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而不平
现在，刘裕已经是皇帝，他不能容忍士族高门如此放肆。在皇权眼里，没有朋友，也不会有敌人，只有“被统治的人”和“不被统治的人”。士族高门之所以高高在上，不就是因为有钱就不想被皇权统治吗？平等永远是相对的，不平等才是绝对的。
自古以来，人类都靠祖先的积累传承利益：日耳曼氏族首领逐步演化为骑士，中国士族的官位也来源于祖荫。无论士族还是骑士，这些人都有自己的封地，有独立的利益，不可能对皇帝（国王）唯命是从，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分权博弈，成为制约皇权最强大的力量。
要想打破这种源自祖先的财富传承，只有依靠绝对皇权的力量。绝对皇权一旦出现，世界的财富规则就会改变。
桓温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推行“庚戌土断”，但桓温死后“庚戌土断”还是无疾而终。
东晋谢安继续起用寒门素族，打赢了淝水之战，刘牢之、刘裕等一批出身贫寒的将领获得了北府兵军权，最终成为东晋王朝的掘墓人；桓温之子桓玄靠北府兵篡夺了东晋帝位，大将刘裕又消灭了桓玄。公元420年，北府兵将领刘裕称帝，起自草莽的刘宋王朝诞生了。
刘裕既不是皇族，又不是士族，只是一个不太认字、以卖草席为生、喜欢赌博、从来就被人看不起的流氓。北府名将也无不是二百五出身，当兵之前从来没有光辉的事迹可以炫耀。这些人在刀剑锋镝中摸爬滚打，永远不会对弱者妥协，一旦出镇一方，无不掘地三尺，甚至直接从国库里拿钱。刘宋立国数年，依旧是府库空虚。
这样粗鄙的统治集团，士族高门当然无法接受。在他们眼里，刘裕等人不仅是彻头彻尾的乡巴佬，也永远是一群刀头舔血的暴徒。
士族虽然被剥夺了军权，却依然对北府集团表现出最大的不屑。太后的胞兄去琅琊王氏家中拜访，主人面对客人一言不发，反而问自己的仆人：“这个人跟你什么关系？”然后，当面把太后胞兄坐过的椅子烧掉。
现在，刘裕已经是皇帝，他不能容忍士族高门如此放肆。在皇权眼里，没有朋友，也不会有敌人，只有“被统治的人”和“不被统治的人”。士族高门之所以高高在上，不就是因为有钱就不想被皇权统治吗？
你不把你的钱给我，就让你彻底没钱！
历史没有留给刘裕足够的时间，刘宋王朝刚刚建立两年（公元422年），刘裕就死掉了，抢钱的任务落到太子刘义符身上。
刘义符主要靠兴办金融业搂钱，即放贷。
大家也许不会想到，在世界范围内，旅馆是最早经营银行业务的行业之一，中国当然也包括在内。因为，旅馆的作用不仅仅是为客人提供住宿，还为客人寄存财物，一般情况下旅馆会留存一个货币余额，也就可以用这个余额对外放款—高利贷。刘义符在位仅六个月，这期间最大的施政亮点就是宣布京城所有的邸店（旅馆）都归他所有。要知道，那时候经营邸店可是一个下九流的职业。现在皇帝居然亲自操刀上阵，实在是因为太赚钱了，据说资本回报率达到1000%，绝对是一个最拉风的暴利行业。
京城皇家邸店有着固定的目标客户—士族高门，放贷的目标不是获得利息收入，而是直接瞄准了贷款人的抵押物—土地。皇帝会以各种手法逼迫士族高门借款，士族高门借款又必须以土地抵押。
又有哪个士族高门真的敢来还皇帝钱呢？
鉴于这实在太离谱，跟直接抢钱基本没什么区别，很快刘义符就被自己的兄弟刘义隆干掉了。
刘义隆便是刘宋历史上的宋文帝，之所以被称为“文帝”，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刘义隆抢钱的手段比较文明—用钱来剥夺别人的钱。宋文帝之“文”少了很多暴力，却更为残酷，按照他的做法，士族高门的财富在瞬间全部贬值。
以钱抢钱的方法，说穿了就是货币改革。
刘宋元嘉七年（公元430年），宋文帝设立钱署开炉铸币。对中国货币史来说，这次铸币有着特殊的意义，此时，官铸货币在中国已经消失了三四百年，数百年来货币来源始终靠旧钱和民间私铸。刘义隆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官铸货币再次出现在中国大地上。
宋文帝推出的货币在历史上被称为“四铢钱”，形制与汉代五铢钱相似，重量也在35克左右。四铢钱与五铢钱最大的不同是，一枚四铢钱可以当两枚五铢钱，又可抵大致八枚沈郎钱。反正包括刘义隆在内的皇族和封建官僚都没多少钱，只有士族高门才有五铢钱和沈郎钱。
对拥有五铢钱和沈郎钱的士族高门来说，这绝对是一笔赔钱的买卖。与晋王朝相比，刘宋王朝更倾向于以暴力解决问题。今夕不同往日，士族高门对此几乎无法反抗。
货币改革后，皇权和士族高门的财富优劣态势立刻扭转。
里要说的是，刘义隆推行的四铢钱还不是刘宋朝最恶劣的货币制度。四铢钱与西汉五铢钱重量相当，是一种“大钱”。文帝之后的几代帝王不停执行货币减重，宋明帝刘彧年间居然推出了一种“永光四铢”，虽然钱币上还铸有“四铢”二字，但实际重量不足一克。就是这种永光四铢钱，居然要和四铢钱一样换两枚五铢钱或者八枚沈郎钱！
民间私铸者无论如何也不能强迫所有人接受他的货币，也就没有人能靠铸币抢劫别人的财富。封建官府铸币的基础却是皇权，是具有暴力性质的国家机器，无论如何减重都是法定的货币，也就成为最犀利的抢劫武器。
光怪陆离的末世王朝，当帝国统治者已经丧失了其他掠夺手段时，虚幻的货币财富也就成了救命稻草。超级货币减重又无异于饮鸩止渴，如果封建帝国已经丧失了统治能力，谁会承认虚值货币，谁又会真的把财富让渡给帝国统治者呢？
钱财断手足
据《宋书》记载，当时的封建官僚那是相当有钱：宁州刺史萧惠开家财数亿钱，益州刺史刘郡以黄金铸造浴盆。《南史》中绝大部分刘宋官僚都有这样的绰号：刺史一级的经常被人称为“孙亿万”、“刘千万”，县令一级的则被人称为“王新车”、“庾大宅”
最显而易见的赚钱方式是创新，只有全新的技术、全新的产品、全新的运作模式才容易形成垄断，才可以由经营者定价，才能赚大钱。对中古时代的农耕民族来说，任何一种异地商品都是显而易见的“创新”，商业也是利润最丰厚的行业之一。
魏晋年间，江南扬州、建康、益州、荆州水路通畅，本来是天下货物的集散地，也是天下最富庶的地区。刘宋年间，江南民间商业几乎绝迹，能做生意的人只有一种，那就是封建官僚。其他人想经商也可以，只要上缴足够多的税收—足以让任何一家富商破产的税收：刘宋时代商路关卡林立，每个关卡都要缴1%的关津税，另外还要在贩卖地和采购地缴4%的商税。
蜀马耐走长路，天府织锦更是冠绝天下，益州典签刘道济正好经营蜀马和蜀锦。
典签不过是一个七品官衔，却握有很大权力，因为典签是皇帝派来监视刺史的。就是这个刘道济，居然以官府名义出台这样一个政策：在苛杂的税收之外，普通商人贩运丝、锦，加在一起每次不得超过五十斤；除他本人之外，只要川马出境，无论良莠，价格都不准低于两万钱—这是一个不可能交易的价格，当时一头耕牛的价格不过三千钱。通过垄断川马和丝锦贸易，刘道济短短数年间赚到了三亿个铜钱，可以买到十万头耕牛。
任何一个时代，小康之家都有一个公认的非货币标准，比如今天的“有房有车”。
刘宋年间小康之家的标准则是有一头耕牛，也就是说，刘道济一个人的财富至少抵得十万个小康之家。以今天耕牛的价格核算，十万头耕牛大概需要三亿元，如果认为一头耕牛就是今天成都的一套房产，那么刘道济的身家已经是千亿量级。
千亿，一个多么恐怖的财富单位！
财富积累自有规律，除非改变世界的创新，比如机械、电能、互联网，否则，如此暴利的唯一来源就只能是存量财富的再分配。这种利益分割甚至是通过市场的名义进行的，一类名为商品的货物只掌握在封建官僚手中，即使通过市场进行买卖，本质也只是以市场为手段重新分割财富存量，实现财富向一小撮人手中转移。
刘宋王朝是封建官僚最幸福的时代之一，据《宋书》记载，当时的封建官僚那是相当有钱：宁州刺史萧惠开家财数亿钱，益州刺史刘郡以黄金铸造浴盆。《南史》中绝大部分刘宋官僚都有这样的绰号：刺史一级的经常被人称为“孙亿万”、“刘千万”，县令一级的则被人称为“王新车”、“庾大宅”……
如此规则之下，最赚钱的行业是“当官”，最能搂钱的“官”是皇帝。
而刘宋皇帝中最能搂钱的当数宋孝武帝。
宋孝武帝抢劫的第一个对象，当然就是这些“有钱的官”，手段则是赌博。与今天的金融赌局相比，刘宋孝武帝时代领导与下属的赌博规矩要残酷许多：封疆大吏是一定要跟皇帝赌博的，赌博是必须输钱的，输钱是必须输到倾家荡产的。这就是宋孝武帝发明的别出心裁的搂钱方式—赌博，专门对付有钱的封建官僚。
宋孝武帝末年，凡两千石以上的官僚罢任返京，皇帝都要亲自跟他玩几把骰子，结果自然是皇帝有赢无输，一直要把对方家产赢干净才肯罢休。
对付没钱的黎民百姓，宋孝武帝也有自己的方法。
黎民百姓不是封疆大吏，皇帝不会为了几个小钱亲自动手，况且收税的皂隶（差役）还不知要搂多少中饱私囊。宋孝武帝很聪明，他想到了另一个很好的方法—囤积居奇，只不过手法远比一般奸商高明。
两晋以来，江南就有“衣被天下”之称，历代君王对江南纺织业始终轻徭薄赋，养蚕户纳绢不过三匹，而且只限于长江下游一带。为了抢夺黎民百姓的钱，宋孝武帝以江南绢丝为题布下了一局大棋……
第一步，布局。
大明四年（公元460年），宋孝武帝开始在全国高价收购绢丝（请注意，是高价收购，不是强行征收）。结果，一年间，江南所有绢丝全部断货。
第二步，中盘。
大明五年（公元461年），宋孝武帝突然宣布：养蚕税税基扩大到全国所有黎民百姓，每户百姓要纳绢四匹。这对黎民百姓而言是一个悖论：百姓根本不可能上缴如此多的绢丝，新产绢丝存量不足，原有的绢丝又早就被皇帝买走了；百姓又必须缴纳绢丝，否则，对抗皇粮国税是要坐牢的。
结论：手里没有绢丝的人也可以去市场上买，比如，皇家的直营店。全国绢丝价格立即暴涨，当年，一匹绢居然涨到两千至三千钱，这可是当时一头耕牛的价格，相当于今天让每家一年内缴纳一套房子作为税款！
第三步，收官。
就在这个时候，宋孝武帝不失时机抛售了一批绢丝，虽然绢丝价格最后控制在一千钱左右，但是百姓仅有的一点土地、仅存的一点铜钱也都流入了皇帝的腰包。
即使一千钱的价格，绝大多数人仍旧是缴纳不起，那一年，不知多少人倾家荡产。宋孝武帝当政最后一年（公元464年），富庶的浙东数郡发生旱灾，朝廷不但无力赈灾，反而照旧收租。结果，灾害程度不及古代一半，饿死者却是古代的数倍，富庶的京师也是饿殍遍野……
西汉年间，皇权缔造了“皇帝—封建官僚—小农”的社会框架：这是一个倒“丁”字形的社会结构，封建官僚掌控了绝大部分社会财富，其余的人都处在低端，顶层和低端之间没有任何缓冲带。如果顶端的人选择了掠夺，那么所有人同样会选择虚伪和卑劣，因为这才是获得财富最有效的渠道。这样的社会框架不会也不可能提供创新空间，重大创新必须依靠帝国全体臣民在点滴试错中积累。
刘宋时代，“皇权—封建官僚—小农”的社会结构再次出现在江南。士族高门的势力被迅速清洗，寒门素族以军功起家，十几年间占据了所有朝廷要津，并迅速把触角伸及社会每一个角落。从货币、土地到税收，皇权推行的所有政策都被异化为抢劫的工具。
不同于西汉的是，刘宋本就是一个偏安江南的王朝，国家时刻面临来自北方异族的挑战，却根本没有前世的财富积累。皇权对财富的获取即由掠夺变为抢劫—不仅仅是对社会底层的抢劫，也包括皇族和封建官僚集团之间的互相抢劫。刘宋皇室也成为中国历史上命运最为悲惨的皇室，开国皇帝刘裕共有男性后代一百五十八人，这一百五十八人中有一百一十四人死于非命：子杀父者一人、臣杀君者四人、兄弟相残者一百零三人、为外人所杀者六人。皇室成员如此大规模地自相残杀，此前从未有过，此后也再未发生。
在皇权的逻辑里，权力才是真正的手足，只要有钱就会满街都是兄弟。一旦皇权开始抢劫自己的支持者乃至宗室，帝国就基本丧失了统治能力。强者在皇权之下都会沦丧财富，何况苍苍烝民？
衣服破犹可补，手足断不可续！
全民高利贷
刘宋、萧齐是封建官僚长成的时代，萧齐一如刘宋王朝，封建官僚新贵几乎垄断了所有创新行业，所有真正赚钱的投资渠道都被封建官僚堵死，上古时代又有资产泡沫可以制造，剩余货币也就只能投资高利贷了。刚刚建立的刘宋王朝必须依靠封建官僚，又不能让封建官僚过分掠夺百姓。刘宋末年，宋明帝为了搞平衡、平民愤，经常对封建官僚施以残酷的刑罚，不但将财富洗劫一空，还经常搞满门抄斩、虐杀之类的娱乐活动。显然，这不是平衡跷跷板的方法，如此，封建官僚和天下黎民都被搞得血本无归、家破人亡。
无论是谁，要想彻底逃出这个循环，只有一个选择—自己成为皇帝。
刘宋右军将军萧道成曾为刘宋王朝出生入死，仍不见容于宋明帝，于是，萧道成选择了拉杆子造反。十年经营，公元479年，萧道成终于废黜了刘宋末代皇帝刘凖，创立了又一个新王朝—萧齐。
萧道成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曾经发下宏愿—。但萧齐同样是一个短命的王朝，只存在了二十几年，其兴也忽焉，其亡也焉。
关于萧齐王朝，我们同样从货币说起。
成功的货币制度都是相似的，一定会顺应经济发展需要；恶劣的货币制度却各有各的卑劣，无论大钱、小钱，通胀、通缩，货币改革的同一个梦想都是抢劫财富。
萧齐王朝仅有一次铸币记录，即永明初年所铸的“南齐五铢”。从出土文物推断，南齐五铢重量与刘宋四铢钱相仿，重量在35克左右。
同样重量的货币到了不同皇帝手里，却能发挥不同的作用：刘宋王朝的四铢钱是类似于大钱的虚值货币，造成了通货膨胀；南齐五铢同样是一种大钱，却制造了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的通货紧缩。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萧齐王朝只有一次铸币记录，南齐五铢铸造量相当小，所以，也就出奇地值钱。萧齐官价规定，一枚南齐五铢可以换三十枚左右完好的五铢钱，实际流通中，南齐五铢的抢劫能力又远远高出1∶30的兑换比例。如果以南齐五铢计价，永明年间，一石米的价格仅为几十钱，一匹绢的价格也仅为三百钱，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萧道成“黄金与土同价”的愿望。
物价下跌虽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萧齐王朝维持了刘宋年间的货币税率。刘宋年间一亩地要缴五百钱作为税款，萧齐年间仍旧要缴纳五百钱。此五百钱非彼五百钱，物价下跌一倍，税款就多出一倍。刘宋永初年间一匹布的市价是六百钱，永明年间一匹布的价格却只有一百钱，凭空多出了五倍税款。
何况，萧齐官府只收未经减凿的钱币，税收又何止增加了五倍？
萧齐王朝一直在有意维持通货紧缩的局面，如果想打破通货紧缩，官府随时可以铸造大钱。因为，真正拥有南齐五铢的人是皇族和封建官僚，通货紧缩越严重，他们手中的财富就越值钱，靠货币掠夺财富的能力就越强。
黎民百姓确实没钱，税款缴不上怎么办？
答：高利贷。
在南朝墓葬中经常可以看到借贷契约，令人惊讶的是，除了王公贵族的大墓，相当一部分小康之家的墓葬中也可以见到借贷契约。这些契约记载了借贷事由、时限、利率，借债者多是自耕农，一般数额不会超过三十文，以半年为限，年化利率平均为200%，是货真价实的高利贷。
如果债务人到期无力偿还贷款，还可以延长归还期限（就是今天所说的“展期”）。
如果延期几次之后仍无力偿还，作为抵押的田宅就会被债务人收走—那应该是家中仅有的田宅。最后的结果是，债务人以自身作为抵押再次举债，自己沦为奴婢或者部曲。
很遗憾，墓葬中的契约无一例外在债主生前都没有得到偿还，也许这些债务已经永远不可能被偿还。之所以这些借据被放入坟墓，是因为债务人在债权人入殓之前要继续签字画押，人们相信在另一个世界里，已经死掉的人仍旧可以向阳世索债。
按货币经济发展程度推断，南朝货币总量当远逊于汉代；按商品化程度推断，南朝商品化程度又远不如后来的宋代。汉代、宋代当然也有高利贷存在，只不过，汉代高利贷者“子钱家”仅限于大商人，借钱的人一般也是王侯甚至皇帝；至于普通人，你就是想借高利贷，人家还嫌麻烦。宋朝小农高利贷最为普遍，但放高利贷者是官府。
唯独乱世偏安的南朝，高利贷规模居然如此之广，实在令今天的经济学家瞠目结舌。《南史》这样记载当时的情况，高利贷，虽然，却。当然，通常情况下高利贷会以土地作为抵押，一旦债务到期不能归还，债主就会夺其田宅，债务人则沦为佃农。
这里要说明的，不是高利贷利率有多恶劣，也不是失去田宅、沦为奴婢部曲的百姓有多么悲惨，而是全民高利贷的背后一个更为可怕的逻辑。
货币的本质就是寻找高收益、高回报，获得收益的渠道有很多种，为何大家都选择“以钱生钱”的高利贷？
刘宋、萧齐是封建官僚长成的时代，萧齐一如刘宋王朝，封建官僚新贵几乎垄断了所有创新行业，所有真正赚钱的投资渠道都被封建官僚堵死，中古时代又没有资产泡沫可以制造，剩余货币也就只能投资高利贷了。
这是怎样一种残酷的逻辑？
—只要有了货币先发优势，抢先一步比别人占有更多的金钱，就一定可以把别人踩在脚下。拥有货币先发优势的人，一般来说是有进取心的人，所以，他们抢先适应了那个时代的规则，获得了财富。一旦这些人把获取财富的轨迹定位为放高利贷，也就不会有人再从实体领域谋求财富了。
—贫穷的人只能被货币役使，死去的人不可能有人埋葬，鳏居的人不愿意再娶，生了孩子只能偷偷杀死……
无怪乎有人惊叹：
货币只是财富的一种符号，并不是真正的财富，高利贷所有的作用只是转移财富，而不是创造财富。如果所有人都不去创造财富，萧齐王朝的前途又在哪里呢？
西汉末年的流民魔咒很快应验，可怕的流民再次出现在江南水乡：一县之中经常有数千流民，上万人的流民队伍又开始在阡陌间游荡。问题是，南朝一共才有多少臣民？这些人聚集于深山，以天险对抗官军，平日则以抢劫为己任。可怜江南鱼米之乡、三吴之地，居然成为“仓廪既虚”、“草窃充斥”、“饥寒尤甚”、“流冗者多”……
萧齐永明三年（公元485年），就是在王朝开始铸币的当年，富阳人唐氏聚集数万名流民，一路攻破桐庐（今江西桐庐西）、钱塘、盐官、诸暨，最后在钱塘称帝，国号“吴”。尽管萧齐王朝派出的“台军”（皇宫禁卫军）最后攻破了这支流民军队，但是，台军所到之处抢劫之风更甚于流民。
萧齐立国二十几年，几乎年年都有流民暴动，连年通缩加上全民高利贷，刚刚建立的萧齐王朝，仅历一帝就变得风雨飘摇……
在这里，我们还要提及另外一种高利贷债主—寺庙。寺庙也是世界范围内最早从事信贷活动的主体之一，希腊神殿就经常把人们送来的供奉借给自由民中的赤贫者，然后将之变为自己的奴隶。
中国佛教最早见于断代史《后汉书》，其实，所有宗教的教义都是导人向善的，佛教莲花的寓意也是此岸淤泥中的纯净，象征着人类可以站在莲花上走向彼岸。萧齐时代，在册寺庙共有二千五百座，僧尼八万二千人。在生产剩余本就十分稀少的中古时代，供养如此庞大数量的僧尼，绝对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现象。
我没听说这些南朝僧侣有孙悟空的法力，我却知道他们有着比齐天大圣更为幸福的生活，在尘世此岸就已经到达了彼岸的天堂—物质的天堂。南朝寺庙发明了一种新的业务—僧邸粟，寺庙还有经营僧邸粟的常设机构—长生库。因为，《大藏经》曾说过：
僧邸粟，说白了也是高利贷。其市场定位颇合佛祖普度众生的教义，上至王侯，下至百姓，大家都可以来寺庙借钱度日，主要区别是贷款本金及期限，有长期也有短期。
—长期贷款本金通常是货币，一般以十年为期，利息，即高于官府给定的年利率100%。如此高的利率，如此长的借贷时限，又在一个通货紧缩时代，借钱的人也就只能是封建官僚。只有封建官僚才可能还得起这笔利息，也只有这些人能确保在十年内连续获得100%以上的年收益。
—短期借贷以粮食、杂物为本金，一般以一季为限，是“咱南朝老百姓自己的银行”。就是利率实在高得离谱，以“一日一夜”计算，隔夜拆借利率高达三分七厘（37%），贷款逾期罚款则利上生利，迟还两天就要做牛马偿还（按通行价格，做耕牛一天偿还八文钱，做马一天偿还七文钱）。一般情况下，僧邸粟利滚利会让债务人当一辈子牛马了。寺院还往往借助佛祖的威力恫吓债务人，欠债潜逃来生就会真的变牛变马，只有死亡才能逃脱这种厄运。所以，债务人只有两个结果，要么，要么。
高利贷业务为寺庙赢得了丰厚的利润，高级僧尼不但有役徒、婢女，而且、、，京城三分之一的地产居然都是寺庙的庙产，绝对比今天任何一家公司的CEO都拉风。
在神性面前，人性永远只能求得宽恕，萧齐僧徒却向神求官、求财、求子、求平安……总之，尘世所有得不到的东西都向神求。作为报答，人们建大佛像、建大寺庙，似乎只有这样，佛祖才会施恩于信徒。当人们顶礼膜拜这些偶像的时候，不知有否想过，如果金钱才是通往神性的康庄大道，神性和人性又有什么分别？
人性的罪孽，岂可用金钱偿还？
用钱可以买通的神，真的是神吗？
萧齐祸福
梁武帝丝毫不知控制封建官僚的力量，封建官僚中迟早会生出擎天巨孽。不是这些民贼贪婪、狡诈、阴险，而是黎民百姓已经羸弱不堪，根本不足以支撑一个王朝了。很快，萧梁王朝的惩罚者就出现了—侯景。
萧齐之后是萧梁，萧梁享国五十五年，开国皇帝梁武帝萧衍一人独占四十七年，这也是一个让历代史家头疼的皇帝：
—萧衍自幼好学，耄耋之年仍手不释卷；
—萧衍称帝之前就已经文名满天下，称帝后崇儒重道、信仰佛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融汇儒、道、佛三教的皇帝；
—萧衍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之一……
以上种种，都无关紧要。对中国历史而言，萧衍最重要的身份永远是皇帝—梁武帝，他所缔造的萧梁是又一代起自寒门素族的封建王朝。
与萧齐对货币的谨慎态度相反，萧梁王朝自立朝之初就开始铸造货币，而且没有禁止民间私铸。萧梁之前，中国铸造技术还不能实现在一枚铜钱的两面都锻造出花纹，所以钱币都只有一面有钱纹；萧梁时，官府掌握了双面压制技术，只有官铸货币才是双面压制，民间私铸只有单面钱纹。虽然官铸和私铸货币同时流通，但普通人一眼就可以判断出哪枚是民间私铸，哪枚是官铸。
这是最好的防伪标识，靠着这项技术，萧梁王朝也发明了一种恶劣的掠夺制度。
—萧梁官铸的铜钱叫作“天监五铢”，这种钱今已无流传。按《隋书》记载，天监五铢有内外两个轮廓，应该是一种精美的足值货币。
—萧梁还有另一种铜钱叫作“公式女钱”，为民间私铸。女钱的意思，就是说这是一种又轻又薄的小钱，其重量与太平百钱、女钱相仿，大约为一克。
萧梁朝廷规定，一枚天监五铢可以换十枚公式女钱。事情的结果却是，天监五铢和公式女钱同时流通时间不到一年，梁武帝却发现自己的钱越来越少，似乎所有的天监五铢都人间蒸发了，官衙却不得不耗费铜材铸造新的天监五铢……
为了对抗“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欣法则，梁武帝想到了一种新的方法，让自己铸的货币成为劣币，民间又不能模仿……
一年后，梁武帝又铸造了一批双面带花纹的货币，这些货币又大又圆：大富五铢、大吉五铢、大通五铢……名字都很好听，其实不过是一堆铁钱。此前，只有末世王朝穷凶极恶的封建军阀才铸行铁钱。西汉铸铁钱、蜀汉铸铁钱，广大人民无畏严峻刑罚积极私铸，当权者也就无法真的依靠铁钱聚敛财富；萧梁铸铁钱，既然可以在铜钱上实现双面压制，也就可以在铁钱上双面压制，民间确实无此技术，也就无法模仿官铸铁钱。
梁武帝并不是一个一无是处的人，他也有理想，希望帝祚永延。所以，梁武帝捞到钱后，便开始以铁钱赎买士族高门的土地，并把这些土地分给游荡于阡陌之间的流民。
在“皇权—封建官僚—小农”的框架中，封建官僚不但会放大皇权对小农的压力，而且也会屏蔽皇权巩固统治根基的政策。安置流民本是一项巩固萧梁王朝根基的政策，但广大萧梁封建官僚还是很快就从中找到了发财机会。毕竟黎民百姓距离皇权最为遥远，只能。
我曾经说过，皇权处理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在“培养封建官僚”与“打击封建官僚”
之间找平衡。刘宋王朝末年对官僚的打击十分残酷，最终导致丧失了统治基础；萧梁王朝却把这个逻辑翻转过来，对封建官僚过于仁慈。
面对封建官僚疯狂的掠夺，梁武帝不但无动于衷，还经常以佛教教义教训子孙，对人要宽容、对人要仁慈、对人要有善心。梁武帝所谓的“人”仅包含封建官僚，他对封建官僚最仁慈……
梁武帝的六弟叫萧宏，官居南兖州、北兖州、北徐、青、冀、豫、司、霍八州“北讨诸军事”，是一个权倾朝野的人物。此人曾率军北征，大军夜遇风雨，萧宏对敌情保持着十二分的警惕，那真叫“风声、雨声，声声入耳”他居然以为风雨声是敌军来袭，于是只身逃窜，萧梁数十万大军不战自溃……这样一根废柴，家中居然有无数房间常年锁闭不开。
关于萧宏家中紧锁的房间，梁武帝也得到了线报，他得到的消息是：那些都是秘密仓库，藏满了兵器，就等着皇帝打盹的时候起兵篡位了。
寒夜，萧宏在家独坐，一群不速之客突然造访，为首的是梁武帝。饮酒半醉之后，梁武帝突然提出要查看萧宏的库房，然后不等萧宏答应就命令卫兵砸开了后院的三十多间仓库……
没有见到兵器，却见到满库金银珠宝和铜钱—天监五铢。
看起来，萧宏这根废柴对货币还是有一定判断力的，知道铁钱不值钱，要存就存天监五铢。仓库里很有秩序，每十万钱装一个箱子，每百万钱放到一起再贴上一道黄纸，每千万钱再放到一起贴上一道紫色的缎子……除了天监五铢，还有很多库房堆满了绢、丝、棉、朱砂、蜡烛、漆器……
面对目瞪口呆的皇帝，萧宏心中一凉，觉得末日到了。
看到满室财宝后，梁武帝心中也很轻松。钱币财宝又不是刀枪兵器，有这么多钱财，说明这位手握兵权的弟弟并无意染指皇权。最后，皇帝只是说了一句：“阿六，还是你会打点生活。”
兄弟二人继续喝酒，是夜，尽欢而散。
在历代文学作品和今天的影视剧中，皇帝打击贪官无疑是一个永恒的看点。皇帝真在乎手下这帮封建官僚贪污吗？
分析这个问题，我们要借用西方经济学里的两个基本假设条件：经济理性和交换对等。封建官僚是理性的，所以他们要赚钱。赚钱，就是皇帝给封建官僚的交换条件，价格起码要高于一个普通人的财富总额。
开创盛世的条件是在封建官僚和黎民苍生之间合理分割社会剩余财富，既保证黎民苍生不被齐颈深的水淹没，又要保证封建官僚有维持王朝统治的积极性。刘宋王朝皇室对封建官僚进行了超量掠夺，结果，萧道成反叛；萧梁王朝则对封建官僚过于仁慈，梁武帝当政四十七年，对封建官僚百般容忍，对黎民百姓又极尽剥削。
在实实在在的利益面前，纵有一两个的治世能臣，一两点烛光又怎能照亮黑夜？
皇权对封建官僚有多少容忍，对黎民百姓就有多少罪恶。
—一方面，国家的池苑、王公的宅邸、僧尼的宝塔布满了帝国，在位官僚妻妾满室、仆从数千、不耕不织而锦衣玉食。这些财富，不耕不织，不夺百姓，从何得之！
—另一方面，萧梁王朝对百姓又如此残酷，萧梁编户不过五百万人口，每年判处两年以上徒刑的却有五千人之多。萧梁王朝从第一天起就始终面临流民的威胁：天监四年（公元505年）、天监十年（公元511年）益州地区爆发十万人的流民起义，中大通元年（公元529年）北兖州流民起义，中大通二年（公元530年）会稽流民起义、中大通五年（公元533年）益州流民居然攻破成都……
梁武帝丝毫不知控制封建官僚的力量，封建官僚中迟早会生出擎天巨擘。不是这些民贼贪婪、狡诈、阴险，而是黎民百姓已经羸弱不堪，根本不足以支撑一个王朝了。
很快，萧梁王朝的惩罚者就出现了—侯景。
在这场史称“侯景之乱”的闹剧中，封建官僚演绎了最为丑陋的一幕。太清二年（公元548年），东魏降将侯景以萧宏（前面所谓的“阿六”）之子萧正德为内应，起兵反叛梁武帝。大名鼎鼎的侯景，其实只有马匹数百，士兵更是不足万人，以这样的军力居然在数十日内势如破竹，直逼京城建康。
萧梁又有多少军队呢？
不计算台城军队，仅集结在建康附近的勤王之师就达二十多万。危亡之际，梁武帝一直引为柱石的封建官僚居然作壁上观：邵陵王萧纶、东扬州刺史萧大连、南兖州刺史萧会理、司州刺史柳仲礼、西豫州刺史裴之高、高州刺史李迁仕等，这些人不但不出兵，反而在城外大发战争财。
侯景总计包围建康一百三十多天，当地百姓早被屠戮殆尽，叛军在无法获得给养的情况下，居然靠勤王之师接济粮草！
勤王之师对侯景开出了天价：一斛粮食要几十万钱，据说当时交易已经不再数钱，而是数一数有多少装钱的车。至于建康城内，被围时间既长，城中粮食耗尽，人们吃光了城里的麻雀和老鼠，一斛粮食价格高达八十万钱，一条狗也要二十万钱。
侯景本是一个顽劣不堪的乡里流氓，军事上的成功丝毫不能掩饰其品行的下流和卑劣。建康城破，这群暴徒不但焚烧了文德殿珍藏的历代典籍，还想到许多变态的方法屠杀士族：驱赶高门子弟服劳役，死掉的人被直接埋入城墙；破城后把士族子弟下半身埋在土中，以军马践踏上半身，死者两千余人；将士族高门妻女发配给奴隶为妻，或尽入军营……逃出建康城的士族；没有逃出来的人，只能关上家门、穿好衣服、兜里揣着珍宝金钱，听天由命。
经此一难，江南士族几乎被屠戮殆尽：谢安是曾经指挥淝水之战的人物，子孙谢贞死在乞讨的路上；吴兴沈氏曾经“沈郎青钱满鹿城”，侯景之乱后，一名男婴要靠父辈所有人供养才得以延续香火……数百年长盛不衰的江南士族终于彻底走向了衰亡。
大宝二年（公元551年），侯景兵败被杀，荆州刺史萧绎在江陵称帝，即梁元帝。
称帝当年，梁元帝就开炉铸造新币，史称“当十大钱”，一枚大钱可以当十枚铁钱用，等于公开承认货币贬值十倍。
大通胀再现江南，萧梁王朝终于走到了尽头。
小结：逝去的贵族
鉴于自己已经有权、有势、有财，有权、有势、有财又不用靠皇帝，士族高门能自觉地将文化价值的理性孕育于治国活动，社会也由此获得了稳定的根基。
权力制衡的本质就在于各种竞争势力之间形成妥协，不让一个人独占天下之利。
东汉至刘宋，中原大地四百年间再无官方铸币记载，这并不奇怪。四百年间，士族高门大鸣大放地私铸货币，搞出了一批又一批伪劣残次品：沈郎钱、女钱、青钱……
尽管这些私铸货币又轻又破，但这是战国之后中国货币制度的又一次内生演进。士族高门之间的竞争保证了货币多元化，根本就没有人能靠铸币聚敛天下财富。所以，董卓的无字小钱被人痛骂了几千年，却从无人指摘士族私铸。
皇帝并非不想禁止士族高门私铸，只是士族高门在地方上有自己的地盘，在朝堂之上靠祖荫为官，甚至有自己的军队，根本就不会仰皇权鼻息。
在历代史籍中，士族高门看起来又是一群非常不靠谱的人：喜欢酒后裸奔的刘伶、想念鲈鱼美味就挂冠而去的陆生、连公文都不认识却官至极品的啸父……故纸堆之外，我还想再跟大家提提另外一些湮灭已久的士族高门，也许他们才代表士族高门真正的精神。
—西晋末年，五胡乱华，如果仅从经济角度考虑，投降、保存经济实力并与异族政权合作无疑是最优选择。但除了南渡的士族，更多士族高门选择了坚守坞堡，当繁华已成焦土，这些人孤军抗敌，希望能靠一己之力在“长安—洛阳”一线延续汉族血脉，最后，身陷虏廷却杖节不屈。
—东晋有一批对中华文明作出卓越贡献的人，封建权力无法泯灭他们的功勋，画家顾恺之，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这些人都是第一流的士族高门。很遗憾，历代史籍在有意无意间忽略了这个背景。
也许，尘封的故纸堆从来就没有士族高门的容身之处，因为他们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可以称为贵族（aristocrat）的人。贵族代表的精神，恰恰是皇权最为讨厌的东西—超越经济利益，追求独立、责任和文明。
真实的士族高门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
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要解决另一个问题：什么才是士族高门？
在中国史籍中，士族高门曾有很多名字：世族、豪族、势族、冠族、大族、右族、旧族、甲族、望族、茂族、华族、高门、着姓、华阀、阀阅、门阀……这些名字只传递了两个信息—“权”和“钱”。
有权又有钱，就一定是士族高门吗？
“当官的有钱人”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另有一个专有称谓，叫“士族”。“士族”之“士”传承于东周，是列国贵族门下的客卿，战国则专指知识分子，也是上大夫的代称。秦灭六国后，贵族从未风流云散，十几年后他们重出江湖成为抗秦战争的中坚，比如西楚霸王项羽。西汉年间，这群人是为数不多掌握文字的人，理所当然成为帝国的官僚，毕竟在中国古代，读书和做官从来就是不可分的。这批人既不同于西汉帝国创建时期的军功地主，又不同于汉武帝之后在民间横行霸道的地方豪强。
所谓“士族”，必自战国起就累世为官，以儒术传承家室。唐朝曾修《宰相世袭表》追溯士族世系，只有其中的“柳芳二十六姓”才能称得上“士族高门”。当然，以“九品中正制”为基础的士族体制断绝了社会阶层流动，令士族占据了绝大多数社会财富，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寄生性群体。
士族，就一定是坏人吗？
不同时代、不同情况，关于一个事物、一个现象、一个群体的判断标准也是不同的。“士庶天隔”确实非常反动，但它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曾经真正制约皇权的群体。鉴于自己已经有权、有势、有财，有权、有势、有财又不用靠皇帝，士族高门能自觉地将文化价值的理性孕育于治国活动，社会由此也获得了稳定的根基。权力制衡的本质就在于各种竞争势力之间形成妥协，不让一个人独占天下之利。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士族高门之间的斗争比较理性，不会出现社会财富大规模毁灭，东汉、三国、魏晋历代亡国之君也都得以保命。东晋更是历代王朝中幼主最多、皇权最为孱弱的时代，却又是皇位最稳定的王朝之一。东晋从来不缺乏可以主宰皇帝命运的士族高门，沈充、周札、王导、庚亮、邢鉴、谢安、谢玄乃至桓温这些人虽然都手握重兵，却没有一个可能取而代之成为新的皇帝。因为，所有士族高门都不希望出现一个威胁群体利益的强势皇权。同是琅琊王氏，王敦造反却不可能得到王导的支持。历史选择的方向有时令人无比困惑。
上述道理也可以反过来说，皇帝对士族高门都无能为力，士族高门自己就更不可能形成绝对权威，一旦面对骁勇的游牧民族就会束手无策。
东汉年间西羌搞得天下大乱，晋代却要同时面对匈奴、鲜卑、羯、羌、氐五胡。
西晋耍阴谋、搞暗杀那一套只能遏制异族一时，最后还是被赶到了江南；东晋不是没有能征善战的骁将，桓温在前面北伐，士族高门却在后方断其粮草，正如前燕谋臣申胤说：“桓温看似声势浩大，却必定无功而返，东晋的朝臣根本没有人希望他得胜。这些人一定会在后方掣肘，让他功败垂成。”
既然士族高门无法整合力量对抗外敌，在危亡之际选择一个强势人物统一权力就具备了相当的合理性。前凉、前秦等不过几群土匪，就已经把东晋折腾得鸡飞狗跳；
东晋末年，北魏则已经统一了北方，汲汲然全面汉化，俨然以华夏正统自居，更绝非一般杀人放火的土匪可比。
面对如此强大的外敌，桓温被迫起用由流民组成的北府兵。对付外敌之余，北府兵也要当个官、发点财，这是很正常的想法。
就是这个看似正常的想法拉开了士族高门衰亡的序幕：
—刘宋开国皇帝刘裕就是靠北府兵崛起的“匹夫”；
—萧齐开国皇帝依靠三齐流民才得以称帝；
—萧梁开国皇帝萧衍则以秦雍流民为根基起兵灭齐；
—陈朝开国皇帝陈霸先本人就是地地道道的土匪出身。
草莽英雄确实有可能在军事上消灭所有对手，不过，要想成为真正的皇帝还必须建立控制帝国的制度。只靠武力不靠制度的人不是皇帝，是土匪，宋、齐、梁、陈四代皇帝确实只是土匪，不是皇帝。
在他们眼里，士族高门不但不让出财富，还经常与皇帝叫板，致使东晋。既然如此，就要选出一批新人—同样出身于草莽的寒门素族，也就是封建官僚。
寒门素族，就一定是好人吗？
虽然大家都有钱、有权，封建官僚却有着与士族高门截然不同的财富获取逻辑。
坞堡历经数百年风霜，士族高门虽然没有直接创造财富，但确保门阀的历程同样要面对强者的竞争，必须不停创造、积累；流民依靠武力起家，需要迅速获得财富，当然不会选择创造，既然有这么多社会财富存量，抢来就是了。刘宋一朝，无论官家铸币还是信贷，都是皇族和封建官僚掠夺财富的利器，官商更是垄断了南朝所有赚钱的行业，民间经济遭到一次空前洗劫。
封建官僚必须彻底打破现有社会财富分配格局才能达到目的，他们不需要妥协，对毁灭社会财富也毫无顾忌。靠当官发财的本质从来都是重新分配社会财富存量，只要抢劫财富的成本低于创造财富，封建官僚就一定会选择抢劫。
《廿二史札记》这样评价南朝皇帝：疑天下而欲专天下之心，昭然若揭！结果，刘宋皇帝抢红了眼，连自己的父亲、叔父、兄弟、子侄都一并杀掉，顺带抢劫了所有的封疆大吏。在封建官僚洗劫了民间财富之后，皇族再次洗劫整个统治集团。宗室和封建官僚本是皇权的根基，南朝皇帝不按规矩出牌，也就失去了统治的根基。于是，刘宋、萧齐、萧梁、陈朝交替命短。
魏晋南北朝，中国曾在封建集权和封建分权之间犹疑。
很遗憾，至高无上的皇权和封建官僚取代了士族高门，西汉年间“皇权—封建官僚—小农”的社会框架终于在南朝定型。
究竟应该怎样评判这种变化，很遗憾，我无法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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