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次锥心之痛和两次严重欠扁的猪头行为，让他蜕变成功的。
在那次痛苦之前，苏轼连个三流的诗人都算不上，看看他写的那些诗吧，怎么看都让人烦。比如《初发嘉州》：
朝发鼓阗阗，西风猎画旃。故乡飘已远，往意浩无边。锦水细不见，蛮江清更鲜。奔腾过佛脚，旷荡造平川。野市有禅客，钓台寻暮烟。相期定先到，久立水潺潺。
标准的记叙文，标准的6副对联组成了一首没咸没味的所谓诗。这一水平的东西在中国五千年历史里就是地摊货，随便扔进明清诗人的集子里都找不出来。它最致命的毛病就是立意太水了。
整首诗里除了“佛脚”二字能确定在乐山大佛之外，其余所有的意境和文字可以任意安在中国各条水道上。可以说是在长江上坐船，也可以说是在珠江上坐船，还可以说是在黄河、辽河任意一条河上坐船。
但是这场痛苦过后，苏轼突然间完成蜕变，成了一条遨游八表无所羁绊的苍龙，俯视人间无数诗人，独立一方天空。
那是在宋熙宁八年（1075年）正月二十日的夜晚，苏轼在梦中忽然回到了眉山老家，故园亭台，归来无恙，他突然看到了自己死了整整10年的结发妻子——王弗。
心灵剧痛，醒来后泪流满面，一首没有任何雕饰的词自动浮现——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
这首《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之后，苏轼的各大代表作如泉涌般出现。同年，苏轼在密州写下了另一首《江城子·密州出猎》。
这首词的意义比上一首更加重大，是苏东坡一生奠定词性的作品。如果他一直沉浸于追悼亡妻的痛苦里，那么就算再真挚深邃，再“有声当彻天，有泪当彻泉”，也只是在婉约伤感的旧体词老路上走得更远而已。
而“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一出，苏轼开创了自己的时代。
宋词豪放一宗，自苏轼始。从此，词这种起源于小调弹词市井级出身的艺术，上升到了与唐诗并存的地位。
天才一旦爆发，就再也无法遏制。第二年，宋熙宁九年的中秋佳节，中国历史上最经典、最成功的一首《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出世了。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昔是何年……”苏轼正式成为一代词宗大家，地位无法撼动。
以上是中华民族的幸事，他的才情、激情、哀伤、苦郁，每一种心境转变感悟，都成为中国人永恒的心灵映射，甚至会影响民族的性格。比如，他为什么会变成“坡仙”。
但是才情归才情，苏轼的正当职业还是国家的公务员。有了这个身份，一般说来衣食无忧，社会地位很高。可是相应地就要受些约束。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乱讲话。语言文字是思想的具化，代表了一个人的政治观点，搞不好就会犯错误的。
苏轼不在乎这些，他有句名言，是对弟弟苏辙说的。说他有话要说出来，就像是吃饭时看见碗里有苍蝇，必须得吐出来。
那就可劲地吐。
他随时得罪人，尤其是针对变法派。王安石一走，剩下的变法派没有一个是好相与的人，于是苏轼开始倒霉。
在李定、沈括的努力下，苏轼攻击新法，诽谤朝廷，甚至影射皇帝的罪名终于成立了。
宋元丰二年（1079年）七月，湖州。难得的艳阳天，苏轼正想晒一下自己珍藏的书画，一匹快马狂奔而来，给他捎来个信儿。这是开封城里的好朋友、驸马都尉王晋卿的小道消息，告诉他抓他的人就快到了，能跑快跑。
苏轼愣了一会儿，苦笑一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要抓人，能跑到哪儿去？何况自己跑了，这一家老小怎么办？”
他索性穿好官服，静等官差上门。之后的事就是御史台抓人流水线操作，苏轼被押解进京，等待他的是御史台的审问。更确切地讲，是李定的怒火。忘了说，李定这时就是御史台的长官。
面临大险，苏轼的心情是与众不同的。临走前，他看着自己的第二任妻子，也是王弗的妹妹王润之笑了：“夫人，前朝真宗年间有位隐士名叫杨朴，应召入宫。真宗问他能否做诗，他说不能，可临行时夫人给他作了一首。你想听吗？”
王润之点了点头。
苏轼笑道：“呵呵，听好。‘且休落魄贪杯酒，更莫猖狂爱吟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夫人，今日我也进京，你不能像杨夫人那样写首诗为我送行吗？”
苏轼越潇洒，李定越喜欢，要的就是你这样的，不然折磨起来还没意思呢。苏轼一路车马颠簸进了京城，住进了乌台大院。
乌台，就是御史台。这名字有来历，从汉朝起就这么叫了：一来是说当时的御史台里有很多的柏树，上面住着很多乌鸦；另一说嘛，就跟御史们的职业有关。这帮人到处挑错，谁见谁烦，还惹不起，于是统称他们为乌鸦嘴。
办公的地方，也就随之变成了乌台。
乌台大院里关的全都是官儿，像苏轼这样的地方领导还算不上高规格。只是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他被特殊照顾了，审讯由御史台最高长官李定携同舒亶、何正臣等新法集团的同僚共同进行。
昼夜不停。
白天的苏轼仍然潇洒，每一个别有用心的提问，他都可以用无比渊博、机变的智慧回击。可到了晚上，就糟糕透顶了。
夜深人静时，乌台大院里的在押犯们突然间集体惊醒，个个儿吓得发抖。他们听见一阵阵鬼哭狼嚎的呼疼声此起彼伏，仔细听，还能辨别出那个喊疼的人有很浓重的四川口音。
没错，苏轼被人黑了，上演了宋朝版的《监狱风云》，被人在黑夜里轮番痛打。估计旁边少不了李定的低声怒吼：“写啊，你倒是再写啊，让你蛰龙、蟠龙，现在你给我先蛰着蟠着吧……”这件事被当时同样押在御史台的另一位官员记录了下来。
这基本上是真的，最大的根据是苏轼的身体状况。在入狱之前他很健康，出狱之后的苏轼腿疮痔疮、流行传染病、咳嗽、臂肿、赤眼等病几乎得全了。而他不过是入狱两个多月而已，如果真有宋朝传统上善待士大夫的规格，他无论如何也到不了这步田地。
两个多月以后，苏轼出狱，他被贬到黄州（今湖北黄冈）做团练副使，不许擅自离境，不许参与任何公务，基本上就是一个领工资的保释犯人。
黄州，生活向苏轼展示了另一面。在这之前，在老家眉山时他有父母照顾，进京之后名满天下，有欧阳修那样的文坛宗主罩着他，反变法时与王安石作对，身后有司马光等权臣大佬撑腰，哪怕贬到了杭州、密州、湖州，他的官也是越做越大，从通判变成了知州。
乌台诗案之后，他成了监外执行的罪犯，除了一份工资之外，所有的政治权力完全被剥夺，由于得罪的是皇帝，也谈不到什么前途。
就连怎样才能填饱肚子都成了问题，最先出事的是工资。北宋的官员们拿到的工资并不都是铜钱、布匹、粮食这些硬通货，这是只有京城里的顶级大佬们才有的待遇享受，各个地方官员们的工资绝大多数都是些实物，想变成钱，就得自己想办法去折换。
比如这时的苏轼，他的工资由公家造酒用过的袋子来顶替，每月领到后得自己卖出去，才能到市场上买米买面回家过日子。
堂堂苏学士变成了小商贩，怎一个屈辱了得。可是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很快这份单薄的工资就不足以养活苏轼人口众多的家庭了。他这时有一妻、一妾、四个儿子、四个儿媳以及孙子若干，仆役几个，全都靠他吃饭，这么多张嘴靠那些旧酒袋子，很快就会饿死。
困境中苏轼做出了之前他死都不会选择的生路，他一个姓马的朋友替他向州里申请到一块城东的荒地，大约50亩，由苏轼自己耕种。
这是什么？这是农民，回想从前他反对免役法时的话，尽管他这时与纯粹的农民有区别，可终究要干同样的活儿了。这是报应，也是上天的恩惠，它让苏轼切身体会到了从前他所蔑视的阶级的痛苦。
而他这时不觉得痛苦，只要能平安地活下去，就足以让他满足。
从这时起，他开垦荒地，种植庄稼，满足于更快乐于自己是个农民，他给这片城东的坡地取名为“东坡”，并且以这两个字为自己重新命名。
他叫苏东坡了，中华民族几千年里文学天赋能排进前五的大天才躺在长风茂草里，躺在无限宽广浑厚的大地上，彻底挣脱了名利的枷锁，他的心性提升到了另一个新的层面。
在黄州的第三年时，苏轼有感而发，写下了几行字——“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胭脂雪。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须已白……”
这则随手写下的小感，是排名仅在东晋王羲之的《兰亭序》、唐代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之后的千古第三行书《黄州寒食帖》。在这个意义上，它奠定了苏轼宋朝第一行书大家的地位。
神宗的健康以34岁为分水岭，在那之前，他几乎出满勤，每天都要临朝工作，从来不生病。34岁那年，是宋元丰四年，正是五路伐西夏，先胜后败。
举国伐谋，期望越大，失望越大，神宗一下子病倒了。病得很重，可他年轻，身体很快就开始恢复，能重新工作了。只是时隔不久，就传来了另一个噩耗。
永乐城沦陷。
这个打击是致命的，只在一夜之间，神宗的健康就崩溃了。他“早朝当廷恸哭，宰执不敢仰视；涕泣悲愤，为之不食”。他是心思太重，对自己要求太高的人，无论如何都没法淡化失利的阴影。在之后三四年的时光里，神宗一直郁郁寡欢。
谁能想到，这居然是他一生里最后的三四年。死神向他接近，宋元丰七年（1084年）九月的一天，他在集英殿里大宴群臣，刚刚举起酒杯，突然间群臣发现皇帝的手僵硬了，停在空中一动不动。下一瞬间，酒杯倾斜了，里边的酒洒在了皇帝的衣襟上。
神宗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病情再一次恶化。痛苦中，有一次他忍不住呻吟：“我足趺疼痛。”又一次，他叹息说：“我好孤寒！”
皇帝做到了这样，是成功还是失败？是可敬还是可怜？这时他年仅37岁，正是一个男人精力最旺盛、身体最强健的阶段，有全国最好的医生、最好的医药来调理，为什么还会滑向死亡呢？
只有一个原因：他在自我折磨，无论如何都绝不原谅自己。他是这样得病的，也是这样死亡的。在病重期间，他得到了两个消息。
一个来自西夏，那边的局势剧烈动荡，掌握实权的梁氏集团首脑都死了。先是国相梁乙埋，后是太后梁氏。小皇帝李秉常重新当政，大权却落在了下一任梁氏国相梁乙埋儿子的手里。
新一轮的内乱注定会爆发，机会比上一次还要好。只是还有雄心壮志吗？就算有，还能承受千百万子民的伤亡，去恢复国土，重振国威吗？
神宗苦笑，我好孤寒，就算再次出征，还有谁能支持，谁来理解……
第二个消息是从西京洛阳传来的，算是一个意外的喜讯——司马光修撰的《资治通鉴》终于完成了。
这部书耗时19年，共294卷300余万字。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共16朝1362年的历史，是中国文化史中独一无二、毫无争议地处于顶峰的编年体史书。
盛世出巨著，它的完成是个不朽的里程碑，不只是司马光等编修者的荣耀，更是宋朝文明的象征。不管从哪方面来看，这都是件好事。
可落在宋神宗的心里，悲凉再次升起。这是一部不世出的巨著，相信宋之前没有，宋之后呢？我们现在也知道了，同样没有。
明朝的《永乐大典》，清朝的《四库全书》都与它不是一个类型的典籍。可是他可以为之骄傲吗？从名义上讲，宋朝所有的成就都要划入他的账下，不管《资治通鉴》是谁写的，都以他的名义完成。
但是多么可惜，它出世时国家没有与之相匹配的成就。如果威服四夷，扫平西夏，恢复盛唐时的疆界，那时文治武功都达到各自的顶点，又是怎样的局面？
乐观的人在黑暗中看见光明，悲观的人看太阳都是耀斑。神宗在自己的思绪里越走越窄，终于在年底时病入膏肓，他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大臣们有什么意见，他只能用摇头或者点头来示意。在他最后的时光里，只来得及给国家册立一位皇太子。
他的第6个儿子当选，这个孩子年仅10岁，原名“佣”，现赐名“煦”，在名义上成了宋朝的继承人。仅仅是名义上，实权都落在他的奶奶、神宗的生母高太后手里。
宋神宗死了，他带走了一个时代。精确地分析，除了势力衰弱的新法集团以外，几乎所有的人都盼着他死，不管是他的生母，还是他的亲人，除了他不懂事的儿子之外，都等着他咽下最后一口气，好让宋朝再次翻天覆地。
“我好孤寒！”
神宗早就有这样的觉悟，也做了一些准备。可惜世事无情，在他的身后，他的亲人、臣子不仅把他的功业败坏殆尽，就连他的声誉都敢于肆意篡改。
神宗想让苏轼来修国史，不行，苏轼只是从农田里解放出来，去当江州知州。还没到任，又被调离，到汝州去做团练副使，相当于平级调度，仍然不能接触公务。
神宗想让曾巩来修国史，也不行，理由是曾巩的能力不足。真是活见鬼了，堂堂“唐宋八大家”之一，居然在文字能力上不足！
几经改换，神宗已经病倒，这事儿不了了之了。多么高明的手段，一个“拖”字，就把皇帝拖垮了，神宗一生业绩的终身评判，成了一些人别有用心的工具。
为什么会有这种事发生呢？奥妙都在他的本纪里。
《神宗本纪》最后的赞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赞扬，说他当皇子时对弟弟们友善，对老师们尊重。当皇帝后态度端正，努力工作。
小心谦抑，敬畏辅相，求直言，察民隐，恤孤独，养耆老，振匮乏。不治宫室，不事游幸，励精图治，将大有为。
之后笔锋一转，“未几，王安石入相……”第二阶段开始，为了准确理解，大家直接看原文：
安石为人，悻悻自信，知祖宗志吞幽蓟、灵武，而数败兵，帝奋然将雪数世之耻，未有所当，遂以偏见曲学起而乘之。青苗、保甲、均输、市易、水利之法既立，而天下汹汹骚动，恸哭流涕者接踵而至。帝终不觉悟，方断然废逐元老，摈斥谏士，行之不疑。卒致祖宗之良法美意，变坏几尽。自是邪佞日进，人心日离，祸乱日起。惜哉！
这是很高明的手笔，要仔细欣赏。首先文章把宋神宗推到了一个被害者的地位，他的志向是因为宋朝前几代君主的幽蓟、灵武等失败而产生的，这无可厚非。坏事就坏在了王安石的身上，他“悻悻自信”，以“偏见曲学”投其所好。
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既撇清了皇帝，又打击到政敌。
第二阶段是文章的重点，想了解政治的残酷性、无耻性的朋友们注意了，请欣赏什么才是选择性失明。“青苗、保甲、均输、市易、水利之法既立，而天下汹汹骚动……”写的全都是反对派们当时的“痛苦”，把与之对立的各层面都忽略掉，而且动不动就把“天下”两个字提出来，仿佛是他们的专利。
早就说过了，他们只代表北方的官僚、大地主阶层，所谓天下，他们只能占百分之零点几而已。排除这些之外，像熙河大捷、平定荆湖、征服交趾等辉煌胜利只字不提，国库的充足，官员的精简，职位的理顺，这些空前绝后的大好事也一件未提。
这是给皇帝写本纪，用脚指头想也明白，如果没有最高层的领袖支持，谁敢这么乱写，灭十族都是轻的。那么，这些幕后指使者是谁呢？别急，他们立马就会跳出来。
在那之前，让我们用自己的眼睛、自己的文字，为这位难得一见的小皇帝送行。宋神宗的一生，与熙宁变法密不可分，与王安石密不可分，与成败密不可分。
官方说法，总是把他定位为一个失败者，连同王安石、熙宁变法，也都是以失败告终。这让我很迷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论呢？
什么样才是成功，要怎样才算是失败？
熙宁变法是摸着石头过河，在实验中有些细节被证明是错误的，宋神宗都及时去掉了。这就算是失败了吗？只有每一项每一条都带来丰厚利润，没有半点失算才是成功？
以青苗、保甲、均输、市易、水利这几项最重大的改革来看，打击的是豪强，造福的是国家、小民，除非我们是司马光、文彦博、韩琦等士大夫阶层，要不然有什么理由说它们是恶法？
外战的胜负更不必再说了，最后两战之前保持全胜，仅以最后两战为论，西夏受到的打击也绝不比宋朝小。两相对比，甚至西夏变得更衰弱。
我知道，这些都是次要的，历代史书和我们的定位标准是宋朝灭亡了，是被外族消灭的，是在距离熙宁变法不久之后就发生的，所以改革是失败的，宋神宗是失败的，王安石更是失败的。
这简直让人郁闷至死，让我想起了法、儒两家之争里，儒家最大的所谓优势。他们总是说，以法治国都是短命的，看秦朝就是最好的例子。统一天下又怎样？二世而终。
为什么就不想想秦二世做了些什么？在他即位之前，李斯这位法家大宰相就被冤杀了，之后二世和赵高把秦朝搅得一团糟。法，是绝对的精准，绝对的平衡才能体现出优势的。他们这么搞，完全背离了法家。
秦之灭亡，正是法制被破坏，直接证明了法家的优越。
同样，北宋的灭亡要看宋徽宗的作为，尤其是徽宗与神宗之间隔了两位统治者高太后和宋哲宗，中间多少变故，为什么要让神宗来为结果埋单？就以新法、保守两派的争端来说，也是在高太后、宋哲宗时才爆发的。
在神宗时代，两者虽然不和，但从来没有过像牲口一样不分黑白、不讲道理，直接把人往死里整的事。甚至双方都保持了君子的风度，哪怕只是表面上。
千千万万的总结，这时只是开端。历史的车轮在转动，定格在宋神宗这一时代，关于他本人的一生，只凝结为一句话就好了。
——他为他的理想而活，奋斗始终，做的都是前人、后人所不敢做，甚至不敢想的事。
如此一生，复有何求？
从这个意义上说，宋神宗活得非常成功。他的光辉是荣耀，就连他的失意，也是一种难得的经历。对于这样一个追求、梦想了一生的人，作为有独立人格、不拘泥于简单成败结果的现代人来说，实在应该认同他、欣赏他。
宋元丰八年，1085年4月1日，神宗陛下驾崩，谥号英文烈武圣孝皇帝，葬于永裕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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