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我更加不解的是，阿道夫竟然对她们的举止无动于衷；相反，他很少理会那些女子向他传送的秋波，或者顶多是气愤地在我面前对她们评说几句。虽然这些评论确实显示出我朋友对异性的强烈兴趣，但他从来没有利用这种好感去占别人的便宜，这点让我感到相当诧异。他究竟是不解风情还是对这种事情完全不屑一顾？我推断是后一种因素，因为阿道夫是个敏锐而挑剔的观察者，以至于他时常忽略掉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尤其是跟他自己相关的事情。可是他为何又不抓住这些机会呢？
试想一下，一位美丽聪慧的姑娘将会给我们在玛利亚希尔夫那处偏室的无聊生活（阿道夫将其称作“狗过的日子”）带来怎样的乐趣！维也纳不是一座公认的美女之都吗？这话着实不假，我们也用不着去怀疑。那当时又是什么原因让他望而却步呢？对于其他的年轻人来说，这都是些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他从来没有考虑过一个事实：我是在他的建议下和他住到一块儿的。当时他根本没有想过我对这种生活的感受。就他的行事作风而言，他总是想当然的认为，凡是他觉得是正确的事，我就应该照做。说到同女生交往这个话题，他无疑对我表现出的羞怯感到十分高兴，因为这使得我只能把更多的空闲时间消磨在他身上。
有这么一段小插曲至今还保留在我的记忆中。有天晚上，我们从歌剧院的休息大厅返回到“散步走廊”，一个身穿制服的服务生朝我们走来，他拽了一下阿道夫的袖子，递给他一张便条。阿道夫一点儿也没感到惊讶，如同司空见惯一般，他接过条子，对服务生道了声谢，然后匆忙地打开便条过目。当时我还以为自己卷入了一个巨大的秘密之中，或者至少说见证了一段风流轶事的开始。但阿道夫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句“又是一个”，然后就把条子递给了我，他用近乎嘲弄的眼神瞟了我一眼，还问我想不想去赴这个约。“这是你的事情，与我无关。”我略显恼羞成怒地回答道，“我可不想让这位女士失望。”
每次只要是和女性有关的事情，不管是哪个层次的女性，都“与我无关”。即便是在大街上，我的朋友也是受人倾慕的对象。每当夜晚我们从皇家歌剧院或者城堡歌剧院看完演出回家的时候，偶尔就会遇到个别路人走过来跟我们搭讪，她们不仅不在乎我们寒酸的外表，而且还邀请我们到她们家去过夜。但是，同之前一样，只有阿道夫受到了邀请。
我十分清楚地记得，那时候我常常不解自问，这些女孩儿到底看上了阿道夫哪一点。虽说他的身材在年轻人当中还算不错，但是他相貌平平，根本谈不上人们通常所形容的那种“帅气”。要说帅哥，我在舞台上见得多了，我了解女人心中的帅哥是啥样的。也许她们是被阿道夫那双明亮有神的眼睛给迷住了，或者难道是他那禁欲主义者一般的冷峻面孔？再不然就是他对异性明显的不屑，招致她们禁不住想去测试他的定力。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反正女人们好像总是能够嗅到我朋友的与众不同之处——男性则相反，比如他的老师们。
那时候，对哈布斯堡王朝衰败的预见，使得整个维也纳沉浸在一片浮华与逍遥的气氛当中，在维也纳人闻名的魅力之下，掩盖着沦丧殆尽的道德。当时有这么一段流行的口号，“砸锅卖铁，奔赴天堂”。这句口号渐渐地让中产阶级陷入到了“上流社会圈子”那种肤浅而病态的精神状态之中。那种对肉欲享受的炽热追求，大量的反映在了亚瑟·施尼茨勒的戏剧作品中，为整个社会的风气定下了基调。当时有句很有名的话是这样讲的，“奥地利将毁在女人的手上”，从维也纳人的社会看来，这还真不是句假话。在这种脆弱的环境中，处处都萦绕着人们缠绵而情色的低吟，而我的朋友却心甘情愿地过着他的禁欲生活，在对那些年轻的姑娘、小姐们示以怜悯的同时，他还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但绝对算不上是人身攻击，而对于那些和他年龄相仿的男青年，阿道夫则将他们的个人体验当成争议之谈搁置起来。他会在我们夜间谈话的时候，将这些想法表露出来，而且语气总是显得格外的冷漠和客观，就好像这种事情离他十分遥远一样。
这个部分与本书其他章节的叙事手法相同，若要了解在我们的友谊岁月中，阿道夫对女人持何态度，我就必须将我的个人经历完整的与之相结合。从1904年的秋天到1908年的夏天，也就是在将近四年的时间里，我都与阿道夫形影不离。他从一个15岁的男孩变成了一个成熟的男子汉，在此期间，他向我吐露过许多不为人知的心声，其中有些事情甚至连他母亲都不知道。回想在林茨的时候，我们的关系特别要好，如果说当时他和某个女生有了交往，那我自然也会知晓。要真是那样，他每天就不会有那么多时间和我处在一起，而且他的兴趣爱好也会产生变化，反正总会显现出许多类似的迹象。所以说，除了他的梦女郎斯蒂芬妮之外，他心里就再也没装过其他的女生。然而，1906年的五六月份还有1907年的秋天，这两段时间，我给不出他的任何信息，因为当时阿道夫是独自一人在维也纳生活。但试想一下，若阿道夫真是邂逅了一段爱情，难道在我们重逢之后这段关系就终止了吗？难道就不会留下任何一点儿蛛丝马迹吗？所以我敢肯定地讲，无论是在林茨还是在维也纳，阿道夫都从没和任何一个女子发生过关系。
自从跟他生活在一起之后，我和阿道夫就时常针对两性关系展开深入地讨论，而我在这方面的个人经验也几乎全都基于那些明显无意义的道听途说。根据以往的经验，我知道阿道夫的确是做到了言行一致。支配着他道德品行的并不是他的欲望或情感，而是他的知识和判断力。在这方面，他表现出了极端的自制力。他无法忍受维也纳某些圈子的肤浅氛围，而且我也没见过他在对异性的态度上做出过任何的自我妥协。但我必须要声明的是，阿道夫无论是在生理上，还是在性取向上，都绝对正常。只不过他的非凡之处体现在别的地方，而非声色领域。
他过去经常绘声绘色地向我阐述早婚的必要性，他说这种做法能够为人类的延续提供有效的保障；他认为国家应该鼓励每个家庭多生育子女（后来这一想法得到了实施）；他还给我详细地阐述了良好的居住环境，同健康的家庭生活之间的关系，并向我描述了在他的理想国中，爱情和两性关系的问题、婚姻问题、家庭问题以及子女问题将会得到怎样的解决。每当他谈论起这些话题，我就会联想到斯蒂芬妮，因为这些颇具说服力的设想，毕竟大都源自于阿道夫心中所憧憬的那种，同斯蒂芬妮厮守一世的理想生活方式，只不过他将这些想法转而上升到了政治和社会层面。他曾想过要让斯蒂芬妮成为他的妻子，在阿道夫眼中，斯蒂芬妮就是他理想中的典型德国女性。因为她，阿道夫有了结婚生子的冲动，也是为了她，阿道夫才设计了那座漂亮的乡村别墅，从而为他理想中的家庭公寓确立了标准。
但所有这一切都只是些美好的愿景。他已经有好几个月没再见到斯蒂芬妮，而且提及她的次数也越来越少。即便是在我回林茨去处理服兵役的相关事宜的时候，他也没有叫我去打听过斯蒂芬妮的消息。难道斯蒂芬妮对阿道夫而言已经不再重要？还是因为这被逼无奈的分离让阿道夫强烈地意识到，最现实可行的做法就是将她彻底的忘掉？而每当我几乎要被自己的推论给说服的时候，就总会突然冒出一些明显的迹象，强力地向我证明着，他依然全心全意地爱着斯蒂芬妮。
其实我很清楚，阿道夫心中的斯蒂芬妮已变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失真，她甚至已经变成了一个纯粹的理想。他也无法再像以前那样，冲到兰德大街去证实他挚爱的客观存在。他再也没收到过她的任何消息。显然，他对斯蒂芬妮的感情已经脱离了事实基础。难道说当初那段充满希望的恋情就这么草草收场了吗？
我的回答是，既对又不对！事情到了这个份上，也该有个了结。阿道夫再也不像从前那个多愁善感的少年，带着青春期的放纵，有恃无恐地追逐着自己那份渺小的希望。然而另一方面我却无法理解，如今的阿道夫，虽然已是一个怀揣有具体理想和目标的成熟青年，但他为何又要如此顽固地去坚守一段毫无希望的爱情；这等境界的确能够让他对这座大城市的各种诱惑产生免疫。
我很了解我的朋友在男女关系上持有的严格观念，并且我时常对阿道夫所恪守的道德观感到惊讶。他的爱情观和婚姻观肯定不是受到了他父亲的影响，而他的母亲总是将他视如珍宝，所以她也肯定没有给阿道夫带来这方面的影响；再说他母亲也用不着给他这种的影响，因为她会认为阿道夫在女生面前的行为举止相当得体。阿道夫出生于一个中产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奥地利公务员，这便是他的背景。所以说，针对他这方面的许多保守观点（我以前也曾或多或少地跟他谈起过），我只能果断地给出这样一个解释，那就是他对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激情导致了他这种态度和观点的产生。他对道德的理解并不基于他的个人经验，而是抽象的逻辑推论。
另外，他依然很尊敬斯蒂芬妮，尽管对阿道夫而言她已变得遥不可及，但作为德国女性的一个理想标准，她超越了阿道夫在维也纳见过的任何一样事物。我时常注意到，当一个女人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之后，他立马就会谈到斯蒂芬妮，然后开始拿她们作比较，但比来比去总是斯蒂芬妮更好。
听起来似乎令人难以置信，那位“遥远的她”根本不知道这个男青年的名字，她甚至都没有对阿道夫的深情爱意做出丝毫的回应。然而她带来的强烈影响，不仅使得阿道夫萌生了个人的道德观，而且还极力地驱使着他去奉行这些道德准则，就如同一个将毕生都奉献给上帝的修道士。在维也纳，这座连卖淫都值得让艺术家去称颂的罪恶之巢，他这种作风无疑是个例外。
事实上，阿道夫曾在那段时期给斯蒂芬妮写过一次信。我已无法确定他寄出这封信的时间究竟是在我来到维也纳之前还是之后。如今此信已不复存在，我也是通过一种特殊途径了解了此事。我曾将阿道夫对斯蒂芬妮的爱恋告诉了我的一位朋友，他给阿道夫·希特勒写过传记，是一位尊重科学而又客观公正的学者。他查到了一个老妇人的住址，这个老妇人是一位上校的遗孀，现今居住在维也纳。我的学者朋友前去拜访了她，并当面对她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请求，就是告诉我朋友一些关于她年轻时候的事情，他让这个老妇人回忆以前是否认识一个住在洪堡大街，后来搬到乌尔法尔布吕滕大街的年轻学生。他还提示性地补充道，每天傍晚，这个学生都会在他一个朋友的陪伴下，到施密托尔街口去等她。这时候，那个老妇人便开始讲述她以前跟那些年轻军官们的娱乐，比如什么打球、远足、火车旅行等。尽管她很愿意配合，但她就是怎么也记不起还有这么个奇怪的男青年；在获悉了他的名字之后，除了无比惊讶以外，她仍然回忆不起任何线索。但突然之间，一段回忆在她脑海中浮现出来，多年以前她收到过一封来信，信的内容含混不清，大意是乞求她要保持信念，等他学成归来，有了社会地位再跟她联系。信上并未署名，从此信的风格上看大致可推断是阿道夫写的。那位老妇人所知道的也就只有这么多了。
当阿道夫心中的思念开始蔓延的时候，他再也没有直接地提起过斯蒂芬妮，而是一味地将自己的感情倾注到他的专题研究上，比如由国家提倡的早婚，以及女性工作者通过贷款购置嫁妆的可能性，还有为育有多名子女的年轻家庭提供带有花园的住房。我记得当时我们还针对其中一项特殊的提议发生了激烈的争吵。阿道夫提议创办一座国家家具生产厂，以便能够减少年轻夫妇的家庭装修成本。而我对这种家具工业化生产的想法表示强烈反对。毕竟在这件事情上，我还是有资格发表意见的。质地上乘的家具必定为手工制造，而不是机器生产。只要我们用其他办法削减成本，那这些年轻的新婚夫妇就可以把上好的家具带回家，柔软的羽毛床垫，布艺的椅子，有品位的长椅，如此一来，人们就会领略到装潢大师的精湛技艺。
在无数次的深夜长谈中，阿道夫跟我谈论过许许多多的事情，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浓缩成了一句特殊的短语留在了我的记忆当中，这句经常穿插在我们激烈讨论中的陈词滥调叫作“生命之火”。一旦碰上爱情、婚姻或者两性方面的问题，这个神奇的公式就会立马呈现。维持“生命之火”的纯洁性是构建理想之国的一项最重要的任务，也是我朋友在孤独时刻的精神支柱。出于我思想上固有的严谨，我并不太理解阿道夫这句“生命之火”，因为这个短语的意思还会偶尔产生变化。但到了后来，我自认为我还是能够正确地理解它的意思。所谓生命之火就是神圣爱情的一种象征，它的激发或产生必须要求男女双方在肉体和精神上保持高度的纯洁，这样一来，就能使每段婚姻变得更有价值，从而也能为国家培育出健康的后代。
像这种短语或者说措辞，总是一遍又一遍地出现在他的言论中——阿道夫还有一大堆类似的表述——对我产生了一种古怪而又深刻的影响。头一回听到这些庄重的措辞之时，我还感到相当可悲，我暗自嘲笑着这些夸夸其谈的公式法则，因为我觉得它们根本不具有任何的现实意义。尽管我对此嗤之以鼻，但这些话还是留在了我的脑子里，就如同长着无数倒刺的蓟花粘住了人们的衣袖，总是挥之不去。因此，如果我碰上这类情况，哪怕是最不着调的情况——假设有一天傍晚，我在玛利亚希勒夫大街独自散步的时候遇到一个女孩，一个长得十分标致的女孩，或许她还有点轻浮，因为她公然地转过身来看着我。至少这一回我敢肯定她感兴趣的人是我！事实上她必定相当轻浮，因为她竟挑逗般地向我挥手！但突然之间，“生命之火”这几个字就会出现在我的脑子里——稍微考虑欠妥，我那团神圣的火焰就将永远的熄灭。虽然我很讨厌这种教化方式，但在那种时刻，它们还真的挺管用。这些短语之间都存在着联系。起初是“革命的风暴”，接着是为“德意志神圣帝国”设立的无数个政治口号。也许有一些短语是阿道夫在书上翻到的，但其余的都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
渐渐地，这些简单的语句演变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由于阿道夫喜欢关注周围发生的所有事情，因而每个新的现象都能用来检验他的政治哲学是否完备。
有时候一些回忆会奇怪的并列出现在我脑海中，所以在讲述了神圣而无与伦比的“生命之火”后，我马上又要谈到罪恶之巢，在我朋友的理想世界中，“罪恶之巢”这几个字是种低级的表达。当然，在他的理想国度中是绝对没有罪恶之巢的。阿道夫用这几个字来描述维也纳当时诸多的卖淫场所。由于道德的沦丧在那些年成了普遍的社会现象，各种形式的声色场所随处可见，既可以是在市中心的优雅街道上，也可以是在郊区的贫民窟中。阿道夫对这一切感到无比的愤怒。但针对这股淫乱之风，他所谴责的不仅是大多数“身体力行”，参与其中的市民，还有那些理应为当前的社会、经济状况承担责任的人。阿道夫把这种性交易称作“我们这个时代的耻辱纪念”。他一次又一次地找出问题的症结，然后想出解决的办法，以便能使这种“爱情交易”在今后不复存在。
有天晚上的经历让我永生难忘。我们当时去剧院观看演出，剧目是韦德金德的《青春觉醒》，按照惯例，直到落幕我们才离开。然后我们穿过戒指路，朝着回家的方向，往锡本施滕大街走去。这时候，阿道夫出人意料地抓住我的手臂对我说：“库斯特尔，跟我来！我们必须亲眼见识一下罪恶之巢。”我没明白他怎么会突然产生这种想法，可还没等我缓过神，他已经拐进了昏暗狭小的施皮特尔贝格街。
于是我也就这么跟着去了。我们缓缓走过一排低矮的房屋，灯光照亮了落地橱窗，从外面一看，里面的房间一览无余。房间里坐着一些女子，有的靠在玻璃窗后，有的倚在敞开的玻璃窗前。她们中有几个还相当年轻，而其余的则提早上了年纪，显得面容憔悴。她们衣衫不整地坐在那里，或是化妆，或是梳头，或是照镜子，然而却无时无刻不在注视着从街上走过的男人。偶尔会见到一名男子停下脚步，斜靠在玻璃窗旁，打量着被他相中的小姐；紧接着一段仓促的讨价还价就将悄无声息地展开。而后，作为交易达成的一种迹象，玻璃橱窗里的灯将被关掉。这种行业惯例让我倍感惊讶，因为人们竟能通过橱窗的明暗变化来了解交易的进展情况。作为一个被普遍接受的惯例，嫖客们从不会在那些未亮的橱窗前逗留。
而我们甚至都没敢靠近那种亮着灯的玻璃橱窗，只是在对面的伯格街若无其事地迈着步子。就在我们走到了街道的尽头之时，阿道夫突然来了个大转身，然后我们把这个罪恶之巢又逛了一遍。我本来觉得有这么一次体验就已经足够，可没想到阿道夫竟然还把我拽到了对街，我只好硬着头皮跟他沿着那排明晃晃的橱窗一路往下走。
或许这些小姐们也看出了阿道夫的“特别之处”，抑或她们已经意识到，她们将要应付的是个具有道德约束的人，比如说，一个偶尔光顾这座不洁之城的乡村宗教信徒；无论如何，她们大概已经想好，定要加倍施展自己的魅力。当我们经过其中一个小姐的橱窗时，她趁机脱掉了内衣，假装是在更换，而与此同时，另一个小姐也赶忙脱下丝袜，展示出她那裸露的长腿。当这段刺激的体验结束后，我感觉自己心潮澎湃。我们最终到达了韦斯特班大街，一路上我什么也没说，然而阿道夫却对这些妓女们使出的勾引花招感到相当的愤怒。
回到家后，阿道夫便根据自己的体会发表了一通演说，其态度之冷漠，立场之客观，就好像是要他在消灭肺结核病或者是尸体火化的问题上表态一样。令我惊讶的是，在论及此事的时候，他竟能不带有丝毫的内在感情。现在他已经了解了性交易市场的惯例和规则，他声称道，所以他的考察目的已经达到。这一社会现象产生的根源在于男人想要得到性满足，而女人只是为了挣钱；女人挣钱又是为了能够和她们的爱人长相厮守，所以他总是假定这些女人是有爱的。而实际上，这些可怜之人的生命之火早已熄灭。
在此我还要讲述另一桩事件。有天晚上，在玛利亚希勒夫大街和诺伊包大街的拐角处，一个长相俊秀，穿着时髦的男人走过来和我们搭讪，还询问了我们的情况。当得知我们都是学生的时候（“我朋友是学音乐的，”阿道夫解释道，“我是学建筑的。”），他便邀请我们到库默酒店共进晚餐。他招呼我们爱吃什么就点什么，这是阿道夫头一回在维也纳把甜点和馅饼吃了个够。他还告诉我们，他是一个来自弗克拉布鲁克的制造商，他说他对女人一点儿都不感兴趣，因为她们都是些拜金主义者。随后他又谈论了他最喜爱的室内音乐，这倒是令我兴趣倍增。吃完饭后我们向他道了谢，他陪同我们出了餐厅，然后我们就回家去了。
回到家后，阿道夫问我觉得那个人怎么样，“很不错啊！”我回答道，“一个很有内涵，很有艺术鉴赏力的人。”
“其他呢？”阿道夫追问道，脸上还挂着一丝神秘的表情。
“其他指的是什么？”我疑惑地问道。
“库斯特尔，很显然你还被蒙在鼓里，看看这张小卡片你就全都明白了。”
“什么卡片？”
原来，那个男人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塞给阿道夫一张卡片，上面草草地写着让阿道夫到库默酒店去找他的邀请。
“他是个同性恋。”阿道夫用一种实事求是的语气解释道。
我震惊了。以前我还从没听说过这个词，对于这个词的实际意思我简直一点儿概念都没有。于是阿道夫就为我解释了这种现象。当然，这也是他长久以来关注的一个社会问题，他希望看到这种变态行为受到严厉地打击，而且他自己也总是尽量小心地不去与这种人接触。那个弗克拉布鲁克制造商留下的卡片则被我们扔进了火炉。
阿道夫憎恶这座大城市里的所有性倒错者，对于他这种强烈的反应，我并不感到惊讶。因为他总是在克制自己的欲望，即便像自慰，这种普遍存在于年轻人当中的行为，他都完全无法接受。但凡涉及性方面的事情，阿道夫都会严格遵守他为国家的将来设立的道德准则。尽管他总是对世间人事充满了兴趣，可那时候，他为什么不去交几个聪明而有上进心的朋友，一起寻找刺激，从而逃离孤独呢？他为什么总是避免与人接触，甘愿成为一个独行客呢？凭借他的过人天赋，他能够轻易地在维也纳的社会圈子中获得一个位置，一个能让他从总体的颓废中摆脱出来的显要位置。在这个位置上，他不仅能够得到新的见识和启发，还能使他的孤独生活发生一次彻底的改变。在维也纳，除了那种低俗之人以外，仍然还有许多低调的正派人士。因此在道德层面上，他完全没有理由去避免和其他人接触。实际上，是他自己的傲慢导致了这种情况的产生。因为他相当贫穷，所以他变得极其敏感，这也是导致他在生活中显得孤僻的主要原因。此外，他还认为，参加任何形式的娱乐聚会都是一种有失身份的表现。自许甚高的阿道夫将调情或者同某个陌生女子发生性关系，看成是一种肤浅而堕落的表现。正因如此，他从不允许我涉足这种事情。任何形式的越界，都将无可挽回地导致我们友谊的终止。抛开这层令阿道夫讨厌的关系不谈，他绝对不会容忍我对其他人产生任何一点儿兴趣。同往常一样，我们的友谊必须完全凌驾于各种事物之上。
尽管我知道阿道夫对所有的社会活动都相当的反感，但有一回我还是尝试着为他安排了一些活动。在我看来，这是一次不可多得的好机会。
有时候，音乐爱好者们会跑到音乐学院的办公室，向学校要一些学生，到他们那儿去参加设在晚上的音乐表演。这不仅意味着我们能够赚取一笔急需的酬劳——我们通常会得到5克朗的报酬，相当于一顿晚饭钱——而且还为我们枯燥的学习生活增添了一些亮点。作为一名优秀的中提琴手，我往往都是很吃香的，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认识了海利根施泰特大街的一个富商——加霍达博士。他们家族的人对艺术和文化品位都有着相当深刻的理解。作为维也纳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团体，他们强化了这座城市的传统艺术生活。当一个机会出现的时候，我提到了我的朋友，于是他们便请我下次将他一起带过来。这正是我的目的所在，这下我就满意了。
后来，阿道夫的确也跟我去参加了聚会，而且他还觉得很享受。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他们家的藏书馆，这是阿道夫衡量这个家族的真正标准。然而令他稍感美中不足的是，整个晚上他都只能当一个沉默的倾听者。不过，这是他自己选定的角色。在回家的路上他对我说，他本可以和这些人相处得很融洽，但由于他本身不是一个音乐人，所以他便没有加入他们的谈话。像这类音乐晚会，他还跟我去过两回，除了不大得体的着装让阿道夫显得有些难为情以外，在其他方面，他并没感到有任何不适。
在这座堕落的城市中，我的朋友用那些不可撼动的原则在他周围筑起了一堵堵高墙，使他能够阻断一切来自外部的危险，构建起属于他个人的自由天地。正如他经常所说的，他害怕被传染。现在我终于明白，这句话不仅是指性病传染，更多的是指代那种大众的传染，即最终被当前的趋势拉进腐败旋涡的危险，没有人能够真正地了解他，因为他们都把阿道夫看成是一个怪人，后来有些和他接触过的人甚至还叫他冒失鬼、自大狂。
但是，他坚定地奉行着自己的原则，在抵御一切诱惑的同时，他也错过了一段美好而炽热的爱情。他依旧独身一人，像个苦行僧一样地守护着他那神圣的生命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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