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错误的选择

    1877年5月是多事之秋，柴可夫斯基月初接到女学生米柳柯娃的情书后，回信时并没有表达自己的爱意，只说谢谢她并表示同情她。然而，仅只是那些，就已经超过了她的期望。米柳柯娃是个20岁的未婚女子，独自一人生活。她不但不美丽，而且笨得可笑，因为她自以为每一个男人都很爱她，好在她的品德尚称良好。

    当她接到柴可夫斯基回信后，就邀请他去找她。柴可夫斯基后来曾说过他当时真不知如何是好，竟然不知所措地答应了下来。很多证据显示，他们初次会面时，他曾极力表白不能接受她的爱情的理由。例如，她5月18日的信中即说过感谢他“坦率”的话；可是她并没有就此罢休的意思，因为她还在信中说：“别想让我对你的幻想破灭，那只会平白浪费你的时间。没有你的话我将活不下去，或许我会马上就结束自己的生命。让我看看你，并吻你好吗？我要带着你的吻到另一个世界去。”

    那种自杀的威胁当然使柴可夫斯基的坚强情绪发生了动摇，他竟把她的话当真。后来，她在给他的信中也仍有类似的哀伤话语。柴可夫斯基发觉自己被纠缠在一种爱情计谋之中。

    柴可夫斯基曾告诉梅克夫人说：“我当时很痛苦，如果不牺牲她的生命以保全自己的自由，就必须和她结婚。”他虽告诉米柳柯娃说他不会是个好丈夫，但却在6月初时向她求婚。

    直到7月5日，柴可夫斯基才把订婚的事告知阿纳托里，信中说米柳柯娃在各方面都很适合当他的新娘，并说她有一种最大的优点：“她像一只猫似的深爱着我。”他要阿纳托里不必担心，说他自己对行将成为事实的婚姻感到很快乐，他并且像要证明所言非假似的加上了一句：“我已经把歌剧完成了三分之二。”信里也附了给其他人的短信，他父亲知道这消息后，“高兴得跳了起来”。

    梅克夫人获知柴可夫斯基结婚的消息时，已是大婚3天前的7月15日了。他在给她的信上说明了自己为什么做了这样的决定，并明白地表露出内心的痛苦：

    希望我对当前的新生活不至于失去勇气。上帝知道，我是全心全意在为未来的生活伴侣着想，假如我们都不快乐，那就不能怪我。我心里很清楚，如果我结的是没有爱情的婚，那是因为环境使我没有别的办法好想。

    我在她第一次示爱时没有经过思考就接受了下来。我真应该永远都不理会她的信。但一切太迟了，一旦回过信而且去找过她以后，我就必须这么做，因为她的爱情已获得鼓励而欲罢不能。

    不过，正如我所说的，我心里很清楚，我既没有对她说假话，也没欺骗过她，我所要告诉她的，是她可能期望于我而她自己却未必能接受的事。

    柴可夫斯基在结婚的前一天才写信告知亚历山德拉和莫杰斯特，那样他们就来不及反对了。柴可夫斯基和米柳柯娃在1877年7月18日结婚，阿纳托里和柯代克是唯一的见证人。当晚，他们到圣彼得堡去度为期一周的蜜月，柴可夫斯基“可怕及痛苦的噩梦”从此开始。两天后，他写了封信给阿纳托里，这是他此后两个月中诉苦的信件中的第一封：“如果我说我快乐，那我就在说谎……经过7月18日那可怕的日子及那种精神上的折磨以后，一个人很难迅速恢复过来……当火车开动时，我真想哭。还好我的妻子并不知道我内心的痛苦。她看来始终都很高兴及满足。我们彼此已经很清楚地谈过我们的关系……她只需要爱护我及照顾我就行……”

    他还说一旦两个人相处习惯后，她就不再找他唠叨了，因为“她的一切有限”。他说：“这倒不错。一个聪明女人会让我害怕，但这个女人使我感觉到高高在上，我一点都不害怕她。”

    柴可夫斯基想尽一切办法来减轻内心的痛苦，结果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他在3天后写信告诉阿纳托里，说她“长得很丑”。

    当这对新婚夫妇回到莫斯科时，柴可夫斯基的身心俱疲，已濒临崩溃边缘了。唯一的安慰是梅克夫人来信祝贺他新婚快乐。他立刻回信给她，并顺便商借1000卢布，以备“逃家”之用。他说：“我想独自一个人远走他处，以便好好休息，思考，治病及工作。”

    柴可夫斯基找梅克夫人帮忙可真是找对了，因为他知道她一定会同情他。果然，她在回信时也把钱一起附上了，而且要他立刻到高加索去治病，还希望他能随时告知一切情形，但柴可夫斯基并未到高加索去。在动身到卡明卡以前，柴可夫斯基潦草地回信给她说：“如果我此番挣扎能够成功，那都是你一个人的功劳。”

    他还把以后的情形写信告诉她。8月9日，柴可夫斯基又写了一封信给梅克夫人，信中尽是胡言乱语，他似乎已接近疯狂了：

    ……现在，我要把7月18日以后的事告诉你。我以前曾向你说过，我所处的这种难以了解的环境很使我为难，因为我结的是根本没有爱情的婚。我记得曾告诉过你，我若不牺牲一个诚实的女孩子，就必须和她结婚，结果我是选择了后者。

    在开始时，我还以为会爱上这个真诚待我的女孩，使得我父亲和亲友们的梦想实现。但在婚礼完毕后，我发现独自一人和她一起，而且知道我们的未来命运将不可分时，我突然明白，我对她不但连最普通的友情都谈不上，甚至还非常恨她。

    我认为自己是永远地完蛋了，或者可以说我生命中表现最优异的音乐也宣告结束了，未来的我只不过是行尸走肉，真让人难以活下去。我的妻子根本没有罪过，她并没要求我娶她。如果我告诉她说不喜欢她及看见她就讨厌，那我是多么残酷和恶劣！

    我所能做的只不过是扮演一个适合的角色，但要扮演一辈子却不好受。像这样，我怎么能工作呢？我很痛苦，尤其是身边没有能帮助我和鼓励我的人。我很想了结此生，看来死亡是唯一的出路，可是我绝不自杀。

    我爱家中的一些人——妹妹，两个最小的弟弟，和父亲。如果我真的自杀身亡，那就等于是害了他们。再说，我还有许多好朋友，他们对我的关爱也使我不能就此了结此生。

    尤其，我还没有说出必须讲的话，在死去之前，我想把它都说将出来。死亡不会降临到我身上。我不会死，而且也不能死。死了又有什么用呢？我已经告诉我的妻子，8月我要到外地治病，因为我真的不舒服，必须好好地诊治。当我对她讲时，旅游开始变得像逃亡一样。

    我们在圣彼得堡住了一个星期，回到莫斯科时几乎身无分文。有个人借口替她出售林地，骗去了她的财产。我们安排新居需要花费金钱。既没有朋友，又得不到片刻安逸，我不知道怎样才能不让自己发疯。然后还必须去探望岳母，我的痛苦更是加深。我对她的母亲及家人都没有好感。他们心胸狭窄，意见复杂，时常吵架。

    ……我的妻子对我越来越不好，我的精神很痛苦。那种可怕的生活已经拖得很久了，我只有借两种方法排遣时光，一是借酒浇愁，暂时忘却自我；二是和柯代克愉快地谈天，他是除了你以外唯一了解我的人。

    真是祸不单行，我最亲密的朋友阿达莫夫突然去世了。我们曾在一起读书，一起服役，以后，虽然各奔前程，但直到他死亡时我们始终很要好。他的生活很幸福，家庭美满，身体也不坏，然而死神却突然向他招手，那真让人遗憾！

    当我的精神完全康复以后，我就可以回莫斯科重新工作，并且以另一种态度对待我的妻子。事实上，她的身上有许多优点，能对我未来的快乐有所贡献。她是真心真意地喜欢我，除了希望我安逸和愉快之外，她已别无他求，我真同情她。

    我将在基辅停留一天，等明天见过妹妹以后，就到高加索去。这封信写得很凌乱，前后互不连贯，请你多加原谅。身心非常疲累，思想几乎无法集中，如果上帝给我的力量能使我度过这可怕的时刻，我将向你证明你的好心相助是没有白费的。我所写出来的还不够心中所想的十分之一。

    满腹心事都只好以音乐来表达了，但又有谁知道呢？说不定我会留下一流艺术家般值得钦仰的作品！我有如此向往的勇气。为了你对我所做的一切，祝福你，再见，我最要好及最亲爱的朋友。

    柴可夫斯基逃命似的去了卡明卡，那里温暖的空气对他的精神产生了抚慰的效果，不过他刚到那里时仍然无法工作。8月23日，当他完全康复后，开始编写《第四交响曲》，并随时把进度告诉梅克夫人。她亲切地回信鼓励他，他也愉快地把乐曲编写的情形告诉她。

    9月11日，他又写信告诉梅克夫人，说自己正在编写《叶甫根尼·奥涅金》的第一幕。

    他对这出歌剧的兴趣显然已经日渐淡然，因为他已感觉到它注定会失败。不过，他仍存有某种观念，那就是：“它对那些想在歌剧中寻求普及人类的单纯情感，而绝非那种悲剧及舞台效果的人而言，将具有吸引力。”

    当他要离开喜爱的卡明卡，回到莫斯科去面对现实时，精神分裂的症状又开始出现了。他写信给阿纳托里，对于自己即将再度与妻子会面之事感到非常忧虑，不过，他还附带加上两句安慰自己的话：“她并不让我感到害怕，我只是觉得她是个累赘。”

    9月23日，柴可夫斯基抵达莫斯科，米柳柯娃在车站迎接。回到家后，第二天清晨，他就重新产生了绝望的感觉。妻子费尽心思装饰的房屋在他眼中已成为一所牢房。他告诉阿纳托里，自己的内心感到恐怖万分。写给在意大利度假的梅克夫人的信上，他也表示想找一个逃脱的机会。但是，如何逃？逃去哪里？那真是让人难受！

    据卡什金回忆，柴可夫斯基再到音乐学院授课时，虽然尽量表现得轻松，可是精神显然十分紧张。在尤尔根松为他举办的酒会中，他第一次和新婚夫人出现。起初，她还在人们心中建立了一种“普遍的好印象”，但当酒会将结束时，她曾令人觉得“毫无情趣”，主要是因为她不善谈吐，甚至连小问题也要靠她丈夫从旁协助。

    他的许多朋友和同事都不知道他已痛苦得接近疯狂，渐渐地，他对自己的处境已失去了以理性理解的力量。10月初，他曾衣着整齐地跑进水深及腰的冰冷河中，目的是想患染肺炎以了结生命。

    当他知道自己的体力还没办法达成这种自杀愿望时，不禁悲从中来。他只好无奈地在10月5日打一份电报给阿纳托里，要求他立刻以纳甫拉夫尼克的名义回电，请柴可夫斯基赶快到圣彼得堡去。兄弟两人的诡计得逞后，他就迫不及待地起程了。莫杰斯特在车站接他，据莫杰斯特说，他的面孔在一个月之间完全变了样，几乎都认不出来了。

    柴可夫斯基住进旅馆时，精神已完全崩溃，一连两天不省人事。忠厚的阿纳托里没透露其他细节，据诊断的医生说，他必须完全改变生活环境才能康复。阿纳托里的吃惊非同小可，当他认为没什么安全上的顾虑时，立刻离开柴可夫斯基，抽空去找尼古拉商量。

    他们都认为柴可夫斯基必须和米柳柯娃离婚，尼古拉怕阿纳托里一个人办不好这件事，就陪他一起去了趟莫斯科，一见到米柳柯娃，就开门见山地表明来意。说也奇怪，她竟然满口答应下来，什么条件都没提出。

    他们见达到目的后就告辞了。直到后来，阿纳托里才惊愕地明白了一件事：米柳柯娃是为了有机会招待像尼古拉那样的上宾，所以才如此爽快，至于她丈夫的病况或婚姻破裂那些事，似乎对她都无关紧要。但是，阿纳托里并没有体会出来，米柳柯娃那种异常的宁静，实际上就是她即将罹患精神病的初期征兆。

    在着手办理离婚手续期间，柴可夫斯基的病况日渐好转，但是米柳柯娃却不像他那么幸运。亚历山德拉很同情她嫂嫂，让她和自己住在一起，不过随即发现米柳柯娃那种偶发性的啼哭让人无法忍受，而且她咬手指甲的习惯也把血迹弄得满屋子都是。最后，亚历山德拉只好请阿纳托里把这有病的女子带离卡明卡。

    在以后几年中，米柳柯娃写了许多信来威胁柴可夫斯基和他的家人，否认曾经同意离婚。此时她和许多情人来往，生出了许多孩子。最后她在1896年变成了疯子，死在疯人院时正是沙俄宣告终结的1917年。

    如果说她的婚姻在一开始就注定了不幸的结局，还不能说明实际的情况。残酷的事实是，在柴可夫斯基可能选做妻子的所有女人当中，谁都不像可怜的米柳柯娃那么适合于担任那个角色。

    梅克夫人的关怀

    柴可夫斯基的病恢复得很快，他清醒后还不到一个星期就和阿纳托里前往瑞士。途中他写信托尤尔根松为他找点作曲、写文章及翻译等类的工作，暂时消遣时光，等精力完全恢复以后，再从事《第四交响曲》和《叶甫根尼·奥涅金》的编写工作。

    米柳柯娃的问题已基本解决，现在，他最关心的是要再一次面临穷困的窘境。莫杰斯特记得他哥哥当时只有“可供维持5天生活的费用”。当他们在别墅中舒服地住下来以后，柴可夫斯基写了一封长信给在莫斯科的梅克夫人，说起他最近几个星期“精神上的痛苦”，及从“谎言、伪装及自私”的旋涡中逃出以后的快慰。

    他随后又写道：

    我虽然住在美丽的乡下，精神上却不胜负荷。下一步会是怎样呢？我不能回莫斯科或是见任何人。我对每一个人都怕，并且懒散得不想工作……我必须在这里休息一些时候，让这世界忘却我。我妻子的生活需要我去安排，同时，我还要考虑我们未来的关系……

    我又需要钱用，除向你开口外，没有别人能帮助我，那真是痛苦及可悲！可是我没办法不再次仰仗你无穷无尽的慷慨与慈悲……当我在莫斯科过那种苦难生活时，除想到死亡以外，实在没有其他的法子好想了。在完全绝望时，我常想到只有你能救我。我和弟弟一起出国时，我已了解到我必须仰仗你的帮助才能生存，而且你也会再一次做我的救星。

    虽然我们只靠书信往返而熟识，但我仍然认为你是我的好友及能真正看透我的人。

    巧的是，梅克夫人的救助行动，早在柴可夫斯基10月23日写这信之前不久就已经进行了。慷慨的梅克夫人从尼古拉那里得知柴可夫斯基正准备离婚的消息后，立即邮寄了6000卢布到瑞士，那是此后13年中每年资助他同等金额的第一笔。他的生活因此大为改善。正如莫杰斯特所说的，柴可夫斯基已成为“在物质方面能独立的人，眼前所见净是新的生活……他已经获得创作时不可或缺的生存自由”。

    柴可夫斯基很快地摆脱了婚姻及经济方面的困扰，据喜爱嘲讽的观察人士的说法，他在莫斯科意图自杀都获得了暴利。他立刻发现瑞士是个适于工作的好地方，9月底，他的身体已经完完全全康复，《叶甫根尼·奥涅金》的第一幕也告完成。好事成双，10月1日他更得到消息，莫斯科方面认为他对音乐学院极有贡献，决定将他出国期间的薪金补给他。

    尼古拉在信上劝告柴可夫斯基要保持冷静：“多照顾你的身体，什么都不要怕，你是一个身价特高的音乐家，别让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来分你的心。”

    柴可夫斯基回信致谢，说新歌剧即可送到莫斯科，希望它能在音乐学院演出。尼古拉对柴可夫斯基的照顾可说是面面俱到，他除了把柴可夫斯基要离婚的事通知梅克夫人，及设法使有关方面付给柴可夫斯基出国期间的全额薪金外，还为他弄到一个参加1878年巴黎博览会俄国代表的身份。不过，柴可夫斯基对自己是否适合深感怀疑，他不经意地将邀请函搁置一旁，未予理会。

    梅克夫人在几天后答复了他10月29日的信：

    所发生的一切我全都知道，想起你忍受的那些苦难及你的工作又是如何荒废的时候，我不由得感到难过。不过，我也很高兴你已经采取了决定性的行动，那确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我以前未曾告诉过你我的实际想法……但现在与你神交已久，我相信有权向你表达我真正的意见。

    我要再说一次，很高兴你已经摆脱了自私和谎言，那些都不是你应该做的事。你为别人尽了最大的努力，当力量用尽时，自己却没得到丝毫的好处。像你这样的人很可能会在这种环境中毁灭，但永远不会向环境妥协。

    ……难道说，我们真是那么陌生吗？你不知道我多关心你及希望你一切顺利吗？依我看来，那种力量不是出于性别或亲密的联结关系，而是来自精神及灵魂的共同感受。你要知道，我对你所给我的许多快乐时光很表感激，我不能缺少你，你应该保持自己原本的面目才是。我所做的并不是为你，一切全是为了我自己。

    你为何破坏我对你关心时所产生的快慰，又为何使我感觉到自己对你并不重要呢？你真使我伤心。如果我想向你要求什么东西的话，你是不是也应该给我？好了，我们谁也不要怪谁。可是，你千万不要阻止我过问你的经济情况。

    如果她对他的友谊有任何怀疑，那么他11月6日给她的回信立刻可使所有疑虑一扫而空。他说要把她最喜爱的东西——音乐，赠送给她：

    我最亲爱的朋友，一切都得感谢你。我不认为我能有机会证明我准备作任何牺牲来报答你……因此我只能借着我的音乐来讨你的欢心。将来我要把创作的每首乐曲都献赠给你。完全是因为你的缘故，我才能有这种重新工作的热忱，我一刻都不会忘记是你使我继续进行我的事业。

    我必须做的事还很多……在我看来，以前所做的事比将来必须的及将要做的事少得多……我无时无刻不在计划去意大利作长期访问，我决定在两星期内动身前往罗马，以后还要到那不勒斯等地……

    我要逐渐回到工作岗位，现在我可以肯定地说一句《我们的交响曲》最迟可在12月以前完成……希望这首在思念你时编写的乐曲能对你表明我是多么爱你……

    在信件往来期间，梅克夫人的女性好奇心越发高涨，她要求柴可夫斯基把米柳柯娃的事讲给她听。他说米柳柯娃的头脑和心胸都很空洞，更糟的是她对音乐一窍不通，不过她处理离婚事件的态度却非常实际而且也很坦诚。

    梅克夫人回信说他一点也没有错：“你那样对她并没有什么不对，相信她离婚后不会痛苦。米柳柯娃是那种没受过教育的人，因为她的感情淡薄，永远也不会受到感情的长期困扰，不过，说起来她还算幸运……如果有人说她在啼哭，你大可不必担心，她一定是做给别人看的。”

    这些话正中柴可夫斯基的下怀。当然，她信中的含意并不仅止于此，她在两年后甚至向柴可夫斯基透露对他婚姻事件的意见与感受。还说因柴可夫斯基曾说起自己已信奉上帝，她也愿彼此通信时少谈亲密的事而多讨论宗教与哲学问题。

    爱情与友谊之间

    柴可夫斯基和阿纳托里在1877年11月到达意大利后，突然感到恹恹无生气，不过停留威尼斯期间仍努力将《叶甫根尼·奥涅金》的第一幕写好了。这时，阿纳托里接到达维多夫（亚历山德拉的夫婿）的一封信，要他立刻回去把米柳柯娃带离卡明卡。柴可夫斯基陪伴阿纳托里去维也纳，一方面是为他送别，另一方面是迎接替代阿纳托里的索伏朗诺夫。

    他和梅克夫人仍书信往来不断。12月8日他从维也纳写信给她，说他发现瓦格纳的歌剧演出令人生厌，勃拉姆斯的《第一交响曲》也同样让他无动于衷。又说，他认为法国作曲家的作品反而引起他热烈的共鸣。在听过德利伯的《雪尔维亚》芭蕾舞曲以后，他告诉梅克夫人，说自己的《天鹅湖》和《雪尔维亚》比较起来真是非常贫乏，在过去几年间，除了《卡门》之外，要以德利伯的乐曲最令他欣赏了。

    送走阿纳托里及接过索伏朗诺夫后，柴可夫斯基离开维也纳，在威尼斯小住，继续编写《第四交响曲》。他发现梅克夫人已经耽溺于酗酒及音乐之间时，12月15日找到个机会道出了心中的不悦：“一个男人借酒浇愁时，为的是麻醉自己及产生幻觉。但是这种幻觉的成本很高……酒只能暂时使我们忘却烦恼……音乐却并非幻觉，而是发泄……”

    他这番话似嫌过分，因为，不久之后他也向阿纳托里承认自己喝得很多，而且这种习惯终其一生都未曾改变：“我没有酒就活不下去。不多喝点的话，我永远享受不到宁静。我自己早已习惯于偷饮，看到身旁的酒瓶时，心中不禁暗暗窃喜。”

    柴可夫斯基在1878年1月准备和莫杰斯特及康德拉契耶夫一起度假。他意外地发现，音乐学院的会计主任写信告诉他，代表俄国参加巴黎博览会的差旅费是1000卢布。他已经完全忘记那回事，而政府当局因他没有动静而误认作是接受派遣。事已至此，他只好借口身体不适，不能前去。

    尼古拉费尽心力，结果却换来了柴可夫斯基的装病逃避。柴可夫斯基的答复是，即使他肯去巴黎，俄国音乐的影响也不会扩大。至于假装生病的问题，他的解释是：“你太不了解我……可能你没有错，我真是在装病……但那正是我的真正本质。”

    尼古拉对他这种诡辩做何反应，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柴可夫斯基却始终坚持不去巴黎。尽管有这些事件的困扰，柴可夫斯基的《第四交响曲》仍在1月7日完成，3天后送往莫斯科。尼古拉在2月22日首演以前一直没发表意见，甚至演奏后也不表示自己的观感或是听众的反应如何。

    当柴可夫斯基正在为此纳闷时，高兴地接到梅克夫人来信，说交响乐团的演奏虽然并不理想，但这新交响曲首度演出相当成功。她问他这作品是否有个主题时，柴可夫斯基的答复是洋洋洒洒的一大篇：

    今天收到你的来信，我非常高兴，得知你很欣赏新交响曲，我更是喜出望外……你问我在编写时曾否考虑过要给它定个主题，通常我对这种问题的答复是“没有”，这个问题实在也很难答复。《第四交响曲》有一个主题，也就是说可用文字表达它的内容。我要把全部乐曲及每一乐章的含意讲给你一个人听。

    序曲是全部乐曲的思想中心，它所代表的是命运。那种无可逃避的力量，能使我们寻求快乐的抱负在没达成以前就半途而废，它妒忌地不让我们的安宁与幸福完整无瑕……这种力量是无可征服的，我们除了顺从它或自怨自艾之外，别无选择的余地。

    毫无前途的绝望感受越来越强烈，而且越来越尖锐。是不是脱离现实后迷失在梦乡中反倒好些？一种甜美而亲切的梦包围着我，一种光明而神圣的大道引导我前进。灵魂在梦乡中无比的深沉，一切黑暗与痛苦都可忘却，那里只有快乐。

    然而，那不过是个梦而已！命运粗暴地惊醒了我们。一切的生活只是痛苦的实际经验和稍纵即逝的快乐美梦继续不停地交相更替。这里不是天堂，大海在吞没我们以前，我们都被波涛驱策得东翻西滚。第一乐章的主题大致就是这样。

    第二乐章表示另一个阶段的遭遇。当我们独自在家中不愿工作时，忧郁感会乘虚而入偷袭我们，同时，我们挑来排遣时光的书，会不经意地滑落到地上。经过一长串的回忆后，往往倍增感伤！不过，那些幼时的事回想起来倒是很甜美。我们既无勇气且缺乏意念来开创新生活，自然对过去不胜怀念与怜惜。说起来我们都非常惧怕面对现实，我们十分希望能多休息些时候，以便能回顾往事。

    有时，若我们的血管中流动着鲜血，生活就为我们带来所向往的东西。有时，我们的心中只有悲伤与无法挽回的失望，但那都已随着时间的飞逝而逐渐消失。我们消逝在过去里的是我们的无限伤感，但同时也可以说它夹杂着若干甜美的回忆。

    第三乐章中并没有表现某种固定的情感，那里面只有反复无常的姿态及无从捉摸的格调，是一个人在酒酣耳热，飘飘然之时，脑子里所想的东西。那时的情绪是既不愉悦也不悲伤，似乎并没有特定的思考主题，幻想更是自由自在纵横无阻，结果乃产生出一种最奇特的感受，可能突然间想起酒醉农夫或一首街坊上的歌谣，也可能感觉到远处传来一阵军乐声。这也是在入睡时常会遭遇到的复杂景象，它和实际生活并无关联。

    第四乐章表明了一点：如果你自己寻找不到快乐的理由，去看看别人。看他们是怎样享受生活情趣，看看他们是如何把自己投入欢乐之中。它描述的是一个乡村假期，当我们看到别人高兴时，几乎还没来得及忘却自己，无情的命运就又再度前来干涉我个人。别人却不管我们如何，不但看也不看，更不注意我们是如何孤独及如何悲伤……你是否还要说整个世界都是陷在悲愁之中呢？快乐是确确实实地存在着。在别人的欢乐中寻求你自己的欢乐吧！这样可使你的生活变得可以忍受。

    我对这交响曲再也没有可说的了。自然，我的描述不很清楚，它不能使你完全满意，而且器乐方面的特点无法加以分析……

    附言：我在这封信付邮前，又把它读过一次。我对这复杂且不完整的主题深感不安，因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将自己的音乐思想及形式以文词表达，这份工作并不很成功。我去年冬天编写这首交响曲时，精神始终提不起来。实际上它是我当时的感情反应，但那也只不过是一种反应而已。

    至于怎样才能以清楚及肯定的语言把它加以重新编写，我并不知道。我早已忘却很多事情了，只有热情及痛苦经验的一般印象仍然存在。我急于知道在莫斯科的朋友对我的作品作何感想。

    这封信是1878年3月1日从佛罗伦萨发出的，《叶甫根尼·奥涅金》恰好在一个月以前完成。他后来告诉塔涅耶夫说：“我编写它时就知道它不会成功，然而我仍把它完成。如果尤尔根松有意出版，我愿把它公之于世。”

    交响曲及歌剧均已写妥，柴可夫斯基心满意足地在佛罗伦萨休闲度日。他的身体康复，精神焕发，这要归功于3个人：莫杰斯特、阿纳托里和梅克夫人。他和莫杰斯特、康德拉契耶夫及索伏朗诺夫在3月中旬回到瑞士。他们在一起演奏了许多新乐曲，其中包括他特别欣赏的《西班牙交响曲》。极可能是受了拉罗的这首乐曲鼓励，他才一面编写《G小调钢琴奏鸣曲》，一面从事《提琴协奏曲》工作。他对梅克夫人说：“在一首乐曲未完成前就动手写另一首，这还是我生平第一次。”

    《提琴协奏曲》在4月初完成后，他自己及准备初次演奏它的柯代克都不满意，于是改用现今被称为《短歌》的那首乐曲替换。柴可夫斯基加紧谱写《短歌》，当《短歌》在4月11日大功告成时，柯代克已对它毫无兴趣，接受柴可夫斯基献赠的朋友也表示没办法演奏。它直至1881年底才由另一位名人在维也纳作首度演出。

    尼古拉3月22日在莫斯科演奏《第一钢琴协奏曲》。柴可夫斯基对尼古拉改变态度甚感高兴，他说：“一开始我就相信他会演奏得很好。这乐曲本是为他编写的，我曾针对他的高超技巧考虑再三。”最后其他朋友也同样成为拥护《提琴协奏曲》的人。

    在返回俄国的行期接近时，柴可夫斯基心中极为不安。他已经安逸地享受着新发现的自由生活，他写信给梅克夫人说，他想辞去音乐学院工作：“过了几个月自由自在的生活后，再回去教学生，对一个完全不适于那种工作的人来说，可真是乏味！我无法使你正确地了解我自贬身价的感受。”

    他对俄国政局不稳的消息颇为担忧。“社会主义暴动分子在年初时取得优势。他们一面煽动农民革命，一面以谋杀高级政府官员为手段来瘫痪政府。”他在起程回国时，深为西方国家报纸上连篇累牍的谣言而感到痛心。4月20日他从维也纳写信给梅克夫人，说他自己的精神还好，极有活力，请她放心。他在4天后抵达卡明卡。

    柴可夫斯基看到达维多夫等人仍如往常一样热情接待他时，心中十分愉快。他随即开始工作，新的钢琴奏鸣曲于4月底完成，同时并着手为儿童编写24首小型的钢琴曲。

    他和米柳柯娃离婚的一些手续交给阿纳托里办理，而且从梅克夫人那里得到出资1万卢布的承诺。梅克夫人为了慰劳柴可夫斯基，邀他前去布莱洛夫乡下的别墅小住。他满心感激地住下以后，在那优美的环境中再次寻求适当的歌剧题材。一开始，他曾考虑过《水妖记》，但最后选择了《罗密欧与朱丽叶》。他写信告诉莫杰斯特说：“它使我泪如雨下……希望听众们的心境也能和我编写时一样。”

    6月13日柴可夫斯基再度在莫斯科露面。第二天，参加尼古拉的生日酒会时，他发现尼古拉的脸上显露出不悦的神情。柴可夫斯基写了封信给梅克夫人提到这件事：“他因为我不肯担任俄国代表去参加巴黎博览会，所以一直不原谅我。他认为我应该接受那番好意，凡是不领他情的人他都不喜欢。他希望所有在他身边的人都能感激他的栽培，而我在他的心目中似乎已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这可从他的表情中看得出来。”

    柴可夫斯基是为处理离婚手续而前去莫斯科的，但是米柳柯娃却不见踪影。于是他趁机逃往卡明卡，将一切留给尤尔根松办理。最后，米柳柯娃露面了，她坚决否认曾经同意过离婚。尤尔根松无可奈何，允诺给她一笔钱，请她离开莫斯科。

    柴可夫斯基安全地回到莫斯科时，已决定要通知尼古拉，说他决心辞去音乐学院的教职。

    辞去教授职位

    柴可夫斯基想辞去教授的职位，但却失望地发现尼古拉不在莫斯科。因为当时柴可夫斯基拒绝去巴黎博览会担任俄国代表，于是尼古拉自行前去。这让柴可夫斯基的处境非常尴尬，一来他的辞职信不能向别人提出；二来他多年来受尼古拉的支持与鼓励很多，于情于理都不容许他不辞而别。因此他只好重执教鞭，他在写信给莫杰斯特时，抱怨音乐学院像是一座“肮脏、可厌的监狱”。

    尼古拉从巴黎回到莫斯科以后，曾发表过一篇演说，对柴可夫斯基的作品赞不绝口，并且说巴黎人特别欢迎柴可夫斯基的乐曲。柴可夫斯基曾把这件事写信告诉梅克夫人：“我似乎不必告诉你，他那篇演说真让我感到痛苦。不过第二天我仍旧把我的决定告诉了他。本来，我还认为他一定会生气，并劝我留下来，谁知道他只是说，我若离开的话，音乐学院的声誉将要减低不少。他那话的意思是说，学生们将不会因为我辞职而有任何损失。也许他说得没错，因为我是个没有经验的穷教师。可是，我事先却只以为他会说些比较坚决的话反对我辞职呢！”

    他的自尊心受了创伤，1878年10月19日离开莫斯科音乐学院，到圣彼得堡住了3个星期。虽然圣彼得堡音乐学院提供的职位待遇较高，工作也比较轻松，但他却因刚从莫斯科卸却重担，无意再执教鞭，结果辞而未就。

    他从圣彼得堡到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旅行时，途中在卡明卡和达维多夫一家人小聚。从此，他开始了长期的流浪生活，经常往来俄国与其他欧洲地区之间，每到一个地方都做短暂的停留，而且尽量避免与外界接触。

    梅克夫人也在佛罗伦萨度假，她在那里为他租了一间屋子。柴可夫斯基到达佛罗伦萨以后，看到了她的欢迎信，上面写明她每天散步的时间，为的是免得他们彼此碰面。以前，他们曾经见过一次面，但是因为她是深度近视，所以她自己可能并不知道。后来，他们虽无意中又碰过几次面，两个人却都没有谈过话。他们都很愿意在书信中谈对方，彼此的一举一动也靠着文字而非常熟悉。

    柴可夫斯基对佛罗伦萨的环境十分满意，当他开始编写《第一组曲》时，心情自然愉快得很，及至得知《第四交响曲》在圣彼得堡演奏成功的消息以后，精神更为之大振。

    1879年1月9月，他又搬到瑞士的乡下去，目的是想在那宁静的天地中专心写作。2月中旬再到巴黎，直到3月5日新歌剧编写完成时，他的“隐士生活”始告结束。他在写给莫杰斯特的信中说出他心中的感想：“10个星期以来，我每天都要从脑海里将乐曲往外挤，那真是件苦事。现在我却能自由呼吸了！昨天我到巴黎各处闲逛，觉得自己像是完全换了个人似的。”

    他听说科罗尼要指挥《暴风雨》的演出，心中十分兴奋，但得知演奏后“掌声寥落，而且夹杂着三三两两的嘘声”时，他的兴奋又变成了失望。柴可夫斯基迫不及待地束装就道，准备回莫斯科。行前他写了一封谢函给科罗尼，说失败的原因绝不是由于他的高超指挥技巧，而是乐曲本身不好。不知何故，这封信竟被一份音乐杂志的编辑弄到了手，刊登出来时附加了一行含意不明的标题，说这封信是“一个作曲家高贵、真诚谦逊的难得见证”。

    他回到莫斯科时，《叶甫根尼·奥涅金》首演的排练工作早已开始。柴可夫斯基对交响乐团及合唱队的印象虽都不错，但认为担任独唱的歌手有待改进。尼古拉说他很喜爱这出歌剧，塔涅耶夫表示他听过第一幕后，唯一能做的只是“哭泣”。

    3月29日初次演出，当晚，安东·鲁宾斯坦甚至特地从圣彼得堡赶来观赏。柴可夫斯基在演出前被带领到后台，他惊愕地发现音乐学院全体人员都在等着向他献花。演奏完毕以后，他一再地谢幕接受喝彩。不过，他认为那都是针对他个人而发，并非他的作品使然。

    安东·鲁宾斯坦始终保持缄默，只在回圣彼得堡以前对他妻子说：“《叶甫根尼·奥涅金》完全缺乏伟大歌剧的形态。”

    评论家虽然都认为它没有艺术价值，但有一份报纸预料它将来一定会成功：“它虽然缺少戏剧生命，不过柴可夫斯基的这种作品却是我们最欢迎的……”

    《叶甫根尼·奥涅金》的失败随即就无关紧要了，因为他回到圣彼得堡以后，立刻面临了更为重大的问题。有人说当他不在圣彼得堡时，米柳柯娃经常徘徊在他家附近。有一天下午，他发现她在等他，她见到他以后，对他诉苦了两个小时。他答应给她钱，要她回莫斯科去，她才算暂时安静了下来，但坚决表示不肯离婚，说她仍旧很爱他。柴可夫斯基本以为付出钱后，事情就结束了，没想到事后发现，她用那笔钱在与他同幢的建筑物中租了一间屋子，而且在搬进去以后，再度发起疯来。可怜的柴可夫斯基成天遭受她的责骂及威胁。他没有办法，只好跑到莫斯科。她不肯罢休，一路追到莫斯科继续骚扰。最后，在他躲到达维多夫的家中时，米柳柯娃才停止找他麻烦。

    当他从4月20日起安静下来以后不久，就着手编写《第一组曲》及名为《奥尔良的少女》歌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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