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相王珪,次相蔡確。
这两个人分工很明确,王珪保的是皇上的儿子,蔡確想的是皇上的弟弟。
蔡確胜算颇高,神宗有两个弟弟,赵颢36岁,赵頵30岁,都是最好的年华。尤其是赵颢,这个弟弟最特殊,当年连王安石都敢惹,还敢和神宗吵嘴,逼得神宗吼出来“换你当皇上……”的话。这样的人,很有当皇帝的潜质。
可是一番试探,发现高太后的娘家人非常不喜欢赵颢,这就没搞头了,立即转头选皇子。同时为了毁尸灭迹,即刻散播谣言,说赵颢图谋帝位,蓄意造反……可怜的雍亲王,和蔡確集团没有半点联系,就被连续利用了两次。
可是支持皇子的队伍太挤了,帝国首相王珪挡在路上,拿这个老东西怎么办?难道要排名在他后边,当个副手吗?
不,决不。
为确保胜算,蔡確悄悄召来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
说来我写这部书的最初愿望,就是由这个人引发的。我很较真,非常讨厌大而化之的笼统概念,比如历史是个漫长的衍化过程,一个民族由盛而衰不是一两代人的责任。
那么具体的责任在哪儿?一代人两代人三代人都没责任,就是说谁也没责任了?
从量变到质变,一定会有某个具体的因素。
说盛衰,中华民族的转折点在宋朝,具化在一个时代,是宋徽宗时代。徽宗之所以堕落,原因在蔡京。没有这个人,徽宗就算不能保持最开始时的清明俊杰,也绝不会迅速地让国家陷于万劫不复之地。
研究蔡京,可以清楚地知道北宋末年时的官场,可以从他一路波折几起几伏的人生里看到北宋从神宗起至徽宗止的官场文化,从而找出中国人一直存在的思想、生活里的痼疾。
简化掉他的一切烦琐履历,他的官场之路走得充满了幸运,同时也注满了苦难。他从老家福建仙游和弟弟蔡卞一起进京赶考,第一个赏识他的人是王珪。
王珪是当年的主考官。
第二个人是绝代人物王安石。
蔡氏兄弟之才,在某些方面绝不在苏氏兄弟之下。比如说书法、政治才能,尤其是早慧、品貌出众的蔡卞。当时是熙宁三年,王安石掌控天下,主持改革,是朝廷第一权臣,他一眼就看中了蔡卞,把女儿嫁给了他。
蔡京几乎在仕途开始的第一瞬间就和宰相挂钩了,这比考中了状元还让人惊异。只不过,王安石是与众不同的,他对蔡氏兄弟的要求很严格。
别想在京城里当太子爷,你们还年轻,去基层锻炼吧。
终王安石当政的9年时间里,二蔡奔走在边远州县之间,与高官厚禄无缘。不过,这竟然有了意想不到的好效果,当王安石罢相之后,不管是新党还是旧党,都对蔡京兄弟很有好感,认为他们有操守,淡泊名利,和邓绾、吕惠卿等趋炎附势之徒截然不同。
有了这样的官场评价,再加上王安石的关系,神宗对他们很有好感。在元丰初年,蔡卞当上了起居舍人,蔡京当上了中书舍人。几年之后,当神宗病危时,蔡京高升为开封府尹。
当上了首都市长后,职权很大了,蔡確想对付首相,直接找到了他。很多复杂的内幕转化成了三组对话。
蔡確:“我们支持六皇子赵佣。”
蔡京:“好。”
蔡確:“我们对付王珪。”
蔡京:“好。”
蔡確:“明天早朝,我和章惇一起向王珪摊牌,你带人守在政事堂窗外,他敢反抗,你就杀了他。”
蔡京有一个极短暂的停顿:“好。”仍然如此回答。
上面的交谈有点古怪,相信大家都看出来了。比如说蔡確为什么会去找蔡京呢?从关系上讲,王珪是蔡京的座师,是官场上非常牢固的嫡系关系。
连当年女皇武则天都非常头疼,弄出个殿试来亲自当老师,拆散这种官场裙带。为什么蔡確视而不见?很简单,他有更牢固的关系。
北宋历史上姓蔡的高官很多,比如蔡確、蔡襄、蔡京、蔡卞。其实他们是亲戚,非常近的血缘关系。蔡確和蔡襄是同一个爷爷,他们的曾祖和蔡京兄弟的曾祖是亲兄弟。一笔写不出两个蔡字,与这个比,什么座师也没用。
可是还有第二个异常的地方。
蔡京太乖了。无论蔡確说什么,他都满口答应,其听话程度,别说是兄弟,就连上下级都很少有这么痛快的。说来这就是蔡京的苦难,同时也是他的特色了。
综观蔡京一生,他没有根基、没有靠山,从帝国最偏远的小地方考出来,就连王安石看上的也是他的弟弟。这样的出身,想往上爬的话,只好委曲求全。
他非常清楚这一点,从最开始时就半点锋芒都不露出来,和每一个人打交道,都透出来足够的热情和周到。久而久之,他形成了自己独一无二的官场存活方式——零拒绝。
这是个非常罕见的特例,俗话说“人无钢骨安身不牢”,不论是在家庭里还是在社会上,男人要有脾气,女人更要有脾气,不然每个人都会欺负你。一句话,不善于说“不”的人,是没有地位,更得不到地位的人。
那么,蔡京的前途会是怎样的呢?会成为一团任人揉搓的面团吗?
这些拭目以待,要一点点地剖析开,才能真正明白。现在要记住的就是他的特色,零拒绝。
可是零拒绝也得有个尺度吧?看看蔡確要他干的事,那是带人到皇宫深处的政事堂里砍当朝首相,真要是这么办了,别管王珪是不是能砍死,也不管是雍亲王赵颢上台,还是皇子登基,他本人都是铁定的死路一条。
明摆着是火坑,蔡京怎么就一口答应了呢?
别急,蔡京现在的肚子都快乐抽了,他以无比、空前、绝后、变态的忍耐力才忍得住没有笑出声来,平静地把蔡確送走。然后集结人手,携带管制刀具,等着第二天的行动。
第二天,蔡次相、章大人率领了大批手下进入皇宫,与三省、枢密院的大臣会合,去神宗寝宫前问疾(神宗还有最后一口气)。在神宗的病榻前,大家很安静,退出来之后,蔡確把大家领到了枢密院的南议事厅。
这时王珪已经快虚脱了,他很老了,还生着病,这样来回折腾,基本就快坚持不住了。偏偏蔡確这时找上了他。
蔡確还好点,章惇一如既往地凶狠,他看着王珪就来气,这个老而不死的家伙怎么看怎么烦人,一次次地想坏事!
“说,你是拥立皇子呢,还是反对拥立皇子呢,今天你要是敢反对,要你人头落地!”
大厅里鸦雀无声,大臣们都愣住了,大宋朝开国以来,还从来没人在办公场所这样威胁过首相。现在皇上病重、首相丢脸,不是真的要出大事了吧?
不承想却看见王珪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像是真被吓傻了,好半天没说出一个字来。其实他是快气晕了,一种被恶搞的快感让他想跳起来骂街,也想仰天大笑,大叫真过瘾,太好玩了。
他本身拥立的就是皇子,现在蔡確和章惇拿刀子逼着他拥立皇子,而这个皇子早就确定好了只有皇六子赵佣一人……这不是在开玩笑吧!
同样微笑的还有躲在窗外,带着数十把钢刀的蔡京。你以为他真的傻吗?蔡確找到他时,他一瞬间就搞清了这个逻辑,所以才答应得那样痛快。带刀就带刀,进宫就进宫,无论如何这事儿都不会流血,乐得做这个顺水人情,把忠心表得鲜血淋淋。
好半天之后,王珪终于缓缓地说出了一句话:“上自有子,复何议?”这句话出口,章惇立即长出了一口气,神宗可以瞑目了,皇位没有旁落。
蔡確却勃然大怒,这等于向天下公开,皇位是自然传承,根本没什么拥立之人。这么半天都白忙活了?正想着再做点什么时,章惇已经带着他走下一道程序了。
大臣们重新进宫,不管神宗还能不能准确表达意识,得把由皇六子继位的诏书传下来。当天赵煦(皇六子佣)终于有了太子的名分,走出皇宫时,三位顶级大臣的脸色各自不同。
王珪神色灰败,油尽灯枯,他再也支撑不下去了,很快就将死亡。
蔡確咬牙切齿,意犹未尽,他怎么也没想到,老得不能再老、懦弱得不能再懦弱的王珪,会在关键时刻精明得用一句话就毁了他的美梦。
章惇意气昂扬,他不管事件里有多少内幕,也不管谁有什么想法,重要的是目标达到了。就像是要让自己更兴奋一些似的,出宫门时他迎头遇上了事件的死对头,雍亲王赵颢。
章惇对敌人下手,从来都是在明面上,要赢就赢得嚣张痛快。他迎了上去,大声说:“已得旨,立延安郡王为太子。你觉得怎样?”
赵颢立即低头道:“天下幸甚。”
章惇大笑着离去,他相信这才是处理这类事件的最好方式。就是要摆在明面上,让赵颢当众低头,彻底打倒,以后少了别样的心思,不仅是对国家,对赵颢本人也是爱护。
在他的身后,蔡確仍然贼心不死,他不甘心。这时他的亲信邢恕出现了,他的主意真的很多。他要蔡確向外界宣扬——是延安郡王赵煦带人进宫逼着王珪同意册立的。不管过程怎样,不管真相怎样,哪怕是谎言,也要不断地重复。
只要造成了影响,就是功劳。
蔡確照办了,他真的想迈出最后的那一步,跨过咫尺之遥的距离,从次相升到首相。为了这一步,他的脑子乱了。
这就是蠢人的悲哀,他忘了是怎样当上的帝国宰相。那不是他的能力、资历,而是宋神宗想亲自掌握朝政,不想被任何手下阻挠,才选了这一届的领导班子。
换句话说,他和王珪只是办事员、传达员,只是御用的秘书而已。从这一点上说,王珪真的比他强,至少明白自己的处境,老老实实地当“三旨相公”。
谣言传出去了,蔡確如愿以偿地成了当时的头条风云人物,把将死的王珪、强硬的章惇都盖了下去。这真的给他带来了好处,最直接的一点,他被一位深宫里的贵妇人注意到了。
高太后。
她觉得很好玩,外边的这些人在搞什么,好像他们能决定什么似的。按传说中的套路,应该是先从她这里得到指示,然后才去外面宣传吧?现在好像正相反。难道想来个既成事实,要她照办?
她觉得,这些人真是找死!
世上没有人知道她的本质是什么,不是这些年人们传颂的节俭、贤惠、识大体,而是跋扈!之前隐身在深宫内院里,外人都不知道。事实上,她的婆婆曹太后、丈夫宋英宗、儿子宋神宗这些在名分、实权都远远高于她的人,都得听她的。
很可惜,这些信息在元丰八年之前只是在宫廷里面流传,不然蔡確的悲剧就不会上演了。他绝对想不到,之前的那些表演会给他带来什么,那是北宋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打击。
谁让他不知进退,敢和高太后抢功劳呢?
她当然会选择她的孙子,至于原因,立赵颢吗?那是个36岁的成年男人了,她用什么来控制?甚至后宫的最高名分都要转移出去,交给新皇后;说她立赵煦是因为对神宗的爱,更是莫名其妙的判断。
要真爱神宗,为什么立即就毁了神宗一生的事业?
归根结底一句话,她忍了快40年了。在她的心里,仁慈深邃的仁宗皇帝是软弱的,大度谦让的曹太后是懦弱可笑的,英宗一生和臣子们纠缠,累死了只给父亲争到个虚名头,实在让她受不了。至于长子神宗,完全是个颠三倒四的小糊涂……整个世界都等着她来拯救。
她需要政治伙伴,理想人选都在西京洛阳。
以司马光为例,他隐居洛阳15年,看似完全退出了官场,可是地位更高,比15年前不知高出了多少。他和洛阳城里老一辈君子大臣们的生活,早就成了一个传说。
在普遍的印象里,司马光这些年的日子很苦。比如他写书累得筋疲力尽全身是病,但仍然坚持,为了效率,他做了个醒枕。那是段圆木头,枕着非常不舒服,作用就是阻止他长时间睡眠,只要稍微动弹,木头就会移动,把他惊醒。
而富弼、文彦博、王拱辰等老派大臣都是被王安石逼出京城的,在洛阳应该是一副凄凄惨惨的失意集中营景象。错了,正好相反,西京洛阳城里,他们过的是一段广为传唱,让历代文人学者流口水的神仙生活。
首先,是物质基础。
这些大佬们每个人都腰缠万贯,手眼通天,要什么样的材料没有,要什么样的地段没有,住的地方怎么能马虎呢?不要说他们自己的房子,易学家邵雍著名的安乐窝都只是他们一时兴起盖起来的。
其中最有特色的是富弼、王拱辰、司马光的宅院。
西京洛阳城,官员宅第无数,光以宰相为论,就有5座。文相、富相、王相、二张相。文指文彦博,富就是富弼。
富弼的宅第是洛阳城中最奢华的,他不像一般的名园以前代隋唐名公的旧宅翻新,而是彻底新建,园中山水亭台湖榭楼台,每一处都体现了他数十年修身为官的品位。
富宅不轻易待客,史书中留下的珍贵资料是易学名家邵雍来访,才偶然得以一游。从富郑公的起居室出来,先穿过探春亭,上一座小山,山上有四景堂可俯览全园。下山后过河,经南渡过通津桥,桥上有方流亭。从亭上远望,对面一片苍翠竹林,中间掩映着一座高堂,名叫紫筠堂。
紫筠堂向右是一片花海,各色名卉齐聚在百余步间,之后经荫樾亭、赏幽台,到重波轩。向北别有洞天,是富宅的一大特色。
北园从土筠洞转入,迎面是一片竹林,里面的景物不再是砖瓦,而是全由竹子搭建。竹轩之下水声潺潺,竹石流水,幽人往来,里面共有四洞五亭。
出竹林向南是一处梅台,松、竹、梅岁寒三友,竹、梅之美兼得。再向南是天光台,此台高于竹林,遮住满院翠绿,外界只能看见山坡的绿草。
转向东是卧云堂,此堂与起居处外的四景堂南北对望,堂外有水流环绕,水尽处又是一座小山,把富园隐藏在都市喧闹之中。
如此亭台,邵雍大为倾倒,他走遍西京名园,认定这座为洛阳之冠。他说得没错,富弼的宅第的确排名第一,这是因为王拱辰的那座一直没盖好。
状元宰执王拱辰一生好运,年仅19岁高中魁首,29岁成为三司使,成为大宋计相,连名字都是仁宗亲赐的。这样的显赫成熟让他的心灵极度膨胀,决定享受完美无缺的人生。
他从27岁在洛阳兴建自己的宅院,工程之大,台榭之美,达到了让人满身冷汗的程度。以北宋最繁荣阶段的顶级公务员工资,加上京城里各种各样官商勾结的庞大灰色收入,这座宅院直到王拱辰73岁死亡时居然还没有建好。
一共历时47年……这是什么程度的奢侈。到他死后,他的子孙们不仅无力继续兴建,连倒塌老坏的房屋都没钱维修。
王园里最著名的是盖好的一座中堂,名叫朝天阁。这座楼高达三层,雄丽巍峨,当时的洛阳城叫它“巢居”,意思是它是树顶的建筑,高到了云彩里。与之相对应的是司马光的地洞,他不爱盖高楼,宁可躲进地底下安静地写书。
司马光的宅院是洛阳城顶级官员中最小的,他选的是偏僻低矮的地方,大小不超过5亩,连苏轼四川老家的宅子都比它大,房屋的风格远看像是一座农家院。
院中有座小山,山上建有“采药圃”。山下有小河,盖了座“钓鱼庵”。其他的只是些竹篱茅舍,院中最值钱的是他近5000卷的藏书。
他把此院叫作“独乐院”,意思就是明确地告诉外界,他不与众人同乐,专心读书写史,院外的所有事都与他无关。至于那个地洞,因为他是西北人,窑洞冬暖夏凉,住起来非常舒服实用。
很久以来,我一直在思量司马光这个人,他是与众不同的,有太多的疑团让人看不清。其中之一就是他15年的洛阳生活。为什么他要这样清苦,连住所都这样简陋?
说没钱是不对的,他写《资治通鉴》是官方投资,宋神宗给了他一笔超级庞大的专项资金,每年还有特别赏赐。那么是他一直简朴,受苦受罪习惯了吗?也不见得。
从他一生的事迹来看,他言行不一,不存在高深隆重的道德。要解释他在洛阳城中的生活表象,只有一个原因,这也是他与富弼、王拱辰等人截然不同的地方。
富、王等人是彻底的养老,在政治上、在恩怨上都抛开了。而在司马光的心里,却有一团熊熊燃烧的大火,他一边写书,一边关注着天下局势,王安石、宋神宗每做一件事都落在他的眼里,很快全世界都会知道,他当时的心情是怎样的。
唯有清苦,唯有严刻,才能让自己保持足够的状态,去等。这是他唯一能做的事,可是前途却遥遥无期。王安石会倒台吗?7年之后他等到了;宋神宗会改变政策吗?8年以来始终不变。
他很老了,神宗却那么年轻,希望在哪里……连《资治通鉴》都写完了,天下仍然是改革派的天下!
怎么办?继续等。司马光坚信,他在15年之间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有意义的,不仅会让他成名,更会让他达到王安石、宋神宗所必须仰视的巅峰。
他做到了。在中国这个礼仪诗书至上的国度里,一位超级学者的魅力是无限的。人们在潜意识里相信,一个人有多大的才,就会相应有多大的德。
一部空前绝后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确立了司马光光芒万丈的形象,有这本书在,他万古不朽。同时在当时也让全天下注目。
他的声望高到了无法想象的地步:
第一,在个人声誉上,全天下人不再叫他的名,或称他的字,而是统称为“司马相公”。
相公,泛指一切曾经在东西两府任职的宰执人员。比如范仲淹、韩琦、富弼、王安石这样的人,才可以领受。查司马光的履历,他在归隐洛阳之前,只是被提名去做枢密使,可惜没上任就被改革派搅黄了,也就是说他根本没资格,但老百姓认可了。
第二,他占住了地利。
西京洛阳是块宝地,在历史上仅次于汉、隋、唐三代的都城长安。自古以来,公卿缙绅聚居在这里,其富裕程度,对周边的影响,并不比开封差太多。司马光在这里是太阳,所有的人都围着他转。每当他写书写累了,就坐着车离开家,去找朋友。
他的朋友是富弼、文彦博、邵雍、程颐、程颢、席汝言、王尚恭、赵丙、刘凡、张问、张焘、刘恕、范祖禹等人。看看这些人的身份吧,不是顶级高管,就是一方大儒。这些人聚在一起,随便写写诗唱唱歌,就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盛事。每当这时,洛阳城中都万人空巷,簇拥着司马光的马车,去看传说中的各位名士。
这样的盛会,在北宋史上非常有名,叫作“耆英会”。
年复一年,作品出来了,声望隆重了,王安石罢相了,宋神宗病死了……司马光如日中天!
盼了整整15年,司马光有太多的话要说,经过缜密思考,他拟定了一系列的行动步骤。由点及面,最开始的一步是把现有的朝臣,以往的政治完全打倒。
历时15年之后,司马光的第一篇奏章是这样开始的:
近年以来,风俗颓弊,士大夫以偷合苟容为智,以危言正论为狂。是致下情蔽而不上通,上恩壅而不下达……皆罪在群臣,而愚民无知,往往怨归先帝……
皇宫深处,高太后手捧这样一篇奏章,脸色开始变得灿烂。好,非常好,把熙丰年间所有的成就都抹平了,把她亲生儿子一生的事业彻底贬低。做得实在太好了!
召司马光进京。
司马光和吕公著一起回开封,起步的官职就是门下侍郎。任命刚刚下达,他的第二篇奏章也发表了,就是著名的《请更张新法》。
从名字上就点出,从此割掉熙丰新法的草。这篇文章很出色,真实地反映了司马光的心声,他开篇就把王安石骂了个狗血淋头。
——“……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误先帝任使。遂致民多失业,闾里怨嗟。”之后,长篇累牍向各条新法排头砍去,把它们比作社会毒瘤,一定要尽快铲除。
这篇奏章是一面旗帜,高太后读得神清气爽,看到了恢复旧法的曙光。
司马光把变法前被赶出京城的同党都召回开封,把他们一个个安插进了重要部门。刘挚、赵彦若、傅尧俞、范纯仁、范祖禹、唐淑问成为台谏,把持言官口舌;吕大防、王存、孙觉、胡宗愈、王岩叟、苏轼、苏辙进入六部,随时候补中枢;文彦博、吕公著、冯京、孙固、韩维等元老为国家咨询政务,像元老院一样地位超然。
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司马光准备就绪,要对新法开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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