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同斯蒂芬妮的关系也能体现出他对瓦格纳痴迷的一面。从另一种角度上讲，当他见到斯蒂芬妮的一刹那，他对理查德·瓦格纳的感觉就变为了一种真正的激情。但直到他的心中萌生了对这个女孩的爱，他对艺术的敏感才提升到了热爱的程度。事实上，这份爱只是种一厢情愿的暗恋，并且从未得到过真正的回报。因此，在这种单相思的煎熬之下，他只得努力地向这位艺术大师靠拢，希望能够从瓦格纳的作品中找到这份苦恋所给予不了的慰藉。从青年时期一直到死，他都始终追随着这位来自拜罗伊特的男人。正如这段怪异罗曼史中的斯蒂芬妮变成他的一个想象产物一样——其实在常人看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也许多年以后，阿道夫·希特勒的心中也创造出了一个“瓦格纳”，一个融入了他的自身理解和想象的理查德·瓦格纳。
希特勒没有受过多少系统的音乐教育。除了他母亲的培养以外，他在音乐方面受过的最好的教育，源于兰巴赫本笃会修道院唱诗班的一位名叫莱昂哈德·格鲁纳的神父，当时的阿道夫作为唱诗班的一员，在他那里培训了两年。这小子加入到唱诗班的年龄是8岁，正是在接收能力很强的一个时期。但凡对当年奥地利的文化水平有所了解的人都该清楚，除了比较正规的唱诗班以外，几乎找不出其他更好的音乐培训机构。尽管小希特勒那纯净而美妙的嗓音总是能够给人们带来愉悦，但不幸的是，这段大有希望的开端并没有得到继续发展。想必他的父亲对此也毫无兴趣。这孩子在上小学的时候，音乐成绩一直都是“优秀”，但到了实科中学之后，他就没再上过音乐辅导课，因为学校里根本没有开设此类课程。谁要是想进行音乐方面的培训，就只得自掏腰包上私人课程，或者去读音乐学校。即便阿道夫的父亲同意他去上私人课程，他也腾不出任何时间，因为每天光是从莱翁丁到实科中学的路程就超过了两个小时。
阿道夫对我受到的音乐教育极感兴趣，但他又时常感到不安，因为我在音乐方面的知识比他掌握得多。从我们平常谈到的关于音乐的话题中，我惊讶地发现他的表述十分专业并且相当到位。如果说我走的叫正道，那么他则是独辟蹊径。他甚至无须经过任何的系统学习就能够道出音乐中的所有原理。一谈到音乐，他的理解力立马就能被唤醒。我只能说，他对音乐的感觉十分强烈，以致常常使我为之惊讶，因为实际上他对此一无所知。当你叫他正儿八经地去演奏某种乐器的时候，这份无师自通的天赋便会显现出它的局限性。像演奏乐器这种事情需要的是系统的培训，反复的练习，坚定的意志和持之以恒的心态，尽管他自己不愿意承认，但我不得不说，对于这些必要的品质，我的朋友知之甚少。他的感情用事，他的幻想，以及他那份过了头的自信都使我刚才谈到的那些品质变得毫无意义，他确信自己能行。然而，直到他将我的小提琴抵在下颌，拿起琴弓准备演奏的时候，他那份必胜的信念才变得不那么肯定。我仍旧记得他当时的尴尬表情，因为这活儿并不像他想得那么容易，我从他手中接过乐器，给他来了一小段，可他却不愿意听。在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能够战胜他意志的事情，这着实让他恼怒不已。当然，那个时候他早已超过了乐器启蒙的年龄。
有一天他冲我吼道：“你总是把音乐吹得跟巫术一样，现在我倒要看看它有多了不起！”带着这句开场白，他宣布了他准备学习钢琴的决定，并大放厥词，无须数日他便能熟练地掌握其演奏技巧。于是他报名参加了约瑟夫·普鲁拉斯基开设的音乐课程，但他很快就意识到，不靠勤奋和努力，这种技艺是学不来的。他在普鲁拉斯基那里的经历与我之前在老中士科佩斯基那里的感受相似。普鲁拉斯基根本就不在乎乐感的培养或是什么具有亲和力的即兴创作，他所看重的是熟练的指法和严格的纪律。所以阿道夫便陷入了一个窘境。要是叫他放弃这次尝试他又觉得拉不下脸，毕竟之前自己也信誓旦旦地放了话，但这套愚蠢的指法练习又着实让他懊恼不已。对于这次分歧，我倒是处之泰然，因为在音乐这方面，阿道夫糊弄不了我，正如我在其他方面也无法撼动他的权威一样。而后我注意到，普鲁拉斯基那种“疯狂的音乐体训”给他带来的强烈不满正在逐渐消退——每当我跨进洪堡大街19号公寓的门槛时，我就越发明显地感觉到，他在钢琴上并没有取得任何进步，甚至在我面前他都会尽量避免去打开琴盖，而普鲁拉斯基的名字在我们的谈话中也提到得越来越少，因此，“学习弹钢琴”这码事儿便被悄然搁置。我不知道阿道夫在这件事情上坚持了多久，反正肯定没超过一年。但对于被普鲁拉斯基随意支配的希特勒来说，这应该是一段相当漫长的岁月了。尽管如此，当后来我们在维也纳为学生舞台创作歌剧的时候——很不幸的是这部歌剧一直未完成——阿道夫不仅担当歌词创作，而且还负责作曲，还好他至少把主题曲留给了我。他在用自己的方式来证明一个事实，尽管先前的所有迹象都与之相反，但是音乐的要义在于灵感，而不是指法练习。
然而，阿道夫对我的音乐天赋还是予以了肯定，他不仅对我没有丝毫的嫉妒之心，而且还能享我成功之喜悦，哀我失败之痛苦，有如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一般。渐渐地，我发现他成为了我的精神支柱和前进动力。他的信任是我精湛技艺的练就过程中所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这份信任也为我们的友谊架起了一座坚实的桥梁。白天的时候，我或许只是一个小小的装潢师助理，在灰尘满天的作坊里修补着被耗子啃坏的旧桌椅，但是一到晚上，当我来到希特勒的公寓，我便忘却了工作，抛开了烦恼，同他一道，踏入一片纯净而崇高的艺术领地。
我犹记得阿道夫与我共同分享过的一次演出：佛朗兹·李斯特的清唱剧，《圣伊丽莎白逸事》。那时候，我有位教小号的老师，名叫维尔特尔迈斯特。在一次课程结束后，老师直接问我是否愿意参与《圣伊丽莎白逸事》这部巨作的演出，我当时别提有多么激动，膝盖一下就软了。“那我们就开始吧！”说完之后老师毫不迟疑地同我开始检查起小号的乐谱。演出当天，我在音乐大厅练习的时候还认识了乐队指挥，奥古斯特·古勒里希。即使今天我回想起那个意义非凡的日子，我都激动不已。刚满17岁的我自然成为了乐队里最年轻的演奏者，而且没有哪样乐器比小号更挑人。
在拥挤的大厅内，我看见了我的母亲，她就坐在阿道夫的旁边，脸上泛着鼓励的微笑。一切都进展得十分顺利，我觉得，有一部分来自人群中的热烈欢呼应该是属于我的。无论如何，至少阿道夫的掌声是给我一个人的。此情此景也让我的母亲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经过这次成功的登台亮相之后，有一回，阿道夫在同我夜间散步的时候建议我，应该把人生目标放到音乐领域。他那些一针见血的言词至今都还在我耳畔回响：“你必须放弃你的装潢工作，它会害死你。（不久前我才害了一场大病。）这种工作不管是对你的身体还是心灵都没有任何好处。在音乐方面，你的确是个饶有天赋的人，你不仅是一名出色的独奏者——这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你还可以成为一名舞台或是音乐会的乐队指挥。你在剧院演出的时候，我一直都在关注你，我发现你是如此的胸有成竹，想必整个乐谱你早已烂熟于心。音乐能够体现你的人生价值，音乐才是你真正想要的，它才是你人生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你，属于音乐。”如今，阿道夫道出了我深埋已久的心声。成为一名乐队指挥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
有此知音，我备感欣慰。尽管冷酷的现实总是事与愿违，但我们的注意力却越来越多地放在了对未来的规划上。
我父亲得了病。作为他唯一的一个儿子，我最终不得不接手他这份白手起家的艰难事业，将所有的重活都揽在了自己肩上。父亲的夙愿就是想要我在适当的时候接管他的生意，这是他的全部希望，也是他耗尽毕生精力的一个重要原因。事实上，他与阿道夫的父亲不同，他不会逼迫我去按照他的意愿行事，因为这会让我在他规划的道路上行进得更加艰难。他几乎从不表现出他对我的关注，但我深知这份事业对他而言有多么的重要。
当我脑子里正在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之时，阿道夫·希特勒挺身而出，展示了他作为我朋友那份赖以信任的情谊。他坚定地支持我选择音乐作为职业的想法，并积极地为我谋划，试图将我这个想法变得可行。于是，在同他结识了这么久以来，我第一次发现了他的一个品质，一个我之前从未意识到，而之后又再没体会过的品质：耐心。他心里相当清楚，单凭一味的正面顶撞，绝不可能让我父亲坦然接受这么一个重大决定——不管我们下了多大的决心，但是他找到了一个可以集中进攻的软肋，那就是我母亲。我母亲对音乐有着一种天生的喜好，因此她倒不会反对阿道夫的提议，尽管她也十分清楚，这种音乐教育所耗不菲。有了我母亲的支持，才更有可能获得我父亲的同意。阿道夫认为，要想把这件事办成，就需要同他们进行一次巧妙的接洽。
为了音乐，我和阿道夫不得不努力地克服重重困难，而与此同时，我们之间的友谊也得到了深化和发展。记得那个时候没有电影院，也没有收音机，想听音乐的唯一办法就是去音乐厅，而现如今对大多数人来说，去音乐厅已经变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对当年的我们来说，音乐厅就是我们生活的中心。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平时感兴趣的事情或是想要做的事情都围绕着音乐厅而发生或进行。当我幻想着自己能够指挥一支交响乐团的时候，阿道夫则忙着设计他的超大型史诗级剧院。
加之我们初次见面的地方又是在林茨的剧院大厅内，是这次碰面奠定了我们的友谊。这段友谊始于低矮窄小的地方剧院，通过维也纳歌剧院和城堡剧院得以延续和发展，并最终在拜罗伊特得到了升华——我作为帝国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客人，应邀参加了在拜罗伊特举办的瓦格纳音乐节。
希特勒对音乐厅有着一份天生的喜爱与激情。我确信这与他的童年印象有关，尤其是他在兰巴赫的经历。我不敢确定他以前是否跟我讲过他在本笃会唱诗班的表演经历，对此我确实也想不起来了，但根据近来的研究，人们会发现，他以前很可能经常参加表演。作为一个唱诗班男童，他处处都有参加演出的门路，或许他还对其他形式的音乐表演产生过兴趣。那里的巴洛克风格的舞台被业内人士视为精品，可以想象，在这样的唱诗班里唱歌，怎会不叫人对音乐产生激情呢？
12岁出头的他从莱翁丁来到林茨的兰德斯剧院，正如他在《我的奋斗》中的描述：
当时，上奥地利州的首府有一座音乐厅，相对而言还算不错。所有剧目都能在那里上演。在我12岁那年，我第一次欣赏到了《威廉·退尔》。几个月后，我又在那里观赏了我人生中的第一出歌剧《罗恩格林》，我顿时便为之着迷。我那年轻的生命对这位来自拜罗伊特的大师燃起了无限的激情。我一次又一次地被他的作品深深打动，时至今日，我都把当时在地方剧院的这段平庸经历看作是我人生中的一件幸事，因为我知道，它们只可能会变得更好。
讲得好啊！如果叫我来评价，我绝不会对林茨的兰德斯剧院那么客气。可能是因为我感觉自己将来会成为一名音乐指挥的缘故吧，所以相比他而言，我更多的是抱着一种批判的态度在看待那里的一切，包括当时那只管弦乐队。然而，也可能是因为我缺少一种强烈的移情心理，使得我不能够像他那样忽视场地的缺陷，并对其以后的演出质量抱有幻想。阿道夫经常给我留下这样的印象，那就是，不管表演有没有瑕疵，他只看作品本身的艺术内涵。有一回，由于一个舞台置景工人的疏忽，导致出演罗恩格林的演员从帆船的大艇上落了下来，掉进了一大堆用来表现海水的锯末里，当他浮出“海面”后，又只得靠自己，奋力攀爬回甲板，重新和其他演员站在一起——这一情形不仅搞得台下的观众捧腹大笑，就连爱尔莎都忍俊不禁——即使是这种情况都丝毫不能损毁这出剧目在阿道夫心中的美感。是啊，这些搞笑的插曲同大师在创作歌剧时的伟大构想又有什么关联呢？但是，他那种不同寻常的包容力也仅限于这种无关紧要的事情上，在其他时候，他仍然显得像个苛刻而强硬的批评家。
兰德斯剧院是一座十分庄严的建筑，但它的舞台对于上演瓦格纳的歌剧来说则显得过于紧凑，并且无论从哪个方面去考量，都不尽如人意。它不具备与表演水准相匹配的硬件设施。其主要缺点并不是在于没有合适的戏服，而是它根本就没有设立统一管理服装的部门。管弦乐队的人手不够，导致其无法满足相应的音响要求。我只需举一个事例便足以证明，在《名歌手》上演的时候，有一些乐器并未被使用，我可以站在一个“专业人士”的角度将它们列举出来，比如，低音单簧管、英国管、木管乐器组的低音巴松管，还有所谓的瓦格纳铜号，另外，弦乐器组还缺三名演奏者。但就算是有这么多现成的乐手来补齐整支乐队，那个窄小的舞台也不可能为他们腾得出足够的空间。这才是一名乐队指挥真正的可悲之处。一支由20人组成的管弦乐队去尝试演绎瓦格纳的作品，那简直就是一种冒险。而唱诗班，不用说，更是丢脸，他们穿着毫不相称的戏服，其存在完全有赖于公众对他们的包容，比如在《名歌手》演出的时候，他们中的所有男性都挂着英式的假胡子，直接把阿道夫气得暴跳如雷。对于一个地方性舞台而言，兰德斯剧院的歌手倒还不错，但他们当中，只有少数几个人算得上是真正的瓦格纳歌手。
舞台布景总是在不断地遭受人们的批评。演员在台上每走一步，后面的背景布就拍打个不停，当遇到需要表现山体或岩石的背景之时，这种情况就会让人感到相当不悦。一想起“神殿的火焰”，就是《黎恩济》结尾时的一幕场景，我就不寒而栗。当时，舞台的中央矗立着一座宫殿，宫殿上设有一个伸出的阳台，黎恩济和伊蕾娜就要走到这个阳台前，试图平息下面暴怒的民众。在他们左右是一些燃烧的树枝，代表那场“大火灾”的起始。根据舞台效果的需要，置景工人必须用火焰来烧毁支撑宫殿的一根柱子，从而引发宫殿坍塌这幕剧情。这根柱子由一组支架牢牢地固定住。可那天不知是谁松开了支架，那根柱子猛然一下就朝着观众倒了下来。对于类似的事件，人们必须加以防范啊！希特勒说这些“朴实”的表演承载着某种美好的希望，此话也对，就像我们后来在维也纳的皇家歌剧院所获得的感受一样。但令我至今都为之惊叹的是，如此可悲的表演竟能给我们带来“启发”或者说使我们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理想主义根植在我们那颗年轻的心中，因而我们对这些表演的批评绝不会带有任何敌意。
每当剧院上演瓦格纳作品的时候，总是一票难求。我们经常要在门口排上一两个钟头的队，才能在站票区抢到一个位置。幕间休息总是漫长的要命。当我们兴奋之余想来点冷饮的时候，一个迎宾的白胡子老头儿会卖给我们一杯水，然后就允许我们继续占着自己挣来的地盘。喝完水后，我们会在空瓶子里放上一枚小硬币，然后还给那个老头儿。通常演出会持续到半夜。看完演出后我会陪阿道夫回家，但这段路程实在太短，以至于根本无法平息我们当晚所受到的心灵震撼。因此，他会反过来送我回克莱姆大街。然而在此过程之中，他会陷入到忘我的境地，热情和兴致有增无减，于是我们又会沿着原路返回洪堡大街。我不记得阿道夫什么时候疲倦过，夜晚总是能够点燃他的激情，而白天他的确又无事可做。如此一来，每当我们看完一场演出过后便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两个在各自的家门之间往返游荡，直至我们开始打哈欠或者发现自己已经忍不住要合眼。
阿道夫从小就对德国古代英雄故事极为着迷。对于青年时期的他来说，这些故事总是百读不厌。他曾有过一本古斯塔夫·施瓦布写的书，内容是德国早期的一些历史事件，只不过作者用了一种通俗的手法将其呈现出来。他对这本书简直爱不释手，在洪堡大街住家的时候，他总是将这本书摆在书架的最好位置，以便拿放。当他害病在床之时，这本书就会为他敞开一扇通往神秘世界的大门。我记得我们在维也纳合租的时候，阿道夫就有一本珍藏版的《德国英雄传说》，这是他的精神支柱，因为这本书能解决他当时艰难度日的苦恼。
他对这些历史事件的熟知和掌握绝非像有些人那种图新鲜，或是装腔作势。他所着迷的是这些事件的本身，在他的思想中，从来不缺乏对历史和政治的考虑，因为他觉得自己属于那个世界。除了活在这些光荣的德国古代英雄中以外，他想不出任何一种方式能够更好地体现出自身存在的价值。他觉得自身的命运和这些早已不复存在的伟人是紧密相连的。相比他们的人生而言，任何努力与奋斗都会显得黯然失色，那是成就了伟业的英勇作为，是最具英雄气概的崇高人生，从此进入瓦尔哈拉殿堂，同他之前所崇敬的英雄一样，变为一段不朽的神话。希特勒思想中这些奇特而浪漫的想法不应该被忽视。在一个施行苛政的世界里，这种年轻人的沉思将被视为一种幻想，但现实情况是，纵使他活在当下，阿道夫·希特勒的人格也仅仅留在了对德国英雄故事的虔诚信仰中。
狡诈而虚伪的资产阶级在他看来已一无是处，在与这个世界斗争的过程中，他本能地回到了自己的世界中去探寻，在原始的历史中，他发现了自己的同类。他将其视作一个最美好的时代，这段仅从不完整的历史记录中被了解到的失落时代，鲜活地呈现在了年轻气盛的希特勒面前。他总觉得自己要是能活在1500年前该有多好，而这种强烈的意愿却经常搞得我晕头转向，好像我也成了古代人。难道他当真和那些混沌时代的英雄们有着某种精神上的联系，不然他怎会把这些人物给我描述得如此真切，仿佛他们就生活在路边树林的营帐里一般？抑或我们发现的这个古老世界只是他产生的一种幻觉？这种时空的转换经常让我对他的神志感到担忧：也许有一天阿道夫会发现，他已无法挣脱自己创造出来的时间黑洞。
德国神话中的英雄人物对阿道夫有着致命地吸引，在他们身上，阿道夫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也正因如此，他才会对理查德·瓦格纳的作品产生一种特殊的认同感。阿道夫12岁的时候，他第一次欣赏到了《罗恩格林》，这部歌剧将他儿时的梦想转化成了美妙的诗歌与音乐，使得他年轻的生命对古代德国那个无比壮丽的世界产生了无限的向往，从那一刻起，瓦格纳，这位已逝的天才便走进了他的人生，并同他结下了不解之缘。希特勒从瓦格纳的作品中不仅看到了他相信的，所谓“古今德国，精神轮回”的证据，而且这些作品还巩固了他这样的信念：远古世纪的某些风俗或精神必能为今所用。
在我与阿道夫·希特勒相处的几年里，我见证了他从一个男孩变为一个男人的过程。作为一名狂热的音乐人，我也曾有过偶像，我也曾试图效仿他们成为一名伟大的人，但是，瓦格纳对于我朋友而言，远不止是一个偶像或者追赶的榜样那么简单。我只能这么说，他的言行举止无不“显现”出瓦格纳的性格特征，简直犹如被瓦格纳灵魂附体一般。
他如饥似渴地寻找一切同瓦格纳有关的读物，不管是写得好的还是写得差的，不管作者的立场是赞赏拥护还是厌恶反对，只要是阿道夫能弄到手的，他就一概接收。他对描写瓦格纳的人物传记相当热衷，尤其喜欢读他的笔记、信件和日记，另外还有他的一些自我评价和自我反省。如此日复一日，他便进入了这个男人的生活中心。每个琐碎的细节乃至一段最无关紧要的时期他都了然于心。在我们散步的时候偶尔会出现这样的情形，本来还在侃侃而谈的他会突然打住，然后开始背诵瓦格纳的笔记或书信中的一些段落，甚至还可能是他的一篇论文——《未来艺术之性质》或者《艺术改革》，当然这取决于他当时的谈话内容——也许是在谈论，从一个想象出来的、专门的基金会里拨出一笔钱，为拙劣的地方音乐厅开出一份硬件更换清单。尽管要撵上他的思路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我总是神情专注，期盼着希特勒那份恒定不变的概括性结论。他会说，“你看，瓦格纳的行事作风与我相同，就连他都不得不去应付身边那些愚昧之人。”
我个人认为这种对照是相当夸张的。瓦格纳活了整整70岁，在他那漫长而多产的一生当中，必定经历了大起大落，他享受过成功的喜悦，也尝到过失败的痛苦，但我的朋友，这个向来喜欢把瓦格纳和自己的人生进行对照的年轻人才刚满17岁。他除了画过几幅水彩和几张建筑设计草图以外，再无任何值得示人的作品，更谈不上有什么成就。那时候，他的重大人生经历也无外乎就两件事，一是他父亲的去世，二是他在学校遭受的挫败。然而他却把自己形容成是一个饱受迫害的殉道者，因反击敌人失力而遭到放逐。
他极其热心地收集着瓦格纳的每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人生片段，并在适当的时候把这些东西灌输给我。他对我讲述，瓦格纳创作《漂泊的荷兰人》的灵感就源于他当年和他年轻的妻子，在斯卡格拉克海峡面对风大浪急的海洋的切身感受。我认真地听完了年轻的瓦格纳那段充满危险而又颇具革新精神的航程——数年的漂泊与被放逐。我跟阿道夫都特别喜欢路德维希二世，素有艺术守护者之称的路德维希二世曾在瓦格纳的陪同下造访过威尼斯，而这也是他的最后一次旅行。其实阿道夫并不是不愿意承认理查德·瓦格纳人性中的弱点，比如他那种肆意挥霍的生活作风等，只是他看在瓦格纳创作了那么多不朽巨作的份上，忽略了那些细枝末节。
在那时候，瓦格纳虽说已经逝世了二十余年，但公众围绕他作品而产生的认知上的分歧却掀起了一阵经久不衰的浪潮。时至今日，我们已很难想象，当时的音乐青年对这种论战有多么地热衷，但在我和阿道夫看来，他们当中无非只有两种人：瓦格纳的朋友和瓦格纳的敌人。相比之下，现代社会在音乐方面的论战则显得太婉约，太乏味，人们顶多也就相互置之一笑。然而在当时的那个年代，没有收音机，没有电视，也没有电影院或者其他的录放设备，只有剧院，了解剧院将要上演的节目就是许多老百姓心中的大事。无论何时，只要一碰上演出，我们就变得无比激动，简直比台上的演员都更显得生龙活虎。我们尝试了许多种方法想要释放自身那份不受约束的激情，但都徒劳无获，直到曾为瓦格纳工作过的指挥家——奥古斯特·古勒里希的出现。他不仅是大师作品的有力诠释者，更是瓦格纳留下的这些宝贵遗产的忠实监护人。在我们眼中，他俨然就是一位圣杯守护者。
毋庸置疑，我们正在见证一种崭新的德国艺术形式的诞生。这种新音乐剧的诞生完全让人们始料不及，它首次将诗歌和音乐进行结合并置于一个虚构的世界中——后来就变成了我们自己的世界。
阿道夫的最大愿望就是造访拜罗伊特，这座德国的圣堂，去瞻仰万弗雷德庄园，那位天才的故居。他想要在瓦格纳的墓前致敬默哀，想在这位大师建造的剧院里欣赏他的不朽之作。如果说阿道夫·希特勒的一生中仍有诸多的愿望和梦想未能实现，那么至少这一件，他算是如愿以偿。
对我这么一个64岁的老头来说，这的确是一段令人愉快的回忆，这些回忆让我感觉自己仿佛又重新燃起了一颗年轻的心，就如当年我在拜罗伊特的感受一样，跳动得如此火热！实际上我是不愿意错过这些青年时期的经历——目睹希特勒在最初阶段对瓦格纳的痴迷。鉴于我在他和斯蒂芬妮的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只是一个跑腿送信的中间人，我凭着比他过硬的音乐基础，越发积极地参与到他这段关于瓦格纳的经历之中。当然，他暗恋斯蒂芬妮这个秘密，使得我同阿道夫走得更近，毕竟，没有什么比分享秘密更能夯实一段友谊，况且，我们还都对理查德·瓦格纳抱有极大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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