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隋帝国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帝国之一：科举制缔造了相对清明的封建官僚制度；在全境范围内再次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国家的统一也创造了巨大的市场，隋文帝、隋炀帝坚持执行重商政策。除了最后几年，隋代国家富强、民众富裕，之前任何一个朝代都不能与之比肩……

    壮哉盛隋

    各郡均有如此多的粮食，开皇四年（公元584年）关中大旱，隋文帝宫殿中的粮食居然不够吃，只得率领文武百官一起逃奔洛阳（一说出关中就食），后世也有人将隋文帝讥讽为“逐粮天子”。

    侯景之乱后，江南士族高门衰微，北方士族的中坚—关陇士族元气仍在。从血统上讲，关陇士族并非累世为官，也不以儒术传家，他们属于起自西汉末年的豪强，五胡乱华后依附北方异族。公元581年，关陇士族出身的杨坚废黜了北周皇帝，自立为帝，国号“隋”；公元589年，隋帝国攻破南陈王朝京城建康，生俘南陈皇帝陈叔宝及满朝文武。

    东晋以降，中国经历了两百六十多年分裂，在隋文帝手中再次统一，仅此一项，隋文帝在中国历史上的功绩就毫不逊于唐宗宋祖。不仅如此，隋文帝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超人”，中国历史如果缺少了隋文帝，后来的路径或许会完全改变。

    西汉帝国用了整整一百年时间才实现“文景之治”，晋代还经历了祸乱天下的“八王之乱”。隋朝立国前，北方，江南也是；

    隋朝立国时，北方突厥已经兴起，这是一个毫不逊于匈奴的游牧民族，后来曾逼得唐太宗献举国之宝求和。隋朝立国后，短短十几年就从大乱转向大治，不但平定突厥，社会财富也开始呈几何级数增加，所谓。

    唐朝着《隋书》，对隋朝极尽攻击之事。即使如此，《隋书》仍然这样记载隋朝开皇年间的景象：人们喜欢节俭的生活，民间徭役并不是很重，官府和百姓的仓库里都堆满了粮食，朝廷法令得到执行，富裕人家享受着自在的生活，小康之家也各安其业，见不到强者凌辱弱者，很少有暴力犯罪，天下一派承平景象……

    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奇迹中的奇迹。

    从秦朝到宋、齐、梁、陈，历代王朝已经把财富生产和毁灭的轨迹表露得很清楚：天下人生产财富的动力是获得财富，一个成功的财富生产分配制度，必须平衡所有集团利益，必须遏制掠夺之手，不能让一个人、一小撮人独占天下之利，更不能让人们劳而无获。

    这个道理说起来很简单，做起来却几乎是不可能的。

    群雄逐鹿，江山谁主，自然是英雄人物最为关心的话题。“打江山、坐江山”说到底不过是为了掌握、分配天下财富，不为天下之利谁又会颠沛流离半生？封建官僚又怎么可能不热火朝天地去搞土地兼并呢？

    然而，隋文帝坚定地选择了对封建官僚说不！

    与此前的所有王朝不同，隋文帝建立了“科举”制度，给封建官僚用上了紧箍咒。

    隋朝以降，以科举为基础的文官制度始终是中国封建社会赖以为生的根基，直到清末袁世凯仿效西欧推行“新官制”才被打破。只是从近代“戊戌变法”开始，废科举的呼声才不绝于耳，似乎就是这个制度牢笼了中国人才。在痛骂科举之前我们还是应该想想，如果科举制真的一无是处，怎么可能流传千年？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要明白什么是“科举”。简单点说，科举就是“高考（秀才）+考研（举人）+考博（进士）+公务员考试（中央国家机关）+领导职位公开竞聘（副处级以上领导职务）”，只有一路过关斩将的人才能进入帝国中枢。从隋朝开始，历朝历代科举舞弊都是一个难度和风险极高的活儿，偶有作弊者并不影响制度本身的公平性。这是最接近现代国家“考试权”的一种制度，把选官机制建立在社会阶层流动之上，因此一定会得到全社会支持。既得利益者无法对抗整个社会，何况，科举制从关陇士族自身开始。

    公共经济学认为，权力只对来源负责；简单点说，谁给你官当，当官的就对谁负责。只有到了隋朝，哪怕是九品芝麻官也要由皇帝任命，无论谁要想当官都得走科举这套程序。所有封建官员都必须从心底里听命于皇帝，皇帝不希望封建官僚拼命搂钱，封建官僚在必要的时候必须有所收敛。

    我从事教学工作多年，不得不承认人的学习能力确实存在差异，依此类推，商业敏感性、吃苦耐劳精神、风险承受能力自然也存在差异。任何时代试图打破、能够打破现行利益格局的人都是最有能力的人，这些人既然能搞得天翻地覆，就一定能从科举遴选途径中胜出。

    科举为皇帝选拔了天下最聪明的人，隋文帝还设计了一个在当时看来近乎完美的权力制衡制度，极大地提高了封建官僚的搂钱难度。

    —中央设内史省、门下省、尚书省“三省”，分别负责决策、监察和执行，三省独立对皇帝负责。文官制度是一种类似于立法、司法、行政的权力制衡机制，在这个体系内，任何位高权重的人都不可能肆无忌惮地靠权力捞钱。此后每到王朝末世，文官制度被破坏殆尽，神奸巨蠹才会登上历史舞台。

    —北周末年，已经遍地都是公务员。隋文帝提出了一条简单易行的办法—裁撤，州、郡、县被裁撤为郡、县两级，一半以上官员失业—反正这些人是前朝官僚，隋文帝没有任何心理负担。

    —隋文帝还主持制定了《开皇律》，这是中国封建时代一部极其奇怪的法律，五百条开皇律令，绝大多数是冲着封建官僚来的。皇帝对官员一年一小考，考核不合格，罢免；“父老”若公认地方官不合格，罢免；即使连续三年合格，也必须轮换岗位。

    —最阴损的在下面，门下省经常雇佣百姓向本地官员行贿，甚至雇佣小吏向封疆大吏送礼。一旦官员收受礼物钱财并被查证为事实，结果就是很不幸的—死罪，无论收礼多少。

    隋文帝的大儿子秦王杨俊因为生活奢侈、生活作风有点问题被幽闭。事后，很多大臣为杨俊求情：秦王不过犯了点小事，不应遭此严惩，希望陛下再行斟酌。

    隋文帝的回答是：“我是五个儿子的父亲，难道不是天下子民的父亲？如果按照你们的意思，何不单独制定一部“皇帝儿子的法律”？我历尽艰辛才创立隋帝国，自己尚且努力成为臣民的道德榜样，他是我的儿子，却来败坏我的江山，断不容赦。

    干部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有了驯服的干部队伍，隋文帝才得以真正推行“耕者有其田”，他创立的办法叫“输籍法”。“输籍法”其实毫无新意，还是按照“百亩之田”的规则，授予大隋帝国每一个成年男丁一百亩土地。

    在这里，我们忽略过程，直接给出结果。

    开皇初年（公元581年），全国仅有纳税农户四百一十万（士族无需纳税）；到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全国纳税农户在不到二十年内增加至八百九十万户，共开垦五千五百八十五万顷农田，在中州大地再现了吕后年间的“耕者有其田”！大唐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监察御史马周对唐太宗李世民说：“隋朝洛阳义仓的粮食，瓦岗军李密用了很多；扬州义仓的丝绸，王世充用了很多；长安义仓的粮食、布匹、丝绢，都是我们在用，虽然你送给了突厥人很多，不过，现在还没用完。”也就是说，大唐帝国在中国版图上存在了几十年后，仍然在使用隋朝积攒下来的财富。

    中国史籍如果赞美一个朝代，经常会夸大其词，大家对“如山”、“万万”之类的形容词大可一笑置之，这些内容大部分都是着史者梦呓般的意淫。《贞观政要》里这段话却不太可能是传说，唐朝没有必要为隋朝皇帝表功。更为重要的是，出土文物证明了这一切。

    隋朝是第一个于民间大规模设立储备粮仓（义仓）的朝代，据史籍记载，当时每郡义仓存粮都在百万石以上。遗憾的是，很长一段时间大隋帝国的这种繁荣只能停留在尘封的史籍中。

    1969年，洛阳市郊发掘了一座隋朝粮仓—含嘉仓，这座粮仓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真实而又伟大的大隋帝国。1969~1972年，人们用了整整四年时间才完成这座古粮仓的发掘，结果震惊了当世考古学家，粮仓建筑面积四十五万平方米，有二百五十九个粮窖，窖口一般为十至十六米（最大直径为十八米）、深七至九米。如此规模，在世界考古界也是最为辉煌的古粮仓之一。人们甚至惊异地发现，其中一个粮窖中居然还留存着五十万斤已经炭化的谷子，颗粒仍旧清晰可辨。

    如此盛世，隋文帝的生活却非常惨淡。

    隋朝国都面积为八十二平方公里（明清之际的北京也只有六十平方公里），最破的地方就是大兴宫—皇帝的房子。在这所破房子里，有一次隋文帝染上了风寒，配药需要一两胡椒粉，居然没有找到。最离谱的是，各郡均有如此多的粮食，开皇四年关中大旱，隋文帝宫殿中的粮食居然不够吃，只得率领文武百官一起逃奔洛阳（一说出关中就食），后世也有人将隋文帝讥讽为“逐粮天子”。

    明末清初王夫之说：

    隋五铢的奇迹

    观张威所作所为，充其量也就是个奸商。这件事情被门下省的御史上奏给隋文帝，经门下省合议，判定张威有罪，愣是因此将张威一个堂堂“省部级干部”削职为民。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货币的人是隋文帝杨坚。

    —秦始皇试图以秦半两统一六国货币，但短命的秦王朝根本没有能力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

    —西汉年间，汉武帝以铁腕统治整个帝国，以杀头威吓不准私铸货币，仍然无法统一全国货币发行。白金币、皮币改革期间，盗铸更是成风。

    —东汉、魏晋南北朝，皇权孱弱，历代皇帝根本不曾想过要统一货币。

    —隋文帝也要同时面对南陈五铢、六铢、鹅眼钱，北朝常平五铢、永通万国、五行大布……但平定南陈后数年，中国流通中的货币就仅剩下隋朝官铸货币—“隋五铢”。

    杨坚统一货币的方式非常特别，隋朝货币没有统一的重量甚至形制，但是，所有货币基本都出自官府。

    开皇元年（公元581年），隋帝国消灭了南陈王朝，隋文帝并没有立即下令禁止私铸货币，只是要求各地统一按照西汉五铢钱样式铸造新币，毕竟在大多数人心中西五铢是传承千年的货币，象征着帝国的统一和富强。

    一年之后，隋文帝很生气。

    没有人按照五铢钱的样式铸造，历代的旧钱也依旧在市场上流通。隋文帝把五铢钱标本挂在全国各地的市集之上，并拿出了杀手锏—罚没。敢用旧钱或者不合格货币者，忠于皇帝的各级官僚派出差役在路口截、在市场罚，甚至跑到商人家里搜查，无所不用其极……

    两年之后，隋文帝更生气了。

    旧钱确实在市场上销声匿迹了，但民间私铸的鹅眼钱又开始盛行。私铸鹅眼钱的重量远小于五铢钱，只要有利益就会有人铸小钱。谁又会真的用那么多铜材铸造与鹅眼钱面值相等的五铢钱呢？

    此后，隋朝的货币制度就显得颇离经叛道了。

    开皇三年（公元583年），隋文帝推出了自己的货币改革，宣布禁止民间私铸货币，并同时推出了官方铸币—“隋五铢”。隋五铢是一种中国历史上最奇怪、最有意义的货币，并非朝廷统一铸造，而是要求各郡县官府自行铸币，至于铸币标准，由各县“父”自行议定。结果让所有人瞠目结舌，隋朝一千二百五十五个县，所有的郡县无一例外选择了同一个货币标准—242克。

    我一直认为，中国古代经济自然演进中最合理的单一货币重量既不是西汉官定的五铢钱，也不是民间私铸的鹅眼钱，而是隋五铢。这个标准的确立有赖于隋文帝放开了市场，废黜了盐铁专营，对民间放开了所有工商业渠道。天下只有一种人不能做生意，那就是封建官僚。

    大将张威在平定北周贵族叛乱时曾经孤身破连营三十里，是大隋帝国的英雄。隋文帝称帝后，张威官拜青州总管，业余时间做了点生意—买卖芦菔（萝卜）。关于芦菔，《后汉书》曾记载汉朝宫女无聊时喜欢，后世也有诗词夸赞……

    芦菔还有一个很通俗的名字—大萝卜，张威所在的青州就盛产大萝卜。

    张威本是关陇士族，家中财力雄厚。到任第一年，张威在青州哄抬萝卜收购价，忽悠全郡百姓都开始种萝卜；第二年，青州萝卜大丰收，张威却不再在市场上收购萝卜，直到把萝卜价格压到跳楼价才肯出手。

    张威这局棋布了两年，终于以极低的价格在本郡收购了萝卜，又在外郡卖了个好价钱，确实捞了一票。

    观张威所作所为，充其量也就是个奸商。

    这件事情被门下省的御史上奏给隋文帝，经门下省合议，判定张威有罪，愣是因此将张威一个堂堂“省部级干部”削职为民。隋文帝在诏书中责备张威：“我将一州之地交付给你，等于跟你赤心相见，你却不珍惜名声，不检视自己的行为，只会唯利是图。你是执笏大臣，官人怎可争百姓之利？官家多一分利，百姓失一家血，如此，天下人当如何看我？”

    倒卖萝卜，还为此丢官，让倒卖马匹、丝绸的前辈情何以堪啊！

    对官员来说，自己不能做生意，家人也不能做生意，更不能铸造伪劣货币，门下省盯得实在太紧。何况，每个郡县都面对其他郡县的挑战，一旦铸行小钱，就等于葬送了百姓发财的机会。当务之急是要找到一种合适的货币重量成为价值尺度，让大家都能从中赚钱。

    242克的隋五铢应运而生！

    对关陇士族，隋文帝也授予其货币特许铸造权，这种货币叫“阔边直笔五铢钱”。“阔边”顾名思义就是钱廓非常宽，钱廓是古代铜钱中最厚的一部分，结果就是这种钱非常重。隋文帝时代，阔边直笔五铢钱只有一个用途—关陇士族向皇帝缴纳供奉。遗憾的是，隋文帝拿到阔边直笔五铢钱后便会将之回炉重铸，这种钱目前已经没有实物存世，我们无法一睹其真容。

    隋炀帝的国际贸易

    在这种有损大隋帝国经济利益的国际贸易中，获得贸易特许权的西域诸国可以源源不断地得到隋朝的好处。既然已经获得了好处，这些部落也就必然切断了和西突厥、吐谷浑的往来。游牧民族化整为零，也就失去了挑战大隋帝国的实力。隋文帝杨坚在位二十四年，缔造了一个富饶而强大的帝国。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统一的隋帝国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太平时日，国库中积累的财富已经足供五六十年所用；国势达到了巅峰，大量精美的隋五铢在市面上交易，江都城内各家的粮食堆满了院落；边境最大的威胁—突厥也被杨坚折腾得奄奄一息……

    在新时代来临之前，大隋帝国出了一位偏心眼的皇帝—隋炀帝。

    但凡谥号为“炀”的皇帝，基本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据说，隋炀帝就是一个的昏君。这种论断最初来自《隋书》，在《隋炀帝本纪》里，杨广被描写成一个弑父淫母的昏君，他滥用民力开凿大运河、修建东都洛阳、三征高丽、经略西域，甚至让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当纤夫拉着龙舟前进。

    以上故事，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我也相信，很少有人知道绝大部分隋朝第一手的史料都在隋末农民战争中被毁掉，而《隋书》的作者是魏徵等唐朝官僚，写作素材基本来自这帮人丰富的想象力。《隋炀帝本纪》读起来丝丝入扣，更像是一篇惊悚小说。我始终很奇怪，作者怎么可能连晋王杨广与隋文帝侍妾陈夫人幽会、通奸都言之凿凿，莫非他们亲眼所见？隋炀帝杨广在位的十四年，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世界？

    杨广在称帝之前就已经展示了自己的文治武功：荡平南陈王朝，攻克建康后却秋毫无犯；在江都做了十七年晋王，学江南话、娶江南人为妻、重用江南学子，最终南人归心于隋。即使唐太宗也不得不佩服杨广的文治武功，称他。

    公元605年，杨广成为大隋帝国第二任皇帝。

    这位年仅三十五岁的年轻皇帝亲自起草了自己的即位诏书。这是中国历史上极其罕见的一篇政论文，在短短几千字之内说明了帝国的政体、施政纲领等重大问题，也留下了诸多名言警句。

    首先，这篇诏书开宗明义地阐明了“君权神授”的根基，“君权神授”的基础是皇帝要承担天下的责任，不是为所欲为。皇帝是上天在人间的代表，皇帝的使命是治理和养育天下，不是盘剥天下，皇帝必须。正是因为君权神授，皇帝的职责才在于以天下为己任，有利益要分给天下人，有黑锅要自己一个人背，皇帝一定要每天反省自己、警惕自己，权力绝不可乱用。

    然后，隋炀帝说明，自己要大力发展工商业，尤其是商业。只有商业才能甄别人才优劣，实现人尽其才。只有每一个最普通的人都赚到应赚的每一枚铜钱，天下才能真正富足。

    很遗憾，尘封的故纸堆只知暴戾的隋炀帝，却极少为后人提及文采飞扬的文人杨广。

    这封诏书之外，我确实也不能再告诉大家隋炀帝究竟做了什么。因为，大业初年，隋炀帝其实什么都没做。

    在即位诏书中隋炀帝已经言明，帝国经济大厦应该建立在每一个普通人追求财富的基础上，封建统治者与其惶惶奔命管理经济，还不如放任自流。因为，衙门怎么可能比每一个人更了解自己，又如何会看重？

    朝廷无论做什么都是错的，一个官人会扼杀一批人发财的梦想，一个衙门会卡住一个行业。无数次市场交易就是无数次买卖双方博弈，市场一定会选择出质优价廉的商品，而创新则在其中点滴积累，最后形成质的突破。

    —“无为而治”的情况下，隋帝国的科技水平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巅峰。隋朝三十八年间，共出版了八百六十九部自然科技图书，是唐朝三百年出版的所有科技图书数量的一倍！修建于大业年间的赵州桥是世界上第一座敞肩拱桥，一千四百年来历经无数次灾难却依然耸立，美国土木工程学会称其为“国际土木工程历史上的里程碑”。此外，还有铁镬、瓷器、水转浑天仪、水漏器、活动城市与防御体系……

    —吴郡、会稽、余杭、东扬等郡、；洛阳四百余家店，；蜀郡；丹阳、；南郡、襄阳、、……

    非常遗憾，隋炀帝也要面对来自游牧民族的边患。

    隋朝的时候，边患已经从北部转移到西域。所谓“西域”，就是青海以西，生活在这里的游牧民族面对广阔的大草原，强项是放牧骑马，提高生活水平全靠外出抢劫。

    隋文帝平定了东突厥，此后一直对西域采取守势。

    隋炀帝登基时，西突厥已经统一了，吐谷浑则兼并了氐、羌诸族，并“分领羌胡之国”。大业初年，西突厥和吐谷浑俨然已经具备了与帝国分庭抗礼的实力。

    西汉以来，中原与游牧民族已经混战了几个世纪，战争是双方最常见的交流方式，谁的力量更强，谁就能捞到便宜。除了个把头脑清醒的皇帝，中原皇室对待游牧民族的态度一律是：你是野蛮人，堂堂上国之邦绝不会和你合作！游牧民族的态度则更坚决：既然换不到粮食和锦帛，我就派人去抢！

    隋炀帝属于为数不多头脑清醒的皇帝，他想到了一个非常别致的方法对付西突厥和吐谷浑。游牧民族远非铁板一块，只要能离间各个部落，使之不能形成统一的力量，游牧民族就无法祸乱中原。

    隋炀帝的具体措施就是国际贸易。

    在国际贸易理论中，有一个基本概念叫“比较优势”。意思是各国在生产不同产品时有不同优势，各国可以只生产自己的优势产品，然后以自己的优势产品交换别人的优势产品。如此，所有国家都能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全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都会因此提高。

    这个道理听起来是没错的，实际上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比如，某大国认为，发展中国家有劳动力优势，适合卖苦力；它有科技优势，适合制造计算机芯片。然后，这个超级大国就忽悠落后国家对它放开了市场，却对落后国家封锁所有先进科技。

    这不是“比较优势”，是换了马甲的土匪。

    在当时的国际贸易中，大隋帝国就是那个换了马甲的土匪。

    按照当代国际贸易理论，大隋帝国的比较优势在于生产瓷器、漆器、丝绸和粮食；游牧民族似乎没有什么优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养了几头牛、几匹马、几只羊，不远万里送到中原，却发现换回的粮食还是不够吃。

    游牧民族很生气，于是想到了自己另一种比较优势—抢劫。隋炀帝要游牧民族放弃这种具有暴力性质的比较优势，也就只能别出心裁。为分化西突厥和吐谷浑，隋炀帝有选择地对西域二十一国放开贸易。

    如果单靠市场，任何一个西域部落都不可能在这种国际贸易中捞到实惠，大隋帝国只能对来做贸易的胡商给予补贴，甚至以低于成本价的价格对这些客商出售商品。

    大家也可以将之理解为，游牧民族来中原做生意的时候，享受了大隋帝国的超国民待遇。比如，西域客商来到都城长安的时候，无论在哪个客栈、酒肆都不需要花钱，也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在官府拿到货物。

    在这种有损大隋帝国经济利益的国际贸易中，获得贸易特许权的西域诸国可以源源不断地得到隋朝的好处。既然已经获得了好处，这些部落也就必然切断了和西突厥、吐谷浑的往来。游牧民族化整为零，也就失去了挑战大隋帝国的实力，正如当时朝廷重臣裴矩所言：

    大业五年（公元609年）秋，隋军攻破吐谷浑，生俘王公贵族两百余人，建立河源四郡。

    问题是，隋炀帝经略西域贸易的方式已经违反了市场规则，大隋帝国同时存在一个市场化的国内生产体系和官僚控制的国际贸易体系，这就为败亡埋下了严重的隐患。

    从当时的进口商品来讲，西域的商品集中于香料、珠宝、犀角等奢侈品，对普通人的福利毫无效用；从出口产品来看，又集中于粮食、丝绸、布匹等日用品，封建僚自己不从事生产，货源当然是没本钱的买卖—税收，结果不仅不能刺激民间生产，反而会破坏国内市场秩序，加重黎民百姓的负担。

    最离谱的是，一旦封建官僚被允许经商，在利益驱使下这些人便会迅速把手伸向社会的每一个产业，甚至自行创造赢利机会挤压民间商业。在利益驱使下，封建官僚同样也会拿出自己的“聪明才智”，不断创新赚钱方法，这批人可是科举考试中被选拔出来的人中之龙！

    —据《隋书·食货志》记载，隋炀帝有时别出心裁，要用某些特殊的商品向西域展示中华富足，比如野鸡尾巴上的毛。接到这个命令，各郡不但没有公布隋炀帝的命令，封建官僚反而借机悄悄收购彩色鸟羽，市场上的鸟毛早就被买空了。在限定时限仅剩一个月的时候，各郡几乎同时突然宣布这道征收鸟毛的命令，几乎全国的百姓都被逼去抓野鸡、抓白鹭（自己动手，这样比较省钱）……

    —《贞观政要》记载，隋帝国在西京长安征集向西域河源郡运输粮食的驴子，封建官僚用同样的手段愣是把五百钱一头的驴子炒到一万钱一头……

    尽道隋亡为此河

    江南商人从这条运河上获益更多。一条让江南获益更为巨大的运河，隋炀帝却选择完全在江北沿岸征调民夫和粮食，也就是说，这条河的成本基本上全部压在江北黎民身上了如果说封建官僚仅仅是业余时间炒作一下鸟毛和毛驴，大隋帝国并无必亡之理。

    错就错在大隋是一个强盛的帝国，隋炀帝有动机、有能力，更有财力干一些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比如，贯通京杭大运河。

    京杭大运河，是我国历史上最具影响的巨型水利建设工程，是一条连通中国经济血脉的河流，为中国古代经济发展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以上种种，仅对后世而言。

    实际上，京杭大运河，却“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

    在手挖肩扛的时代，贯通京杭大运河这样的工程不但需要很多民工，还需要相当数量的封建官僚从事管理工作。一旦封建官僚的势力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帝国蒸蒸日上的经济进程也就戛然而止。

    各种历史资料告诉我们，为修建京杭大运河，隋炀帝毫无节制地征发劳役，最终引爆了流民暴动，把大隋帝国引向了不归路。据《隋书》记载，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开凿永济渠，沿线七郡七十九县，隋炀帝一共征调了三百六十万名民夫，加上后勤补给共计五百四十余万人，共有二百五十七万三千人永远消失在河道之中。

    这事儿，没有。

    永济渠总计长三百里，从今天京杭大运河的规模推算，应该只有一亿五千万土方，用三百六十万名民夫来挖，平均每人不过四十土方！这样的工程量居然用了一年时间，莫非三百六十万名民夫天天在开茶话会？

    实际上，京杭大运河并非隋炀帝一人修造，他只不过在现有运河和自然河流之间修建了三条小运河，即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开凿的通济渠、大业四年开凿的永济渠、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开凿的江南河。这三条新运河全长八百里，贯穿了中国南北水系，为唐宋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八百里河道的工程量，以隋朝的富强，断不至于为此亡国。大隋亡国，又确实与京杭大运河有关，只不过另有一种逻辑。

    修建运河并不必然导致国家败亡，也可以激发财富创造力。一千二百年后，美国第一条运河伊利运河通航，当时联邦政府穷得要命，根本拿不出修运河的钱。于是，美国政府成立了运河公司，向公众放开了投资渠道，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购买运河公司的股票。结果，不但没有闹出任何乱子，还激发了美国历史上新一轮股票市场狂潮。

    不同的是，隋王朝选择了由帝国政府修筑运河。

    由谁来修建京杭大运河好，商人还是帝国政府？无论谁来修建京杭大运河都要挖出同样的土方，都要使用同样的人力，都要花费同样的钱财，这两者有区别吗？

    答：有。

    借鉴西方经济学的伎俩，我们来作一个假设。假设京杭大运河纯粹由商人修建，帝国授予一定时限的特许权，在特许期限内商人可以收过路费，过期后则改为免费。

    请不要担心商人不能筹集到足够的钱，只要有足够的利润，投资从来就没有不足的时候。如果民间确实无法积聚足够的资本，那答案要么是投资利润太小，要么是早就知道有人会在建成后跑来抢钱。

    走水路的客商会因此节约一些时间，创造一些利润，当然，也会为此掏上一笔过路费。过路客商会将运费加价到商品上，等商品运到地方，只要愿意买、有钱买，最后修建运河的费用就都由众多消费者承担。运河修造成本就按照社会成员各自的需求分配，至于劳役，修建运河的民工自然会按照市场规则得到回报，不会引起任何不公，也不会引起任何暴乱。所有参与修建运河的人都会因此赚钱，也都会很欢乐。

    现在回到现实，由帝国政府亲自操刀上阵修筑运河，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支撑这些工程的是大隋帝国皇权，劳役是无偿的，税收是无偿的，最弱势的群体将承担绝大部分成本，不但会降低社会生产效率，社会财富总额在特定的时点上也会下降。

    况且，隋炀帝在修建京杭大运河的事情上确实非常不地道。

    隋文帝起自关陇士族，统治重心原本是“长安—洛阳”一线，北方汉人历来视江南为“蛮夷之地”，看不起江南这些“亡国之民”。偏偏隋炀帝起自江南，十年中主要在看江南烟雨，很少与关陇士族一起喝酒，也没怎么跟这些人联络感情。在争夺储君位置的岁月中，杨广甚至曾作了割据梁陈旧地的准备，江南才是他的龙兴之地、是他的根基、是他的老巢。

    隋朝统一全国的时候，中国经济重心已经转移到江南，江南商人要想在江北开辟更大的市场，必须修通这条大运河。大运河通航后的事实也证明了这种判断。仅上述地名就可以看出，江南商人从这条运河上获益更多。

    一条让江南获益更为巨大的运河，隋炀帝却选择完全在江北沿岸征调民夫和粮食，也就是说，这条河的成本基本上全部压在江北黎民身上了。

    江北商人势力弱于江南，封建官僚势力却颇为强大。按道理来说，如此损害地域利益的决定，一定会遭到反对。如此巨大的工程要征发众多民夫、收缴更多粮食，要牵动各方的利益，甚至要拆毁村寨、挖毁坟墓……

    早就等着这一天了！

    《开河记》是成书于唐末的一部小说，讲述了大业四年隋炀帝开凿永济渠的故事，其中有个叫“麻叔谋”的人任开河都护（总监工）。运河河道要经过宁陵县人陶榔儿的祖坟，陶榔儿听说麻叔谋喜欢吃嫩羔羊肉，就送给麻叔谋一碗肉。麻叔谋吃完，觉得这碗肉特别鲜美，十分满意。

    吃人家嘴软，麻叔谋就下令让河道绕开陶家坟地。

    看起来，麻叔谋还是一个靠谱的人，一碗肉就可以买通，也不是拿了好处不办事的人。其实，这碗肉是用三岁男孩的肉做出来的人肉羹，称得上颇为稀有！其他人听说陶榔儿的所作所为，不但没有愤慨，反而纷纷仿效。宁陵县接连丢失了数百名三四岁的儿童，到处可以听见母亲的哭声。

    故事的结局是麻叔谋被人告发，隋炀帝派大将来护儿把他逮捕，以等罪名将其腰斩。

    故事的情节可能有些夸张，有人利用封建权力搜刮民脂民膏却是一定的。为了接近有权力的封建官僚并从这些人身上得利，有人非但可能道德沦丧，甚至牺牲他人生命也在所不惜—所谓，也许不是一种夸张的写法。

    随着工程推进，大批流民再次出现在江北诸郡，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封建官僚终于再次过上了的好日子。

    白钱的故事

    对隋王朝来说，北方经济不如南国，这本不是一个问题，经济不好，慢慢建就是了。封建官僚虽然聚敛无度，却是支持帝国统治北方的中坚，失去了关陇士族的支持，大隋帝国的气数也就尽了。

    在《隋书》以及历代评话中，隋炀帝被丑化为一个暴君，似乎他这辈子就没干过一件好事。在真实的世界，隋炀帝年间曾经出现过一种货币，叫“白钱”。白钱是中国货币史上最精美的货币之一，按彭信威先生在《中国货币史》中的说法就是。

    —随着大运河渐次通航，江南一地需要一种价值较高的货币执行价值尺度，江都周边郡县公议，开十炉开始铸造白钱。白钱以铜、锡、铁合金铸成，是一种货币信用极高的货币，因为在当时，锡可是一种比黄金还要贵重的金属。很快，白钱就扩散到全国，成为一种流通量很大的货币（隋五铢仍然是最主要的货币）。

    —江南出现白钱的时候，北方部分郡县隋五铢已经减重50%~60%。也就是说，在北方诸郡，很多隋五铢已经变成重约一克的荚钱了。

    如果隋炀帝只是一个守成之主，有前朝积累下来的巨额财富，江南一地蒸蒸日上，断不至于弄到国破家亡。很遗憾，隋炀帝是一个有为之主，他深知，如果由着封建官僚折腾，不但北方经济会很快凋敝，关陇士族势力也会逐步坐大。白钱隋文帝时代，各地货币并无兑换比例，毕竟重量都差不多，基本为1∶1。白钱的出现打破了这个平衡，江南白钱在北国获得了极高的购买力，与正常隋五铢的兑换比例为1∶5，又可以换到七八枚减重后的隋五铢。

    隋炀帝看出了其中便宜，推出了一次貌似公平的改革：全国统一以白钱缴纳赋税，不再征收隋五铢，至于数量，原来缴纳多少隋五铢现在就缴多少白钱。问题是，江南一带向来都是以货币补偿税款，江北却从来都是缴纳实物。这个要求放到隋文帝时期也许并不过分，当年阔边直笔五铢钱也是这么做的。

    现在，不一样了。

    —隋文帝起自关陇士族，是关陇士族领袖，在剥夺他们财富的同时给这些人留下了科举考试的出路，属于“交钱不杀”的政策。

    —隋炀帝起自江南，历来“培植南人”，不但虞世基、裴蕴等南陈前朝高官开始主持朝廷中枢，陈宣帝（陈叔宝）的女儿宣华夫人也独占帝宠，南人甚至开始渗入军方势力，江南将领来护儿、麦铁杖成为朝廷禁军最高领导。这摆明了是想撇开关陇士族单练，属于“要钱又要命”。

    况且，隋炀帝同时还推出了一个类似西汉“告缗令”的诏令。西汉“告缗令”要求百姓告发富人所匿藏财富，而隋炀帝要求江北乡民揭发长官的恶劣行径。收到告状信后，隋炀帝又往往不加深究就将被告者“皆斩”或“籍没其家”—本来就想摆你一道，这只不过是个借口。

    结果，告密者往往是无赖之徒，后来这条政策本身甚至成为北方官人剪灭异己的重要手段。

    对隋王朝来说，北方经济不如南国，这本不是一个问题，经济不好，慢慢建设就是了。封建官僚虽然聚敛无度，却是支持帝国统治北方的中坚，失去了关陇士族的支持，大隋帝国的气数也就尽了。

    隋炀帝要对付的不是手无寸铁的富人，而是武装到牙齿的封建官僚。隋朝虽然建立了科举制，却仍然是一个典型的分权社会，每个郡县都有“铸钱炉”，朝廷粮仓分散于各地，地方官甚至有权调动军队。因为，隋文帝为了节约钱财根本就没有维持常备军，士兵来自临时征召的农民（“寓兵于农”的府兵制），地方官一声令下就可以集结农民作战。

    恰恰在此时，炀帝遇到了另一件必须决断的事情。大业九年（公元613年），隋炀帝北巡突厥的时候，居然亲自在突厥营帐中发现了高丽国派来的使者。用脚趾头都能猜到，这些人不可能是特意赶来朝拜他大隋朝皇帝的，而是要跟突厥共谋对付大隋帝国。

    此后，便是隋炀帝三征高丽了。

    在修筑京杭大运河的时候，隋炀帝就已经让广大江北人民作出了重大牺牲，这一次，征讨高丽也主要在江北调集兵力，说白了又是“损北补南”。北方封建官僚再次放大了这种压力，征发民夫却不给任何补偿。士兵本来就是农人，隋朝北方经济以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为主，一个家庭失去了劳动力，也就失去了最主要的经济来源。

    至于三征高丽，隋炀帝实在不应该下一道极为愚蠢的命令：为展示我大隋帝国道德风范，但凡投降的高丽将领和士兵，一律不需要缴械，仍让其维持原有编制。结果，高丽兵将一到打败的时候就投降，隋朝军队主力刚一离开就接着开战。

    一来二去，高丽战局渐成胶着之势，长年累月的战争也耗尽了北方财富。人们既然活不下去，杀心自起，起义再次爆发了。

    说好听点，流民起义是大家仗着人多一起去官府讨个说法，答复不满意就砸烂官衙。说难听点，这种拖家带口的队伍根本就不可能投入战场作战，几万人的起义军经常被几百个官兵追着打。

    这次不一样，造反的人除了流民，还有北方关陇士族。

    隋炀帝以北方民力建设各项伟大的工程，虽然给了封建官僚捞钱的机会，但也给这些人造成了极高的机会成本，很多官僚因此被灭门。

    与其每时每刻生活在恐惧之中，不如干脆反了吧！

    大业九年，隋炀帝亲征高丽，家中两代宰辅的杨玄感起兵谋反，这是隋朝第一次大规模内战。起兵的时候杨玄感的职责是河都运粮使，他利用手中的粮食在山东招买流民，首先发难。

    朝廷迅速扑灭了叛军，杨玄感的首级也被传递到各郡警示诸官。单纯从这次战争看，隋炀帝是有能力控制局势的。

    很遗憾，隋炀帝并未从中吸取教训，大业十年（公元614年），再次起兵征伐高丽，照样尽发北国之兵（成年男子）。对大隋帝国来说，大业十年又是一个非常不幸的年景：

    山东诸郡遭遇旱灾，郡县府库中的粮食虽然堆积如山，但官吏就是不肯开仓放粮。更有甚者，诸如负责赈济灾民的于仲文等官僚，居然将赈灾用的粮食拿到集市上卖了一个好价钱！

    流民开始还能剥树皮为食，然后开始吃树叶，等到皮叶皆尽就只能吃观音土，最后就是……

    天下大乱，不可遏止地发生了。

    隋炀帝三征高丽的同时，李渊、刘武周、罗艺、薛举、李轨、梁师所统治的州郡，也是在修筑大运河和三征高丽中受损最多的郡县，纷纷在自己官长的带领下起兵反隋。

    关陇士族利用流民的仇恨点燃了农民战争之火，拥兵自重的封建官僚则成为主导，隋末农民大起义也出现了一种从来没有、也再未产生的特征：叛军全部集中在长江以北，他们各自为战，不同的领袖却有统一的名称—“豪帅”，这些人原本是地方官吏，甚至是郡一级的刺史或封疆大吏。

    生死存亡之际，隋炀帝又出了一招昏棋。

    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隋炀帝第三次北征高丽兵败。从雁门突围后，隋炀帝再也不愿意回到关陇士族的老巢—长安，而是选择了自己的龙兴之地江都。我们可以这样解释，在兵败辽东、身围雁门、烽烟遍地的情况下，隋炀帝不可能寄希望于没有势力基础、自己在位时仅有过数月盘桓的西京长安。无论是狐死首丘，还是图东山再起，心理上、政治上的因素都会促使他选择江都。

    很遗憾，现在看来，这是错的。

    隋炀帝是大隋帝国的正统，起兵反隋的人不是关陇士族的骨干，叛军领袖绝大多数只不过是低级官僚。即使隋炀帝失败很多次，他也始终是正统皇帝；叛军只需要一次失败，就可能出现全局性崩溃。更重要的是，江南虽然商人势力发达，却不可能为隋炀帝提供强有力的军事力量支撑帝国平叛，隋炀帝手下最强势的“骁果军”本是为讨伐高丽建立的军队，无论士兵还是将领都来自长江以北。隋炀帝的本意可能是南渡丹阳，仿效东晋保留江南半壁江山，以图东山再起。来自北方的将领和士兵可不这么想：江南虽然花好月圆，士兵的愿望却是回故乡与老母妻儿团聚，将领的理想则是杀回长安为自己拼得功名。为笼络这些来自北国的士兵和将领，隋炀帝的谋臣为他出了一个馊主意：也就是说，强令军中某个级别以上的军官娶江南女人为妻，这摆明了是想割据江南，永不再回长安。

    江北士兵也就在所难免了。公元618年，

    左屯卫将军宇文化及对“骁果军”造谣：皇帝听说你们想叛乱或者逃回江北，已经给你们准备了毒酒，鸩杀大家后，陛下将与江南人共享此地。随后，隋炀帝被叛军绞杀，南人大臣虞世基、袁充、来护儿、许善心尽皆罹难。中原大地再次陷入混战之中……

    小结：隋之殇

    隋炀帝推出了一系列相当不公平的区域政策，无论修建京杭大运河还是征伐高丽，都使江南获益而江北受损。江南商人是关陇士族最不能接受的一种势力，他们拥有土地、技术、金钱，不但人数众多而且靠创新吃饭，不可能任人宰割，也不可能被人奴役。

    隋朝只存在了短短三十多年，在五千年中国历史中不过沧海一粟。不知大家是否思考过这么一个问题：一个三十多年的短命王朝，为何与三百年盛唐并称为“隋唐”？因为，大隋帝国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帝国之一，科举制缔造了相对清明的封建官僚制度，帝国在全境范围内再次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国家的统一也创造了巨大的市场，隋文帝、隋炀帝坚持执行了重商政策；除了最后几年，隋代国家富强、民众富裕，之前任何一个朝代都不能与之比肩。

    隋炀帝这个成长于江南的才子，试图在江南培育商人势力，以此对抗盘踞在“长安—洛阳”一带的关陇士族。由此，隋炀帝推出了一系列相当不公平的区域政策，无论修建京杭大运河还是征伐高丽，都使江南获益而江北受损。江南商人是关陇士族最不能接受的一种势力，他们拥有土地、技术、金钱，不但人数众多而且靠创新吃饭，不可能任人宰割，也不可能被人奴役。

    掠夺江北利益补贴江南之时，隋炀帝却又必须依靠江北的关陇士族，隋文帝辛苦压制的封建官僚势力再次渗透到社会每一个角落。关陇士族放大了隋炀帝政策的负面影响，三征高丽之后，“长安—洛阳”一带的江北百姓出现赤贫化。隋炀帝对这种情况颇为警觉，试图以白钱破坏关陇士族的财富基础，进而开始使用“告缗令”一类的极端政策打击关陇士族。关陇士族本是隋朝统治的基础，隋炀帝把整个北方都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大隋帝国的瓤子终于烂尽了。

    对黎民百姓来说，苦难是具体的，父子携手共入江湖，艰辛历历在目；对黎民百姓来说，仇恨又是抽象的，他们甚至不知道其实关陇士族才是罪恶之手。关陇士族利用仇恨而不是正义点燃了隋末农民战争之火。当贫穷变成毋庸置疑的道德，普通人便会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暴戾。

    帝国危亡之际，隋炀帝错误地退守江南一地，希望能在自己成长的土地上东山再起。他不知道，在创造财富和掠夺财富之间，往往是掠夺财富更有效率，他根本就不具备击溃关陇士族的基础。

    中国历史上经济最强盛的王朝—大隋帝国，立国三十八年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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