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建筑为我所爱，我对它的狂热也在情理之中。除开音乐，建筑在我眼中可以位列艺术之首。在这样的情形下忙碌，我感受到的不是工作的压力，而是莫大的满足。直至深夜，我还能够阅读或者绘图。我从不知疲倦。这加深了我对未来的信念。尽管要实现我的美梦，尚需经年累月地磨炼，但我几乎敢肯定，有一天，我会在建筑圈内享有盛名。”
以上文字引自他的《我的奋斗》。
就这样，阿道夫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回想在林茨的岁月，他曾将自己的身体和灵魂全部贯注在了自己选择的学习上，通过这种方式，他成功地战胜了学校对他所谓的偏见、不公平，以及愚蠢的待遇，因此，当他在维也纳的住处想起相同问题的时候，便显得得心应手。他诅咒艺术学院保守而僵化的官僚主义作风，称他们完全不懂，何谓真正的艺术。我还记得他言辞极端地讲道，学校狡猾的设置这些障碍，唯一目的就是要毁掉他的前程。但他会向这些无能的“老棺材”证明，没有他们，他照样能够一往无前，逆流直上！从他对学院猛烈的抨击中，我获得了这样的印象：将这个年轻人拒之门外的老师们，无意间激发了阿道夫更多的热情和能量，这是他们的教学所无法达到的效果。
但我的朋友必须面对另一个问题：在学习期间，他靠什么维持生计？要想成为一名建筑师并非一朝一夕之事。我不知道我的朋友究竟是出于何种目的而自学。但不可否认，他确实是带着勤奋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在学习，人们断难想象，从他那虚弱的身躯里，竟能爆发出如此强大的能量。但他的工作并没有围绕着任何实际目标而展开。相反，他不时还会迷失在大量的计划和思索当中。相较我的音乐学习而言，我的进度完全是按照计划来进行的，我只能说阿道夫的网撒得太宽，涉及的知识面太广，对于任何事情，即便是与建筑学联系甚微的事情，他都一并囊括；而且对待每一件事他都务必做到仔细、精确。照此一来，如何确保所有事情都能善始善终——更不要说他层出不穷的奇思怪想会扰乱他的专业训练。
他那种遍地撒网式的辛勤付出，与我在音乐学院的系统学习形成了一种反差，这丝毫无益于我们的友谊，但愿我们之间那不可避免的冲突只是因为各自的工作而造成的。除此之外，还有在波斯切蒂教授分配给我一些私人学生之后，我们的分歧变得越发的明显。他说，如今是个人都能看出他霉运缠身；他最大的一个难言之隐就是他目前还挣不了一分钱。
一天晚上——我记得是在我给一个学生上完课之后——我找准时机，试图劝说他去寻找一些有报酬的工作。他说，当然，要是一个人走运，他就能够给这些年轻的小姐们上课。我告诉他说，这并不是我主动要求的，而是波斯切蒂教授自己将这些学生分配给我的——很遗憾，她们要学习的是和声学而不是建筑学。顺便说一句，我这人性格过于保守，要是我像阿道夫这么有天赋的话，我早就去寻找一些兼职工作了。
他饶有兴致地聆听着，就好像整件事情与他毫无关联一样。我让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比如说绘画，这是他真正能做的事情，就连他的老师们都是这么认为的。在报社或者出版社找一份工作怎么样？也许他可以给书籍绘制插图，或者给报纸画漫画。他推脱道，他很高兴我对他的绘画技艺如此的信任，但不管怎么说，最好还是将这类书报插图绘制的工作留给摄影师，因为就算是最好的画家，他的创作速度也没有摄影师快。
那么我接着说道，从事戏剧评论工作如何？
这项工作他完全能够胜任，因为每次在剧院看罢演出之后，他都会向我发表一番严谨，具体却又不失趣味的综合性评述。偌大个维也纳，凭什么每次都是我一个人在倾听他的观点，他应该试着去联系一家有影响力的报社。但又必须要求他小心谨慎，不要过分地暴露出他的偏见。他问我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回答道，无论是意大利歌剧，俄国歌剧还是法国歌剧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人们同样也应该接受外国的作曲家，正所谓艺术没有国界。为此我们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然而无论何时，只要一讨论起音乐，我总会坚守自己的立场；因为我觉得我并不是在替自己作辩解，而是作为一个音乐学院的学生，在代表学院说话。虽然我十分乐意分享阿道夫对理查德·瓦格纳的巨大热忱，但我也不能够排斥其余的作曲家。然而阿道夫却固执己见，毫不妥协。我依旧清晰地记得，在我对阿道夫饱含激情的说辞中，我引用了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最后一段唱词，“亿万生灵，信仰吧！全世界的爱正把你包围！”艺术家的作品必定是属于全世界的。因此，在他还未接受戏剧评论这份工作之前，就已经出现了不可化解的矛盾，阿道夫如是说。于是乎，这个计划也同样泡汤了。
阿道夫在这个时期里搞了大量的文字创作。实际上，我发现其中主要是剧本和戏剧。这些创作大都取材于德国神话，或者德国历史中的故事情节。但这些作品，几乎没有一部是真正完成了的。可不管怎么说，要靠这门手艺挣些钱，倒没什么大问题。阿道夫向我展示了一些草稿，那壮观的舞台设计让我为之惊讶。然而除了关于基督教诞生的那个剧本以外，其余的我都记不清了，但它们共有的特点就是制作成本不菲。我们已经习惯了瓦格纳那些自命不凡的制作构想，但是阿道夫的设计构思，会让所有大师的作品都相形见绌。我对歌剧制作还算精通，因此不假思索地便道出了我的疑惑。我对他解释道，像他这样的舞台布景，不是寒冰就是烈火，不是天堂就是地狱，任何一个制作人都不会接受。他应该选择那种比较适中，比较柔和的舞台布景。总而言之，他最好别去碰歌剧，就去搞纯粹的戏剧创作，或者喜剧——这在老百姓当中是很受欢迎的。最有利可图的事情莫过于撰写几部平庸的喜剧。平庸？单是这个词就足以将他激怒。因而这次尝试也以失败告终。
我渐渐意识到，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的。即便我说服了阿道夫，让他将自己的画作或者文学作品递交给了某个报社编辑或者某个出版商，那样还是不行，他很快就会跟老板吵起来，因为他决不能容忍别人对他的工作指手画脚，给不给他钱都一样。他只是不甘忍受别人对他发号施令，因为阿道夫只听命于他自己。
所以我只好采取另一种办法。有了我父母的慷慨资助，加上我教授私人课程挣得的报酬，使得我在经济上优于阿道夫，因此，我总是尽我所能地去帮助他，并且最好要在他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因为在这些事情上他显得极其敏感，只有在我们去散步或者远足的时候他才会同意让我请客。
后来，在我们彼此分别以后，阿道夫想到了一个独特的解决办法，使他既能够维持基本生计，又能够继续主宰自己的命运。由于他的绘画天赋更多地体现在建筑上而非人物肖像上，因此他就以最工整最细腻的画笔将维也纳的着名建筑（比如卡尔斯大教堂，国会大厦以及类似建筑）勾画出来，并加以着色，绘制成图，然后等他一有空，就拿出去卖掉。
在《我的奋斗》中，他这样描述：“当时（他指1909年到1910年）我靠创作素描和水彩画为生。日子虽然过得艰难，但这样做符合我的职业选择。”换句话说，他宁可忍受饥饿，也不愿放弃自主。
由于我并不具备这方面的专业知识，所以当时，我也无法对阿道夫开展的特殊学习给出任何建议。再说我都自顾不暇，哪还有闲情去为他操心。然而我所留意到的是，他泡在书堆里的时间变得越来越长。我尤其记得他有一本又大又厚的《建筑史》，因为他最喜欢任意从书中选出一幅图片，蒙住标题，然后告诉我图上所示为何建筑，比如沙特尔大教堂，或者佛罗伦萨的碧提宫。他记忆力惊人，总是过目不忘，这当然也是他工作中的一大优势。
他不知疲倦地从事着他的绘画工作。我记得他在林茨的时候就已经掌握了制图术的基本要领，尽管这些知识仅仅是从书本上得来的。我不知道阿道夫究竟有没有将他所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上，我也记不得他到底上没上过建筑制图课。
他从不愿意跟那些有相同专业兴趣的人混在一起，或者与他们就一些共同话题展开讨论。他宁可独自一人坐在美泉宫花园的长椅上，就书上的事物与一个虚构的自己展开对话，而不是去会见一些专业人士。他那种令人称奇的学习方式能够敏锐地洞悉事物的本质，但与此同时，他又焦急地避免着同任何的实际应用发生联系，这种怪异的精神自足让我想起了阿道夫和斯蒂芬妮之间的关系。他对建筑学的无穷热爱以及对建筑物的强烈兴趣，在我看来基本上只能算作一种精神上的消遣。就如同以前的惯例一样，当他需要为自己的感觉找些实际依据的时候，他就会跑到兰德大街去看看斯蒂芬妮。所以他会不时地从那些枯燥乏味的理论学习中逃离出来，转而前往环城大道，好让他内心的平衡在那片光辉景象的感召下得以恢复。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渐渐明白了阿道夫为何如此偏爱环城大道，在我看来，像圣·斯蒂芬大教堂或者美泉宫这类建筑的样式虽然更古旧，但它们却更具影响力和说服力。可阿道夫就是不喜欢巴洛克风格的建筑，因为他觉得这类建筑在装饰上过于华丽，不符合他的口味。环城大道的建筑是在城市防御工事被拆毁后才兴建而成的；如此说来，它们的建造时间应为上世纪下半叶，并且建筑风格都是统一的。然而恰恰相反，几乎每种建筑风格都呈现于其中。像古典风格的国会大厦（准确地说是伪希腊风格），新哥特式风格的市政大厅，还有文艺复兴晚期风格的城堡剧院——这是一项令阿道夫尤为赞赏的工程。然而它们都有个共同点，让我朋友特别着迷——它们的排场。但是他之所以全神贯注于那些建筑物，并且把环城大道当作自己的专业训练平台，其真正原因是因为他能从上辈人留下的这些建筑中，轻松地了解到它们的建造历史，复制他们的设计，通过他自身的努力，让每个建筑重新竖立起来；缅怀那个时代成就非凡的建筑大师们——西奥菲尔·汉森、森珀、哈斯瑙尔，还有冯·德·努尔。
我忧心忡忡地发现，那些新构思、新体验和新计划总是一再将我朋友的专业学习的步骤和安排给打乱。只要这些新鲜事物与建筑有一点关系，他就会将其纳入他的普及教育中，但在他的职业规划中，存在着许多客观的矛盾因素，此外，他对政治动向把握得越来越紧。我不时会问起阿道夫，拜访国会大厦与他的职业准备这两个相去甚远的事情之间有什么联系。他会回答：“只有在政治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你才能够建造。”而有的时候他的回答是相当粗鲁的。我记得有一次，在回答我如何去解决某个问题的时候，他讲道：“即便我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也不会告诉你，因为你根本就不懂。”尽管他总是粗鲁莽撞，喜怒无常，不可信赖并且死不悔改，但我从来都不会生他的气。
我就此打住了对其职业的追问。我最好还是安静地做自己的事情，然后用我的行动告诉他，一个人要怎样去达到自己的目标。毕竟，我连实科中学的门槛都没跨进过，我只读过一所公立学校，但如今我照样成为了一名音乐学院的学生，不比任何一个大学生差。然而我朋友的学习进程与我正好相反。通常情况下，一个人的专业训练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更加深入和具体，而阿道夫的学习却变得越发的笼统，越发的冗杂，越发的抽象，并且还脱离了实践。“我想成为一名建筑师。”他越是顽强地重复这句口号，他离目标的实现就越是变得遥遥无期。这是一个年轻人的典型倾向：在找到一份真正属于自己的职业之前，他们总是被自己的一些豪言壮语所累。而我的朋友一直都处在这种情况。
在《我的奋斗》中他写道：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曾试图利用我的记忆和理解力，找到一种正确的阅读方法。回首当年，我在维也纳获益良多，这是一段宝贵的岁月……我不断地阅读，为我的知识打下基础。工作之余的时间我全部用在了学习上。我至今相信，我的创造力大致始于我的青年时期……”
我的朋友脑子里全是书，我无法想象，要是阿道夫离开了书籍他该怎么活。每当他工作的时候，他就会把书一叠一叠地堆放在旁边。任何时候他的身边都不能没有书，即便不读，也必须把它们摆在周围。无论何时出门，他胳膊下总要夹本书。虽说这是个麻烦，但他宁可抛弃户外的天空也不愿落下自己的书。
书籍就是他的一切。在林茨，他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书，分别在三个图书馆申请了会员。在维也纳，他去霍夫图书馆的次数相当频繁，有一次我十分郑重地问他，是不是打算把图书馆内的所有书籍全部看完，结果我却得到了一些粗鲁的回复。有一天他带我来到图书馆，向我展示了庞大的阅览室。我简直被这些数不清的书籍给震撼住了，我问阿道夫他如何找到自己想要的书。于是他便开始向我解释怎样使用图书馆里的目录和分类表，这让我感到更加困惑。
在他专心阅读的时候，几乎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干扰他。但有时候是他自己干扰自己，因为他一翻书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讲，并且不管我对他讲的事物感不感兴趣，我都必须耐着性子听完。有时候他会将一本书塞到我手上，然后要求道，作为他的朋友，我应该看看这本书。在林茨的时候，这种情况发生得更为频繁。他倒不是为了让我开阔眼界，增长见识，他的目的是想找一个能和他一块儿讨论这本书的人，即便这人只是个听众。
针对人们的读书方式，他在《我的奋斗》中写道：
“我知道有些人不停地读书，一本接一本，但我并不会赞美他们学识渊博。诚然，他们从书中获取了大量的‘知识’，但他们的大脑根本没有将各种素材归类、区分。”
在这方面，我的朋友无疑心得颇多，他走在了多数读者的前面。从选定书籍的那一刻起，他的阅读就已开始。阿道夫很会抓住作者向他传递的一些有价值的信息，而且他对诗歌也很有感觉。他不把读书当成一件打发时间的事情；他在读书的时候，始终全神贯注。如果我不把他的阅读当回事，而且还在他学习的时候弹钢琴，他定会暴怒。
阿道夫选书的方式很有意思。最重要的是目录，然后才开始通读全文，他不是从第一页读到最后一页，而是挑重点读。一旦读完，他就在自己的记忆中整理归类。我经常好奇，他的脑袋如何装得下这么多东西，但他吸收得越多，他就记得越清楚。
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在他书中所记载的多是德国英雄的传奇故事。不管他的情绪如何，抑或外部环境发生怎样的变化，他总会一头扎进书堆，把这些书再读一遍，尽管书中的所有故事情节，他早已谙熟于心。我记得他在维也纳读过一本书，名字叫《众神与英雄之传说》（日耳曼神话之珍藏本）。
早在林茨的时候，阿道夫就已经开始接触古典文学。他曾评说道，在歌德的《浮士德》中，蕴含了太多常人无法理解的哲理。有一回，他有幸在城堡剧院里欣赏到了由约瑟夫·凯恩茨担当主角的歌剧，《浮士德》的第二部分。阿道夫看过之后颇受感动，而且还在我面前反复提过好多次。诚然，谈及席勒的作品，《威廉·退尔》对他影响最深。但说来也奇怪，他非常不喜欢《强盗》。他对但丁的《神曲》极为钦佩，尽管我觉得他在读这本书的时候还过于年轻。我知道他对赫尔德感兴趣，我们还一起欣赏了莱辛的《明娜·冯·巴尔赫姆》。他喜欢施蒂夫特尔，也许是因为阿道夫在他的书中，见到了几幅与他家乡风景相似的图片，然而罗塞格尔却将他深深地打动，正如他以前的形容，“太受欢迎了”。
有时候他会挑选一些时下流行的书籍来看，但他只是为了把握一下当前读者的心理，让自己对他们形成一种看法，而并不是冲着那些书本身去的。冈霍弗尔在他眼中不值一文，但阿道夫对他所熟悉的奥托·恩斯特的作品却是赞赏有加。在现代戏剧方面，我们看过弗兰克·韦德金德的《青春的觉醒》，还有维尔布兰特的《巴尔米拉的工匠》。阿道夫在维也纳还读过易卜生的剧本，但感触不是很大。
至于哲学方面，他一直都推崇叔本华的着作，后来还加上尼采。然而我对此了解甚少，因为他将这些哲学家，可以这么说，据为己有——这是他不愿与任何人分享的私有财产。这种形式的保留也许还有另一层意思，毕竟音乐是我们共同的爱好，它给我们带来的共同话题要远胜于哲学，因为哲学对我而言是个相当遥远的事物。
最后，我要强调一下之前提到的，关于我对阿道夫的专业学习的看法和观点：他的阅读量惊人，凭借着超凡的记忆力，他获取了大量的知识，其程度远远超出了一个20岁年轻人的标准。但是，他回避任何实质性的讨论。
在敦促我阅读某本书的时候，他大概已经预感到，不管讨论任何问题，我都绝对不是他的对手，甚至可能在为我选书的时候，他就已经萌生了这种想法。实际上他对“其他观点”毫无兴趣，对阅后讨论亦是如此。
他对书籍的态度基本上等同于他对这个世界的态度。他激情满怀地对他能够发现的一切事物照单全收，但他极其小心地同任何可能使其经受考验的事物，保持一段安全距离。
他是一个探索者，当然，即便是在他的书里，他也只去寻找适合他的东西。有一天，我问他是不是打算光靠这些书籍来完成他的学业，他惊讶地看着我，然后冲我吼道：“你依靠老师，这我完全能够理解，但对我来说，老师简直就是多余的。”在这次对话之后，他便给我安了一个“知识乞讨者”和一个“智力寄生虫”的名号。我们一起在维也纳生活的这些日子里，我从没发现他从那一大堆书中找出个什么明确的东西，比如他行为的准则和意图；相反，他只是在为自己已有的原则和意图寻找证据。照此推断，他读书的作用（也许除了德国神话）并不是一种思想熏陶，而是一种自我校验。
我记得在维也纳的时候，他经常引用一些书上的话来解决他的诸多疑惑，“你看，这人阐述的观点同我完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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