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政令下达走程序有点慢，10天之后，宋神宗来了个180度的大逆转。
再也不提变法的坏处了。
反对派们惊呆了，这样的变化实在是太不可理喻了，到底出了什么事？
《宋史》里给出的答案一共有三个：
第一，吕惠卿捣鬼。这个“阴险小人”明白自己的一切前途都和王安石、和新法挂钩，于是想方设法地指使很多人在皇帝面前说王安石的好话。这很多人，指的是太监。而太监在神宗朝里的地位，嘿嘿，那真是重新崛起，非同凡响。
第二，就与太监有直接关系了。话说神宗从来没有出过开封城，青苗法的好坏只能从文件里分析，从奏章里调查。这时他终于坐不住了，悄悄地派了两个亲信太监张若水、蓝元震出京，秘密调查青苗法到底反响怎样。这两个太监回来说一切都好，尤其是没有摊派，一切自愿。神宗心里有底了，决定把青苗法推广到全国。
第三，有一个人恰好在这时来到了开封。这个人在历史上的定位没有异议，历代史书里口径一致，把他归为“奸邪”。他的奸邪之路就从这次进京开始的。
他的名字叫李定。
李定的简历就有问题，他是王安石的学生，考中进士后，被分配到南方秀州做判官。这时由审官院长官孙觉（王安石的老朋友，后来的敌人）推荐，成为京官。进京后，他接触的第一个人是知谏院里的谏官李常。李常问：“你从南方来，那里的百姓对青苗法有什么看法？”
李定回答：“他们都很喜欢。”
李常立即摇头，警告他：“现在这是京城里的热门话题，你要管住嘴，别胡说八道。”
李定没说什么，转身出来就找老师王安石，说：“我只知道据实说话，不晓得京城里动不动就让人闭嘴。”
王安石大喜，这时他正愁没人支持，突然间从南方来了第一手资料，简直是喜从天降。
他立即带李定进皇宫，去见神宗，把南方的推广情况介绍了一遍。
听过之后，神宗也大喜，从此他再也没有怀疑过。
李定的奸邪之名就这样产生了，是他附和王安石，去迷惑神宗皇帝，让新法这颗毒瘤从此施虐天下，没法收管。
然而，换个角度想一下呢，先不说青苗法在南方的推广效果到底怎样，就说他进京之后见李常。知谏院的功能是什么？是防止宋朝出现权臣，出现一言堂，保持住言论自由的政治风气。
那么，身为谏官，你有什么权力要别人闭嘴？何况事后找碴报复，李定实在没有工作上的失误，就拿他家里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破事恶心人。
名臣们倒了之后，他们提出各种疑问，其中最鲜明、最经典的一句是——以前认为是好的，现在都变成坏的了。像韩琦、司马光等公认的仁人君子，为什么突然间都变成了奸邪？一个例外的都没有？！
这句话对没有改革经验的神宗皇帝打击非常大，刚刚缓过来的改革热情差点再被浇湿，其实别说是他，就连后来千百年间的历史学者们也同样被震撼了。
于是，王安石的做法，新法的功能，斗争的正确与否都被画上了问号。其实这非常简单，现代知识告诉我们，判断任何事物都要有一个参照物。比如你在散步，相对于静止的花园树木，你是动的，相对于与你同速行走的朋友，你们又都是静止的。
同样的道理，韩琦等名臣是君子，那是相对于旧时代，相对于吕夷简等“奸邪”来说。到了神宗朝，新法变动时，他们不合时宜了，不是奸邪、绊脚石，又是什么？
很简单的问题，可是宋朝当时的言官们看不清，或者利益相关，懂了也不说。后来的史学家们看不清，尤其是近现代的人还这样说，悄悄地讲，那也没什么奇怪。世界上永远有阶级存在，永远有士大夫的同族人生存，历史作为一门学问，总是会成为工具，被一代代的人所利用……
简短地说，在半年的时间里，孙觉、李常、张戬、王子韶、吕公著、程颢等台谏官被贬出京城，赵抃这位追求风度的副宰相辞职到杭州当官，司马光也被罢免官职，出任永兴军。首相曾公亮也以年老为由辞职了。
至此，变法派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可是后来的败因也在这里深深地种下了。提问，在双方对立的局面下，把敌人都赶到下面去，是理智的做法吗？
要知道，不管你的法令有多高明，总要中下层的官员去执行。以后发生的事证明，新法，几乎每一部新法，都在执行时走了样。这是单独存在的问题吗？和这些被贬到地方上的反对派官员们有没有关系？
上面列出的人名很少，宋朝的地域是广大的。有人会说，他们完全达不到在下面捣鬼，阻挠新法的作用。可是官官相护懂吗？尤其是学同样的文章，考同样的题目，做同性质官员的人，他们的思维有一致的方向性。
何况韩琦、司马光、欧阳修、程颢等人的号召力有多大，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千百年后思量，这些王安石不见得不懂。但迫于宋朝的国情，除了贬谪之外，根本别无办法。
杀了他们？疯了吧。
留在京城里闲养着？小心这些人每天说话，舆论从京城辐射全国，效果比不贬强不到哪儿。那么说来说去，只有贬出去一途。怎样，还有人羡慕宋朝这个文人的天堂吗？人类最困难的事就是沟通思想，与这些没法动一根手指，思想又超级强大的文人们沟通，想想都是让人疯狂的事情！
保甲法出炉。
简单地说，保甲法就是全国居民每10家结为一保，50家为一大保，500家为一都保，各自选出负责人（保、大、都保长）。以大保为单位，巡行乡里，捕捉盗贼，用民间的力量来维持当地的治安。
这是当时最初颁布的内容，讨论这个法令的优劣点，其实一瞬间就能看清楚：
第一，中国人习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比如说用开封城里的禁军去地方上平叛，都有出工不出力，或者搂草打兔子，既当官兵也当强盗的事发生。
那么，用当地人管家门口的事，是不是比较有效果呢？考虑到身边就是自己的老婆孩子，相信每一个巡逻的保丁们，都会尽心尽职的。
第二，要巡逻要抓人就得有设备、有功夫，这就要定期给保丁们培训。他们的武装由国家配备，定时定期一起训练，时间长了，就会出现一个必然的结果——战斗力大增。这才是王安石设立保甲法的最终目的。
干掉偷走宋朝空前丰厚国库数值的最大盗贼，减少军队数量，这才是最根本的办法。为裁军做准备，为裁军之后国防、国内治安的更加安全做准备。
唯有保甲法。
反对派说，这纯粹是疯了。让世代扛锄头的农民当兵打仗，是脑子进水了才想出来的蠢办法！这是不让正经农民干农活儿，浪费他们的宝贵时间，除了让庄稼荒芜，减少收成之外，还让一贯老实听话，说什么是什么的乖宝宝农民们变得凶狠暴戾，没法控制了！
那么提问，历史上由农民组成的军队，到底有没有用？其实这个问题不用回答，只要稍微知道一些历史事件，答案就会脱口而出。
近现代流行崇拜曾国藩，他身为文人，扬名却在武事，他的军队是由什么组成的？所谓湘军，就是他的湖南老乡们，清一色的乡下农民组成的。
不是农民他不要，因为打仗要的就是身强力壮、朴实忠诚的人，只要稍微有些滑头的，面临生死恶战时，不是逃跑就是投降，这一点百试百灵。
回到宋朝，几十年之后就有个再鲜明不过的例子，岳飞。他就是一个没受过任何官方培训，纯粹在民间自学成才的河南农民。
这个问题搞清楚之后，保甲法的可行性，它的远景规划有多美妙就明白了吧？何况自从它实行以来，有一个好处就立竿见影地出现了——宋朝的治安状况。
之前大叛乱、小造反每年都有，自从有了保甲法，州县之间因为禁军太远、厢兵太烂造成的管制空白立即被填补，终神宗一朝，没有任何叛乱发生。
这些做完之后，与青苗法同等重要的新法——“免役法”才出台。要了解这个法令，我们得先清楚宋朝之前一直在用什么法令。
那就是“差役法”。
“差”，顾名思义，就是当差。宋朝把所有国民按家产多少，分为九等。这里先不说家产多少随时会变动，比如家里着火烧光了，或者突然间买卖兴隆赚大了，只说这九等人家都要为国家做些什么。
九等中，后五等有福了，他们基本上与这件事无关。上四等人家比较惨，他们要为国出力，谁让你们有钱呢？而之所以有钱，就是因为你们聪明能干，国家正需要你们这样的人才。
嗯，忘了说要让他们当什么差。说来也简单，通常来说叫“衙前”。这个词非常形象明确，就是在各级国家衙门前打杂。具体地说，比如国家收税，收上来的各种物资，粮米绢缎之类。注意，不是钱，宋朝的货币与之前的朝代相比空前发达，可也没到能用货币转换物资收税的程度。
除了现代社会，任何朝代都没能做到这一点。
这些物资，都堆在衙门里，国家哪有那么多的公务员来管理，就由各城乡的上四等户出人来看守。听好了，不白看，看好了不给钱，看丢了你得赔。
这是看守，收齐了还得运。各位衙前同志们，你们得架着船押运这些物资，赶着驴给京城里的皇帝送东西。送的路程远近就看各位的幸运程度了，要是投胎到长江以北，那或许个把月的就回来了。要是很不巧，您是江南人、岭南人或者广东那边的兄弟，想想来回得多远的路，得吃多大的苦！
并且，还要注意那个总原则，运到了没奖，运丢了你赔……话说两年前，就是熙宁二年时，神宗皇帝偶然间翻看内藏库奏章时，就发现了这么个事。
一个外地（哪儿的没讲）到京的衙前，任务是“纳金七钱”，连一两银子都不到，这哥们儿居然过了一年都没能交差回家。其原因就是在他本地衙前得到了任务，风雨无阻地送来，被这边的衙门给忽悠了。
各种敲诈勒索，各种巧立名目，让这位兄台晕头转向应接不暇，直到回家的路费都没了。而且还不敢逃，小心逃回去全家都有罪受罚。
想想这样的日子还能过吗？让我们和宋朝人换位思考一下，就算股神巴菲特到了宋朝，他正摩拳擦掌准备进股市里痛宰散户，可是衙前任务到了，从此没日没夜地忙，根本就没摸电脑的机会，你让他怎么赚钱，怎么养家糊口？
截止到这时，问题还没有激化。因为理论上是由四个等级的家庭来分担这些任务，人多力量大，灾难均摊，问题也就小点。可是前面我们说过，宋朝的富豪级家族、中举的人家、出家人、女户（没男丁）、单丁户等都有豁免权，这些人刨除在外，剩下的基本就是第三、四等户了。
这么多的任务，这样密集的中奖律，只能造成一个结果——破产，家破人亡级别的破产。这还是次要的，更让人发指的是三、四等户破产之后的社会现象。
谁也不敢发财了。
除非您能大展神威，一下子升为第一、二等户，不然只要稍微勤劳点，赚了一头牛、几头猪，多种了几棵桑树什么的，邻居们和官府会立即来向您祝贺——您是有钱人了，至少是个三、四级，呵呵，今年的衙前就由您多费心了……
号称开明第一、富足第一的宋朝，前100多年，普通的黎民百姓就这样生活着。
觉得很难、很绝望吗？不，这只是众多差役中的一种而已，其他的还有里正、户长、乡书手等“头衔”来帮助下乡到户收税；有耆长、弓手、壮丁等“职务”去负责抓贼；有承符、人力、手力、散从等名目给正牌子的官员们服务。
其他的，有一些还比较著名，比如县级衙门里的县曹司、押录；州级衙门里的州曹司、孔目，连同各级配备的杂职，虞候、拣掏等，数也数不过来，都要由普通百姓承担。
长此以往，达到百年，这是人过的日子吗？最重要的一点，是民间的生产力发展被限制了，而宋朝之所以还能存在，就因为它一直有钱。
可以花钱去买和平，花钱养着国内有可能造反的各路饥民、暴民。所以，哪怕只从安全角度来看，差役法都要废除。于是，王安石新法集团想出了“免役法”。
简单地说，免役法的总原则就是“交钱免役”。让从前需要当差的百姓，通过缴纳与自身等级相符的钱，买回自己的自由身，去干他想做的那些事。国家用这些钱去招募想当差的人。
这个办法好不好？它形成了一个循环——百姓们通过交一定数额的钱，可以得到从前想象不到的空余时间，用这些时间可以去生财养家；国家得钱，去招募人员当差，可以扩大就业人数，减少社会上的闲散人员，不仅使国家机器正常运转，还能把各种危机消灭在萌芽状态。
这是总原则，我们看着是不是有点眼熟呢？
是的，没错，这和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很像。众所周知，我们每天工作，只干自己负责的一摊，每月按照收入的多少缴税。这些税，由国家统一管理，招募各种公务员来管理国家。
所以我们可以肯定，这个原则没有错。下面我们看它的细节。
王安石时期的免役法有两大特色：第一，他把上等户加进来了，不管你是豪门大族、进士高官，从此别想高人一等。想逍遥，拿钱来。第二，以前没有负担的下五等户，以及单丁户、女户、僧道户、官户、坊郭户，也要交钱。只是视家产多少，与同级别家庭的缴税量减半，这叫作“助役钱”。
除了这两大特色外，还有一点最具有争议的规定，就是每年的免役钱、助役钱和夏、秋两季的税一起缴纳外，还要多收20%的钱，用来防备水旱灾荒，以及突发性的战争，这叫作“免役宽剩钱”。
这两大特色让王安石变成了全体特权集团的死敌，尤其是以前上四等户不管实际由谁来当差，都能隔年喘口气，可以轮换下由别人接替。这回可好，每年两次没完没了，这让他们实在没法适应。
更别说从前不管国家怎样，是不是闹灾了、打仗了、发大水了，都一直逍遥自在地享受的高门大阀们。这把他们的美梦彻底击碎了，并且更重要的是，王安石伤害了他们的“尊严”。
我们生来就是与众不同的，凭什么让泥腿子、下九流和我们一样的待遇！我们就是要逍、遥、法、外！好玩的是，最先提出反对免役法，说出反对派里最经典言论的，居然是刚刚进入特权阶级的两个四川人。
苏轼、苏辙两兄弟。
我们看看他们说了些什么。先说的是小苏——“役人之不可不用乡户，犹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
好，以他这话，看来人生来就是有地位高下的，他不是生活在宋朝，而是在隋唐以前。那时候不管个人能力怎样，一切以出身论。你是豪门大家，那么生来就是官，不是的话，那么很遗憾，国家最多有个“九品中正制”，可以豪门推豪门，好官你我当。
想要说什么读书科考，鱼跃龙门，根本是白日做梦。那么以此为例，你苏辙现在会是个什么人生？
再看大苏。宋朝300多年间第一大才子说得声情并茂——自古以来，役人必须得用乡户，就像吃饭一定得要五谷，穿衣一定要用丝麻，过河一定要用船只，走路一定要用牛马。就算暂时用别的替换，终究不会长久，还是会回到最正确的路上来。
截止到这时，他的理论还和他弟弟差不多。最精彩、最经典的在后面。
——我们士大夫阶层，离开亲友，拜别祖坟到四处当官，工作之余，是一定要娱乐的。这是人之常情，自古一样。如果不用乡户人家来当差，我们怎么乐得起来？那肯定要弄到“厨傅萧然”，满眼所见，凌乱沧桑，和别的下等国家的劣等习俗一样（危邦之陋风），不是俺们华贵大国的太平盛况……
让人不禁要问他哥俩一声，请问兄台才脱贫致富几年，农转非之后就忘本了是不是？一时得意的小人嘴脸！
苏轼兄弟的话让人很烦，不过我们可以原谅他们。因为他们这时还只是两个小毛孩，对士大夫一族是什么还一知半解，对下面黎民百姓的苦难生活也知之甚少。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还没吃过苦。
十几年之后，神宗死了，他们也颠沛流离过了，甚至苏轼本人还被关在牢里胖揍过，用他那四川口音浓郁的官调号叫过，那时他们才懂得人为刀俎，他为鱼肉，暗无天日，生死两难是什么滋味。
那时，苏轼说出来的话，就和这时截然相反了。因为那时，他已经叫苏东坡。现在抛开这两个缺斤少两、成色不足的士大夫，去看看正牌资深的人物是怎么说的。
免役法推行的过程非常谨慎，它最初只在京城附近试行，要一年之后看效果，才能决定是否向全国推广。这就给了反对派一线生机，留在京城里的那位硕果仅存的庆历名臣，终于走上了前台。
文彦博。
他的风格变了，也许是比他还要强硬独裁的韩琦的官场走势给了他教训，纵然强绝一时，可也时光短暂。瞧，才三五年时间就回乡养老去了。由此，文彦博变得温和起来。可是别误会，当某些一贯霸道的人学会谈心了，他的破坏力就会成倍地增长。
此后，神宗年轻的心灵时刻被他的碎碎念纠缠着，终于在几年之后崩溃了。
这时，文彦博随意找了一些经常和皇帝见面的大臣，就像平时聊天那样（宋朝君臣间很随意，经常聊），说起了免役法到底怎样。
这一点他比司马光高明，阿光和吕惠卿较量时聚众开讲剑拔弩张，弄得会场气氛随时会爆炸，搞得皇帝也紧张。就算为了朝廷表面上的和谐，神宗都不会当场决定谁对谁错。
这时文彦博非常温馨地聊天，以一个年近花甲的老人形象，对24岁的神宗劝说：“祖宗法令俱在，各项完善，擅自改变，小心失去民心。”
神宗很警觉，瞬间抓住了重点，问出了他和王安石一直愤愤不平的疑问焦点：“更改法制，的确让士大夫阶层不高兴，可是对老百姓有什么不方便的？”
这时的宋神宗一定以为戳中了反对派的要害，等待他的是胜利。满朝皆是孔孟之徒，那么“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句话都懂吧？
在百姓和江山社稷面前，连皇帝都得退居三线，你们这些士大夫算什么？
却不料真正吃惊的是宋神宗自己，听完了他的话之后，文彦博根本就没像他想象中的那样张口结舌无言以对，乃至于羞惭满面重新做人。文彦博的感受是极度的郁闷。
您是皇帝，是官场的领袖，是权力旋涡的暴风眼，怎么能说出这样幼稚、这样理想化的话呢？看来真是初期教育不好，民间散养的，就是和真宗、仁宗那样从小受皇家教育的明君不一样。
他说出了官场的真谛——“陛下，您得清楚，您是和士大夫阶层共治天下，而不是和平民百姓管理国家！”
千真万确，这才是统治阶级的本质。
听完这句话，神宗沉默了。这是和王安石一直告诉他的那些管理国家、均富济弱等理论截然相反的东西，到底哪个对？
宋神宗可以混乱，他身在封建体制内，尤其是活在宋朝中叶相对平静的时代里，基本上不会知道，历代国家的灭亡，原因尽管各不相同，但都有一个大的共同点——官僚腐败。
也就是士大夫阶层的腐败。
皇帝是绝对不想改朝换代的，百姓们有口饭吃，也没有脑子一热就造反起义的。从宏观角度来说，坏事就坏在继续变坏，最后集体腐烂的贪官污吏身上。
所以身为士大夫代表的文彦博，他根本就没有资格这样大言不惭地说出他们天生就是当官的料，天生就高高在上的话来。
于是，作为现代人的我们，就没有资格混乱了。千年之间，宋、元、明、清四个朝代里，有无数的官方人士厌恶王安石，批判熙宁变法，他们有理由这样骂，因为人家是士大夫。
如果身为现代人，还动不动就说司马光是对的，王安石是错的，文彦博英明，宋神宗糊涂等言论……就太不应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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