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皇帝以下所有官员，千万不要自以为是，没事就发布什么指示，朝廷六部不得单就某事对地方官行文，但凡涉及五个州以上的公文，但凡涉及税收的公文，都必须经过皇帝御批，否则谁也不准对州县行文！

    另类贞观

    在篡改历史方面，中国历史上无人能跟唐太宗李世民媲美。后来的明成祖朱棣虽然也对老爹的实录大改特改，但是，他造假造得实在太没技术含量，以至于根本就没人相信他改的是真的。

    唐朝是中国人最引以为豪的一段历史，也是中国最为辉煌的时代之一。盛唐开元年间，人均劳动力原粮产量已经高达四千五百二十四斤，后世所谓“康乾盛世”也不过只有二千二百六十二斤。

    唐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伟大盛世，巅峰是唐玄宗的“开元之治”。唐朝的开端是“贞观之治”，之所以历代史籍将贞观朝奉为盛世，在很大程度上是拜开元年间的史官吴兢所赐。吴兢一生中最重要的着作叫作《贞观政要》，这是历代史家研究唐史的一部重要着作。开元初年，史官吴兢因与宰相姚崇意见不合愤然辞职，回到老家后就把自己的理想社会编纂成了一部故事书—《贞观政要》。《贞观政要》基本以开元初年帝国的施政措施为基础，也提出了一些自己对皇帝品德的幻想，并把这些品德、言行统统都放到唐太宗头上，希望借祖先的伟大形象影响玄宗。与其说《贞观政要》是后世乌托邦式的范本，毋宁说这册书是开元初年唐玄宗点点滴滴的为政记录。

    记述贞观朝，首先要告诉大家一件事：唐朝是第一个编纂帝王实录的朝代，也是第一个公开篡改历史的朝代。

    春秋时代，史官记载的史料都是公开的；后来，史官为了不受皇权威胁，记录皇帝日常言行的“起居注”只有史官一人知道，皇帝死后才能公之于世。对至高无上的皇权来说，史官之笔是一种巨大的威慑，千载之下洗尽铅华，史书当自有公论。这是一种所有人都认可的规矩，在唐太宗以前，暴戾如秦始皇、聪明如晋武帝，所有皇帝对史官都只能恐吓、贿赂，就是不能篡改原始史料……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公开叫板史官、要求看自己“起居注”的皇帝就是唐太宗李世民。

    他不但看到了其父的《高祖实录》，还看到了自己的《今上实录》，然后，史料就变成了港台影视剧—按照他的意思重新写作的版本。在篡改历史方面，中国历史上无人能跟唐太宗李世民媲美。后来的明成祖朱棣虽然也对老爹的实录大改特改，但是，他造假造得实在太没技术含量，以至于根本就没人相信他改的是真的。

    无论如何更改历史，出土的货币却从来不会欺骗我们。从这里也许可以看到贞观朝的另一面。

    唐朝最着名的货币当然非“开元通宝”莫属，为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唐高祖李渊所铸。对中国货币史来说，开元通宝具有划时代意义，这倒不是说开元通宝有多别致，而是从此中国货币不再以重量命名，皇帝将个人的意志加于货币名称之上。

    最初的时候，开元通宝并不叫“开元通宝”。高祖年间，文书的读法是先上下，后左右，所以，这种货币最初的名称应该是“开通元宝”。唐太宗李世民下令将这种货币改名为“开元通宝”，开元、开元，开创新的纪元，借用彭信威先生对此的解释就是：

    “李世民要人民相信，以前的都不算，或都是坏的，只有这一朝代才是好的”。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起点呢？

    —《旧唐书》这样记载贞观初年（公元627年），唐太宗即位之初，旱灾、霜灾遍布全国，饿殍遍野，米价昂贵，一匹绢只能换一斗米。

    —《旧唐书》这样记载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大唐帝国商旅遍布各地，天下已经没有盗贼，监狱基本是空的，牛马遍布山野，人们夜不闭户，一斗米才仅卖三四钱。

    西汉年间，从吕后到文景二帝，汉帝国用了近百年的时间才实现了天下大治；隋文帝也用了将近十年的时间才实现天下大治；唐太宗真是神人，刚当上皇帝短短两年时间就缔造了一个歌舞升平的天下！

    真的是这样吗？

    《旧唐书》关于贞观三年的这段历史记载，与《汉书》的“文景之治”非常类似，如果检测“抄袭”的软件能够意译，那么两段文字的雷同度肯定相当高。如果说史书对“文景之治”的记载确有溢美之词，那么，唐初“贞观之治”的记载简直就是不可思议了。

    第一，终唐太宗一朝，所有官员的朝廷俸禄居然全部为粮食，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武则天时代。任何时代，商品流通都是衡量社会经济是否发达的标志。唐朝初年，封建官僚是最有权势的社会集团，这些人居然连钱都没有，商品经济之凋敝可见一斑。

    第二，贞观年间，物价记录根本不可信。按照《旧唐书》的记载，贞观年间一斗米的价格平均在五钱左右，远低于五代萧齐大通缩时期—即使今天的转基因玉米也不会这么便宜。我们仍旧借用彭信威先生的解释：

    “唐初的米价记录，大概都是个别地区大丰收时的记载”。

    第三，贞观年间，民户总数远低于隋朝。在中国古代，民户数量是衡量一个帝国是否强盛的最有效的标志。民户数量多，证明人们有能力生儿育女并抚养儿女成人，也为帝国增加了剥削对象。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隋书》记载的民户数为八百万，贞观初年民户数仅为三百万，而直到唐高宗李治登基，唐朝民户数不过也就三百八十万。

    第四，按贞观年间奏本，大唐帝国的天灾几乎连年不断。唐太宗即位后，黄河连续三年发大水，贞观四年（公元630年）高昌王鞠文泰朝见唐太宗，这样描写沿路的景象：洛阳之东，诸州郡俱为沼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根本就没有道路可行。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

    第五，按敕令记载，贞观鼎盛时期，堂堂大唐帝国居然有很多人“挥刀自宫”。

    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七月，唐太宗发布敕令，禁止国人自断手足。当时，自断手足的行为被称为“福手”、“福足”，因为，按照隋末旧制，肢体不全的人可以免服徭役，很多人想借老办法逃避徭役。唐太宗李世民用事实告诉大家“挥刀自宫，未必成功”—就是自断手足，也要继续服役！

    这就是传说中的“贞观之治”？

    李世民当政二十三年，究竟干了些什么？

    第一件事：试图仿效吕后、文景二帝分配土地，不过，分配的主要对象是封建官僚。

    土地代表着财富，在农耕时代就更是如此，“均田制”意味着打破现有利益格局，会得罪所有既得利益者。只有雄才伟略的帝王才有魄力推行土地改革，也只有前朝末年强势阶层在社会动荡中损失殆尽，新的统治者才有可能对天下财富重新洗牌。

    隋末战争中，大唐帝国的缔造者李渊本就是关陇士族，他和他的继任者都无法也不可能剥夺自己依靠的对象。所以，西汉、南朝、隋朝授田都是“每丁百亩”，唯独到了唐太宗这里，改为按官职授田：从五品至正一品依官衔分别分配五顷至六十顷土地，六品以下按爵位可占有五顷至一百顷。至于庶民，二十一岁以上“壮男”授田一百亩；至于寡妇、中男、老男、笃疾和废疾，对不起，不在授田之列。

    更为重要的是，但凡接受授田的庶民，都要从“狭乡”迁往“宽乡”。所谓“宽乡”，就是富庶地区，是长安京城一环以内，是城里；“狭乡”就是土地贫瘠、无人耕种的地方，迁往“狭乡”的人还要把户籍迁出京城长安！即使在“宽乡”，朝廷对“壮男”授田实际上也只是每户六十亩，较隋朝及前朝各代公认的标准少了40%。

    “狭乡”几亩土地本来就可以在“宽乡”换到几十亩土地，这哪里还是“授田”，说是抢劫都不为过！

    第二件事：帝国是要有点规矩的，最大的规矩就是服从皇帝，包括所谓“敢于直言犯谏”的魏徵！

    为了确立皇族的统治地位，唐太宗命高士廉修订《氏族志》，名义上是为魏晋以来的士族高门确定门阀。高士廉是一个很懂事理的人，他在收集全国士族家谱、考证世系的基础上弄出来一份《氏族志》。在最初的《氏族志》中，天下士族高门被分为九等，李姓皇族位列第三。

    这已经是高抬李姓皇族了，在士族高门中，关陇士族根本就排不上号，不过是一些汉代“豪强”而已，何况李唐皇室在关陇士族中也不应该名列第一。

    对于这个很炫的马屁，李世民还是非常气愤。

    看完初稿后，他指责高士廉：世俗相沿，江南崔、卢、王、谢是源自山东的一等大姓（看来李世民也知道自己门第不够）。现在，你必须知道，是我李家平定四海，难道你看不起我赏赐的官爵（赤裸裸的威胁）？所以，绝不得以前世祖先功业论士族高低，修订《氏族志》，皇族李姓必须排第一！

    有这样的《氏族志》，连老爹都坑、亲兄弟都杀、历史都敢篡改的贞观朝，怎么可能真的存在直言敢谏的大臣？

    让我们来看看魏徵。

    —魏徵本是瓦岗军李密的谋士，瓦岗军败亡后魏徵降唐，居然自告奋勇去招降瓦岗寨残部；劝降未果，魏徵再为窦建德所俘，结果—投降；

    —窦建德在武牢为李建成所破，魏徵为李建成所俘，结果—投降；

    —李建成为李世民所杀，魏徵被俘，结果—投降（李世民如果败亡，估计魏徵一样能找到一个新主子）。

    魏徵根本也不是什么宰相（仆射），贞观朝共任用二十三名宰相，二十三人之中马周、张亮、褚遂良、许敬宗都是魏徵的晚辈，轮了多少圈，就是没有轮到这个号称直犯龙颜的魏徵。

    所谓魏徵直言敢谏，除了不许唐太宗喝酒吃肉玩女人，就是一些求饶的哀鸣：李世民你如果敢杀我，你就是历史上的昏君。所以，李世民才说：“你们都觉得魏徵说话难听，我倒是觉得很中听，很好听！”

    最离谱的是，魏徵每次冒犯唐太宗后，居然都要记录下自己的言行，并编写了一本“魏徵语录”，专门收集他所谓的“直言”。魏徵死后，褚遂良把“魏徵语录”献给了李世民，李世民一怒之下毁掉了魏徵的墓志铭。

    可有这样的直臣？

    说白了，魏徵不过是换了个花样拍马屁而已。

    第三件事：铸行开元通宝，用于放高利贷—官府放高利贷。唐太宗铸行的开元通宝确实成色很好，一千钱成本在九百钱左右。只不过，贞观朝开元通宝最主要的用途是用这种钱放贷款，即臭名昭着的“公廨钱”。所谓“公廨钱”，就是官营高利贷，官府将钱借给黎民百姓，然后收取本息。公廨钱始于隋文帝杨坚，杨坚对公廨钱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只能用于为贫困的农人购买种子和度过荒年。

    唐朝的公廨钱，就算承贷者死亡、逃亡，本息也要由子孙偿还；如果没有子孙，就要由亲族旁系代偿；如果旁系亲属死亡殆尽，就由支族偿还；如果族人也没有，一定要当地的人代偿。用彭信威先生的评价，公廨钱就是。

    反正最后要还钱！百姓之利，以权夺之，形同猛火；以商夺之，摧之无形！

    非但如此，李世民及其手下还对公廨钱进行了金融创新，官府不但可以对黎民百姓放款，大官也可以对小官放款—摆明了就是直接索贿！

    李世民亲自修订了《今上实录》，《旧唐书》、《新唐书》当然不会对公廨钱造成的惨状过多描述。没有关系，北宋年间这个悲剧会重演，到时候我们再详细说。

    第四件事：三征高丽。

    贞观年间，一小撮高丽好战分子越来越猖狂，不但扣住新罗、百济对唐朝的纳贡，不允许唐太宗收葬隋朝将士尸骨，还窝里反杀掉了亲唐的建武帝（高丽王）。

    以隋朝经济之鼎盛，隋炀帝三征高丽尚且无功而返，何况疲敝的唐朝初年。果然，唐太宗三征高丽，结果：全败！唐军所失，千条万条，其实就一条，粮食不够。

    唐太宗三征高丽，前后耗费了十几年时间，也耗尽了大唐帝国血脉。贞观末年，开元通宝已经在市面上消失了。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这位在史书上最伟大的帝王最后一次颁行讨伐高丽诏书，未及出师就溘然长逝。

    无字碑上的轮回

    真实的武则天，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先简要回顾汉武帝年间的盛衰循环，因为武则天当政期间的政策，完全是汉武帝政策的2.0版。

    贞观末年，皇九子李治在争夺储位的斗争中成为唐高宗，太子李承乾被判充军，皇四子李泰被圈禁，皇三子李恪被处死。能在如此残酷的搏杀中胜出的人，绝不可能如史家所言“仁弱”，这同样是一位工于心计的帝王，他创造性地把货币改革与削弱关陇士族结合在一起。

    高宗即位之初，全国范围内恶钱盛行，物价更是一飞冲天。当然，铸造恶钱的人不可能是无权无势的黎民百姓，而是那些把持着朝廷要害的关陇士族。对皇权来说，关陇士族已经不再是朋友，而是阻挡皇帝唯我独尊的绊脚石。

    高宗登基六年，办了两件大事：货币改革、废黜出身关陇士族的王皇后。废黜王皇后与推行货币改革在同一年发生，并非偶然。

    先说第一件事，货币改革。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唐高宗下令皇室重新铸行开元通宝，各地官府必须以开元通宝收缴旧钱，比例为1∶5。开元通宝的重量实际上与隋五铢钱相仿，为三克；唐初恶钱在一克左右。这样的兑换比例，关陇士族会吃大亏的，不过是皇权以货币改革之名掠夺财富的伎俩。

    再说第二件事，废黜王皇后，扶持武瞾登上后位。武瞾即武则天，与她卑贱的出身相比，皇后王氏家族可是自高祖起就与李唐皇室联姻的士族高门。所以，徐敬业才在《讨武氏檄文》中说。

    是不是武则天在幕后策划废黜王皇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旦王皇后被废，关陇士族在中枢朝堂上就岌岌可危了—连皇后这样根深蒂固的位置都保不住，何况长孙无忌、禇遂良、上官仪这些出身关陇士族的臣子？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没收财富只能削弱关陇士族的实力，只有将他们彻底赶出朝堂中枢，才能彻底斩断关陇士族掠夺财富之手。

    遗憾的是，历史并没有给唐高宗展露才华的机会，推行货币改革当年，他经常头晕目眩、目不能视，后来终于发展到不能亲自处理朝政，大权落入武则天手中。

    关于武则天，几代史学家对她的评价大相径庭：20世纪50年代岑仲勉先生着《隋唐史》言称武氏当政二十年，毫无建树；60年代，郭沫若编撰历史剧《武则天》，断言；70年代末，关于武则天的评价又完全翻转过来，说她；从80年代冯宝宝版《武则天》到今天的《一代女皇》、《无字碑歌》……人们对武则天的艺术描写更多出于一种对女性的尊敬，毕竟她是中国历史上数三数四的女皇（武则天不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仅武则天本人的密友陈硕真就于永徽四年在扬州起事，并于同年称帝）。

    真实的武则天，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简要回顾汉武帝年间的盛衰循环，因为武则天当政期间的政策，完全是汉武帝政策的20版。

    汉武帝的做法是：第一步，为筹集征伐匈奴的费用，先铸造虚值货币白金币；第二步，货币改革失败后要求全国富人捐献财富，结果没有人肯捐献；第三步，盛怒之下，汉武大帝颁行“告缗令”，要求百姓告发匿藏财富的人；第四步，“告缗令”断掉了小农最后一丝生路，流民第一次出现在西汉帝国版图之上；第五步，为控制局势，汉武帝迅速使出铁腕，任用酷吏镇压豪强；最后，不可一世的汉武帝下《轮台罪己诏》，忏悔一生所为。

    汉武帝20版的历程是这样的……

    第一步，货币改革，类似于汉武帝年间的白金币。

    乾封元年（公元666年），也就是武则天成为皇后当年，她下令铸行“乾封通宝”。

    乾封通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年号命名的货币，这种货币重仅7克，武则天却下令要求当10枚开元通宝使用。

    至于乾封通宝的用途，是专门用来兑换关陇士族手中的恶钱，持有恶钱者限期到朝廷指定地点兑换。乾封通宝本是典型的虚值货币，即使皇权再强大，又怎么可能强迫每一个人自动捐献自己的所有财物？乾封通宝铸行一年后，市面上只留下最轻、最破的恶钱，物价在一年间暴涨10余倍。这一措施的最大成绩就是，到了上元年间（公元674～676年），六部官员甚至经常半年领不到任何粮食，也就是说，此时大唐帝国已经无力支付朝廷官员的俸禄了。

    这位女强人得到了这样的奏章：数年以来，农人年年歉收，青州、徐州、兖州，山东山西、河南河北，要么遭受着饥荒，要么遭到水旱灾害即将进入饥荒，要么已经在瘟疫折磨下死亡，要么家人流散，饿殍遍野，天下莫不失望……

    第二步，既然不能通过货币改革掠夺财富，那就干脆明抢，类似于汉武帝年间的“告缗令”。

    垂拱元年（公元685年），武则天下诏令李唐皇室贵胄、封建官僚向朝廷捐献财物（规定动作），地方官也可以将当年辖区产量的一半上缴朝廷（自选动作）。

    堂堂大唐帝国，倾全国之官仅得钱三千，更是无官愿意使劲为女皇刮地皮。想当年，汉武帝要求全国富人捐献财富，也仅有一个朴适捐出了二十万钱。

    封建官僚如何富有，武则天何尝不知？武则天下令，任何人都可以向皇帝本人告发李唐皇族和当地官僚的“不法”行为。但凡有告密者，各地官署不但不能过问，还要为告密者提供马匹，沿途驿站按五品官招待标准供应。即使是农夫、樵夫，她也亲自召见。如果告密者所言不属实，告密者无罪。诏令还有最重要的一句。当年，汉武帝也是这样颁发了“告缗令”。

    据说，当时有十几个人在长安坊间聚会，有一人借酒吹嘘自己如何有权势、如何富有，其中一人一言未发突然离席而去；酒席未散，禁军飞奔而来，那个胡说八道的人被没收家产并处斩，其余人皆因为未告密被绞杀……

    后来，大概告密的人实在太多了，武则天不得不下令告密者不必亲自赴京，各地官署之前置一大缸，专门收集各地告密者的信函。

    告密行为极大地伤害了李唐官僚的感情，当然，也极大地伤害了李唐官僚的财富。

    李唐皇族和地方官不会引颈就戮，他们只能先下手为强，让自己的对头或者地痞流氓闭嘴。至于真正的平民百姓，只能选择背井离乡，再次走上逃亡之路。

    流民，可怕的流民，再一次出现在大唐帝国的疆域之内！这种要钱又要命的法子谁也受不了，天授年间（公元690~692年）已经是。继徐敬业之后，在恢复李唐王朝的号召下，一批流民先后在岭南、山东、河北举事……

    第三步，武则天使出了铁腕对付李唐宗亲和官僚，与汉武帝一样，任用了一批类似于义纵的酷吏。

    来俊臣本是长安城内的一个泼皮无赖，犯事后逃窜到和州，并在和州被捕，论罪当斩。恰在此时，武则天下诏要求天下臣民告密，来俊臣也听说了这件事情。临刑之前，来俊臣在狱中高呼：“我有密事要启奏皇上。”和州刺史东平王李续（李唐皇室）怕这事成为把柄，给武则天以诛杀他的口实，就允许来俊臣返回长安。

    武则天自己也知道所谓“告密”大多都是无稽之谈，重要的是被告发的人是谁，只有牵涉到李唐皇室的告密者才能得到重视。临行之前，东平王李续忧心忡忡地告诉来俊臣，来俊臣也信誓旦旦地保证，自己将揭发长安一件谋逆案，与和州无关。

    应该说，来俊臣是一个聪明人。临行前李续的恐惧表情告诉他，李续一定害怕他提起和州，来俊臣也猜到这位女皇可能喜欢胡乱给李唐皇室加一些罪名。

    来俊臣对押解他的差役和召见他的使臣说，自己将揭发长安一起谋逆案，必须皇帝亲自审问；加之他是死囚告密，武则天便亲自接见了来俊臣。

    为求得活命，来俊臣对武则天“揭发”的，恰恰就是和州东平王李续私藏兵器、蓄养死士、图谋不轨……结果，原来是王爷的东平王李续被处斩，本是死囚的来俊臣居然得到了一个司刑评事（相当于皇家监狱典狱长）的职位。

    来俊臣的成功激励了无数地痞、流氓以及二混子，大家纷纷投书告发李唐宗室和封建官僚（受封于李唐王室的官僚）谋逆。借着这些机会，这批身处社会最底层的人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封建官僚在帝国的位置。除了来俊臣，较为着名的还有索元礼、万国俊、周兴……

    这批酷吏本是一群流氓，也只有这样的人才无畏，无畏才无所不用其极，至于《唐律疏议》、审判、公正，统统可以不要。天授年间，武则天称帝后两年就杀掉了八位宰辅、流放了四位宰辅，其后在位十五年，居然任用了二百二十八位宰相，堪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迹。

    对这些酷吏来说，此前，他们的生命从未被人尊重；此后，他们当然也不会尊重任何人的生命，什么礼义廉耻、仁义道德全都可以不顾。既然当年没有人照顾自己一丝一毫私利，现在，我不但要毁掉富人的财富，还要毁掉富人的生命！

    来俊臣最大的嗜好就是抢占人家妻妾，自任宰相开始，他列了一张官员名单，实际目标则是这些人的妻妾。

    这帮酷吏发明了闻所未闻的刑罚方式，“定百脉”、“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目的只有一个，无论是谁，只要落到这帮酷吏手里，就再也别想重见天日了。满朝文武和长安百姓，没有人知道灾难什么时候会降临到自己头上。据说当时的官员上朝都要先拜别家人，没有人知道自己能不能活着回来……封建官僚本是社会中调动资源能力最强的一个群体，面对这群无知、无畏、无耻的人，就连封建官僚都不能保住自己的性命和财富，何况普通庶民？

    李唐宗室、关陇士族、封建官僚败亡后，他们的财富和佃户确实有了新的主人。

    不过，这些人并不懂得如何运用财富、生产财富，他们对财富所有的理解只停留在纸醉金迷的层面。剥夺从此变得毫无规矩，人们完全不知道这些人会在什么时候进门打秋风，又以什么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很快，武周王朝失去了所有的社会规范，武则天称帝后数年，大唐帝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证圣到神功年间（公元695~697年），天下富人几乎全都破亡，不知有多少普通人不堪忍受虐待，走上了流亡的道路。

    —关东、蜀地、江淮地区本是自南朝以来最富庶的地区，此时全部变为饥馑之地；山东之地，阡陌之间已经遍地是流民，良田已经数年不再有产出；河西之地，变为赤地，大地上遍地杂草丛生，父兄转徙、妻子流离。

    —蓬、渠、果、合、遂等州，人们凭借山川之险，如果官府稍有懈怠，这些人就以火光为号攻击州县；如果官府派兵攻打，这些人又穴居于山中。

    —剑南道爆发人数以十万计的农民起义。

    —西域的碎叶、庭州及辽西十二州已被突厥和契丹贵族占领，全国统一的局面被破坏，陇右及河北人民惨遭掠夺和屠杀。

    载初二年，陈子昂上书武则天：百姓逃亡实因官吏贪暴，普通人就像湖里的鱼儿一样任人捕捞；人们失去谋生之路，自然也就成为盗贼；亡隋之迹已经斑斑在目，如果酷政继续下去，不出两年，天下将无可用之人、天下将无可用之粮、天下将再无财可敛……

    金简除罪

    这里要说明的不是武则天如何授田，即使我们找到更多资料，也不过是证明她在步吕后的后尘。武则天最大的功绩并不在农业，而在振兴商业。她的父亲本是一个倒卖木材的商人，也是在这种家庭中，武则天了解了商人最怕的一件事—关津。

    在帝国即将分崩离析的时候，汉武帝曾经下《轮台罪己诏》。

    现在，武则天也走到了这一步，庆幸的是，历史留给了武则天一定的时间。

    1982年5月，河南登封唐庄乡农民在乱石堆里发现了一块非铜非铁的金属板，上面刻着奇怪的字。这些人并不知道，他们手中这块金属就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份以黄金铸造的“罪己诏”。

    诏书的发布者是唐代女皇武则天，诏书的执行者是“三官九府”

    诸位神仙，这位不可一世的女皇命令诸位神仙免去她对天下犯下的罪过，让帝国恢复昔日强隋的强盛与繁荣。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着名的“武瞾除罪金简”，武则天以一种隐晦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忏悔，希望余生能力挽狂澜，让百姓休养生息，让帝国财富生产回到正常轨道。武则天可能是羞于情面未公开颁行这份“罪己诏”，而是让自己的贴身宦官悄悄跑到嵩山之巅，扔下这块金简。

    此后，武则天的施政方向悄然改变。

    大乱之后，往往会有大治。

    只有翻天覆地的乱世才能彻底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使得天下财富重新洗牌，大部分人也能获得一个相对公平的起点，这也是历代初年容易出现所谓“盛世”的最主要原因。当然，这种重新分配过程是以绝大多数财富毁灭为代价的，武则天手下的酷吏彻底摧毁了关陇士族的统治基础，而酷吏最后又为皇权所消灭。

    乱世之中，所有财富、所有规则、所有人才都毁于一旦，而社会进步最终必须以财富积累为基础，“乱世—盛世”循环只能在大乱之后满足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要。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乱世是盛世之源。

    圣历元年（公元698年）开始，来俊臣、周兴、索元礼等酷吏先后被武则天诛杀。

    来俊臣被斩首后，人们纷纷冲上去，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人顷刻间变为齑粉。

    圣历二年（公元699年），武则天大赦自己临朝以来所有的“得罪者”，与李唐皇室关系较为疏远的一批官僚被释放并重新重用，其中就包括近几年来活跃在影视屏幕上的狄仁杰。

    在圣历元年的诏书中，武则天开始强调：三公九卿有了一个新的使命—各自认领洛阳附近的州县，督促地方官兴修水利、收容流民在洛阳附近就地安家，自愿安家的赐给土地、免除三年徭役。

    我确实没有找到武则天“均田”的记录，历代武则天的反对者也借此说所谓武则天晚年“重农”不过是一个谎言。

    在来俊臣等一批酷吏的审判案卷中，我找到了答案。

    这批酷吏在残酷打击李唐皇室势力的同时，也为自己置办了丰厚的家业。来俊臣被抄家的时候，仅在册的土地就有三万余顷，而这些土地只有一个去处—罚没入官，部曲、奴婢按百亩各安其业！

    也许，开革（开除）了这些酷吏，女皇已经毋需大规模授田了。

    长安元年（公元701年），全国民户从高宗年间的三百八十万户增加到六百多万户，很多田地被开垦，人们家中开始有了余粮。

    关津，就是商税。

    汉隋相传商税为“三十税一”，贩运货物的商人在一地缴纳商税之后，在全国各地的其他关津可以不再缴纳商税。自隋炀帝开始，全国共设六十六座关津，到武则天时为一百零六座。虽然隋炀帝也下诏执行“三十税一”的政策，但是，从那个时候起，各地封建官僚并不服从这个诏令，基本各自为政，关津都要雁过拔毛。例如，从江南贩卖来洛阳的粮食税率在总价的20%左右。

    武则天下诏，明确提出关津最大的作用是为官府养了很多懒人，不致力于劝课农桑，所以，必须禁绝关津税，让大雁翱翔时不再被迫停留，小鸟在自己的蜗居里不再被侵扰。

    长安三年（公元703年），武则天批准了凤阁舍人崔融的《请不税关市疏》，废掉了内地关津税，仅留下了潼关等对外关津，关津基本定位为征收对外贸易关税。

    在这篇辞藻华丽的奏疏中，崔融首先说明了商业的用处：商业让人们去追求最后一分之利，所以，市场上才会有琳琅满目的商品。

    其次，崔融列举了关津之弊：关津原为收缴商税，现在很多却已开始对过路的行人征收买路钱，这是自古就有的路，是天下人的路，焉能为官家所独占？

    然后，崔融对武则天提出了警告。自古以来，所谓“关”是抵御外敌所用，绝不是抢劫国人的利器！关津只是雁过拔毛、羁押行商船只，我悠悠天朝，居然沦落敛财至此，悠悠千载，后人读史论事，我们还有何颜面？如果继续任由关津常年收取商税，那就是因为小利而放弃“无为而治”的圣王之道，最终必然因小失大。市场本是天下人的牟利之地，只有不征税才能给无业游民以牟利之机，对市场征税会令人无处觅财，人们无处牟利必将引致天下大乱！

    崔融是对的，没有了关税、市税，黎民百姓开始为自己寻找每一枚铜钱。武周长安年间，洛阳、长安两市出现了很多奇奇怪怪的富人，他们从事着一些非常奇怪的产业，比如，掏粪。

    罗会本来是京城一个无业游民，后来开始为有钱人家掏厕所。罗会用自身行动证明，只要勤劳，掏粪工人也能致富发家！长安三年武则天免除所有商品关税，所有物品都可以买卖，当然也包括大粪（此前，大粪是不能买卖的）！

    自此，罗会得以贩运大粪出城，将之卖给周边的农人。数年后，罗会从个人掏粪发展到几乎垄断了京城的所有公私厕所！

    朋友问他：“你现在已经如此富有，何必再干这恶臭之事？”

    罗会笑着回答：“我只懂得掏粪，也只懂得如何储藏、运送大粪才不至于散发恶臭，所以，人们才让我掏粪。如果我不去掏粪，再过一两年，我又将沦为穷人，那我不是更臭？”

    连大粪都可以自由贩卖，武周末年终于又有了这样的记载：关津本是天下商品流散之地，现在所有关津聚集的商船遮天蔽日，日夜川流不息！

    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正月，已经八十二岁的武则天溘然长逝，临终前她自去帝号，承认自己的身份仅是李唐王朝的儿媳妇（皇后）。武则天死后，这位中国历史上浓墨重彩的女皇为后人留下了历代皇陵中唯一的无字碑……

    是非功过留与后人评说！

    官无事，民自富

    在唐史中，裁撤官营手工业是继武后减税后的又一决定性举措，为大唐强盛的手工业缔造了坚实的基础。此后两三年，大唐帝国手工业、商业的发展进入了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巅峰时期。

    从武则天死后到景云二年（公元711年），六年时间，李唐王朝出现了七次政变、四位皇帝，朝堂之上甚至没有一个人能真正统御局势。唐中宗、唐睿宗、韦皇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武三思、武承嗣……除了笑柄，这些人没在史书上留下任何功勋。

    愚蠢的封建统治者使用了最为直接的敛财方式—卖官，韦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都曾经公开卖官敛财，无论是谁，只要肯出钱就有官当，这些官员在唐史中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封斜官”。

    可笑的是，“封斜官”只是一个名号，根本没有实际权力。六年间最高统治者变化得实在太快，根本没有机会任命高级官僚，“科举帮”出身的官员都已经无处容身，何况这些名不正、言不顺的“封斜官”。也正是由于这些统治者无能，大唐帝国才延续了“无为而治”的政策，韦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但凡有点能力，就不会像走马灯一样被人干掉了。

    先天元年（公元712年），李隆基成为大唐帝国新的主人—唐玄宗。与历代帝王一样，这位年仅二十八岁的皇帝必须作出一个选择：国富、民强，哪一个优先？

    对这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李隆基在一系列诏书中进行了回答：当然是民强优先！

    所有善政，必须让天下黎民先实现温饱；国家富强，必须让所有人都有赚钱的机会；治国之道，先要满足庶民的需求！高明的封建统治者，一定会先培养民间财富，然后再享受。培养财富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只要培育富裕的黎民，只要让黎民百姓有谋生之道，圣人在不干涸的泉水中饮水，圣王治国必须紧紧闭上嘴巴，什么都不做就算是积德了。

    帝王无为、无事、好静、无欲，庶民自然、自化、自富、自正、自朴，我无事而民自富。治国之术必须遵循财富之道，财富之道贵在清净，封建官员清净则不会打扰黎民，黎民才能真正安心生产，黎民安心生产才会没人闹事，如此，太平盛世自现！

    天下财富都属于帝王，皇帝又何必贪恋手臂范围内能触及的钱财？

    自皇帝以下所有官员，千万不要自以为是，没事就发布什么指示，朝廷六部不得单就某事对地方官行文，但凡涉及五个州以上的公文，但凡涉及税收的公文，都必经过皇帝御批，否则谁也不准对州县行文！非公务地方官一律不得接待六部官员，有六部官员胆敢没事就溜达到地方连吃带拿，一经查实，立即撤差！

    根据上述理论，皇帝不再发布最高指示，官员自然也就无事可做。既然官员无事可做，那就都撤了吧！

    第一批倒霉的是中宗、睿宗年间的“封斜官”，开元二年（公元714年）一万多名“封斜官”中至少有八千多被取消了候选资格—你的钱给韦后、安乐公主了，跟当今皇帝没有一枚铜钱的关系。

    中国封建社会，一个朝堂中枢官员代表一片地方势力，一个地方封疆大吏又牵涉到朝堂中枢某部某官，一个政策从制定到执行还不知要牵扯到多少人的利益，朝廷的富民政策往往就在这些人的利益博弈中走样。所以，虽然历代史籍往往对李隆基裁撤官僚的举动大书特书，认为这是他励精图治的表现，但实际上，李隆基最狠的杀手锏并不是搞掉这些无职、无权、无实力的土财主，而是裁撤了大部分负责中枢朝廷工程的司、监、署等机构，一千多名实权位置上的同正、试、摄、检、校、判、知被裁撤了。这些人原来的职责是负责内廷、皇室和官家供奉，也就是说，唐玄宗裁撤了皇家直属企业。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如果一个企业可以获得财政的无偿拨款，那么这个企业就不会关心生产，从堂官到胥吏，大家只关心自己如何捞钱。久而久之，这样的企业必将损害社会利益。

    公共选择理论还认为，如果一个企业依靠政府的强制力排除任何人染指自己的行业，那么，这个企业就会把掠夺的触角伸向社会每一个角落—这个企业不但会损害社会财富增量，还会侵蚀社会财富存量。如果一个企业存在的基础是强制性公权力，那么这个企业就是公权力伸向社会财富的触角。

    唐玄宗裁撤的这些皇家直属企业就属于公共选择理论极端敌视的企业—官营手工业。

    唐朝初年，唐太宗建立了史无前例的官营手工业体系。不但长安、洛阳朝廷有大量这样的官家作坊，就连各级府县也各自建立了自己的手工业工场—官营手工业。

    一是普通手工业，为皇室宗族和地方官制造日用品；二是冶铁业，负责制造兵器和铸钱；三是建筑业，负责皇室和地方府县工程。

    反正，只要有赚钱的机会，这些封建官僚就绝不放过。

    问题是，官营手工业以赋税的方式征集民间财富作为原材料，又以徭役的方式征调民间艺人进行生产。不但如此，官营手工业一旦出现就会垄断某个行业，民间匠人再进行生产就是犯法，就要砍头，比如，冶铁、陶瓷、煮盐、山川水泽之利……

    正常情况下，如果一个行业有利润，就会有无数人涌入其中，大家可以靠一门手艺谋生，手艺创新也可以独占一方之利。在市场的互相拼杀中，弱者会被淘汰，最后行业技术会逐步更新，生产财富的能力会越来越强。

    现在，只有官营手工业可以经营这种产品，无论定价如何离谱，无论质量多么差，庶民买也得买、不买也得买。说白了，官营手工业作坊更类似于一个无赖，自己不作任何努力，全靠硬抢！

    这种财富剥夺方式确实不像税收那么刺目，却同样会断掉很多人的生路。民间一个作坊就能养活数名甚至数十、数百名工匠，这些工匠又能养活多少家人？

    唐玄宗明白，少府、军器监、将作监这些人从来不干正经事，却一个个搂钱搂得脑满肠肥。皇室每得到一批物品，就有一批人发家致富，当然，有更多的人失去了谋生手段。武周年间宰相狄仁杰曾就此评论：财富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最后都要加在靠手艺吃饭的匠人身上，他们本是贫困之人，皇家生产的一钉一锤还不知让多少人家吃不上饭！

    睿宗年间，太平公主亲自负责内廷供奉，抓着官营手工业的少府、将作等机构。

    太平公主被赐死后，《旧唐书》这样描述抄家的场景：太平公主的财货和宝物连皇帝的御府也不能相比，仅仅清点马牧、羊牧、田园、质库的名册居然就花费了数年时间！与太平公主相比，西汉年间董贤两年搂一亿枚铜钱又能算什么？

    既然如此，留你何用？

    开元二年，唐玄宗宣布皇家放弃所有的山川林泽独占之权，放开盐、铁、茶、酒专营，解散了绝大部分特供皇室的官营手工业作坊。留存的内廷珠玉、锦绣等“服玩”，一律当着百官之面在朝堂上焚毁，乘舆服饰、金银器玩由兵部作价在市场上出售，得钱留作军用。此后，内廷里谁敢再采购象征富贵与地位的织锦等奢侈品，廷杖一百—基本等于死刑……

    —《太平广记》卷二百四十三《何明远》记载，名义上，何明远只是驿站的一个小吏，其实，此人还是当地一个巨富，他家中居然有绫织机五百台，按照童书业先生的考证，这是南宋鼎盛时期绫锦院的规模。

    —长安柳氏是一个天性聪慧的女子，她发明了丝绸彩染技术。此后数年，多色织锦成为丝绸之路上最抢手的货物，柳家也借此成为巨富之家。今天，在甘肃、新疆一带的唐朝墓葬中，经常可以出土鸳鸯花束纹纱，就是柳氏家族的代表作。

    —蜀地盛产一种叫做“轻容”的织纱，李贺曾在诗中描述“蜀烟飞重锦，峡雨侧轻容”，可见当时蜀地纺织业之盛。

    大家可能注意到，在开元初年的记述中，我们暂时没有提到其他行业，单纯强调了纺织业。并不是我不去寻找其他行业的资料，而是开元初年最鼎盛的行业确实只有纺织业。

    这不是偶然。

    在人类社会前进的过程中，只有巨大的市场才能刺激重大创新，也只有重大创新才能在人类本就低下的生产能力中创造市场。“温饱”只是一个词，却包含两层意思—吃饱、穿暖，这是人类最基本的两项生存需求。吃饱饭要靠农业，穿暖衣就一定要靠纺织业—这是人类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最大契机。一千多年后，英国工业革命恰恰就是发轫于纺织业；开元初年，中国纺织业已现此中端倪。

    开元初年，大唐帝国的商业繁荣几追盛隋。最明显的例证是朝廷废除了实物俸禄，从此，当官的不必在朝廷领取俸米，而是直接领薪水了。钱上美人痕关于开元通宝的月文，最具有传奇色彩的说法是，钱范蜡样刚刚做好的时候，唐玄宗将之带回后宫，皇后不小心在蜡样上用指甲掐了一下，也就在月文开元上留下了“∪”的痕迹。杨贵妃受宠期间也获此殊荣，但是贵妃并非皇后，为与皇后有所区别，就将“∪”变为“⌒”。

    唐玄宗废除了官营手工业，顺便把负责铸币的少府也给废除了，只留下了几个铸钱的官炉。皇室再一次对天下人正式开放货币铸造—只要你铸造的钱能花出去！放开私铸提供了大量货币，极大刺激了当时的商业，开元初年的繁荣很大程度上来自民间充足的货币供给。当然，放任货币私铸也有弊端，那就是恶钱泛滥、物价暴涨。

    当时，民间私铸货币只有鹅眼钱、铁钱、钱环等，钱币重量约为开元通宝的三分之一。同样是斗米的价格，以恶钱衡量当然比用官钱衡量要贵很多—官钱本来就比恶钱重。所以，大家大可不必为玄宗初年的通胀感到惊讶。

    玄宗的第一任宰相叫姚崇，这位“救时宰相”采取了务实的货币政策，对恶钱的态度也很宽容。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姚崇下令规定重二铢以上的私铸货币才准许流通，低于二铢的恶钱，官府按实际重量在长安、洛阳市面上以官钱收兑。这些措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开元五年（公元717年）之前，民间所铸之钱形制也相当工整，绝不是乱世官家抢劫财富用的小钱。民间交易往往是官铸、私铸混杂，比例约为3∶7。

    既然对天下人开放，私铸货币就不是谁的独家买卖，没有人能强迫交易者使用自己的私铸货币。大家又不是很熟，都是西方经济学所谓的“理性人”，谁也不会自愿当“傻帽”。

    实际情况是，交易者在接受恶钱的时候，会在价格上打上一个折扣。一般情况下，一千文恶钱如果能重达六斤以上，就可以当三百文官铸开元通宝。开元年间恶钱一直存在，也基本是这个兑换比例。

    开元六年（公元718年），姚崇去世，继任者是一位嫉恶如仇的宰相—宋璟。

    —中宗年间，权倾天下的武三思让宋璟巡视并州，督促收取租赋。巡视过程中，宋璟看到并州遭遇水灾，于是当面顶撞武三思，然后拒不执行命令。结果，从吏部侍郎变成了并州长史。

    —睿宗年间，宋璟当面讥讽太平公主干政，那可是一个连皇帝都敢杀的女人。

    结果，宋璟从吏部尚书混成了楚州刺史。

    由此，《旧唐书》这样评价这位宰相。这句话，我来翻译一下：

    宋璟为人，凡事非黑即白，善就是善，恶就是恶，所以，他做事丝毫不留余地。

    说白了，这人就是一个有正义感的愣头青。

    开元初年，谏议大夫杨虚受就上疏要求“罢恶钱”，他指出，市井所用之钱质量实在太差，铸造者在钱里加铁铅，这有损朝廷威名，京城尚且如此，外省如何就可想而知了。但是，这道奏疏被姚崇搁置不报。

    对宋璟这个愣头青来说，私铸就是铸造恶钱，恶钱就会造成。这种情况根本就是无需再忍的，废了私铸货币就是。

    在宋璟主持下，朝廷开始对私铸恶钱进行强力收缴。

    开元六年，宋璟下令禁止私铸货币，现存恶钱一律上缴；再有铸造恶钱者，斩首；如果继续持有恶钱，甚至以恶钱交易，立即逮捕。最狠的是，但凡因持有恶钱被逮捕的人，官府一律不得接受当事人的诉状与上访，直到家人交出所有恶钱才予以释放！

    萧隐之是宋璟手下的一个御史，开元六年被派往江淮地区查办私铸的商人、包庇私铸的官僚。关于萧隐之，《旧唐书》、《新唐书》的记载很少，他最大的事迹就是在淮河流域采取暴力手段没收商人手中的私铸货币，每到一地都先统计当地富户、商人，然后派人直接冲入其家中搜查、没收。最可恨的是，抢钱之后这位萧御史还要把人抓起来，强迫犯人举报私铸恶钱、藏匿恶钱的地点。当然，搞一些刑讯逼供、“撞墙死”、“喝水死”之类的把戏可能也是存在的。

    萧御史的成果是很突出的，江淮之地立竿见影地陷入了萧条。《册府元龟》记载，无论官民都对这位朝廷特派员骂不绝口，萧御史所到之处，官员纷纷挂冠而去，普通人纷纷举家逃亡，当地物价一飞冲天，所有商人都停止了交易，监狱里更是人满为患……

    开元七年、开元八年（公元719年、720年），大唐帝国北方再次遇到了大旱灾。

    由于缺少私商贩运粮食，长安和东都洛阳同时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李隆基即使想学隋文帝东迁“逐粮”也已经不可能了，因为，所有商人都因为缺乏货币而罢工了。

    中国古代但凡遇到旱灾，民间和皇宫都会举行“打旱魃”的仪式，向上天祈求降下甘霖。所谓“旱魃”，据说就是旱灾中作怪的妖精，一般来说是从地狱里偷偷跑出来的冤魂。人们在仪式上把旱魃的扮演者赶走，祈求上天降下甘霖。

    开元八年的某一天，唐玄宗在皇宫中看戏，正剧间歇中两个演员走上舞台，一个扮演神仙，一个扮演旱魃。这只是一个很普通的祈福仪式，通常情况下，神仙会义正词严地斥责旱魃，然后命令马仔把旱魃重新打入地狱。其实，这种演出就为讨个彩头，让皇帝看着高兴。可是这一次，两位演员的演出有点离谱了。

    神仙问：你为什么要从地狱里跑出来害人？

    旱魃答：是宋相公让我出来的。

    神仙问：胡说，宋相公怎么会让你出来祸害人间？

    旱魃答：现在人间的监狱已经人满为患，却都是冤屈的人，宋相公不让这些被冤枉的人上访，也不让人向官府申诉冤屈，连地狱里都已经冤气冲天。所以，我必须出来警示世人、警示皇帝。

    这个“宋相公”指的就是宋璟，宋璟和萧隐之等一干人在各地“禁恶钱”，搞得鸡飞狗跳，“抓人、不准官府接诉状”的诏令还是他亲手下发的。现在，恶钱没能禁止，却搞得北方大旱、旱魃横行……

    当年，宋璟罢相（唐玄宗为宋璟保留了最高品秩）。

    包括《资治通鉴》在内的很多史书都确信，开元初年恶钱泛滥，宰相宋璟以大无畏的精神收缴恶钱。结果，刚直不阿的宰相得罪了当朝权贵—那些铸造私钱的人，在某些权奸安排下，开元八年的这次旱魃表演让唐玄宗下决心罢免宋璟，这位士林领袖终为奸人所害，此生再也没能回到相位。

    恶钱，说白了就是假币，现在就是在市场最自由发达的英、美也不可能由着人们甩开膀子印刷美元。这样看起来，禁绝恶钱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不是这样的。

    所谓货币，也就是一种价值的符号。在交换过程中，人们最初觉得贝壳、金、银、这些玩意价值高、易于分割，这些东西也就成为货币。所谓“货币天生是金银”，是因为金银矿产储藏量小、价值高，在没有电解铝技术的时代，西方世界一样把铝作为更贵重的一种货币。

    可以说，货币的出现，完全是商业自然演进的结果，从来就没有什么官府意志。国家出现以后，货币铸造成为一种权力的象征，也成为敛财的工具。在西方，罗帝国经常铸行不足值货币，克劳狄、安敦尼王朝都曾因此灭亡。罗马帝国衰亡后，脱离贵族庄园的商人开始在城镇中铸造银条—这是西欧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金属货币，完全属于私铸。在中国，自春秋时期起，刀币、贝币、布币也是由商人自己铸造，只有不可一世的秦始皇、汉武帝才号称要统一全国货币，实际上这个目标也从未实现。

    至于当时的大唐帝国，从武德四年铸行开元通宝开始计算，到玄宗统治的三十年，就算每年都能铸行十五万贯新钱，官府铸币也早就不能适应帝国庞大的商业需要了。

    据统计，开元年间私铸货币已经占到货币流通量的70%。现在，宋璟要禁绝私铸，禁绝私铸就等于断绝货币供给，断绝货币供给就等于天下都没钱了。

    天下都没钱了，咱这买卖还干不干了？

    所以，禁绝私铸货币的想法基本等于异想天开。禁止私铸这事，就是秦始皇当年都没办成，何况你宋璟。

    宋璟之后，开元、天宝年间，玄宗及历任宰相始终对私铸采取宽容态度，并极力增加官铸。大约从开元十年（公元722年）起，唐玄宗新设了七十多个官家铸钱炉，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恢复少府并设置“铸钱使”。

    由此，开元通宝的铸造就分为两个时期，宋璟罢相是划分这两个时期的标志。

    在此之前，开元通宝的特征是背面光滑，也被称为“光背开元”。光背开元厚薄不一，甚至相当一部分光背开元不达隋五铢的标准。

    在此之后，开元通宝背面出现了一轮仰月“∪”形痕迹，也有的是俯月形痕迹“⌒”，

    被称为“月文开元”。官铸货币制造精良与否是衡量一个朝代经济是否发达最直接的标志，无论史书如何吹嘘，只有朝廷财力雄厚才能铸造精良的货币。安史之乱前的月文开元精整厚重，是最为典型的盛世货币。

    关于开元通宝的月文，最具有传奇色彩的说法是，钱范蜡样刚刚做好的时候，唐玄宗将之带回后宫，皇后不小心在蜡样上用指甲掐了一下，也就在月文开元上留下了“∪”的痕迹。此后，唐玄宗当政期间每次铸行新钱都要请皇后掐上甲痕。杨贵妃受宠期间也获此殊荣，但是贵妃并非皇后，为与皇后有所区别，就将“∪”变为“⌒”。

    所以，也有人说开元钱月痕从皇后掐出来的上弦月“∪”变为杨贵妃掐出来的下弦月“⌒”，昭示着开元盛世从极盛走向衰败。“钱上美人痕”的说法当然只是一则茶余饭后的谈资，新月却是古希腊货币中常见的一种标志，人类最早的银币之一“斯塔托银币”上就有新月纹；此外，罗马帝国银币也有“新月孕星”的说法。与大唐帝国同时存在的阿拉伯世界，自然就更是“星月”

    的国度。自贞观年间起，大唐帝国与西域恢复了商业往来。开元初年，大唐帝国与波斯、大食、突厥的贸易往来更加频繁，波斯、大食货币大量流入中土。新疆乌恰县曾经出土一批波斯帝国柯斯鲁王朝的货币，月痕宛如开元新月。因此，更为可信的说法是，月文痕迹是受外国货币影响。新月在中国以外的世界里具有特殊的含义，仰月将一天天走向明亮，代表着进步与成功。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