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两个身份卑微的穷学生，要想获得观赏演出的机会，我们不得不煞费苦心，这是不争的事实。按道理说，维也纳的剧院也应该有那种“人行道”上的廉价站票，就像过去在林茨的情况一样；但是我们从来没有买到过这种票，即便是通过音乐学院也买不到。所以我们只好买全票——2克朗——可以想象，每个月，当阿道夫缴清房租后，他可能总共就只剩下15克朗的生活费，因此2克朗对他而言已经是笔很大的数目了。并且，即使是买全票，我们都不得不下大力去争取，因为门票只在演出前一小时开售。
在演出门票最终到手后，我们就要准备开始抢占“人行道”的空位了，好在“人行道”离售票处还比较近。它就位于皇家包厢的正下方，而且此处的音质效果极佳。女人是不准来“人行道”的，这无疑让阿道夫感到莫大的喜悦，但另一方面，这个位置也有它的缺点，因为它被一道铜栏杆分隔成了两个区域，一半是公务员区，一半是军人区。正如我朋友所言，这些年轻的军官到歌剧院来更多是出于社交目的，而不是来欣赏音乐的，他们买一张票只需要支付10赫勒，但我们这些穷学生却要花上他们20倍的数目才能获得相同的资格。这种现象总是让阿道夫愤怒不已。瞧瞧这些优雅的中尉，他们不停地打着哈欠，急不可耐地等待着演出间隙的到来，以便能够让他们去大厅显摆，就如同自己刚从包厢里走出来一般。他说在“人行道”上，观众们的艺术理解力和他们的票价是成反比的。此外，“人行道”的军人区从来就没占满过，但在公务员那一边，半数的学生、年轻职员和技工们几乎都是脚踩脚的并肩而立。
“人行道”的另一个缺点就是，那里通常都会被用来安插个别雇来的喝彩者，而这种情况的发生又常常会搅扰我们的兴致。其操作手法非常简单：一个想在演出的某段时间获得掌声的演唱者，会在当晚雇佣几名喝彩者，雇主会给他们购买当场演出的门票，另外还会给他们一笔报酬。这些专业的喝彩者被按照一定比例，安插在观众中间，因此，经常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在某个最不恰当的时刻，一阵响亮的掌声从我们身边爆发出来。搞得我们相当恼怒。我记得有一回，在《汤豪舍》上演之时，我们还用嘘声示意那群喝彩者安静。那时候连管弦乐队都停下了，但其中一个仍旧不断地大声叫好，于是阿道夫一拳就招呼了过去，打在了他的身上。散场的时候，我们发现那个喝彩者的头儿带了个警察在外面守人，阿道夫被当场盘问，由于阿道夫做出了聪明的自我辩护，因此警察就放过了他，但后来他立马在街上追到了那个告状的喝彩者，然后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
由于在“人行道”上不允许穿戴外衣和帽子，所以当我们准备去歌剧院的时候，就把它们放在屋里，这样就省去了衣帽间的费用。诚然，晚上从过热的剧院里出来常常使我们感到寒冷刺骨。但是在欣赏完《罗恩格林》或者《崔斯坦》后，再冷的天气又算得了什么呢？
最令我们讨厌的是，如果想省掉开锁费（给看门人的小费），那么在10点钟前我们就不得不赶回家。根据阿道夫的精确计算，从歌剧院走到我们家至少要花15分钟，因此到了9点45的时候，我们就必须离开。结果，阿道夫从没能完完整整地听罢一出歌剧，然而他错过的最后一段就只好叫我用钢琴弹给他听。
理查德·瓦格纳，那梦幻般的音乐依然是我们最为钟爱的事物。对阿道夫而言，没有任何事物能够与这位大师给我们营造出的音乐世界相提并论。比如说，当我想去皇家歌剧院欣赏一些威尔第的巨著之时，他会威逼我，直到我放弃我的威尔第，陪他来到韦灵的人民剧院观赏瓦格纳的歌剧。他觉得就算是瓦格纳的一部平庸之作也要比威尔第的一部上乘作品优秀百倍。我虽然不是这么想的，但又有何用？同往常一样，我只得屈服。因为阿道夫绝不会允许任何人对瓦格纳的作品提出反对之词。毫无疑问，他已经在皇家歌剧院观赏过了一场更好的演出——我已不记得是《罗恩格林》还是《崔斯坦》。但这并不是重点。聆听瓦格纳对他而言，并不仅仅意味着上趟歌剧院那么简单，重要的是，他将有机会被传送到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世界中，而这就是瓦格纳的音乐对他产生的效果。他需要那种入迷的状态和感觉，他需要逃离现实，在音乐的梦幻世界中徜徉，如此一来，他才能忍受自己天性中那难以控制的紧张情绪。
无论是人民剧院的演员还是管弦乐队，其演出水准都相当高超，远远领先于我们以前在林茨所习惯的任何表演。在林茨的剧院观看演出的一个好处是，人们无须在售票处排队就能买到一个便宜的座位。然而那冷冰冰的现代建筑风格以及剧院内部毫无新意的压抑氛围却总是让我们感到有一些不愉快，而这种不愉快的感觉倒是与它那里缺少魅力的演出比较匹配。以前阿道夫经常戏称这些剧院为“布施处”。
我们在维也纳欣赏这位大师的不朽之作的时候，获得了绝对的享受，不可否认，正是林茨的剧院为此做了奠基。我们对他的歌剧早已谙熟于心，因此在我们看来，上至皇家歌剧院，下到韦灵最小的剧院，全都好像是为我们新建而成的理查德·瓦格纳的音乐世界。
当然，我深知《罗恩格林》（我相信我们在维也纳居住的这段时间里，他看了不下十遍）还有《纽伦堡的名歌手》都是阿道夫的最爱。正如其他那些喜欢言引歌德或席勒的人一样，我们也会引用瓦格纳的名言，尤其是《名歌手》里的语句。众所周知，瓦格纳试图在剧中用汉斯·萨克斯这个人物将他朋友佛朗兹·李斯特给高大化，然后用丑化剧中人物贝希梅森这种方式来攻击他的宿敌汉斯利克。阿道夫经常引用剧中第二幕的第三个场景：
“成功，至今与我无缘。
虽然我感觉得到，但是我理解不了。
我不能将它留住，也无法将它忘掉。
即便我将它抓住，又无法将它衡量。”
就这样，我朋友参透了这条永恒不变的准则，而理查德·瓦格纳还曾严责他的同代人缺少这样的理解力，可以说，这条准则也适用于阿道夫自己；尽管看在上帝的份上，他的父亲、家庭以及他的老师们肯定也曾“感觉”到他有一些过人之处，但他们对此却无法理解。就算人们最终了解了他的目的也仍然无法“衡量”他的意志。这几句话是他的一种日常自勉，也是总能在他情绪低落时，起到帮助作用的一份慰藉。
我们参照着剧本和乐谱，去学习那些我们在林茨未曾见过的瓦格纳的作品。所以我们丝毫不逊色于维也纳的瓦格纳迷，自然，我们很快就加入到了瓦格纳崇拜者的行列中，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一见到这位拜罗伊特的大师的作品，我们都会毫不吝惜地发出赞美和感叹。
当我们在维也纳的皇家歌剧院，欣赏了由古斯塔夫·马勒指挥的经典瓦格纳歌剧之后，我们就把以前在林茨的最高艺术体验归纳成了用心良苦却又水平低劣的地方性表演。然而阿道夫不会满足于以前那段遗憾的回忆，如果真是那样，他就不是阿道夫·希特勒了。他热爱林茨，他把林茨当作自己的故乡，虽说他的双亲已经去世，但那里还留着一个令他朝思暮想的人，斯蒂芬妮。有谁知道她对这个面色苍白的年轻人有多么的重要，而又是什么让他日复一日地站在施密托尔街口为她守候。林茨的文化生活必须要达到与维也纳旗鼓相当的水平：带着这份野心，阿道夫开始了认真地工作。
在即将离开林茨的时候，他曾对剧院建设协会寄予了厚望，并且还成为了他们当中的一个积极分子。为林茨修建一座更好的新剧院本是个很不错的想法，但这件事情却没有任何明显的进展。于是当此事石沉大海的同时，阿道夫也渐渐失去了耐心。因此他开始独立工作。他努力要为自己的家乡设计一座不朽的建筑，就像他在皇家维也纳所熟悉的那些建筑一样，而在此过程当中，他也获得了快乐和满足。
他已经把城里的火车站从市中心迁到了郊区，这其中包括丑陋的车间，被煤烟熏黑的厂棚，还有老旧而笨重的火车。这使得他能够将公园的面积扩大，并且还可以添建一座动物园，一个温室，当然，还有一处灯光喷泉。在这座精心设计的公园中心，将会矗立起一座全新的林茨歌剧院，其规模略小于维也纳的皇家歌剧院，但在艺术水平和硬件设施上与其不相上下。老剧院将被改造成一座表演大厅，其标准均参照歌剧院的建造规格。
就这样，我的朋友改变了家乡的可悲环境，最重要的是，他的这些灵感都源于维也纳的艺术吸引力。
我们几乎看过理查德·瓦格纳的所有作品。像《漂泊的荷兰人》、《罗恩格林》、《汤豪舍》、《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名歌手》，甚至还有《尼伯龙根的指环》和《帕西法尔》，这些经典都让我们难以忘怀。
当然，阿道夫偶尔也会观赏一下其他歌剧，但它们绝非像瓦格纳的歌剧那样，对他意义重大。我们曾在林茨看过一场难得出色的《费加罗》，这让阿道夫喜出望外。我依旧记得在我们回家的路上他讲到，将来林茨剧院应该致力于歌剧表演，像这出《费加罗》就是他们实力的体现。而另一方面，《魔笛》这出歌剧则是个完全失败的例子。韦伯的《自由射手》也相当的糟糕，以至于让阿道夫都不想再看第二遍。但到了维也纳，一切都有所不同。在我们观看过的完美演出中，不仅有莫扎特的歌剧，还有贝多芬的《费德里奥》。阿道夫从不喜欢意大利歌剧，虽说像多尼采蒂、罗西尼、贝里尼，尤其还有威尔第和普契尼这些意大利作曲家在当时都非常的时髦，并且在维也纳极具知名度，其作品的上座率也极高。
我们一起看过的威尔第的歌剧有《假面舞会》、《游吟诗人》、《弄臣》和《茶花女》，但他唯一喜爱的是《阿依达》。在他看来，意大利歌剧的故事情节太过戏剧化。他反对用骗局、诡计和无赖行为作为一幕戏剧性场景的基本元素。有一次他对我说：“要是没有匕首，这些意大利人该怎么办？”他又觉得威尔第的音乐过于朴素，太过依赖于旋律。相比之下，瓦格纳的音乐显得多么的大气磅礴而富于变化！有一天当我们听到有个手风琴手在弹奏《善变的女人》时，阿道夫对我说道：“那儿，你的威尔第！”正当我回答道，没有哪位作曲家的作品能够幸免于这样的亵渎之时，他生气地冲我吼道：“你可以用手风琴来演奏《罗恩格林》的旁白吗？”
阿道夫评价古诺的《浮士德》太过庸俗，甚至连柴可夫斯基、斯美塔那都难入他的法眼。毫无疑问，他对德国神话的痴迷，势必在此对他构成了阻碍。我认为音乐应该是属于全世界的，它不受到地域和种族的限制，而阿道夫驳回了我的观点。在他脑子里满是德国人的行事作风，德国人的情感表达，德国人的思考方式，其余的一概无视。除了德国的大师以外，他不接受任何的外国音乐家。他经常告诉我，能与这些大师们同属一国之公民，让他深感荣幸。
当听到瓦格纳的音乐时，他就如同变成了另一个人；暴戾之气离他而去，他变得安静，温顺而又易于相处。他的目光中不再透露出那种坐立不安的神情；他生命中那份难以承受之重已变得无关紧要。他不再感到孤单，他不再继续反叛，也不会再抱怨社会对他的误解。他陶醉而入迷。他情愿让自己沉浸在那音乐的广阔天地里，因为这对他而言要比枯燥乏味的现实世界更为真实。瓦格纳的音乐将他从我们的偏室，这处腐朽的禁锢之所，传送到了古代德国的极乐之地，而那个理想世界就是阿道夫所有付出和努力的终极目标。
30年后，当他在林茨与我重逢之时，他大概还以为我已经成为了一名颇具影响力的乐队指挥，因为他最后一次见到我的时候，我还是维也纳音乐学院的一名学生。但是当我以一个卑微的政府雇员的身份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希特勒，当时的帝国元首，对我讲道：“这么说你成了一名文书？但是你是个艺术家啊。看来我们得好好谈谈。”他这番话是在暗示我想不想去指挥一支交响乐队。
我心存感激地婉言拒绝了。因为我感到自己已经不能够胜任这项工作了。当他意识到我无法接受他这份慷慨的帮助之后，他便转而回忆起我们在林茨剧院和维也纳皇家歌剧院的共同经历，这些经历将我们普通的友谊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而后他还邀请我去拜罗伊特。
我从不曾想到会有其他事物能够超越我学生时代在维也纳的完美艺术体验。然而在拜罗伊特，这种事情就发生了。作为我老朋友的客人，我应邀来到拜罗伊特，在那里，我对理查德·瓦格纳的体验，达到了我人生中的最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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