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与喜的奏鸣

    柴可夫斯基听从巴拉基列夫的劝告，10月底开始编写《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序曲。这个凄美的爱情故事激发了柴可夫斯基的想象力，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一个月就宣告完成。

    他把它的主题曲送请巴拉基列夫发表意见及接受献赠。巴拉基列夫答复说，“乐曲开始时像海顿的四重奏，爱情主题虽然不错，但它似乎缺少一种神秘的、内心的以及灵魂深处的爱”。

    纵然遭受这样的批评，巴拉基列夫在回信结尾时仍说：“我迫不及待地等着你的全部乐曲，以便能对它拥有正确的印象，很高兴你把它献赠给我。这是你第一份包括这么多美好内容的杰作，我要毫不迟疑地说它一切都很不错。”

    1870年3月16日，由尼古拉·鲁宾斯坦所指挥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在莫斯科举行首演。根据卡什金的说法，那场演出非常失败，主要是因尼古拉刚好前一天被牵扯进一件诉讼案件中，听众把好奇心全部集中在他本人身上，反而对乐曲漠不关心。

    不过尼古拉对那首序曲却很热心，他想找一家德国公司为它出刊发行。经过柴可夫斯基在1870年加以修改后，1871年5月即告问世。但巴拉基列夫却不以为然，他说：“你和尼古拉不应急于把它出版。修正本中虽然已经改正了一些缺失，我仍希望它能够再好一点……”

    虽然《罗密欧与朱丽叶》在多年后才广受欢迎，柴可夫斯基却自认为它“非常成功”。他在它中间发现了完整的主题，而且把莎士比亚的悲剧成分交织在抽象的剧乐中。那一对爱人的命运是他所关切的主题，毫无疑问，他使听众觉得他们的悲剧实际上就是他们精神的胜利。

    他在1869年后半期的工作并不只限于《罗密欧与朱丽叶》，11月及12月又写出第一套歌曲，其中包括有名的《寂寞的心》。他同时也在寻找新的歌剧题材，选的是植物学教授罗珍司基的剧本《Mandrago》。不过他的朋友们，尤其是卡什金，认为它的舞台效果“没有可以发挥的余地”，比较适于芭蕾舞剧，劝他不要改编成歌剧，因此，1870年1月他仅仅写出一首曲子。

    柴可夫斯基放弃了《Mandrago》以后，便以历史小说《禁卫兵》作为题材来编写乐曲，于2月份开始工作。他一开始就抱怨进度缓慢，加上《罗密欧与朱丽叶》首演失败，让他的心情变得更为低落。

    让他烦恼的不仅仅是进度缓慢。2月17日，他在给亚历山德拉的信上说：“令我苦恼的是在莫斯科没有真正要好、熟识及相处得来的人。如果有你或像你一样的人住在这里，那我该有多么高兴。我很想听到小孩的声音及分享家庭的天伦之乐。换句话说，我需要的是家庭生活。”

    他消极的情绪在两个月后仍没有好转的迹象。在他写给朋友的信中可以发现，他的精神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音乐学院的工作也使他厌烦，他还说编写乐曲进度缓慢的原因极可能是“没有一个人对我的作品感兴趣”，“我真怀疑能否在两年内完成手头的这个工作”。

    柴可夫斯基得知席洛夫斯基病重时，随即准备行装，前去巴黎探望。途中，他在圣彼得堡小作停留，得知《水妖记》审查未获通过。柴可夫斯基发现席洛夫斯基的病况较想象的要好很多。他们两人在两个星期内搬到偏远的地方去住，可是那里的恶劣气候使柴可夫斯基的心情更坏，只有当他出席贝多芬《庄严弥撒曲》的演奏会，及陪同尼古拉一起去旅游时，才略感轻松。不过，他发觉尼古拉“已在赌博上输得精光……但他说要在离去以前抢劫银行”。

    普法战争于7月爆发，二人被迫到中立的瑞士去住了6个星期。此时，柴可夫斯基开始着手修改《罗密欧与朱丽叶》序曲。9月，柴可夫斯基回到莫斯科，他又拿起《禁卫兵》来，但是进度仍然不比以前来得好。他甚至考虑放弃它，改而编写四幕芭蕾舞剧《仙履奇缘》，后来又改变了主意。除了修改《罗密欧与朱丽叶》以外，1870年秋季他只写出三首沙龙乐曲。

    由于正值新年，柴可夫斯基的手头极感不便，他只好听从尼古拉的建议，举办自己的作品演奏会。交响曲节目成本太高，自然无法考虑，因此他决定编写弦乐四重奏乐曲，以便举行室内音乐会。由于知道自己的吸引力不足以使俄国贵族协会大厅客满，柴可夫斯基因此邀请尼古拉、红歌手拉夫劳斯卡亚，以及音乐学院的四重奏乐队助阵。演奏节目包括《寂寞的心》及《Voyevoda》中的选曲，而柴可夫斯基在2月间匆忙写成的《D大调弦乐四重奏乐曲第一号》也在这时作首次的公开演奏。

    1871年3月28日夜晚所举行的这场全部是柴可夫斯基乐曲的音乐会，空前地成功。当时正在莫斯科访问的名小说家屠格涅夫也出席了，更使音乐会生色不少。

    柴可夫斯基在音乐会结束后，仍继续编写《禁卫兵》，但他发现在莫斯科工作越来越吃力，他对妹妹亚历山德拉抱怨说：“我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以便安心地作曲，可是我几乎从来没拥有过。当我在音乐学院或空闲时间工作时，每天都忙乱得不得安宁，常常有人找我外出，有时家中客人不断，再不然就是累得只想倒头就睡……今年夏天我一定要到你那里去。”

    他在6月带着兴奋的心情去到卡明卡，几乎整个夏天都在那里享受乡间的宁静。度过这段平静的生活后，他决定回到莫斯科后要从尼古拉吵乱的家中搬出来，另选比较安静的地方居住。结果，他租了一幢有3个房间的住所，以他有限的财力将它加以适当装修——一张大沙发，几把廉价的椅子，墙上挂的是安东·鲁宾斯坦的画像。

    他雇用了一个名叫索伏朗诺夫的男仆，后来他的弟弟接替了这项工作，成为柴可夫斯基的忠诚伙伴。莫杰斯特说：“柴可夫斯基就是这样地过着他的独立生活，直到32岁。”

    为了想多赚点额外收入，他开始写一些简短却很精致的音乐批评文章。这些文章虽然没有什么文学价值，但他对音乐的意见却很引人注意。例如：他评价《罗恩格林》序曲“可能是德国名作曲家瓦格纳最成功及最动人的作品”；《第八交响曲》是贝多芬“无可比拟的”作品之一；而肖邦的《E小调协奏曲》则有些“冗长、愚拙及陈腐”；此外，他对舒曼的《第四交响曲》也有所批评。柴可夫斯基的这种音乐评论写作，直到1876年才停止。

    1871年秋季，柴可夫斯基几乎把所有的闲暇时间都用来编写《禁卫兵》。巴拉基列夫虽曾多次向他建议编写其他乐曲，但都被他一一回绝。他说：“我敢说，虽然这出歌剧将和之前作的《水妖记》一样遭遇到不幸，但我仍想把它完成，因此现在我还不能开始其他的工作。”

    音乐学院的工作慢慢地变成他的负担，当1871年冬季音乐学院因经济困难而面临关闭的危机时，柴可夫斯基告诉阿纳托里，说他会因为音乐学院的解散而难过，但他却也欢迎这种改变，因为他对这工作感到乏味极了。

    更令他情绪低落的是歌剧编写工作进度依然缓慢，所以席洛夫斯基在12月初提议到法国及意大利去旅行时，柴可夫斯基为了暂时离开莫斯科，立刻表示同意。他在12月14日写了封信告诉阿纳托里说：“我要让你知道，经席洛夫斯基极力邀请，我要出国旅行一个月。10天以后就动身，但除了尼古拉以外，别人都不知道……”

    柴可夫斯基发了一封信给阿纳托里，说那里的温和气候很让人舒服，但是，他的信中也透露了伤感：“我年纪大了，不能再享受别的了。我现在是生活在记忆和希望中。可是还有什么好希望的呢？”

    一个月以后柴可夫斯基回到了莫斯科。旅行期间，也只写出《F大调夜曲》和《G小调谐谑圆舞曲》两首钢琴曲，他把它们全都献赠席洛夫斯基。

    1872年2月及3月，他仍在编写《禁卫兵》，同时为庆祝彼得大帝200岁诞辰，他受托撰写纪念性的清唱剧。

    5月底，歌剧《禁卫兵》完成以后，柴可夫斯基将它交给了身为圣彼得堡歌剧院指挥及日后极为拥护他的纳甫拉夫尼克，并于第二年11月审查通过。当时，柴可夫斯基正在着手以C小调编写第二首交响曲。

    在繁重的工作结束以后，柴可夫斯基想休息一段时间，所以第二交响曲刚一开始编写就几乎立即罢手了。但他终于在11月底将它完成，而且在11月14日写信告诉莫杰斯特，“进度尚且称得上满意”，“交响曲现正接近完成阶段，我忙得没办法去过问别的事……这可说是我最好的作品，至少在形态方面如此……”

    当年的圣诞节，他得知《禁卫兵》可以在剧院演出，心中很是高兴。他在圣彼得堡停留期间，参加了里姆斯基·科萨柯夫家中的酒会，并演奏新交响曲的最后乐章。后来，他告诉莫杰斯特，人们对他这首根据俄国民歌编写而成的新交响曲很欣赏。

    他也请斯塔索夫为他未来的新交响曲提供素材，对方提出很多宝贵的建议。

    在听过斯塔索夫讲述《暴风雨》的详细情节后，柴可夫斯基决定下一首交响曲就以它为素材编写。《C小调第二交响曲》于1873年2月7日，在莫斯科首次演奏，指挥者是尼古拉·鲁宾斯坦。柴可夫斯基在第二天写信给斯塔索夫，说它“空前成功”。

    拉罗什也对它有很好的评价，他说：“我很久没见到这样美好的艺术作品……”因拉罗什等大多数音乐批评家的推崇，《第二交响曲》奠定了柴可夫斯基日后受欢迎的基础。同年3月7日，柴可夫斯基又做了第二次演奏，而他无疑也因此成了名。

    不平坦的音乐之路

    1873年3月，柴可夫斯基接到莫斯科皇家剧院的邀请，为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新剧《雪娘》配乐，他的名望进一步被确立了。19节乐曲在3个星期内完成，柴可夫斯基一时颇引人注意，尽管剧本本身并不怎么轰动，他却因此获得了250卢布的报酬，使他得以在第二年出国旅行。德国、瑞士、北意大利及法国巴黎之旅确实多彩多姿，柴可夫斯基在旅游期间又恢复了往日记日记的习惯。

    莫杰斯特说：“对柴可夫斯基来说，每一天都很有价值。他想到必须与消逝的岁月做斗争，及忘却每天的生活痕迹时，就非常难过。他写日记的目的，是为了便于日后回忆这段经历与这期间的生活情形，因为，从陈年旧事中保留一些值得怀念的事情，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柴可夫斯基认为幼年时期的日记是可笑的而且毫无意义的，于是把它们全都毁掉。以后的日记虽也都不想保留，但理由却不尽相同。他弟弟记得，柴可夫斯基自重新开始写日记以后，大约有10年的时间未曾间断。

    他说：“他从来不拿给别人看，因此我不得不向他保证，一定在他死后把它都给烧毁。”

    事实上，莫杰斯特也依照柴可夫斯基的遗愿，焚毁了他的许多日记和信件，人们纵使想保留他的私人生活记录也未能如愿。不过，至今保存下来的柴可夫斯基日记中很有些值得阅读的内容。例如，我们知道1873年夏季旅行时，他有意开始编写新交响曲。他在6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昨天前往基辅途中，沉寂已久的音乐重新在我的脑海中回响。我心中孕育着B大调的乐曲主题，那使我全神贯注，几乎立即就想编写交响曲。我突然想把斯塔索夫的《暴风雨》序曲暂时搁置，夏天写一首比之前作品都好的交响曲。”

    他在以后的日记中仍继续把乐曲作为主题。不过虽然在日记中计划要编写一首快板的曲子，当年夏天他却没有完成自己的计划。

    回到俄国后，柴可夫斯基暂时居住在席洛夫斯基的家中。在5年后写信给梅克夫人时，说出了他在那两个星期的生活情景：“当时我的心情非常兴奋与激动。白天尽情在森林中游荡，黄昏在草原上消磨，夜晚坐在窗前倾听无限的寂静。在那两星期中，我好像受到一种神奇力量的影响，毫不费力就构思出《暴风雨》序曲的轮廓。”

    他虽在当年秋季忙于教学等工作，仍然将莎士比亚的《暴风雨》序曲编写完成。

    歌剧《禁卫兵》也是他所关心的一件事，它的首演之期尚未决定。他在12月写信给获得唯一出刊权的出版商，提到皇家剧院有意演出，而且保证做到尽善尽美，但他坚称“除非也在圣彼得堡演出，否则绝不同意它在莫斯科露面”。最后，由出版商代他在1874年1月底将问题彻底解决了，剧院要求删减的部分，柴可夫斯基均表示可以接受。

    《暴风雨》12月19日的首演，受到与《第二交响曲》一样的欢迎。

    1874年1月间，柴可夫斯基集中精力编写一首新的弦乐四重奏乐曲，完成后在鲁宾斯坦主办的音乐会中演奏。卡什金回忆说：“1874年初期时，第二首《F大调弦乐四重奏》乐曲在鲁宾斯坦家中的音乐晚会上演奏。我相信东主尼古拉·鲁宾斯坦不在，但他哥哥安东·鲁宾斯坦当晚曾经出席。

    “安东始终以不满意的态度聆听演奏，最后以习惯性的粗率语气，说那根本不属于室内乐形态，及他自己不懂那作品等一类的话。其他听众及演奏的人都被他那些话逗得大笑。”

    虽然鲁宾斯坦对四重奏乐曲表示不满，3月22日第一次公开演奏却非常成功。此时，《禁卫兵》正准备在圣彼得堡排演，柴可夫斯基应纳甫拉夫尼克的邀请，于4月出席参加。由于一再被迫同意删减及修改内容，到了最后，他已开始对这新作品产生反感了。

    4月6日他告诉阿里布列赫特，说那歌剧实在不好，他劝朋友们首演时最好不要出席，可是没人理会。4月24日首演那天，鲁宾斯坦及几乎莫斯科音乐学院所有的人都出席了那场成功的演出。柴可夫斯基在演毕的宴席中，获得300卢布的奖金。

    不过报界对它的批评却比较复杂。丘伊曾说：“歌剧的内容等于是小学生的作品，而且，乐曲也是同样地不自然与不成熟……柴可夫斯基的创作天才，虽然有时在他的交响曲中鲜明地流露，但在《禁卫兵》里却完全没有。”

    拉罗什另有一番见地：“在《禁卫兵》中，乐曲美得可使它在他的作品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所有的俄国剧乐中也属不可忽视。”

    柴可夫斯基承认丘伊的批评不无道理，为了避免再看到类似的文章，在首演两天以后，他就到了意大利。虽然情绪不佳，他仍访问过罗马、佛罗伦萨和威尼斯，不过那些美丽的城市都没能排除他心中的烦闷。

    5月2日他写信告诉阿纳托里说：“我离开俄国已经8天，这段期间我未曾对任何人谈过一句友善的话。除了旅馆雇工和铁路人员以外，没有人听我开过口。”

    他在5月9日给莫杰斯特的信中，同样地表示出感伤：“你想象不出还会有谁比我更难过……我一切的伤感主因都是来自《禁卫兵》。”

    以后他在信中又谈起那恼人的歌剧：“它非常失败，我常在排演中途离席，以免再听到它……它不但缺乏灵气，而且也没有动感及风格。我相信它演出的机会不会超过6次。”

    结果和他悲观的推测正好相反，它先后演出过14次。正如莫杰斯特所说的，“比较同时期的其他歌剧而言，它很成功”。柴可夫斯基的意大利之行并没治愈他心灵的创伤，回到俄国后，为了想证明自己能编写出比《禁卫兵》更好的作品，他6月中旬开始埋首编写另一首新歌剧。

    俄国音乐协会曾经举办过一次征曲竞赛活动，入选者除了可以获得现金奖以外，作品还可以在马林斯基剧院上演。柴可夫斯基原本不想耗费时间编写歌剧，除非有把握确实能够演出。这次见到这样的机会，不禁磨刀霍霍。经查证，巴拉基列夫、安东·鲁宾斯坦，及里姆斯基·科萨柯夫等人均无意参加后，他自认颇有信心拔取头筹。

    他在一个月内完成了参加竞赛的作品《铁匠瓦库拉》，但匆忙中未注意收件截止日期是在一年以前的同一天。发现错误后，他不但未耐心等候，反而不理会不可公开参加竞赛人姓名的应征规定，径自进行游说，并请纳甫拉夫尼克等人允准他的应征作品演出。

    柴可夫斯基这种“不可思议的天真行为”，不但受到了严重斥责，而且还被要求给纳甫拉夫尼克递交了一份很长的道歉书，承认自己犯了“拙笨的错误”，并说明自己毫无恶意。虽然低声下气地表示忏悔，柴可夫斯基却没有放弃想赢得竞赛的念头，他只不过暂时按兵不动而已。

    为了这件事，他在1874年冬季时，脾气变得坏透了，由于急于要演出《铁匠瓦库拉》，加上自己的工作进度不是很理想，他的心情恶劣到极点。纵使圣彼得堡的消息传来，《弦乐四重奏》乐曲及《暴风雨》的首演都很成功，他仍然提不起精神来。

    他只在拉罗什严厉批评《暴风雨》后才有了反应：“他竟然暗示我的作品素材都是取自别的作曲家，没有丝毫自己的成就，那真让我气恼！”

    好在《禁卫兵》在基辅演出很成功，柴可夫斯基的心情暂时轻松了些。他在12月3日把不与人往来的实情告诉阿纳托里。他说：“我现在把全部精神都用在编写钢琴协奏曲上，很希望鲁宾斯坦的音乐会能演奏它。虽然工作进度缓慢，成绩不是很理想，但我仍一本初衷，尽量构思编写，我的脾气也是因此才坏起来的。”

    他希望鲁宾斯坦和他合作，结果却未成功。1875年1月21日他又写信告诉阿纳托里说：“我不能忘怀那无情的打击对我自尊心所产生的影响。”

    他在3年后给梅克夫人的信中，曾解释了那“无情的打击”是怎么一回事。他说：

    我在1874年12月间完成了一首钢琴协奏曲。因为我自身不是一个钢琴家，在技术上必须请专家指正缺点。我所需要的，只是一位严厉而不失友善的批评家，指出我的乐曲有什么地方不妥而已。

    不必说，您当然知道我心里实在不愿意去找鲁宾斯坦作为我的技术顾问；可是，他不但是莫斯科最好的钢琴家，而且也是一流的音乐家，如果他知道我把协奏曲拿去请教别人，一定会很不高兴，于是我决定先请他听听我的作品，并希望他能告诉我，他对独奏部分的意见。

    1874年圣诞夜时，我们在音乐学院的一间教室里会面。我带着曲稿先去到那里，鲁宾斯坦和休伯特随即也都露了面。休伯特是个有身份的聪明人，但没什么主见；再者他说话相当啰嗦，连讲“是”或“否”也都得费一番口舌。他发表不出任何决定性的意见，通常都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我认为他不是怯懦，只是缺乏个性使然。

    我把协奏曲的第一乐章演奏过后，没有人说话，更别提提出意见了。你想想那滋味有多么难受！你自己烧的菜请朋友品尝，而他吃过后竟然不说一句话！天啊！说一个字，或是善意地加以批评都可以，只要打破沉寂就行，可是鲁宾斯坦始终没有开口。他是在准备以晴天霹雳的气势向我轰击，而休伯特则正等着瞧风是往哪一边刮。

    我的作品只需要他们从技术、艺术等方面提出意见就行了，可是鲁宾斯坦的缄默好像表示说：“我亲爱的朋友，当这作品本身根本就不符合我的想法时，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我耐心地把协奏曲演奏完毕，周围仍然是一片寂静。“我这协奏曲怎样？”我站起来问道。

    鲁宾斯坦这时才口若悬河一般地发表意见。先是语气温和，继而声调升高，最后竟像发怒似的，把我轰得体无完肤。他说我的协奏曲毫无价值，完全不能演奏；乐章互不连贯，编写没有技巧，甚至都没有办法修改；作品本身不好，浅薄，普通；到处都有偷自别人的痕迹；只有一两个乐章有点价值，所有其他部分最好都毁弃或是全部重写……

    中立的旁观者看到那情景时，一定认为我是个没有天分的疯子，及不会作曲的三流音乐家，可是胆子却大得竟敢把自己的破烂东西端在一位名人面前。

    休伯特看我一语不发，深为诧异，他一定感觉奇怪，像我这已经写过许多作品的音乐学院作曲教授，居然能静听鲁宾斯坦大放厥辞而不加以辩解；同时，鲁宾斯坦在没仔细研究自己的学生的作品以前，就横加批判，休伯特可能也觉得真是不可思议。他随后对鲁宾斯坦的意见加以附和，只不过语气稍微和缓罢了。

    这一切不但使我感到惊讶，而且深感屈辱。我永远只需要友善的建议与批评，而此时此刻却毫无亲切感可言。鲁宾斯坦的非难让我坐立不安，于是我没回答，径自离开教室，走到楼上。鲁宾斯坦也跟了出来，招呼我到另一间屋中，再次告诉我，那协奏曲实在不行，他指出许多需要全部修改的地方，还说我若是听从他的意见，重新写过，就可在他的音乐会中演奏。

    我答复他说：“我一点都不改动，就照它现在的样子出刊发行！”我的确是照着自己的意思那么办的。

    柴可夫斯基所采取的回应，是马上把鲁宾斯坦的名字从曲稿的扉页上删除，代以德国的著名钢琴家毕罗。柴可夫斯基曾在3月份听过毕罗的演奏，而毕罗也非常欣赏柴可夫斯基的乐曲。

    毕罗深以柴可夫斯基献赠乐曲为荣，他认为那协奏曲十分完美，无懈可击。1875年10月毕罗到美国旅行时，曾在波士顿首次演奏它。柴可夫斯基与鲁宾斯坦的此次冲突，造成他们两人的失和，直到1878年，鲁宾斯坦表示懊悔时，二人才尽释前嫌，言归于好。

    这件事，使得柴可夫斯基的心情恶劣到极点，3月间写信给弟弟，说整个冬季都没有好过，真希望了结此生。他在这段不愉快期间，只写出编号26的《忧郁小夜曲》及编为25及27号的若干作品，它们都反映出他内心的消极情绪。从他给阿纳托里的信中，我们知道他对《铁匠瓦库拉》的前途仍相当执著：“现在我的全部思想都集中在《铁匠瓦库拉》上，你想不到我是多么看重它。如果它不能给我带来好运，我想我一定会发疯。我并不想得奖钱，它虽不是坏东西，我却看它不起，但我希望它能有机会演出。”

    不但他自己正忙于准备《铁匠瓦库拉》的演出，而且鲁宾斯坦早就在莫斯科演奏过它的序曲了。柴可夫斯基像是故意要评委知道那是他的应征作品似的，在把曲稿送进去以前，还亲笔在扉页上加了题句。

    皇家剧院在暑假前委托他编写《天鹅湖》芭蕾组曲，报酬是800卢布。当时，柴可夫斯基虽然表示自己是为了钱才接下了这份工作，日后他却对里姆斯基·科萨柯夫说：“我早就有了编写这种乐曲的念头。”

    夏季开始谱写的第三号D大调新交响曲，在8月中旬完成了，同时《天鹅湖》的前幕也已经定稿。他9月回到莫斯科时，接到里姆斯基·科萨柯夫的信。里姆斯基·科萨柯夫认为《铁匠瓦库拉》一定能在征曲竞赛中获奖：“你的歌剧将会得奖，我永远对它有信心……我觉得除了你的作品外，别的都不配得奖或演出。”

    皇子康斯坦丁在10月底证实了每一个人都已经知道的事，《铁匠瓦库拉》获得歌剧竞赛的一等奖。柴可夫斯基开心地出席了《第一钢琴协奏曲》11月13日在圣彼得堡的首演。他的老同学弹奏钢琴，指挥是纳甫拉夫尼克。

    不过，它并未获得什么好评，社会大众的反应并不令人欣慰。拉罗什虽对它的前奏曲很为欣赏，但预言这作品将不会有什么前途。柴可夫斯基本人则把演奏失败责任归诸指挥不当。以后《第三交响曲》在11月19日首演时，是由鲁宾斯坦主奏，结果成绩很好。

    这次成功，让柴可夫斯基的信心大增，他认为自己在乐曲的风格方面已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第三交响曲》全部5个乐章中没留下一丝他编写时的忧郁感痕迹，以后它又被称为《波兰交响曲》，显然是源起于它最后乐章中带有波兰曲调节奏及风味。

    《降B小调协奏曲》由塔涅耶夫独奏，鲁宾斯坦指挥，在莫斯科演出两星期后，获得了第一次良好的反应。柴可夫斯基认为他这个学生的演奏完全把握了他乐曲的精髓。更让柴可夫斯基高兴的，是毕罗由美国传来的好消息，说他每次演奏自己的乐曲，都得再次重复演奏，以答谢听众的捧场。

    1875年秋季，法国作曲家圣桑访问莫斯科，对柴可夫斯基而言是一件重要的大事。他们两人结成好友，并共同起了模仿幼时喜爱的芭蕾舞星的念头。莫杰斯特回忆说：“他们一起在音乐学院的舞台上演小型芭蕾舞剧《派格玛隆和盖洛蒂》，40岁的圣桑扮演盖洛蒂，32岁的柴可夫斯基则演派格玛隆，而剧本则是鲁宾斯坦编写的。可惜，除了他们三个人外，并没有其他观众在场欣赏这项独特的娱乐。”

    柴可夫斯基虽和圣桑尽情游乐，但也为俄国的著名男低音歌手写出一首清唱曲，这是为庆祝他的50岁生辰而作的。此外，他还接受一份音乐杂志编辑的请托，编写一系列12首钢琴曲，每月交出一首，刊载过后随即出刊发行。他这种打临工的生活，完全得靠男仆在每月截稿前通知他赶工交卷。全部12首乐曲合称为《四季》。

    柴可夫斯基和莫杰斯特在1876年初前往法国。因为有一个聋哑男童请莫杰斯特担任导师，他必须去到国外接受为期一年的专业训练。兄弟俩取道德国及瑞士前往巴黎，莫杰斯特记得他哥哥陪同他这没经验的游伴到处浏览时，非常愉快。他们曾在巴黎欣赏歌剧《卡门》的演出，莫杰斯特说，当时柴可夫斯基体验到一种生平最强烈的音乐印象。

    莫杰斯特说他哥哥爱《卡门》爱得入了迷，那是他一生中最喜爱的歌剧。二人在1月22日分手，柴可夫斯基带着新写的《弦乐四重奏》回家。

    他在2月6日参加《第三交响曲》在圣彼得堡的首演，结果成绩不佳。丘伊说：“就整体而言，新交响曲确实表现出柴可夫斯基的天分，但我们有权希望从他那里得到更多的东西。”不过，拉罗什另有见地，他认为那是最近10年间最出色的作品。

    柴可夫斯基因为《第三交响曲》失败而意志消沉，他开始怀疑自己究竟还有没有创作新作品的能力。但他仍继续以降E小调编写第三首四重奏乐曲，并在3月1日完成。这是为纪念前一年亡故的当代第一提琴手而作的。当它在3月28日首度演奏时，很受欢迎。

    柴可夫斯基编写《天鹅湖》组曲的进度良好，于4月22日大功告成。但几个月来的过度辛劳，使他的健康大受影响。5月时，柴可夫斯基的病情恶化，医生嘱咐他去接受矿泉治疗。6月抵达治疗地点以后，他病情变得更糟，且时常爆发“可怕的恐惧感”，他抱怨当时完全缺乏工作的念头。

    1876年的6月底，病情稍见好转以后，柴可夫斯基前往维也纳，与莫杰斯特和康德拉契耶夫会过面后，又回到治疗的地方去停留一段时期，实施莫杰斯特所谓的“半治疗”。柴可夫斯基在拜罗伊特有事，所以来去匆匆，因为那里有节日庆典，而音乐会需要他出席参加。音乐会的主要节目是瓦格纳的作品。柴可夫斯基曾针对拜罗伊特节日的印象写了几篇多彩多姿的长文。

    他讥讽地表示：“节日庆典期间，大家的兴趣都集中在食物上，他们谈论炸肉排、烤马铃薯和蛋卷的时候，比讨论瓦格纳的音乐更要来得起劲，艺术表演反而变成了次要的事。”

    他同时非常惊奇地发现自己的名声早已深入那个德国乡村，他说：“看来我并不是如自己所想象的，在西欧默默无闻。”可是，这并不足以使他不嫌恶当地的那种“不受干涉的嘈杂”。

    在拜罗伊特停留期间，柴可夫斯基结识了李斯特，但瓦格纳没有接见他。柴可夫斯基曾表示了他对瓦格纳音乐的印象：“……我对他伟大的天才和丰富的技巧不胜敬佩……不过他的歌剧原则我仍须继续研究。他的作品是划时代的作品，对全世界而言，真可谓是空前的。”

    在拜罗伊特停留到精疲力竭后，柴可夫斯基才取道维也纳回到家中。他一抵达卡明卡，就投入到了家人的怀抱。快乐的家庭生活与他自身的孤寂形成鲜明的对比，使他感觉到沉重的精神负担。在企图改变本身命运的意念下，他做了一种无可挽回的悲惨决定：结婚。

    不幸的婚姻

    柴可夫斯基8月31日写信给莫杰斯特，首次向家人透露这惊人的消息：“现在，我即将经历一生中的最重要阶段，详情等以后再对你讲。此刻，我只让你知道，我已决定结婚。这事已成定局，再也无法改变了。”

    3个星期以后，他回到莫斯科音乐学院，并把较详细的经过情形告知莫杰斯特。在他看来，婚姻是维持安定生活最理想的方式，但他也像殉教者面临死亡般，把结婚看做是最终的自我牺牲，因为，他对独身生活仍然怀着深深的眷念。

    9月底，他写信告诉莫杰斯特说：“我现在可能比你还恨那逼我改变生活方式的人。”

    他也在给阿纳托里的信中说：“我非常喜欢那间小屋子里的黄昏时刻，十分着迷于那种寂静和安详的气氛。每当我想起要抛弃它时，我就感到难过，可是那是不可避免的。”

    在所留存的信件中，以他10月10日写给莫杰斯特的那封最为动人，因为里面都是悲凄、绝望及诚挚的话语：

    有的人并没有鄙视我，那是因为他们在我被世人形容成声名狼藉的人以前就喜欢我了，像亚历山德拉一样。我知道她能看清楚事情真相，而且对我的一切都肯原谅，而我最在意和关切的也正是这些。

    既然我并不像人们所描述的那样，却这样被亲人怜悯和谅解，岂不是很痛苦？总之，我要结婚或是公开和一个女人交往，是为了要杜绝那些流言飞语。人们怎么说，我毫不在意，但是他们却足以伤害亲近我的人。

    我实现计划的日期并不像你说的那么快，因为我对单身、自由的日子已经习惯了，它不能像旧手套那样草草抛弃。再说，我的心肠也永不会像铁石那么坚硬。

    结婚当然不能证明一切，也不可能让谣言不攻自破，但他仍天真地想用它来封住那些散布可怕谣言的嘴巴。当一个朋友在几年后问他，是否知道“非柏拉图式”恋爱时，他答复说他自己的事和此毫无关系：

    我可以说知道，也可以说不知道。如果你能稍微改变一下提问的方式，问我是否知道爱情的一切情趣时，我的回答是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如果你问我是否知道爱情的感受全都是无可衡量的力量时，我认为最佳的答复基础是建立在音乐上，而且我的答案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我还要再度强调的是，我不止一次想通过音乐表达爱情的快乐与痛苦。我不知道在这方面是否成功，因为那要留给别人去判断。

    你认为音乐不能完全表达爱情的感受，我绝不同意你这种观点。反之，我觉得唯有音乐才能如此。

    柴可夫斯基在1878年秋季，集中精神从事音乐创作，好像想从自我毁灭的迷途中寻求解脱。

    当年6月，塞尔维亚和土耳其发生了战争，10月6日柴可夫斯基写出《斯拉夫进行曲》，准备在音乐会上演奏，以告慰塞尔维亚士兵。沙皇一直希望土耳其战败，这样俄国便可乘机收复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丧失的领土。结果事与愿违，沙皇的好梦成空，塞尔维亚战败后，俄国被迫在1877年对土耳其宣战。

    俄国人早在1876年冬，就已了解战争迫在眉睫，柴可夫斯基的《斯拉夫进行曲》正是针对遍及全国的爱国热潮所做的一种贡献。它在11月17日初次发表时，受到空前的欢迎，甚至丘伊也对它赞誉有加，认为它“可能是在任何艺术领域中最出色的作品”。

    柴可夫斯基在10月26日又完成大型交响曲。他说那是他呕心沥血的作品。但他不曾要求纳甫拉夫尼克在音乐会中改动节目，以便使它取代《铁匠瓦库拉》，因此直到第二年，它才有机会作首次演出。

    《铁匠瓦库拉》要在12月6日演出，此时在马林斯基剧院排练的成绩很好，歌手和交响乐团同声赞赏，即使丘伊也一度预言它必定轰动一时。柴可夫斯基也自认为长久以来的努力应可换得丰硕的成果，但首演却未能引起听众及批评家的共鸣。他失望地对塔涅耶夫说，那歌剧“光荣的失败”全要怪他自己，因为“其中不必要的插曲太多，过于偏重交响乐，而歌唱部分则嫌不足”。丘伊最后也说它“缺乏一种冲击力”。

    几乎是随着《铁匠瓦库拉》的失败而来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在巴黎及维也纳的演出也不很理想。

    柴可夫斯基虽接连遭受三次挫折，不过他并未因此而灰心丧志，反而将一首根据洛可可变奏曲所编写的大提琴及交响乐曲，献赠给他所景仰的“音乐之神”莫扎特。托尔斯泰在次月访问莫斯科，柴可夫斯基从他那儿获得了极为需要的鼓舞与激励。他多年来始终钦仰托尔斯泰的作品，认为“他不是一个常人，而是一个神化了的大作家”。

    尼古拉在音乐学院为托尔斯泰举办音乐会，以尽地主之谊，演奏节目中包括柴可夫斯基第一首弦乐四重奏乐曲《如歌的行板》。

    柴可夫斯基在音乐会结束后的日记上写道：“托尔斯泰含泪坐在我身旁倾听《如歌的行板》演奏时，我从来都没那么感觉荣幸，及为自己的创作能力骄傲。”

    但《天鹅湖》从1877年初开始排演后，始终未获好评。舞星抱怨乐曲不能配合舞蹈，剧院只好以其他的芭蕾舞曲代替。柴可夫斯基也发现它在实际演出时的确不理想，服装与道具大多是二手货，根本谈不上美感。芭蕾舞蹈设计者也是个二流人物，毫无可取之处。此外，更糟的是，交响乐团的指挥是一位“半瓶醋”，完全不能领会柴可夫斯基乐曲的精华。从这些方面看来，它在3月4日首演失败，已是意料中的事。以后它也再度上演过几次，接着，就在剧场上失去了踪影。

    当时，只有拉罗什说那是上乘的芭蕾舞曲。直到柴可夫斯基去世后，《天鹅湖》才又引起了注意。经由一个专业人士（《睡美人》芭蕾舞蹈部分的设计者）个人的努力，《天鹅湖》终于在1895年1月首次作完整的演出，并获得空前成功。柴可夫斯基的初次尝试显然提高了俄国芭蕾舞曲的全部水平，他的杰作对以后许多作曲家的启发与影响都很深远。

    《天鹅湖》在1877年期间虽遭遇到挫折，但事后证明，这对柴可夫斯基而言，只不过是一件小事。因为，他当时正和两个女人交往，她们对他日后的生活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其中一个女人和他结了婚，结果使他濒临自杀；另一个则在以后13年间成为他的救星，当他从婚后的噩梦中醒过来时，帮助他重拾了生命的希望。

    红颜知己

    1876年12月，46岁的富孀梅克夫人请柴可夫斯基为她编写提琴及钢琴乐曲。她很快就收到了他的作品，并于2月30日写信向他致谢：“……托你的事这么快就办妥了，我深为感激。若是告诉你那乐曲使我多么兴奋，我觉得并不适当，因为你已听惯了那些音乐素养比我高出若干倍的人对你的称赞与敬仰。我要是说那种话，恐怕只会让你见笑。而我则很珍视自己的快乐，绝不让别人拿我当笑柄，因此我只请你相信，你的乐曲使我的生活过得更轻松、更愉快。”

    第二天，她接到柴可夫斯基的回信：“……多谢你的夸奖。就我而言，当一个音乐家处于失败及困难境地时，知道还有少数真正的知音人存在，对他将是一种莫大的快慰。”

    梅克夫人1831年出生于中等家庭，她父亲遗传给她的是对音乐的喜好，而她母亲则使她具有一种似乎是商业的敏锐性的特殊性格。她17岁时和一个在德国政府工作的低收入工程师梅克结婚，婚后的第一年期间，他们不断地为难以忍受的贫困生活挣扎。而后她的直觉、天赋与商业本能告诉她可在俄国赚钱，因为当时西欧国家进步很快，俄国也正在修建铁路，以便迎头赶上。

    梅克终于被她的信心所说服，决定放弃低微的工作职位而自谋发展，结果生意兴隆，很短的时间内就成为巨富。

    1876年，梅克去世后，梅克夫人继承了一笔相当可观的遗产。梅克夫人以她惯有的高效率管理方式，经营着庞大的产业。她住在一处大房子里，家中奴仆很多，她的12个子女中有7个和她住在一起。自从丈夫死后，音乐成为梅克夫人唯一的精神寄托，她在乐曲上获得了一切的快慰与满足。

    尼古拉·鲁宾斯坦是梅克夫人家中为数很少的座上客之一，他积极地在莫斯科及其音乐学院的音乐环境中培养她的兴趣。她要尼古拉为她找一位提琴家做全日的服务，那样，她就可担任钢琴伴奏了。

    经尼古拉介绍而应聘的，是“英俊潇洒，心胸开朗，极具才华的提琴名手”柯代克。柯代克是尼古拉的极有前途的得意门生，而他也曾上过柴可夫斯基的音乐理论课。柯代克对这位恩师十分钦仰，而且柴可夫斯基也很欣赏柯代克的为人与天分，两人于是成为密友。

    柯代克见到梅克夫人也热衷于柴可夫斯基的乐曲，就把他所知道的有关柴可夫斯基的一切说给梅克夫人听，因此她才得知柴可夫斯基的手头窘迫，就请他编写乐曲。

    两个月后，柴可夫斯基又接到第二次请托，而且也如期交卷了。不过，梅克夫人这次的感谢信却略微带有煽动性，言谈中道出了较为亲密友情的邀约：“我极想把我对你的感情多告诉你一些，但深怕占用了你所能腾得出来的极微少的时间。”

    经济处境及惯有的习性都不允许柴可夫斯基辜负这番美意，于是柴可夫斯基答复她说，自己最感遗憾的是她没有把感情真切地透露。他说：“如果我能有机会来报答你的感情，那将是一件很愉快及很有趣的事。”他请她不妨把想说的话都写信告诉他。

    梅克夫人再给他的信就很长了，那是此后13年间多达一千一百多封的这类信函的开端。虽然，往来信件中净多的是亲密且带热情的字句，但除了有限的几次短暂会面外，他们不常见面。对任何人来说，通信成为他们生命中的精神堡垒，信函中发现出彼此的了解与敬重，将可带给他们无限的欢欣与鼓舞。

    梅克夫人在1877年3月19日写给他的信是他们友谊建立的基础，她说：“以前，我曾经急于和你本人熟悉，但我现在发觉你越对我迷恋，我就越不敢面对你。我认为，和你一起相处时，我一定无法像现在这样对你倾诉……我目前宁愿和你保持距离，以便我可以思念你，并在你的音乐中陪伴着你。”

    她并且提到，在听过他的《暴风雨》乐曲以后，她的精神呈现“半错乱”状态：“我说不出它给我的是什么印象……我在寻找一切机会去听别人对你的批评如何。几天前闲聊时，由于你的一个意见和我的观点不谋而合，突然间我感觉到亲密的友谊使我更接近你。男女的关系，并不比类同的意见、心境，及感应更容易把人聚集在一起，因此，有的人和另一个人结合后，却很可能在若干方面仍然像陌路人一般。”

    他显然愿意按照梅克夫人的要求和她交往，想必他认为那只是一个女人所能付出的理想关系。他回信表示同意她的说法，他们都是由于不常与人往来，才会产生这种“共同的意见”。

    此外，他也没有问清缘由，而是径自接受了她不想见他的建议，他说：“我知道，你我如果深交了以后，你就没办法发现梦寐以求的我和音乐间的那种和谐。”

    他表示他正在学她的办法去了解她及她的生活。梅克夫人1877年5月第三次请他编写提琴和钢琴乐曲《责难》，名称是她自定的。他们的爱情虽已在纸上迅速发展，这首曲子的请托却被他拒绝了。他说：“我不能让虚假或伪善介入到我们的关系中来。”

    他最不愿为了钱财而去编写没有灵感的乐曲。他一方面了解到这些编写乐曲的请托，都是些掩饰得很不高明的慈善行为；另一方面他也觉得，如果以直接借贷来偿债，反倒是比较好的办法。他在给她的信上说：“现在我正在从事冬天开始的交响曲的编写工作。我很想把它献给你，因为你将会发现它是你内心的思想与情绪的共鸣。目前，任何其他工作都是一种负担，因为那必需要改变现有的气氛及思路。”

    梅克夫人欣然接受他的献赠，柴可夫斯基的坦诚，使她深受感动，她在回信时还顺便借给了他3000卢布。

    柴可夫斯基信中所提的是《F小调第四交响曲》。它虽占去他大部分可用的时间，但他也正在为另一首歌剧寻求适当的题材。他拒绝斯塔索夫所建议的以“五个战神”改写的剧本“Cardinae”为题材，他所希望的是“以爱情、妒忌、野心、爱国等单一戏剧动机为主的东西”。

    另一个朋友拉佛斯卡亚则建议他可用普希金的《叶甫根尼·奥涅金》做主题。当时，他显然也认为不适合而没有采纳，但最后还是用了它，而且还发现布局很好，编写成歌剧可能大有前途。

    他曾在一个不眠之夜构思好情节以后，写了封信给莫杰斯特：“……它虽然也有缺点，但是普希金那扣人心弦的诗篇中所描述的人性及简洁的主题都足以抵偿它的所有缺失。”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