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维也纳音乐学院以后，我感觉自己简直就是一名崭露头角的艺术家，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要跟政治扯上任何关系。虽说以前在林茨的时候，阿道夫对艺术的兴趣要远远大于政治，但是到了后来，我朋友的发展方向却恰恰与之相反。在维也纳，这个哈布斯堡王朝的政治生活中心，他对政治的态度已经发展到了可以压倒任何兴趣爱好的程度。
我开始明白，为什么他每次遇到问题的时候，几乎都要从政治领域中去寻根究底，哪怕这个问题本身与政治并没有多大联系。他原本是透过一个艺术家的眼光在看待周围发生的现象，然而渐渐地，他就习惯了站在一个政治家的立场去审视所有的问题。
他对人类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以至于他开始将自己的专业设计调整为政治考虑。因为，如果他真的想实现自己的计划，无论是那些仅存于他头脑中的工程，还是某些已经在图纸上详细规划好的工程——一座由诸多大型建筑组成的崭新林茨，比如像横跨多瑙河的大桥、新市政大厅等，维也纳的贫民窟也将被一大片住宅区所替代。一场革命的风暴必须首先改变目前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政治状况，只有这样，阿道夫才有机会去实现他那些野心勃勃的计划。
政治，逐渐在他的个人价值体系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只要上升到某个政治层面，任何困难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对待所有的现象，他务必都会寻根究底，弄它个水落石出，也正是这份一如既往的坚持，让他在这座大都市那嘈杂的政治生活中找到了所有政治事件的聚焦点：国会大厦。
“库斯特尔，跟我来。”某天他冲我喊道。我问他想带我去哪里——我要到大学里去听课，还要为我的钢琴考试做准备。然而我的反对在他看来根本无效。他说我那点儿小事儿简直无法跟他接下来要做的事情相提并论，他已为我买好了门票。
我当时猜他可能是想带我去看一场管风琴音乐会，或者到霍夫博物馆去看场图片展览。可我的课程和我的考试怎么办？要是通不过考试那我可就惨了。
“走吧，别磨蹭了！”他不耐烦地催促道。我很熟悉他脸上的这种表情，一副容不下任何反对的样子。此外，我平时也很少看到阿道夫在早上8点30分以前起床，因此我感觉这件事情必定非同小可。
于是我便做出了妥协，随他一同来到了戒指路。9点整，我们准时进入体育场大街，在一处小侧门前停了下来，这时候门口已经聚集了一些身份不明的人，很明显，都是些无业游民。到最后我才弄清了事实的真相。
“这是去国会？”我紧张地问道，“你叫我来这儿做什么？”
我记得阿道夫曾偶尔跟我谈起他造访国会的经历——我个人认为这纯粹是在浪费时间。但还没等我讲出一个字，他就已经把入场券塞到了我手中，门开了，在专人的指引下，我们来到旁听席就座。
坐在旁听席上，朝下面一望，人们能够很直观地看见庄重的半圆形议会大厅。它的古典之美适合为任何形式的艺术表演提供舞台布景——音乐会、唱诗班合唱，如果稍微调整一下，连歌剧演出都行。
阿道夫试图给我讲解现场发生的事情。“那个坐在正上方，看起来很无助，还不时地摇动手中铃铛的人是议长。他后面那排人是各个部长；在他们前面站着的是速记员——他们是这幢房子里真正干事的人。这就是我为什么更喜欢他们的原因，但我也可以很肯定地告诉你，这些努力工作的人始终都只是扮演着无关紧要的角色。所有奥地利议会的议员以及各省代表本应该坐在相对的席位上。但他们大多数都在大厅内穿行游走。”
我的朋友又继续向我介绍议会的流程。一名议员提交了一份议案，目前正在呼吁议会的支持。几乎所有对此项议案不感兴趣的议员都纷纷离席退场。但很快议会主席会发起一场辩论，于是整个会场气氛就变得活跃起来。
阿道夫对议会的流程的确相当谙熟，就好像手里拿着议程表似的，所有情况的发生都完全在他的掌控之中。
在音乐表演中，只要即兴演奏一结束，整个交响乐队就会齐奏乐曲；而相似的情况也发生在议会中，只要议员发言完毕，整个会场就会立即喧哗起来。在这一环节，他们又全都涌回议会大厅，开始扯着嗓门互相声讨。议长摇响了手中的铃，示意众人保持安静。作为回应，议员们掀起桌上的盖子，然后又将其拍下。有的还吹起口哨，各种各样的语言在空中回响，有德语、捷克语、意大利语、波兰语，鬼才晓得还有些什么其他的语言。
我看着阿道夫，心想，这难道不是开溜的最佳时机吗？但你猜我朋友如何反应？他一跃而起，双手紧握，激动得满脸通红。若是这样，我倒宁愿老老实实地待在自己的座位上，虽说我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吵嚷些什么。
我的朋友在国会里待得越来越过瘾，而我却在想着如何溜之大吉。记得另一回，阿道夫又逼我同他去国会——如果我拒绝，那将有可能成为我们友谊的终结——一名捷克议员正在席上做“反对陈述”。阿道夫向我解释道，这是一种限时演讲，在该议员发言期间，其他议员不得打断。这个捷克人说的什么并不重要，关键是他决不可停下，哪怕他只是不停地重复一句话。我当真觉得这个人似乎从头到尾都在重复一句话。当然，阿道夫和我一样，一句捷克语都听不懂，我心里很是窝火，因为我觉得这简直就是在浪费时间。
“我现在有点想走了。”我对阿道夫说。
他气愤地回答道：“什么？现在就走？在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你居然跟我说你要走？”
“主要是我听不懂那个男的在说什么。”
“你没必要听懂他说的是什么，这是‘反对陈述’，我不是已经跟你解释过了吗？”
“那他讲完之后我可以走了吗？”
“不行！”他一面愤怒地驳回我的请求，一面拉住我燕尾服的后摆把我拖回了原位。
因此我只好留下，任由这位即将筋疲力尽的捷克强人做着不知所云的陈述。在那一刻，我对阿道夫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迷惑。阿道夫有着出众的智力，而且他所有的感官都很正常，但我就搞不懂他怎么能够在一句话都听不懂的情况下，还依然稳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专注地聆听着演讲。但我转念一想，也许是我错了，我大概还没有领悟政治的要义。
那时候我经常问自己，为什么阿道夫非要逼我跟他一起去国会。我总是无法解开这个谜团，直到有一天我才意识到，阿道夫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他想找个伴儿来倾诉自己的观后体会。那时候他会耐心地等着我晚上回家。不等我打开家门他就会问道：“这老半天你跑哪儿去了？”还没等我吃下几口晚饭他又会问道：“你什么时候睡觉？”
他这些问题都有着特殊的含义。由于我们的房间非常狭小，所以只要我不蜷缩在钢琴的长凳上或是睡在床上，他就能够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因此他这么问我的原因就是想为他接下来的发言做好准备。
只要我爬上床铺给他腾出了空间，他就开始来回踱步。单从他激动的声音中我就能听出，他早已按捺不住要发表自己的想法。他只想通过一种宣泄来舒缓他极度紧张的情绪。
于是，我躺在床上，而阿道夫亦如往常一样，在我跟前激动地走来走去，仿佛我并不只是一个学音乐的穷学生，而是一股能够决定德国人民存亡的政治力量。
另一次夜间谈话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那次谈话中，他近乎歇斯底里地谈到了那群人的不幸遭遇，他们的命运受到了威胁，他们的未来充满了危机。说着说着，泪水竟打湿了他的眼眶。
但在做完这番沉痛的描述之后，他又回到了积极乐观的想法中。他又开始重新构建他的“大德意志帝国”，它包含了其他所有的“宾客国”——这是他对帝国其他民族的称呼。
在我无法再忍受他那冗长的抨击与谩骂之时，我就会睡着。只要他注意到我合上了眼，他就会把我摇醒，然后大声质问我是不是已经对他的发言没了兴趣；如果是，我便可以像那些没有社会良知和民族精神的人一样，昏昏睡去。所以我又不得不咬着牙，强迫自己不要合眼。
后来，阿道夫在处理起这种事情的时候就变得比较和气了。他会提出几个他自认为是我感兴趣的话题来同我讨论，而不是独自沉浸在他的乌托邦幻想之中。就比如有一回，他猛烈地抨击了储蓄团体，它通常由一些工人自发组成，在许多的小客栈都能见到这种现象。成员每星期存入一笔钱，到了圣诞节再将他们这一年的储蓄全部领走。管钱的人通常就是客栈或酒馆的老板。阿道夫之所以批评这些团体是因为这些工人在所谓的“储蓄之夜”的花销要远大于他们储蓄的数目，那么实际上受益的就只有酒店老板。还有一回，他向我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在他的理想国中，学生宿舍将会是什么样——采光充分的卧室，用来学习和玩音乐，还有画画的公共书房；简单却有营养的食物，免费的音乐会或歌剧院的门票，免费的旅游；还有到大学的免费交通运输。
有天夜里，他谈到了莱特兄弟的飞机。他引用一份报纸上的新闻说道，这些着名的飞行家在他们的飞机上安装了一支相对轻型的重机枪，并对其效果进行了数次试验，在不久的将来有望实现空中射击。这让当时以和平主义者自居的阿道夫感到相当愤怒。他批评道，但凡人们发明出一样东西，它就会立即被运用到战争当中。“有谁想要战争？”他诘问道，“肯定不是那些‘小人物’——绝不可能。战争是掌控在那些无冕之王的手中，他们执掌着军工厂，在利益的驱使下轮流的发动战争。这些有头有脸的绅士远离战火的硝烟，在后方挣着大把的票子，而那些不明真相的‘小人物’却在前线为他们卖命。”
总的说来，“小人物”与“被出卖的劳苦大众”在他的思想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有一天，我们见到许多工人在戒指路上游行示威。我们夹在国会大厦旁的观望人群中，清楚地见证了这一激动人心的场面。我担忧地朝阿道夫问道：“这种场面是你说的‘革命风暴’吗？”一些人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高举着标语牌，牌子上只写着两个字：“饥饿”。没有什么口号比这两个字更能打动我的朋友了，因为他自己就经常饱受饥饿的折磨。
当时的他就站在我身旁，热切地用他的眼睛捕捉着现场的每一幅画面。尽管他受到了这些人的强烈感染，但他始终保持着一种冷漠，他冷静地审视着整个事件的每一个细节，仿佛他的兴趣只在于学习游行示威的方法。虽然他觉得这些“小人物”的命运与自己的命运休戚相关，但他决不会想要作为一份子参与到游行之中。更何况，这实际上是一次反对啤酒涨价的游行。
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到这里，戒指路上挤满了亢奋的市民。他们还带来了红旗。但是，游行者们那一张张苦大仇深的面孔远比旗子和标语更能展现出局势的严重性。
游行队伍来到了国会大厦，试图冲进去抗议。这时，一路跟随他们的骑警突然拔出长刀向人群乱打。作为回应，人群向骑警掷去一阵雹子般的石块。整个局势已是剑拔弩张。但最后警察的增援赶到，设法驱散了游行示威者。
这个壮观的场面让阿道夫震撼到了极点。但是在我们回到家以前他是不会表达任何感受的。是的，他站在了底层人民这一边。但他同时也反对组织这种游行的人。谁是真正的操纵者？谁在幕后肆意地诱导着这些劳苦大众？他们中没有一个走上了前台，为何？因为他们更想在混乱中处理自己的事情——他们根本不想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谁是这些劳苦大众的领导者？他们并不是有着同样不幸遭遇的“小人物”，而是野心勃勃的政治家，他们渴望获得权力，他们想利用人民的贫穷来为自己谋取利益。最终，在对这些政治压榨者的强烈声讨中，我的朋友结束了他那激昂愤慨的演说。这就是他个人的示威。
在经历了这次事件以后，有个问题就一直搞得他相当痛苦，尽管他从不曾对我提起：他自己到底属于哪一方？从他身处的社会环境以及他的个人情况来看，毫无疑问，他属于“饥饿标语”下的那个群体。他悲惨地生活在一个臭虫满天的偏室；很多时候，他的午饭仅仅由一点儿干面包和牛奶组成。也许有些游行者的生活都比他过得好。那么他为什么不加入到这些人的行列中？又是什么让他望而却步？
也许是他觉得自己属于另一个不同的社会阶层吧。他是一个奥地利国家公务员的儿子，他父亲的级别相当于一个上尉。作为一个颇受尊敬的海关官员，人们向他的父亲脱帽致敬，在朋友当中，他父亲讲的话总是掷地有声。而街上那些人与他父亲绝对扯不上任何干系。
他觉得，比受到政治道德沦丧的统治阶级的影响更可怕的是变成无产阶级。他无疑活得像无产阶级，但他却不想变为无产阶级。也许促使他进行深入学习的是他的一种直觉，即只有通过彻底地学习才不致使他沦为劳苦大众。
最关键的是，任何党派或者任何社团运动都不能使阿道夫产生兴趣。诚然，他经常对我讲，他是舍勒的忠实追随者，但也只是在我们房间里私下对我谈起的。像他这种一文不名的学生是很难在乔治·里滕·冯·舍勒的队伍中崭露头角的。舍勒运动要有更强烈的社会主义倾向才能足够引起阿道夫的关注。舍勒为戒指路上的游行队伍提供了什么？然而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人对奥地利的日耳曼民族主义缺乏理解。在当时的政治领导中，阿道夫最钦佩维也纳的市长——卡尔·卢埃格。但与教会的联系阻碍了他党派的发展，使其内部政治问题丛生。所以，那时候阿道夫的政治理想找不到精神归宿。
虽然他不愿意加入任何党派或组织——有个例外我将在后面提到——但有个人还是得陪着他走上街头，看他如何对其他人的命运产生强烈的兴趣。在这方面，维也纳市为他提供了一个绝好的考察实体。比如，当下班回家的工人经过我们身旁的时候，阿道夫会抓住我的胳膊对我说：“库斯特尔，你听见他们说话没？他们是捷克人！”还有一次，我们碰到几个一边大声说着意大利语，一边比划着手势的制砖工人。“看吧，这就是你的德国维也纳。”他愤怒地调侃道。
“德国维也纳”也是他经常重复的短语之一，但阿道夫总是用一种讽刺的低沉腔调把它念出来。这个融入了捷克人、马扎尔人、克罗地亚人、波兰人、意大利人、斯洛伐克人、罗塞尼亚人，还有加利西亚犹太人的维也纳，难道还是座地地道道的德国城市吗？我的朋友发现，维也纳的现状是德国人在哈布斯堡王朝努力奋斗的象征。他讨厌维也纳嘈杂的街道，他后来将其称作“近亲结合的产物”。他痛恨这个毁掉了德意志精神的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的支柱：王朝、教堂、贵族、资本家，还有犹太人。
他觉得这个哈布斯堡王朝必须灭亡，越快越好，因为它存在的每一刻都是对德国人的荣誉、财产，乃至生命的一种损耗。他看到了各个民族之间的相互斗争与厮杀，那是这个国家即将衰落的决定性征兆。他造访国会去感受这个“病人”的脉搏，它的早亡已在众人的预料之中。他耐心地期盼着那一刻的到来，因为只有哈布斯堡王朝的崩塌才能够开辟出通往他理想世界的大道。
他将所有的仇恨都集中投放到了犹太人身上，他认为这些在维也纳扮演着重要角色的犹太人威胁到了德国人的生存。我很快便注意到了这一点，另外，一件看似琐碎的小事情也浮现在了我的记忆中。
我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我朋友的艰苦生活已经无法再过下去了。我想，帮助他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将他在文学方面的造诣利用起来。我有个音乐学院的同学在《维也纳日报》当记者，我把阿道夫的情况告诉了他。这个年轻人对阿道夫的落魄处境感到相当同情，他建议我叫阿道夫带些作品到他办公室，以便商量具体事宜。那天晚上阿道夫创作了一篇短故事，内容我已记不清楚，我只记得题目叫《次日清晨》。真是相当晦气，因为第二天早上我们去找那个记者的时候发生了一次不愉快的争吵。阿道夫刚一见到那个人，甚至连脚都还没踏进办公室，他就转身要走，下楼的时候他冲我吼道：“你个白痴！你没看见他是个犹太人吗？”说实话，我还真没看出来。但后来我就小心谨慎，再不做这种引火烧身的事儿了。
事情变得越来越糟。有一天，正当我在家为考试做准备的时候，阿道夫满脸兴奋地闯了进来。他说他刚从警察局回来，玛利亚希勒夫大街上发生了一件事情，当然，同犹太人有关。盖恩格罗斯商店的门口来了一个“汉德礼”。“汉德礼”这个称呼过去常用来代指东方犹太人，他们穿着长衣和靴子，站在大街上贩卖鞋带、纽扣、背带，还有其他一些小物件。与那些被同化的犹太人相比，“汉德礼”的社会地位最低，而前者在奥地利的经济生活中往往占据着重要地位。按照当时的规定，“汉德礼”是不能够乞讨的，但这个男人居然哀求着伸手向路人乞讨，而且已经讨到了不少的钱。一个警察要求他出示证明，他连忙摆手，说自己只是个靠贩卖小东西为生的可怜病汉，并坚称自己不曾乞讨。那个警察要把他带到警察局，于是想请某个旁观者自愿做证人协助调查。尽管阿道夫从不喜欢参与公共事务，但他还是自告奋勇地充当了证人，他说他亲眼看见这个“汉德礼”身上揣了3000克朗，证据确凿。根据“汉德礼”的说法，这笔钱是靠帮助东方犹太人移民到维也纳而得来的。
在《我的奋斗》中他这样写道：
“有天当我经过市中心的时候，我看见了一个穿着长衣，披头散发的男子。我的第一反应是：难道这是个犹太人？在林茨他们可不像这个样子。我朝他斜瞟了几眼，但我越是盯着他那张陌生的脸庞仔细打量，我的第一个问题就越是呈现出另外一方面的考虑：难道这是个德国人？由于我总是碰上这种情况，所以我现在开始靠书籍来解决我的困惑。”
我清楚地记得，在对犹太人问题的研究上，阿道夫表现得多么的热切，尽管我对此毫无兴趣，但他还是一遍又一遍地对我细心阐述。在音乐学院里，既有犹太老师，又有犹太学生，我从没和他们产生过什么过节，实际上，我还在他们当中结识了几个朋友。阿道夫自己不是也对古斯塔夫·马勒抱有极大热忱吗？他不是也对门德尔松·巴托尔迪的作品着迷吗？人们不该因为“汉德礼”造成的不良影响，就对整个犹太人问题做出武断定论。我试图小心谨慎地扭转阿道夫的偏见。然而他的反应却十分怪异。
“跟我来，库斯特尔，”他对我说道。为了再次节省车费，我只得同他走路前往布里吉特瑙。当阿道夫领着我来到犹太教堂的时候，我简直惊讶极了。我们走进教堂。“别摘帽子，”阿道夫冲我耳语道。确实，里面所有人的头上都盖着帽子。此时阿道夫还发现，一场婚礼正在教堂中进行。婚礼现场的景象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仪式开始的时候，人们轮流吟唱，我挺喜欢这种感觉。之后犹太教士用希伯来语布道，最后将经文护符置于这对新人的额前。
从我们这次奇怪的造访中我推测出，阿道夫的确是想对犹太人问题进行系统完整的研究，从而能使他相信犹太人的宗教信仰仍然存在。我也希望这能够或多或少地化解他的一些偏见。
但是我错了，因为有一天阿道夫回到家后对我明确地宣称道：“今天我加入了反犹联合会，而且我也把你的名字报了上去。”
尽管我已经习惯了他在我们政治生活中的独断专行，但这一次他真的是把事情做绝了。令我更加惊讶的是，平日里总是避免加入任何社团或组织的他，这回居然加入了反犹联合会。我虽对此保持沉默，但却已经暗下决心，今后我自己的事情还是得自己做主。
回望我们在维也纳生活的那段日子，以及我们无数次的夜间长谈，我敢断言，当时的阿道夫已经悟出了一套指引他未来道路的人生哲学。它集合了阿道夫在走街串巷之时的见闻和经历，并通过他的阅读和学习使其得到了扩展和深化。然而我从他那里接收到的一切，仅仅是他人生哲学的一种初级表现形式，虽说听上去总是显得混乱与不成熟，但却更富有激情。
可那时候，我其实并没有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因为我觉得我朋友根本就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社会人，除了我之外，他再没交过第二个朋友，所以他那些详细的计划和政治抱负自然也就付诸东流了。然而到后来，它们竟然都变成了现实，这简直是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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