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我这辈子就只有一样爱好：音乐。阿道夫也曾认同，艺术应该摆在人们生活中的首要位置。但在随后我们交往的过程中，他对政治的兴趣变得逐渐突出，虽说他也从未放弃过在艺术上的抱负。人们可以这么理解：在林茨居住的时候，艺术是我们永恒的话题，而到了维也纳，我们的生活则被政治所占据。我感觉在他眼里，我的价值仅仅体现在艺术方面。他越是对政治感兴趣，我们的友谊就越显得无关紧要。但他以前并未对我表达过这种观点；因为他一向是极其严肃地在对待我们的友谊，或许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样的事实。
政治一直都是我们关系中的一个临界点。我没有自己的政治观点，或者具体地说，我没有足够强烈的意识去扞卫我的观点并且把它们强加于人。对阿道夫而言，我并不是一个令他满意的讨论伙伴。他更愿意改变我的信仰，而不仅仅是将我说服。但事实上，我不假思索而又毫不质疑地接收着他的一切言论，甚至有时还背下几段，以便能使我在讨论中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准。但我可不想发展成他的对立面，这样正好迎合了他口头争论的癖好。就政治而言，我的确不是块好料。好比一个置身于音乐大厅的聋子，虽然看得见别人演奏，却不知所奏何曲。老天并没赋予我驾驭政治的天赋。
阿道夫对此感到相当失望。在他看来这简直不可思议，世上竟有像我这般对政治一窍不通的家伙。为了培养我的政治兴趣，他用尽了所有的手段，当然他的态度一点儿都不客气。在维也纳期间，他多次强迫我陪他一起去议会旁听，但我对此相当反感，我宁愿把这些时间花在弹钢琴上。然而阿道夫是不肯善罢甘休的，我必须跟他去，即便他十分清楚，议会里的事情总是让我无聊得想哭。但如果我当时这么讲的话，那我就惨了。
人们普遍相信，政治家都成长在一个政治气氛浓厚的家庭。这样的信条并未在阿道夫·希特勒身上得以体现——恰好相反！这又是希特勒身上诸多矛盾中的一个。他的父亲很喜欢谈论政治，并且从不掩饰自己的自由主义观点。但他听不惯任何针对君主制的反对之词。作为奥匈帝国的一名海关官员，他的立场十分明确。每年8月18日，奥匈帝国皇帝诞辰之时，他就会穿上他的节庆制服。他是帝国和皇室的忠实仆人。也许阿道夫小时候没怎么听到过他父亲谈论政治，因为他父亲认为，谈论政治的地方应该是酒吧，而不是家庭。无论人们在酒吧里侃得怎样热火朝天，回到家里总是风平浪静。我不记得阿道夫曾列举过他父亲的任何一个政治观点。
在洪堡大街的公寓，仍然少有关乎政治的迹象。阿道夫的母亲，克拉拉·希特勒，是一个单纯而真诚的女人，她对政治毫无兴趣。阿道夫的父亲尚在之时，克拉拉可能偶尔会听到他对政治局势的一些抱怨，但她并没有耳濡目染或者把话传给她的孩子们听。这位性格易怒的丈夫和父亲，并没把他在酒馆里的情绪带到他的家庭，这样的做法兴许并无差错。希特勒家不欢迎客人前来谈论政治，我也不记得在他们家听到过任何与政治有关的事情。即使是一些闹得满城风雨的政治事件，都无法渗透到这户平静的人家，甚至连阿道夫自己也要遵守家里的潜规则。
我所见到他们家的唯一改变，就是克拉拉夫人（克拉拉·希特勒）在1906年底，从洪堡大街搬到了乌尔法尔。这次搬迁绝不是受到她丈夫那种不安定性格的影响，而是根据实际考虑做出的决定。那时，乌尔法尔（现在是林茨的一部分）仍然是一个具有乡村气息的独立教区，是退休者的理想居所。由于当地不用履行纳税义务，因而许多东西，比如肉，就比镇上卖得更便宜。克拉拉夫人希望能更好地利用她每月的抚恤金——数目适中，共120克朗。其中90克朗留给她自己，剩下的30克朗，阿道夫和保拉一人一半。不管怎么说，重归田园生活令克拉拉夫人倍感亲切。布吕腾大街9号的房子至今依然静静地矗立在那里，每当路过那里的时候，我仿佛依旧能看见站在小阳台上的克拉拉夫人。对阿道夫来说，能跟斯蒂芬妮“同处一岸”，令他无比满足。由于阿道夫搬到了乌尔法尔，因此我们每晚回家的路程也变长了。但同时这也为我们提供了更多时间去探讨一些有深度的话题。多瑙河大桥这点路程，对我们来说显得微不足道，所以，要是我们特别关注某些问题，就只得在桥上来回漫步，直到我们所有的话题都被聊尽为止。准确地讲，阿道夫需要时间倾吐，而我，需要时间聆听。
每当我想起阿道夫的家庭成长环境，再回忆起他所受的政治压力之时，我脑海中就总会浮现出一幅龙卷风的画面，无论外围的风暴多么猛烈，其中心依然平静。在研究像阿道夫·希特勒这种异乎寻常的政治天才的时候，人们要把外部影响和这个人的自身倾向区分开来，因为我认为后者要比前者重要得多。毕竟那时候，许多年轻人也跟阿道夫一样，接受着相同的教育，经历着同样的政治事件，从所见所闻中感受着激情和愤怒，但是这部分人最终只成为了能干的业务员、技师或厂长，在政治上却无所作为。
民族主义思想支配着林茨实科中学。学生们在私底下抵制所有的传统制度，比如爱国主义演讲、王朝节日还有王朝宣言，他们反对学校的宗教仪式，却参加圣体节的游行。阿道夫·希特勒认为这种氛围比实际的教育重要得多，在《我的奋斗》中，他这样描述：
“资金为南疆协会以及学联会而募集，矢车菊和黑、红、黄三色旗，让人们的立场表露无遗，我们用‘Heil’（万岁）互致问候，高唱《德意志高于一切》，代替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室颂歌，无视一切警告和处罚。”
德国人在奥匈帝国的生存斗争让当时的年轻人大受鼓动，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奥地利的德意志人在奥匈帝国的斯拉夫人、马扎尔人和意大利人中间显得孤立无援。诚然，林茨大体算得上是一座德国城市，它远离重组后的边区，但与之毗邻的波西米亚却总是动荡不安。在布拉格，示威游行接连不断。就连帝国皇家警察也承认，他们不敢保证德国居民免受捷克暴徒的侵扰，这在林茨引起了极大的公愤。和平时期的布拉格几乎都处在了城市告急的边缘。
当时的布德韦斯仍然由德国人管理，在这个小镇的议会中，德国人占据着多数席位。阿道夫有一些同学来自布拉格、布德韦斯或是帕赫阿提茨，每当被别人戏称为“吉卜赛人”的时候，他们就会气得跺脚，因为他们只想跟其他人一样，成为一名纯粹的德国人。很快动荡便波及到了林茨。林茨城里居住着几百个捷克人，他们都是一些老实而谦逊的工人或技师，平时没人对他们过多在意。而如今，一个叫汝拉泽的捷克修道士成立了一个索科尔俱乐部——捷克文化组织，他在捷克的圣马丁教堂布道，还为一所捷克学校募集校舍修建资金。这在镇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些资深的民族主义者已经从这个狂热分子的举动中察觉出，这是在为捷克人的“入侵”做准备。当然，这样的说法无疑有些夸张，但正是这个捷克人的举动让慵懒的林茨人感到了某种威胁，结果，他们几乎是全体一致地加入到了民族主义者的斗争行列当中。
就其个人政治发展的可信程度，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描述道：
“谁懂得年轻人的心理，谁就会了解他们为何在听到战斗号召之时，如此亢奋。他们通过千百种不同的形式进行……虽然他们只是这场伟大斗争的一个真实缩影，但他们反映出的状况通常都更令人信服。”
实科中学里那些民族主义教师走在了这场“保卫战”的前沿。历史老师利奥波德·波希博士，是一个活跃的政客。在镇议会里，他是国民党的权威之一。他痛恨哈布斯堡王朝这个多民族国家（这在今天看来简直就是一个超民族共同体的楷模），所有满腔热血的青年民族主义者都将他的话奉为至理。
“为了自身的优越地位，他们一次又一次卑劣地出卖了德国人民过去和现在的利益，谁还愿意为了这样的王朝继续卖命？”
带着这样的反问，阿道夫明确且义无反顾地背弃了他父亲所支持的泛德主义计划。当阿道夫让他的思想列车一往无前地行进时，我很难跟上他的大部分讲话，于是我只好让他一个人滔滔不绝地尽情发挥。然而，在他的演说中经常出现一个词语，“帝国”。他喜欢用这个词来结束他冗长的倾泻。一旦他将话题带入死胡同并且不知道该怎样继续进行的时候，他就会直截了当地说，“帝国会解决这个问题的”；如果我问他，谁来为他画板上这些庞大的建筑工程埋单，他会自信地回答，“帝国”。任何琐碎的事务都可以交给“帝国”去处理。省剧院的硬件更换将由“帝国舞台设计师”负责（众所周知，1933年后，真的有人填补了那个职位。我记得阿道夫·希特勒在十六七岁时便创造了这个名词）。在他看来，即使是对残障人士的照顾或者是对动物的保护，都属于“帝国”的管理范畴！
在奥地利，“帝国”这个词通常是代指德国的势力范围，当地居民被称作“帝国的德国人”。但是当我朋友使用到这个词语的时候，它不光是指德国，尽管他总是避开对“帝国”的准确定义，但很明显，这种混合的表达，包含了一切他看中的政治要素。
怀揣对德国人民和“帝国”的热爱，他排斥着一切外来事物。其他的国家丝毫不能引起他的兴趣。虽然当时的许多年轻人都渴望体验异国风情，但阿道夫完全没有这样的冲动。即便是艺术家对意大利的传统向往在他身上也难觅踪迹。他所有的计划与构想，永远都只在一个国家施展，那就是“帝国”。
他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毫不含糊地指引着他，反对哈布斯堡王朝君主制，并展现出了他性格中的所有特质，尤其是他钢铁般的意志——一旦他认定某件事情是正确的，他就不会改变。民族主义思想根植在他脑中，成了他坚定不移的政治信仰。任何失败与挫折都无法使他妥协。从16岁一直到死，他始终都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他与身边那些无忧无虑的年轻人大不相同。在他心中没有无关紧要的事物；即便再琐碎的事，他都会给予关注。对待任何事情他都会表明自己的态度——越是跟自己没有关系，他就越要加倍关注。通过这种方法，他就能填补自身存在价值的缺失，从而才使得他谋求改变的强烈渴望有了目标和方向。虽然他尽心竭力地试图解决一切障碍，但却没有人知道他的存在。有时我真的为他感到遗憾。像他这么一个颇具天赋的人，什么样的幸福不能获取；而他却选择让自己的生活充满了艰辛！他总是为了一些事情跟整个世界争执不休。也正是这种奋不顾身的精神让他同大多数普通年轻人区别开来。我从未见过他对什么事情一笑置之，每件事情都必须经过他的彻底研究和验证，以便能与他的政治目的吻合。传统的政治观念在他眼中一文不值。总而言之，整个世界都必须被他从头到尾地全部重组。
有人会以为，青年希特勒将身体和灵魂都献给了当时的政治斗争，这样的概括是不正确的。因为他只是一个苍白、虚弱、羸瘦的年轻人，不为人知而又涉世未深，性格内向又没有进取之心，所有的激进行为都是他一个人在执行。只有某些极其重要的想法和解决方案他才会在晚上对我提及，然后同我一起探讨，因为首先他需要一个听众；其次，我跟他一样，也是一个卑微、孤独的人。若允许我做个不恰当的类比——青年希特勒同政治的关系恰似他对爱情的看法。他越是在精神上积极从政，他在实践中的政治参与就越是受到抑制。他没有加入任何党派或组织，也没有参与过政党的示威游行，他总是小心谨慎，不将自己的想法透露给除我之外的其他人。如我所见，他第一次跟政治“眉目传情”是在林茨。仿佛他已经预感到，政治将同他结下不解之缘。
而目前，他只是把政治当成了一种思维练习。这种含蓄的做法展示出了他性格中的一个反常特点——耐心。政治对他来说仍然意味着数年的观望、批判、学习和积累经验，由于阿道夫将政治视为私事，因而当时的公共生活在他眼中显得毫不重要。
有趣的是，阿道夫早年对军事抱有强烈的反感。这似乎与他在《我的奋斗》中的描述相悖：
“在浏览我父亲的藏书室的时候，我发现了许多军事书籍。其中，有两册描写1870-1871年普法战争的流行杂志是我当年的最爱。不久之后，这场英勇的斗争便成了我最宝贵的思想体验。从此，我对战争和军事的热情变得日益高涨。”
1924年，他在兰德斯堡监狱坐牢的时候撰写了《我的奋斗》，我猜测他在书中对这段“回忆”的描述只是出于某种权宜之计。因为当年我认识的那个阿道夫·希特勒，对战争和军事没有丝毫兴趣。那些围着斯蒂芬妮身边转的年轻中尉，不仅是他的眼中钉，更是他强烈憎恶的对象，就连强制性服役制度都让他极为反感。不，他绝不会在别人的强迫下成为一名士兵，就算要当兵，他也要遵从自己的意愿，誓不加入奥地利军队。
在结束关于阿道夫的政治发展这一章之前，我想先回顾两个问题，因为在我看来，它们比其他任何关乎政治的事情都重要得多：一是青年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态度，二是他对教堂的看法。
在林茨，阿道夫·希特勒这样描述他对犹太人问题的看法：
“如果不是事实，今天我就很难讲出这样的话：‘犹太人’这个词头一回填充了我的精神食粮。我父亲尚在人世的时候，我不记得他何时在家中提到过这个词。我相信自己了解这位老先生的想法，他肯定觉得，给这个词加以任何的负面强调，都是一种文化衰退的表现。在他一生当中，他多少曾获得过一些富有见地的想法，这些想法不仅与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谐共存，而且还影响了我，即便是学校也无法改变我从他那里继承来的观念。
在实科中学，我的确认识一个犹太男孩，但大家都不相信他，并且还跟他保持距离，主要是因为他跟我们的经历不同，每次别人跟他开玩笑他都显得相当沉默，另外我跟他的接触也不多。
直到十四五岁以后，我才开始注意到‘犹太人’这个词，有时是在谈论政治的时候，当一些宗教异议人士在我面前夸夸其谈的时候，我总会感到一丝厌恶，我无法摆脱这种令人不快的感觉。但这些问题根本提不起我的兴趣。林茨的犹太人很少……”
所有这一切听上去似乎都非常真实，但却与我的印象不符。
首先，在我看来，当描述到他父亲性格中的自由思想时，他进行了着重的修饰。既然阿洛伊斯·希特勒在林茨的圈子已经普遍认同了舒纳勒的思想，那么我可以推断，他父亲也是个反犹主义者。
其次，在叙述他的校园生活时，希特勒遗漏了一点，那就是实科中学的一些老师是公开反犹的，并且毫不隐讳地在学生面前承认他们对犹太人的憎恶，而且希特勒在实科中学肯定也意识到了犹太人问题的政治性。实情必定如我所言，当初我刚认识阿道夫·希特勒的时候，他的反犹主义倾向就已经很明显了。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回我们沿着伯利恒大街散步，途经一座犹太小教堂，当时他就对我说：“这个东西不该出现在林茨。”
据我所知，到了维也纳之后，阿道夫·希特勒就彻底变为了一名反犹主义者。尽管他在维也纳的经历可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这种思想肯定不是萌生于此时。
在我看来，阿道夫·希特勒的描述其实是想要表达以下观点：“在林茨，这个犹太人口少到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方，形势还不至于使我感到焦虑。只不过到了维也纳，在见识了不计其数的犹太人之后，我才被迫去面对这些问题。”
他对教堂的态度则截然不同。在《我的奋斗》中，他几乎没有提起过教堂，只有他在兰巴赫的一段童年经历的描述：
“由于闲暇之时，我会去兰巴赫的修道院上声乐课，因而我总能获得绝佳的机会，在教堂典礼那节庆般的辉煌中陶醉。如同我父亲当年在乡村小教堂的感受一样，我自然也对修道院长的光辉形象崇拜不已。至少在当时，情况是这样。”
希特勒的祖辈们必定是笃信宗教且常做礼拜之人，这恰恰体现出农民的本性。但希特勒的父母在这方面的表现却各不相同，他母亲对宗教倒是很虔诚，然而他父亲却是个不拘一格，又不怎么热心的基督徒。但很显然，他父亲对教会比对犹太人问题重视得多。鉴于君主与教会的密切关系，身为国家公务员的他，决不能容忍别人将其视作一个反教权主义者。
只要小阿道夫还亲近他的母亲，他就肯定会受到克拉拉夫人的影响，并接受教堂的庄严与美丽。这个苍白年幼的唱诗班男童是一个虔诚的信徒。尽管希特勒对此所言甚少，但一切情况似乎已昭然若揭。他了解这些宏伟的建筑，在他稚气未脱之时，教堂一度令他深深着迷，这其中也少不了他母亲的鼓励。但随着岁数的增长，他逐渐忘却了自己的童年经历，变得更像他的父亲，他后来的自由主义思想就是在他父亲的影响下产生的。林茨实科中学的弗朗兹·赛尔斯·施瓦茨，是阿道夫的宗教老师，他没对这帮年轻人产生过什么启发或影响，因为学生们根本就没拿他当回事。
我的回忆可以被总结为几句话：我认识阿道夫·希特勒这么久以来，从没见他去过教堂。以前他知道我每个星期天都要同父母一起去教堂做礼拜，他也接受这个事实。尽管他偶尔也承认，他对这样的做法很不理解，但他从未试图劝我不去教堂——他母亲是个笃信宗教的女人，但无论如何，阿道夫自己是不愿牵扯其中的。此外，每当他对这些事物发表评论的时候，他都会带着某种宽容和耐心，而这种表现与他惯常作风相悖。很明显，他不想把自己的思想强加于此事之上。主日礼拜结束后，我们通常会在教堂外碰面，对于这种周日的例行礼拜，他从未发表过任何不敬之词，也没有采取过什么不恰当的行为。令我惊讶的是，他甚至从未把它当成一个辩论的机会。
有一天，他兴奋满怀地找到我，向我展示了一本关于审判女巫的书，还有一次是一本关于宗教法庭的书。不管这些书中记载的事件令他感到多么激动，他都不会对其下任何政治结论，可能他觉得在这方面我不是个合适的听众吧。
每个星期天，他母亲都要带小保拉去做弥撒。我记得阿道夫从没跟她们一起去过，或者说克拉拉夫人从没叫他去过。正如她对宗教的虔诚一样，她已经顺从了这样的事实——他的儿子是个例外。也许在这件事上，她对那位父亲的不同观点持保留态度，因为丈夫的箴言与奋斗历程仍然是她为儿子树立的标准与榜样。最后，我想用以下语言来描述希特勒当年对教堂的看法：他绝不是对教堂漠不关心，而是教堂给予不了他任何东西。
总而言之，阿道夫·希特勒成为了一个民族主义者。甚至早在当年，我就见证了他对德国人民炽热的奉献精神。只有依靠人民，他才活得有意义，离开人民，一切皆为虚无。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