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上述种种仅仅是猜测，虽有根据但并不确切。徐、孙过往之密，原因在于他们之间相互有求，相互有益……
那一天，孙传芳和徐树铮从南通回到上海，二人畅谈一般国情之后，便转入秘事。孙传芳心直口快，开门见山地问：“又铮，你这次欧洲之行，俺知道，绝非只是观光。”“还有考察。”徐树铮说。
“不，还有。”孙传芳笑了，“俺不能说，只能听你说。你把俺当外人，你就不说；你若觉得今后还有用俺处，你就说说。”
孙传芳说这话，并非凭空猜想。五省联军总司令部成立之后，他树大荫大，身边的高人也渐渐多起来。中国历来如此，不怕你是草莽，只怕你没有兵，没有权。这两样有一样，就会有许多谋士投入到你怀里，为你出谋订计，为你应酬各种场面，甚至为你肉麻地树碑立传。孙传芳据有五省兵权，自然具备了这种自身以外的条件。谋士们在徐树铮周游将返时，就为他打探到种种消息。其中竟有一条消息说徐树铮在法国订购了一大批军火，将来准备为段祺瑞重拉队伍之用。谋士们告诉孙传芳：“总司令有五省兵员，若能得到徐树铮的兵器，那是如虎添翼，会立于永远不败之地！”孙传芳担心徐树铮不会和他合作。谋士们说：“段合肥已是光杆司令了。总司令只需表示‘愿随他调遣’，一切都好说。”所以徐树铮一跨进国门，孙传芳便匆匆来访。只是，听了谋士们的建议，孙传芳态度从容地含而不露。
徐树铮想过这件事，他在法国订军火是事实，但一时并未决定运回国内，想找好重整队伍的万全之策后再说。“合肥”执政之后，中国军情急剧变化。到他从国外归来时，孙传芳已据有五省，显然是举足轻重的人，他有心抓这支队伍。今天，孙传芳首先似露不露地提出此事，他不能不明白表示了。
“馨远将军雄踞中国之半，自然是国家兴亡之砥柱。又铮也想能够得到将军合作和支持。若将军有意，自然也是‘合肥’所求。至于说欧洲之行，正如将军所说，我是办了件有关军事上的事。”徐树铮把在法国订军火一事简单而恳切地告诉孙传芳之后，便说：“现在就看将军去从了。”
孙传芳挺胸站起，又惊又喜，说：“俺就知道你不会只去观光。果然不出所料！只要‘合肥’厚爱于俺，俺孙馨远绝不会背于他，生死都归他了！”
徐树铮得到孙传芳的应诺，心中平静了些。他感到必须立即赶到北京，同段祺瑞磋商恢复军力之大计。就在徐树铮准备动身北上的时候，妻子夏红筠病倒了。前天，还只是感到通身酸痛，双眸难睁，今天，已经有些神志昏迷了。佣妇为她调理的、她平时最喜欢吃的糯米红枣稀粥，送到口中，她却吐了出来。沈淑佩时刻不离床前，为她做着最细致的护理。
沈淑佩和夏红筠的关系甚为亲密。红筠从不曾小看于她，她也处处十分尊重红筠。无论在上海、在天津，还是欧洲旅游的途中，二人都能商商量量作好丈夫的内助，不使他为眷属分心分力。沈淑佩是个细心人，她窥视夏红筠这场病不轻，她偷个空儿走到徐树铮身边，对他说：“又铮，这几天你无论如何别北上了，筠姐的病不轻……”
“事情这么不凑巧，”徐树铮叹息着说，“百事萦怀，千头万绪，上海又无法处理，不北上怎么办呢？”
沈淑佩见他去志甚坚，索性也壮着胆子多说几句：“又铮，不是我责怪你，你在我们身上，就是不愿放点心思。我就罢了，年轻，体质好，我得处处为你想着做点什么；我乐意那样做。可是，筠姐呢？她不行。毕竟是快到五十岁的人，长期随你东奔西走。劳累、劳神不说，两个孩子失去了，她的创伤有多么大？现在，大孩子又久居海外，只有老三在她身边，她还不够孤独的？又铮，你得在精神上给筠姐安慰呀！她脆弱得很，经不住折腾了。”
徐树铮思索着，说：“我也觉得很有愧于她。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总不能丢下许许多多的大事去卿卿我我地陷入柔情吧。原先我想能有个舒松的日子，和红筠、和你们一道，咱们找一个僻静处，过几天世外桃源的生活。谁知何时才有这样的机会？”
“筠姐也并不是这个意思。”沈淑佩说，“早几天在旅途中她还对我说，说你太累了，她要我们一定照顾好你。她说：‘又铮生不逢时，心比天高，却总过着颠沛的日子，险风恶雨，坎坎坷坷，何时是个了？’昨天筠姐还说，她最近常做噩梦，尽梦见一些凄惨、悲伤的事情。醒来，总是泪水湿透了枕巾。”
徐树铮近来也常做噩梦，总是惊恐不宁。有一次，他梦见段祺瑞杀了他。头颅落地了，他还跟段祺瑞争辩。可是，段祺瑞却拂袖而去。他望着他远去的背影，不是段祺瑞，而是袁世凯，是黎元洪，是孙传芳……徐树铮对沈淑佩摇摇头，说：“你也相信梦？梦总是梦，不可相信。什么噩梦美梦？中国人总以逆反心理对待梦，就是‘噩梦醒来是早晨’那个话！”
谈话之间，人报“夏夫人请”。徐树铮和沈淑佩匆匆赶到病房。夏红筠精神还清楚。见他们进来，便想欠身，却欠不动。沈淑佩匆忙过去按住她，说：“筠姐，你别动。你好好躺下。”夏红筠叹息着，示意他们坐下。
徐树铮坐在病床边，低声问：“昨天取的药全服了？”一个侍候在身边的女佣代答：“全服了，徐先生。”“精神好些了？”
“好些了。”佣人说，“夫人听说先生又要北去，心情有些不安……”
“没有不安。”夏红筠低声对丈夫说，“我只是想，还有些事得对你说说。”“是不是等精神好些再说？”徐树铮问。
“其实也不是什么要紧的事。”夏红筠说，“心里总觉得闷，又不知什么原因。闭起眼来，常常被乱七八糟的事惊恐得不知怎么好；好像有许多恐怖的事。”
“那是你心情不安的缘故。”徐树铮说，“病了许多天，身体弱了，神志是会恍惚的，别怕。有什么可怕的呢？”
夏红筠伸出手来，拉着徐树铮的手握得紧紧的。仿佛有许多话要说，但又说不出，不由地两颗泪珠滚下来。
沈淑佩拿出手绢为她拭泪，一边劝说：“筠姐，你在病中，是不能过于伤感的。怎么又流起泪了？有什么话，你只管说；有什么事，你只管交代，我们是会按你交代的去办的。”
“没有什么事！”夏红筠说，“又铮太累了！我担心他。瞧我这个样子，我又不能照顾他的生活，还总得牵扯他。我真对不起又铮。”说着又流泪。
“怎么想这些事呢？”徐树铮焦急地说，“你在病中，我不能很好地照顾你，已经十分不安了。怎么会再去怪你呢！”
沈淑佩也说：“筠姐，要说没有照顾好又铮，首先应该怪我。我在他身边时间多，我的身体又比你好，是我的责任。筠姐要觉得该批评，你只管批评我好了。”
“淑佩，”夏红筠又去拉淑佩的手，“你别误解我。我谁也不怪。有什么可怪的呢？夫妻之间还不都得以心换心，怎么能分分内分外事呢？我觉着又铮近来忙，心情不好，该为他分心，又不能。其实，你在他身边，我最放心。我感激你还怕感激不过来，怎么会怪你。”“别说这些了，”徐树铮说，“自家人，怎么一时竟客套起来了？听起来，令人不舒服。不必再谈这些了，该干什么都会自己去干。你只管好好养病。”
夏红筠点点头：“你们走吧，我想休息。”
徐树铮他们没有走，好像还等待她说些什么。夏红筠对他说：“又铮，我劝你别北上了。北京的事不好办，老总（段祺瑞）现在有名无实，只能应付。你那个倔强的性子，去了也无法适应，怕是更得罪人。”
“等我想想再说吧。”徐树铮起身，又交代佣人些注意的事，然后退出来。
夏红筠拉住沈淑佩的手，说：“淑佩，你慢走一步。”徐树铮走后，夏红筠握着沈淑佩的手，却又说不出话来……
自从沈淑佩遵照姐姐沈定兰的遗言嫁给徐树铮之后，她同夏红筠的关系一直十分融洽，像亲姐妹一般。怎奈徐树铮是个风流情种，娇妻美妾仍不满足，在纳淑佩的同时，又纳了名妓平芳春，再纳王慧珵。如今，虽然平芳春已被遣走，王慧珵却在室，并且生了两个女儿。淑佩也是两个女儿的妈妈了。孩子多事也多，总不免有些家事不和。作为妻子的夏红筠，因同淑佩关系好，自然偏袒她。所以，她想把一些事只想同淑佩谈谈一些事，但又怕徐树铮不乐意。现在，室内只有她们二人了，夏红筠才吞吐着对沈淑佩说：“淑佩，近些时来，我的心情总是不平静。咱们这个家，怕是有事要出来。能是什么事呢？果真应到我身上，该我归去了？那倒好，也免得别人有灾有难的。”
“筠姐，你怎么能说这些话？咱们家不是好好的么，怎么会出事呢？”
“我明白。能不出事更好，万一出了事，又出到我身上，我希望你能把这个家管好，把孩子管好……”
“筠姐，不许你这么说。”沈淑佩流泪了，她紧紧握着夏红筠的手。
“不出事更好。”夏红筠说，“其实，我也不过想想罢了，不一定是真的。只是，有一件事你得做到。”
“什么事我全能做到。你说吧，筠姐。”
“又铮的性子你我都明白，凡他想做的事，他一定做成。我看，他是一定要北上的。他有急事要向老总说。去就让他去吧，阻拦是拦不住的。只是，你务必随他去，时刻不要离开他。一旦事办完了，赶快回来。”
“好，我一定随他去。”
徐树铮没有被家事缠住，他终于于1925年12月19日只带几个随员便乘顺天轮匆匆北上。23日到达天津之后才电话告知段祺瑞。段祺瑞闻讯之后，万分着急。他在自己的卧室里急促地转着圈子，眉锁着，鼻子歪到一旁去了——
冯玉祥与段祺瑞的关系，随着徐树铮的返国，日益恶化了。冯控制着北京，有意排挤皖系，但段已是执政，排除又不可能，他还借故逮捕了皖系骨干曾毓隽等人。当冯玉祥得悉徐树铮一回到上海就扬言要恢复旧国会、拥护段为总统等等，更为不满。以致后来知道徐树铮伙同孙传芳去了南通并且有了密谋，虽尚不知密谋内容，但却明白于己不利，便在北京掀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反皖之风。此时此刻，徐树铮要来北京，显然是凶多吉少，所以，段祺瑞立即让吴光新作为自己的代表，阻徐北上。
这位舅氏吴光新虽然与公子段宏业矛盾重重。但对皖系、对段祺瑞、徐树铮还是忠心耿耿的。他接到姐夫的电告，匆匆去见徐树铮。
这是一个很别致的会见，徐树铮在内室单独同他会面，连灯光都昏暗得有些儿阴森。室内的空气有点凝固，香茶散发出淡淡的雾气。置身此中，显得神奇莫测：似乎有一个魔影在盘旋、飘忽。
“又公，你到天津为止吧。”吴光新说，“老总的意思，无论有多大的事情，只需在电话上说说就行了。”
“北京能怎么样？”徐树铮很自信，“老总总还执着政，难道有人胆敢对一个特使下什么毒手？！”
“这倒不至于。吴光新说，“不测的事情不一定是暗杀……”吴光新是个性情极为粗暴的人。1918年段祺瑞借口防御川黔两省靖国军北进而设立长江上游总司令部时，凭着裙带关系委吴为总司令。可是，这个吴光新却又是一个驭下无方的庸人，不仅毫无建树，而且段祺瑞交给他的两个师、两个混成旅兵力，几乎全叫他丢到长江里去了。最后，他的对手两湖巡阅使王占元只用了一张请帖便把他诱来关押入牢。若不是他的同乡、同学、两湖巡阅使公署少将参议刘文明相救，怕他永无出头之日了。一场教训之后，吴光新待人处事都有些谨慎了。段祺瑞作了执政之后，委他为陆军部总长。可是，冯玉祥不答应，他不得不暂避天津。此次吴光新是奉段祺瑞差遣。他虽然说不出多少缘由，他还是说：“又铮，老总不让你去，你就暂缓去吧，他总会有原因才这样安排的。”
“不，事情等不得。”徐树铮说，“形势逼人呀！我们不动别人也动。与其等待别人就绪我们再动，倒不如我们动了之后以防不测。”停了片刻，他又说：“请将军转告老总，不必担心我个人的安危，国事要紧。我明早即到京。还请告诉老总，到京后，我将以专使身份要郑重其事地向执政进行公开觐见仪式。”“这……”
“很有必要！”徐树铮说，“这样，我就可以向各国进行政治、经济活动。”
吴光新知道徐树铮甚是刚愎，觉得无法说服他，只好屈从，并及时电话告诉段祺瑞。
徐树铮虽然没有听从吴光新的劝阻，但警惕性还是特别高的。他从天津动身去北京时，随员几乎全部乘火车，他自己却经过皖系将军宋子扬从英国领事馆借出汽车一部秘密北上。车子到北京开进无量大人胡同一个秘密的私宅。然后，他才秘密地去会见段祺瑞。
这是一次十分忧伤、悲惨的会见：没有随从，没有侍卫，连小客厅的招待也不用。段祺瑞呆呆地立在门外，徐树铮匆匆地走过来。相见时，二人只对视一下便并肩走入室内。
段祺瑞呆立着，徐树铮沉默着。好一段时间，他们才双双张开双臂，但不是握手，不是拥抱，而是抱头、跪倒，双双痛哭失声……
二十五年了，段徐相依为命，同甘共苦，早已结成生死之交：段祺瑞身边少了徐树铮，就像丢失了灵魂一般，遇到大小事情，都优柔寡断，进退维谷。临时执政的宝座给他了，他从在逃的落荒生活瞬间成为人王，他竟昏了，到哪里去执政？他作不了主。放着总统府不住，他却搬进铁狮子胡同原来的陆军总部。真是不伦不类，不知是军府还是政府？堂堂的国家元首、执政府的执政，冯玉祥竟敢逮捕他的部下曾毓隽，赶走他的郎舅吴光新，他却不采取丝毫报复办法！那些日子，做梦他都在嘀咕：“又铮呀，你在哪里呢？你怎么还不回来？你何时才能回来呀？”现在，徐树铮回来了，段祺瑞“魂”附体了，他悬着的心终于复归原位。他激动，他舒畅，他轻松，他以哭代笑，抒发了心中的积郁。徐树铮流离颠沛，秘密归来，自然想起了济南的知遇，想起赶清廷、反洪宪、驱黎元洪的风流往事；同时想起直皖战争的惨败、柳箱中的遁逃、香港的离乡背井；尤其想到了在他将要远去欧美避难之际段祺瑞给他的一顶“特使”桂冠。然而，海外归来，一连串扫兴的消息、执政面临的种种困境、皖系人士的狼狈遭遇，都使他悲愤交集，怨恨不已！他怨皇天，怨命运，怨冯玉祥，怨这个纷乱的世界。
两人抱头痛哭一阵，段祺瑞才揉揉眼爬起来。“又铮，你也起来吧。事情这么难，哭也无用。还得从长计议，想个办法。”
徐树铮站起身，用手绢擦着泪眼，还是愤愤地说：“我不相信，从此天就塌了？有朝一日，我要效法黄巢。大开杀戒！人，太老诚了不可取，姑息养奸，到头来害了自己。”
“国情乱呀！”段祺瑞说，“一切都得思虑周到，从长计议。你先好好休息一下，务必不要声张，改天再谈事情。”
“不必顾虑。”徐树铮说，“觐见仪式还是要隆重举行的。绝不让那些小子看我们软弱。我们——依然是沉浮的主宰者！”
隔日，按照徐树铮的要求，段祺瑞在执政府大厅里举行了一次隆重的觐见式。
这一天，执政府所在地铁狮子胡同，岗哨森严，行人绝迹，执政府中更是布置得密不通风。从大厅到正门，以仪仗队形式，布满了实弹荷枪的大兵；四周廊厢，军警齐列，整个院落似有临战之态。被通知来的政军要人，除持特制与会证件之外，还要查验身份。九时，觐见仪式开始，段祺瑞以国家元首之尊立于正堂，被请来的各部总长两侧排列，乐队奏军乐，奏国乐。
徐树铮西装革履，手捧“国书”缓缓而入。到正厅，立正，双手将国书奉上，而后朝段祺瑞恭恭敬敬行鞠躬礼！
段祺瑞迎上去，双手紧握徐树铮的手，然后说了一通编好的欢迎词，诸如“旅途劳累”“为国奔波”以及“功高劳苦、为民谋福”之类的话。徐树铮也答了一通“愿国家和平、百姓安乐”之类的话。然后，同各位同僚见面、握手、问候。仪式完了，各自落座，段祺瑞这才松弛了精神，说了一通话：
“咱们中国，长时期被外国人欺侮，吃了许多苦，遭了许多灾难，我们恨外国人呀！不过，外国人所以敢欺侮中国人，还不是因为中国落后不富强？中国人为什么落后？就是因为中国太乱了，只会打仗，争地盘。本人执政以来，痛下决心，争取有个和平建国的形势。怎么建国？建个什么样的国？这就得向先进国家学习。为此，我派了徐树铮为特使，到欧美各国考察一番。现在，徐特使回来了，带回许许多多宝贵经验，对中国，对中国老百姓，必有大大的益处……”
徐树铮也即席讲了一些考察情况，并且表明“改日将考察问题分门别类与各部、各位具体磋商”。
空洞而隆重的觐见仪式完了，段祺瑞猛然感到十分不安，他把徐树铮领到密室，二人又长谈起来。
段祺瑞对徐树铮总是怀有一种极其矛盾的心情：徐树铮为他出过许许多多非常正确的计谋，办成过惊天动地的大事，他器重徐树铮的才智，相信徐树铮对他的忠心，他视徐树铮为股肱，时刻不能离开他。然而，他又认为徐树铮太傲慢，树敌过多，总想统治所有的人，压倒所有的人，一不称心，便不择手段处置别人，甚至大开杀戒，弄得亲痛仇快，众叛亲离。最近，他常常获得消息，说某某人预谋杀害徐树铮，某某人要同徐树铮誓不两立。徐树铮刚回到上海，北京城就起谣言，说“只要徐待使进京，必有一场大的流血事件”。段祺瑞请吴光新劝止，徐树铮又拒不听劝。来京后又如此声张，这岂不是告诉他的政敌自己的行迹么？
徐树铮到北京的第二天，北京警备总司令部就接到警察厅的报告，说：“在西直门车站发现形迹可疑者数十人，身穿便服，暗携武器，由张家口来京。”段祺瑞对这个情况十分惊慌，张家口是冯玉祥的大本营，冯玉祥是皖系当前的最大对手，而徐树铮又是冯玉祥的头号政敌。过去，徐树铮与冯玉祥不仅因为军饷、编调积怨过深，徐树铮还杀了冯玉祥的得力将领——老舅陆建章。“会不会是冯玉祥派来暗杀徐树铮的人？”
“又铮，”段祺瑞心事重重地说，“你这次来京，我总不放心。”“我想，还不至于有人敢在执政面前杀了他的特使吧！”徐树铮说。
“明着是不敢。”段祺瑞没有把西直门车站发现“可疑者”事情直说，只暗示其意：“就怕有人采取非君子之举。”
“既是非君子，又何必当成君子对待呢！”徐树铮说，“老总的警戒布置得如此严密，我已完全可以高枕无忧了。”“要知道，暗箭难防呀！”
“既是暗箭，就不必防！历史总会公正的，我不信，会有人以堂堂身份做出落得万代唾骂之事！”
“你太自信了。”段祺瑞说，“我看这样吧：你既来了，就暂别回上海了。我为你安排住处，住一段再说。”
“我的助手多在上海。”徐树铮说，“我还是早回上海去。”
“不必着急。回上海不是也没有多当紧的事情做么，晚点儿再说。”——徐树铮和段祺瑞都不会知道，一场杀机正在酝酿中。
那一天，警察厅把西直门车站的数十名可疑者抓捕，押送警备总司令部，经秘密讯问，原来是陆建章之子陆承武带人来京进行暗杀徐树铮的。陆承武在张家口闻讯徐树铮到了天津，即请冯玉祥助其为父报仇。冯玉祥从手下拨出士兵二十人，化装随同来京。可是，徐树铮行迹甚密，警备森严，一直无从下手。昨天，陆承武带的人从警备总司令部出来之后，又到北京警备总司令部鹿钟麟那里求援，想在徐树铮来警备总司令部拜访时预先通知他们，以便在门前予以狙击。鹿钟麟思索许久，恐招物议，没有答应帮他的忙。
徐树铮在京期间，闭门谢客，更不访友，只在密室中同段祺瑞磋商“恢复皖系军力”的事。
徐树铮没有听从段祺瑞的劝阻，他终于决定12月29日返回上海——他要和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磋商扩大和武装军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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