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权必然伴随着封建统治者的衰落，既然封建统治者无法干预经济，经济也就获得了成长空间。只不过，封建集权衰败的同时，一定会为游牧民族入侵留出空间，中原大地可能陷入长久的战乱之中。

    炫富的下场

    石崇不过是五品散骑常侍，只是一个低级士族，他的财富甚至不是来自祖辈积累，而是来自在自己的地盘上（荆州）私建收费站，对过往行人收取过路费。最后，石崇被斩杀于洛阳东市，临死的时候石崇感叹：这些人杀我，还不是为了我的钱？

    对中国货币史来说，晋代是一个难以琢磨的时代，《晋书》中根本就没有哪怕一次官府铸币的记载，历代钱币学家也对西晋货币语焉不详，甚至连出土文物都杂乱无章，没有一种主要货币。有人据此得出结论，两晋之时货币经济极度衰落，有竹林七贤等神仙般的隐逸之士，却无打动凡夫俗子的尘世金钱，晋代已经退化到奴隶社会。

    公元265年，司马懿之子司马炎逼迫曹操的曾孙曹奂退位，建立了仅有五十三年寿命的西晋王朝。

    司马氏本就是士族高门，所以司马炎自称。司马炎一旦成为皇帝，士族高门也就立刻成为他最大的敌人—士族不但有强大的经济基础，甚至还掌握着铸币权乃至军权。

    皇权的本质必然是封建专制，司马炎连魏国皇帝都已经灭掉，难道不想消灭士族？要想消灭士族，就必须比士族更有钱。

    为了赚钱，司马炎一直在努力，比如，卖官。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一般来说开国皇帝都会励精图治、奋发图强，唯独这位晋武帝司马炎，从开国之日起就卖官卖爵位，甚至包括死刑在内的所有刑罚都可以拿钱抵消。

    家里有事，不怕，只要你有钱，又肯出钱，皇帝就亲自出面为你摆平！

    有一天，司马炎问国子监祭酒刘毅：“你觉得汉朝哪个皇帝能跟我比？”也许，司马炎满心希望刘毅回答汉高祖、汉文帝、汉景帝。

    结果，刘毅的回答是：汉桓帝、汉灵帝。

    汉桓帝、汉灵帝可是东汉的亡国之君，说皇帝是“桓灵”等于骂人是乌龟王八蛋。

    可刘毅似乎还不过瘾，接着说：“桓、灵卖官，收入归国库；司马炎卖官，收入归自己。

    我看你还不如桓灵二帝。”

    面对如此羞辱，司马炎只好自嘲道：“桓灵之时，无人敢如此对皇帝讲话，你敢这么对我说话，足见我比桓灵二帝强多了。”

    卖官这件事，刘毅还真是冤枉司马炎了。

    大家可能想不到，在提拔干部这件事上，堂堂皇帝司马炎说了根本不算。收点钱不过是走走形式，提醒大家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职位叫皇帝的人。

    据《文献通考》记载，西晋的选官方式分为“公府征辟”、“州郡察举”、“曹椽提升”

    和“任子四条”。无论多大的官，无论通过哪条途径当官，都要通过集体推荐，推荐者有一个统一的名称—郡姓。

    所谓“郡姓”，就是当时占地最多、祖先官位最高、最有钱的士族大家，按级别分为公认的“国家级”士族二十六家（柳芳二十六姓），其下又有存在争议的“省部级”

    士族二十余家。无论谁当官，都得经过这四十余家集体讨论后批准。至于皇帝，只是个橡皮图章，实在是有损封建专制的威名。

    士族高门组织的集体推荐，考察标准只有一个—家室，即考生的父亲、爷爷、曾祖、曾曾祖究竟当过什么官。考试的过程比较特殊，由考生拿着自己的家谱到“有关部门”（史称“有司”）核实家世真伪。如果老爸不是官员、爷爷不是高官、祖先中没有宰辅，寒门素族想在这些考官手底下混个一官半职，无异于痴人说梦。

    当时有位吏部尚书感叹：“魏国设立‘九品中正’是迫不得已，而且为寒门素族留下了乡里荐官的途径。今天，所有官职选人都要靠出身，非士族高门已毫无晋身之阶了。”

    既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既然选来选去都是你们士族高门，既然选官皇帝说了不算数，再不从中捞点钱，司马炎就是痴线！

    中原士族，不是有钱吗？

    中原士族，不是要跟皇帝叫板吗？

    那么，就先把钱拿出来买官吧！

    何况，这些士族高门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没事就出来炫富。一个小小的“地市级”士族也比皇帝富裕！

    荆州士族石崇的家里有个厕所，墙上挂着曼妙的轻纱，纱笼之下站立着身挂香囊的美女。客人起身如厕，还以为进了内宅女眷的房间……

    石崇曾与琅琊王氏斗富，琅琊王恺用麦芽糖刷锅，石崇就用蜡烛做饭；王恺用花椒面泥房子，石崇就用赤石脂作涂料；王恺府邸门口的一条路，四十里外仍有绸缎作帷幕，石崇就把自家门口五十里的道路围成了锦绣长廊……

    王恺请人吃饭，每每都有素女伴笛，笛声稍微跑调，王恺就把女侍杀掉；石崇请人吃饭，就让美人劝酒，有人恶作剧连续三次没有喝酒，石崇就连续杀掉了三个美人，没喝酒的人还自我解嘲……

    石崇不过是五品散骑常侍，只是一个低级士族，他的财富甚至不是来自祖辈积累，而是来自在自己的地盘上（荆州）私建收费站，对过往行人收取过路费。最后，石崇被斩杀于洛阳东市，临死的时候石崇感叹：这些人杀我，还不是为了我的钱行刑者反问石崇：既然知道钱财的害处，为何不早早散去对于炫富这个问题，我只想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希望初窥财富真谛。

    19世纪初期，俄国有一位名垂千古的作家叫列夫·托尔斯泰，他的血管里流淌着俄国贵族的血液，属于那种富得有点离谱的“高富帅”。这位“高富帅”的日常起居却与农奴一样，头戴草帽、穿着树皮鞋和农奴一起在田野里耕作。晚年，托尔斯泰把庄园分送农奴，并宣布放弃所有作品的版权，人们可以自由出版他的着作，他自己则孤身出走。

    1910年11月6日凌晨5点，流浪到阿斯塔波瓦小镇的列夫·托尔斯泰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人们闻讯而来，有沙皇特使、省长、高级军官，也有很多贫民，面对所有人，

    托尔斯泰最后的遗言是：世界上有这么多受苦的人，为何你们只想到我？

    托尔斯泰长眠的地方环绕着古老的橡树，墓上没有任何文字。童年时，托尔斯泰常常随大哥尼古拉来这里玩，此地曾经有一个传说：这片土地之下埋藏着一根神奇的魔杖，谁能找到它，就可以知道人类怎样得到幸福。

    现在，这根魔杖就埋藏在无字墓碑之下。

    列夫·托尔斯泰是一个真正的富者，他就是那根魔杖，历史会永远铭记他；对历史的看客，石崇炫富不过是一场闹剧；而今天的炫富者，他们很快就会被浮躁的媒体遗忘。也许，在炫富者眼中所谓“富”就代表着名表、名车、豪宅，代表着挥金如土、花天酒地，代表着对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这不是“富”，而是暴发户的浅薄与无知，只有极度自卑的人才会试图获取那些更加无知人群的艳羡。其实，财富从来都没有罪恶。这个世界上若没有富人，又怎么会有创造财富的动力？西晋社会最恶劣的逻辑是：

    在晋代士族高门的把持下，绝大部分人不但没有财富，甚至无论如何辛勤劳动都不能获得财富，所以，炫富才会显得如此刺目。

    石崇的故事证明：在任何时代炫富都不会有好下场，无论古今。如果有人想继续炫富或正在炫富，请参考石崇的遗言。

    司马炎的绝招

    江南兴起的小农经济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市场。相反，如果财富仅仅集中于士族高门，购买力也就必然集中于一小撮人，这样的社会结构除了能造就奢侈品市场，普通行业能兴盛才真的奇怪。

    晋灭孙吴的时候，曹魏“屯田制”已经在中原大地上消失了几十年，财富日益集中于士族高门，屯田客再次沦为部曲。绝大部分人没有购买力，曹操时代刚刚复苏的造船业、手工业、商业也就失去了市场。失去产业创新的时代，土地是最佳的投资渠道，西汉末年土地兼并的故事，马上就要重演……

    很幸运，司马炎看到了问题的所在。

    很不幸，司马炎虽然贵为皇帝，却束手无策。

    在刚刚建立的晋朝，士族官位都来自门阀，他们从来不买皇帝的面子：他们有自己的封地、自己的奴婢，甚至有自己的军队，还经常骂皇帝是“桓灵”。

    面对这样一群不靠谱的人，司马炎肯定也认真思考过如何遏制士族，又如何保住锦绣江山。卖官远远消耗不掉士族的财富，只有彻底断掉士族财富的根源—土地，皇帝才能真正君临天下、乾纲独断。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司马炎终于使出了自己的绝招—“占田制”。

    “占田制”规定：如果有部曲愿意脱离士族高门，每个部曲可以在皇帝那里得到七十亩土地，士族不得阻拦；另外，士族高门要逐步把土地还给皇帝，官居一品的士族最高只能占田五十顷，占田数量按品秩依次递减。为吸引部曲离开士族，司马炎恢复了三十税一的税收制度。作为代价，占田的农民要为国家承担兵役。

    三十税一的低税率保证了足够的农民从士族高门流向皇族，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全国民户只有二百四十五万户，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已达到三百七十七万户。

    复苏的小农经济也再次展现了中华民族创造财富的能力，据干宝的《晋纪》记载：晋武帝时期，每个村落里都是牛羊遍野，有吃不完的粮食在田野中晾晒，出远门的人们可以在存粮的草棚中吃住。

    今天，也有人把司马炎初政时期称为“太康之治”。

    干宝的《晋纪》或许有所夸大，《晋书》的人口记录却应该真实反映了太康年间农民的流向—大家无疑都是冲着土地、冲着三十税一来的。当兵怕什么，只有皇帝掌握了兵权才能真正保卫自己的土地！

    用赞美的话说，“占田制”是一把好算盘：以低税率刺激农民流向国家，士族失去了农民，皇帝取悦了小农，同时，士族也失去了兵源，皇帝却获得了强大的兵源。好一个一石二鸟之计！

    “占田制”其实毫无新意，不过和王莽的“王田制”、曹操的“屯田制”一样，本质也是在国家土地所有权制度下再现“耕者有其田”。

    如果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来解释，这个制度还远远不够尽善尽美。土地私有制必然优于土地国有制。理想的土地制度，不但应该承认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还应该允许土地自由流转，而不是将土地所有权控制在帝王手中。也就是西方经济学所谓：只有“资源自由流动”才能实现社会收益最大化。

    在一个纯净的经济学世界里，没有交易成本、没有信息成本、所有交易者的身份都是平等的，没有人能逼迫你买卖土地，当然所有交易就都有效率。

    真实的世界永远不会如此纯净，在一个所谓“自由”的市场里，士族亦官亦商，他们会以种种手段掠夺农民的土地，可能是强买强卖，可能是巧取豪夺，可能是暴力抢占，唯一不可能的就是经济赎买。如果以公平的经济赎买来交换农民的土地，这个官当着还有什么意思？

    在士族高门把持朝政的西晋，除了强大的皇权，再无任何力量可以保障农民真正获得土地。西晋农民的土地如果真的可以自由流转，那才真是一场灾难。

    皇族VS士族，斗争终于在司马炎帝位继承人的问题上爆发了：如果皇帝的继任者继续推行“占田制”，士族高门就可能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权柄尽失；如果培养一个白痴登上帝位，那么，士族也许还可以继续一小撮人的辉煌。

    士族推举的皇位继承人司马衷由此闪亮登场。此人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顶级的白痴，面对百姓挨饿的问题，居然提出“何不食肉糜”的建议，并因这句名言被中华历史臭骂了两千年。

    司马炎当然知道不能把万里江山交给这个超级白痴，他中意的继承人是另一个儿子司马攸。推行“占田制”时，冲在第一线的恰恰就是这个司马攸，为了把士族抢占的荒地分给投奔皇帝的部曲，司马攸不知得罪了多少士族高门。士族高门但凡还有点脑子，就不可能让司马攸登上皇位。

    所谓皇族并非铁板一块，司马炎的皇后杨氏也依托于士族高门，是司马炎为了争取士族高门支持才娶回家的。杨氏的远近亲戚几乎囊括了所有的“国家级”士族（柳芳二十六姓），杨氏之所以能成为皇后完全是因为这些远近亲戚。

    也就是说，杨氏确实是皇后，可皇后的位置来自士族门第，士族一旦地位衰微，她也就失去了利用价值。士族要保住利益，杨皇后要保住位置，扶持司马衷称帝是最佳答案。

    为了达到目的，杨氏给司马衷娶了一个更狠的老婆—贾氏。这位贾氏出自平阳贾姓，家中累世为官、能人辈出，尤其是贾氏的父亲贾充。魏主曹髦早知司马家族有篡位之心，曾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结果堂堂皇帝居然被贾充一刀给咔嚓了；司马昭临死的时候就想直接立司马攸为帝，在贾充坚持下才立司马炎为帝。

    司马衷获得这样一位老丈人，就好比身后长起了一棵参天大树，谁想废掉司马衷，就等于直接跟贾充叫板—这可是一个有能力直接挑战皇帝的人。司马炎只好收起立司马攸的心思，把他远远打发到齐地做齐王。

    司马攸临行前，常山、常广两位公主在司马炎面前放声痛哭，就连司马衷的老师也借酒装醉向司马炎谏言，他抚摸着皇帝宝座说：“唉，可惜了这么好的椅子啊……”

    可怜司马攸，心胸还是太狭窄，在去齐地的路上忧愤而死。对这段历史，明清交替之际的王夫之曾经感叹：司马攸死，晋朝并无必亡之理；唯士族不除，晋朝根本就没有继续存在的可能。

    司马炎又何尝不知道这个道理，只是，历史没有留给他足够的时间。汉代，刘邦、吕后用了十年时间以武力讨伐异姓王，而且刘邦还是马上皇帝；文、景二帝又用了七十年时间才渐渐消灭了同姓王；司马炎却只有十年时间推行“占田制”，寒门素族的势力远未成气候。

    司马炎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孙子司马遹（不是司马衷的儿子）身上，据说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司马遹五岁的时候皇宫曾经起火，司马遹拉着司马炎的衣角说：“黑夜之间防备不周，皇帝不应该站在火光照到的地方。”此后，司马炎钦点这个孙子为皇太孙，并经常向大臣宣示，司马遹才是帝国未来真正的主人。

    如果关于司马遹的记载是真的，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他确实是一个聪明的孩子—聪明而又胆小的孩子，只有这样的孩子才能意识到危险。聪明加胆小当然不可能成为司马遹当选皇太孙的理由。真正的原因，是司马遹只是一个宫女所生，而且，这个宫女曾侍奉司马炎多年，绝不会和士族高门有任何联系。

    为了司马遹能够顺利称帝，司马炎这个当爷爷的可谓费尽心机：先是极力反对贾后成为司马衷的太子妃，结果被士族高门否决；分封庶出的司马柬、司马玮、司马允分镇秦地、楚地和淮南，希望能以皇族整体的力量抗衡士族，结果几位王爷先后做了刀下之鬼；临终前又命汝南王司马亮入朝辅政，结果皇后杨氏篡改司马炎遗诏，改为由其父杨俊辅政。

    白痴司马衷登上了帝位，世界变得一团糟。

    士族不但掌握了财富，还掌握了晋惠帝司马衷。失去了皇权的制约，掠夺也就失去了任何底线：“占田制”马上就被废弃；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先后被诛杀，就连那位聪慧的皇孙司马遹也被的贾后诬以谋反罪处死……《晋书》这样记载这个年代：朝政均出于士族高门，朝纲法纪荡然无存，官场贿赂公行，举国上下已经见不到一个忠臣和贤能的人，天下事都可以做交易，成了一个骗子的市场。

    不知这些士族是否想过，一小撮人尽占天下之利，包括皇族在内的其他人又将何以为生？连司马炎定下来的皇位继承人都可以杀掉，普通人岂不更是任人宰割？皇族又不是手无寸铁的寒门素族，他们手里也有兵、有权、有土地，看着自己的实力一天天被蚕食，焉能不反抗？

    永康元年（公元300年），赵王司马伦率先举起了反抗的旗帜，终于引爆了长达十六年的“八王之乱”。

    寒门素族、奸邪小吏本来就一无所有，明天也没有任何希望，在一场动乱中打破现有秩序是唯一的出路。皇族与寒门素族第一次找到了利益结合点，司马伦手下的孙秀、司马冏手下的李含……无一不是来自田野之间的奸邪小吏。

    灰暗的人生，连活着都不怕，还怕死吗？

    血与火的战争中，“牛马遍野”、“天下无穷人”、“家给人足”纯属昙花一现，“太康之治”须臾间化为乌有，自曹魏开始惨淡经营一百多年的洛阳城再次成为一片焦土。

    更可怕的是，士族和皇族是中原大地上最强盛的两股势力，他们之间火并的结果是中原失去了所有的强者，再无力量对抗异族入侵。

    八王之乱中，南匈奴、羯、鲜卑、西羌、氐等游牧民族纷纷涌进中原，在此后短短一百三十多年内建立了十六个国家，史称“五胡十六国”。这才是真正的天下大乱！无论皇族、士族还是百姓，汉族、羌族还是羯族，所有人都生活得痛苦不堪，所有人都时刻面临生命威胁。

    —南匈奴大单于刘渊自称是王昭君的后代，国号“汉”，并俘晋怀帝、杀晋愍帝、杀西晋四十八王……

    —这个时代中国北方汉族起义军自称“乞活军”—乞求活命的军队，这是多么悲惨的名字。

    在五胡十六国及乞活军时期也有一些货币存在，如后赵曾铸“丰货钱”等。但是，我们实在不愿意记述这个的凄惨时代。

    我只能告诉大家，从晋惠帝永兴二年（公元305年）到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在几乎整整三个世纪里中国北方都处于大动乱、大破坏、大分裂之中。中原大地几乎无月不战，可怜北方苍苍烝民，在异族统治下被列为“汉狗”、“汉贼”，或者“头钱价汉”，一条汉人生命不如一头牛羊！晋惠帝死后，丧乱已经六十余年，北国人口“百不遗一”，河洛一带尽成废墟，洛阳城中常有豺狼出没……

    一钱杀二士

    东晋初年，官府特准铸币权就是那个桃子，江南豪门则是争抢桃子的勇士。

    最后，江南豪门势力在铸币权争夺战中全部衰败。

    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成为游牧民族最好的战场，西晋根本无法抵挡倏忽而来的骑兵。然而，面对浩浩长江，游牧民族没有强大的水师，不可能旦夕之间攻过天堑。公元317年，出镇江南的司马睿在扬州称帝，史称“东晋”，首尾一百零四年。

    江南尚有半壁江山，的西晋遗民纷纷前往投奔，不仅包括皇族、士族，还包括每一个普通人：东晋初年，约九十万户汉人迁徙到江南六郡，占北方战乱地区人口总数的50%，这是汉族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迁徙，自此中国经济重心南迁。

    西晋灭亡前，江南绝大部分地区只有火耕水耨的原始农业；晋室南迁后，江南一地在百年间一跃成为中国经济和文明的继承者，最后，居然能以区区数万人马大破前秦百万雄兵。

    东晋又是如何从衰亡走向繁荣，直至足以对抗游牧民族入侵的呢？

    《晏子春秋》记载过一个“二桃杀三士”的故事。春秋年间，齐国有三位着名的武将：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这三位武将都曾经为齐国立下赫赫战功，而且三人意气相投，结为异姓兄弟。为遏制三位武将的声势，齐景公赐给三位勇士两个桃子，并让他们评判自己的功劳，功劳最大的两位才能吃到桃子。结果，三位勇士为了争抢两个桃子互殴，最后全部死掉了。

    东晋初年，官府特准铸币权就是那个桃子，江南豪门则是争抢桃子的勇士。最后，江南豪门势力在铸币权争夺战中全部衰败。

    本来江南豪门各家都自己铸行货币，只要铸造的货币能用出去就行。司马睿来了，江南就不一样了。

    为了稳固自己在江南的统治，司马睿选中了吴兴沈氏作为自己的代言人，并且宣布：只有吴兴沈氏才拥有合法的铸币权，其他人铸造的货币都不合法。为了让这个理念深入人心，东晋朝廷不遗余力地在江南宣传（没有强制能力，也就只能靠宣传）：雇佣写手编写民谣，然后在民间（乞丐之间）传唱；组织盛大的宣讲会（实际上就是乞丐在唱莲花落），让所有人都认识到官方货币的重要性……

    吴兴沈氏最大的敌人是义兴周氏，本来周氏家族并未把官府特准铸币权放在眼里：就是私铸货币，

    帝又能把我如何？

    义兴周氏没有想到的是，朝廷的宣传工作取得了很大成效。

    货币说到底不过是一种交换媒介，能否用于交换，在很大程度上要看有多少人承认。在普通百姓心目中毕竟皇帝还是至高无上的，官方货币也有着更高的信誉，若币材一样、重量相类、形制相似，人们还是会首选官方货币的。

    结果吴兴沈氏所铸行的货币在江南一地取得了统治地位，即“沈郎钱”。在义兴自己的地盘上，周氏家族的铸币也不太好使了。于是，“我们有了 ”的诗句。

    义兴周氏的领头人周札不得不放下架子，低头来找司马睿要求朝廷也承认周氏家族的铸币权。周札得到的答复是，鉴于已经授予沈氏家族特许权，周氏家族应就此与沈氏家族进行亲切友好的磋商。当然，沈氏家族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任何时代金融牌照都是最值钱的东西，金融牌照虽然不能创造财富，通过它却可以获得财富的使用权。所以，要想持有金融牌照，就一定要付出代价。沈氏、周氏争夺铸币特许权的结果，就是双方在皇帝的挑拨下大打出手。

    可怜这个“一门五侯”的周氏家族，领头人周札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吝啬鬼，兵临城下的时候，周札居然不肯把仓库里精良的刀枪分给农人，而是让大家以木棍应对沈充手下士兵的刀枪。

    在这场斗争中，周札兵败被杀，江南最大的豪门之一周氏从此一蹶不振。鼓动吴东晋有大、中、小三种货币，大的叫“比轮”，中的叫“四文”，小的叫“沈郎钱”。所谓“比轮”，名字很是形象，就是说钱如同车轮一般大小，实际上就是孙吴的大泉当千。由于广州一带铜价偏高，东晋时代，绝大部分比轮都卖到南方去了。至于“四文”，历代从来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究竟是何种钱币。小货币则指沈郎钱。遗憾的是，历代钱币大师也没有告诉我们沈郎钱形制，现代考古学对此也存在争论。相传，沈郎钱最初为吴兴大族沈氏代表人物沈充所铸，但没有确切证据。东晋墓葬中确实有一种重0.1～0.9克的“五铢”，如果这种五铢就是所谓的沈郎钱，那么，沈郎钱应该是一种减重货币。

    兴沈氏灭义兴周氏之后，吴兴沈氏也被剿灭。义兴周氏和吴兴沈氏是江南土着中最强大的势力，随着周札和沈充败亡，江南豪门逐渐成为历史的陈迹。

    吴兴沈氏与义兴周氏的战争，为司马睿赢得了极为短暂的宝贵时光。江南豪门内耗的时候，东晋皇族又在做什么呢？

    答：开山泽之禁、土断，即培养江南的小农经济。

    司马睿渡江的时候，大约有一千多家北方士族跟随。

    纷纷乱世，无论士族还是部曲，说白了都是流民，单独迁徙根本不可能在江南有一席之地。于是，最大的流民头子—东晋皇帝司马睿，命令手下较大的流民头子—北方士族，率领普通流民在长江下游建立了很多“侨郡”，即南琅琊郡、南徐州郡、南兖州郡（侨郡建立的地方一般是江南豪门势力较弱的地方，原有土着居民被北方流民赶到了今广东、贵州一带）。

    在侨郡之中，北方士族依靠原有习惯和名望维持了对部曲和流民的统治，当然，他们的部曲可以不向朝廷纳税，朝廷有事也要临时召集士族才能起兵。西晋就是这样亡国的，殷鉴不远，岂能重蹈覆辙？况且，东晋初年，北方士族势力远较西晋衰微，司马睿也看出了这个便宜。

    司马睿第一个打击士族的方法，叫“开山泽之禁”。

    江南本是鱼米之乡，普通人靠捞鱼也能维持一下生计。刚刚到达江南的时候，北方士族就抢占了山川林泽，升斗小民不得下水，敢擅自捞鱼者一定会被往死里罚。

    公元320年，司马睿颁布诏书：凡强占山林、霸占湖泽的人，收入达到一匹布的价值，杀无赦！那一年是农历壬辰年，这封诏书也称“壬辰之诏”，目的是保证民间对自然资源的开采权，后世无数封建帝王都曾模仿，刘宋元嘉十七年（公元440年）、元嘉三十年（公元453年）、大明七年（公元463年）都曾屡屡下令禁封山泽。

    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天下之利岂能由一两个人独占？

    司马睿第二个打击士族的方法，叫“土断”。

    土断，按字面意思理解就是：按照土地断定户籍，通过清查土地逼迫士族高门承认部曲对土地的所有权。朝廷宣布：无论你是谁，你流窜到哪里就是哪里人，立马给你户口，纳税不满五年也直接赐予土地，反正这些土地是大家一起从“山越”手里抢来的！

    土断并不是司马睿的点子，早在西晋初年就有人向司马炎建议以土断替代九品中正制，彻底剥夺士族的治民权，废除士族高门对官位的垄断。只不过，当时司马皇族只是个绣花枕头，不敢这样做而已。

    现在，既然北方士族成了高级流民，司马睿也就有了机会。晋元帝大兴四年（公元321年），司马睿下诏在南兖州禁止士族高门收容流民。

    诏书首先总结了汉文、景二帝以来的均田制经验，回顾了西汉、东汉两代的辉煌历史；接着，诏书又给出西晋亡国的官方托词：士族高门占有众多土地和农民，却刻意逃避朝廷赋税，焉有不亡国之理？

    最后，诏书提出了解决办法：为避免江南再现中州之难，必须再次推行“耕者有其田”！诏书规定，所有士族高门都要如实禀报部曲数量，此后，一品大员占田不得超过二百八十亩，奴婢不得超过三人，其余土地要分给原来的部曲。

    为了吸引流民自动归于朝廷，东晋政府不断提高对小农的优惠条件，赐其田宅，先免租税三年，后免租税五年。优惠到期，小农每亩只需要向朝廷缴纳三升粮食，当然，士族所占土地也同样要向朝廷缴纳三升粮食。这种按土地面积征税的方式在历史上被称为“度田收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士族将抢占土地的税收强加给自耕农。

    史籍为我们精准地总结了东晋初年的治民政策—。也就是说，东晋中央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官吏的职能，恢复了西汉初年的无为而治。

    毕竟官吏都是士族大家，让这些人捞到钱，对皇族没有一点好处。有了自耕农的支持，东晋两代帝王司马睿（晋元帝）、司马绍（晋明帝）终于重新建立了封建中央集权。

    江南水系丰富，原比北方农耕条件优越，北方移民带来了耕牛和铁质农具，加之充足的劳动力保证了精耕细作，江南稻田亩产量从孙吴时代的五六斛增长到三十斛，产量增长了五至六倍，麦田甚至出现了一年三熟的耕作条件。

    冶铁技术冠绝天下，号称“中国绝手”的铸剑师谢平创造了“横法钢”，用这种钢练成的刀剑弹吹之间可以断十五根头发。

    所产瓷器胎质坚硬、形制美观、釉色青翠，有的甚至与宋代官窑所差无几，唐人这样夸赞东晋瓷器。

    造纸术真正得到应用，东晋人能根据不同用途把纸加工成青、赤、缥、绿、桃红等颜色，就是这些纸张成就了一代书圣王羲之……

    《南齐书》这样记载这个时代：太武年间，江南百余年未有兵锋之灾，家家都经常设宴款待客人，到处都是沃野良田，人们不辞辛劳地从事农耕，只要一郡粮食丰收，数郡就无饥饿之虞。荆城是南楚最富有的城市，扬州则是吴地最富裕的地方，两个城市的纺织业足以衣被天下！

    钱，国之重器，不可轻废

    朝廷连铸币权都没有，要废弃货币谈何容易？何况这本就是一个馊主意，货币制度承载了几近千年的经济运行，岂能因一道诏书自动消失？王莽只是想以龟贝替代货币就搞得天下大乱，更不要说东晋皇权远不如西汉。在举朝反对之下，废弃货币的建议最终未能推行。

    中国史书好比今天的影视剧，历史人物都具有鲜明的脸谱，好人长相威武，坏人长相猥琐，单凭长相就能判断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

    桓温在晋明帝年间登上历史舞台，《晋书》对这位中兴名臣却毫无尊敬之意，把他描写为“长着一双三角眼，胡须像刺猬一样”，一副典型的奸臣模样，也许是因为东晋终为桓温的儿子桓玄所灭吧。

    桓温（公元312～373年），属于中下层士族，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司马睿的孙女婿，南康公主的丈夫，也就是传说中的驸马爷。从明帝开始，桓温历经五代帝王，官拜大司马，统率内外诸军，是东晋中期第一代有能力统领全局的人物。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东晋桓温是第一个有能力建立“大一统”的皇权的人（篡位），是曹操、王莽一类的人物，所以，他才成为京剧中又一个大白脸。

    在中国货币史上，桓温曾经提出了一个很离谱的设想—废弃钱币，改用谷帛作为交易媒介。

    针对桓温提的这个极其离谱的建议，当时的祠部尚书孔琳之就以无可辩驳的雄论驳斥了桓温的建议：古代圣王把没用的东西用来交换有用的东西，这样有用的东西既不会损毁，又可以省去物物交换运输的麻烦。现在的铜钱正好起到古代龟贝的作用，历代使用的铜钱今天绝不能废弃。

    从古至今，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桓温的货币知识为零，还是孔琳之识大体、顾大局，认识到了货币运行规律的真谛。钱币是国之重器，当然不可轻易废黜。

    真的是这样吗？

    孔琳之当时还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在有意无意间被很多人忽略了：贫穷的人要仰望富人，天下才能安宁；如果骤然废弃货币，那么士族高门就会丧失所有财富。孔琳之属于士族高门，他知道桓温废弃货币的真正用意：数十年土断只是剥夺了北方士族的土地，以皇权的强制力遏制了土地兼并，但是士族高门手里还是照旧留有大量货币，要消灭士族势力，最重要的就是剥夺他们手中的所有财富，直接废弃货币当然就是最好的选择。

    剥夺士族高门财富、彻底斩断他们侵占土地的能力，这才是桓温力主废弃货币的真实意图。

    况且，桓温被逼出此狠招，是因为士族高门不厚道在先。东晋朝廷没有铸币权，流通货币全靠私铸（也就是沈郎钱）和前朝留下来的古钱（也就是一部分五铢钱），两者重量差异实在是太大，相当一部分五铢钱被人减凿。

    所谓“减凿”，就是把完好的古钱去掉一块，再染上铜锈，这样的钱被称为“剪边五铢”。当然，被凿下来的铜材或铜屑会被重新铸造成沈郎钱，重新进入流通渠道。

    最狠的做法是，把完好五铢古钱用利刃圆凿切割，将之一分为二，成为一大一小两枚钱币，大钱大环被称为“艇环钱”，小钱小环被称为“鸡目钱”。

    由于东晋一朝货币奇缺，被减凿后的剪边五铢购买力降低得非常有限。这样减凿货币的人既得到了一部分铜材，又保持了原来货币的购买力，实在是一笔稳赚不赔的好生意。

    理论上，无论货币如何减凿，只要能承担货币职能就可以了，总比废弃不用的好。

    如果减凿集中于某一个阶层，就一定会引起财富重新分配。

    但凡减凿古钱获利者，手里必定有相当数量的五铢古钱；仅仅减凿一枚五铢钱，估计废品收购站都不会要那点铜渣；偶有刚富裕起来的寒门素族，只能开山冶矿、铸造新币。手里有巨额五铢古钱的人，恰恰就是桓温最讨厌的一个群体—士族高门。

    士族高门的购买力越来越强，黎民百姓乃至皇族可控制的资源就会越来越少，最后一定会打破原本脆弱的权力平衡……

    桓温看到了问题的所在，却没有给对药方。

    朝廷连铸币权都没有，要废弃货币谈何容易？何况，这本就是一个馊主意，货币制度承载了几近千年的经济运行，岂能因一道诏书自动消失？王莽只是想以龟贝替代货币就搞得天下大乱，更不要说东晋时代皇族权柄远不如西汉。在举朝反对之下，桓温废弃货币的建议最终未能推行。

    在士族高门货币优势的冲击下，晋穆帝年间前期土断成果几乎丧失殆尽，朝廷直接控制的人口数量急剧下降。

    现在，我们给出两个案例以说明当时的情况。

    案例1：晋帝室彭城王司马玄隐匿流民，查实后被桓温送进了监狱。

    案例2：会稽王氏隐匿民户，查实后，被隐匿的流民尽得土地，从此归朝廷统辖。

    这是两个史书上最常见的例子，现在，我们稍微丰富一下这两个案例的数据。彭城王司马玄一共隐藏了五户民户，结果这位皇族王爷被抓进了监狱；会稽王氏隐匿了三万户口，仅仅是喝个酒、道个歉，别说监狱，就连城管的面都没见。

    结论：这个时候士族高门的势力很可能已经超越了皇族，长此以往，皇族又将沦落为舞台的配角。和平年代土地兼并最多引发流民潮，此时，前秦已经吞并了鲜卑燕国，就等挥军饮马长江了……

    尽管桓温不是一个合格的货币理论家，却实在是一个铁腕政治家，既然温和的货币改革行不通，桓温就迅速拿出了更狠的方法—东晋最着名的“庚戌土断”。与晋元帝、晋明帝年间的土断不同，庚戌土断不但要斩断士族高门与南迁流民的联系，而且要清理士族高门隐匿的所有民户。

    庚戌土断是东晋历史上最彻底的一次土地改革，脱离士族的农民从此要向朝廷服兵役。桓温征召寒门子弟，在自己出镇的兖州、徐州、扬州建立了一支所向披靡的军队，这支军队后续的发展对中国历史的走向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我研究的领域是金融，我的职业却是教育。所以，在这里我必须强调桓温的一份奏疏—《七项事宜疏》。在这封奏疏中，桓温坦陈了当时官场的七大弊病，并提出了一些改革方案，最核心的一条是：让东晋寒门素族接受教育，给他们晋身之阶。在这篇传世的奏疏中，桓温以雄浑的文笔论证一个道理：士族高门把持教育会弊端丛生，要想富国强兵、光复中华，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兴办教育，实现社会阶层流动。当代，西方列强的历史也证明，要想成为第一流的世界强国，首先要发展的一定是教育，其次才是制度和科技。正如同一个社会的表象是财富，生产财富的是科技，刺激科技创新的是制度，决定制度的是文明，能改变文明的力量则只有教育。

    形象表述就是：教育→文明→制度→科技→财富。如果把这个顺序颠倒过来就是“财富→科技→制度→文明→教育……”

    这一切，就如同《天龙八部》里的鸠摩智，先练少林七十二绝技，再练内功《易筋经》，少林寺藏经阁无名老僧对此的评价是：次序颠倒，大难便在旦夕之间。

    —在这个颠倒的顺序中，科技一定不是原创的，只能是模仿的。先进科技确实可以模仿，但这些科技创造的利润却只归属于原有强势阶层，甚至成为劫掠社会财富的工具。

    —在这个颠倒的顺序中，制度一定不是内生的，而是舶来嫁接的，确实也可以原封不动依样画葫芦建立所有的行政框架、法律制度。但如果全社会的人都没有受到这样的教育，又怎么可能从内心里尊重这些制度？无人尊重，这些制度又怎么可能真的得以实施呢？

    —在这个颠倒的顺序中，缺失了教育，文明底蕴不会有丝毫改变。一旦教育开始演绎腐朽，就会蛀空整个社会的脊梁。

    要想摆脱历史的宿命，必须有一个条件，让教育普惠于国民。只有教育，才能使下一代人比我们过得更好，才能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阶层流动渠道。在这种不停的流动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会更加富强。

    当然，桓温远没有如此伟大的理想，他不过是想打破士族垄断，给寒门素族一个希望。借助这些机会，东晋寒门素族涌现出大量杰出人物。

    只有靠自身才学晋身的寒门素族才是皇帝最忠诚的支持者，他们一旦离开皇权就会变得一无所有。中国古典读物《三字经》里有一句，

    其中借萤火读书的人就是被桓温重用的素族车胤，最后，车胤也为皇室尽忠而亡。桓温有了寒门的军队、寒门的官僚，终于把事业推上了巅峰：灭西蜀成汉、三次北伐，一度甚至光复故都洛阳。

    桓温的改革也使东晋获得了重生，桓温死后五年，正是寒门素族组成的北府兵，八万人击溃了前秦一百万南侵大军，汉族在江南一地延续了民族血脉，晋祚得保。

    刘宋王朝的开国皇帝刘裕曾对桓温有一句中肯的评价：“大司马桓温当政之前，黎民百姓已经没有土地，国家败亡之象已现；庚戌土断之后，农人得以归于土地，此后东晋能够财阜国丰，完全是桓温的功劳。”

    小结：胡马过阴山

    集权必然导致强势封建集权，也就一定能集中全国资源对抗游牧民族，强势帝王又怎么可能容忍游牧民族在自己的地盘上闲庭信步？只不过，强势的封建集权一定要靠封建官僚才能实现，借此，封建官僚壮大，小农经济在短暂辉煌之后又会陷入长久的沉寂。

    游牧民族习惯于迁徙，他们必须找到水草肥美的地方，即使是寒冷的冬季。游牧民族向北是寒冷的西伯利亚，向南是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只要头脑还清醒，任何一个游牧民族都会选择向南。

    向南本没有任何错误，只不过，南部是我们的中国。

    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本身就建立在民众与畜牧的流动之上，一般情况下，为争夺草场，各个部落之间也是征战不休，很难对外形成合力。即使如此，也已经让北方的汉族相当难受。这些人倏忽而来，官军唯一有效的抵抗方式就是投入数十倍于敌方的军力坚守每一个据点。

    只有极端强盛的经济，才能保证坚守每一个据点，一般王朝根本做不到这一点。

    所以，汉武帝才不得不举全国之力驱赶匈奴。为了动员全国的力量，汉代建立并完善了史无前例的统治框架—以三公九卿为代表的封建官僚体系，但也是这个封建官僚体系彻底毁掉了强盛的西汉帝国。

    汉光武帝吸取了西汉亡国的教训，裁撤了近90%的官僚机构，放任民间经济发展，终于出现了“光武中兴”。遗憾的是，东汉帝国失去了封建官僚，也失去了对国家的统治能力。一旦帝国失去了集中资源的能力，也就无法遏制边境游牧民族。西羌，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民族开始不断进入东汉帝国版图，甚至数度威胁都城长安。可怜堂堂东汉帝国，几乎浪费掉全国的财富也未能克制西羌。

    统一北方后，曹操的实力也无法对抗游牧民族，只不过他想出来一个相当阴损的点子。当时，最为强盛的游牧民族是乌桓，曹操就在鲜卑等游牧民族的地盘上做生意—专门收购乌桓人头。乌桓势力有所衰微的时候，曹操采用游牧民族的战术，以一支汉族轻骑兵远途奔袭，重创乌桓主力，为汉族赢得了半个世纪的和平时间。

    最不地道的是蜀汉的刘备和诸葛亮，他们不断引游牧民族入关分散曹操兵力。七擒孟获的故事相信大家都知道，藤甲兵的真实用途是对付自己的同族曹操。就连祸患东汉的西羌，蜀汉也欢迎之至，蜀汉大将马超、姜维都是因为与西羌联系密切才得到重用。罗贯中居然能把引异族打击汉族的事迹列为诸葛亮的功绩之一，颇有以文乱义、淆是非之嫌。

    从此，胡人入关一发不可收拾。

    西晋年间，士族当政又给了游牧民族以机会，既然无法建立天下一统的皇权，自然也就不可能集中全国力量抗击胡人入侵。西晋统治者对付外敌的办法颇有曹操风范—不断派杀手暗杀游牧部落首领，游牧民族各部落为争夺首领位置内耗不断，也算是以最小的成本为中原争取了和平。

    长达十六年的“八王之乱”给了游牧民族以发展的时间，远遁大漠的南匈奴单于刘渊第一次在中原腹地建立了游牧民族政权—后汉。刘渊幼年时曾在西晋当人质，当政期间汉化程度很高。

    按照游牧民族的传统，部族首领要负责全部族人的福利，要定期给大家发粮、发钱、发奢侈品（瓷器和茶叶）。刘渊既然要仿效汉人建立封建中央集权制，也就必然要抛弃原始的氏族制。最终，刘渊丧失了对南匈奴部落的统治能力。

    游牧民族统治者没有统治定居人民的经验，他们可以很容易地实现征服，却无法建立有效的统治；要想统治中原臣民就必须模仿汉制，汉制又无法控制本族这个强大的军事集合体。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只有清朝曾经解决了统治结构“二元化”的问题，把曾经骁勇的八旗铁骑变成了提笼架鸟的八旗子弟……现在，让我们来检视中原大地与游牧民族较量的全过程：……强权的秦帝国→封建中央集权→蒙恬北拒匈奴…西汉初年“无为而治”→和亲、被匈奴勒索→放任民间私铸货币、小农经济兴盛、“文景之治”…汉武帝巩固封建中央集权→盐铁官营、统一铸币、经济衰败→匈奴分裂、霍去病祭贝加尔湖…东汉初年裁撤绝大部分官僚→坞堡兴起、中央集权衰败、私铸盛行、工商业兴盛→西羌侵扰内地→坞堡无法抵抗→天下大乱…曹操屯田→小农经济兴盛→收服乌桓…西晋士族兴盛→士族皇族内耗、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在这些循环中，我看到了一条无比清晰的运动轨迹：封建集权→货币官铸→击溃异族→经济衰退。集权必然导致强势封建集权，也就一定能集中全国资源对抗游牧民族，强势帝王又怎么可能容忍游牧民族在自己的地盘上闲庭信步？只不过，强势的封建集权一定要靠封建官僚才能实现，借此，封建官僚壮大，小农经济在短暂辉煌之后又会陷入长久的沉寂。

    吃此一堑，帝国又必然转向另一种统治模式：封建分权→货币私铸→经济兴盛→异族入侵→丧失半壁江山！分权必然伴随着封建统治者的衰落，既然封建统治者无法干预经济，经济也就获得了成长空间。只不过，封建集权衰败的同时，一定会为游牧民族入侵留出空间，中原大地可能陷入长久的战乱之中。

    不必惊讶于历史的相似，这也不是中国历史独有的怪圈，而是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只不过，东方游牧民族的形象是倏忽而来的骏马，西方海盗的形象是船桅杆上的骷髅旗。上古时代，发达的爱琴文明是典型的分权社会，结果，希腊城邦制国家为罗马铁骑所毁灭；古罗马也建立了原始民主制度，结果，罗马帝国被日耳曼雇佣兵击溃；法兰克王国几乎所有国王都为四处流窜的北欧海盗感到烦恼。从此，欧洲进入了黑暗的中世纪。

    我们的模式是“集权—分权—集权”，汉祚得以延续几千年；西欧的模式则是“分权—集权—分权”，西欧不断变更着主导民族，雅典人、罗马人早就在历史的长河中失得无影无踪，曾经煊赫一时的日耳曼人则在城堡里龟缩了几个世纪不敢出头。集权、经济衰败、民族延续，分权、经济兴盛、亡国亡族，根本无法判断历史逻辑的对错。

    得失之间，我只见到了历史老人狡黠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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