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维也纳改变了这一切，显然，音乐学院每星期发给我的两三张音乐会门票对此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每次我总会拿一张门票给阿道夫，有时候甚至全部都给他（当我碍于声乐练习去不了的时候）。由于这些赠票通常都对应着较好的座位，因此我们并不用像去皇家歌剧院那么紧张。
在同他讨论到这些音乐会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阿道夫对交响乐的品位正在逐步提升。这让我感到十分高兴，因为它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新的共同爱好。
古斯塔夫·古特海尔是音乐学院指挥学院的院长，同时他还是维也纳音乐会协会的乐队指挥。但令我们尤为喜爱的还是音乐学院的院长——费迪南德·洛伊，他偶尔在维也纳爱乐乐团担任乐队指挥，他还是一个布鲁克纳的忠实崇拜者。尽管勃拉姆斯与布鲁克纳这两位大师都已经去世了十多年，但在当时的维也纳音乐界，仍然充斥着关于他们两位的高下之争。令人敬畏的音乐评论家爱多尔德·汉斯利克（我们总是称他为“书记官贝克梅瑟”）也已去世，但他造成的恶性影响依然存在。汉斯利克曾坚定地支持勃拉姆斯而对安东·布鲁克纳展开猛烈地攻击。他是我们俩公开的敌人，就因为他也曾有失客观地抨击过理查德·瓦格纳。另一方面，费迪南德·洛伊是布鲁克纳的铁杆拥护者；还有维也纳歌剧院后来的负责人弗朗兹·沙尔克，他也是布鲁克纳的支持者。
对我们来说，要想在这场争论中选择一个立场并不困难。我和阿道夫都喜欢布鲁克纳，他创作的交响乐能够将我们打动，能够使我们为之振奋。此外，布鲁克纳还是从我们那儿走出的名人，称颂他的作品就等于是称颂我们的家乡。然而，我们并不能把这些当作排斥勃拉姆斯的理由。在这场争论中，我们把自己视为年轻人的代表，将赞美送给两位大师，对老一代人的狂热置之一笑，因为这在我们看来，完全是多余的。至于阿道夫，他想得更远。他说，林茨应该成为安东·布鲁克纳的圣地，就像拜罗伊特成为理查德·瓦格纳经典作品的汇集地一样。还要让林茨音乐大厅（他刚完成不久的设计）成为人们缅怀布鲁克纳的圣堂。
除了这些古典音乐大师们的伟大交响作品之外，阿道夫还尤其喜欢浪漫主义作曲家的音乐，像卡尔·玛利亚·冯·韦伯、弗朗兹·舒伯特、费利克斯·门德尔松·巴托尔迪，还有罗伯特·舒曼。他很遗憾理查德·瓦格纳的创作事业仅致力舞台而非音乐厅，因而在音乐方面，人们只能从他的一些序曲创作和一些歌剧桥段中去领略他的风采。
另外我还必须提一下爱德华·格尔格，他是阿道夫非常喜欢的音乐家，他的A小调钢琴协奏曲总能给阿道夫带来欣喜和愉悦。
总的来说，阿道夫对名家作品的独奏演绎并不是特别地钟爱。但某些演出他也绝对不会错过，比如莫扎特或贝多芬的钢琴和小提琴协奏曲，门德尔松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尤其还有舒曼的A小调钢琴协奏曲。
但在频繁地接触这些音乐会的同时，阿道夫还产生了一种焦虑不安的情绪。长久以来，我一直不明其因。要是换做其他年轻人能有机会欣赏这些演出，他们必定会满意得无可挑剔，然而这并不是阿道夫的表现。
他分文没出地坐在音乐大厅的好位子上，幸福地享受着贝多芬那辉煌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多么愉快，多么满足。然而，环顾整个大厅，他只能够数出四五百人的听众。与千千万万无缘到场的音乐爱好者相比，这个数字显得如此的微不足道。毫无疑问，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不光是学生，还有那些工匠和普通工人，他们本来也应该像阿道夫一样，不用出钱或者支付一笔他们能够承受得起的费用就可以高高兴兴地前来聆听这些不朽的音乐作品。对于这种状况，维也纳还不算是典型，因为在维也纳，音乐爱好者们要想搞到音乐会的门票还算相对容易。但在维也纳之外的一些小地方，比如一个镇上，哦对，阿道夫也在林茨亲眼目睹过，在满足人们的文化需求上，这些小地方做得多么的欠缺！这种状况必须得到改变，享受音乐会不该再继续成为少数人的特权。免费门票的制度尚不健全（尽管阿道夫自己已从中获益良多），需要一个彻底的改进措施。
这是阿道夫典型的思考方式。他对身边发生的任何事情都要进行一番概括总结。即便是听音乐会，这样纯粹的艺术体验，其他人往往都是被动地接受，事过便作罢，而到了他那儿，整件事情就变成了一个全球性问题，因为在他梦中的“理想国度”里，没有任何事情是无关紧要的。想必他的“革命的风暴”已经刮开了艺术的大门，甚至锁定在了许多艺术娱乐领域的“改革”上。
毫无疑问，当年的许多年轻人都曾有过同他一样的想法。他们都极力反对某些阶层在艺术领域继续享有特权，因此阿道夫的抗议并非孤立无援。但事实上已经有无数的社团、组织和机构为这个目标做出了努力的尝试，而到最后都是无果而终，更不要说这些狂热的青年先锋了。然而我朋友对这个悲伤之地的挽救方式可谓独一无二。虽然其他人总是满足于用适度的方式来逐步达到他们的目标，但阿道夫鄙视折中的办法，他一向是致力那种一劳永逸的总体性解决方案，不管它何时才能够实现。对他而言，当一个基本构思从他脑海中浮现出的那一刻起，它就已经成为了现实。
他的另外一个特点是：绝不仅仅满足于简单的阐释，而是立刻着手将解决办法的所有细节详尽地制订出来，就如同接到了“上级单位”的命令一样。可以说他这些细致的计划几乎都好得同现实没有什么区别。一旦他脑子里有了一个具体化的构思，那么将其变为现实就只待一声令下。然而，在我们交往的岁月中，这个命令却从未被下达过，这就是为什么在我内心深处，我总把阿道夫看成是一个空想家的缘故，尽管，我一直都对他那些看似合乎情理的言语深信不疑。而当时的他，更是绝对相信，有一天，他将以个人的名义，下达这个指令，到那时，成千上万个由他经手的计划和工程便会被付诸实现。当然，这些罕见的言语他也只能跟我讲，因为他知道，我相信他。我时常倾听他的构想，但想必任何一个人，在了解了他的项目发展规模后都会忍不住要问：“谁会为此埋单呢？”以前在林茨的时候，我的确经常小心翼翼地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在我看来，这是再明显，再重要不过的事情了。而到了维也纳，我学会了克制自己，学会了在表达投资质疑的时候不要那么直接。阿道夫一直认为这种问题是多余的，而且他的回答也在发生改变。在林茨，他的标准回答是“帝国”，我觉得这就跟没回答一样。到了维也纳，他的回答又变得稍微清晰了一点：“这是财政专家考虑的事。”但用态度粗鲁的回答来封住我嘴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你将成为最后一个问我这种问题的人，看在你对此一无所知的分上”，或者是更简短的回答，“请你留给我来操心好不好”。
他总是在他的谩骂与抨击中，抑或在我们的激烈讨论中，突然使用一些措辞（他以前从未用过的特殊表达）来表明他正在着手构建的某一项方案。只要他的构想还不具备明确的目标，他的措辞就会不断地改变。如此一来，在连续数星期频繁地出入于音乐厅之后，他首先提出了“在各省展开巡演的管弦乐队”。我当时以为在维也纳真的有这样的管弦乐队，我以为阿道夫是在陈述一件事实。然而后来我才发现，他提到的这支“可移动的管弦乐队”（因为“巡演”这个词让他联想起了太多的二流演出团体）实际上只存在于他的想象之中。由于他从不满足于折中的办法，因此很快他就将其名称改为了“帝国移动交响乐团”。我仍然记得阿道夫为自己的发明感到十分欢喜，在我们为这个机构制定好计划之后，他决定要建立10支这种乐队，并且要将他们派往我国的各个地区，这样一来，即便是身在这个帝国最远角落的人们，也能够享受到贝多芬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一天晚上，正当他对这种管弦乐队表发鸿篇大论之时，我问道，在这世上，他为何只对音乐方面的事物倾注如此之多的关注。我心想，难道他希望自己成为一名艺术家？而他的回答却简明扼要，“因为目前有你在我身边”。这句话的意思是，他把我看作是一个未来的乐队指挥，只要有我在他身边，他就一直能够利用我的建议和我的专业知识来完善他的事业。当然，我听着这些话心里还是相当舒服的。但是，当我鼓起勇气，满怀希望地问他会把乐队交由谁来负责的时候，他却立马朝我上下打量了一番，然后嘲笑着宣称道，“肯定轮不到你呀！”不过之后他又一脸严肃地补充道，也许他会考虑让我担当帝国移动交响乐团的指挥。然而我却有意冒犯地回答道，我可承受不起这项殊荣，因为我只想指挥一支现实中存在的管弦乐队，而对于那种幻想出来的乐队我并无兴趣。此话已足以使他勃然大怒，因为他无法忍受别人对他的计划产生质疑。“要是我把这样的重任委托给你，只怕你会笑得合不拢嘴！”他冲我叫嚷道。
对于帝国移动交响乐团的一些细节，我记得比阿道夫的许多其他计划都还要清楚，因为首先它涉及我的专业领域；其次，在这件事情上，他给了我比平时更多的发言权，其程度甚至超过了之前——我在参与他的歌剧创作《铁匠维兰德》之时的情形。我们当时对待这项任务的态度是极其认真的，有天晚上，就为了一个双踏板竖琴的问题，我们吵了一架。当然，堂堂“帝国移动交响乐团”，双踏板竖琴肯定是要用的。但是，阿道夫却坚持声称需要给乐队配备3台这种极其昂贵的乐器，昂贵且不说，关键它们还很难运输。于是我对他说道，“你这么搞目的何在？即使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指挥家也只能驾驭一台双踏板竖琴。”阿道夫听后愤怒地冲我吼道：“荒唐，只用一台双踏板竖琴，那乐队如何演奏‘魔火’？”“到时候‘魔火’这段是不会包含在演出节目里的。”我回答道。“一定会。”阿道夫坚持道。于是我做了最后的努力，“不要忘了，一台双踏板竖琴要花费18000弗罗令。”我以为这样一讲会让他改变主意。“噢，让该死的钱去见鬼！”他叫喊道。问题就是这么被解决的。帝国移动交响乐团将配备3台双踏板竖琴。
时至今日，每当我想起以前我们为了那些仅存于想象中的事情而争论不休的时候，我都忍不住莞尔一笑，但那些时光的确是相当美好的，尤其是当我们发现那朦胧的梦境比现实的生活更加令人激动的时候。我对我朋友那超乎寻常的想象力感到十分惊讶，通过这种想象力，阿道夫就能找到通往他梦想世界的道路。然而，那些在我看来毫无意义的幻想，对阿道夫而言却显得至关重要。
帝国移动交响乐团的基本构思还是颇具说服力的，我自己也曾时常考虑这个问题。而阿道夫的解决办法是既聪明又简单：乐队将由一位才华横溢的指挥组建起来，能够胜任古典、浪漫和现代交响音乐的演出，而且根据之前确立的计划，这支乐队将被派往乡下。阿道夫问我，在我看来，组建一支什么样规模的乐队比较合适。单凭他这句询问，而不是自己去翻书，就足以使我感到自豪。直到现在，我们当初一起“构建”乐队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诸如什么弦乐器、木管乐器，还有什么铜管乐器、打击乐器等，并且我还记得阿道夫是如何将他的布置做得细致入微，又是如何针对乐曲的编排问题向我质疑发难的。这样他便不会忽略掉任何一个小细节，而且能够把乐队的各个方面都考虑得十分周全。这就是他性格中，一个令人难以琢磨的特点，也是连我自己都无法解释的一个悖论：他想要建造的可能是一座“空中花园”，但与此同时，他又会将这些工程设计得无可挑剔。越是显得天马行空的构想，他就越要将其做到尽善尽美。
午夜已至，而我们的工作仍在继续。这支由上百名演奏者以及一支数目可观的合唱团组成的管弦乐团，能够与任何一支大型管弦乐团相媲美。接下来就是硬件设备问题。当我把那些苛刻的要求列举出来之后，阿道夫感到相当的震惊。不仅仅是那些一流乐器的运输安全需要得到保证，还有数量庞大的音乐资料，唱片、桌子、椅子等，这些都需要得到细致妥善的处理。总不能让一个一流的大提琴手每天都坐在不同的椅子上吧，这些他还是清楚的。后来，他让我去和管弦乐协会的干事接触一下，以便了解更多的关于乐器购买的问题，然后又让我到音乐家俱乐部去打听了聘请音乐人的相关事宜，最后，他叫我做了个预算。阿道夫对我的调查结果感到非常满意。他用一个轻蔑的手势驳回了我的高额预算；但我们在乐队的服装制订上产生了分歧，而且为此我们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因为整个乐队首先要让观众看上去顺眼，这是件基本而又重要的事情。我向阿道夫建议了一套很合适的制服，但他却不认可。所以到最后我们综合了一下意见，决定采用一套看上去显得既高贵又低调的黑色礼服。
对于我们的乐队来说，最致命的莫过于交通运输问题，因为这个国家有些地区还没有覆盖铁路。而这些地区恰恰又是关乎整个计划的重要之处。但当时还很时髦的汽车可以在街道上行驶。在那个年代，人们还会驻足停留，盯着这些发出噪声和臭气的交通工具以每小时10英里的“危险”速度，在戒指路上来来往往。那用这种交通工具来运载我们的帝国管弦乐团如何？这将毫无疑问地提高乐队的机动性，因此也就能够扩大演出范围。我忘记了我们把这个想法扩展到了什么程度，因为我个人对此是比较反感的；我无法想象，当我们的乐队在伴随着这种“鬼叫声”到达目的地后，人们还有何心情去接受其他的悦耳之音。
好吧，先抛开恼人的运输问题。乐团抵达目的地之后将会受到当地市长的隆重接见，乐团所到之处皆盛装彩扮，载歌载舞。第一个问题来了：乐团该在哪里演出？只有很少一部分城镇才拥有那种能够容纳得下上百名演奏者和数百名观众的音乐大厅。“那我们就在户外演出。”阿道夫说。“在繁星闪烁的天空之下举办音乐会肯定会使人们永生难忘，”我补充道，“但只有在天气情况允许的条件下，这种美好的气氛才能贯穿始终。”此外，这类音乐会能够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恐怕就只有天上的星星，因为那种音响环境实在不敢恭维。整个计划几乎就是建立在如此艰难的事实基础上。阿道夫沉思了片刻，然后说道：“不是到处都有教堂吗，我们为何不在教堂里演出？”从纯音乐的角度来看，我对这种想法找不出任何反对的理由。阿道夫建议我去询问一下教会的权威们，看他们对于帝国移动管弦乐团在教堂里办音乐会持什么态度。就我的观点而言，这件事情似乎已经渐行渐远。但我对此保持了沉默，后来阿道夫也忘了追问我的调查结果。
我们在项目规划上产生了很大的分歧。阿道夫想了解一支乐队排练一出交响乐需要多少时间，并且他也为乐队缺少固定的规章制度而感到苦恼不已。我曾对阿道夫说，没有比巴赫，格卢克，汉德尔还有海因里希·许茨更早的作曲家，而他直接拒绝接受我这种观点（其实也没有哪一位德国作曲家是他坚决拥护的）。“在那之前呢？”他询问道。“之前的就不适合用来乐队演奏了。”我回答道。“你听谁讲的。”他冲我吼道。我平心静气地告诉他，就此事而言，我的回答绝对是可信的，如果不信他可以自己去学习音乐历史。“我正有此意。”他气愤地说道。如此一争，我们的讨论便陷入了僵局。
其实我当时根本没有拿他的话当真，因为我明白，要学习音乐历史并不容易，况且这种事情还在他的专业兴趣范围之外。再者，他也了解，这是我比较在行的领域，我在大学里专门学习过这些课程。然而第二天，当我发现他正抱着一本厚厚的《音乐发展史》苦心钻研的时候，我简直大吃一惊。接下来有好几天他都一心苦读，无暇旁顾，但这并不能让他感到满足。他又向我询问有关音乐历史的其他着作，然后把我介绍给他的书一一通读。
“中国人早在两千年前就已经创造出了许多优美的音乐。”他评论道，“我们为什么没有做出同样的成就呢？毕竟有一样乐器在哪儿都是现成的——人的声音。因为那些睿智的先辈们还在音乐起源的一片黑暗中摸索前行。所以说，对一件事情无知并不意味着这件事情就不存在。”
我对阿道夫那种做事情认真彻底的精神一直都很敬重。但有时候他对每件事情都要刨根问底的做法又搞得我相当的绝望。对于任何事情，只要没有陷入那种无可挽回的僵局，他就绝对不会善罢甘休，即便已经证明了他是错的，他也不会当场承认，而是会将其归为有争议的话题。我完全能够想象得出，他这种性格和态度会让艺术学院的老教授们抓狂到什么程度。
不管怎么说，现在乐团就算是建立起来了吧，帝国移动交响乐团将开始执行它的演出计划，先是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接着是格卢克和汉德尔，再到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然后才是浪漫派的代表，安东·布鲁克纳，他的交响作品将把整台演出推向高潮。另外，考虑到年轻观众的需求，阿道夫自己将作为现代派的代表独领风骚。他并不打算去迎合维也纳音乐界的评论人士，而且平常一有机会他便会对他们展开攻击，称他们为“纯专家”或者“业内行家”。
从我们建立帝国移动交响乐团的一开始，阿道夫就为自己准备了一个特别的笔记本，这件事情我记得相当清楚。那是个简单便携的小册子，在参加完每一场音乐会后，他就会把作品名称、作曲家和乐队指挥的姓名全部记在那个小册子上，有如他对这些事物的个人评价。如果他说，“这个将囊括在我们的演出计划中。”那么这就算是对一部作品最高的赞誉了。
在以后的很长一段岁月里，我都在思考着这支“帝国移动交响乐团”。的确，留声机已经问世多年，虽说它的样子看上去像个发出咝咝声响的可怜怪物，但是它的问世，却打开了“机电化音乐”的大门。无线电报尚处于初级阶段。与此同时，虽说唱片和无线广播已经发展到了占有绝对优势的程度，以至于“表演性音乐”的存在仿佛都成了“机电化音乐”的补充。但我朋友试图通过帝国移动交响乐团来解决的基本问题，仍旧在所有的天才艺术爱好者中保持着共鸣：怎样将完美的表演直接呈现给那些热爱音乐的人们——即不用任何机械辅助设备——无论他们身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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