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印度有这样一则寓言，有四个盲人很想知道大象是什么样子，可他们看不见，只好用手摸。
一个盲人先摸到了大象的牙齿，他高兴地说：“我知道了，大象就像一个又大、又粗、又光滑的大萝卜。”
一个高个子盲人摸到的是大象的耳朵，他大声喊道，“不对，不对，大象明明是一把大蒲扇嘛！”
“你们说的都不对，大象只是根大柱子。”矮个子盲人摸到了大象的腿。
第四个盲人摸到的是大象的尾巴，他说，“大象哪有那么大，它只不过是一根草绳。”
这则“盲人摸象”的寓言妇孺皆知，后以这个寓言来讽刺那些看问题以点代面、以偏概全，目光短浅的人。
一千年以前，我们的先哲、宋朝大文学家苏轼也曾写过一篇这样的寓言故事《苏东坡集·日喻》。
“生而眇者不识日，问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状如铜盘’。扣盘而得其声，他日闻钟以为是日也。或告之曰‘光如烛’。扪烛而得其形，他日揣龠以为日也。而眇者不知其异，以其未尝见之而求之人也。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未达耶，无以异于眇。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盘与烛也。自盘而之钟，自烛而之龠。转而相之，岂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见而名之，或莫之见而意之，皆求道之过也。”
这则古文的译文：
有个人生下来就双目失明，不知道太阳是什么样子，就去问眼睛好的人。有人告诉他说：“太阳的形状像个大铜盆。”盲人回到家中就敲起了铜盆，盆子发出了声响。后来他听到钟声，以为这就是太阳了。又有人告诉他说：“太阳发光，就像蜡烛一样。”于是，盲人又去摸蜡烛，知道了蜡烛的形状。后来有一天，他摸到一根像竹笛一样的乐器，以为这就是太阳了。太阳与钟、竹笛般的乐器相差太远了，但是盲人不知道它们之间的区别，这是因为他根本没有见过太阳，只是向别人打听的缘故。
抽象的“道”难认识的情况，比太阳难认识更严重。而人们不通晓“道”的情况比生来就是瞎子认识太阳的情形没有什么不同。通晓的人告诉他，即使有巧妙的比喻和很好的启发诱导，也无法使这些比喻比用铜盘和用蜡烛来说明太阳好。从用铜盘比喻太阳而到把铜钟当作太阳，从把铜钟当作太阳而到把乐器龠当作太阳，像这样辗转连续地推导它，难道还有个完吗？所以世间大谈“道”的人，有的就他自己的理解来阐明它，有的没有理解它却主观猜度它，这都是研求“道”的弊病。
既然如此，那么这个“道”最终不可能求得吗？苏先生说：“‘道’能够通过自己的虚心学习，循序渐进使其自然来到，但不能不学而强求它。”什么叫做“致”？孙武说：“会作战的将军能牵制左右敌人，而不被敌人将自己处于被动的境地。”子夏说：“各行各业的手艺人坐在店铺作坊里，来完成他们制造和出售产品的业务；有才德的人刻苦学习，来使那‘道’自然到来。”不是强求它而是使它自己到来，这就是“致”啊！
南方有很多能潜水的人，天天同水生活在一起，七岁就能趟水过河，十岁就能浮在水面游泳，十岁就能潜入水里了。潜水的人能长时间的潜入水里，哪能是马虎草率而能这样的呢？一定是对水的活动规律所领悟的。天天与水生活在一起，那么十五岁就能掌握它的规律。生来不识水性，那么即使到了壮年见了到了船就害怕它。所以北方的勇士，向南方的潜水的人询问来求得他们能潜入水里的技术，按照他们说的技术到河里试验它，没有不淹死的。所以凡是不老老实实地刻苦学习而专力强求“道”的，都是像北方的学潜水的一类的人。从前以讲究声律的诗赋择取人才，所以读书人合儒家墨家还兼及名家法家而不是立志在求儒家之道；现在以经学择取人才，所以读书人只知道强求义理，而不是专力踏踏实实地学。
渤海人吴彦律，是有志对经学作实实在在地学习的人，正要到京城接受由礼部主管的进士考试，我写《日喻》来勉励他。
成语“盲翁扪龠”，就是苏东坡讲的这个故事。
东坡在《日喻》这篇短文中，引经据典，用笔灵活，通过生动鲜明的故事来启发读者的想像，使读者对所要说的道理先有了感性认识，以一种别开生面新鲜活泼的形象来感染读者，体现了东坡十分娴熟驾驭古书的能力。
东坡以自己亲身体验，告知后之学者做学问如果不通过自己刻苦钻研，亲身实践，注重自我本身的主观能动作用；只是靠打听别人，随便相信别人，则不会得到问题的本来真面，不仅失于片面，而且还容易犯错误。这篇文章语言温和流畅，不同于一般古文的条条框框，没有板起面孔说教的味道，寓意于理娓娓道来，对人生诸多深层次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其实，我们根本没有必要拿“盲人摸象”来和东坡先生的文章作比较，东坡的这篇短文精彩，深刻，见地，发人深省的程度都是不言而喻的。
东坡涉足了当时文人士大夫所能涉足的所有领域，并都达到了极高的境界，表现出来的宽广博学让人钦佩。先生无所不逮，无所不能的才气，旷古绝后。先生的精神与思想，早已融入了历史与文化生生不息的发展创造和传承之中，不但影响着过去，影响着现在，还将影响着未来……
宋人范温评价苏东坡，说：“老坡作文，工于命意，必超然独立于众人之上。”后世得以欣赏到东坡这样“千古第一人”留下的多种多样的文学作品，真是幸莫大焉。
“上下五千年，一个苏东坡。”他的名字就是一座不朽的丰碑！
苏东坡是怎样不合时宜的
赵匡胤开创了北宋王朝后演了一出“杯酒释兵权”，从此重文轻武。宋王朝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人们生活最幸福的朝代。苏东坡这位大宋一流才子，却没能享受到这一幸福，而是一生命运坎坷，仕途跌宕。这难道是历史的误会？究其原因，这都是他“满肚皮的不合时宜”惹的祸，就是这一条“莫须有”的“罪过”，曾使他命悬一线，几乎丢了“老头皮”。那么，苏东坡是怎样不合时宜的呢？
东坡的“不合时宜”主要表现在官场上，就是谁掌权就和谁对着干。
和王安石的新党“对着干”
宋神宗赵顼（1067—1085在位）熙宁二年（1069）起用王安石任宰相。为振兴北宋王朝，王安石在神宗的支持下开始大刀阔斧地变法，新法推行后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过于激进加上所变之法并非都是善策，大官僚、大地主一直带头反对，激发了各方面的矛盾。苏东坡认为道德风俗才是国家存亡之所系，希望通过社会各阶层自觉调整来改变社会的衰败，在不引起剧烈变动的条件下施行变法。
王安石变法出发点是无可厚非的，但他的青苗法，免疫法，保甲法等许多新法，实施时根本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反而给天下百姓增加了很多负担。苏东坡对这些新法极力反对，上《议学校贡举状》反对改变科举，上《谏买浙灯状》反对低价买浙灯四千。
苏东坡的行为引起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的强烈不满，李定等人对他进行弹劾，东坡遭到当权派的贬谪，两次被贬杭州。熙宁四年（1071）元月，东坡被任命为杭州通判，此后辗转而密州、徐州和湖州。虽然远离了政治斗争的虎口，但他在地方看到新法的弊端，感觉“如蝇在食，吐之乃已”，他不吐不快。于是在自己的诗歌中对新法之弊进行了批评。
老翁七十自腰镰，
惭愧春山笋蕨甜。
岂是闻韶解忘味？
迩来山中食无盐。
七十老翁还要上山挖笋蕨，因为他已经穷困的三月食无盐了。这是讽刺新盐法使得山中之人饥贫无食。
杖藜裹饭去匆匆，
过眼青钱转手空。
赢得儿童语音好，
一年强在半城中。
实施青苗新法后，人们都到官府办理各种手续，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又耽误了农时荒芜了土地。这是对青苗法的讥讪。
东坡所为，正如苏辙为其撰墓志铭所言，“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
遭到谪贬后，苏东坡仍然不改本色坚持对抗新政。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东坡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上书《上神宗皇帝书》和《再上神宗皇帝书》给神宗皇帝，反对变法。他的坚持使青苗法完全废止，使穷苦百姓的欠债连利息在内一律得以宽免，给腐败的吏治注入了一缕清新。
元丰二年六月，李定、舒掸、何正臣等摘取苏东坡诗中的语句，说他“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以“毁谤君相”的罪名，被将他下狱，史称“乌台诗案”，差点要了他的命。当他出狱后，仍作诗表示了自己的“不服”，他说自己“我真是无可救药”。元丰七年（1084年）三月，神宗说苏东坡“人才实难，不忍终弃”。手诏改他任汝州团练副使。
和司马光的旧党“对着干”
神宗驾崩后，九岁的哲宗赵煦（1085—1100在位）即位后，由祖母宣仁太后（高太后）垂帘摄政。太后颇为赏识东坡的才华，元佑六年召他回朝廷，东坡迅速升官，最初知登州，到任五日又以礼部郎中召还京师，很快升迁为起居舍人、中书舍人，成为三品的翰林，负责起草诏书，即翰林学士知制诰。东坡达到了他一生仕途的最高峰，也是他人生的又一个转折点。
垂帘摄政的宣仁太后反对变法，保守派得以东山再起。司马光主政后，奉行“祖宗法度不易变动”，全盘否定了王安石的变法内容，恢复旧制。看到新党不分青红皂白这样武断，东坡又站出来了，他说，“校量利害，参用所长。”他认为尽管王安石变法有不少的弊端，但其中也有很多切实可行的内容，有不少可取之处，不能仅凭意气用事一竿子打死，应该区别对待。不要只看到新法之害，而没看到新法之利，去其弊端即可。东坡举出“新法的雇役法就比原来的差役法好”，上书建议保留实行有价值的部分。
司马光见苏东坡持这样的态度，勃然大怒：是哪一个奸佞邪恶的小人阻挠废除新法？“是何奸邪阻扰罢废新法。”这样，东坡又得罪了新党，再一次遭到贬谪。
元佑七年（1092）东坡被外放颖州，由颖州（今安徽阜阳）徙知扬州任太守，在扬州他看见各处麦田长势良好，但许多农家院落却荒废无人。这是因为农民无力偿还高额本金利息，为了躲避进监狱，只好丢下将要丰收的田地而逃难。“百姓的信用一旦毁灭，商业必然随之瘫痪，万恶必由此而生。”深知这一点的苏东坡给太后上了一道长五千字的表章，并引用“苛政猛于虎”一句，尖锐说道，“以天下言之，常有二十余万虎狼散在民间，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在东坡的努力下，终于，表章中所提的公债得以宽免。
新党旧党两方不讨好
其实，对于东坡来说他是无党无私，心怀天下。但就是这种不明朗的政治态度，新旧两党都对他不满和猜忌。在封建官场想要做到无党无私，比登天还难。苏东坡政治上表现出来的“不合时宜”使自己处于两头不讨好的地步。东坡既然是两派的共同敌人，每一次风暴来临自然是在劫难逃。
《宋史·东坡本记》说，“自为举子至出入侍从，必以爱君为本，忠规谠论，挺挺大节，群臣无出其右。但为小人忌恶挤排，不使安于朝廷之上。”“小人嫉妒陷害排挤，不让东坡在朝堂上有立脚之处。”这才是东坡屡遭陷害的本源。
元祐八年（1093年），高太后去世，宋哲宗赵煦亲政，一朝天子一朝臣，朝中重臣大换班。哲宗继承神宗未竟事业，变法派重新执政，任用从前主张变法的章惇为宰相。于是，风水又倒转过来，新党开始打击司马光的保守党。东坡因为在司马光时代被召回朝廷做过翰林，章惇一党由是把苏东坡列为司马光一党，他被冠以“讥刺先朝”的罪名，贬为惠州安置，之后再贬为儋州（今海南省儋县）别驾、昌化军安置，使东坡九死一生。
元符三年（1101年）哲宗去世，徽宗继位大赦天下，东坡复任朝奉郎，得以北归。北归途中，东坡回望自己一生，宦海浮沉，经过这么多的变故，他不禁发出慨叹，
心似已灰之木，
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
黄州惠州儋州。
这四句话将东坡晚年心中的悲凄溢于言表。
体现东坡高尚人格的“不合时宜”
周国平评价苏东坡说：“读苏东坡豪迈奔放的诗词文章，你简直想不到他有如此坎坷艰难的一生。”东坡一生“历典八州”，历经艰难，但他始终以从容、潇洒、旷达的心态来面对一切挫折，从来没有被打倒。“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其中透露出东坡的无奈，这不仅是东坡的无奈也是历史的无奈。
东坡的“不合时宜”，和当政派对着干，貌似喜欢出风头。其实，对于东坡来说，并不是他不懂封建官场规则，而是他痛恨那种无益的党争；因此，他被当政的各派视为持异见者，频繁遭到打击贬谪。
东坡的“不合时宜”，是他不随波逐流，不为威逼所吓倒，不说空洞的官话，而始终坚持着自己心中的真理，这是他高尚人品的体现。
东坡的“不合时宜”，是他时时扪扣自己的良心，良心使然，因而使他屡屡吐露真言；是他始终不肯向权贵低下自己高昂不屈的头颅。
东坡的“不合时宜”，是他坚持读书人的操守与良知，体现事实求的勇敢精神，展露他人道主义的光辉和独特的魅力，彰显他那伟大高尚的人格与恢宏的气度，令后世怀念。
东坡的“不合时宜”，虽说是他政治生涯的不幸，却是文学的大幸。他在“诗、词、文、书、画”各方面取得的成就独步天下，传颂千古，名垂青史。
东坡的“不合时宜”，虽说使他历尽人世沧桑，却能以豁达的胸襟寓超旷于悲凉之中，这点更是令后世景仰。
对后世来说，对历史来说，东坡的这点“不合时宜”又算什么呢？又何尝不是一种幸事呢？。
揭秘：苏东坡也是一个炼丹好手
从古到今，人都怕死，都想长命百岁，无论是帝王还是寻常百姓都梦想得到不老之药，以求长生不老骑鹤升天，此乃人之常情。
唐代的诗圣白居易曾经钟情炼丹。苏东坡有一则《乐天烧丹》的札记，“乐天作庐山草堂，盖亦烧丹也……”说的是白乐天盖草堂是为了炼丹。
作为白乐天的粉丝，苏东坡也是一个炼丹痴迷者，他写的《阳丹诀》、《阴丹诀》仔细阐述了炼丹的方法和要领。
《阳丹诀》文：
“冬至后斋居，常吸鼻液，漱鍊令甘，乃咽下丹田。以三十瓷器，皆有盖，溺其中，已，随手盖之，书识其上，自一至三十。置净室，选谨朴者守之。满三十日开视，其上当结细砂如浮蚁状，或黄或赤，密绢帕滤取。新汲水净，淘澄无度，以秽气尽为度，净瓷瓶合贮之。夏至后取细研，枣肉丸如梧桐子大，空心酒吞下，不限丸数，三五日后服尽。夏至后仍依前法采取，却候冬至后服。此名阳丹阴炼，须清净绝欲，若不绝欲，其砂不结。”
阳丹是用尿蛋白中的尿素制成的。东坡介绍炼阳丹的方法，前两句就吓你一跳，让你“将自己的鼻涕含在嘴里，反复多次在口腔漱炼，直到自己觉得甘甜后，再吞下丹田。”晕，晕。这个方法不知道哪位仙家能做到，咱可是一看就晕了。至于下文“把尿液存放在三十个瓷罐子中，还要选一个‘信得过’的‘谨朴’之人看守三十日之后，待尿液结成黄色或者红色如浮蚁一样的细砂，多次净化，最后变成白色无味的粉状物，再加枣泥制作成丸状，空腹用酒送服。重要的一点，炼制此丹一定要清净绝欲。否则，不会成功。”这是东坡介绍炼制阳丹的方法。
还有一个《阴丹诀》：
“取首生男子之乳，父母皆无疾恙者，并养其子，善饮食之，日取其乳一升，少只半升已来亦可。以硃砂银作鼎与匙，如无硃砂银，山泽银亦得。慢火熬炼，不住手搅如淡金色，可丸即丸，如桐子大，空心酒吞下，亦不限丸数。此名阴丹阳炼。世人亦知服秋石，然皆非清净所结；又此阳物也，须复经火，经火之余皆其糟粕，与烧盐无异也。世人亦知服乳，乳，阴物，不经火炼则冷滑而漏精气也。此阳丹阴炼、阴丹阳炼，盖道士灵智妙用，沈机捷法，非其人不可轻泄，慎之！慎之！”
阴丹是从生第一胎男婴的妇人母乳中提炼出来的。“妇人第一胎要生儿子，父母身体都要健康。然后取母亲的乳汁来炼丹，把乳在文火上加热，用的锅是银汞合金制成的，一边加热，一边用同一金属制的调羹缓缓扰动，直到奶凝结，最后制成药丸状。用酒送服。”这种做法现代人看来也是绝不可取的，朱砂银做成的器皿就不科学不可使用。下文说的“秋石”则又和尿液有关了，是一种从童男童女尿液中萃取提炼的春药，古代方士常以此药进贡给皇上，说是服之可以“长生不老”。
以上这两则札记是苏子记载炼丹的要诀，证明苏子也是个炼丹好手。
东坡在其他文字里也记载了一些养生的方法，《服松脂》可“牢牙，驻颜，乌须也。”《养生难在去欲》中说，“皆不足道，难在去欲。”《尔朱道士炼朱砂丹》记载了尔朱道士炼丹成仙的事情。
从这些札记看到东坡也是个凡人，也摆脱不了世俗的浸染，也想长生不老。他曾在山中筑炉炼丹，每每躬身亲自为之。
苏东坡到黄州后，元丰三年，研读佛经之外，也在一道观里闭关四十九天练道家的绝食和气功。苏东坡的《安国寺记》有这样的文字：当时闭关修炼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练习打坐，炼的是道教的“辟谷术”和“气功”。表露出东坡对道教的长生不老极感兴趣。他在临皋堂里辟室一间，设有炉火，以备炼丹之用。东坡自称“龆龀好道”，他给自己起了一个“铁冠道人”的道号，据宋洪迈《夷坚志》丙志卷十三中记载：“坡在海上尝自称铁冠道人。”他还给武昌太守写信，向他请教炼朱砂的方子。
东坡在给王巩的信里，道出他对修炼各方面的看法。
“安道软朱砂膏，某在湖亲服数两，甚觉有益利，可久服。子由昨来陈相别，面色殊清润，目光炯然。夜中行气腹脐间，隆隆如雷声。其所行持亦吾辈所常论者，但此君有志节能力行耳。粉白黛绿者俱是火宅中狐狸射干之流，愿公以道眼照破。此外又有事须少俭啬……”
东坡先生连这些旁门左道都如此精通，真乃震烁古今。东坡研究炼丹之法亲力为之。但东坡还没有到走火入魔的地步，这世间他并没有见到长生不老之人，对于虚无缥缈的天堂，他总是不相信的。正如他对佛家一直抱有怀疑的态度一样，苏东坡对求长生不死之药的想法，并不是一根筋直撞南墙，他还没有把自己的生命完全寄托在炼制“不老之药”上。但是，即便没法得到“长生不老”，但对通过炼丹服食丹药而获得身体健康与内心澄净，他总是向往的。
东坡先生一生宦海浮沉，活了仅仅六十六岁，这实在是令人遗憾。虽然东坡曾在探求不老之药上做过努力，但这也是无可厚非的，也使东坡披上道家风骨的风采，也是瑕不掩瑜，显得他更加可爱。东坡在诗、文、词、书、画等方面均取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就，已与日月齐光辉。
东坡想长生不老，古代那些帝王在这方面更是做了更多的努力尝试。
完成“六王毕四海一”壮举的一代枭雄秦始皇，人生最后只剩下一个目标——长生不老。于是，秦始皇开始疯狂地寻求仙药，入海求仙，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没有见到“长生不老药”的影子，得暴病而猝。
汉武帝一生在建立自己“旷世武功”中，一直有个愿望，要完成秦始皇没有做到的，那就是找到“长生不老药”。由于有东方朔、汲黯、董仲舒、司马相如等一批贤臣的劝谏，加上武帝能识人容人用人，最终放弃了追寻传说中的“不老药”。
唐太宗，一句“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流传千古。起初唐太宗还嘲笑秦皇汉武迷恋方术寻求丹药，轮到自己却不由自主地陷了进去。太宗得了“风疾”后，烦躁怕热，开始迷恋上了方士们炼制的金石丹药，希望自己长生不老。最后吃了“印度长生药”七窍流血中毒暴亡。这时他才五十二岁，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长生药”毒死的皇帝。
历代文人雅士也都崇尚炼丹服丹，王羲之就是此中好手，也是炼丹服药，最后丢了卿卿性命，正应了他的那句“不亦痛哉”。
不要相信世上真有什么“长生不老药”，那只是个传说。
苏东坡的“座右铭”与“怪石情结”
家有粗险石，植之疏竹轩。
人皆喜寻玩，吾独思弃捐。
以其无所用，晓夕空崭然。
碪础则甲斮，砥砚乃枯顽。
于缴不可碆，以碑不可镌。
凡此六用无一取，令人争免长物观。
谁知兹石本灵怪，忽从梦中至吾前。
初来若奇鬼，肩股何孱颜。
渐闻（石宫）（石隆）声，久乃辨其言。
云我石之精，愤子辱我欲一宣。
天地之生我，族类广且蕃。
子向所称用者六，星罗雹布盈溪山。
伤残破碎为世役，虽有小用乌足贤。
如我之徒亦甚寡，往往挂名经史间。
居海岱者充禹贡，雅与铅松相差肩。
处魏榆者白昼语，意欲警惧骄君悛。
或在骊山拒强秦，万牛汗喘力莫牵。
或从扬州感卢老，代我问答多雄篇。
子今我得岂无益，震霆凛霜我不迁。
雕不加文磨不莹，子盍节概如我坚。
以是赠子岂不伟，何必责我区区焉。
吾闻石言愧且谢，丑状炊去不可攀。
骇然觉坐想其语，勉书此诗席之端。
——苏东坡《咏怪石》
苏东坡这篇《咏怪石》，以他丰富的想象力为东坡文集增添了一朵奇葩。
东坡老家中的疏竹轩有一块怪石，起初东坡觉得这块石头没什么起眼之处，用来作捣衣石或柱墩容易折断；用来作磨刀石或墨砚又太粗劣不能蓄水；也不能作射鸟用的石制箭头；用来作碑，又经不住镌刻。简直就是百无一用，白白地占着地方，还不如扔掉。“凡此六用无一取，令人争免长物观。”
说完这块怪石百无一用后，东坡笔锋一转，借怪石托梦说出它的“无用之用”才是真正的“有用，有大用”。怪石对苏东坡说：你所说的那些有用之石到处都是，它们为世人所役用，虽有小用，却各个残伤破碎，不足为贵。只有像它这样的怪石才是世上少有的，而且往往能够名垂青史。“海岱怪石”与铅松同作大禹王的贡品；“魏榆怪石”警示先君做事不能违背时势而使百姓生怨；“临潼怪石”拒绝为秦始皇的骊山墓效劳；唐代诗人卢仝为“扬州怪石”咏吟。怪石“往往挂名经史间”“意欲警惧骄君悛”才是大用场。
听了怪石的一席话，苏东坡最后不但不觉得怪石丑陋无用，反而觉得怪石的高风亮节是那样令人崇敬。于是，东坡在诗中毫不掩饰自己的崇敬之情，把怪石的气节书写在自己的席端，作为自己人生的“座右铭”。“骇然觉坐想其语，勉书此诗席之端。”
怪石对于东坡的人生究竟有何意义？东坡为何如此挚爱怪石？这是因为，怪石虽不具备玉那样完美的性质，但其特有的“坚姿聊自儆，秀色亦堪餐”吸引着东坡；怪石中蕴藏着坚贞的人格力量吸引着东坡；怪石所蕴藏的人文精神君子之德吸引着东坡。怪石不但是东坡最忠贞的朋友，而且几乎是他人生的一部分，不仅烙印着他的感情色彩，甚至直接彰显着东坡的人格和人生理想。
其实，怪石的“气节”也正是东坡气节的写照。东坡一生一直在反复履践着“警惧骄君悛”；在是非面前，他总是无所掩饰地亮出自己的观点，“雕不加文磨不莹，子盍节概如我坚”；在人生屡遭贬谪浮沉中，总是表现出“震霆凛霜我不迁”的高贵德行。
古人欣赏怪石，喜欢的是它的瘦硬苍老之态，认为怪石蕴藏着劲健风骨、坚贞节概、老成气韵等品质，以为其“温玉声”、“精钢色”的品质暗合君子之德；“坚操不移”、“孤标自隔”是君子的价值取向；而其“无俗格”则是文人普遍的精神追求。东坡比常人更进一步挖掘出怪石顽强的生命独特之美，于怪石寄托着他复杂的人生情结。“破碎而不杂乱，瘦削而不羸弱，苍老而不颓废，拳曲而不萎谢。”东坡特别看重文同所言怪石的“风霜锻炼愈坚重，怒浪喷激不可没”这种品质。在东坡看来，这是一种经历坎坷磨难之后的劲健坚强之美，这种美与东坡崇尚的风骨、气骨等人格精神合为一体。
东坡欣赏的怪石大多具有破碎、瘦削、苍老、拳曲的特点。“瘦骨拔凛凛，苍根漱潺潺。”《次韵刘京兆石林亭之作》。“山骨裁方斛，江珍拾浅滩。清池上几案，碎月落杯盘。”《寄怪石石斛与鲁元翰》。黄庭坚说他是“成都石笋”。
他所画的怪石，特点也大致相同，“其身与石化”融为一体。“端庄丑怪，不可以悉状也。苍苍黮黮，碨碨礧礧，森森以鳞鳞。”孔武仲《东坡居士画怪石赋》。“子瞻所作枯木，枝干虬屈无端倪，石皴亦奇怪，如其胸中蟠郁也。”朱彧《萍洲可谈》。“风枝雨叶瘠土竹，龙蹲虎踞苍藓石。”豫章黄先生《题子瞻画竹石》。“石皴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米芾是这样形容东坡所画之石的。
元祐七年（1092年）春，苏轼出任扬州知州，他的表弟程德孺赠给东坡双石，一白一绿，白色的正白可鉴，绿色的冈峦迤逦，山峦突兀，洞穴蜿蜒，意境幽远。东坡给它们取名“仇池石”。所谓“仇池”是甘肃的仇池山四面陡绝，山上却可引泉灌田，十分奇特，“石上有穴达于背”，于是东坡将此石题名为“仇池石”。双石石质细腻，色彩晶亮，纹理清晰，十分美观。东坡十分喜爱绿色的一块，称其为“稀世之宝”。这两组怪石是东坡晚年非常珍爱的心爱之物。东坡作《双石并序》诗赞美这一对石头。
至扬州获二石，其一绿色，网恋迤逦，有穴达于背；其一玉白可鉴。渍以盆水，置几案间。忽忆在颖州日，梦人请住一官府，榜曰“仇池”，觉而颂杜子美诗曰：“万古仇池穴，潜通小有天。”乃戏作小诗，为僚友一笑。
梦时良是觉时非，汲井埋盒故自痴。
但见玉峰横太白，便从鸟道绝峨眉。
秋枫与作烟云意，晓日令涵草木姿。
一点空明是何处？老人真欲住仇池。
绍圣元年（1094）秋，东坡带着仇池在流放惠州途中过长江岸边的九江湖口时，他得知湖口人李正臣收藏有异石九峰，玲珑婉转，若窗櫺然，高起部分耸立挺拔像巨峰，低下部分委婉曲折像深谷，整体宛如九华山微缩在花壶中。东坡给这块石头起名“壶中九华”，想要用百金买下，与仇池石做伴。东坡作诗记载了这件事。《壶中九华诗并序》：
湖口人李正臣，蓄异石九峰，玲珑宛转，若窗棂然，予欲以百金买之与仇池石为偶，方南迁，未暇也。名之曰“壶中九华”，且以诗纪之。
清溪电转失云峰，梦里犹惊翠扫空。
五岭莫愁千嶂外，九华今在一壶中。
天池水落层层见，玉女窗虚处处通。
念我仇池太孤绝，百金归买碧玲珑。
由于当时正赶上东坡被南迁，这件事没有如愿，他表示北归后一定要购取此石，以遂心愿。
八年后，东坡蒙赦北归再过湖口时，又去拜访李正臣，已物是人非，“壶中九华”已被他人购去。东坡怅然若失，遗憾之中作《予昔作壶中九华诗其后八年复过湖口则石已为好事者取去乃和前韵以自解云》，表达“尤物已随清梦断”的失望心情。诗感叹：
江边阵马走千峰，问讯方知冀北空。
尤物已随清梦断，真形犹在画图中。
归来晚岁同元亮，却扫何人伴敬通。
赖有铜盆修石供，仇池玉色自玲珑。
但更为人遗憾痛惜的是，在作此诗后不久，东坡病逝，没能再见到心仪已久的梦中美人“壶中九华”，留下永生的遗憾。因此，“壶中九华”石便成了他玩石旅程中最后一块爱石。
崇宁元年（1102）五月，黄庭坚途经湖口，李正臣把东坡咏叹“壶中九华”诗给他看，黄庭坚十分感动，赋诗怀念东坡：
有人夜半持山去，顿觉浮岚暖翠空。
试问安排华屋处，何如零落乱云中。
能回赵壁人安在，已入南柯梦不通。
赖有霜钟难席卷，袖椎来听响玲珑。
东坡对怪石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深厚喜爱之情，表露出他的人生观。怪石情结伴随他经历了人生的各个重要阶段。他对天然怪石的钟爱完全是超越功利之上非实用性的，是一个忠贞不渝铁杆的“石友”。
东坡说，“竹寒而秀，木瘠而寿，石丑而文，是为三益之友。”
东坡对丑石也有他的看法，“石文而丑。一丑字则石之千态万状，皆从此出。丑石也：丑而雄，丑而秀。”为后世留下许多趣事。北宋孔武仲说东坡，“观于万物，无所不适，而尤得意于怪石之嶙峋。”
东坡在《宝绘堂记》中说，“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
张舜民在《苏子瞻哀辞》中写道：“石与人俱贬，人亡石尚存。却怜坚重质，不减浪花痕。满酌中山酒，重添丈八盆。公兮不归北，万里一招魂。”
东坡爱石、品石、藏石、画石、咏石，以他的修养、才华使其成为中国古代赏石文人中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但他没因为爱石而玩物丧志；没成为“石痴”；没有忽略了其他的人生意义。这也是后人赞赏敬佩东坡的原因之一。
东坡当老板，开办慈善医院解决百姓看病难
东坡先生一生屡遭贬谪漂泊不定，先后两次被贬到杭州。熙宁四年（1071），三十五岁的东坡被下放到杭州任通判，四年间除了留下点诗文没参与什么政事。元祐四年（1089），五十三岁的东坡有了第二次杭州之行，这次是以龙图阁学士的头衔任杭州知州，兼辖浙西七州，和第一次完全不一样。在第二次到杭州的三年时间里，东坡留下了大量为人称道的业绩，其中之一是开办了了中国第一家看病住院不收钱公立慈善医院“永安坊”，在史册上留下了令人称道的一笔。
东坡开药方
东坡第二次到达杭州的时间是元祐四年七月，当时杭州大涝之后又是大旱，农田颗粒无收，饥荒和瘟疫并行，灾情十分严重。东坡一到杭州，立即着手救灾，他接连七次上书朝廷陈述杭州灾情，请求朝廷免去杭州的秋税，赐给度牒予以赈济等，他还把朝廷拨给他修官舍的钱全部用来买粮救灾。第二年春天，又采取措施控制米价。苏轼采取的各条救灾之法切实有效，缓解了当地灾情给百姓生命造成的危害。
《宋史·东坡先生本传》记载：“既至杭，大旱，饥疫并作，轼请于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复得赐度僧牒，易米以救饥者。明年春，又减价粜常平米。”
大灾之后有大疫。元祐五年正月，由于涝灾和旱灾的连续危害，杭州爆发了严重的瘟疫。病人的主要症状是手脚冰凉，腹痛腹泻，发热恶寒，肢节疼痛等。这是一种来势汹汹的可怕寒疫，当地医生都一筹莫展救治无法。又因粮食短缺导致粮价暴涨，出现了大面积饥荒，不少人被迫用草根树叶来填肚子，杭州百姓祸不单行饥疫并作，危在旦夕。
天降苏知州救民于危难。东坡亲自开了一剂名“圣散子”的药方，这个药方主治瘟疫，他让杭州宝石山愣严院的僧人按方大锅熬药，然后分设在杭州城街头，布施百姓喝药防疫，不问男女老少，各服一大碗，可避瘴气。东坡的这个药立马见效，患病轻的一大碗喝下去很快就能见效，病重的连服几碗，配上饭食也会得以康复。瘟疫被苏轼的“圣散子”降伏，救活的百姓数不过来。“所全活者，至不可数”。
“圣散子”这剂药方，在《苏学士方》和《苏沈良方》中都有收录。《苏东坡全集》第四卷《圣散子叙》曰：“用《圣散子》者……状至危急者，连饮数剂，即汗出气通，饮食稍进，神宇完复。”《苏东坡全集·圣散子后序》曰：“圣散子主疾，功效非一。去年春，杭之民病，得此药全活者不可胜数。所用皆中下品药，略计每千钱即得千服，所济己及千人。由此积之，其利甚薄，凡人欲施惠而力能自办者，犹有所止。若合众力，则人有善利，其行可久。今募信士就楞严院修制，自立春后起施，直至来年春夏之交。有入名者，径以施送本院……”苏东坡十分推崇“圣散子”的神奇疗效，亲自撰文在民间加以推广这剂药，“饮食备常，百疾不生”。
东坡办医院
东坡之弟苏辙在描述这件事时说：东坡认为杭州是水路陆路交通要塞，人员流动频繁，因而得瘟疫病死的数量通常比别的地方要多，所以要设立治病坊。东坡带头捐出五十两黄金，还从公款里拨出二千缗钱，作为治病基金，设立了由官府主持的治病坊，名为“安乐坊”。东坡令各处大量熬煮加了药剂的粥，派遣官吏带领郎中到各个“安乐坊”给病人看病，救活的人很多。东坡还经常躬身病坊督导指挥各方面的工作，派寺院僧医管理坊事。东坡为了让这个“安乐坊”模式能长久存在下去，后采取并置田获利等方法经营下去，到了东坡去世的时候还在运营着。
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记述：“公又多作饘粥药剂，遣吏挟医，分坊治病，活者甚众。公曰：‘杭，水陆之会，因疫病死比他处常多。’乃裒羡缗得二千，复发私橐得黄金五十两，以作病坊，稍畜钱粮以待之，至于今不废。”
南宋周珲《清波别志》记：“苏文忠公知杭州，以私帑金五十两助官缗，于城中置病坊一所，名安乐，以僧主之。三年医愈千人，与紫衣。后两浙漕臣申请，乞自今管干病坊僧，三年满所医之数，赐紫衣及祠部牒一道。从之，仍改为安济坊。”“安乐坊”不是一个临时性的医疗场所，安乐坊的医务人员主要是僧人，朝廷鼓励这样志愿为民的“医僧”，特规定医生以僧人为主，三年医治超过千人的，朝廷“赐紫衣及祠部牒一道”嘉奖管理病坊的医僧。救治的每个病人都有记录。
安乐坊接受社会各方施助，并通过置田获利等，来维持病坊运转开支，“稍畜钱粮以待之，至于今不废”。苏东坡将原来收到某宣德的一笔礼金以此人名义转捐赠给了杭州病坊，以“用助买田”。苏东坡《与某宣德书》曰：“蒙遣人致金五两、银一百五十两为赆仪。自黄迁汝，亦蒙公厚饷。作公意，舍之病坊。此盖某在杭日所置，今已成伦理。岁收租米千斛，所活不赀，故用助买田，以养天民之穷者。”
实际上当时治病坊不止一处安乐坊，总共有五处。南宋《咸淳临安志》记载：“惠民和剂局，在太府寺内之右，制药以给惠民局，与暑腊药之备宣赐者。太平惠民局，局凡五，绍兴五年置，从户部侍郎王俣之请也。南局，在三省前；西局，在众安桥北，北局，在市西坊南，南外局，在浙江亭，北外局，在北郭。”
东坡离杭前将此病坊迁移到西湖边，由公立变为自负盈亏的私立医院，继续为民治病医疗慈善由寺院走向社会所迈出的关键第一步。
苏东坡在杭州创设的救治贫困民众的“安乐坊”，是苏东坡以杭州太守的身份，创立的杭州历史上最早的医院，也是中国第一家官办民助平民慈善医院，最早公私合资的医院，这在中国医学史上有很重要的开创性地位，是中国医史上的一块里程碑。
蔡京当宰相之后在他的主导下，“安乐坊”模式后被纳入国家救济体系，大规模实施遍布全国一直延至南宋末，即发轫于此。
苏东坡在杭州的政绩可圈可点令人称赞。东坡竭尽所能开创性的统筹制药施药治病救人控制了瘟疫，想方设法筹建“安乐坊”救治穷苦百姓，展示了东坡心寄苍生天下黎民的菩萨心肠。不仅使灾民在经济上有出路，同时还安定了社会，避免了大疫的蔓延。他还采用工代赈的方法疏河道，浚西湖，筑苏堤，整治六井等，不仅使灾民在经济上有出路，同时还安定了社会。他爱护杭州的百姓，在百姓心目中树立了崇高的声望。因此杭州人也以真诚相报，家家挂有东坡的画像，为他建立了祠堂。“轼二十年间再荏杭，有德于民，家有画像，饮食必祝，又作生祠以报。”
东坡于元祐五年（1090）端午写了《南歌子·杭州端午》：“山与歌眉敛，波同醉眼流。游人都上十三楼，不羡竹西歌吹、古扬州。菰黍连昌歜，琼彝倒玉舟。谁家水调唱歌头，声绕碧山飞去、晚云留。”表现了大疫之后再现端午盛景，东坡如释重负的一种心境。
然可惜的是，东坡调离杭州之后，这里的安乐坊没能维持几年，慈善事业后继无人。这也使人慨叹：这当官做人的差距真是太大了。
苏东坡的“帽子戏法”
本文所说苏东坡的“帽子戏法”，不是说苏东坡像一名足球运动员那样在一场比赛进了三个球，而是说他在头戴的帽子上大做文章，发明了好几种帽子。
苏东坡是我国文学史上少见的全才，他的才艺惊世骇俗罕世难匹，不仅在诗词、文章、书法创作上登峰造极，还晓音律，通稼穑，懂品茗，谙歧黄之术，连天文、河治乃至烹调、酿造无不通晓，甚至他穿的服饰戴的帽子也引起世人崇拜争相效仿。苏东坡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不说他那另辟蹊径自成一家的诗词、书法，单说他特立独行兴致所至而发明创造的东坡帽、东坡扇、东坡肉、东坡酒等无不引领一时潮流，或千古流传至今。这位就喜欢和别人不一样的东坡先生无疑是中国古代一个引领风骚的人物，他对后世影响极大，这点没人怀疑。
东坡为人潇洒性格豁达豪放，不拘小节。元祐元年（1086）东坡在汴京时，为了穿戴方便舒适，他经常内穿和尚的衲衣外套长袍，便衣着装，而且还把五代时一种帽子改造成戴摘方便的高筒短檐帽。由于东坡具有无可比拟的人格和气质魅力，他的这种穿戴方式，引人注目，人皆欣赏，颇受当时文人、士大夫的欢迎，产生名人效应，帽子被大量仿制，于是上至京师王公贵人、下至各地官绅之士，京城的儒生，外地的考生，几乎没有人不弄一顶这样的帽子戴在头上。东坡的帽子流行起来，形成了学士文人一种自然高雅的的风度之美，成为一时时尚。时人将苏东坡的这种帽子称之为“子瞻样”、“东坡帽”。逢节日，几乎青一色的子瞻帽流动于大街小巷，很是显眼。“盖元祐之初，士大夫效东坡顶短檐高桶帽，谓之‘子瞻样’。”
东坡创制的这种“东坡帽”多次出现在他身后画家的作品中。宋末元初赵孟頫所画的“苏轼立像”，明末清初八大山人朱耷所画的“东坡朝云图”，画面中苏东坡头戴的都是此种帽子。
在宋人的许多文集中都提及到了东坡的帽子，为子瞻帽流行于当世找到了注释。王文诰辑注：“李廌《师友谈记》：士大夫近年倣东坡桶高簷短帽，名曰子瞻样。”
南宋洪迈《夷坚志》也有“又取古人而传以新事，如‘人人皆戴子瞻帽，君实新来转一官，门状送还王介甫，潞公身上不曾寒’。”句中也有“人人皆戴子瞻帽”的描述。
《调谑篇》云：“元祐初士大夫效东坡顶高筒帽，谓之‘子瞻帽’。”
苏东坡发明的帽子也被杂剧演员搬到了舞台上。宋杂剧名角丁仙现此人原是举人，从艺后名噪一时。他头上戴着高高的“东坡帽”出场，然后洋洋得意说：“我的文章盖天下，谁人敢来比诗画。”和他演对手戏的角色说他吹牛。丁仙现勃然大怒，以手指着自己的头高叫道：“小子，你难道没有看见我头上戴着‘东坡帽’吗？”可以看到东坡帽是多么的深得人心，戴上东坡帽是多么的牛气。
性情幽默的苏东坡，有次出了一个题目叫《人不易物赋》，要门下文人照题作文。有人便借他的帽子作了一副对联：“伏其几而袭其裳，岂是孔子；学其书而戴其帽，未必苏公。”正是“生平不识苏东坡，就称才子也枉然”。
东坡以无法抗拒的个人魅力成为他所处的那个年代人相崇拜的偶像，拥有无数“粉丝”，也有人因为极度崇拜苏轼而走向极端。宋人李较的《师友谈记》就记载了这样一个例子：宋人章元弼相貌丑陋却娶了一个漂亮媳妇，他只顾痴迷东坡的《眉山集》，让老婆独守空房。满腹怨言的老婆以离婚相要挟，章竟然不知悔改，反而给老婆一纸休书。尤为可叹的是，章元弼还以此为荣，见人就说自己是因为读苏轼文集入迷才休妻的。好像这是一件多么光荣和自豪的事。
不仅是寻常百姓痴迷东坡，就连当朝皇家成员也是苏东坡的“粉丝”。宋英宗的高皇后，是苏轼诗词的忠实读者，苏轼每有新词，她必吟诵再三，并安排宫中乐人演唱。她儿子宋神宗，特别喜爱苏轼的诗文，吃饭时，总要诵读苏轼作品，常常因入迷而“举箸不食”（宋·王巩《随手杂录》）。此后的徽宗、高宗、孝宗，也是苏轼的“粉丝”，尤其是宋孝宗，精读了苏轼全集。
宋人朱弁的《风月堂诗话》云：“东坡的诗文，刚一写成就为世人所传诵。当时朝廷虽然明令禁止苏东坡的文章传世，举报东坡文章的赏钱已增加到八十万，可是禁令愈严而世间流传的愈多，人们还往往以自己拥有的东坡文章数量多而自以为荣耀。那些士大夫们读不到东坡的诗词，便觉得心情郁闷压抑，喘气都不畅快，别人也会说这个人情趣不高。”
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也有记载：“建炎年间以来，崇尚喜爱苏氏文章蔚然成风，各地学子都不由自主学习研究效仿东坡，而四川的学子在这方面表现的最为突出。”
东坡走到那就将他的个人魅力带到哪，影响那里人们的生活。
东坡被贬谪到广东的惠州和海南的儋县（古称儋州）时，就将南方人用来防日晒雨淋的“竹笠”做了改动，因而又有了另一种的“东坡帽”。
这种“东坡帽”样式和当地居民戴的斗笠基本相似，所不同的地方是比一般的竹笠大点，在笠沿处加上了一圈几寸长的黑布或蓝布，以防止阳光直射到人的脸庞。当地百姓一下就接受了东坡改革之后的这种帽子，这种东坡帽不是朝堂士大夫附庸风雅的装饰物，而是劳作在田间地头面朝黄土背朝天农民必不可或缺的工具。因为惠州和儋县都是苏老先生的流放地，两地虽然相隔千山万水，但东坡足迹所至之处，东坡的印记自然留下，因而两地帽的制式和名称自出一辙。
东坡发明的帽子还不只是这两种，在海南的时候他就利用椰子壳制成“椰子帽”。《正德琼台志》上则载：元符二年（1099），被贬谪到儋州的苏东坡随着对环境的逐步适应，与当地黎汉百姓来往的日趋密切，他那洒脱达观、入乡随俗的情怀便常显露出来。他别出心载地拿椰子壳请当地艺人雕成椰雕帽，谓之“椰子冠”。还赋《和子由椰子冠》诗一首：
天教日饮俗全丝，美酒生林不待仪。
自漉疏巾邀醉客，更将空壳付冠师。
规模简古人争看，簪导轻安发不知。
更著短檐高屋帽，东坡何事不违时。
这首诗反映出东坡达观洒脱、入乡随俗的人生态度，不管在天涯还是在海角，他都能挖掘出最大的人生乐趣。他在这里又发现天然醇美的椰子酒，这种酒无须仪狄（传说中中国古代酿酒始祖之一）教授酿法，酒成后椰壳还可制帽。性直的东坡总是流露出“一肚皮不合时宜”，回想东坡种种遭遇又何尝不是“违时”呢？这样的人你就是把他打入十八层地狱，他也依然能找到地狱中的乐趣，你又能奈其何。
东坡的小儿子苏过将一顶“椰子冠”寄给当时谪居广东雷州的叔叔苏辙。苏辙收到侄儿从海南寄来的这份特别礼物，格外高兴，立即写了一首《过侄寄椰冠》诗，表达自己“束发装成老法师”的想法以及无论在何地何种情形下他和兄长苏轼那份心灵感应的亲情。
衰发秋来半是丝，幅巾缁撮强为仪。
垂空旋取海棕子，束发装成老法师。
变化密移人不悟，坏成相续我心知。
茅檐竹屋南溟上，亦似当年廊庙时。
东坡虽然已远去千古，但他留下的诸多脍炙人口的诗作、故事，印在他后世的历代人们的心中，永远那样鲜活，那样使人津津乐道。
千秋苏东坡，万代苏子瞻。
东坡说：张良是个愣头青弱女子
对历史人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爱、憎恶、臧否。这无可厚非。但客观全面的评价一个历史人物，这样才有助于后人从中汲取正面经验，总结反面教训，少走弯路，这正所谓“前车之覆，后车之鉴”。
张良、萧何、韩信被后世并称为“汉初三杰”，他们对汉王朝建立立有不世之功。张良谋划战略于军帐之中，手不执刃却能于无形中战胜敌人。之所以能够这样，张良靠的不是名声和勇武，靠的是他处理事情时事无论巨细，一概认真对待，追求细节，“成败决定于细节”是也。
汉高祖刘邦评价张良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子房功也。”
司马迁对张良评价为：“运筹帷幄之中，制胜于无形；子房计谋其事，无知名，无勇功，图难于易，为大于细。”
血气方刚愣头青
后人看到的张良几乎是一个完美无缺完人形象的化身。细观史册，却不是这么回事。
据《史记》、《汉书》等史籍记载，张良先世为战国时韩国贵族，他的祖父、父亲曾相韩五代。秦灭韩后，张良一家三百余口被杀，张良怀着反秦复韩的雄心，悉散家财，访求刺客。秦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在秦始皇出巡至博浪沙时，张良结交刺客椎击秦始皇，结果误中副车，秦始皇大难不死，“令天下大索十日”。张良不得不隐姓埋名，逃匿于下邳，躲避风声。张良之所以能够从容逃脱，得益于他的相貌。秦始皇和他的卫兵们怎么也没有想到，一个胆敢前来行刺他的勇士，居然“状貌如妇人好女”。
对这段史实，东坡先生在《留侯论》表达了他对张良的很大看法：
“当韩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其平居无事夷灭者，不可胜数。虽有贲、育，无所复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锋不可犯，而其势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当此之时，子房之不死者，其间不能容发，盖亦危矣！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何哉？其身可爱，而盗贼之不足以死也。”
在韩国已灭亡时，秦国统一天下最强盛的时候，秦王政用刀锯、油锅对付天下的志士，那些待在家里也被平白无故的抓去杀头灭族的人，数也数不清。就是有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也没有再施展本领的机会了。一个政权在强盛顶峰时，君王严厉，他的刀锋是不好硬碰的，而他的末余之势却可以有可乘之机的。张良抑制不住他对秦王愤怒的情感，想凭借一个人的力量，在伏击中打死秦始皇来达到目的，求得一时的痛快。在那时那间隙连一根头发也容纳不下，实在是走到了死亡的边缘，他没有被捕杀，完全是侥幸才得以不死，这真是一个义气方刚愣头青之所为。也太危险了！拥有万贯家财的富家子弟，是不肯死在盗贼手上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生命宝贵，死在盗贼手里是太不值得的。张良忘记了这一点。
隐忍方能成正果
躲避风头的张良一天在沂水圯桥遇见一老翁，这个老翁走到张良面前时，故意把鞋脱落桥下，然后颇指使气地说：“小子，下去给我捡鞋。”张良愕然，但还是强忍心中不满，下桥把老翁的鞋捡上来。老翁又翘起脚傲慢地说：“给我穿上。”张良心中非常惊奇，想到老翁这样羞辱自己，恨不能揍他一顿。可张良已经历尽了人间磨难，还是强忍怒火，好事做到底吧。于是，跪在老翁面前，小心翼翼地帮老人把鞋穿上。老翁非但不谢，反而仰面长笑而去。张良呆视良久，老翁又返回桥上，对张良赞叹道：“孺子可教矣”。
性不忍，粘火着，暴虎冯河，终不能成大器；能隐忍，树大志，蓄势待发，则功业成矣。
因为张良行刺秦始皇所表现出来的血气方刚隐忍不够，老翁深为张良感到担忧。所以，老翁让张良做仆人、侍妾所做的事情，用傲慢无理的行为重重刺激他，挫败张良的刚强锐利之气，以考验他的忍耐之心，磨练他“大勇能忍”的性格，使他能够忍受住小的愤怒而去完成远大的计划，完成伟大的事业。
反复磨练张良的性子后，老翁送给张良一本书说：“读此，则为王者师。”说完这句话老翁飘然离去，不见踪迹。张良打开一看，乃《太公兵法》，这《太公兵法》乃姜子牙的兵书。张良日夜研习兵书，终成为一个深明韬略，文武兼备，足智多谋的智囊，为开创大汉基业立下厥功。
东坡在《留侯论》开篇对功成名就的张良进行了赞誉：
“古人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古时候被人称作豪杰的志士，一定具有超过他人的节操，具有一般人所不具有无法忍受的度量。普通人受到侮辱时，拔剑而起，挺身上前搏斗，这不算的是作勇敢。天下有一种真正称得上勇敢的人，他遇到突发的情形毫不惊慌，无缘无故的对他施加侮辱也不动怒。为什么能够这样呢？这是因为他胸怀大志，目标高远的缘故啊。
千秋功业成于身
张良与刘邦留城相遇后，受到刘邦的器重，成了刘邦依赖的主心骨。
在楚汉战争期间，张良给刘邦献出了一连串奇计，辅佐刘邦击溃各路武装，使刘邦最终一统天下，建立起绵延四百余年的大汉王朝。
“入咸阳先得民心”，这是张良立下的首功；
“鸿门宴谏主安民斗智，助刘邦得以脱险”；
“火烧栈道，麻痹项羽，扩充实力，为后来暗渡陈仓打下伏笔”；
“重用黥布、彭越、韩信，取得关键战役胜利”；
“封韩信以名换实，集结四方诸侯兵围垓下，奠定大汉基业”；
“保太子稳固朝野使汉室得以稳定传承”。
张良将他的隐忍之功很好的传给了刘邦，刘邦受之，坚持作了下去，终得天下。《留侯论》对这层意思是这样表述的：
“观夫高祖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项籍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祖忍之，养其全锋以待其敝，此子房教之也。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高祖发怒，见于词色；由此观之，犹有刚强不能忍之气，非子房其谁全之！”
看那汉高祖之所以成功，项羽之所以失败，原因就在于一个能忍耐、一个不能忍耐罢了。项羽不能忍耐，因此在战争中百战百胜，因此随随便使用他的刀锋，而不懂得珍惜和保存自己的实力。汉高祖能忍耐，保养那完整的刀锋，把自己的精锐实力保养得很好，等待对方的衰弊，这是张良教他的。当淮阴侯韩信攻破齐国要自立为王，高祖为此暴躁发怒了，语气、脸色都显露出来。从此可看出，他还有刚强不能忍耐的气度。不是张良，谁能成全他？
刘邦评价张良时充满敬佩感激：“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后世也因此称张良为“帝王之师”。
全身而退显睿智
刘邦当上西汉皇帝后，张良不受刘邦“自择齐三万户”的封赏，只取留城万户，功成身退。据《史记》载，“汉元年正月，封功臣。良末尝有战斗功，高帝曰：‘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择齐三万户。’良曰：‘始臣起下邳，与上会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计，幸而时中，臣愿封留足矣，不敢当三万户。’乃封张良为留侯。”
张良不仅善于为主人出谋献计，也善于为自己规划生涯。
在功成名就之际，张良为什么只选择当了一个留县县令，甘做一个留侯，这是张良知道自己建立的功勋极易引起功高震主，到那时则会落得“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二则他本是韩国贵族，若是刘邦怀疑他举起复兴韩国的大旗，那他的处境则更为危矣；三是张良遵循“将在前，相在后，士在侧”，一直把自己放在“在侧”的位置，始终没有给刘邦留下“篡逆”的嫌疑。四是张良选择的留县不是什么大地方，不很惹人注意，最关键的是那里是他和刘邦初识的地方，提醒刘邦不要忘了旧情。综上，张良明哲保身因而能全身而退，没有因功高盖主而招致杀身之祸。“谋进万难之前，身退功成之后”，也是对张良的另一个侧面写照。
北宋政治家王安石写诗赞张良道：
汉业存亡俯仰中，
留侯于此每从容。
固陵始义韩彭地，
复道方图雍齿封。
张良真是一个很透彻、很清醒、很睿智的智者，对得住后世对他的赞誉。
张良长得什么样？
张良究竟长得什么样？这是人们很想知道的。
东坡在《留侯论》上最后说道：
“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其状貌乃如妇人女子，不称其志气。呜呼，此其所以为子房欤！”
总以为像子房这样的英雄人物不是身材高大魁梧奇伟，至少也是诸葛孔明那样道骨仙风羽扇纶巾是耶，太史公司马迁就是这样揣测的。可是，子房的身材、相貌就像一个女人一样，同他的志向、气概并不相称。这真是人不可貌相，这也正是张良之所以成为张良的特别之处啊！
东坡的《酒经》何以与《醉翁亭记》PK
宋代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这篇文章清新隽永，耐人寻味，老少咸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这句名句被引用了千古，耳熟能详。文中描绘的景色“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自由逍遥令人向往，这是后世公认的。
然而，在当时的宋朝却有人不这样认为。当苏东坡一则短文《酒经》面世后，宋朝洪迈在其所著的《容斋随笔》中，有一则文章认为这篇《酒经》胜过《醉翁》，要比《醉翁》还要好，更有意境。洪迈说，“东坡的这篇文章，就象祭神用的八种珍奇美味，通读时只要肯用力，就能体会到其中的真味。”
宋人洪迈在《容斋五笔》卷八《醉翁亭记酒经》一文中说：欧阳修《醉翁亭记》和苏东坡的《酒经》写法相似，都在句中大量用了“也”字，都是用“也”字做语尾的。《醉翁亭记》一共使用了二十一个“也”字，《酒经》一共使用了十六个“也”字。而“欧记人人能读；至于《酒经》，知之者盖无几。”
两篇文章的不同遭遇，早在宋代就成定局了。但洪迈还是为苏轼《酒经》不能得到当世的推崇而深致不平。“路见不平一声吼”，他侠肝义胆来为东坡的《酒经》打抱不平。
“坡公尝云：‘欧阳作此记，其词玩易，盖戏云耳，不自以为奇特也。’而妄庸者作欧语云：‘平生为此文最得意。’又云：‘吾不能力退之画记，退之不能为吾《醉翁亭记》。’此又大妄也。”洪迈先引苏轼的话，说欧阳修是带着开玩笑的心理写作《醉翁亭记》的，他并不觉得自己这篇文章有什么奇特之处有多么了不起。
苏东坡曾说：“欧阳修的《醉翁亭记》，遣词用句平易，是为游戏之作。自己并不以为有什么奇特之处。而一些庸俗之徒却假托欧阳修的话说：‘平生所做文章这是最得意的一篇。’又说：‘我虽然写不出韩愈的《画记》，韩愈也写不出我的《醉翁亭记》。’这些都是信口开河。”
洪迈接着说：东坡的《酒经》中每用“也”字，上面的字一定要押韵，暗寓于赋。而一些读者往往不去用心体会。这篇文章激扬畅快，源深奥妙，是很难用人间笔墨形容出来的。我现在把这篇文章抄录在这，让后世的人都来看看。“坡《酒经》每一也字上必押韵，暗寓于赋，而读之者不觉，其激昂渊妙，殊非世间笔墨所能形容，今尽载于此，以示后生辈。”
苏东坡的《酒经》这篇文章，被洪迈说的神乎其神，都到了“很难用人间笔墨形容出来”的境地。那么，东坡这篇“惊世骇俗”的文章究竟是怎样写的呢？现照录如下：
“南方之氓，以糯与粳，杂以卉药而为饼。嗅之香，嚼之辣，揣之枵然而轻，此饼之良者也。吾始取麫而起肥之，和之以姜汁，蒸之使十裂，绳穿而风戾之，愈久而益悍，此曲之精者也。米五斗以为率，而五分之，为三斗者一，为五升者四。三斗者以酿，五升者以投，三投而止，尚有五升之赢也。始酿，以四两之饼，而每投以三两之曲，皆泽以少水，足以散解而匀停也。酿者必瓮按而井泓之，三日而井溢，此吾酒之萌也。
酒之始萌也，甚烈而微苦，盖三投而后平也。凡饼烈而曲和，投者必屡尝而增损之，以舌为权衡也。既溢之三日乃投，九日三投，通十有五日而后定也。既定乃注以斗水，凡水必熟冷者也。凡酿与投，必寒之而后下，此炎州之令也。既水五日乃篘，得三斗有半，此吾酒之正也。先篘半日，取所谓赢者为粥，米一而水三之，揉以饼曲，凡四两，二物并也。投之糟中，熟润而再酿之，五日压得斗有半，此吾酒之少劲者也。劲、正合为五斗，又五日而饮，则和而力、严而猛也。篘不旋踵而粥投之，少留则糟枯中风而酒病也。酿久者酒醇而丰，速者反是，故吾酒三十日而成也。”
看了这两段文字，我的感觉是干巴巴的。这篇文章就是一篇说明文，告诉人们如何造酒的。根本体味不到那种“激扬畅快”，“难用人间笔墨形容出来”的意境感觉，也看不到令人流连千古吟咏的语句。没有多少美感嘛。就是打扁我，也绝不会同意洪迈的观点。
可是，人家洪迈可不是这样认为的，洪老夫子说：东坡的这篇文章，就象祭神用的八种珍奇美味，通读时只要肯用力，就能体会到其中的真味。而那些性急的人，读这篇文章则很难体会其中的真味。“此文如太牢八珍，咀嚼不嫌于致力，则真味愈隽永，然未易为俊快者言也。”他毫不掩饰地表示了自己对《酒经》一文的激赏，对《酒经》的不为世人所知，表示了遗憾。
呵呵，这样说来，咱只能是属于那伙“性急的人”，读的又不够下力气，所以不能体会到其中的真味。
我实在是搞不懂，洪迈为什么非要将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篇文章硬要来个PK。或许是《醉翁亭记》和《酒经》两篇文章都谈到了酒，或者都大量用了“也”这个语气词，这本没什么特别的。最主要的是两篇文章的主旨和意趣完全不同，本是“大路朝天各走半边”，谁也不关谁的事。也不会因此就非得将两篇文章进行比较，一较高低。可人家洪老夫子却不这样认为。
洪老夫子说，两篇文章都用了大量的“也”字，相比之下，东坡用的“也”字更加奇巧。难道就是因为两篇文章都大量用了“也”这个语气词，都谈到了酒，就具有可比性了？就相似了？这令后人实在想不通这是什么逻辑？
洪迈所说苏轼《酒经》的优点，“也”或“者也”前一字都押韵，语句音韵铿锵、起伏有致。可后人读《酒经》普遍觉得这篇文章内容不过是造酒之道，相当于技术性文章，属于标准的说明文字。文气不够流畅，语言不够优美，更谈不上什么深远意境，一般人也就没什么兴趣了。倒是《醉翁亭记》是篇优美散文，清新隽永，耐人寻味，旨在述事遣怀，当然更为人们所接受，因而方能不胫而走，流传千古。
从《容斋随笔》洪迈的这篇文章来说，只能说他是苏轼的铁杆拥趸，大概他认为凡是苏东坡的文章就是好的；凡是东坡的文章就是天下无双的。这样未免太武断了，你总不能说，“就是东坡放的屁也是香的吧。”好歹这天下风头也不能都让东坡一个人占尽，总得给他人留个显摆得瑟的一席之地吧。虽然苏东坡是大文豪，成就比欧阳修大，但他也不尽然篇篇佳作吧！文章千古事，各有优劣，见仁见智，何必相提并论？
或许，一生钟爱酒喜酒，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的东坡，他潜心研究酿制美酒，并将酿酒经验以《酒经》记之，是他出于要留给后世这个酿酒的方法，仅此而已。对他来说，哪有什么欲与恩师欧阳修一争高下的想法呢？这都是后人牵强附会，生拉硬扯，捕风捉影而生硬拉郎配，搞什么PK，实在是无聊之举。
洪迈在两位文豪文章使用的“也”字上做文章，实在是没有多大意义。牵强，不能服众。
苏东坡效仿白乐天以诗歌记年岁
年号，是中国封建社会皇权政治制度的一大“发明”，系古代皇帝用于纪年的专有名号，被认为是帝王正统标志。不同的皇帝都有自己专属的年号，不使用其他皇帝用过的年号，否则会被视为是藩属、臣服的标志。
以前帝王没有年号。最早的帝王纪年年号始于西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13年，武帝以当年为元鼎四年，并追改以前为建元、元光、元朔、元狩，每一年号六年。自武帝肇始为后代帝王所沿用，从此历代帝王即位后都给自己统治的年代命名了年号，诸如隋开皇、唐贞观、宋建隆、元中统、明洪武、清顺治等等，这样就将每个帝王统治的年代分得清楚，使后世人容易辨别。直至袁世凯复辟帝制，他使用的“洪宪”年号是最后一个帝王年号。
这年号本是帝王记录自己统治时期的纪年，却被唐朝的世人白乐天拿来开了个玩笑。
这位白居易白乐天独出心载，来了个以诗记年岁，给自己整个“年号”。无独有偶，白乐天的创举虽然前无古人却后有来者，把白乐天当偶像的苏东坡效仿他的举止，也来个全盘复制，免得乐天寂寞。
宋洪迈《容斋五笔》卷八有则《白苏诗纪年岁》记录了这件事。
“白乐天为人诚实豁达爽朗，因此经常作诗来抒发情怀，他还喜好以诗来纪年岁。阅读白乐天的诗集，就将这些诗歌摘录下来。”
“此生知负少年心，不展愁眉欲三十”；“莫言三十是年少，百岁三分已一分”；“何况才中年，又过三十二”；“不觉明镜中，忽年三十四”；“我年三十六，冉冉昏复旦”；“非老亦非少，年过三纪余”；“行年欲四十，有女曰金銮”；“我今欲四十，秋怀亦可知”；“行年三十九，岁暮日斜时”；“忽因时节惊年岁，四十如今欠一年”。
“四十为野夫，田中学锄谷”；“四十官七品，拙宦非由它”；“毛鬓早改变，四十白发生”；“况我今四十，本来形貌羸”；“衰病四十身，娇痴三岁女”；“自问今年几，春秋四十初”；“四十未为老，忧伤早衰恶”；“莫学二郎吟太苦，才年四十鬓如霜”；“下有独立人，年来四十一”；“若为重入华阳院，病鬓愁心四十三”；“已年四十四，又为五品官”；“面瘦头斑四十四，远谪江州为郡吏”；“行年四十五，两鬓半苍苍”；“四十六时三月尽，送春争得不殷勤”；“我今四十六，衰悴卧江城”；“鬓发苍浪牙齿疏，不觉身年四十七”；“明朝四十九，应转悟前非”；“四十九年身老日，一百五夜月明天”。
“衰鬓磋跎将五十，关河迢递过三千”；“青山举眼三千里，白发平头五十人”；“宦途气味已谙尽，五十不休何日休”；“五十江城守，停杯忽自思”；“莫学尔兄年五十，蹉跎始得掌丝纶”；“五十未全老，尚可且欢娱”；“长庆二年秋，我年五十一”；“二月五日花如雪，五十二人头似霜”；“老校于君合先退，明年半百又加三”；“前岁花前五十二，今年花前五十五”；“倘年七十犹强健，尚得闲行十五春”；“去时十一二，今年五十六”；“我年五十七，荣名得几许”；“我年五十七，归去诚已迟”；“身为三品官，年已五十八”；“五十八翁方有后，静思堪喜亦堪嗟”；“半百过九年，艳阳残一日”。
“火销灯尽天明后，便是平头六十人”；“六十河南尹，前途足可知”；“不准拟身年六十，上山仍未要人扶”；“不准拟身年六十，游春犹自有心情”；“我今悟已晚，六十方退闲”；“今岁日余二十六，来岁年登六十二”；“心情多少在，六十二三人”；“六十三翁头雪白，假如醒黠欲何为”；“行年六十四，安得不衰赢”；“我今六十五，走若下坡轮”；“年开第七秩，屈指几多人”；“五十八归来，今年六十六”；“无忧亦无喜，六十六年春”；“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七十欠四岁，此生那足论”；“六十八衰翁，乘衰百疾攻”；“又问年几何，七十行欠二”；“更过今年年七十，假如无病亦宜休”。
“今日行年将七十，犹须惭愧病来迟”；“且喜同年满七十，莫嫌衰病莫嫌贫”；“旧语相传聊自慰，世间七十老人稀”；“皤然七十翁，亦足称寿考”；“昨日复今辰，悠悠七十春”；“人生七十希，我年幸过之”；“白须如雪五朝臣，又入新正第七旬”；“行开第八秩，可谓尽天年”；“吾今已年七十一，眼昏须白头风眩”；“七十人难到，过三更较稀”；“七十三人难再到，今春来是别花来”；“七十三翁旦暮身，誓开险路作通津”；“风光抛得也，七十四年春”；“寿及七十五，俸沾五十千”。
白乐天的记岁诗大多就是这样的。我们欣赏诵读这些诗词，就像阅读白乐天的年谱一样，看到白乐天从三十岁起到七十五岁的人生轨迹。
苏东坡公平生最看重乐天，因此在他的诗作中也对乐天的做法进行了效仿。
如“龙钟三十九，劳生已强半，岁莫日斜时，还为昔人叹”，就是直接引用乐天的语句。又如“四十岂不知头颅，畏人不出何其愚”；“我今四十二，衰发不满梳”；“忆在钱塘正如此，回头四十二年非”；“行年四十九，还此北窗宿”；“吾年四十九，赖此一笑喜”；“嗟我与君皆丙子，四十九年穷不死”；“五十之年初过二，衰颜记我今如此”；“白发苍颜五十三，家人强遣试春衫”；“先生年来六十化，道眼已入不二门”；“纷纷华发不足道，当返六十过去魂”；“我年六十一，颓景薄西山”；“结发事文史，俯仰六十逾”；“与君皆丙子，各已三万日”。
东坡公的纪年诗明显比他的偶像乐天公少了许多，记述了只有三十九到六十一，这一段时光。大概是东坡效仿乐天公只是走走过场罢了，没太认真。如果沿着前人的道一直走下去，拾人牙慧，也实在没多大意思的。这也不是喜欢标新立异东坡的性格。
比较起东坡把乐天当偶像，而把东坡当偶像，效仿东坡的后人如过江之鲫那就更多了。
在东坡生活的那个年代，上至皇亲国戚、达官显贵，下至乡民百姓、青楼歌姬，对苏东坡这个“品牌”钟爱者无以计数。后人不止效仿苏东坡的诗文，以至于他的生活情趣都被人视为经典加以模仿。东坡首创的“东坡肉”、“东坡饼”、“东坡鱼”、“东坡酒”、“东坡巾”、“东坡墨”等等大浪淘沙穿越时空流传千年一直至今；东坡所戴的那种高筒短檐帽，也引一时潮流，被士大夫争相效仿，称为“子瞻帽”。他曾在具有制壶传统的江苏宜兴小住，信手设计制作了几把茶壶，随即“东坡壶”便流行全国。东坡逝世之时，凡是与之相关的东西：服饰、食谱、文章书法、一封信、一支笔、一块砚或者一把扇子都成为众人收藏、争购的对象。受到当时国民的广泛追捧。
有才华的人做什么都会锦上添花，流光溢彩。
东坡效仿白乐天，后人再来仿东坡。正所谓：
一个好汉三个帮，
长江后浪推前浪。
船到桥头自然直，
前人栽树后人凉。
东坡文章纰漏也是那样的美丽
有道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东坡也是人，也有失误的地方，他在《二疏图赞》这篇短文中就出现了行文随意，不够严谨，把当时健在的人说成故去，犯了想当然的错误。东坡的这个错误，被宋朝的洪迈记录在《容斋随笔》中。
我们先看看东坡的《二疏图赞》全文：
惟天为健，而不干时。沈潜刚克，以变和之。於赫汉高，以智力王。凛然君臣，师友道丧。孝宣中兴，以法驭人。杀盖、韩、杨，盖三良臣。先生怜之，振袂脱屣。使知区区，不足骄士。此意莫陈，千载于今。我观画图，涕下沾襟。
东坡先生说：“西汉孝宣帝重振汉朝，以法治理国家，驾驭人臣。先后杀掉了盖宽饶、韩延寿和杨恽，这三个人都是忠臣。疏广、疏受二位先生很是怜悯他们，以致为此而激愤地挥动衣袖脱掉鞋子。如果盖宽饶等三人他们知道自己仅仅是区区小臣，他们就不会那样盛气凌人而招来杀身之祸了。这个想法没有人说出来，一直到现在。我看着这幅画，泪水禁不住流了下来。”
东坡纰漏在哪？
然而，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考察，汉宣帝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疏广、疏受二疏辞去官职回乡时，盖宽饶三人都健在，安然无恙。“方二疏去时，三人固无恙，是尚足传信乎？”这之后二年（神爵二年九月，前60年），盖宽饶才因被解职而自杀。又过了三年（五凤元年十二月，前57年），韩延寿被杀。又三年后（五凤四年十二月，前54），杨恽被腰斩。三人的死都在二疏离去之后发生的事。宋人洪迈因此委婉地指出了这位大诗人的错误，作议论性的文章，必须要考证好所引事实确实没有差错之后，才可以使之流传于后世。“作议论文字，须考引事实，不使差忒，乃可传信。”
《邵氏闻见后录》也记载了这件事，也说出东坡在这方面的失误。但与洪迈记录的这件事时间上有两处不同：一是二疏辞去官职回乡的时间上相差一年，二是在杨恽被腰斩的时间上差三年（洪迈记录的世间是正确的）。
《汉史》，孝宣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疏广为皇太子太傅，兄子受为少傅，至元康四年（前62年），俱谢病去。后二年，当神爵二年九月（前60年），司隶校尉盖宽饶下有司自杀。又三年，当五凤元年十二月（前57年），左冯翊韩延寿弃市。又一年，当五凤二年十二月（前56年），平通侯杨恽腰斩，皆在二疏去之后。以二疏因杀三人而去者，亦误也。
笔者认为洪迈是东坡先生的铁杆粉丝，否则在东坡行文中出现了这样大的失误，将人的性命随意就毙掉了，这本是一件不好交待的事。可是，他洪迈还是竭尽本事挖掘东坡《二疏图赞》中的闪光点加以光大。洪迈说：东坡先生写这篇文章立意之超绝卓异。“其立意超卓如此。”
还为东坡的失误进行辩解：东坡先生的失误，大概是他文思敏捷，不象平常那样重于考究事实罢了。“盖先生文如倾河，不复效常人寻阅质究也。”在人家洪迈看来，东坡文思敏捷之下跑点偏是没什么的，即便是人命关天的事情也没什么的嘛。东坡的失误是那样的美丽？那样的超绝？不会吧？呵呵。真是情人眼里出西施。
东坡在作文时还出现过其他失误，也都被人拣挑出来。宋人陈善在《扪虱新话》就曾说到东坡在写诗作文时常出史料错误，“用事多误”；而且“其谩骂玩侮亦其常事”。
东坡的《叶嘉传》，以拟人化的词句来赞颂闽茶，是一篇研究中国古代茶史的重要文章，这篇文章中也有明显的纰漏。东坡在文中写道“陆羽为其著行录（即《茶经》）传于世。方汉帝嗜阅经史，时建安人为谒者侍上，上读其行录而善之。”汉武帝喜欢读经史，他阅读“陆羽先生著行录（即《茶经》）”称这本书写得好。这明显把时间颠倒了，来了个“关公战秦琼”。陆羽是唐代人，汉武帝哪能读到其《茶经》？
盖宽饶、韩延寿、杨恽的一些情况
盖宽饶字次公，官至司隶校尉，宽饶为人性格刚直，高风亮节，志在奉公。皇亲国戚以及郡国官员到长安，无论大小事情他都要检举，因此被他弹劾的人很多。然而他又为人苛刻，好陷害他人，与他结怨者甚多，又好借事批评朝政，冒犯皇上旨意。在朝廷免除了他的官职后愤而自杀。
韩延寿，汉宣帝时期著名的士大夫，官至左冯翊。韩延寿与杨恽、盖宽饶等友好，是士大夫集团重要成员。汉宣帝重用皇族、外戚，排挤、打击士大夫集团。韩延寿被控告判死罪，五凤元年，韩延寿被害。
杨恽，字子幼，宣帝时曾任左曹，后因告发霍光谋反有功，封平通侯，迁中郎将。位列九卿。其父杨敞曾两任汉宣帝时丞相，其母司马英是史学家司马迁的女儿。他是著名的士大夫，敢于冒死在皇帝面前直谏。轻财好义，奉公守法，不徇私情。后被人检举“以主上为戏（拿皇帝开玩笑），语近悖逆”，以大逆不道罪，遭腰斩。
东坡为何景仰二疏
读《二疏图赞》，可见看到东坡对二疏遗事有浓厚的兴趣，这是他仰慕二疏敢于在朝廷政事中秉公敢谏，回乡后慷慨散金的大度胸怀。
疏广、疏受为叔侄俩，西汉人。汉宣帝时，二疏任太子太傅、太子少傅，被称为贤大夫。疏广总结历史上的为臣之道，认为急流勇退谓之知机才是俊杰。他对侄子疏受说：“历史经验是知足的不受辱没。做人功成名就之时，就应审时度势，急流勇退。人的事业正如太阳月亮，日中而偏，后来居上。我们叔侄今已名成功就，我害怕不乘此时辞朝还家，以后会悔祸无穷啊！”疏受听后，十分赞成叔父的意见。于是，两人同时上表，以年老多病为由辞官，乞准还家，颐养天年。
回到家乡，有位好友曾劝他说：“仲翁公，您居官多年，四海扬名，皇上、太子赐金谢教谕情。你家丁人口众多，子孙满堂，也该广置良田，扩建家宅，使后世子孙永庇皇恩祖德，免致吃食无着之困。”疏广听后说：“故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之说。我看不尽然，若人人都为己而活，那才要天诛地灭哩。我在有生之年，要做点公益之事，死而安乐。再则，惠及后世要有道，不能教他们坐享其成。如是此，好日子也是一阵子，家败则长远。”疏广看了看他那处旧宅，继续说：“要使后代发达，不是给他们留下多少钱粮家园，应教他们如何做人、如何创业，教其艺胜于授与币啊。”两疏用皇上赐给的金银广设学馆，不收取学子分文。在办学期间，疏广疏受兢兢业业乡邻无不称赞。朝廷以为荣。疏广、疏受辞世后，其故里分别被命名为“东疏”和“西疏”。三百年后，陶潜路过宁邑时，赋五言《咏二疏》：“大象转四时，功成者自去。借问衰周来，几人得其趣。游睚汉庭中，二疏复此举。”
东坡是陶渊明的粉丝，他几近和遍陶诗。《和陶咏二疏》诗，表达了自己景仰二疏，神交二疏，屡梦二疏的心怀。
二疏事汉时，迹寓心已去。
许侯何足道，宁识此高趣。
可怜魏丞相，免冠谢陋举。
中兴多名臣，有道独两傅。
世途方毂击，谁肯行此路。
是身如委蜕，未蜕何所顾。
已蜕则两忘，身后谁毁誉。
所以遗子孙，买田岂先务。
我尝游东海，所历若有素。
神交久从君，屡梦今乃悟。
渊明作诗意，妙想非俗虑。
庶几二大夫，见微而知著。
苏轼的“高考作文”是如何瞒天过海的
苏轼诞生于宋仁宗景佑三年（1036），嘉祐二年（1057），二十一岁的苏轼应礼部试，初出茅庐就在“高考”中一鸣惊人，他的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文以天下震”。我们先看看苏轼的这篇“高考作文”。
《刑赏忠厚之至论》原文：
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故其吁俞之声，欢休惨戚，见于虞夏商周之书。成、康既没，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犹命其臣吕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忧而不伤，威而不怒，慈爱而能断，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故孔子犹有取焉。
《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圮族。”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呜呼，尽之矣。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
古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赏之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锯，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诗》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君子之已乱岂有他术哉？时其喜怒，而无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义，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因其褒贬之义以制赏罚，亦忠厚之至也。
《刑赏忠厚之至论》译文：
尧、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的时候，他们是多么的深爱百姓、关怀百姓的疾苦，又以君子长者的态度来对待天下人。有人做了一件好事，除了奖赏他，还用歌曲赞美他，为他有一个好开始而高兴，并勉励他坚持这样做下去；有人做了一件不好的事，处罚他之余，又哀怜同情他，希望他抛弃过去而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同意和不同意的声音，欢喜和忧伤的感情，在虞、夏、商、周的政治文献里都有记载。成王、康王死后，穆王继承王位，周朝的统治便开始衰落。但是，周穆王还是嘱咐告诫臣子吕侯，要他谨慎地使用刑法。他的说话忧愁却不悲伤，威严却不愤怒，慈爱而能决断，有哀怜无罪者的好心肠。因此，孔子把这篇《吕刑》选进《尚书》里。
孔安国《传》说：“奖赏时如有疑问时，应该照样留在应赏之列给予奖赏，为的是推广恩泽；处罚时遇有可疑者，则从应罚之列除去，为的是谨慎地使用刑法。”尧帝当政的时候，皋陶掌管刑法。有一次要处死一个人，皋陶三次说这个人当杀，尧帝却一连三次说应当宽恕。所以天下人都害怕皋陶执法坚决，而赞美帝尧用刑宽大。四岳建议∶“鲧可以任用。”尧帝说：“不可！鲧违抗命令，毁谤同族的人。”过后，他还是说：“还是试用一下吧。”为什么尧不听从皋陶处死犯人的主张，却听从四岳任用鲧的建议呢？圣人的心意，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了。《尚书》说：“罪行轻重有可疑时，宁可从轻处置；功劳大小有疑处，宁可从重奖赏。与其错杀无辜的人，宁可犯执法失误的过失。”唉！这句话完全表现出忠厚之意。可以赏也可以不赏时，赏就过于仁慈了；可以罚也可以不罚时，罚就超出义法了。过于仁慈，还不失为一个君子；超出义法，就流为残忍了。所以，仁慈可以超过，义法是不可超过的。
古人奖赏不用爵位和俸禄，刑罚不用刀锯。用爵位、俸禄行赏，只对能得到爵位、俸禄的人起作用，不能影响那些得不到爵位和俸禄的人。用刀锯作刑具，只对受这种刑的人起作用，对不受这种刑的人不起作用。古代君主知道天下的善行是赏不完的，不能都用爵位俸禄来奖赏；也知道天下的罪恶是罚不完的，不能都用刀锯来制裁。所以当赏罚有疑问时，就以仁爱之心对待。用君子长者的宽厚仁慈对待天下人，使天下人都相继回到君子长者的忠厚仁爱之道上来，所以说这就是赏罚忠厚到了极点啊！
《诗经》说：“君子如果欢喜，祸乱差不多就要过去了；君子如果恼怒，祸乱也会快要停止。”君子止息祸乱，难道有什么特异的方法吗？君子不过是适时地控制自己的喜怒，该喜就赏，该怒就罚，喜怒赏罚都不偏离仁慈宽大的原则罢了。《春秋》的大义是，立法贵严，责人贵宽。根据它的褒贬原则来制定赏罚制度，这也是忠厚之至啊！
这篇文章题目为《刑赏忠厚之至论》，译成白话就是：《论述古代君王奖惩赏罚都是本着忠厚宽大的原则》。这个题目难度很大，考生要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和理论水平，才能把这篇文章作好。这是苏轼初出茅庐应礼部试“高考”答卷。“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文章起句就开门见山表露出苏轼作为儒生向往上古盛世和睦的理想社会状况，援引古仁者施行刑赏以忠厚为本的故事，阐发了儒家的仁政思想，倾慕如斯。这篇文章忠厚立论结构严谨说理透彻，气度恢宏意境深邃。一下子就抓住了考官的眼球，占得头彩。
这次礼部试欧阳修为主试官，梅尧臣等饱学宿儒做参评官。当梅尧臣阅到《刑赏忠厚之至论》一文后，立即被文章流畅语句飞扬词采又颇有纵横之气所吸引，认为有“孟轲之风”，因而特别青睐。梅尧臣将这篇文章推荐给主试官欧阳修。欧阳文忠公看到文章后，大喜过望，以为它“脱尽五代宋初以来的浮靡艰涩之风”，因而十分赏识。
爱才如命的欧阳修（《宋史》上说他“奖引后进，如恐不及”）原本欲将这篇拔擢为第一，但又恐该文是自己的门生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他劝说同样主张录为第一的梅尧臣将这篇文章列为第二。结果试卷拆封后才发现该文为苏轼所作，而取为第一的却是曾巩的作品。世间事情往往就是这样阴差阳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后来，苏轼在《钱塘勤上人诗集叙》中说：“欧阳公好士，为天下第一。士有一言中于道，不远千里而求之，甚于士之求公。”欧公光明磊落，爱才惜才到了无以附加的境界，他自然当得起苏轼这番话。
第一个发现并推荐苏轼的参评官梅尧臣一直有个疑问没有解开，那就是苏轼文章中有关尧与皋陶之对白，“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这位饱学宿儒竟然不知出处。他也不敢冒然提出查问，因为一经提出，即说明自己对古籍学习研究不深，这是十分丢面子的事。苏轼因此才得以瞒天过海。
考试过去之后，苏轼到梅参评官那里去答谢，梅尧臣问苏轼：“尧和皋陶这段典故见于何书？我一时想不起在何处读过。”苏答在《三国志·孔融传》的注释中。事后，梅尧臣查《三国志》没有查到。等苏轼又一次去时，梅再次问他此事。苏轼答：“曹操灭袁绍，以绍子袁熙妻甄宓赐子曹丕。孔融云：‘即周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惊，问出于何典，融答：‘以今度之，想当然耳’。”苏轼说：“曹操打败袁绍后，把袁绍的儿媳妇赐给自己的儿子。孔融说，‘周武王伐纣，把纣王的宠姬妲己赐给了周公。’曹操问典出何处？孔融答：‘我以今度古，想当然耳！’”苏轼说他用那个典故，和孔融一样，“是我想当然耳，杜撰的。”苏轼的这句话让这位前辈宿儒大惊：“你所杜撰？”东坡回答说：“帝尧之圣德，此言亦意料中事耳。”
欧阳修得知此事后说：“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杨万里《诚斋诗话》。
欧、梅这两位大儒被苏轼恣意汪洋的文章所以吸引，没有拿苏轼“想当然耳”来说事打压他；没有因为他达到“言必有出处”而公然杜撰一个典故做论据而封杀他。按考试规则，杜撰典故万万不可，更何况是杜撰圣人的言语。正是这二人的慧眼独具，因而造就了光耀千秋的一代文人。这件事正史、野史，许多典籍中都有记载，真实程度不容怀疑。
欧阳修在《与梅圣俞》信中同梅尧臣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看看欧阳文忠公的襟怀，对初出茅庐的苏轼如此坦荡，心甘情愿让年轻人领尽风骚出人头地。
他还和他的儿子谈论苏轼时说：“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著我也！”朱弁《曲洧旧闻》记载了这句话。
欧公的话果然在后来得到应验。在苏东坡死后的十年之内，大家都谈论苏东坡，果然无人再谈论欧阳修。
苏轼的一鸣惊人只有欧公梅考官的赏识还是不够的，嘉祜六年（1061），欧阳修推荐苏轼经参加由宋仁宗亲自主持的“制科”殿试。欧阳修给朝廷写了篇《举苏轼应制科状》，大力表扬苏轼“学问通博，资识明敏，文采烂然，议论蜂出”，请朝廷让他破格参加制科考试。苏轼所作《进策》、《进论》尽兴豪言提出自己的主张，他指责后宫花销太大，而仁宗本人勤政不足。对上自皇帝下至宰辅多予以批评。这些激烈的文字大臣们都有些受不了，但宋仁宗还是肯定了他，取苏轼为三等（最高等）第一，宋代开国一百年，一二等皆虚设。考上三等的，苏轼之前仅吴育一人。苏辙为下等。宋仁宗退朝后对高皇后说：“今天为子孙们找到了两个宰相。”《宋史·东坡先生本传》。
《师友杂谈》记有这样一则故事：那次制科考试，前来参加报名的文人很多。相国韩琦对众考生了一句话：“二苏在此，而诸人亦敢与之较试何也？”搞得大家都不敢考了，“于是不试而去者，十盖八九矣。”
苏轼这篇《刑赏忠厚之至论》“高考作文”，扣紧题目布局谋篇，文笔酣畅，说理透辟，引用圣经贤传与论据紧密结合，仅用区区六百字便将“仁可过，义不可过”说得十分清楚，作的十分出色，令人叹服。宋人曾作为逸话广为流传。
真相：东坡死于给自己吃错了药
东坡死在自己手上，他死于给自己开错了药方吃错了药。
我这样说，不是危言耸听，不是哗众取宠，也不是制造什么烟雾弹，而是在读了清人陆以恬所著的《冷庐医话》，看到“士大夫不知医，遇疾每为俗工所误，又有喜谈医事，研究不精，孟浪服药以自误。如苏文忠公事，可惋叹焉。”这一记载，才说出了上面这句话。《冷庐医话》卷一《慎药》篇中，有这样的一段记述。
建中靖国元年，公自海外归，年六十六，渡江至仪真，舣舟东海亭下，登金山妙高台时，公决意归毗陵，复同米元章游西山，逭暑南窗松竹下，时方酷暑，公久在海外，觉舟中热不可堪，夜辄露坐，复饮冷过度，中夜暴下，至旦惫甚，食黄粥觉稍适。会元章约明日为筵，俄瘴毒大作，暴下不止，自是胸膈作胀，却饮食，夜不能寐。十一日发仪真，十四日疾稍增，十五日热毒转甚，诸药尽却，以参苓瀹汤而气寝止，遂不安枕席。二十一日，竟有生意，二十五日疾革，二十七日上燥下寒，气不能支，二十八日公薨。
余按：病署饮冷暴下，不宜服黄，迨误服之。胸胀热壅，牙血泛溢，又不宜服人参、麦门冬。噫！此岂非为补药所误耶？
近见侯官林孝廉《昌彝射鹰诗话》云：公当暴下之时，乃阳气为阴所抑，宜大顺散主之，否则或清暑益气汤、或五苓散、或冷香引子、及二陈汤、或治中皆可选用，既服黄粥，邪已内陷，胸作胀以为瘴气大作，误之甚矣，瘴毒亦非黄粥所可解，后乃牙龈出血，系前失调达之剂，暑邪内干胃腑，宜甘露饮、犀角地黄主之，乃又服麦冬饮子及人参、茯苓、麦门冬三物，药不对病，以致伤生，窃为公惜之云云。余谓甘露饮、犀角地黄汤用之，此病固当。至桂、附等味，公之热毒如是之甚，亦不可用也。
东坡一生命途多舛，晚年更是历经磨难。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六月十五日，他从被贬斥的儋州北归回到常州，因为他在海外待的时间太久了，觉得船上热的无法忍受，晚上他在船上露天坐着，再加上食用冷食过多，半夜时因痢疾腹泻开始发作，到天亮时他已经疲惫不堪，服用了补气固表的黄芪粥才觉得好了一点。他和米元章约好第二日一起吃饭，但他的病情不断加重恶化，腹泻狂下不止，腹胀难耐。可自以为精通医术的东坡，还是吃了一些东西，导致晚上再也无法安睡。
东坡在《与钱济明书》中，说了自己诊治的情形：
某一夜发热不可言，齿间出血如蚯蚓者无数，迨晓乃止，困惫之甚。细察病状，专是热毒根源不浅，当用清凉药，已令用人参、茯苓、麦门冬三味煮浓汁，渴即少啜之，余药皆罢也。庄生闻在宥天下，未闻治天下也，三物可谓在宥矣，此而不愈则天也，非吾过也。
明明是东坡自诊有失误，但他不以为是。病情加剧后仍不问郎中，仍是按图索骥，照方抓药，错误的选用了人参、茯苓、黄茋等温补补药，而不以清热解暑之剂来医此热毒之症。应先治“热毒”再作补气，“药不对病，以致伤生”，结果很快就丢了命。这怎么能说东坡先生不是给自己开错了药方，被补药所耽误了呢？怎么能说不是东坡先生草菅了自己的性命，是他自己的过错呢？
东坡在生命垂危弥留之际还不能认识到他之所以由小病而至性命攸关的地步，完全是他自己造成的。可悲的是，东坡却不这样认为，反而还对朋友说，“此而不愈则天也，非吾过也。”其实，把责任推给老天，实在是没有什么道理，这老天，百世万世都是这样的，它能承担什么责任呢？只能是怨天尤人聊以自慰罢了。
陆以恬说：东坡的病因是食用冷食过多导致，治这个病不宜服黄芪粥。误服之后，胸胀热毒堵塞，牙龈出血，这时又不宜服人参、麦门冬。
林孝廉说：东坡腹泻最重的时候，是他的阳气被阴气所抑制，应该用大顺散来治疗。可是，既然服用了黄粥，病毒已经深入体内，胸胀时又以为是瘴气大作，这又是更大的失误，瘴毒也不是黄粥可以治愈的，至于后来牙龈出血，这也是以前治疗失误所造成的，药不对症，以致于伤害了性命，这是十分令人惋惜的。
据史书记载，苏东坡虽是文人却酷爱医术，娴熟许多药方，常给人开方抓药，自己生病从不请大夫，而是自己给自己开方子。关于东坡娴熟中药名有这样一则轶闻：有一次，苏东坡到黄庭坚家做客，刚到黄家，东坡的仆人就匆匆赶来说夫人有急事，让他速回。黄庭坚有心嘲弄他，就吟道：“幸早里（杏、枣、李），且从容（苁蓉为中药）。”苏东坡头也不回，应声而答：“奈这事（苹果、蔗、柿），须当归（当归为中药名）。”
东坡开药方医活无数，在历史上确有记载。
元祐四年（1089）东坡第二次到达杭州，元祐五年正月，由于涝灾和旱灾的连续危害，杭州爆发了严重的瘟疫。病人的主要症状是手脚冰凉，腹痛腹泻，发热恶寒，肢节疼痛等。这是一种来势汹汹的可怕寒疫，当地医生都一筹莫展救治无法。“天降苏知州救民于危难”，东坡亲自开了一剂名“圣散子”的药方，这个药方主治瘟疫，他让杭州宝石山愣严院的僧人按方大锅熬药，然后分设在杭州城街头，布施百姓喝药防疫，不问男女老少，各服一大碗，可避瘴气。东坡的这个药立马见效，患病轻的一大碗喝下去很快就能见效，病重的连服几碗，配上饭食也会得以康复。瘟疫被苏轼的“圣散子”降伏，“所全活者，至不可数”。
“圣散子”这剂药方来历也有些名堂，是东坡从他人手中得到的，这个方子在《苏学士方》和《苏沈良方》中都有收录。《苏东坡全集》第四卷《圣散子叙》曰“用《圣散子》者……状至危急者，连饮数剂，即汗出气通，饮食稍进，神宇完复。”《苏东坡全集·圣散子后序》曰：“圣散子主疾，功效非一。去年春，杭之民病，得此药全活者不可胜数，“所全活者，至不可数”。所用皆中下品药，略计每千钱即得千服，所济己及千人。由此积之，其利甚薄，凡人欲施惠而力能自办者，犹有所止。若合众力，则人有善利，其行可久。今募信士就楞严院修制，自立春后起施，直至来年春夏之交。有入名者，径以施送本院……”苏东坡十分推崇“圣散子”的神奇疗效，亲自撰文说这剂药“饮食备常，百疾不生”加以推广。
尽管东坡通晓药理，自己会开方子，在遇到杭州那样大瘟疫中大显身手。保不准早有人把他当成扁鹊再世，华佗再生。这样东坡先生难免也会自信心膨胀，觉得可以一通百通包治百病，人家之所以没有挂出“神医”的牌子，还是要给天下郎中一口饭吃的。但他毕竟不是专业治医，也无从谈的到精通医术，偶尔客串一下，平常看个头疼脑热的小病也能药到病除。但遇到疑难顽症，就难免有看走眼、下错药的时候。可是他对自己的医术又过分自信，悲剧就这样酿成了。
呜呼，东坡之死，真是件令人扼腕痛心的事。
东坡的悲剧，告诉我们不要相信世界上真有什么万能的全才；告诫我们要严格注意掂量“术业有专攻”这句话的分量。如是而已，不是妄言。
东坡太聪明，
凡事皆必躬。
患疾自己医，
误了卿卿命。
轶闻：东坡曾经当过“煤老板”
苏东坡任徐州太守时，发现、开采并使用了煤炭（唐宋时期称为石炭）这一山中“遗宝”，揭开了徐州煤炭开采的序幕，东坡也由此当了一回“煤老板”。
熙宁九年（1076年）十二月，东坡被罢密州任，熙宁十年二月调任徐州知府，四月东坡到任。七月十七日，黄河在澶州（河南濮阳）曹村决口，洪水向东南灌流，八月二十一日滔滔洪水抵达徐州城下，并汇流于城墙之下不断高涨。“彭门城下水二丈八尺，七十余日不退……”东坡带领徐州百姓抗洪两月余，保住城池，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元丰元年（1078），这个寒冬雨雪交加，薪柴奇缺贵的离谱，有时一床被子还换不到半捆湿柴。
当时，山西已用石炭代替木材。东坡受到启发，派人在徐州附近四处找煤，以解决百姓无以为炊之急。这石炭还真叫东坡给找着了，在徐州西南的白土镇发现了，东坡立即组织人力采挖。白土镇采挖出煤碳，解决了徐州百姓的燃炊之急，生活大计。兴奋之中，东坡作《石炭并序》记录这件事：
彭城旧无石炭，元丰元年十二月，始遣人访获取于州之西南白土镇之北，以冶铁作兵，犀利胜常云。该诗云：
君不见前年雨雪行人断，
城中居民风裂骭。
湿薪半束抱衾裯，
日暮敲门无处换。
岂料山中有遗宝，
磊落如磬万车炭。
流膏迸液无人知，
阵阵腥风自吹散。
根苗一发浩无际，
万人鼓舞千人看。
投泥泼水愈光明，
烁玉流金见精悍。
南山栗林渐可息，
北山顽矿何劳锻。
为君铸作百炼刀，
要斩长鲸为万段。
这首诗前几句“君不见前年风雪行人断，城中居民风裂骭。湿薪半束抱衾裯，日暮敲门无处换。岂料山中有遗宝，磊落如磐万车炭。流膏迸液无人知，阵阵腥风自吹散。”诗人以饱含激情的笔触，写出了徐州百姓为区区烧柴，顶风冒雪，四处奔走，致使城中有人抱被子换柴的状况，冻裂腿脚的苦难情景。充分反映了缺少燃料给百姓生活所造成的艰难程度。
发现开采煤炭之际，“根苗一发浩无际，万人鼓舞千人看。”东坡描写了万众欢腾的喜悦情景，体现了东坡融在百姓之中，对百姓生活的关切之情。
“投泥泼水愈光明，烁玉流金见精悍。南山栗林渐可息，北山顽矿何劳锻。为君铸作百炼刀，要斩长鲸为万段。”说用白土镇之煤，冶利国驿之铁作为兵器，犀利胜常。东坡在上奏皇帝的《徐州上皇帝书》中有专门谈利国铁矿的文字，说：“州之东北七十余里，即利国监，自古为铁官、商贾所聚……地即产精铁，而民皆善锻，数千人之（兵）仗，可以一夕具也。”可见利国监生产兵器能力之强。用石炭作燃料，可增高炉温，加速铁矿石冶炼过程，改善钢结构，同时可节省大量的木材，故“冶铁作兵，犀利胜常云”，不用再砍伐南山木材了“南山栗林渐可息”。东坡积极采取开发石炭，冶铁作兵的措施，不仅着眼于解决百姓的疾苦，而且考虑到国家安危，具有高瞻远瞩的卓越见识。
这首诗的翻译：“你没有看到前年的景象，纷飞雨雪让路上的行人断绝，城中的居民都感到寒风刺骨，冻得小腿骨都快要裂开了。城中燃料短缺，即使你抱着被褥去讨换半束湿柴，跑到天黑也无人肯换。谁能想到这山中就有宝贝呢？那纷杂的黑色美石就是煤炭。这里的煤炭储量丰富，白白让风吹雨打，却一直无人知晓。如今开发这里的煤炭，煤层储存量大，老百姓都很是兴奋，纷纷跑来观看。这里的煤质精粹，是上好的特等煤，能炼出优等焦炭。如今有了煤炭，人们不用再上山无度地砍伐树木，烧制木炭了。从此还能发展冶炼业，打铁炼钢都不在话下。炼出好钢来，可以铸造锋利的兵器，到海里把大鲸鱼斩成万段。”
东坡的这首诗内容丰富以诗记事，正面歌颂煤炭开采，描绘了发现煤矿之后当时的情景，记载了诗人的满怀激情，也为东坡诗歌广泛题材，深刻思想，做了最好的诠释，是东坡流传千古的诗篇中较有特色的一篇，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古典诗歌中较为罕见。虽然日月如梭，斗转星移，九百多年过去了，但这首诗被吟唱至今。《石炭并序》收集在《苏轼诗集》卷十七中。
东坡在徐州没有片刻得闲，他在百步洪种柳、戏马台植松、白土镇找煤、利国驿捕盗等为徐州百姓做了大量善举，在徐州百姓中留下许多美谈，而首次成功地开采和使用煤炭，缓解了百姓生活燃眉之急又解决了冶铁生产问题，“徐州煤史，始于东坡，徐州百姓千年被其余泽。”
东坡这个“煤老板”是心系百姓，胸怀国家高风亮节的“煤老板”，东坡的这一段政绩，更使他在徐州的建树名垂千秋。因而神宗皇帝褒奖道：“得汝以安，朕甚嘉之”。
世间最感人肺腑的《墓志铭》
东坡（1037—1101）那老头光耀史册，他去世后，后人为他写了大量的悼念文章，这其中最引人瞩目，最情真意切，最深沉悲哀，最感人肺腑的一篇，无疑是东坡胞弟苏辙写的那篇《东坡先生墓志铭》。苏辙的这篇文章对研究东坡的生平事迹极具分量，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说东坡的时候绝对不能不说这一篇墓志铭。
苏辙（1039—1112）北宋散文家，为文以策论见长，在北宋自成一家，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著有《栾城集》，代表作品《黄州快哉亭记》，在此文中苏辙说的最为动人的话是：“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这句话译文：“读书人生活在世间，倘若他的心中不能安然自得，那到什么地方会没有忧愁呢？倘若他心里坦荡安泰，不因客观环境而影响自己的情绪感情，那到什么地方又会没有快乐呢？”苏轼评价其胞弟时说，“苏辙的散文达到了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
《宋史·苏辙传》记载，嘉佑元年，苏辙与父、兄同至汴京，颇得当时文坛盟主欧阳修的赏识，次年与苏轼同榜考取进士，名动京师。苏辙踏上仕途后，在对待王安石新政等事当中，表现了一定的政治才能，后因兄“乌台诗案”的牵累和忤逆元丰诸臣等而屡遭贬谪，宦海生涯也没比其兄好多少。晚年被贬官许州（今河南许昌），筑室定居，自号颍滨遗老，自作传万余言。“不复与人相见。终日默坐，如是者几十年。政和二年，卒，年七十四。追复端明殿学士。淳熙中，谥文定。”
苏辙一生为其胞兄苏轼马首是瞻，兄弟二人的感情深如大海，重比山川。感情上他对乃兄的依赖世间没有它物可以代替。苏轼的千古绝句《水调歌头》便是因思念弟弟子由而写，序言有句“兼怀子由”。乌台诗案发生时，为救即将落难的哥哥，苏辙不顾杀头坐监的危险，连夜遣人策马赶赴苏轼处通风报信。东坡的猝然离世，给苏辙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毁灭性的。苏轼死后，苏辙与世隔绝不再与人交流，十年不说话，整日一个人孤独默坐。苏辙这样的行为，应了古人那句话“知音少，弦断有谁听？”从这其中我们看到了郁郁寡欢的苏辙，表现出的正是“凄凄惨惨戚戚”那种伤情千古的泣血哀鸣。
《东坡先生墓志铭》原文：
予兄子瞻谪居海南四年。春正月，今天子即位，推恩海内，泽及鸟兽。夏六月，公被命渡海北归。明年，舟至淮浙。秋七月，被病，卒于毗陵。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其君子相吊于家，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太学之士数百人，相率饭僧慧林佛舍。呜呼，斯文坠矣！后生安所复仰？公始病，以书属辙曰：“即死，葬我嵩山下，子为我铭。”辙执书，哭曰：“小子忍铭吾兄！”
公讳轼，姓苏氏，字子瞻，一字和仲。世家眉山，曾大父讳杲，赠太子太保。妣宋氏，追封昌国太夫人。大父讳序，赠太子太傅。妣史氏，追封嘉国太夫人。考讳洵，赠太子太师。妣程氏，追封成国太夫人。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学四方，太夫人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比冠，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
嘉祐二年，欧阳文忠公考试礼部进士，疾时文之诡异，思有以救之。梅圣俞时与其事，得公《论刑赏》以示文忠。文忠惊喜，以为异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为，子固，文忠门下士也，乃置公第二。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中乙科。以书谢诸公，文忠见之，以书语圣俞曰：“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士闻者始哗不厌，久乃信服。丁太夫人忧，终丧。五年，授河南福昌主簿。文忠以直言荐之秘阁。试六论，旧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公始具草，文义粲然，时以为难。比答制策，复入三等。除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长吏意公文人，不以吏事责之，公尽心其职，老吏畏服。关中自元昊叛命，人贫役重，岐下岁以南山木栰，自渭入河，经砥柱之险，衙前以破产者相继也。公遍问老校，曰：“木栰之害，本不至此，若河渭未涨，操栰者以时进止，可无重费也，患其乘河渭之暴，多方害之耳。”公即修衙规，使衙前得自择水工，栰行无虞。乃言于府，使得系籍，自是衙前之害减半。治平二年，罢还，判登闻鼓院。英宗在藩闻公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限以近例，欲召试秘阁，上曰：“未知其能否故试，如苏轼有不能耶？”宰相犹不可，及试二论，皆入三等，得直史馆。
丁先君忧，服除，时熙宁二年也。王介甫用事，多所建立，公与介甫议论素异，既还朝，置之官告院。四年，介甫欲变更科举，上疑焉，使两制三馆议之。公议上，上悟曰：“吾固疑此，得苏轼议，意释然矣。”即日召见，问：“何以助朕？”公辞避久之，乃曰：“臣窃意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陛下安静以待物之来，然后应之。”上竦然听受，曰：“卿三言，朕当详思之。”介甫之党皆不悦，命摄开封推官，意以多事困之。公决断精敏，声闻益远。会上元，有旨市浙灯，公密疏，旧例无有，不宜以玩好示人，即有旨罢。殿前初策进士，举子希合，争言祖宗法制非是。公为考官，退拟答以进，深中其病。自是论事愈力，介甫愈恨，御史知杂事者为诬奏公过失，穷治无所得。公未尝以一言自辩，乞外任避之。
通判杭州。是时，四方行青苗、免役、市易，浙西兼行水利、盐法。公于其间，常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少安。高丽入贡使者，凌蔑州郡。押伴使臣皆本路筦库，乘势骄横，至与钤辖亢礼。公使人谓之曰：“远夷慕化而来，理必恭顺，今乃尔暴恣，非汝导之，不至是也，不悛当奏之。”押伴者惧，为之小戢。使者发币于官吏，书称甲子。公却之曰：“高丽于本朝称臣，而不禀正朔，吾安敢受！”使者亟易书称熙宁，然后受之。时以为得体。吏民畏爱，及罢去，犹谓之学士而不言姓。
自杭徙知密州。时方行手实法，使民自疏财产以定户等，又使人得告其不实，司农寺又下诸路，不时施行者以违制论。公谓提举常平官曰：“违制之坐，若自朝廷，谁敢不从？今出于司农，是擅造律也，若何？”使者惊曰：“公姑徐之。”未几，朝廷亦知手实之害，罢之。密人私以为幸。郡尝有盗窃发而未获，安抚转运司忧之，遣一二班使臣领悍卒数千人，入境捕之。卒凶暴恣行，以禁物诬民，入其家争斗，至杀人，畏罪惊散，欲为乱。民诉之，公投其书，不视，曰：“必不至此。”溃卒闻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
自密徙徐。是岁，河决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城南两山环绕，吕梁、百步扼之，汇于城下，涨不时泄。城将败，富民争出避水。公曰：“富民若出，民心动摇，吾谁与守？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驱使复入。公履屦杖策，亲入武卫营，呼其卒长，谓之曰：“河将害城，事急矣，虽禁军，宜为我尽力。”卒长呼曰：“太守犹不避涂潦，吾侪小人效命之秋也。”执梃入火伍中，率其徒短衣徒跣持畚锸以出。筑东南长堤，首起戏马台，尾属于城。堤成，水至堤下，害不及城，民心乃安。然雨日夜不止，河势益暴，城不沉者三板。公庐于城上，过家不入，使官吏分堵而守，卒完城以闻。复请调来岁夫，增筑故城，为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从之。讫事，诏褒之，徐人至今思焉。
徙知湖州，以表谢上。言事者擿其语以为谤，遣官逮赴御史狱。初，公既补外，见事有不便于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视也，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言者从而媒孽之，上初薄其过，而浸润不止，至是不得已从其请。既付狱吏，必欲置之死，锻炼久之，不决。上终怜之，促具狱，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公幅巾芒屩，与田父野老，相从溪谷之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五年，上有意复用，而言者沮之。上手札徙汝州，略曰：“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材实难，不忍终弃。”未至，上书自言有饥寒之忧，有田在常，愿得居之。书朝入，夕报可，士大夫知上之卒喜公也。会晏驾，不果复用。
至常，以哲宗即位，复朝奉郎、知登州。至登，召为礼部郎中。公旧善门下侍郎司马君实及知枢密院章子厚，二人冰炭不相入。子厚每以谑侮困君实，君实苦之，求助于公。公见子厚曰：“司马君实时望甚重。昔许靖以虚名无实见鄙于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誉，播流四海，若不加礼，必以贱贤为累。’先主纳之，乃以靖为司徒。许靖且不可慢，况君实乎？”子厚以为然。君实赖以少安。既而朝廷缘先帝意，欲用公，除起居舍人。公起于忧患，不欲骤履要地，力辞之，见宰相蔡持正自言，持正曰：“公徊翔久矣，朝中无出公右者。”公固辞。持正曰：“今日谁当在公前者？”公曰：“昔林希同在馆中，年且长。”持正曰：“希固当先公耶？”卒不许。然希亦由此继补记注。元祐元年，公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即改赐银绯。二月，迁中书舍人。时君实方议改免役为差役。差役行于祖宗之世，法久多弊，编户充役不习，官府吏虐使之，多以破产，而狭乡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先帝知其然，故为免役，使民以户高下出钱，而无执役之苦。行法者不循上意，于雇役实费之外，取钱过多，民遂以病。若量出为入，毋多取于民，则足矣。君实为人，忠信有余而才智不足，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方差官置局，公亦与其选，独以实告，而君实始不悦矣。尝见之政事堂，条陈不可。君实忿然，公曰：“昔韩魏公刺陕西义勇，公为谏官，争之甚力，魏公不乐，公亦不顾，轼昔闻公道其详。岂今日作相，不许轼尽言耶？”君实笑而止。公知言不用，乞补外，不许。君实始怒，有逐公意矣，会其病卒乃已。时台谏官多君实之人，皆希合以求进，恶公以直形己，争求公瑕疵。既不可得，则因缘熙宁谤讪之说以病公，公自是不安于朝矣。寻除翰林学士。二年，复除侍读。每进读至治乱盛衰、邪正得失之际，未尝不反覆开导，觊上有所觉悟。上虽恭默不言，闻公所论说，辄首肯喜之。三年，权知礼部贡举。会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不能言，公宽其禁约，使得尽其技。而巡铺内臣伺其坐起，过为凌辱，公以其伤动士心，亏损国体，奏之。有旨送内侍省挞而逐之，士皆悦服。尝侍上读祖宗《宝训》，因及时事，公历言今赏罚不明，善恶无所劝沮；又黄河势方西流，而强之使东；夏人寇镇戎，杀掠几万人，帅臣掩蔽不以闻，朝廷亦不问。事每如此，恐浸成衰乱之渐。当轴者恨之。公知不见容，乞外任。
四年，以龙图阁学士知杭州。时谏官言前宰相蔡持正知安州，作诗借郝处俊事以讥刺时事，大臣议逐之岭南。公密疏言：“朝廷若薄确之罪，则于皇帝孝治为不足，若深罪确，则于太皇太后仁政为小累。谓宜皇帝降敕置狱逮治，而太皇太后内出手诏赦之，则仁孝两得矣。”宣仁后心善公言而不能用。公出郊未发，遣内侍赐龙茶、银合，用前执政恩例，所以慰劳甚厚。及至杭，吏民习公旧政，不劳而治。岁适大旱，饥疫并作，公请于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故米不翔贵，复得赐度僧牒百易米以救饥者。明年方春，即减价粜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苦。公又多作饘粥药剂，遣吏挟医，分坊治病，活者甚众。公曰：“杭，水陆之会，因疫病死比他处常多。”乃裒羡缗得二千，复发私橐得黄金五十两，以作病坊，稍畜钱粮以待之。至于今不废。是秋，复大雨，太湖泛溢害稼。公度来岁必饥，复请于朝，乞免上供米半，又多乞度牒以籴常平米，并义仓所有，皆以备来岁出粜，朝廷多从之。由是吴越之民，复免流散。杭本江海之地，水泉咸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于水，故井邑日富。及白居易复浚西湖，放水入运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顷。然湖水多葑，自唐及钱氏，岁辄开治，故湖水足用。近岁废而不理，至是，湖中葑田积二十五万余丈，而水无几矣。
运河失湖水之利，则取给于江潮，潮浑浊多淤，河行闤阓中，三年一淘，为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几废。公始至，浚茅山、盐桥二河，以茅山一河专受江潮，以盐桥一河专受湖水，复造堰闸，以为湖水畜泄之限，然后潮不入市，且以余力复完六井，民稍获其利矣。公间至湖上，周视良久，曰：今欲去葑田，葑田如云，将安所置之？湖南北三十里，环湖往来，终日不达，若取葑田积之湖中，为长堤以通南北，则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吴人种菱，春辄芟除，不遗寸草，葑田若去，募人种菱，收其利以备修湖，则湖当不复堙塞。乃取救荒之余，得钱粮以贯石数者万。复请于朝，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图画，杭人名之苏公堤。杭僧有净源者，旧居海滨，与舶客交通牟利，舶至高丽，交誉之。元丰末，其王子义天来朝，因往拜焉。至是源死，其徒窃持其画像附舶往告，义天亦使其徒附舶来祭。
祭讫，乃言国母使以金塔二祝皇帝、太皇太后寿。公不纳，而奏之曰：“高丽久不入贡，失赐予厚利，意欲来朝，以未测朝廷所以待之薄厚，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寿之礼，礼意鲜薄，盖可见矣。若受而不答，则远夷或以怨怒，因而厚赐之，正堕其计。臣谓朝廷宜勿与知，而使州郡以理却之。然庸僧猾商，敢擅招诱外夷，邀求厚利，为国生事，其渐不可长，宜痛加惩创。”朝廷皆从之。未几，高丽贡使果至。公按旧例，使之所至吴越七州，实费二万四千余缗，而民间之费不在，乃令诸郡量事裁损。比至，民获交易之利，而无侵挠之害。浙江潮自海门东来，势如雷霆，而浮山峙于江中，与渔浦诸山犬牙相错，洄洑激射，岁败公私船不可胜计。公议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门，并山而东，凿为运河，引浙江及溪谷诸水二十余里，以达于江，又并山为岸，不能十里以达于龙山之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岭，凿岭六十五丈，以达于岭东古河，浚古河数里，以达于龙山运河，以避浮山之险，人皆以为便。奏闻，有恶公成功者，会公罢归，使代者尽力排之，功以不成。公复言：“三吴之水，潴为太湖，太湖之水，溢为松江以入海。海日两潮，潮浊而江清，潮水尝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驶，随辄涤去，海口常通，则吴中少水患。昔苏州以东，公私船皆以篙行，无陆挽者。自庆历以来，松江大筑挽路，建长桥以扼塞江路，故今三吴多水，欲凿挽路为千桥以迅江势。”亦不果用，人皆恨之。公二十年间，再莅此州，有德于其人，家有画像，饮食必祝，又作生祠以报。
六年，召入为翰林承旨，复侍迩英。当轴者不乐，风御史攻公。公之自汝移常也，受命于宋，会神考晏驾，哭于宋，而南至扬州。常人为公买田书至，公喜，作诗有“闻好语”之句。言者妄谓公闻讳而喜，乞加深谴。然诗刻石有时日，朝廷知言者之妄，皆逐之。公惧，请外补，乃以龙图阁学士守颍。先是，开封诸县多水患，吏不究本末，决其陂泽，注之惠民河，河不能胜，则陈亦多水。至是又将凿邓艾沟，与颍河并，且凿黄堆，注之于淮，议者多欲从之。公适至，遣吏以水平准之，淮之涨水，高于新沟几一丈，若凿黄堆，淮水顾流浸州境，决不可为，朝廷从之。郡有宿贼尹遇等数人，群党惊劫，杀变主及捕盗吏兵者非一。朝廷以名捕不获，被杀者噤不敢言。公召汝阴尉李直方，谓之曰：“君能擒此，当力言于朝，乞行优赏；不获，亦以不职奏免君矣。”直方退，缉知群盗所在，分命弓手往捕其党，而躬往捕遇。直方有母年九十，母子泣别而行。手戟刺而获之，然小不应格，推赏不及。公为言于朝，请以年劳改朝散郎阶，为直方赏。
朝廷不从。其后吏部以公当迁以符会考，公自谓已许直方，卒不报。七年，徙扬州。发运司旧主东南漕法，听操舟者私载物货，征商不得留难。故操舟者富厚，以官舟为家，补其弊漏，而周船夫之乏困，故其所载，率无虞而速达。近岁不忍征商之小失，一切不许，故舟弊人困，多盗所载以济饥寒，公私皆病。公奏乞复故，朝廷从之。未阅岁，以兵部尚书召还，兼侍读。是岁，亲祀南郊，为卤簿使，导驾入太庙。有贵戚以其车从争道，不避仗卫，公于车中劾奏之。明日，中使传命申敕，有司严整仗卫。寻迁礼部，复兼端明殿、翰林侍读二学士。高丽遣使请书于朝，朝廷以故事尽许之。公曰：“汉东平王请诸子及《太史公书》，犹不肯予。今高丽所请，有甚于此，其可予之乎？”不听。公临事必以正，不能俯仰随俗，乞守郡自效。
八年，以二学士知定州。定久不治，军政尤弛，武卫卒骄惰不教，军校蚕食其廪赐，故不敢何问。公取其贪污甚者，配隶远恶，然后缮修营房，禁止饮博。军中衣食稍足，乃部勒以战法，众皆畏服。然诸校多不自安者，卒史复以赃诉其长，公曰：“此事吾自治则可，汝若得告，军中乱矣。”亦决配之，众乃定。会春大阅，军礼久废，将吏不识上下之分，公命举旧典，元帅常服坐帐中，将吏戎服奔走执事。副总管王光祖自谓老将，耻之，称疾不出。公召书吏作奏，将上，光祖震恐而出，讫事，无敢慢者。定人言：“自韩魏公去，不见此礼至今矣。”北戎久和，边兵不试，临事有不可用之忧，惟沿边弓箭社兵与寇为邻，以战射自卫，犹号精锐。故相庞公守边，因其故俗立队伍，将校出入，赏罚缓急可使。岁久，法弛，复为保甲所挠，渐不为用。公奏为免保甲及两税折变科配，长吏以时训劳，不报。议者惜之。
时方例废旧人，公坐为中书舍人日草责降官制，直书其罪，诬以谤讪，绍圣元年，遂以本官知英州。寻复降一官，未至，复以宁远军节度副使安置惠州。公以侍从齿岭南编户，独以少子过自随，瘴疠所侵，蛮蜑所侮，胸中泊然无所蒂芥。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疾苦者畀之药，殒毙者纳之竁。又率众为二桥以济病涉者，惠人爱敬之。居三年，大臣以流窜者为未足也，四年，复以琼州别驾安置昌化。昌化非人所居，食饮不具，药石无有，初僦官屋以庇风雨，有司犹谓不可。则买地筑室，昌化士人畚土运甓以助之，为屋三间。人不堪其忧，公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时从其父老游，亦无间也。元符三年，大赦，北还。初徙廉，再徙永，已乃复朝奉郎，提举成都玉局观，居从其便。公自元祐以来，未尝以岁课乞迁，故官止于此。勋上轻车都尉，封武功县开国伯，食邑九百户。将居许，病暑，暴下，中止于常。
建中靖国元年六月，请老，以本官致仕，遂以不起。未终旬日，独以诸子侍侧，曰：“吾生无恶，死必不坠。慎无哭泣以怛化。”问以后事，不答，湛然而逝，实七月丁亥也。
公娶王氏，追封通义郡君。继室以其女弟，封同安郡君，亦先公而卒。子三人，长曰迈，雄州防御推官，知河间县事。次曰迨，次曰过，皆承务郎。孙男六人，箪、符、箕、籥、筌、筹。
明年闰六月癸酉，葬于汝州郏城县钓台乡上瑞里。
公之于文，得之于天。少与辙皆师先君，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乃出《中庸论》，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尝谓辙曰：“吾视今世学者，独子可与我上下耳。”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先君晚岁读《易》，玩其爻象，得其刚柔远近喜怒逆顺之情，以观其词，皆迎刃而解。作《易传》未完，疾革，命公述其志。公泣受命，卒以成书，然后千载之微言，焕然可知也。复作《论语说》，时发孔氏之秘。最后居海南，作《书传》，推明上古之绝学，多先儒所未达。既成三书，抚之叹曰：“今世要未能信，后有君子，当知我矣。”至其遇事所为诗骚铭记书檄论撰，率皆过人。有《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公诗本似李、杜，晚喜陶渊明，追和之者几遍，凡四卷。幼而好书，老而不倦，自言不及晋人，至唐褚、薛、颜、柳，仿佛近之。平生笃于孝友，轻财好施。伯父太白早亡，子孙未立，杜氏姑卒未葬，先君没，有遗言。公既除丧，即以礼葬姑。及官可荫补，复以奏伯父之曾孙彭。其于人，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用此数困于世，然终不以为恨。孔子谓伯夷、叔齐古之贤人，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公实有焉。铭曰：
苏自栾城，西宅于眉。世有潜德，而人莫知。猗欤先君，名施四方。公幼师焉，其学以光。出而从君，道直言忠。行险如夷，不谋其躬。英祖擢之，神考试之。亦既知矣，而未克施。晚侍哲皇，进以诗书。谁实间之，一斥而疏。公心如玉，焚而不灰。不变生死，孰为去来。古有微言，众说所蒙。手发其枢，恃此以终。心之所涵，遇物则见。声融金石，光溢云汉。耳目同是，举世毕知。欲造其渊，或眩以疑。绝学不继，如已断弦。百世之后，岂其无贤。我初从公，赖以有知。抚我则兄，诲我则师。皆迁于南，而不同归。天实为之，莫知我哀。
苏轼死后，苏辙除了为乃兄写了这篇《墓志铭》后，还写了两篇祭文表达了他痛不欲生泣血至地的悲切心情。
建中靖国（1101年），《祭亡兄端明文》：
维建中靖国元年岁次辛巳，九月己未朔初五日癸亥，弟具官辙，谨遣男远，以家馔酒果之奠，致祭于亡兄端明子瞻之灵。呜呼！手足之爱，平生一人。幼学无师，受业先君。兄敏我愚，赖以有闻。寒暑相従，逮壮而分。涉世多艰，竟奚所为。如鸿风飞，流落四维。渡岭涉海，前后七期。瘴气所烝，飓风所吹。有来中原，人鲜克还。义气外强，道心内全。百折不摧，如有待然。真人龙翔，雷雨浃天。自儋而廉，自廉而永。道路数千，亦未出岭。终止毗陵，有田数顷。逝将归休，筑室凿井。呜呼！天之难忱，命不可期。秋暑涉江，宿瘴乘之。上燥下寒，气不能支。启手无言，时惟我思。念我伯仲，我处其季。零落尽矣，形影无继。嗟乎不淑，不见而逝！号呼不闻，泣血至地。兄之文章，今世第一。忠言嘉谟，古之遗直。名冠多士，义动蛮貊。流窜虽久，此声不没。遗文粲然，四海所传。《易》、之秘，古所未闻。时无孔子，孰知其贤。以俟圣人，后则当然。丧来自东，病不克迎。卜葬嵩阳，既有治命。三子孝敬，罔留于行。陟冈望之，涕泗雨零。尚飨。
崇宁元年壬午（公元1102年），《再祭亡兄端明文》：
维崇宁元年岁次壬午，五月乙卯朔日，弟具官辙与新妇德阳郡夫人史氏，谨以家馔酒果之奠，致祭于亡兄子瞻端明尚书之灵。呜呼！惟我与兄，出处昔同。幼学无师，先君是从。游戏图书，寤寐其中。曰予二人，要如是终。后迫寒饥，出仕于时。乡举制策，并驱而驰。猖狂妄行，误为世羁。始以是得，终以失之。兄迁于黄，我斥于筠。流落空山，友其野人。命不自知，还服簪绅。俯仰几何，宠禄遄臻。欲去未遑，祸来盈门。大庾之东，涨海之南。黎蜒杂居，非人所堪。瘴起袭帷，飓来掀帘。卧不得寐，食何暇甘？如是七年，雷雨一覃。兄归晋陵，我还颍川。欲一见之，乃有不然。瘴暑相寻，医不能痊。嗟兄与我，再起再颠。未尝不同，今乃独先。呜呼我兄，而止斯耶。昔始宦游，诵韦氏诗。夜雨对床，后勿有违。进不知退，践此祸机。欲复斯言，而天夺之。先垄在西，老泉之山。归骨其旁，自昔有言。势不克从，夫岂不怀。地虽郏鄏，山曰峨嵋。天实命之，岂人也哉。我寓此邦，有田一廛。子孙安之，殆不复迁。兄来自西，于是磐桓。卜告孟秋，归于其阡。颍川有苏，肇自兄先。呜呼！尚飨。
东坡的酒量究竟有多大
世间之人喜欢喝酒的多不胜数，那些酒量惊人的如日出日落后浪推前浪没有停歇，但这其中绝大部分都如海水中的泡沫无处寻找他们的名字。唯有那些文采飞扬者借助文字是自己的名字流芳后世。余下的那些人即便喝酒喝得名至黄泉，也不见史上留名。喝酒喝得把自己的性命都搭上了也不能留名，这不是很冤枉的吗？谁叫你不会吟诗作赋呢。
曹操横槊赋诗长歌当啸指点江山，那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依旧在历史的上空回荡，那才是壮怀激烈豪气冲天……
自从陶渊明的喊出“不为五斗米折腰”，甚是让那些在官场中当孙子的小人物羡慕坏了，可是从古到今有几个人做到了呢？“我醉欲眠卿且去”，陶公喝多要睡了，别在那烦人家了……
李白藐视权贵的胆量，仗剑天涯的洒脱，他人是学不来的，“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要想流芳后世，那就使劲喝酒吧……
这世上烦心事太多了，无法遣怀，活着真累。找点时间像范仲淹说的那样“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那时就会心旷神怡宠辱偕忘……
别以为欧阳修公不胜酒力，喝醉了。他说的“醉翁之意不在酒”，那是话里有话，雾里看花。欧公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呢？
做为男人，真是太羡慕柳永了。瞧瞧人家“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这样的人生才是丰富幸福的人生。咱八辈子也没那福分，
东坡说：你们都那么能喝啊！那样有才啊！咱可不行，喝不过你们。咱平生三不行之一就包括喝酒不行。不过，咱也常以酒助兴，听咱唱之：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使我有名全是酒，从他作病且忘忧。”“夜饮东坡醉复醒，归来仿佛三更”“对酒逢花不饮，待何时？”“惟有当时月，依然照杯酒。”“我今不饮非不饮，心月皎皎常孤圆。”“道人得钱径沽酒，醉倒自谓吾符神。”“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但挂酒壶那计盏，偶题诗句不须编。”“酒困日长唯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腊酒送寒催去国，东风吹雪满征衣。”“谷鸟惊棋响，山蜂识酒香。”“海边无事日日醉，梦魂不到蓬莱宫。”“数亩荒园留我住，半瓶浊酒待君温。”
东坡是十分喜爱酒的。他在《洞庭春色》一诗中称酒是“钓诗钩”和“扫愁帚”。
《洞庭春色》诗序：“安定郡王以黄甘酿酒，谓之洞庭春色，色香味三絶。以饷其犹子德麟。德麟以饮余，为作此诗。醉后信笔，颇有沓拖风气。”诗曰：
二年洞庭秋，香雾长噀手。
今年洞庭春，玉色疑非酒。
贤王文字饮，醉笔蛟蛇走。
既醉念君醒，远饷为我寿。
瓶开香浮座，盏凸光照牖。
方倾安仁醽，莫遣公远嗅。
要当立名字，未可问升斗。
应呼钓诗钩，亦号扫愁帚。
君知蒲萄恶，止是嫫姆黝。
须君滟海杯，浇我谈天口。
东坡这样喜欢饮酒，他写了诸多篇与酒有关的诗词歌赋那得喝多少酒呢？论酒量，坡翁要和李白的“斗酒诗百篇”、刘伶的“一饮一斛，五斗解酲”、阮籍的“醉六十日”等等酒仙比起来，则东坡那就是大巫见小巫了，饮酒“知名度”远不及也。
虽说东坡喝的不多，但却颇具“特色”，很多轶闻佳话流传后世。
东坡说：“我一天喝的酒也不过五合（一种容积不大的器皿）。天下再也没有比我不能喝酒的了。我喜欢的是看着朋友客人开怀畅饮，客人举着杯子慢慢惬意地饮酒，则我的胸怀也与喝酒的人一样浩浩荡荡，奔腾万里。那种酣畅淋漓舒坦的感觉乃至于超过了喝酒的人。我闲居的时候，没有一天没有客人的，客人来了也没有不以酒招待的。天下人喜欢酒的，也没有在我之上的。”这段文字说东坡的酒量不大，但是十分爱酒，闲居时无一日不喝酒，但从来不醉。他的妙招是，看着朋友客人喝酒自己也就有了酣畅的感觉。
“予饮酒终日，不过五合，天下之不能饮，无在予下者，然喜人饮酒，见客举杯徐引，则余胸中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适之味，乃过于客，闲居未尝一日无客，客至则未尝不置酒，天下之好饮，亦无在予上者。”东坡《书东臬子传后》。
“东坡曾经说过，他平生有三种技艺不如人，就是下棋、吃酒、唱曲。”彭乘《墨客挥犀》。
东坡酒量很小，他在其多首诗中说出了他不善饮酒。
《酒子赋》中说：“吾饮少而辄醉兮，与百榼其均齐。游物初而神凝兮，反实际而形开。”“我饮一点酒就醉，但这醉酒之乐与那些能豪饮百杯的人一样。”
“若仆者又何其不能饮，饮一盏而醉，醉中味与诸君无异，亦所羡尔。”东坡《东坡题跋》。
“吾饮酒至少，常以把杯为乐。往往颓然坐睡，人见其醉，而吾中了然，盖其能名其为醉为醒也。在扬州时，饮酒过午辄罢，客去解衣盘礴终日，欢不足而适有余。”东坡《和陶诗二十首序》。
《东坡志林》东坡在《题子明诗后》说：“我看见子明能饮酒三蕉叶（蕉叶是一种容量不大的浅底酒杯）。我少年时看见酒杯就醉了，现在也能喝三蕉叶了。”
“我本畏酒人，临觞未尝诉。”《叔弼云履常不饮故不作诗，劝履常饮》。
“少年多病怯杯觞，老去方知此味长。”《次韵乐著作送酒》。
“适有人致嘉酒，遂独饮一杯，醺然径醉。”《与贾耘老》。
“三杯软饱后，一枕黑甜馀。”《发广州》。
“吾饮酒至少，常以把盏为乐，往往颓然坐睡；人见其醉，而吾中了然，盖莫能名其为醉为醒也。在扬州，饮酒过午辄罢。客去，解衣，，欢不足而适有余。因和渊明《饮酒二十首》，庶以仿佛其不可名者，示舍弟子由、晁无咎学士。”《和陶饮酒二十首引》。
《宋人逸事汇编》记载：“米元章（米芾）知雍丘县，子瞻自扬州召还，乃具饭。既至，则对设长案，各以精笔、佳墨、妙纸三百列其上，而置馔于旁。子瞻见之，大笑就坐。每酒一行，即申纸共作字。二小吏磨墨，几不能供。薄暮酒行既终，纸亦书尽，更相易携去。俱自以为平日书莫及也。”
东坡饮酒之后所作的作品，更有一番神韵在其中。东坡曾经说：“俯仰各有态，得酒诗自成”。东坡曾酒后草书《念奴娇》，感叹说：“久不作草书，适乘醉走笔，觉酒气勃勃，似指端出也。”酒后创作的书法看来真是有如神助，“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就是在酒后创作的。东坡酒后也有“酒气勃勃”的感觉，好似从指尖出来一样。
东坡作文吟诗之余，也爱书法、作画。他作书前饮酒，画前也要饮酒。黄庭坚曾为其画题诗云：“东坡老人翰林公，醉时吐出胸中墨。”
黄庭坚在《东坡墨迹跋》中说：“（东坡居士）十分喜欢喝酒，可是喝不了四五杯就已经烂醉，也不和他人打声招呼就地躺下，瞬时鼻声如雷。也没多大一会就又醒了过来，拿起笔来落笔如风雨，虽然说有时不够庄重，但都不同于他人的独特风格。东坡先生真神仙中人。”“性好酒，然不能，四五龠已烂醉，不辞而就卧，鼻鼾如雷。”
《清代名人轶事》也写到东坡不善饮酒，“纪文达会试时，出孙端人宫允人龙门下。孙豪于酒，尝憾文达不能饮，戏之曰：‘东坡长处学之可也，何并其短处，亦刻画求似？’”善于喝酒的孙端人曾经遗憾纪晓岚不能喝酒，他和纪晓岚开玩笑时说他，“东坡的许多长处你学他是可以的，可是他不能喝酒的短处，你怎么也学得这样像。”
苏轼在杭州当通判时，常因陪人喝酒而感觉身心交瘁，因此他曾将杭州官场戏称为“酒食地狱”。
东坡喝醉了也曾出过洋相。他在徐州做太守时，一次酒后登云龙山，醉态百出，他醉卧在石床上，无所顾忌，引得路人都拍手大笑。《登云龙山》诗记载了这一次醉酒：
醉中走上黄茅冈，满冈乱石如群羊。
冈头醉倒石作床，仰看白云天茫茫。
歌声落谷秋风长，路人举首东南望，
拍手大笑使君狂！
律诗本应有八句，但此诗七句，是东坡喝醉了吗，少写了一句，留下了一个“瘸腿诗”。
看来，东坡之不善饮酒，是世人皆知也。
东坡与酒的故事，还有一桩事更令人拍案惊奇瞠目结舌的，完全可以写进武侠小说中去的。那是东坡一个大雪天住在河南尉氏县的驿站里，这时另有一个客人入住，东坡招呼人家和他一起喝酒，就这样两个素不相识的男人，不问姓名，不问何方来到何方去，要的只是一个痛饮至醉。等到第二日与他喝酒的客人南去，东坡还不知道人家姓氏名谁呢。这件事东坡写在《夜归临皋》一诗中，诗的序言道明这一切。
“大雪独留尉氏，有客入驿，呼与饮，至醉。诘旦客南去，竟不知其谁。”
古驿无人雪满庭，有客冒雪来自北。
纷纷笠上已盈寸，下马登堂面苍黑。
苦寒有酒不能饮，见之何必问相识。
我酌徐徐不满觥，看客倒尽不留涩。
千门昼闭行路绝，相与笑语不知夕。
醉中不复问姓名，上马忽去横短策。
东坡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文人斯文是他的本能，但竟也能豪粗犷至此，真是令人钦佩！这样的东坡谁能言不喜欢呢？这正是“相逢何必曾相识”最好的演绎，千古来，这样真实，这样令人神往的邂逅，能有几回呢？
但假使东坡不饮酒，那有哪里能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这样豪情万丈大气磅礴的传世之作。这样的中秋词古今绝唱。现在看来，如果人世间少了这样的语句，这世间则是多么的黯然。
凡天下人喝酒，无外乎个人迷恋喜欢或社会应酬两方面因素。但东坡先生喝酒，却是与众不同，他所追求的不是自己酩酊大醉的杯酌之娱；而是“我有一瓢酒，独饮良不仁”，“我虽不解饮，把盏欢意足”。那就摆好宴席，邀好友共饮，看着他人酣畅痛饮，自己也得到了淋漓酣畅的喜悦和快乐，那种惬意甚至超过了饮酒人的感觉。
东坡理想中像陶渊明那样的退隐生活，是少不了有一壶酒的，“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述怀》。身边的一个人不要是别人，而是他的兄弟子由。“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
东坡喝酒，这真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他人喝多了”。
东坡的赋能和屈原的赋比肩吗
没有人怀疑或者否认东坡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全能运动员，才华横溢的东坡将屈子之深邃、陶翁之宁静、太白之豪迈、杜叟之深沉等诸多文豪的优点来了个一锅烩，纳于自己的笔端，开创了豪放一派，在历史长河中光辉夺目，冠绝古今。
自屈原在公元二百多年前开创了楚辞（赋）这种文学体裁后，他的作品“逸响伟辞，卓绝一世”，他身后历朝历代辞赋作者无不受其影响，继承和发展了楚辞，历代作者往往借用屈原的诗句、屈原的形式来抒发自己胸中的情绪。
南宋的洪迈却认为，“自从屈原词赋里假借渔父、日者问答之后，开创了赋这种文学体裁，也给后代一个竞相模仿的机会。所有后世写作赋的人，语言不能说不工整，但都只是竞相蹈袭沿用屈原的模式，虽然都改了名字换了姓，却没有人能够突破这个俗套，这种旧习气没有人刻意去改变它，创造出一些新意来。仿佛不这样文章就无法写下去了。”
洪迈说这番话，否定了自屈原以后赋作者的成就，将这些作者贬低，目的是为了赞誉他的偶像东坡先生。他评点说东坡就是大鹏鸟，就是蛟龙，东坡以前写作赋的人都成了“不值得一提的林中小鸟”。
洪迈在他所著的《容斋随笔》中，多篇文章都提到了东坡，其中一篇《东坡不随人后》，对他的偶像给予了极大的褒扬。
洪迈认为，“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赋》赋中虚幻了子虚、乌有先生和亡是公；扬雄的《长杨赋》假托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班固的《两都赋》有西都宾、东都主人两个虚拟人物；张衡的《两都赋》虚构了凭虚公子、安处先生；左思的《三都赋》虚构了西蜀公子、东吴王孙、魏国先生；晋人成公绥写《啸赋》，没有宾客和主人两方，也一定要假托一位潇洒公子才能开篇动笔；枚乘《七发》，原本只是假托楚太子和吴客来对答；而曹子建的《七启》，便假托了玄微子、镜机子；张协的《七命》中有冲漠公子、殉华大夫之名。这些词赋都蹈袭沿用屈原的模式，落入俗套，没有任何新意和创造力。
等到东坡公出现后，作《后杞菊赋》，开篇时突兀而起点破题目直截了当地说：‘吁嗟先生，谁使你坐在厅堂上妄称太守？’这就几乎像飞腾的蛟龙、搏击的大鹏，高高翻飞在万里之空九霄之上，没有办法来对答发问。‘殆如飞龙抟鹏，翔扶摇于烟霄九万里之外’。难道是那些不值得一提的林中小鸟能够企及的吗？”“所能窥其涯”，正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后杞菊赋》的全文不长，录如下：
“吁嗟先生，谁使汝坐堂上，称太守！前宾客之造请，后掾属之趋走。朝衙达午，夕坐过酉。曾杯酒之不设，揽草木以诳口。对案颦蹙，举箸噎呕。昔阴将军设麦饭与葱叶，井丹推去而不嗅。怪先生之眷眷，岂故山之无有？”先生听然而笑曰：“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为贫，何者为富？何者为美，何者为陋？或糠覈而瓠肥，或粱肉而墨瘦。何侯方丈，庾郎三九。较丰约于梦寐，卒同归于一朽。吾方以杞为粮，以菊为糗。春食苗，夏食叶，秋食花实而冬食根，庶几乎西河南阳之寿。
译文：
哎，苏先生，谁叫你坐在堂上称太守的？你身前有众多宾客的拜访、请托，身后有众多的属员来往奔走。你从早上进衙办公一直到中午，下午到傍晚酉时，这样辛劳，却从来没有见过你桌上放着酒，你只是拿着杞和菊来糊弄自己的口腹。人们对着你的饭桌就皱起了眉头，拿起筷子就想吐。从前阴就将军用麦饭和葱叶来接待大儒井丹，井丹认为这是对他的不尊敬，推去不吃。现在，你吃起杞、菊来。我实在不明白，你为什么对这里还这么眷恋，难道你的家乡什么都没有吗？”我听了，哈哈大笑，说：“人生一世，好比臂肘的一伸一屈，什么是贫？什么是富？什么是美？什么是丑？有的人吃麦糠和杂在糠中没有破碎的麦粒却肥肥胖胖，有的人顿顿山珍海味却又黑又瘦。晋朝何曾吃起饭肴菜要摆满了大桌子，而南齐瘐杲之吃饭只有三韭。许多人就是在梦中也要分出谁吃的丰盛，谁吃的寒素。这又有什么意思呢？其结果身死都是腐朽。我现在以杞、菊为干粮，春天吃苗，夏天吃叶，秋天吃果实，冬天吃根。我自信能活上百岁，和住在西河的孔子学生子夏差不多，和住在南阳郦县山中饮甘谷水的人一样高寿。”
东坡的这篇赋客人提问题主人来答，这样形式的赋叫主客体。主客体的赋首推屈原的《卜居》、《渔父》，篇幅都很短。到了后来，动辄几千字，以至于万字，篇幅大大抻长。西汉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东汉班固的《两都赋》，西晋左思的《三都赋》等。到了西汉时的枚乘写了《七发》，把问答分七段，变成了一种固定的程式。东汉末曹植的《七启》，晁补之的《七述》，都是如此。这种方法作的赋，先是一层一层地铺垫，最后才点到主旨。套路陈旧，味同嚼蜡。
司马相如、枚乘到晁补所创造的辞赋，都在词藻上下功夫，追求富丽，极尽铺扬之能事。都存在着缺乏文学意味，没有新意的缺点。
东坡的《后杞菊赋》，开篇便点到主旨一语中的，结尾戛然而止没有赘言。此赋清新活泼，一扫历朝辞赋的陈规积习，看似讽刺时政发个人牢骚，触及的却是治国安邦的大理。因而洪迈在《东坡不随人后》一文中予以高度评价，比肩屈子。
对洪迈的这般评点，宋朝的范仲淹认为他的话是有道理的。毫无疑问，东坡的赋也是源于屈子，但他不仅继承了楚辞的精神，而且发展创新了楚辞。东坡在其赋中所展示的气韵、风格永远是他自己的。读东坡的赋让人感觉到，在他所创作的字里行间里，总好像要跑出一个豪放不拘的东坡居士来。
正是东坡将这种赋体灵活运用，注入活力，推陈出新，不落俗套，也就是洪迈所说的“不随人后”，使其生机勃勃，出神入化，令人耳目一新，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天地，因而得到后世的推崇。
东坡能够做到发展创新，是由于东坡倔强豪放的性格所决定的。东坡的豪放绝不是说些豪言狂语和粗犷放肆的话，而是无所顾忌的一味本色。东坡始终坚持“文以意为主”的主张。东坡赋文字平易，也是他的一个特点。“事供驱使，不必求富；辞只达旨，不在其丽。”汉赋中近贾谊，唐赋中近柳宗元。六朝赋不在东坡的眼里。
苏门四学士之一晁补之是《楚辞》专家，他评点东坡的《屈原庙赋》说，“东坡公的文章常常以实用为主，所作的赋也不都是仿照《离骚》。尽管如此，但也并不是不如《离骚》的。”他还说：“东坡居士的词，天地纵横，自是曲中条条框框所禁锢不住的。东坡词如绝世美人洗净脂粉任人去看。他的赋也是这样的。”东坡的赋，真正做到了“赋者古诗之流”。他的赋如抒情诗，却常有《赤壁赋》那样的纵横议论。
宋朝郎晔认为：晁补之对坡赋的评论是精到的。
至于洪迈所言《后杞菊赋》可以比肩屈子的赋，我是不敢苟同洪迈这个观点的。就东坡所做的词赋来说，我所欣赏的也是那篇气势磅礴豪迈奔放的《赤壁赋》。这篇赋自问世以来，被历代学者文家都冠以无出其右的评价；而这篇《后杞菊赋》却鲜有人提及。莫非洪迈没有看见《赤壁赋》，这也绝不可能啊。洪迈出生时，东坡已经辞世二十二年了，东坡的文章都已经面世，或者说人家洪迈就是喜欢这篇《后杞菊赋》，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的事，谁又干涉的着呢。
董其昌评点苏轼的《赤壁赋》及其书法作过一段著名的跋语：“东坡先生此赋，楚骚之一变也；此书，‘兰亭’之一变也。宋人文字俱以此为极则。”这是对东坡赋最为深切而崇高的评价。
诗与李杜争锋，词独冠古今，画不逊道子，书天下第三，文独步千秋，前后赋谁能与伦比。
其实，人不在一个时代背景，作文又不同题，描写也不是一个对象，这些都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因素。因此，就像鸭子与羚羊比赛跑，母猪与猴子比爬树，这比较本身就没有任何意义。搞这样的对比本身就不能成立，也无甚意义。
我还是去欣赏我所喜欢的《赤壁赋》吧。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于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萧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
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糜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而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谁最先发现了苏东坡这位罕世奇才
大宋朝没有成就一个政治上取得辉煌成就的“政治家”苏东坡，却一不小心成就了一个文化的“文学家”苏东坡。这才使中国两千年的文化艺术史上横空出世出现了这个最具有“知识分子”意味的中国文化人。这正是上帝关上一扇门，同时也打开了另一扇门。中国人好讲“吃水不忘挖井人”；唐朝韩愈也曾言之于先：“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世无伯乐，那就没有千里马。那么，谁是苏东坡这位“文曲星”的伯乐呢？是谁最先发现了苏东坡这位罕世奇才？
欧阳修是耶？
对这两个问题，世人早有答语，皆以为是一代儒宗欧阳文忠公也。“有宋一代，若无欧阳修，则无苏东坡。”有此语为证，谁人不信？欧阳修，这位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东坡之前大宋大名鼎鼎的头一号文坛领军文人，他就是发现不世之才苏轼的第一人。这早在世人认可之中，为此人们还甚是佩服欧公襟怀坦荡的提携后辈，欧公具有光明磊落的君子品德，谁还会怀疑呢？
《宋史》上评价欧阳修，说他“奖掖后进，如恐不及”。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被钦命为这一年礼部试的主考官，二十一岁的苏轼这年参加考试。欧公是一个爱才如命的人，当他遇见苏轼这样千年难得一现的“奇人”，怎能不为之欣喜而器重呢？苏轼通过礼部考试及第进士，欧阳公成为苏轼的恩师，苏轼也得以成为欧阳修的门生，欧公也自然成了苏东坡这位“文曲星”的伯乐。
欧公在《与梅圣俞》这封信中对他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欧公抑制不住自己的喜悦坦诚地说：“读苏东坡的文章，不知为何，我竟喜极汗下。老夫当退让此人，使之出人头地。”
欧公在和儿子谈论苏轼时，也由衷地说出了他对苏轼的欣赏之至。“记着我的话。三十年后，无人再谈论老夫了。”“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著我也！”朱弁《曲洧旧闻》。欧公的话果然应验，苏东坡死后的十年之内，果然无人再谈论欧阳修，大家都谈论苏东坡。他的著作在遭朝廷禁阅之时，还有人在暗中偷读。
更有甚者，做学问一定要严谨，“言必有出处”，这是不可颠覆的原则。而到了苏轼这里，他来了个“想当然耳”，杜撰了一个典故，欧阳修非但不怪，反而大为包容。他对人说：“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杨万里《诚斋诗话》。这只能说明欧阳文忠公对苏轼真是出格的喜爱欣赏。
嘉祜六年（1061），欧阳修推荐苏轼经参加由宋仁宗亲自主持的“制科”殿试，又考了第一（制科三等）。宋代开国一百年，考上三等的，苏轼之前仅一人。一二等皆虚设。《宋史·东坡先生本传》“自宋初以来，制策入三等，惟吴育与轼而已。”。苏轼所作《进策》、《进论》尽兴豪言提出自己的主张，对上自皇帝下至宰辅多予以批评，他指责后宫花销太大，又说仁宗本人勤政不足。这些激烈的文字大臣们都有些受不了，但宋仁宗还是肯定了他。苏轼入以三等（最高等）取为第一，苏辙为下等。宋仁宗退朝后对高皇后说：“今天为子孙们找到了两个宰相。”《宋史·东坡先生本传》。
苏轼对欧阳修的赏识自是充满感激之情。“故太子少师欧阳公好士，为天下第一。士有一言中于道，不远千里而求之，甚于士之求公。以故尽致天下豪俊，自庸众人以显于世者固多矣。然士之负于公者，亦时有。盖尝慨然太息，以人之难知，为好士者之戒。意公之于士，自是少倦。而其退老于颍水之上，余往见之，则犹论士之贤者，唯恐其不闻于世也；至于负己者，则曰：‘是罪在我，非其过。’”这是苏轼在《钱塘勤上人诗集叙》中的话，德高望重高风亮节的欧公自然当得。
苏轼因为对王安石变法不能苟同，神宗四年（1071），苏轼请求外放，九月潞经颍州时，与弟弟苏辙专程去拜访了他的恩师欧阳修，陪欧阳公游颍州西湖，作了一些诗颂扬欧阳修，欧阳修也为他介绍了在杭州的朋友。
孰料到，这是他们师生最后一次见面，第二年，欧阳公去世。苏轼时在杭州通判任上，苏轼恸哭于孤山僧人惠勤禅室，作《祭欧阳文忠公文》：
“呜呼哀哉！公之生于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国有蓍龟；斯文有传，学者有师；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为。譬如大川乔岳，不见其运动，而功利之及于物者，盖不可以数计而周知。今公之没也，赤子无所仰芘；朝廷无所稽疑；斯文化为异端，而学者至于用夷；君子以为无为为善，而小人沛然自以为得时——譬如深渊大泽，龙亡而虎逝，则变怪杂出，舞鱓而号狐狸。
昔其未用也，天下以为病；而其既用也，则又以为迟；及其释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复用；至其请老而归也，莫不惆怅失望，而犹庶几于万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谓公无复有意于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追！岂厌世混浊，洁身而逝乎？将民之无禄，而天莫之遗？
昔我先君怀宝遁世，非公则莫能致；而不肖无状，因缘出入，受教于门下者，十有六年于兹。闻公之丧，义当匍匐往吊，而怀录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缄词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盖上以为天下恸，而下以哭其私。呜呼哀哉！尚享！”
译文：
悲痛啊！先生到这世上来，已经有六十六年了。因为有了先生，这就如百姓有父母，国家有了可以象蓍草和龟甲一样解决疑问的人；文化因而得到传授，求学的人有了老师；有德行的人有所依仗因此不会害怕，小人因为害怕先生所以还有不敢做的事情。先生就象高山大川，看不到他运动，但受他恩惠的事物，不能够用数字来衡量、不能全部的知晓。现在先生逝世了，有报复的人没有了仰仗庇护的人，朝廷没有了查找疑问的人。文人被说成了异端，学者被派遣到了边远的地方；君子只能以不作为来为朝廷做点事情贡献，小人高兴的认为时机来了——就象深渊沼泽，神龙没有了老虎也离开了，变端和怪异就层出不穷，象鱓飞舞又象狐狸号叫。
以前先生还没得到朝廷重用的时候，所有人把先生当成隐患心病；等到先生得到重用，又认为先生跟不上形势；到了先生放弃官职的时候，没有不希望他再次得到起用的；到了先生告老还乡，没有不惆怅失望的，又还抱着期望的心情，是因为先生还没有老去衰弱。谁知道先生不再留恋这世间，就这样不给我们追赶机会的走了。难道是厌倦了世间的混浊，洁身自好的走了吗？又难道是百姓没有这样的福分，上天不肯留下先生来？
以前我的父辈胸怀大略隐居于世，不是先生就不能够招致到他；而那时没有才能的我，因为这样才得以跟随先生，在先生的门下受到教育，到现在都十六年年了。听说先生逝世的消息，按情理我应当跪着前去凭吊，但是身有公务不能前往，我也愧对过世的人而感到不自在。只能从千里之外写信，来抒发心中的悲哀。这样做是为天下苍生感到悲痛，也是我自己对先生的痛哭。悲痛啊，先生您安息吧。
苏轼这篇祭文先写天下之不可以无欧公，没有了欧公则“赤子无所仰芘；朝廷无所稽疑”；后写两世知遇之恩，“盖上以为天下恸，而下以哭其私。”情深意切，感人至深，无可否认。欧阳修对苏洵有知遇之恩，于苏轼则有师生之谊。因而，苏轼以极其深沉的言词讴歌欧阳修的功德，表达了他对欧公极深的感情。
综上所诉，欧公绝对是发现苏轼这匹“千里马”的伯乐，这颗“文曲星”的发现者，他对苏轼有“再造之功”。那么，欧公真是发现苏轼的第一人吗？通过阅读史籍，我发现还真不是这回事，最先发现苏轼的也具有慧眼不是欧阳文忠公，而是另有其人。
梅尧臣是耶？
这个人是梅尧臣。梅尧臣字圣俞，世称宛陵先生，经欧阳修荐，为国子监直讲，累迁尚书都官员外郎，故世称“梅直讲”、“梅都官”。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为这次礼部试的主试官，梅尧臣等饱学宿儒做参评官，辅助主考官阅卷。
当梅尧臣阅到《刑赏忠厚之至论》一文，立即被文章流畅语句飞扬词采又颇有纵横之气所吸引，认为有“孟苛之风”，特别青睐，因而将这篇文章推荐给主试官欧阳修。
欧阳文忠公看到文章后，大喜过望，以为它“脱尽五代宋初以来的浮靡艰涩之风”，因而十分赏识。爱才、惜才如命的欧阳修原本欲将这篇拔擢为第一，但又恐该文是自己的门生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他劝说同样主张将此篇文章录为第一的梅尧臣将这篇文章列为第二。结果阴差阳错，试卷拆封后才发现该文为二十一岁的苏轼所作，而取为第一的却是曾巩的文章。
苏辙的《东坡先生墓志铭》记载：“嘉祐二年，欧阳文忠公考试礼部进士，疾时文之诡异，思有以救之。梅圣俞时与其事，得公《论刑赏》以示文忠。文忠惊喜，以为异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为，子固，文忠门下士也，乃置公第二。”“梅圣俞时与其事，得公《论刑赏》以示文忠。”清晰地反映了这一过程。
这样说来，第一个发现苏轼有天纵之才，“惊为天人”，不是欧阳文忠公，而是参评官梅尧臣。
在判阅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一文后，梅尧臣一直有个疑问没有解开，那就是苏轼文章中有关尧与皋陶的对白，“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这位饱学宿儒竟然不知出处。他也不敢冒然提出查问，因为一经提出，即说明自己对古籍学习研究不深，这是十分丢面子的事。苏轼因此才得以瞒天过海。
考试过去之后，苏轼到梅参评官那里去答谢，梅尧臣问苏轼：“尧和皋陶这段典故见于何书？我一时想不起在何处读过。”苏答在《三国志·孔融传》的注释中。事后，梅尧臣查《三国志》还是没有查到。等苏轼又一次去时，梅再次问他。苏轼答：“曹操灭袁绍，以绍子袁熙妻甄宓赐子曹丕。孔融云：‘即周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惊，问出于何典，融答：‘以今度之，想当然耳’。”苏轼说：“曹操打败袁绍后，把袁绍的儿媳妇赐给自己的儿子。孔融说，‘周武王伐纣，把纣王的宠姬妲己赐给了周公。’曹操问典出何处？孔融答：‘我以今度古，想当然耳！’”苏轼说他用那个典故，和孔融一样，“是我想当然耳，杜撰的。”苏轼的这句话让这位前辈宿儒大惊：“你所杜撰？”东坡回答说：“帝尧之圣德，此言亦意料中事耳。”
欧、梅这两位大儒被苏轼恣意汪洋的文章所以吸引，没有拿苏轼“想当然耳”来说事打压他；没有因为他为达到“言必有出处”而公然杜撰一个典故做论据。按考试规则，杜撰典故万万不可，何况是杜撰圣人。正是这二人的慧眼独具，因而造就了光耀千秋的一代文人。
在中国古代科举考试，主考官录取一学生，即表示自己克尽其职发现了真才，二人彼此之间即自动形成了“老师”与“门生”终身不渝的师生关系。考中的门生要去拜谒主考老师答谢致敬，还要修函以感谢老师的恩德。
“第一个发现苏轼有天纵之才，‘惊为天人’的是梅尧臣。”我这样说，苏轼的《上梅直讲书》一文也证明了这一点。
《上梅直讲书》原文：
轼每读《诗》至《鸱鸮》，读至《君奭》，常窃悲周公之不遇。及观《史》，见孔子厄于陈、蔡之间，而弦歌之声不绝，颜渊、仲由之徒相与问答。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颜渊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尔多财，吾为尔宰。”夫天下虽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乐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贵，有不如夫子之贫贱。夫以召公之贤，以管、蔡之亲而不知其心，则周公谁与乐其富贵。而夫子之所与共贫贱者，皆天下之贤才，则亦足与乐乎此矣。
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如古孟轲、韩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从之游，而与之上下其议论。其后益壮，始能读其文词，想见其为人，意其飘然脱去世俗之乐而自乐其乐也。方学为对偶声律之文，求斗升之禄，自度无以进见于诸公之间。来京师逾年，未尝窥其门。今年春，天下之士群至于礼部，执事与欧阳公实亲试之。诚不自意，获在第二。既而闻之人，执事爱其文，以为有孟轲之风。而欧阳公亦以其能不为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非左右为之先容，非亲旧为之请属，而向之十余年间，闻其名而不得见者，一朝为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贵，亦不可以徒贫贱。有大贤焉而为其徒，则亦足恃矣。苟其侥一时之幸，从车骑数十人，使闾巷小民聚观而赞叹之，亦何以易此乐也。《传》曰：“不怨天，不尤人。”盖优哉游哉，可以卒岁。执事名满天下，而位不过五品。其容色温然而不怒，其文章宽厚敦朴而无怨言，此必有所乐乎斯道也。轼愿与闻焉。
译文：
我每次读到《诗经》的《鸱鸮》，读到《书经》的《君奭》，总是暗暗地悲叹周公没有遇到知己。等到读了《史记》，看到孔子被围困在陈国和蔡国之间，而弹琴唱歌的声音没断绝过；颜渊、仲由等学生，互相问答。孔子说：“不是兕，不是虎，却要在旷野上奔波，我的主张不对吗？我为什么落到这田地呢？”颜渊说：“先生的主张极为宏大，所以天下没有人能够接受；虽然这样，没人接受又有什么害处？并且没人接受，然后才显出你是君子。”孔子温和地笑着说：“颜回，如果你有很多财产，我替你管账。”虽然天下没有人接受孔子的主张，但他的学生竟能够自我满足而且是这样的快乐。现在我才知道，周公的富贵实在还比不上孔子的贫贱。像召公这样的贤人，管叔、蔡叔这样的亲属，却不能够了解周公的心思，那么周公跟谁一同享受这富贵的快乐？然而跟孔子一同过着贫贱生活的人，却都是天下的贤才，光这一点也就值得快乐了。
我七八岁的时候，才知道读书。听说如今天下有一位欧阳公，他的为人就像古代孟轲、韩愈一类人；又有一位梅公，跟欧阳公交游，并且和他上下议论。后来年纪大了，才能够读他们的文章词赋，想见他们的为人，料想他们潇洒地脱离世俗的所谓快乐，而自己爱好圣人引为快乐的事。我当时正在学做诗赋骈文，想求得微薄的俸禄，自己估量没有办法进见诸位先生。来到京城一年多，不曾登门求教。今年春天，天下的读书人聚集在礼部，先生和欧阳公亲自考试我们。我没有想到，竟得了第二名。后来听说，先生喜欢我的文章，认为有孟轲的风格，而欧阳公也因为我能够不受世俗文风的影响而录取了，因此我留在这里。不是左右亲近的人先替我疏通关节，不是亲戚朋友为我请求嘱托，从前十多年里听到名声却不能进见的人，一下子竟成为知己。退下来思考这件事，觉得人不能够苟且追求富贵，也不能够空守着贫贱，有大贤人而能成为他的学生，那也就可以依靠了。如果侥幸获得一时的成功，带着成队的车马和几十个随从，使得里巷的小百姓围着观看并且赞叹他，又怎么抵得上这种快乐。
《左传》上说：“不怨天，不怪人”，因为“从容自得啊，能够度过我的天年”。先生的名声满天下，但官位不过五品；先生的面色温和，没有怒容；先生的文章宽厚质朴，没有怨言。这必定是对圣人之道有很深的爱好呢。我希望听到先生的教导啊。
苏轼在这篇《上梅直讲书》文章中，说“欧阳公就像孟轲、韩愈一样。又有梅公和他交游，同他一起议论古今。”“梅公和欧公亲自主持考试，我自己不曾料到获取第二名。您还认为我的文章有‘孟轲之风’。”对欧、梅极为推崇。“有大贤人在，去做他的学生，就有依靠了。”同时又自主动说自己是欧、梅大贤的门徒。对梅尧臣表明自己的感激之情。
苏轼为梅公写了篇《上梅直讲书》，表明他认作梅公是他的直接老师。相比较之下，苏轼同时期没有类似的文章写给欧阳文忠公。
从这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到，苏轼在中进士之后，首先去拜师答谢的不是欧公，而是梅公。这说明苏轼知道梅公才是他的第一老师。而后世之人皆以为欧公是苏轼的第一老师，这是因为欧公的名气实在是不知要比梅公大多少倍；再者说来，欧公为主考官，那些中举的学子那个不是他的学生呢？所以，人们只记得欧公而疏忽了梅公。
苏轼出世，再造苏轼，梅公功不可没。
坡那老头酿酒有一套
东坡是十分喜爱酒的，他在《洞庭春色》诗中称酒是“钓诗钩”和“扫愁帚”。他一生中写的那些诗词歌赋许多都与“酒”这个字眼有关系，可以说是比比皆是。但东坡酒量并不大，他在《酒子赋》中说：“我饮一点酒就醉，但这醉酒之乐与那些能豪饮百杯的人一样。”东坡在《东坡志林》中《题子明诗后》说：“我少年时看见酒杯就醉了，现在也能喝三蕉叶了（蕉叶是一种容量不大的浅底酒杯）。”坡翁虽然喝得不多，但却不满足只喝别人酿的酒，而是兴致颇高地亲躬酿酒，留下一段段佳话，都有诗赋为证，有据可考。
在黄州造蜜酒
西蜀一道士送给东坡一个以蜂蜜造酒的方子，他写《蜜酒歌》一诗记载了这件事：“西蜀道士杨世昌，善作蜜酒，绝醇酽。余既得其方，作此歌遗之。”
真珠为浆玉为醴，六月田夫汗流泚。
不如春瓮自生香，蜂为耕耘花作米。
一日小沸鱼吐沫，二日眩转清光活。
三日开瓮香满城，快泻银瓶不须拨。
百钱一斗浓无声，甘露微浊醍醐清。
君不见南园采花蜂似雨，天教酿酒醉先生。
先生年来穷到骨，问人乞米何曾得。
世间万事真悠悠，蜜蜂大胜监河侯。
《宋史列传》对这种蜜酒有记载：“三佛齐国，盖南蛮之别种，与占城为邻，居真腊、阇婆之间，所管十五州。土产红藤、紫矿、笺沉香、槟榔、椰子。无缗钱，土俗以金银贸易诸物。四时之气，多热少寒，冬无霜雪。人用香油涂身。其地无麦，有米及青白豆，鸡鱼鹅鸭颇类中土。有花酒、椰子酒、槟榔酒、蜜酒，皆非曲蘖所酝，饮之亦醉。”
在惠州造罗浮春酒
东坡《寓居合江楼》诗：“海山葱笼气佳哉！二江合处朱楼开。蓬莱方丈应不远，肯为苏子浮江来。江风初凉睡正美，楼上啼鸦呼我起。我今身世两相违，西流白日东流水。楼中老目日清新，天上岂有痴仙人！三山咫尺不归去，一杯付与罗浮春。”坡翁自注：“予家酿酒，名罗浮春。”
然而，坡翁所酿的这两种酒实在让人不敢恭维。宋人叶梦得在《避暑录话》揭了东坡的短：“苏子瞻在黄州，作蜜酒不甚佳，饮者辄暴下，蜜水腐败者尔。尝一试之，后不复作。在惠州作桂酒，尝问其二子迈、过，云亦一试而止。大抵气味似屠苏酒。二子语及，亦自抚掌大笑。二方未必不佳，但公性不耐事，不能尽如其节度。姑为好事借以为诗，故世喜其名。”“苏氏家酿”没能流传千古反倒成了笑柄。从文中真可以想象，东坡那老头捉弄了两个儿子之后抚掌大笑时那种老顽童一般的神态。
在定州酿中山松醪酒
东坡在定州还曾用松膏酿酒，取名中山松醪。东坡称松醪酒“味甘余而小苦”。“东坡守定州时，于曲阳得松膏酿酒，因赋《中山松醪赋》。”明代冯时化《酒史》。
《中山松醪赋》：“……收薄用于桑榆，制中山之松醪。救尔灰烬之中，兔尔萤爝之劳。取通明于盘错，出肪泽于烹熬。与黍麦而皆熟，沸春声之嘈嘈。味甘余而小苦，叹幽姿之独高。知甘酸之易坏，笑凉州之蒲萄。似玉池之生肥，非内府之烝羔。酌以瘿藤之纹樽，荐以石蟹之霜螯。曾日饮之几何，觉天刑之可逃。投拄杖而起行，罢儿童之抑骚。望西山之咫尺，欲褰裳以游遨。跨超峰之奔鹿，接挂壁之飞猱。遂从此而入海，渺翻天之云涛。使夫嵇、阮之伦，与八仙之群豪。或骑麟而翳凤，争榼挈而瓢操。颠倒白纶巾，淋漓宫锦袍。追东坡而不可及，归铺啜其醨糟。漱松风于齿牙，犹足以赋《远游》而续《离骚》也。”
在海南酿真一酒
坡翁在海南用米、麦、水酿造了“真一酒”。他在《真一酒诗》诗引：“米麦水三一而已，此东坡先生真一酒也。”说明酒是他自己酿造的，酒名也是他给取的。“拨雪披云得乳泓，蜜蜂又欲醉先生。稻垂麦仰阴阳足，器洁泉新表裹清。晓日著颜红有晕，春风入髓散无声。人间真一东坡老，与作青州从事名。”东坡认为真一酒就是“天造之药”，诗的正文中有一条夹注：“真一酒色味颇类于在黄州日所酝蜜酒也。”
清代人郎廷极于记载《胜饮编》：“东坡在南海作真一酒，以米麦水三者为之。”
古道热肠以助人为乐的东坡还把真一酒的酿制方法慷慨地赠送给他人。在《寄建安徐得之真一酒法》中，他写道：“岭南不禁酒，近得一酿法，用白面、糯米、清水三物酿成，玉色，绝似王驸马‘碧玉香’。酒性温和，饮之可解渴而不可醉也。”
在海南还酿过桂酒
坡翁在海南还酿造过桂酒，他说喝过桂酒后有飘飘欲仙的感觉。“肌肤握丹身毛轻，冷然风飞同水行”。东坡作《桂酒颂》序中说：“我谪居海上，应当多饮酒以抵御瘴气，且岭南没有酒禁。有位隐者把桂酒的方子给了我，酿成后酒色如玉，香味超然，非人间物也。”
《桂酒颂》：“‘……吾谪居海上，法当数饮酒以御瘴，而岭南无酒禁。有隐者，以桂酒方授吾，酿成而玉色，香味超然，非人间物也。’东坡先生曰：‘酒，天禄也。其成坏美恶，世以兆主人之吉凶，吾得此，岂非天哉？’故为之颂，以遗后之有道而居夷者。其法盖刻石置之罗浮铁桥之下，非忘世求道者莫至焉。其词曰：‘中原百国东南倾，流膏输液归南溟。祝融司方发其英，沐日浴月百宝生。水娠黄金山空青，丹砂昼晒。百卉甘辛角芳馨，旃檀沈水乃公卿。大夫芝兰士蕙蘅，桂君独立冬鲜荣。无所摄畏时靡争，酿为我醪淳而清。甘终不坏醉不醒，辅安五神伐三彭。肌肤渥丹身毛轻，冷然风飞罔水行。谁其传者疑方平，教我常作醉中醒。’”
在海南还酿过天门冬酒
这位“坡仙”居儋期间还发明了天门冬酒。天门冬也叫百部草，其根可作为药用，具滋阴润肺、除火止咳之功效。东坡以天门冬汁液为酒曲，制出融合天门冬药性的米酒，叫天门冬酒。《山居要录》中详细记载了东坡的天门冬酒酿法：“醇酒一斗，曲麦一升，好糯米五升，作饭，取天门冬汁浸，先将酒浸曲如常法，候炊饭适寒温，用煎和饮令相入酿之。春夏七日，秋冬十日熟。酒初熟味酸，久停则美香，余酒皆不及。”
苏东坡在其《东坡酒经》中也有类似的酿法记载。他还以诗句表达自酿自饮天门冬酒时的喜悦心情，诗云：
自拔床头一瓮云，
幽人先已醉浓芬。
天门冬熟新年喜，
米曲春香并舍闻。
在海南还饮过椰子酒
苏东坡在儋州时作有《椰子冠》一诗。赞美椰子酒是天然之酒，无须仪狄（传说中国古代酿酒始祖之一）教授酿法。酒成后椰壳还可制帽。
天教日饮俗全丝，美酒生林不待仪。
自漉疏巾邀醉客，更将空壳付冠师。
规模简古人争看，簪导轻安发不知。
更著短檐高屋帽，东坡何事不违时。
东坡儿子苏过随其居住儋州期间所作《怀惠许兄弟》诗，记述了海南当地的风土人情，有“椰酒醍醐白，银皮琥珀红”诗句。也说明当时椰子酒至少在儋州比较盛行。椰子酒酿法大致有两种：一是椰子树生长佛焰花苞时，割断花梗，取其椰浆，集中到瓶中，汁液自酿为低度椰子酒；另一种是取成熟椰果，将椰子水和椰肉共捣取浆，浆液自动发酵成酒。
东坡还酿过黄酒
东坡还写过一篇《东坡酒经》：“南方之氓以糯与粳，杂以卉药而为饼，嗅之香，嚼之辣，揣之枵然而轻，此饼之良者也。酿久者，酒醇而丰，速者反是，故吾酒三十日而成也。”这篇文章仅三百余字，把黄酒的酿制过程言简意赅地进行了完整表述，对各大环节描述不但准确到位，而且科学严谨，对后世酿造黄酒起到重要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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