孙瓒、袁绍、曹操、吕布……皆反；

    最后一任主子是刘表，刘表死后他就篡夺军队领导权；

    蜀地刘璋请他帮忙镇压张鲁农民起义，刘备居然率军攻破成都，逼走刘璋。

    中国史书上吃人的案例并不鲜见，刘备就是其中之一。逃难中的刘备逃到了一个樵夫家，据说樵夫知道刘备是“贤人”，就把自己妻子杀掉给刘备炖了一锅肉。

    蜀地与中原有群山相隔，根本没受到中原战争影响。刘备入蜀之前，史籍这样描写蜀地经济：水渠散布在田野之中，良田好像绸缎般靓丽，黍稷油油，粳稻漠漠，村落中楼宇相望、桑梓相连，好一派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

    刘备入蜀四十年后，史籍这样描述蜀地：男子都被拉去打仗，女子都被拉去搞后勤运输，耕地荒芜殆尽；无论君子、小人都对蜀汉心怀怨恨，黎民百姓由于害怕惩罚而不敢逃离。

    堂堂天府之国居然饿殍遍野，刘皇叔等一干人到底在这里做了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其实相当困难。

    魏、蜀、吴三国之中，唯独蜀国没有史官，根本没有留下治史的第一手资料。大概是因为蜀汉经济已经破败到了极点，无法再多拿出一份俸禄供养史官。现在，我只能从《三国志》《晋书》中找到只言片语，希望能为您展示一个真实的蜀汉。让我们从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说起，这一年，四处流窜的刘备时来运转。

    张鲁在益州（今四川）搞了个“五斗米教”，顺便起义。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刘璋感觉自己无力控制事态发展，只得向刘备求援，希望他派兵剿灭张鲁。当时，有人劝告刘璋：“刘备虽然素有仁义之名，但其实是一个比曹操还坏的枭雄。刘备如果进入益州，您能给他什么职位？如果让他做益州牧，主公您将何以自处？”

    刘璋没有听从这个建议，坚持借兵对付张鲁。结果，刘备刚进益州，就跟张鲁眉来眼去，联手恶搞刘璋，两人约定事成之后奉张鲁为“汉宁王”。张鲁当然没有当上汉宁王，却被刘备忽悠到打击刘璋的第一线。刘备进入蜀地的时候已经穷到家了，普通士兵连饭都吃不饱，至于军饷是想都不用想的。那么，刘备以什么激励自己的将士作战呢？

    答：抢劫！

    兵临成都的时候，为了给将士一点盼头，刘备承诺攻下成都之后城内财富自己分文不取，宝物尽归将士。

    好一个，好一个，说白了，就是纵兵抢劫。此情此景，

    与董卓何异？

    至于成都城内的刘璋，尚有三万军队，城内粮草也足以支撑一年。生死存亡之际，刘璋却认为“我统治益州二十多年，没有给百姓带来丝毫恩惠；刘备入蜀三年，生灵涂炭，黎民百姓的尸体横卧于田野之中。继续战争只能带来更多死亡，我愿以一身赎百姓于水火”。

    当时，蜀地仍以汉代五铢钱作为货币，可以说，益州是乱世中唯一保留汉风的州郡。刘备入主益州之后，立刻拿出了自己的抢劫方案—货币改革，这是三国时代最离谱的一次货币改革。

    刘备的抢劫已经达到近乎疯狂的地步，不但把府库里所有的铜钱都改铸直百五铢，还强行收兑民间铜材，甚至连挂蚊帐的铜钩都被搜刮去铸造这种虚值货币了。

    不接受直百五铢者，杀无赦。

    直百五铢为刘备带来了巨额财富，《三国志》这样描写当时的情况：大家可以想一想，一拨连饭都吃不饱的流寇，数月之间居然兵强马壮，这会是多么惨烈的抢劫！

    至于那位还在做着“汉宁王”梦的张鲁，眼巴巴地看着刘备出兵抢占成都，只得将自己经营三十多年的汉中献给曹操，以完甲之师不战降曹。汉中是益州的门户，无汉中则无益州，司马懿等人向曹操建议：我们已经拿下汉中，刘备入蜀不足一年，此时发兵益州，蜀地传檄可定，否则后患无穷。

    刚才我们说过，赤壁之战后曹操不想再被拖入战争泥潭，对他来说，汉中也就成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于是，他反问司马懿：“人的欲望有止境吗？今天我们已经取得了陇右之地，怎么能还奢望蜀地，不能得陇望蜀。”

    曹操没有主动进攻，相反，刘备却对汉中发起了攻击。汉中是蜀地门户，据说，张鲁投降曹操后，刘备很长一段时间一夜数惊，那是拼了命也要抢过去的。

    当然，起兵之前刘备又铸造了一批新的直百五铢。

    与第一批比，这批直百五铢可以用“破、小、薄”三个字来形容，每枚八克左右，钱文也很不清晰。

    对刘备的攻击，曹操没有接招，他只是把汉中黎民尽数迁往长安、三辅、洛阳、邺城，然后就退出了汉中。

    如果说刘备与曹操争夺汉中是生存需要，那还说得过去，毕竟汉中关系到蜀汉生死存亡，值得放手一搏。

    刘备死后，辅政大臣诸葛亮丞相的所作所为就实在显得太不靠谱了。

    古代，人口数量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直接的体现。全国十三州，魏国独占九州，人口五百七十万，还包括洛阳和长安东西两个最大的经济中心；孙权有三州，人口二百三十万，曹丕称帝后，孙权在名义上接受了魏国“吴王”的封号；蜀国只有益州一地，人口九十万，是名副其实的弹丸之地。

    也就是说，蜀汉和曹魏的军事实力是6∶1，在经济实力上蜀汉只能更差。如果按规矩出牌，蜀汉应该避免主动出击，凭借蜀道天险被动防守。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诸葛亮居然敢先动手打人。

    诸葛亮也知道，但他还是将蜀汉全体人民绑架在这辆毫无希望的战车之上。《三国志》记载，诸葛亮率十万蜀中将士先后三次北伐，另外蜀国还有官吏四万人。十万将士绝非蜀国全部军事力量，每十个士兵至少需要三至四个人做后勤。蜀国只有九十四万人口，平均九人要负担一个战士，七家要负担一个官吏，

    还不计算后勤保障，这就是真实的蜀汉、真实的诸葛亮。

    ，今天的动车、高铁也不能穿越蜀地的崇山峻岭，诸葛亮北伐基本靠走—十万军队要走出巴蜀古栈道，诸葛丞相如何支撑？

    答：继续铸钱。

    1980年4月，成都市房管所重建办公楼。人们惊奇地发现，原来自己办公楼的下面还埋藏着一批古代钱币窖藏和一件铜钱母范。这批铜钱就是“太平百钱”，一枚太平百钱等于一百枚五铢钱。由于史籍对太平百钱语焉不详，20世纪80年代，人们曾猜测太平百钱也许为汉中张鲁、蜀地刘璋所铸。

    三国货币史中，曹魏推行五铢钱，孙吴则以“五百”和“千”作为进位单位，唯独蜀国以百为进位单位。

    三国墓葬中，太平百钱往往伴随直百五铢，地点集中在今四川成都附近。现代科技已经证明，最早一批太平百钱铸造于公元221~227年之间，即刘备死后至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之间，此时，蜀地能铸钱的唯诸葛亮一人而已。

    结论：太平百钱为诸葛亮所铸。

    太平百钱是一种极其离谱的货币，离谱到根本就不能称其为钱。这种钱重01~1克，不但低于西汉末年的荚钱，甚至低于董卓的无字小钱，是中国历史上质量最差的铜钱之一。也就是说，在“六出祁山”之前，诸葛丞相曾以1∶100的比例抢劫民间财富，惨烈程度就连董卓都望尘莫及。

    非但如此，太平百钱和直百五铢属于并用货币，只不过直百五铢发给官吏，而收购小民财富一律用太平百钱。后来，蜀地经济凋敝，据《三国志》记载，蜀建兴十二年、十三年（公元234、235年）蜀国再次铸币，直百五铢重量也降到两克，跟太平百钱一样成了地摊货。

    对这段历史，彭信威先生在那部传世的《中国货币史》中给出了一段非常搞笑的评语，思之让人忍俊不禁：也许彭信威先生不愿意相信，一个中国历史上几乎被传为神的人会在货币上大做文章，敛财程度居然与董卓不相上下。还是陈寿在《三国志》中的评价中肯：诸葛亮身处孤绝之地，本应偏安一隅；却连年空劳师旅，实在是一个志大才疏之人，最多只适合做太平宰相。

    货币战争之三国演义

    建安七年那场货币战争，孙吴就是因为试图在曹魏地盘上推行自己的虚值货币才输得一干二净。现在，蜀汉已经露出了明显的败迹，陆逊居然又出此昏招。

    西汉末年，江南还是蛮荒之地。赤眉军祸乱天下的时候，累世为官的世家大族纷纷带领自己的族人、部曲渡江南逃，希望在这里找到一片没有战乱的土地。《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扬州陆姓的祖先是春秋齐国大夫陆发，西汉末年迁入江南；一把火烧掉刘备八百里连营的陆逊就是扬州陆氏子孙；南北朝之后，陆氏子孙在唐朝还曾数次出任宰相。

    这些江南豪族各有私人武装，军队控制权父子相承、兄终弟及，根本不受孙权控制。

    陆逊在夷陵击溃了刘备，断然拒绝了孙权进军蜀汉的命令。对陆逊来说，他只要保住江南一隅即可，根本没有雄心壮志统一全国。陆逊死后，其子陆抗继承了兵权；陆抗死后，其子陆玄、陆景继承了兵权。

    对付江南豪族，无论孙策、孙坚还是孙权，历代孙吴统治者都一点办法也没有。

    孙权没有能力跟江南世家争锋，只能把矛头转向江南最原始的土着居民—山越，最后，孙吴官家势力几乎消灭了江南所有的土着村落。

    即便如此，孙吴经济主体仍以江南豪门为主，本地流通的主要货币是江南豪门私铸的五铢钱。至于孙权铸造的官方货币，大多流向了蜀汉和曹魏。孙吴朝廷先后三次铸钱，是名副其实的三次“货币战争”。

    第一次铸币是在建安七年，赤壁之战之前，这些钱被运往了曹魏。

    赤壁之战前，周瑜提醒孙权：“江南铜矿富甲天下，铸钱数量不知比曹操多多少倍，我们为何要怕曹操？”

    既然我们有铜矿、有铜钱，那么就从铜钱入手击溃曹操的货币体系。于是，孙权开铸“大泉五十”，大泉五十重四克，规定一枚大泉五十抵五十枚五铢钱。

    孙权的这些大泉五十不是用来交换江南豪门的财富，甚至不是为了抢劫自己手下的山越。大泉五十最主要的用途是被化装成商人的士兵拉到曹操的地盘换取粮食和其他物资，试图以五十倍的力度抢劫敌人财富。

    孙权想得实在太简单了，一枚大泉五十根本就值不了五十枚五铢钱，您又不是北方之主，怎么可能有人听您的？

    结果1：大泉五十在曹魏的地盘上与五铢钱的兑换比例约为1∶1。

    结果2：曹魏的百姓拿到大泉五十后反而经常到孙吴地盘上来花—一枚大泉五十要抵五十枚五钱，这可是孙权您自己的规定。

    结果3：大泉五十铸行不足一年就被迫停铸，孙权不得不下令官府一旦收到大泉五十，必须回炉重铸。大泉五十孙权不但没弄到财富，反而损害了自己。

    问：孙权为何不禁止粮食等物资出境？

    答：这确实是货币战争能否取得胜利的关键，或许孙权也想这样做，但禁止物资出境的第一个后果就会损害孙吴与北方的贸易往来。这些贸易控制在江南豪门手中，他们不可能允许孙权这样胡作非为。

    第一次货币战争，孙吴完败。

    第二次铸币是在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吴蜀之战后，这些钱被运往了蜀汉。

    中国有句俗语，叫作“刘备借荆州—有去无回”。实际情况则是，吕蒙刚刚消灭了盘踞在荆州的关羽，孙权就给他运来了一亿枚直百五铢，让他弄到蜀地去交换物资。此时，蜀汉的直百五铢已经减重到六至八克，孙权这批铜钱却完全按照蜀汉初年的十克标准铸造。两者相比，这批铜钱很快就成了成都的主要交易货币，给蜀汉统治造成了致命打击。

    理论上，一亿枚直百五铢能换得一百亿枚蜀地五铢钱，汉代两朝官私总共才铸造了五百亿枚五铢钱，显然，一亿枚直百五铢已经足以取代蜀汉货币体系。这段时间，诸葛亮只得下令不准民间再以铜钱作为交换媒介，蜀汉交易退回到物物交换时代，所谓。

    结果：蜀汉在丢掉荆州之后，又几乎丢掉了所有财富。

    第二次货币战争，孙吴完胜。

    第三次铸币是在孙吴赤乌九年（公元246年），这些钱被运往蜀汉。

    诸葛亮死后，蜀汉大权落在蒋琬手中，蜀国获得休养生息的机会。蒋琬执掌蜀国十二年，十二年间，蒋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去孙吴骗吃骗喝。

    当时，孙吴与蜀汉结成军事同盟共同对付曹操。蜀汉延熙元年（公元238年）开始，蒋琬不断派士兵化装成商人进入孙吴境内，这些人以直百五铢在孙吴境内购买粮食等物资。一枚直百五铢重量约合两枚五铢钱，由于蜀地朝廷高压，一枚直百五铢要当一百枚五铢钱花，蜀国的国家信誉也为直百五铢谋到了一些市场，一枚直百五铢在吴国大约能当十枚左右的五铢钱用，蒋琬确实捞了点实惠。

    结果1：得到直百五铢后，江南豪门、坞堡乃至小农，都纷纷带着赚来的直百五铢流窜到蜀汉去购买粮食。

    最后，蜀汉士兵居然也加入了这种投机倒把的生意。

    至此，这场货币战争的结果已经是毫无悬念了，在千百万人追求财富的梦想中，蜀汉将完败，孙吴将完胜。

    此时，曾火烧连营八百里的陆逊站了出来，在陆逊的主导下，孙吴对蜀汉货币战争发动了反击。

    你不是一枚铜钱当一百枚五铢钱吗？我就当一千枚、二千枚甚至五千枚五铢钱！

    嘉禾七年，孙吴开始铸造“大泉五千”、“大泉两千”、“大泉当千”几种货币。以最值钱的大泉当千为例，为八至九克，比蜀汉直百五铢减重一至二克，这些钱全部用来运输到蜀地换取物资！

    陆逊的想法是好的，陆逊的做法是坏的。

    不长记性啊！

    孙吴与蜀汉比，蜀汉有着天然的优势：蜀汉可以封锁边境，因为国内没有士族高门和大商人掣肘；孙吴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大家从来都是把孙吴皇帝的命令当废纸的。

    结果2：这些大泉五千、大泉两千几乎全部回流到孙吴国内—这可是孙吴的国家法定货币，最后蒋琬居然试图以这些钱购买江南豪族铁矿。

    陆逊的货币制度在江南豪族间引起了强烈不满，孙吴赤乌九年（公元246年），陆逊只得下令取缔大泉两千和大泉五千，已经铸行的大泉五千全部回炉重铸成“大泉一千”。

    在豪门大族一致反对下，陆逊也于赤乌九年被罢相，直到孙吴灭亡，官方再未推行任何铸币。

    第三次货币战争，孙吴完败。

    在这里，我还想告诉大家，由于绝大多数大泉五千都被回炉重铸了，大泉五千成为今天极为罕见的一种铜钱。直到清代金石家刘喜海着《泉苑蔷华》，人们才见到了泉五千的拓片，至于原钱，早就不知去向。民国年间曾出土了两枚大泉五千，江湖传闻袁克文（袁世凯的儿子）曾花巨资购买到一枚，后来，袁克文在贫病交加中死去，原钱也就流失了（一说流到海外）。

    至于另一枚民国出土的大泉五千，我确实见过，在现在的中国历史博物馆。

    小结：礼崩乐坏的时代

    寒门素族被完全排斥在社会主流之外，表现出一种从未有过的暴戾与残忍：有人在街道上因小磕碰将陌生人投入烟火中烧死；有人在母丧中听闻起兵造反，立即脱掉孝服抄家伙就去投奔；有百工卑姓为接近士族高门尽献妻女曹操任由民间私铸五铢钱，刘备拼命造直百五铢、太平百钱，孙权造出了更离谱的大泉五千。单纯从币制来看，三国应统一于曹魏，然而，曹魏终亡于西晋司马氏。

    这是偶然吗？

    董卓之后，最大的两个军阀是北方的袁绍和南方的刘表，这两人已经先后被曹操攻破。曹操当时是唯一有实力统一全国的军阀，赤壁溃败却阻挡了曹军前进的步伐。

    此后，曹操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防御上，他认为蜀汉和孙吴是“蕞尔小国”，经过其田野，农民每每面带菜色，这样的土匪当不攻自破。

    关于赤壁之战，史学界还有另一种观点：曹操到达赤壁的军队不足万人，而且在长江遇到了瘟疫，曹操心痛士兵伤亡，于是一把火烧掉了荆州水军。无论这种观点是否正确，我只是想提醒大家：二十万军队肯定是曹操的所有老本，如果在赤壁之战中被击溃，刘备根本就不用去借荆州，孙吴早就挥军了。

    无论赤壁之战胜败如何，我可以确信的是：此后曹操在北方锐意改革，坚持不懈地推行“耕者有其田”。

    所以，赵翼才在《廿二史劄记校证》中这样评价：人才莫盛于三国！

    曹操的屯民不用承担兵役，小农也可以自由离去。曹魏的武力支撑同样来自北方的世家大族，跟江南世家大族一样，这也是一批成长于西汉的官商、发迹于东汉的军阀。曹操本是宦官家庭出身，世家大族又怎么肯在这个“赘阉遗丑”治下称臣？何况，曹操要做的不仅仅是当皇帝，还要以土地国有彻底断掉世家大族的命脉。

    也许，曹操不愿意在建立强盛的封建集权之前看到世家武装进一步壮大，或许这才是他一生不愿轻起边衅（边境争端）的真正原因；也许，曹操出身低贱，知道辗转呼号于生死边缘的苦楚，所以，他不愿意看到百姓再受战乱之苦；也许，曹操确实也想统一中国，只不过心有余而力不足罢了……

    历史给我们开了一个玩笑，曹操一念之差，中国统一的进程戛然而止，也为后世埋下了更大的祸根。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一月二十三日，曹操薨。

    曹操尸骨未寒，陇西大姓陈留就上书魏王曹丕，要求确立“九品中正制”，此后，选官要看“世、状、品”。也就是说，但凡有人做官都要看其家世、族谱、世家大族的评判。

    自此，豪门大族在历史上又多了一个专有名词—士族。

    曹丕为了获得士族支持，同意在魏国实施“九品中正制”，也终于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只是，曹丕一旦向士族妥协，就必须借助他们的力量才能统一全国。如此，不但刚刚萌发的小农经济将消弭于无形，士族门阀势力还将历久弥坚。

    “九品中正制”名义上是官分九品，说白了就是将社会阶层流动固化在既得利益者阶层，寒门素族再无寸尺晋身之路。当每一个普通人都失去了阶层流动的正常途径，人们也就失去了生活的希望。如果无论怎么努力，明天依旧都是灰暗的，自己乃至子孙后代都无所期盼，生活焉能不充满灰色？

    何况，他们还看到“士族子弟有错误也不承认，官府对士族恶行不闻不问，封建官僚居然在亭台水榭中处理政务，看到普通人的善行却不称颂他们的德行，评判他们的功劳根本不据实奏报，胡说八道的人反而取得了莫大荣誉”

    当绝大部分人辗转于江湖之间，却找不到正常的上升途径，封建社会将就此堕落，而极少数聪明绝顶的人则会另谋出路。

    这将是一个怎样的世界？

    寒门素族被完全排斥在社会主流之外，表现出一种从未有过的暴戾与残忍：有人在街道上因小磕碰将陌生人投入烟火中烧死；有人在母丧中听闻起兵造反，立即脱掉孝服抄家伙就去投奔；有百工卑姓为接近士族高门尽献妻女……

    寒门素族在高门士族面前丧失了良知、尊严、希望，一切的一切都在高门士族权势的压榨下荡然无存。《三国演义》中有一段诸葛亮骂死王朗的故事：两军阵前，诸葛亮痛斥魏国。据说，七十多岁的魏国司马王朗听后，被当场气死。

    罗贯中显然对这段故事作了美化，如果一国司马（宰相）能有如此血性，魏国何至于此？最可怕的是，三公九卿对蝇营狗苟之事见惯不怪，甚至习以为常，那才是真正的哀莫大于心死！

    我还想告诉大家，在真实的历史中，王朗并不是被诸葛亮骂死的。

    王朗进仕于汉灵帝光和六年（公元183年），是一代儒学宗师，曹丕对他的评价是！王朗历经汉灵帝、曹操、曹丕数朝，完整目睹了曹魏由弱变强，再由盛转衰的全部历程。

    王朗晚年，皇帝在民间选上千美人入宫，建“总章观”高十几丈，其上又建铜凤，宫女们甚至可以在铜凤上起舞。面对亡秦之迹，这位三朝元老在弥留之际上奏皇帝：天理循环，绝无一人饱享奢靡、一人难保首领之理，希望皇帝能减免无益的费用，将财富留给饱受饥寒的天下黎民……

    魏国皇帝当然没有听从王朗的劝谏。在“九品中正制”下，士族高官把持朝政，魏国始终未能建立强势封建集权，此后，司马氏代魏，魏、蜀、吴三家归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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