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树铮-廊坊——“小扇子”毕命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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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5年最后的两天,北京城像是患了严重的瘫痪病。云又低又厚,大雾从早到晚弥漫不散,楼房树木都在浑浊沉睡之中。街巷中行走的汽车、马车,慢慢悠悠,喇叭、铃声也闷闷沉沉的。西北方向吹来的风,不大,却像刀般地刮着脸。12月29日,徐树铮起得特别早。他推开窗户,发现庭院中地面上白茫茫的,他以为是落雪了。当他走到庭院时,方才看清不是雪,而是一场严霜。他对着浑浑浊浊的晨空望一眼,除了蒸汽般的雾幔之外,连房顶上的花脊、寿头也分辨不清,他简单地伸伸腰、打几节不规则的太极拳,然后匆匆回到屋里。

    屋里,尚蒙着沉沉的夜幕,他想缓缓地踱步,以迎接良辰,但他又想利用清晨的清晰的思绪来完成昨夜未竟的文稿——他决定今天返回上海,昨天,段祺瑞和他促膝足足坐了五个小时,他要为执政府草拟一个“团结国人,兴旺中华”的“诏书”。段祺瑞走后,他便提笔,稿虽出,但不尽如人意,他想修饰它。他知道,这是要作为头等重要的文史存入“皇史宬”的,不能让后人挑剔、评骂。他走到段祺瑞为他特设的八仙桌旁,伸手去扭开电灯,“啪——”一道耀眼的白光,灯芯烧坏了,他再扭,灯也不亮。他找着火柴,去点洋蜡,一根一根地去划。火柴干上的磷粉,总像萤火虫似的,一闪即息。他足足划了五六根才将洋蜡点着。可是,那扔下的火柴干偏偏死灰复燃,竟把桌上的文稿烧了五六个铜钱大小的洞,连墨迹都烧得面目全非。一气之下,洋蜡、火柴、文稿被他一股脑儿推到地上。以致,原来商定的他要亲去执政面前定文稿的事也疏忽了,弄得段祺瑞心慌意乱,匆匆赶来问缘故。

    徐树铮心情纷乱极了,他对段祺瑞态度坚决地说:“我不走了!我要在北京住下去,你任职于我吧,干什么都行,我得轰轰烈烈地干一番事业!”段祺瑞听说徐树铮要留下,先是一惊:“又铮为什么改变了主意?”他决定留下他,自己身边添了膀臂,倒也高兴。

    “好,我也想让你留下了。只有个‘特使”的身份总不是常法。办什么事,都需要名正言顺……”

    段祺瑞的话尚未说完,徐树铮马上又改口,“不,还是不留下为好。”他仍然坚定而认真地说:“我得回南方。北京是要来的,以后我得轰轰烈烈地来!”

    “这番觐见仪式也够隆重的了!”段祺瑞急躁了,他猜不透徐树铮的心情“为什么这样飘忽不定?”

    “老总,专车能不能午前就开出?”徐树铮表现得急不可待。“我想马上就走。”

    “别这么着急呀!”段祺瑞说,“还有些事情未定局,要谈谈。再说,车站上昨夜才安排好专车行车计划,现在马上改变,人家也措手不及呀!”段祺瑞踱步转了个身,又说:“又铮,你不能这样来去匆匆,否则,社会上还会认为北京又有异变呢!无论如何,按原先安排的计划行事。”

    徐树铮迟疑地叹息一声,这才坐下。

    塞北张家口,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的居室里,连日来气氛十分紧张,人来人去,吵吵闹闹。总司令想闭门思考点什么事也不可能。四十三岁的冯玉祥,虽然半生戎马,却也知道枪杆子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那便是政治。过去他总认为枪可以左右一切,二十余年的亲身经历使他聪明了许多。他常想:为什么有时候占据了地盘,但又不能成为自己的,打倒的敌人,却还得优厚地对待他?冯玉祥算北洋系老人了,袁世凯、段祺瑞打出的废弃朝廷旗号,他是拥护和支持的,他拥护共和。可是共和成立了,中国出来了大总统,而小皇帝依然住在紫禁城,依然享受着人王地主的待遇,他很不赞成。曹锟当总统之后,冯玉祥力主赶走小皇帝,曹锟不愿干,北京政变之后,他又力主赶走小皇帝,八方掣肘,连段祺瑞也默不作声,弄得冯玉祥思想苦闷,精神不振。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徐树铮回到上海,回到上海干了些什么?徐树铮来到北京,来到北京又干了些什么?消息纷纷,源源而至!他预感到中国将又有一场大乱到来!

    冯玉祥很了解徐树铮其人,他觉得此人成事有余,败事也有余。中国的战乱,多半由他挑起。此人不死,内乱难止——

    往事,一件一件都随着“最新消息”涌到冯玉祥脑际。早在1916年秋,冯玉祥率十六混成旅由四川调驻河北廊坊时,就是徐树铮(时为陆军部次长)扣了他的军饷、棉衣不发,并要调他一个团去甘肃;冯玉祥不干,结果被撤去了旅长职。1917年孙中山宣言护法,北伐戡乱,福建督军李厚基为护法军败,徐树铮调冯玉祥援闽,冯不愿打孙中山,徐硬性改派他去援湘。冯一怒之下在武穴宣布独立,通电主和,又受到徐树铮撤职查办。虽经曹锟等人从中斡旋,冯玉祥还是被赶到湘西去了。冯玉祥和段祺瑞、徐树铮的关系,渐成水火。

    在冯玉祥的军戎生涯中,有一个人起了颇大的作用,那就是陆建章。

    陆建章做第六镇协统时,冯玉祥还是一个没有名气的小军官,多亏陆建章的奖掖和提拔,并将其内侄女许冯为妻(这便是冯玉祥称陆建章为老舅的缘故)。冯玉祥滦州起义失败被执,又是得到陆建章的多方掩护,始免于难。陆任陕西督军时,把冯带往陕西,提为旅长。可以说没有陆的提携,冯不会有今日。可是,这样一个大恩人,却被徐树铮于1917年冬在天津诱杀了。政治上的矛盾又增添了私人的仇恨,冯玉祥对徐树铮恨之入骨。

    上海、北京的最新消息,证明徐树铮在法国订军火、要武装五省联军孙传芳。冯玉祥明白,那是对付他的,意在消灭他的国民军以壮大皖系军力……

    旧恨新仇,桩桩件件,冯玉祥都归到徐树铮身上了。“这个人不能留!留下他,中国将永不得安宁!”

    几天前,陆承武来找他,请他派些人随他进京,去暗杀徐树铮。冯玉祥当即说:“胡闹!怎么能进行暗杀呢?”

    陆承武说:“他徐树铮对家父不也是暗杀的么?正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有什么不可?”

    冯玉祥默不作声。沉思良久,觉得也是一种除害的办法,“明火执仗,固然光明正大,但又总得出师有名。以陆承武为父报仇,宣扬出去,也并不关大局,反正是除了一患。不然,日后也得采取他法。”结果,他从贴身的手枪队拨出二十名士兵。谁知这伙人到北京就露了马脚,气得他大骂:“‘癞狗托不上墙去’!亏他还带了这么多打手!”

    现在,北京有了更新的消息,警备总司令鹿钟麟向他报告,徐树铮在北京已经办完了事情,(29日)夜即乘专车返沪,问他“应如何对待?”

    冯玉祥拿着电话,半天没说话——他心情十分烦躁:“难道就拦劫暗杀他么?杀了之后怎样向国人交代?怎样向‘合肥’交代呢?”他又想:“放了徐树铮么?他一到南方,定会如虎添翼。孙传芳一旦被他拉去,一场大祸,更不知多少人头落地?”他犹豫不决,最后对鹿钟麟说:“我知道了。你等我的话再决定怎么办吧。”

    冯玉祥为人耿直,做事磊落,不愿意做出让人背后唾骂之事。放下鹿钟麟的电话,他便陷入了沉思……

    长时期的军戎生活,厮厮杀杀、生生死死,他早已司空见惯了;对于自己的政敌应该采取什么措施?什么时候采取?那都不是值得费思索的事。只要能达到消灭对方这个目的,没有不可取的措施,没有不可用的时间。事情成功了,心愿实现了,说什么都可以心安理得!权利场合的大度、君子,常常就包括不择手段……但是,冯玉祥还是下不了决心。昔日的怨、恨、仇似乎都一时淡化了,而徐树铮的过人才智,又使他有所惋惜。“这样一个人,今后果然归了正果,还是能为国家、民族办些好事的,丧生在无名的刀下,太可惜了!”

    太阳朝着无际的沙漠西边落去,总司令的居室昏暗下来。有人进来禀报事情,冯玉祥摆摆手,要他们出去;有人为他送来晚餐,他依然摆摆手,要他们撤下去;有人问他:“今晚的会议还开不开?”他还是摆摆手,只是又加上摇摇头。冯玉祥无暇顾及那么多了,他面临着最大、最棘手的问题:“杀一个国家特使,上将军,曾经做过陆军部次长、国务秘书长、西北边筹使的徐树铮,可不是轻举妄动的事!国家、人民、历史,都将会无情地作出判断。”

    历史是无情的,冯、徐、段毕竟结怨太深了,而国情又瞬息万变,兴亡只在一念之差呀!理智常常被冲动所代替,冯玉祥终于在鹿钟麟的电话放下两个小时之后又给他回了话:“处置徐树铮的办法,就是逮捕枪决!”

    鹿钟麟也想处置徐树铮,但他不敢杀他。冯玉祥决心杀他,鹿钟麟惊慌了。他失态地说:“总司令,这个问题太大了!”“天塌了有柱子接着!”

    “是!”鹿钟麟软瘫瘫地放下电话,软瘫瘫地坐下,头胀目眩,额角渐渐涔出汗渍。

    段祺瑞送别徐树铮的晚宴,菜肴丰盛,但显得冷清而凄惨,只有他们二人对坐;灯红酒绿,却闻不见一声欢声笑语。段祺瑞眉头锁着,不断叹息,鼻子又有些错位,额头上的皱纹,被涔出的汗水填平了又显露出来;那双终日深邃的目光也变得呆痴起来——段祺瑞没有想到会有今天这个局面。昔日,无论他做国务总理还是陆军部总长,那都是春风得意的!他可以敞开胸怀说话,可以无拘束地做事,谁也不敢轻蔑他一眼,谁也不敢顶他一句。当初,由他领衔的四十二将领“请立共和政体”的通电,是何等的威风,连清廷也不得不宣布退位!黎元洪怎么样?“他免了我的国务总理,我照样赶他总统下台!”江河日下,果真是“十年河东转河西”了。如今作了傀儡式的“领袖”,连自己的心腹也难拿心相伴,开怀畅谈,却还得过着风刀霜剑的日子!徐树铮要走了,段祺瑞心慌意乱,前程未卜,残局难收,明天是个什么天气?还说它不清。他无心劝酒,也无心叙谈。

    徐树铮此番进京,虽然算是舒了胸中一股闷气,然而,京城悲凉的秋天,却令他平静不了。堂堂的国家执政,亲随多年的股肱曾毓隽被人抓起来了,他竟无力挽救,听说还是通过曾毓隽的姘妇陈文娣出了五万袁大头才放出来的。徐树铮看到皖系势力江河日下,看到段氏筋骨的软弱,想规劝段祺瑞不要“执政”这个头衔,同他一起到南方去,凭着法国订购的那批军火,拉着孙传芳的五省联军,“我不信不会东山再起!到那一天,我们才真的会扬眉吐气!”然而,他又下不了这个决心:不久前的流浪生活,合肥的光身闯荡,“那时候,连孙传芳不是也瞧不起么,否则,为什么敢赶走杭州的卢永祥呢?”树大荫才大,丢了执政,只怕行步更难。徐树铮似乎也才尽了。现在,就在如此矛盾的心情中分别,他该向执政说什么呢?他又能向执政说什么呢?——想当初,北洋军初创时,他们是何等的团结,何等的威武。袁世凯打起旗,段祺瑞、曹锟紧紧跟上,连清廷也得惧之三分。那时候,北洋帮简直成了左右中国的旗手,段祺瑞谁敢不敬仰!段祺瑞在袁世凯死了之后,他自己和中国人都认为他可以登上总统的宝座了,谁知他和曹锟竟分道扬镳,誓不两立。从此,皖直两大北洋派系,各霸一方,争雄斗胜……段祺瑞才落得今天。

    夜越来越深沉了,所有上来的菜肴都冷了。不知是沉默不下去了,还是相聚的时间无几了,段祺瑞终于把话引开,提出一个毫无牵连的问题。

    “又铮,回到上海之后,生活可以轻松一点。”段祺瑞说,“写字,画点画。你对诗词颇有研究,作诗、填词也行。总之……”

    “那都是需要极好兴致的。”徐树铮说,“心事重重,哪得诗情画意。”

    “也不见得。”段祺瑞站起身,就地踱着缓缓的步子,说:“你说过,李清照的词都是悲痛中出来的,南唐有个后主,不是国灭之后才写出好诗么。虽然说忧伤得怕人,那情却是很真的!”

    徐树铮很少同段祺瑞谈文,他认为他“武有余而文不足”。不想今天他竟评说了一番对诗词的特殊见解。他不得不对这位平生“武”迷的人物刮目相看。徐树铮笑笑说:“是的,‘诗言志’,这是自古有论的。轻松愉悦,花容月貌,固是好诗;忧国忧民,悲愤沉郁,也是好诗。”

    “又铮,你有许多旅途的诗作。记得有一句什么‘残醉’‘红裙’之话,我是忘却了。你还记得么?那就是有真情实感的诗。”

    徐树铮想了想,说:“大约是《平乐除夕》中的一首吧。”说着,他找来一片纸,拿来笔,录在纸上。

    段祺瑞接过一看,原来是这样几句:

    船头暮雨已纷纷,一片笳声动水云。

    莫笑空江烟波澜,也留残醉到红裙。

    “好,多好的诗呀!”

    徐树铮淡淡一笑,还是转换了话题。

    “我要走了,心情总觉沉郁得很。前边的路艰难呀!老总应该分外保重!”

    “我心里明白。”

    “后会也许无期。”徐树铮伸手将那片新写诗句的纸头揉碎、扔在墙角,“战争暂时销匿了,你死我活的搏斗还不曾停息,令人忧心呀!”

    “不要说那个话了。”段祺瑞说,“我不信天会塌下来!”

    室内静下来了,也更黑暗下来。徐树铮从西装上衣袋里拿出在德国买的怀表,扣开金灿灿的盖壳,看了看,然后合上,说:“时间到了,我要走了。”

    段祺瑞一直把他送到庭院中汽车里,声音低沉地说声:“保重!”这才转身对专门护送徐树铮南下的卫队长说:“一路小心。务必安全地把专使送到上海。”

    徐树铮的专车从北京前门车站开出的时候,正是鹿钟麟接到冯玉祥命令的时候。警备总司令立即赶到参谋处,急命“与丰台车站联系”。

    车站答:“徐专使专车已从本站开出!”

    鹿钟麟犹豫了:专车飞行,一瞬即过,怎么好在途中拦截呢?于是,便急电张家口。冯玉祥接到报告,又动摇了。他一时未作答,心里在翻腾:“是当作乱世之魁除掉,还是当作治世之才留下?”

    鹿钟麟有些讨好似的说:“总司令,小徐一走,从此事多。如决心干他,仍可用电话命令张之江执行。”“专车行驶在何处?”冯玉祥问。

    “以时间计算,尚未到廊坊。”鹿钟麟回答。“即向张之江传我命令:逮捕枪决!”

    “是!”鹿钟麟将冯玉祥的命令立即转达给第五师师长张之江。张之江的第五师是冯玉祥的嫡系部队,奉命在京津线上的杨村地区与奉军李景林部作战。李景林败后,该师撤至廊坊休整,办理善后,待命回张家口原防区。张之江虽然效忠于冯玉祥,但他知道徐树铮不是一般人物,光是“特使”身份便惊天动地,所以,他还是对鹿钟麟说:“此事重大,不宜鲁莽。”

    鹿钟麟以强硬的口吻说:“这是命令!”

    张之江不敢不执行命令,他立即命令担任车站附近警戒任务的第七混成旅代旅长彭仲森:“你亲自到车站,要站长打电话给万庄车站站长,说‘这里的车道已经调度好了,可以让徐专使的专车通行。’务必看着他把电话打完。”一边派参谋长张钺率卫队把住车站守候,“务必就地逮捕枪决!”

    彭仲森对自己执行的任务很怀疑。“徐树铮的专车通过与我们有什么相干呢?为什么要我守着站长打电话?”彭仲森守着站长打完电话走出来,仔细看看小站,廊坊车站只有三股道,三股道一股也未空出来。“通道不通,为什么说通呢?”彭问陪他去见站长的师部副官宋邦荣:“徐专使的车子开来怎么让它开走呢?”宋说:“不让它开走了!”

    彭立即想到冯玉祥同徐树铮的关系,又问:“是否要解决徐呢?”“是的,把他干掉!”

    廊坊车站,一片漆黑,轨道上的信号灯,阴沉沉地明灭着。手提着信号灯的值班员,迷惑地在自己的地盘上游动。弥漫了一天的大雾虽然消失了,厚厚的乌云,依然笼罩不散,时不时地还洒下来几片雪粒。风由小到大,渐渐发出呼啸。呼啸声从纵横交织的电线和脱光叶儿的树梢传出。气候变得十分严寒,使那些隐藏在铁轨和列车间的大兵,个个颤抖着身子、嘘着手掌。

    时间刚刚从12月29日进入12月30日。廊坊车站的西北方向隐隐出现一股光芒。随着光柱的加大,隆隆的响声也由远及近。终于,一道刺眼的亮光牵着一列专车开进站内。司机按照月台和信号旗杆上所发出的红色命令,将车停在月台的一侧。徐树铮的专车被扣在廊坊车站。

    坐在特等包厢里的徐树铮,正想眯起眼来好好睡一觉,以迎来一个明媚的明天。车停下了——在极不该停的时刻停下了,他立即警觉起来。“为什么停车?”他大声询问他的随员和卫队。“为什么停车?”一随员大声问游晃在月台上的值班员。没有人回答。

    “混蛋!为什么扣我的车?”徐树铮还是大声吼骂。依然没有人回答。

    徐树铮甩掉他身披的皮领大衣,像是要冲下车去,找什么人训话。但他只站了片刻,又原地坐下,依然把大衣披在身上。车门推开了,张之江的参谋长张钺率领卫队走进车厢。

    张钺拿着张之江的名片走到徐树铮面前,一边双手递上,一边说:“张师长请专使下车,有事面谈。”

    徐树铮接过名片,没有去看便放在一旁。他侧目望望来人,心中已明白几分,便说:“请你转告张师长,这几日我在北京很累,此刻我头晕,行动又不方便,下次再来拜访吧。”张钺见徐树铮坚不下车,自觉不好在车上下手,便退出车厢。但徐树铮的随员,却都被控制在车厢的一端。

    张之江得到徐树铮不愿下车的报告,知道事情已经被觉察,不能再迟疑了,便又派副官黄中汉去“请”,并命令他:“不惜一切手段‘请’他下车!”

    黄中汉,五大的身材,一副凶煞的面孔,手枪提在手中,冲冲走上专车。“徐专使,请吧,张师长有要事,务必同专使面谈!”

    徐树铮不得不下车了。他把大衣穿好,又将领带系好,从窗台下的茶几上拿起毡帽戴上,缓步走出车厢。

    徐树铮很自信,他觉得不过为难为难而已,没有人敢对他下毒手。他是专使,是上将军,是北洋系军队的首领人物,是中国陆军部的次长、国务秘书长。“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我徐某头上开刀?”

    徐树铮的步伐稳健不乱,他在黄中汉的挟持下,走出黑暗的车站。

    廊坊车站,四周除布满兵士之外,车站出口处,已由张之江的手枪营密封起来,营长郭松立在墙边,握紧手枪,子弹上了膛,只待徐树铮出来。

    张之江是个有心人,虽然是执行命令,他不得不想到后事。“徐树铮这样一个影响很大的人,平白杀掉,国人不能不追究。虽有命令,但到了舆论哗然时,说不定总司令会舍卒保车,杀了我以保自己,我得找一桩能掩人耳目的理由摆脱自己。”他立即打电话给鹿钟麟,要他“速令陆建章的儿子陆承武来廊坊,由他演一幕为父报仇的假戏”。

    鹿钟麟询问执行命令情况,张之江说:“一切按预定计划,即将完成。”“有把握?”“有把握!”

    鹿钟麟立即派人找到陆承武,把他从熟睡中叫醒,送上专车。徐树铮从车站走出来,但见眼前一片漆黑。他刚一迟疑,早被两个大兵上前架起,另一个大兵用布堵住他的嘴巴,拥推着急促走下行道。郭松手疾眼快,举起手枪,“乒——乓”两声闷沉沉的响声,徐树铮倒下了!

    一个在中国混战时期兴风作浪了二十余年、搅得周天寒彻的怪杰的生命结束了。

    这一年,徐树铮四十五岁。廊坊之夜,还在紧张之中。

    徐树铮被“请”出专车的同时,他的眷属和紧身随员也被张之江的副官“请”出来了。告诉他们的理由是:“徐专使和张师长谈得很高兴,怕要到明天早晨才能开车。请各位下车休息。”

    可是,当这些人走出车厢,被送进一个简陋的小学校中时,他们发现了严密封锁的哨兵,知道“大事不妙!”——其时,徐树铮已经“永久安息”了。

    天亮了,从北京来的陆承武按照张之江的“导演”,匆匆来到小学校,郑重其事地宣布自己的声明:

    我陆承武对不起各位,使各位在这里受冻。

    徐树铮杀了我的父亲,我今天杀了徐树铮,为我父亲报了仇。

    现在,各位回天津,或是去北京,悉听自便,我可以派车送你们。

    就在陆承武发表口头声明的同时,北京各大报纸都刊登出“陆承武为父报仇,徐树铮廊坊被杀”的消息。

    徐树铮被从乱尸中(杨村战斗的乱尸)找到的时候,大衣、西装已全被人剥去,只留下一身血污的白褂裤,被装进一个漆黑棺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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