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经，指《周官》《诗》《书》。这是儒家学术的核心经典，王安石以自己的理解为之注释，阐述他心目中的道理。官要怎样当，人要怎样做，怎样才能团结在一起进行改革。可以说，这是用来改造当时知识分子心灵的武器。
神宗很高兴，做事要同心同德，有个总的规范才有前进的目标嘛。他给了王安石一大笔稿费，同时加官晋爵，加封王安石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同时给他儿子王雱一个龙图阁直学士的头衔。
事情坏就坏在这个头衔上。按照惯例，王雱要推辞一下，可是就在他推辞的时候，突然间吕惠卿跳了出来，劝皇帝答应。说王雱一介青年，没有贡献，何况以王安石的博大胸襟、无私性格，怎么能让长子走这样一条侥幸富贵的路呢？
王安石听了哈哈一笑：“惠卿说得对，就这么办吧！”事情就这样办了，在他们身后，王雱愤怒的目光紧紧地盯着吕惠卿。
一个叛徒居然嚣张到了这种地步，居然敢主动挑衅！如果不把这样的人渣打倒在地，狠狠踩进泥里，这世上还有天理公道吗？
王雱，字元泽，王安石长子。在宋史里他是个无恶不作的不良青年，但是也没法否认他的聪明才干。中国有一个著名的神童传说，相信大家都听说过。说有客人送来两只野兽，一只獐一只鹿，关在同一只笼子里。
问家里的小孩儿：“哪个是獐，哪个是鹿呢？”
小孩儿不知道，可是想了想，就回答说：“獐旁边的是鹿，鹿旁边的是獐。”反应敏捷，无懈可击，让周围的人一片惊叹。这个小孩儿就是王雱，当年他只有5岁。
简短地说，王雱18岁以前就著书立传，在王安石第一次拜相之前就考中了进士。这很重要，免去了他拉关系走后门才考中的衙内恶名。之后，他帮助父亲改革，主管军械司，做出了很多切实的贡献。可是这些对他的名声没有半点帮助，他就是一个邪恶父亲所生的暴戾儿子，做了太多太多的混账事。
比如著名的对程圣人的不敬事件。
话说圣人程颢在熙宁变法的初期还是王安石的手下，关于怎样变法才能成功，两人经常商量，有时程颢会去王安石的家里。某一天，两人座谈，突然间王雱从内宅出来了，只见他披头散发光着脚，手里拿着一顶女人戴的娇艳帽子问他老爸：“你们谈什么呢？”（雱囚首跣足，携妇人冠以出，问父所言何事。）
这个形象就足以给王安石父子定罪了。不说古代，就是现代开明社会里，长辈们在谈正事，儿子衣冠不整，手里拿着非常私密的东西出现，这是什么样的家教？更何况没有经允许就直接插话，问长辈们聊天的内容。
王安石身为首相、大儒、名臣，家教到了如此地步，御史们可以有活儿干了，直接弹劾他家教不严，房楣不修，就算不到罢免的程度，也从此没脸做人。
可是绝的是，王雱问了之后，王安石居然回答了。他老老实实地讲：“因为新法推行不利，正和程君商量对策。”
王雱大笑：“这有何难？把韩琦、富弼的脑袋砍下来悬挂闹市，新法自然推行顺利。”
王安石长叹一声：“儿子，你说错了。”
且不说王雱的办法是对是错，当然我们都知道他是对的。前面早已分析过，自古没有不流血而成功的变法、不颠覆而达到的利益重新分配。我们跳过这一段，直接看下面的故事发展。
王安石家教混乱，程颢看不下去了。他是圣人，最见不得的就是世间伦常次序的颠倒、非法不良的事件发生。
他正襟危坐，对王雱训斥道：“方与参政论国事，子弟不可预，姑退。”这时圣人的威力出现，王雱如被当头棒喝，灰溜溜地走了。
这段逸事一直被当成真事历代流传，其实根本不值得一驳。看程颢的身份是什么，他只是王安石当年变法前派往天下调查各地农田、水利、赋役等情况的八个人中的一个，再以后，是制置三司条例司里的办事员。小官而已，在宰相家里能坐着谈话都是优待，有什么资格训斥宰相的长子？
从另一方面考虑，不以官职，那么以学识、以年龄论，他是王雱的长辈，所以才能说出这样的话而王雱不得不听。只能以这个角度来说事了，仅此一个原因，再没有其他。
可是那时程颢根本不是什么圣人，连他的老师周敦颐也只是一般货色，拿什么在王安石父子面前抖架子呢？再说两者的年龄，程颢生于1032年，王雱生于1044年，只相差12岁，程颢顶多是个大哥哥，从哪儿也论不出个长辈来。
如果程颢真的说了上面那句长者谈话小子速退的话，王雱能一个耳光抽过去，你是哪门子长辈？真是皮痒犯贱！
不过凭良心讲，这件记载在《宋史》王安石父子兄弟本传里的“史实”，和程颢的本质无关，仍然与《邵氏闻见录》有关，与邵伯温的人品有关。
仔细查资料，王安石在熙宁二年二月当上了参知政事，八月程颢当上了条例司官，第二年五月因政见不合被罢免。
熙宁二年至四年时，王雱在江南当官，即便程颢有在王安石家里论政的事，王雱也不在京城。直到熙宁四年时，王雱才进京当上了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这时程颢已经被踢出开封，到外地去当官了。
两人没见过面，哪来的交谈，哪来的争执，哪来的训斥呢？至于“囚首跣足，携妇人冠”，这真是无耻之言。邵伯温一心一意盼着王氏父子绳捆索绑名誉扫地，蹲监牢吃死人饭。只是想了做不到而已，写进书里意淫一下也是好的……
可笑的是，之后的历代史书居然就信了。
回到事发现场，吕惠卿的行为无论怎样解释都是挑衅，王雱的愤怒里夹杂着大量的屈辱感，这让他忍无可忍。宋朝的大臣们过个年都能给子孙们赚来一些恩荫，有很多衙内都是以这条路走上了官场。
官做到了王安石的地步，长子还是自己考上的进士，已经非常少见了。这时只是个龙图阁直学士的头衔，居然被以前的下属、现在的叛徒给搅黄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王雱要邓绾找吕惠卿的错。
立马就有了。几年前，吕惠卿兄弟曾经合谋在南方向华亭县（今上海松江）的富户强借了500万贯钱，还曾在秀州勾结知县张若济强买民田。
吕惠卿被弹劾。
同一时间，王安石也被吕惠卿弹劾。
变法派领袖与二把手内讧，瞬间毁了一切。
王雱事后痛悔，英年早逝。
王安石再次萌生退意。熙宁九年（1076年）十月，王安石罢相，回到金陵江宁府。
王安石来时是一块许愿石，满足了宋神宗所有的愿望；王安石走时变成了一块肥皂，经过反复搓洗，他自身变小了，混合着众多的污垢。
留给神宗皇帝的，是一个相对干净健康的宋朝。在这个基础上，宋神宗做了一件真正伟大正确的事。
话说某天他早起散步，站在高处往下看，总觉得哪里不顺眼。
世界实在是太乱了，三省、六部、二十四司秩序井然、功能齐全，可是无数的办公职员闹哄哄地串来转去，在各个办公室乱走，根本分不出谁是哪部分的，应该干什么活儿。如果谁有心情抓住其中一个人问：“你是哪儿的？”
“俺是兵部的。”
“好，你在干什么？”
“俺在调配澶州的大白菜进京……”这就是北宋一直以来的办公方式。你是兵部的人，可管不了兵部的事，兵部只是他领薪水的衙门。其余的状况以此类推，就连宰相、枢密等顶级高官的职能，也被层层分割，别说办点实事，就连提高效率都做不到。
想改？那就要小心晚上做噩梦了，上至赵匡胤，下至赵光义，连同真宗、仁宗、英宗都会集体莅临，给乖乖重孙子神宗上教育课。
这是宋朝制约臣子、保住江山的重要手段。内部垫床架屋把职能名分搞混，外部强干弱枝把兵权收回，只要这两点在，神州大地就会永远姓赵。
历史证明，这一点绝对正确。唯一的例外，就是危机从外边来了……现在神宗要做的事，就是把祖宗家法拆散了，把这一整套内外结合自我阉割、毁灭民族血性力量的办法重组，让行政机构重新焕发活力。说来汉民族在古代之所以能屹立在世界之巅，凭借的是什么？不是财富，中国人的生存空间就决定了他们永远不可能是最有钱的人。哪怕是宋朝，也只是一些浮财，一旦战争、水旱灾发生，财富链条立即崩断；同时也不是战斗力，从总体上分析，汉民族与周边民族的战斗中一直居于劣势。
之所以能一脉相承，屹立不倒，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人最强大的武器是行政机构。它的健全和有效运行，最终让中国一直以大国的身份存在。
如果还有什么别的原因，或许是因为每个中国人灵魂深处的民族情结。
海洋国家极力向外部开放，勇于冒险，哪怕起步很晚、土地贫瘠，这种精神注定会给他们带来发展和财富。并且他们很单纯，就是奔着钱、利益去的，没什么善恶、道德、天理之类的自我约束。例子是欧洲大陆最早发达的几个国家，如西班牙、荷兰。岛屿国家更生猛，它们是三种环境里最恶劣的，纵观世界，它们带来的破坏是最大的。例子是英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面积超级小，自然资源少得可怜。
回头看中国。
我们的特色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这是从小学课本就一直在宣扬的骄傲点，可惜危机也伏在这八个字上。地方太大，人口太多，直接后果就是一盘散沙，窝里反。托秦始皇嬴政的福，中国在别的国家还在树上睡觉时，就有了统一的中央集权。
有了这个，才变成了人多力量大。其间哪怕经历了多少次朝代变更、外族入侵，统一的格局都没有变，家国认知感一直牢牢地存在。
宋神宗时期，以行政机构本身就有缺陷的特性，加上赵匡胤等人故意加上去的毛病，大家应该明白精简部门重新规划的必要性了。宋神宗想来想去，创建了一个有宋朝特性的唐朝官职社会。
他拿出一本书，名字叫《唐六典》，里边写的是唐朝的官职功能表。以这个为蓝本，重新规划宋朝的官职。我们把超级啰唆、规范的名词都扔到一边，可以精简出两大原则。
第一，以阶易官，减少等第。
官，指的是寄禄官。就是上面说过的兵部的人管户部的事，但还要在兵部开工资。那么，兵部的职位就是他的寄禄官。现在取消了，一律以相应的阶官代替。
新的阶官一共有二十五阶，比旧的寄禄官少了十七阶。新官品仍然是九品制，每品分为正、从，共十八阶，比旧官品少了十二阶。
第二，三省六部，循名责实。
顾名思义，就是各个衙门从今往后叫什么名，就去办什么事。权力回归，谁也不许越界。要注意的是，有些名称也从此变了。
比如三省，元丰年间改制之后恢复到了唐朝的中书省主决策、门下省主封驳、尚书省主执行的旧制。宰相们的办公室不叫中书门下，改称“都堂”。同时中书门下平章事和参知政事这两个名称也取消了，以“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为首相，“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为次相。
左为首，右为次，看着很传统，可是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沿用唐制，中书省取旨，门下省复奏，尚书省施行的原则，实权在右相的手里。
其他的就没什么好说的了，除了最大的一个原则，东西两府分权，军政分开这点宋朝最大的立国之本，宋神宗是没动的。东府宰相，西府枢密，仍然分庭抗礼，没像唐朝那样集中在宰相一人身上。
做完了这一点，实际上宋神宗已经同时完成了司马光、王安石两人心中各自最完美的社会。熙宁改革之前，这两人一个说要开源，一个说要节流。
现在王安石的开源全国铺开，各项新法所产生的巨大利润向国库滚滚而来；司马光的节流，减少开支、削减官位也已经达到。
一出一入之间，形势是开国以来最好的。同一时间内，政、财两项之外的军事也逐渐完善了。这一点的重要性，半点都不比行政、财务两项的改革轻松。
宋朝原来的军制是“更戎法”，赵匡胤为了不让任何将军掌握士兵，规定全国每支军队都要定期换防，兵走将不动，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永远别想拥兵自重。后果大家都知道了，除了赵匡胤亲自率领的第一代宋军之外，军队素质直线下降。
这一点最初是被范仲淹打破的。为了对抗李元昊，西北长期驻扎重兵，几十年间兵将紧密配合，形成了西北军团独一无二的战斗力。熙宁变法期间，这个成功的例子推向了全国，它就是著名的“将兵法”。
将兵法实行后，天下总分为两大防区、92员大将。
第一防区在京师附近，辖有25名指挥使20员大将，约占全国兵力的四分之一；第二防区在西北、东北两方面，配有42员大将，其余军队散布全国，岭南地区也照顾到了。除了这些正规军之外，保甲法的推行越来越顺利，民兵总数量在70万以上。
这改变了宋朝以前军事力量的分配，除了边关、京城两点最强之外，各个州县城市也不再是空白。时间一天天地推移，每过一天宋朝的实力就增长一分，它完全不是传统史书里所说的，王安石第二次罢相之后新法改革就失败了的一片惨淡光景。
哪里来的失败？直到宋神宗死了，司马光才跳出来废除新法。在这之前，宋朝全国都在实行新法，不管民间的经济变化怎样，国力、军事、行政三点立国之本空前旺盛。
人强命也强，关键时刻连老天都帮忙，改革之前王安石和宋神宗最盼望的机会也适时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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