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教。
反对派们时刻标榜自己是君子，那么孔夫子的戒律是不是要遵守呢？
——“父死，子三年不改其道，可谓孝也。”
这是最起码的对亡父的尊重。现在登基的是哲宗小同学，无论如何不能让他立即改变神宗的政治纲领。而三年，这对政治来说是相当漫长的时光，足以让很多变数发生。
这个说法正中要害，刚刚还张牙舞爪的反对派们都沉默了，天大地大孔夫子最大，他说的每句话都是最高指示，谁敢反对？而“孝”字是儒家学说的核心要素，敢在这上面含糊，那就真的国将不国了。
但在司马光的身上无效，他的脸都绿了，三年，他都等了5个三年了，现在他连三个月都不能再等了！那么怎么办？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作为一个名义上的纯儒，一个道德上圆满无缺的完人，他虽然不能修改这句话，可并不妨碍他弄虚作假。
他提出一个口号，废除新法并不是“以子改父”，而是“以母改子”，是以神宗亲爱的妈妈高太后的名义进行的。
并且特别注明了，虽然是改了神宗的法规，但并不是说神宗有什么错。错都在王安石、吕惠卿，神宗是被他们蒙蔽欺骗的。
……这是不是在隐晦地说，神宗很笨，很好骗呢？
抛开这个不讲，“以母改子”本身就是个大笑话。查遍儒家经典，只有“女子在家从父，无父从兄。出嫁从夫，夫死从子”。
司马光是从哪儿翻出来“以母改子”的呢？
况且登基的是小皇帝哲宗，高太后只是垂帘听政，一个摄政者而已，她凭什么去干扰国政，篡改儿子的法令？仅仅以她是母亲的角色？
无论哪一条，都说不通。可司马光觉得理由足够了，高太后更觉得充分得过了头。在她心里，这件事只要经过了探讨，都是对她尊严的挑战。难道她想干什么，还要谁来批准吗？！
司马光如愿以偿，真的在神宗死亡三个月之后，就对新法动手了。
头一刀他将砍向了“保甲法”。要看一下他废除法令的原文，才能知道什么叫丧心病狂，胡言乱语。
摘抄主要原句——“自唐开元以来，民兵法坏，戎守战攻，尽募长征兵士，民间何尝习兵。国家承平，百有余年，戴白之老，不识兵革。一旦畎亩之人，皆戎服执兵，奔驱满野，耆旧叹息，以为不祥。”
这是中心思想，第一他说中国人有100多年不练兵了，所以没有必要再练。为什么呢？这不是愚蠢的惯性思维可以解释的，还要结合奏章后面的结束语，才能知道他把本族人看成了什么废物。
第二点，从“国家承平”到“以为不祥”这一段。这是他之所以要废除保甲法的理论依据。因为到处都是练武的人，让乡村的老头儿们很不安，觉得不吉祥，所以要废除。
稍微有点脑子的人都会气得四处乱蹦，国家大臣思考重大国策，居然要以农村平民老头儿的喜乐为依据，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人类社会什么时候进步到这个地步了，北宋真的是人间天堂？重大国策会让基层的老百姓举手表决？相信当时每个人心里都有数，可司马光硬要这样说，还有些人，比如高太后居然能听进去，并且照此实施……
和下面两段原文对比，上面这个又不算什么了。
下一段，司马光谈到了钱——“朝廷时遣使者，遍行按阅，所至犒设赏赉，縻费金帛，以巨万计。此皆鞭挞平民，铢两丈尺而敛之，一旦用之如粪土。”
这简直是睁眼说瞎话。作为一个史学大宗师，他应该连三代以上中国历朝历代的文献资料都了如指掌，那么为什么宋朝本代的资料，他会选择性失明呢？
之所以要实行保甲法，为的就是消减军队，减少军费。虽然保甲法实行中也有支出，但都由皇宫里神宗的封桩库、消减兵源节余的军费里划账，没动用户部一分一厘。这怎么能算是浪费呢？查一下具体的明细，以熙宁四年为例，节约军费160余万贯，保甲法支出130余万贯，还多出了30万贯的富余。
这只是京城附近的统计，放之于全国，节余数字会更惊人。保甲法是费钱还是省钱，还用争论吗？
最后一段，在看之前，请大家深呼吸，别被气晕过去。原文如下——“……彼远方之民，以骑射为业，以攻战为俗。自幼及长，更无他务。中国之民，大半服田力穑，虽复授以兵械，教之击刺，在教场之中，坐作进退，有似严整，必若使之与敌人相遇，填然鼓之，鸣镝始交，其奔北溃败，可以前料，决无疑也。”
这是唯人种论了，中国人就是种地的，不管怎样训练都没法和异族人相比，因为人家天生神武，从小练兵，我们再怎么练，只要一个照面，立即全体卧倒仆街，一点别的可能都不会有。
还有比这更恶毒的言论吗？
司马光也算读过书，研过史，“中国之民”在北宋之前，甚至就在北宋初年，什么时候比“远方之民”弱过？不说燕赵习武旧地，就以农民而论，中兴宋朝最强的武将岳飞本人就是农民，之后明朝戚继光等人的军队里，农民更是骨干力量，相反，坏中国大事的，倒全是由司马光所力挺的禁军、厢军。
他的这种言论，是对以往所有历史的大不敬。可他的言论却深深地得到了高太后的共鸣。她所需要的国民就是一群懦弱的奴隶，只有这样，她才能活得轻松，活得自在，觉得世界真是和谐。
保甲法就这样被废除了，宋神宗、王安石苦心经营的不费钱、不误农的全民皆兵政策，已经实施了15年，让两代人习武成长的政策，就此破灭。几十年之后，金兵突破边关后长驱直入，直抵开封城下灭亡北宋时，任何一个有理智、有记忆的中国人都应该知道恨谁。
司马光这个败类，如果有保甲法在，国家的希望就不会仅仅局限在开封城内那些腐烂的禁军身上。
当年新法登台是有步骤的，这时废除新法仍然有先有后。司马光是有头脑的，他先废了保甲法，卸掉农民身上的武装，下一步才能让农民们回到水深火热的旧时代里。
废除方田均税法。
一个时代结束了，农民成了从前的农民，地主变成以前的地主。
1087年的春节到了，新年伊始，万象更新，宋朝进入到元祐二年。帝国第一件大事出现，首相蔡確罢相，贬职陈州。
公开的理由是担任山陵使时失职。
谁都知道，其实是高老太婆记仇了。当时无论是蔡確还是其他人，都没太重视。因为按惯例，这是很重的处罚，已经罪责互抵，可以重新做人。他错了，他在元祐元年早春的寒风中走出京城时绝对想不到，这只是一个开始，不仅是他的噩梦，更是高高在上的太皇太后高氏的噩梦。不久之后，宽松、仁爱、慈善、文明的宋朝将变成一个超级苛刻、残酷、恶毒、不讲半分情理的梦魇世界，谁也别想在这个世界里有好日子过。
强如高太后，也别想躲过臣子们的反攻倒算！
一记空前的重磅炸弹在宋朝的各个角落炸响，震得每个人头晕眼花。司马光要求宋朝全境各州县必须在5天之内废除免役法，恢复募役法。
宋朝有多大？这样的疆界，众多的官员，要怎样调配、实施，才能在5天之内完成这一目标？
役法与税法，是国家的根本。现在司马光要换掉二分之一的根基，居然只给了5天的时间！这简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在历史上除了应付亡国级别的战争，从来没有这样颁布法令的。5天……把开封城里的命令传到帝国各处的边境都不够用。
高太后心花怒放，下令废免役法令即日起生效！（即日行之）
国家元首、辅国重臣联手发癫痫，绝大多数的大臣选择了沉默。事情是明摆着的，连首相大人都被整垮了，剩下的人去蹚这浑水还有意义吗？
章惇觉得有。
章惇在一次朝会上当堂和司马光辩论，两人你来我往吵了起来，其结果就是章惇捅了一个超大的马蜂窝。从开始章惇就很尴尬，一个年轻力壮的壮年人和一个随时都可能倒毙的糟老头儿叫唤，那样子简直逊毙了，同时还被不停地打扰，提醒他吵架时要注意风度，以免让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不愉快。
这真是见鬼，居然成了这次国策大辩论的胜负标准。章惇竟然输在了态度上。当年的辩论实录是存在的，实在太长，没法搬上来，我们只看旧党另一位领袖吕公著的原话，就会知道章惇受到了怎样的刁难。
——“惇所论固有可取，然专意求胜，不顾朝廷大礼。”
既然说得有道理，可见对国家有利。在这样的大原则面前，居然怪罪章惇有求胜的心理。
不管怎么说，这就是有罪名了，可以群起而攻之。由司马光推荐上来的各位言？官老大纷纷跳了出来，打倒了蔡首相，再撂倒章枢密，想想都让人兴奋！
章惇被赶走之后，新法集团一败涂地，中高层的办事人员，如吕嘉问、邓绾、李定、蒲宗孟、范子渊等人一股脑都被贬到了外地。
旧党扬眉吐气，司马党魁威武！15年之后大振神威，把新党连根拔起，实在让人佩服。
激动之余，他们不自觉地向司马光身边靠拢，认为在这样的大好局面下，实在应该献出自己的一分力来，让形势好上加好。
这些人的代表是苏轼、范纯仁、韩维。想表达的想法，集中在免役法废不废、怎样废、废完了用什么代替上。
先说范纯仁，他是范仲淹的二儿子，以当年的道德标准、文化标准来衡量，他是一位完人，拥有一颗平衡之心。
这种罕见的心灵源自宋朝300多年间第一人范仲淹的家风。范仲淹一生从贫苦到大臣、从文臣到武将，走过了一个完整的人生，由此也带来了他包容大度、不偏不倚的心灵。拥有这种心灵的人，当官时怜悯百姓，做平民时保持自尊，平素里温文尔雅，有外敌时却冲在最前线。
传到第二代之后，范纯仁保持了父亲的一些特性，同时形成了自己的一些风格。如果说范仲淹的心灵是温文、恢宏的话，那么他就是温文、仁厚外加一点点的愚蠢。这点愚蠢是很可爱的，它甚至是范家的传家特质，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之，明明知道要得罪权贵，也要忠于自己的心灵，甚至明知道自己无能为力，也要为国分忧。
所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好了，说得有点多了，范纯仁的平衡心灵觉察出司马光的行为有问题，他跑去提了个醒。说废除免役法是件好事，但是要看怎样去做，太急了会让基层一团糟，老百姓无所适从。尤其是实施废除法令的人，要是选不好，会造成大面积的混乱。
平心而论，这是常识。当年王安石改革时，免役法是他和宋神宗反复研究了两年多才逐步实行的，先京郊再河北，然后才推广全国。他司马光可好，5天之内全国都改！
这种急躁程度，简直是疯子才能想出来的。
所以范纯仁要提这个醒，也觉得但凡有点理智的人都会答应。他错了，司马光这时的状态、心灵都绝不能以一个正常人去衡量。
这个醒提得毫无作用，司马光理都没理，彻底无视。
苏轼第二个登场。说实话，他上来时司马光没想到会听到不同意见，想当年小苏同志是坚定的旧党新锐，和王安石斗得火花四射，多少年后都是旧党人士心里永恒的闪电嘛。
可是十多年过去了，苏轼已经变成了苏东坡，人的经历决定心灵，苏轼从最初一步登天的小地主，被贬到外地成政治犯，回归土地沉淀灵魂，这一步步走来，他对事物的看法和从前已经截然不同了。
这也是他和司马光的最大区别，司马光从地主到贵族，哪怕是归隐洛阳，都处于人文之巅享受世人的膜拜，从来就没有身份上的变化，他的心灵从始至终都是纯正的士大夫阶层。
可惜这一点我知道，读者知道，宋朝元祐元年时的苏轼却不知道。从他后来的表现来看，他把这时的司马光仍然当作一个纯正的学者、公正的长官来对待的。
苏轼摆事实讲道理，把他流放在全国各地的实地经验告诉司马光，说免役法也好，募役法也好，其实都是各有利弊，没有哪个是十全十美的。真正衡量起来，基本分不出好坏，差不多，只看着眼点在哪个受益阶层。
这时，司马光沉默不语。
苏轼满腹经纶荡漾，大段语录涌了出来。忽然间从两个具体法令过渡到法令改变的根本上，他想在原始点上彻底阐释法令的由来和变化。为此，他从神话时期的夏、商、周三代说起，历经秦、汉、唐、五代，最后说到了宋朝，说得头头是道，最后合成一个核心——法令是可以改变的。
司马光继续沉默不语。
苏轼却暴跳了起来，他觉得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在堂堂当代文坛领袖苏东坡说事时，听众居然脸露愤色，表情不爽，这是对他学识、风采的极大蔑视！
却不知在司马光的心里，他苏轼已经把当代最伟大的史学家侮辱得身无寸缕了。和《资治通鉴》的作者说法令的优劣？尤其是该法令还是他15年之间念念不忘、刻骨铭心的免役、募役两法？
苏轼你当我是白痴啊。
更可气的是，我不理你，你居然从夏朝开始说事，一大堆一直啰唆到了本朝。你不知道我15年间都干的什么吧，我用你来给我讲历史？
居然还要求我听的时候脸露微笑？
何况你口口声声说法令必须变，得与时俱进，我看你是忘本了。本党魁在15年前就公布了旧党的法令观念——法不可变！
最好是三代时的古法一直流传到今天，宋朝才会是最完美的社会。这样子与俺当面唱对台戏，你是个叛徒吧？
可惜的是，苏轼先生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一直讲了下去，这中间司马光的内心动态被他通通忽略了。见到党魁大人脸色不悦，他反而怒了，觉得应该给对方上上官方礼仪课。
苏轼说：“当年你和韩琦老相公争论陕西刺勇事件时态度很恶劣，说得很尖锐，韩琦很不高兴，而你坚持到底。现在你当了宰相，难道不容许下属说话了吗？”
众目睽睽，司马光的老脸上艰难地挤出了一丝笑容，貌似认可了苏轼的指责，心里的郁闷却呈几何数暴增，在当时只要稍微有心的人，都能察觉到司马光几十年间口不对心、言行不一的众多证据。可当面指出的，除了刚刚被赶走的章惇之外，就只剩下了苏东坡。
一时口快，把话明说，苏轼爽了一小会儿。至少司马光承认了自己气量不足，狭隘跋扈。可是一来给自己种下了祸根；二来根本于事无补。
司马光尴尬归尴尬，难堪归难堪，达到目标才是最重要的。就算承认了丢脸又如何，苏轼讲的话照样不批准。当天苏轼顶着一脑门子的乌云回到家，一边脱衣服，一边摇头叹气：“司马牛！司马牛！”
除此之外，他再想不出别的什么话了。
大文豪没话说了，基本上役法是不是要变的问题已经解决，剩下的是要怎么变，变成什么样。这时，一个小人物有了个创新式的方案。
监察御史王岩叟，他主张实施“诸役相助法”。顾名思义，既然免役、募役都有缺陷，为何不把它们中和一下，取长补短呢？
司马光大发雷霆：“言官管的是纪律，谁允许你乱议国策的？！闭嘴。”王岩叟就闭嘴了。这记霹雳挨得一点不冤，他根本就不懂为什么司马光一定要用募役法来取代免役法。
这里面有个秘密，试问司马光推崇古法，三代以来中国历代的役法太多了，为什么他一定要选择这个争议巨大的募役法呢？答案在千里之外的江南。
在金陵，司马光当政的消息传遍天下，却被人刻意地屏蔽在一座小院落之外。这是王安石的家，他的家人不忍心让他知道，当年他呕心沥血创制的新法被人一一破坏。可是免役法之争太大了，还是传进了王安石的耳朵。
王安石愕然。他说：“连这个都要废除吗？免役法是我与先帝共同创立，反复思索两年多才颁布的，内容面面俱到，成熟完备，不能这样轻易废除的。”
从这时起，王安石衰老伤病的身体更差了，他几乎不思饮食，一天天沉默寡言。可是打击才刚刚开始，不久之后新皇登基的恩科考试开始了，又一个消息传到了金陵。
当年王安石修改课本，改革科考，为国家培养有用的人才。课本中有他亲自批注的《诗》《书》《周官》，称之为新义。这是15年间宋朝全国举子们一直研究的学科。司马光临近考试突然宣布，废除王安石批注的所有新义，一切恢复到熙宁以前。
不为王安石考虑，也要为天下无数考生着想吧，临近考期了突然来这么一手，抛开朝廷重臣、知识前辈的身份，司马光仅仅以一位长者的年纪，都不应该这样刻薄。
他这样做了，目的也达到了。王安石整夜失眠，绕屋步行，清晨时家人看到屏风上写满了字，没有任何谩骂词语，只有数百个司马光的名字。
司马十二（即司马光，因其在家中排行十二）……不承想15年之后，你蜕变成了这样！但是，这还不是结束。又过了些日子，一个新的命令颁布了，严禁官方人士、各地书馆翻看一本名叫《字说》的书。这本书，是王安石晚年的重要作品。
王安石是罪犯吗？为什么会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一方面废除新法，抹杀王安石在政界的印迹；一方面禁锢王安石的作品，抹杀他在人间的思想。这样的行为要怎样定位，我实在不愿让自己的文字骂人，大家自己去想吧。
综上所述，全盘思考，才知道为什么天下有那么多的役法不用，司马光一定要用募役法来取代免役法。他就是让活着的王安石知道，你当初认为免役法先进，比募役法好，我偏偏改回来，让你眼睁睁地看着，一点办法都没有！
他的目的达到了。
王安石的健康急剧下降，真的死在了他前头。
宋元祐元年四月初六，王安石逝世。
按以往的习惯，我应该为他的一生作一个我个人认为合适的总结。但反复思考后，我放弃了。
不是怕争议，更不是怕难度，而是我前面说得实在太多了，这时有司马光的一举一动来反衬，更能看出王安石的本质。
还用得着多费笔墨吗？何况300多年宋朝历史里，我早就下了个决定，无论是哪位人物，我都会适时地给出自己的见解。唯独王安石，我空缺，公道自在人心，我不认为我前面说得还不明白，更相信读者们自己的眼光和理解。
如此，算是我对荆公的推崇和尊重吧。
回到司马光废除免役法的时间段，在范纯仁、苏轼有话要说时，5天内废法行动一直在进行中，司马光在一片反对声中突然迎来了一股春风，一份公文摆在了他的办公桌上。
开封城周边州县按时完成任务，所辖地区内免役法全部废除，募役法已经生效！司马光惊喜交加，在这种时刻是谁这么乖，当了他的突击队长？
看公文署名，开封府尹蔡京。
蔡京……新党、王安石的亲戚，这实在犯司马光的忌，可是在这种关键时刻，反而是最好的典型示范。想想连王安石的人都这样支持他，旧党党内该怎样反应？
他召来了蔡京，拍着他的肩膀说：“好同志，要是每个人都像你这样办事，还有什么命令贯彻不下去呢？”由此，蔡京捞到了他人生的第二桶金，旧党党魁司马光赏识了他。
王安石派蔡京下基层，司马光树立蔡京是模范典型。想想几十年后蔡京的作为，谁该为这个妖孽埋单？诚然，这时的蔡京还处于雏形，看上去人畜无害，可是司马光仍然看走了眼，他没有发现两个至关重要的破绽。
第一，蔡京的人品。
在这之前，在新、旧两党之间摇摆的人是有的，比如刚下台的首相蔡確。可从来没有人这样明目张胆地反叛，第一步就拿前领袖的政治根基开刀。
蔡京这样做了，他的“零拒绝”手段再一次使用，这样没原则、没底线的行为，司马光不仅不鄙视，居然还提倡，他本人的底蕴是什么呢？
如果以一切为政治服务，以达到目的为准绳，那么他多年以来保持的圣洁光环在哪里？退一步讲，这样急赤白脸地接纳蔡京，也证实了他急病乱投医，在自己党内都缺乏认可的现实。
第二，蔡京的危险性。
让庞大的京城周边州县在5天以内废一法、立一法，这里面得有多么复杂的操作。政治即人事，在高官遍布的京城周边，蔡京能避开所有的障碍迅速搞定所有的办事人，为他的欲望全速运转，这体现了令人折服的手腕。
这是强人手段！
有这样的能力，加上这样的品格，司马光居然熟视无睹。他的眼光在哪里？他巨大的史学知识在哪里？说到这一点，更让人无语的事还在后面。
免役法废除之后，青苗法、将官法迎刃而解，司马光在国内举世无敌，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可是他非但不快乐，反而唉声叹气。他苦闷啊，对身边的人说了一句话——“西夏未服，吾死不瞑目。”
此言一出，新、旧两党人士都深有共鸣。从太宗时起到神宗一生，都被西夏拖得筋疲力尽，这是大宋近百年的无解毒瘤了，司马相公终于要对它动手了！
但是怎样操作呢？四位皇帝无数能臣都搞不定的事，司马光会有什么好办法？事实胜于雄辩，司马光给出的答案惊天动地，事先谁也想不出来了。
之所以会和西夏人恶化到现在的地步，都是王安石惹的祸，那么解决的办法也简单。把熙宁、元丰年间历次战争所得到的“好处”都还给西夏人不就得了嘛。比如米脂、浮图等四座城寨，恢复与西夏的榷场继续做买卖，至于每年的赏赐当然更不能少了，一切向仁宗、英宗时代的待遇看齐……
这样的开价让西夏人疯了，宋朝人很怪耶，这是真的吗？！前后的反差实在太大了。接下来，他们就看到了宋朝人的诚意。四座城真的还过来了，赏赐什么的也全数送来，至于回报，宋朝只要求西夏像从前一样称臣，每年写点格式标准的拜年信。
西夏人实在过意不去了，想了想，这样吧，我们也厚道些，把永乐城之战中抓到的几百个俘虏还给宋朝吧。如此这般，司马光终于安心了，拿着西夏人送来的称臣报表，他向全国宣布，西夏被宋朝征服了！！
兴奋之余，司马光意犹未尽，他想起王安石当政时期，好像还打下了一大片土地，现在叫什么熙河路。做人要诚实，要还一起还，把这个也还给西夏吧。
这时有人终于忍不住了，拿地图给他看。告诉他你别再说胡话了。看清楚喽，这片地原来是吐蕃人的，跟西夏人没关系。再看看地理位置，真要还给西夏，宋朝就被合围了！
……啊，这样吗？
司马光勉强提起精神看了看：“那好吧，熙河就留着吧。”
以上的事件单纯来看，已经让人忍无可忍，只有结合历史来讨论，才会明白司马光此举有多么险恶自私。
他是历史大宗师，远在夏、商、周时期的历史都如数家珍，那么中唐时期的事情会不知道吗？说来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大悲哀，历史，一直是令中国人自豪的，可是曾有位外国人一句话就把中国人在这方面的自豪抹杀了。
黑格尔，他说中国古代是没有历史的，每一个朝代都只是单纯的重复，甚至发生的事件都不断地雷同。远不如欧洲，有原始、奴隶、封建等社会形式，进化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
作为中国人，我乍一看，第一时间也很愤怒，觉得被蔑视了。可是仔细审视，变得无语。就比如司马光割让西北四城的行为，在中唐时就发生过。
唐朝党争最激烈的时候，分为两派，牛党和李党。在唐文宗时代，牛党党魁叫牛僧孺，李党党魁是李德裕。两党互相排挤，在830年左右，牛僧孺是首相，李德裕被贬到西川边疆站岗。西川与吐蕃接壤，岷山的西北有座维州城，很多年前被吐蕃人夺走。
这时，吐蕃的守将悉怛谋仰慕李德裕，带着全家，把维州城打包一起投降了。李德裕喜出望外，上报朝廷，结果让牛僧孺非常不爽。
你的成就是我的失败，要怎样搞点破坏呢？牛僧孺选择从懦弱昏庸的唐文宗下手。他说为了一个城池和吐蕃人交恶，小心对方出兵，从蔚茹川直入平凉阪，不到三天就可达到咸阳桥，只怕京城都守不过来，得到一个维州算得了什么呢？
文宗害怕了，命令把悉怛谋交还吐蕃，把维州城也送回去。结果悉怛谋全家被吐蕃人虐杀在唐朝边境上，从那以后，再没有吐蕃人敢于向唐朝归降。
牛僧孺把党争放在国家利益之上，事情过去才200多年，以司马光的学识这是最基本的小儿科，可他竟明知故犯，重复这种罪恶，为的是什么呢？
大家自己去想吧。
如果以为他真的是为了宋帝国的安宁，宁可花钱消灾才这么做的，呵呵，很快西边的局势就会扇到他的脸。可是那一点都不妨碍《宋史》在他的个人列传中写出这样一句来——“……中国相司马矣，毋轻生事、开边隙。”
西夏甚至辽国人都告诫自己的边将，宋朝是司马光做首相了，你们千万要小心，别去惹事！
……别说在元祐时期西夏变得再次嚣张起来，退一万步，就算真的安宁了，也是人家手懒。想要的都白送过来了，还需要再动刀子去抢吗？
挣扎着做完这些，司马光全部的精力都用完了，全部的心愿也都达成，他自己都感觉没有再不死的理由。可是在七月时，他突然间回光返照，从病床上跳了起来，钻进轿子往皇宫里赶。
紧急通报，有人在高太后那儿提议重新启动青苗法！
这还了得？我还没死呢就有人敢唱反调，必须掐死这个出头鸟。等他赶到皇宫里时，肇事者还没来得及跑，被他堵个正着。
范纯仁，他站在高太后面前还在解释现状，阐述理由。司马光进来没看任何人，直接对高太后说：“是哪个奸邪劝陛下重施这个邪法？！”
范纯仁立即闪到了一边，一个字都不敢说了。奸邪，这顶帽子压过来，他的终生就得被定性，连他父亲都得被追贬。
司马光又成功了，哪怕奄奄一息，他都震慑全朝。可是天下的形势怎么办呢？要知道范纯仁并不是新党，他不会没事申请雷劈，他是看到了危险的现状，因为国库又开始空虚了。
青苗法、方田均税法被废，在原有的法令下，土地、农民又被地主们霸占，国家的利益重新缩水，这样的实际问题谁来解决？这些司马光不管，他只管废，兴什么，管我毛事？
这是他一生最后的真实写照，他列传里有一句流传天下的名句可以佐证。什么责任、什么危险，在他那里都能忽略掉。
当他废法最起劲时，“以母改子”改得最爽时，有人曾经提醒他：“这时否定宋神宗，小心哲宗长大了会为父亲出头，那时再翻天覆地一次，宋朝可怎么办？”
司马光爱理不理——“天若祚宋，必无此事。”老天爷如果保佑宋朝，这种事自然不会发生……
司马光死在宋元祐元年（1086年）九月初一，享年68岁。他的葬礼规格是超高的，赠太师、温国公，一品礼服、银绢7000两，谥文正，以皇帝的名义赏了块石碑，上面刻着“忠清粹德”。
另外，高太后带着小哲宗亲临现场致哀，她本人还当众哭了几声。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王安石死时，以荆公之名望地位，去世时居然一无神道碑、二无行状、三无墓志铭。治丧时只有一个弟弟在场。
至于之后的追赠、苏东坡的制文，是一个让人玩味的讽刺。那居然是王安石平生大敌司马光说了一句话，宋朝当局才赏了下来。
——“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疏远谗佞辐凑，败坏百度以致此。今方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特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
这些话除了开头稍微肯定了一下王安石的人品之外，没有一处不是在骂人。
翻译成白话文就是，王安石这人的本质还是不错的，就是性格有问题还很笨，要命的是还特别喜欢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由于这种本质，他把忠贞纯洁的人都赶走了，弄得满朝廷都是小人。现在我刚刚要改变他的过失，他却突然死了。我料到他死之后肯定会有很多的反复小人打击他，借此进入我们光明伟大的旧党队伍，所以我认为，朝廷应该给他一些优厚的抚恤名分，以免助长浮浅刻薄的风气。
我的翻译有错吗？
如果没错，大家应该明白，他哪有半分对王安石的认同？仅有的一点点善意，也是为了所谓的朝廷风气。好了，回头说司马光。
他终于死了，对他，我是有话要说的。他的人品、作为，在前面已经就事论事、夹叙夹议地说过了，现在我要讨论的是他的成就。
司马光，北宋时期著名的史学家、散文家。
这是事实，史学界有句话，叫“千古两司马”。即西汉司马迁、北宋司马光。这两人不仅都姓司马，两人的著作也大体相当。
分别是《史记》和《资治通鉴》。
基本上这是公论了，可是我一直很不认同。我不会因为我写的是宋朝，就把宋朝的人物无限上纲，去满足读者们的追星欲望。这两位司马先生真是太不相同了，简直是两个极端，连带着两人的著作也截然相反，从性质到目的，都水火不容。
司马迁是敢讲真话的人，因为李陵事件，他说了公道话，结果被汉武帝下狱，为了能活着出来完成《史记》，他忍痛接受了宫刑。这是多么大的牺牲，是多么执着的追求！
再看司马光，他的政治生涯在元祐出山之前，一直都只尽百分之八十的力，从来不会把自己扔进斗争的旋涡，忘我投入地工作。直到高太后掌权之后，有了百分之百的安全保障，才施尽辣手。
他是多么聪明，多么谨慎……
看两本书的修撰过程。《史记》是司马迁的个人成就，他出狱之后虽然还有西汉的官职，可是不再是修史的太史令了，写《史记》是秘密进行的，写完之后也没打算上交皇帝，而是要藏于名山，以待后世。
而《资治通鉴》不同，它的作用是教皇帝怎样治理天下，可以说是皇帝科班的教科书。在写这部书时，司马光有丰厚的俸禄，有精英班底，写成之后呈交宋神宗，得到了大笔赏赐。
最重要的一点是，两者修史、治史的心灵区别。
《史记》是光明、公正、博大、坚贞的，司马迁虽然在身体上失去了男性的功能，可他始终是个不屈不挠保持自我的汉子。他写书时敢于说真话，指出历代皇帝权贵的错误，连当朝的汉武帝都一视同仁。更有甚者，他把西汉王朝创立时的死敌项羽提高到了帝王的身份，和刘邦一样享有“本纪”的待遇。
反观《资治通鉴》，开篇从周朝开始，结稿在五代末年，他本人生活在宋朝立国将近百余年的时代，可半点宋朝的事都不提。
多么明智，绝不惹半点麻烦。这是多么懦弱啊，这本书的本质不是教人怎么当皇帝吗？那么本朝前几位皇帝的得失是最重要的内容，居然为了自己的安危彻底忽略。
如果在生存的前提下，司马光也许没有错。可是就不要侮辱司马迁了，两者根本不是一个等级的人物。一个连真话都不敢讲、两面三刀一辈子的人，根本不配谈历史创作。
毕竟，历史最基本也最重大的意义就在于——真实。
司马光死了，高滔滔（高太后）有点孤掌难鸣。总是有人跳出来搅事，让她不如意，比如言官，还有突然之间在宋朝官场里形成的党派。
以籍贯区分，洛、蜀、朔三党。
洛党党魁程颐，重要手下朱光庭、贾易等的特点是首领是圣人，目标是从皇帝到庶民，全天下都是我们的学生，所有人都要接受我们的教育！
蜀党党魁苏轼，手下是苏辙、吕陶等。特点是学问高，名望高，站在诗酒文化之巅，坡仙才气纵横，对谁都敢指指点点。
朔党没有党魁，一群人扎堆守着圆桌开会，不分大小彼此，主要人物是刘挚、王岩叟、刘安世、梁焘，成员很多，都是朝廷的重要官员。特点就是力量，我们文官有力量，从高端到中坚，每一个角落都有我们的人！
三党掐架，很有三国的味道。
对此，高太后喜闻乐见，除了把特别讨人烦的贾易下放地方之外，一概不闻不问，直到蔡確在安州的车盖亭写了10首诗。
这些诗在宋朝迅速风行，皇宫深处都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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