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中的声誉

    好消息开始从西欧传来，他的《洛可可变奏曲》在一个庆祝会上大受欢迎，大名鼎鼎的李斯特曾说“这里终于又有了好乐曲”。同时，毕罗首次在伦敦演奏《第一钢琴协奏曲》成功以后，再度在节日庆典中演奏它，照样非常轰动。科罗尼从巴黎给柴可夫斯基的信上说，《暴风雨》虽然失败，可是柴可夫斯基的许多作品都安排在未来的音乐会中演奏。

    《奥尔良的少女》的第三幕在1879年8月完成后，柴可夫斯基应梅克夫人的邀请，再次到布莱洛夫她家附近居住。他对那个环境非常满意，但另一方面却因女主人近在咫尺而极感不安。正如他写信给莫杰斯特所说的，他宁愿认为她是“一个远不可及的天使”。

    虽然有迹象显示，她想把友情的性质略为转变，但在柴可夫斯基停留三周期间，梅克夫人仍尽量避免与他会面。例如，她说她的小女儿尤里娅应该去拜望他时，他立即回答说那将会破坏他们之间弥足珍贵的友情。再者，她曾邀请他在她外出以后去参观她家，他在证实她确实不在家后，才依约前往。

    一天下午在他散步时，无意中遇到了梅克夫人，在给阿纳托里的信中，道出了当时的情景：“那个场面非常尴尬，虽然我们只面对面一会儿，我却感到不知所措。不过我仍举帽为礼，她看来也颇感意外，不知如何是好。”

    柴可夫斯基急忙跑回自己的住处，并立即写信向她道歉。她答复的是满篇扬溢的热情：“我现在高兴得泪都流了下来……我不企求和你有任何亲密的关系，但是我愿动也不动地靠在你身边不说话……我把你看做是我深爱着的人，而不是把你奉若神明。”

    他带着完成的《第一组曲》及《奥尔良的少女》回圣彼得堡时，心中想的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梅克夫人9月26日的信却使他极为不安：

    虽然我们很少见面，我却怀疑你是否能了解我多么嫉妒你……你知道吗？当你结婚的时候我是多么难过，心中好像被撕裂了一般。每次一想起你和那个女人在一起，我就心如刀绞。

    你知道我是多坏吗？当你说不喜欢她时，我竟然感到高兴。我曾为自己的这种感受而责怪自己，但是我没有办法不这样想……我恨那个使你痛苦的女人，但如果你和她一起生活得很快乐，我会恨上加恨。

    我认为她是抢走了我应该独自拥有的人，理由是我比谁都爱你。我的这些话若是让你不开心，就请你原谅我这纯是无心的表白……

    柴可夫斯基的疑虑获得了证明，而且他也意识到危险的信号逼近。不过，他仍不加理会，同时坚称他对她的感情只能以音乐表达。梅克夫人看到他的答复深感气馁，回信说要资助他在巴黎演奏《第四交响曲》。他虽怀疑那是否会成功，但也接受了她的好意。在得知科罗尼同意担任演奏指挥以后，他又前往卡明卡。

    起初他想以无所事事的态度消磨时光，随后就感觉十分厌烦。10月24日他写信告诉梅克夫人，他现在只想工作，并开始不让自己空闲……

    当年11月他在巴黎停留三周，并在这期间写出《G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此时，沙皇的性命令人担忧的消息已传遍了欧洲。接着，他和康德拉契耶夫、莫杰斯特及索伏朗诺夫由巴黎抵达罗马时，听到一个更烦心的消息。尼古拉来信抱怨，说《第一组曲》在莫斯科首次演出的成绩很不理想。

    柴可夫斯基虽然常常表示不满意自己的作品，但却不愿意见到别人对他有所批评。他怒气不息地写信告诉尤尔根松说：“如果不是尼古拉不对，便是我自己必须完全放弃作曲工作——不是这样的话，就是那样……难道说没人知道我听到赞扬的话时是多么高兴吗？”

    实际上，《第一组曲》的演奏成绩并不真的那么差，只是少数人对它过于苛责而已。没过几天，尤尔根松又接到柴可夫斯基于1880年1月23日从罗马寄发的第二封信。柴可夫斯基说他身体很坏，显然是前一天得知他父亲去世的消息使他的身心均感不胜负荷。另一件让他难过的事，是亚历山德拉也在卡明卡生病了。

    可是，他仍继续编写《第二钢琴协奏曲》，并将《第二交响曲》完全加以修改。以后，他还根据在罗马到处可听到的意大利民歌写出一首《意大利随想曲》。许多迹象显示柴可夫斯基在欧洲的声誉日隆。科罗尼在巴黎演奏《第四交响曲》的反应虽然不佳，《第三弦乐四重奏》及《忧郁小夜曲》却在那里享有盛名。《第一钢琴协奏曲》也在柏林及布达佩斯轰动一时。好朋友为《第一组曲》演奏成功向柴可夫斯基致贺。

    柴可夫斯基在1880年3月回到圣彼得堡后，颇厌烦于繁琐的社交活动与其他杂务，甚至连他去到莫斯科后也仍然不得休息：“我成天和那些上流社会人物打交道，几乎永远与燕尾服及白领分不开。那自然很荣幸，有时且极动人，但我却累得要死。”

    他怀着极大的解脱心情逃到卡明卡，当他在4月23日抵达后，却发现有另一项任务在等着他。亚历山德拉和她丈夫外出度假，把小孩都留给柴可夫斯基照管。幸好，他很喜欢小孩，他觉得与孩童在一起时，比在圣彼得堡及莫斯科过那种紧张的社交生活要愉快得多。

    夏天的时候，他又去到布莱洛夫，成为梅克夫人的座上客。长久以来想参观她那伟大音乐图书馆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但仔细地浏览过其中一切资料以后，柴可夫斯基对自己的作品不但不满意，而且很悲观。正如他写信告诉莫杰斯特的，虽然他曾写过许多自认不错的作品，可是现在看来那多么没有力量，多么不熟练。他说他已决定暂时不再创作新乐曲，要把自己的精神全部用在修改早期作品上。

    但他的决定并没有维持多久，当8月初到达布莱洛夫以后，他随即着手进行两项新工作：第一项是《1812序曲》，第二项是《弦乐小夜曲》。柴可夫斯基自己认为《1812序曲》太过于嘈杂，因此并没有怎样热心编写，但是《弦乐小夜曲》正好相反，它后来成为柴可夫斯基的最佳作品之一，甚至连安东·鲁宾斯坦也认为它不同凡响。

    12月15日，尼古拉在莫斯科首次演奏《意大利随想曲》，听众反应热烈，新闻界的态度则比较冷淡。几星期后，它在圣彼得堡演出时，结果仍然如此。像丘伊就认为它“不是艺术作品，但对露天音乐会却是一件有价值的礼物”。

    当时，柴可夫斯基比较关心《奥尔良的少女》，它在圣彼得堡排练时很不理想，歌手之间经常起争端，而他对他们也非常不满意。此外，上演的预算缩减、纳甫拉夫尼克要求修改内容等，都是柴可夫斯基深感头痛的问题。但是1881年2月25日的首演成绩相当令人愉快，他出场谢幕不下24次之多。

    第二天，他起程前往意大利时，坚信他这新作颇为成功。不过，他并没有考虑到那些批评家的反应，当以丘伊为首的那些人不断对它苛求时，歌剧竟在卖座鼎盛中被迫停演了。他在罗马备受许多俄国贵族的奉承。一切使他非常厌倦，他认为那比什么都无聊及令人难受……

    尤尔根松从莫斯科来信，说柴可夫斯基现在有了诉请离婚的理由，因为米柳柯娃已另结新欢，而且还生了一个孩子。柴可夫斯基却不愿闹上法院，怕的是她可能把一切张扬开来，于是任其自行发展。

    3月13日发生了大多数欧洲人早已料到的事，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刺身亡。柴可夫斯基写信告诉梅克夫人说：“现时身在国外真是难过得很！我急于要回俄国。”

    10天后，尼古拉突然在巴黎去世，柴可夫斯基立刻前去致哀。柴可夫斯基在几星期后回到莫斯科，吃惊地听到梅克夫人行将破产的传闻。他随即去信询问缘由，她答复说她儿子确曾花掉她几百万卢布，但保证给他的津贴绝不受影响。不过他仍意志消沉地告诉莫杰斯特，说他极可能被迫重执教鞭。他坚决表示不愿担任莫斯科音乐学院的负责人。

    1881年的夏季柴可夫斯基是在卡明卡度过的，他没有心情作曲，一心忙着研究宗教音乐及校编的作品。虽然提不起对这份工作的兴趣，但那是受了尤尔根松的委托，为的是自己可以多赚点钱。柴可夫斯基再去意大利以后，立刻知道一位音乐名人朋友在维也纳首次演奏他的《提琴协奏曲》，而且为了有些名家对它大肆批评而深感愤怒、难过。

    他写信告诉尤尔根松说，《叶甫根尼·奥涅金》及《奥尔良的少女》停止演出使他难过，《第二钢琴协奏曲》与《提琴协奏曲》还没在俄国演奏也使他伤心。不过他最难以忍受的事，显然是歌剧院为里姆斯基·科萨柯夫的歌剧《天鹅湖》的演出而出资3万卢布的消息，因为他早已想把它作为自己作品的名称。

    他通过工作来安慰自己，1882年初着手编写的《钢琴三重奏》乐曲在几个星期后完成，内容相当长，它是否能成功，他毫无信心。这首《钢琴三重奏》乐曲是献赠给尼古拉的，它的确是柴可夫斯基室内乐中的杰作。

    1882年夏季，莫斯科正在举办“艺术及工业展览会”，柴可夫斯基的许多乐曲都在当时做初次的演奏。塔涅耶夫5月30日在第一场音乐会中演奏了柴可夫斯基的《第二钢琴协奏曲》，听众的反应十分热烈。

    柴可夫斯基以后也曾出席从头到尾全都演奏他作品的音乐会，其中，《1812序曲》及《提琴协奏曲》都是首次在莫斯科听到的。这些乐曲的演奏成绩都非常好，对柴可夫斯基来说，这应该是苦尽甘来及扬眉吐气的时刻。但他发现莫斯科的低沉气氛难以忍受，深觉除了到乡下或出国外，根本没有其他办法可以使他生活下去。

    柴可夫斯基回到卡明卡后，着手编写歌剧《马捷帕》，但是进度极慢，他在9月写信给梅克夫人，说他从来不曾发现有如此难写的作品，说不定是他的创作力日渐衰退也未可知。10月30日《A小调钢琴三重奏》首次在莫斯科演奏时，照样是赢得了听众的心及败给了新闻界。不过，塔涅耶夫却认为它出众超凡。

    1883年1月，柴可夫斯基在巴黎进行国内交付他的两项紧急工作：一是为用以庆祝5月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加冕的名为《莫斯科》的清唱剧谱曲；二是一首准备在加冕大典一星期后演奏的进行曲，任务完成后，他在5月底回到圣彼得堡。

    1884年2月15日，《马捷帕》在莫斯科初次演出时，盛况空前，但他仍相信那种情形全是因为他的名字，而不是他的作品有什么特别值得欣赏的地方。为了不愿出席圣彼得堡的首演，他又去了巴黎。但这次却是一项严重的错误，因为沙皇本人也出席了演奏会。沙皇发现柴可夫斯基不在场时，“深为惊讶”。

    莫杰斯特去信告诉他说，演奏成绩未尽理想，报界的一般反应是毁多于誉；尤尔根松则率直指出那是因为柴可夫斯基缺席所致。纳甫拉夫尼克劝柴可夫斯基即刻回国，因为风闻沙皇将召见他，且经证明确系事实。皇室在几天后也宣布要授给柴可夫斯基第四等奖章。不巧的是他正患着重感冒，只好抱病在3月19日回国领奖。

    柴可夫斯基没参加《马捷帕》在圣彼得堡的初次演出之事，就如此交代过去了。他以获得沙皇授奖而深以为荣。当他带着满腔愉快的心情及皇家颁赠的奖章回到卡明卡以后，他决定要休息一段时间，并计划下一步工作。

    光辉的顶点

    当柴可夫斯基和梅克夫人两个人彼此通信的次数越来越少，及信的内容也越来越短以后，柴可夫斯基的日记就能提供一些宝贵的数据。例如，我们从日记中知道，他回到卡明卡以后，并没有编写新曲的心情。

    他在1884年4月25日的日记上提到，《音乐会幻想曲》是由以前的一首钢琴协奏曲改编而成的。4月28日他的日记上又说：“我在进行编写新曲时，工作很不顺利……”

    他所编写的是《第三交响乐组曲》，因进度不佳，心情也就日益沉重。他怀疑自己的创作灵感已经枯竭。他在5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并不是有心假意谦逊，我实在是毫无成就！在我的实际工作中，没有可作为模范的作品。宁静的环境与生活已与我绝缘，苦恼和疑虑使我再也无法忍受了。现在，我想独自一人以自己的方式度日，我需要的是个温馨的家。”

    这是他第一次表示想要过家庭生活。几天后他写信给梅克夫人时，也提到这种意念：“我向往的是一处不大新的小屋，附有一个美丽的花园，最好也有一个小溪和丛林。附近如果有火车站更好。”

    但是，梅克夫人因为财产受到损失，被迫把在布莱洛夫的房屋出售，只能邀约柴可夫斯基到她那较不华丽的乡居中去。他为此十分感激她的盛情，在那里直住到10月底才离开。圣彼得堡在10月底再度演出《叶甫根尼·奥涅金》时，观众表示热烈欢迎，但批评家的反应依然冷淡。丘伊说它“单调无味”，可是那并未使它成功的声势有所动摇，以后它果然成为继格林卡的《为沙皇而生》之后，全俄国最受欢迎的歌剧。

    虽然柴可夫斯基在当时并未注意到这些，但此次演出却是他生命的转折点。莫杰斯特认为《叶甫根尼·奥涅金》的成功使柴可夫斯基“名利双收”：“……他的名字一向只有音乐界的人知道和尊重，现在却是家喻户晓，以前的俄国作曲家谁都没有这种知名度。”

    但是，这时柴可夫斯基却有另外的心事，因为在瑞士的柯代克因肺病而生命垂危。在圣彼得堡演出第二场《叶甫根尼·奥涅金》以后，柴可夫斯基便急忙赶往瑞士，去见柯代克最后一面，以后又再转往巴黎。

    流浪的生活使他一天比一天痛苦，使他更下定决心要成立一个家，无论它是在卡明卡或是莫斯科。当他再回到莫斯科以后，便以一年的租期在离克林不远的地方租了一所屋子，1885年1月起搬往那里定居以后，写信告诉莫杰斯特说：“现在我可以随意地吃、住及行动了。这才是实际生活。”

    其实，他极有理由过愉快的生活。除了《叶甫根尼·奥涅金》演出成功及在俄国的声誉日隆外，《第三交响乐组曲》在圣彼得堡初次演奏也很受欢迎，而且，莫斯科音乐协会一致推选他为负责人。此时，他开始把心爱的歌剧《铁匠瓦库拉》重新改写，使它在4月时呈现出崭新的面貌。他把自认为不好的地方全都舍弃，好的则保留下来。

    这一番修改工作非常重要，完成后，柴可夫斯基将它拿到圣彼得堡去，和歌剧院研商上演问题，结果相当圆满。

    在圣彼得堡停留期间，阿纳托里陪他共度了他的45岁生辰，并出席音乐学院的宴会。回莫斯科后接获通知，要他继尼古拉的遗缺出掌音乐学院。一切努力总算有了收获，他愉快地编写着新交响曲《曼弗雷德》。巴拉基列夫在3年前曾向他提起根据拜伦的诗剧《曼弗雷德》编写乐曲的事，但他当时对此并不感兴趣。到巴拉基列夫在1884年冬季旧事重提以后，他却应允第二年夏季以前将它完成。

    柴可夫斯基曾为此事表示后悔，6月25日他写信告诉塔涅耶夫说：“我去年冬天轻率地答应过巴拉基列夫以后，就决心要把《曼弗雷德》编写完成，否则我将不会安心。我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但心里感觉不是味道。因为在没有一定格局的情形下编写乐曲，要比这样愉快得多。”

    虽然心中极感不安，但柴可夫斯基仍然想在9月以前把它完成。他很怕工作成绩不好，作品演出一两次后即告无影无踪。由于对它缺乏信心，及担心它不受一般人欢迎，他不肯让尤尔根松出版，因为他觉得这位出版商没办法靠它赚钱。

    他在作曲期间曾换过住处，新房子的内部装饰与布置工作由索伏朗诺夫负责。据莫杰斯特说，索伏朗诺夫是一个“缺乏任何美感或鉴赏力”的人，于是屋子里被他弄得净是些最简陋的家具和没有用处的东西。

    柴可夫斯基自己也买了一些生活中根本不需要的东西，包括费了很大心思才买到的两匹马，及一座根本不走的英国钟。但是，柴可夫斯基对这两样新东西颇为自豪，他曾高兴地指这指那说：“这是我的桌布，这是我的狗，这是我的银器。”莫杰斯特说：“柴可夫斯基高兴得像个小孩子。”

    他的家只欢迎像卡什金、塔涅耶夫、休伯特、阿里布列赫特，及拉罗什等这些人物，柴可夫斯基每天在家中过着极有规律的生活，直至他去世为止。他在早晨7点至8点钟之间起床后，花费一小时左右的时间喝茶，阅读圣经与其他读物。九点半开始工作以前，他常做片刻散步。

    中午1点钟用过午餐后，独自散步两小时，将构想出来的许多乐曲的想法都记在小册子中，像贝多芬的做法一样，以便第二天早晨在钢琴前面编写。

    4点钟回屋用茶时，如凑巧有客人到来，柴可夫斯基就和他谈天。5点起再工作两小时，晚餐前与别人一起散步。在一天结束以前，他利用阅读、玩牌、谈天或弹琴来松弛身心，晚上11点回房写日记或读书。

    自此时起，柴可夫斯基不让别人得知他未出刊的新作品，甚至连最亲密的朋友也不例外。他在《曼弗雷德》未完成前即已着手编写歌剧《女巫》。9月21日他写信告诉梅克夫人，第一幕中充满动作与活力，非常不错。如果不受阻碍，全部工作可望在春季完成。

    当第一幕在两星期内完成后，他又对她表示自己越来越起劲了。工作开始时虽然一切顺利，但以后却遭遇到种种困难，直到一年半以后才全部完成。他一直在家中待到1886年3月，才去莫斯科参加《曼弗雷德》的首演。

    演奏成功证明了他认为这是他最好的交响曲诚属不虚。奇怪的是听众反应冷淡，批评家却反而赞誉有加。甚至连丘伊都说：“我们应该感谢柴可夫斯基，因为他丰富了我们国家的交响乐财富。”

    虽然，丘伊和别的批评家都很欣赏《曼弗雷德》，但是它却找不到经常演奏的场所。一个月以后，他和阿纳托里到第比利斯去参加演奏他作品的音乐会。当他进入包厢时，全场的人起立向他致敬，此时他的一切失意全部一扫而空。以后他接受献礼，而且当地音乐协会的欢迎会中也发表了动听、诚恳的赞词向他致意。

    柴可夫斯基非常重视这小镇给自己的礼遇，认为它比莫斯科及圣彼得堡的赞许来得有意义。他受宠若惊地说这是他一生中最高兴的一个月。以前从未体验到这种事……这是一段值得珍惜的回忆。

    他从第比利斯乘船转往马赛，然后再坐上火车，于5月底抵达巴黎。他在巴黎的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歌剧院中，但同时也在编写《女巫》的第三幕。他曾在那里遇到拉罗等名人，然而最使他深为感动的事则是法国音乐大师德利伯的来访。6月回到家中后，他告诉梅克夫人说还是自己的家好：“当我离开家时，小屋子是深埋在雪中，现在它却被花草环绕着，十分美丽可爱。我在国外3个月期间，把工作的时间都浪费了，不过我感觉现在的精神很充沛，即使把全部时间都用在工作上也不会疲倦。”

    柴可夫斯基继续编写《女巫》，他在每天的长篇日记中提到许多问题。10月2日他写道：“在我死了以后，世间的人可能会发现我的音乐偏好及偏见很有意思。”

    他在贝多芬的若干书信公开发表以后，说他自己“无条件地”敬佩贝多芬，但却并不喜欢贝多芬。他发现莫扎特在音乐领域中是“一切美好的累积点”；他欣赏先进音乐家巴赫的原因，只是觉得“他弹奏的赋格曲很好”，而并非因为巴赫是一个伟大的天才；他说亨德尔“不过只是第四流”的作曲家，还说他“甚至连一点风趣都没有”；他认为格鲁克“值得同情”，虽然“他的创作天才很糟”；他说海顿的“若干作品”有可欣赏的地方；他觉得勃拉姆斯是一个“怯生的凡人”，他曾为了人们说勃拉姆斯“应被看做是天才”而愤愤不平。

    柴可夫斯基在12月患上严重的偏头痛，但不久他仍回到莫斯科指挥《铁匠瓦库拉》的演出。这是他多年来首次在指挥台上公开露面，经过排练后效果很好，他对自己的技巧也很感满意，他愉快地写信告诉莫杰斯特。

    演出的日期被安排在1887年1月31日，但是当天早晨他醒来时，却感觉到自己“真正生了病”，整天“心里有说不出来的疼痛”，傍晚到达剧院时，他已经呈现“半死”状态。幸而听众的热情非比寻常，他的精神才勉强提了起来，苦撑到完成一场成功的演出。

    回家后他听说亚历山德拉的大女儿在卡明卡死去的消息，但仍然埋头编写《女巫》，而且告诉梅克夫人说他梦寐以求的是“有一天能在外国举行音乐会”。现在，他已不畏惧公开指挥了，他对梅克夫人说，他的精神比以前强韧得多，凡是不曾想到的事，只要他去办都可办得到。他允诺在1887年3月17日亲自指挥演奏自己作品的音乐会以资证明，而且事后证明演出成绩确实不错。

    不过，《女巫》直至当年5月才告完成。接着，他开始在夏季四处旅行。他十分欣赏高加索的美丽风光，每天花费在编写弦乐六重奏乐曲及一首名为《莫扎特风格》的交响乐组曲的时间只有1小时，他的假期在7月中断，因为康德拉契耶夫在亚琛生命垂危，要他前去。

    无奈他起程前往时，竟感到自己此行是基于责任而非友情。亚琛之行并未使他的忧郁感解除：“……每一个人都敬佩我的牺牲，但我实在没什么牺牲可言。我的生活很安静，吃喝不愁。别人连购办生活必需品都感到力不从心，根本没有余钱可供挥霍；但我除了花钱买奢侈品以外，竟然无所事事。这是不是利己主义？我并没有像对待自己那样善待我的邻居呀！”

    他在亚琛完成了《莫扎特风格》交响乐组曲及《随想小品》大提琴及交响乐曲，于9月回到家中。两个星期以后他接到康德拉契耶夫死亡的消息。由于情绪不佳，他在日记中写出了颇富于哲学意味的话语：“生命何其短促！我还要做的、要想的以及要说的事情究竟还有多少？我们始终没有什么成就，可是死亡却已经在向我招手了。”

    《女巫》于10月在圣彼得堡排练，11月1日由柴可夫斯基指挥首演，以后又再上演4次，他深信这是他最好的歌剧作品。但是，听众竟然对它缺乏热忱，第五次演出时座上观众只有五成左右，使得柴可夫斯基备感屈辱与恼怒，他对梅克夫人抱怨说：“我对它所付出的精力及所作的牺牲较之任何别的歌剧都多，可是我却不曾被批评得这么厉害过。”

    好在几天后情势有所改变，他在莫斯科的音乐会非常成功，听众和批评家对包括《1812序曲》及《莫扎特风格》交响乐组曲在内的全部乐曲都表示满意。柴可夫斯基恢复了信心，他计划从事第一次国外音乐旅行，而他的国际性事业也就此揭开了序幕。

    国际旅行

    柴可夫斯基不再以流浪汉的身份遍游欧洲了，因为现在他已在俄国奠定了大音乐家的地位。他在1887年12月27日，起程到各国环游时，第一个目标本来是莱比锡，但他却先去了柏林，和18年前使他难堪的旧识女歌唱家阿尔托小姐相见。

    与他一起做客的还有勃拉姆斯，柴可夫斯基形容他是“一个矮胖、英俊的男人……他那几乎像老年人的清秀会使人想起年长的俄国传教士的那种仁慈”，他发现勃拉姆斯很容易相处。

    挪威作曲家格里格夫妇也在布罗茨基家中停留，柴可夫斯基愉快地发现，格里格的为人和他那“极富感情的音乐”正好匹配，而柴可夫斯基对格里格的音乐则仰慕已久。英国有名的作曲家史密斯女士也和他们一起，柴可夫斯基认为她“并不美丽，但有人们所认为动人或聪明的面容”。

    1888年1月2日，柴可夫斯基初次面临考验，因为一位著名的指挥家要和他共同指挥音乐演奏。柴可夫斯基指挥时极为紧张，但经尽力克制以后，结果相当成功。他写信告诉莫杰斯特说勃拉姆斯当时也在场：“昨天和今天我们曾在一起很久。实际我们并不欣赏对方，所以都不自在，但他还是尽力对我表示友好。”

    柴可夫斯基在信上还说由于思乡心切，他竟然觉得此地的一切都令人厌烦。不过，《第一组曲》在1月4日公开排演时成绩极佳，主要是音乐家及学音乐的学生都对它颇为赞许。更令柴可夫斯基高兴的是格里格曾写给他一封致贺及欣赏的短信。第二天举行的音乐会虽然并不十全十美，柴可夫斯基却也曾谢幕过两次。接着，又有一个柴可夫斯基室内乐的演奏会，会中所演奏的《钢琴三重奏》也获得了听众及批评家的良好反应。

    柴可夫斯基从莱比锡到汉堡以后，听过毕罗指挥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演奏。然后，他又观赏莎士比亚剧本《奥赛罗》的演出。在这段期间，他接到俄国皇家歌剧院负责人的电报，说沙皇已允准每年给他3000卢布的终生津贴。

    柴可夫斯基一方面怀疑他自己是否有资格获得此种殊荣，一方面回到汉堡指挥他作品的音乐会，演奏的内容包括《第一钢琴协奏曲》及《弦乐小夜曲》。当地的听众对他的作品并不太欣赏，汉堡音乐协会的主席拉尔曼特却另有见地。拉尔曼特公开表示自己不喜欢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但他根据“伟大的德国传统”，认为柴可夫斯基是一个优秀的作曲人才。

    柴可夫斯基日后曾写道：“他含泪要求我离开俄国并永远在德国定居，他说那里的古老传统及高度文化可以改正我的错失，而那种错失是因我出生及受教育的国家既不开明且远不如德国所造成的。”

    柴可夫斯基虽然感到委屈，却仍和拉尔曼特结为知己，以后他还把《第五交响曲》献赠给拉尔曼特。从汉堡回到柏林后，柴可夫斯基在2月8日举行了一场音乐会，结果仍是听众的情绪比批评家为佳，最使柴可夫斯基不悦的，是有人说音乐会无券亦可进场。

    此时，他首次听到斯特劳斯的音乐，他认为斯特劳斯那首编为12号的交响曲“过于自负”及显示他“缺乏天才”。柏林是他在德国的最后一站，但他穿越边界前往波希米亚的布拉格举行多场音乐会以前，又到莱比锡小住了一段时日。

    中欧政局的紧张情势正日益加剧，俾斯麦已发表过许多高度反俄的演讲，柴可夫斯基生怕他去布拉格会被捷克用作宣传武器及煽动反德的情绪。他把这事告知梅克夫人，说他在德国曾受到礼遇，因此觉得他有义务来报答德国人。当他在莱比锡时，有一个军乐队曾在他旅馆窗前停留一小时，所演奏的乐曲中且有《上帝保佑沙皇》。因此，他不愿他的访问被捷克利用在政治目的上。

    但事实证明他的疑虑是多余的。当他抵达布拉格以后，当地的人向他表示他们喜欢俄国，他们对他的招待也只有贵宾方能享受得到。柴可夫斯基立即成为布拉格社交界注目的焦点，他经常出席演讲。他的两场音乐会也十分成功，捷克的大作曲家德沃夏克还把自己的《第二交响曲》献赠给柴可夫斯基，上面写的是：“赠给柴可夫斯基，纪念他访问布拉格。德沃夏克，1888年2月18日。”

    他知道这并不完全是针对他或他的音乐，正如第一次布拉格音乐会以后，他在日记中所写的：“一般说来，这当然是我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日子。我已经变得十分喜欢这些善良的捷克人——而且有充分的理由。天啊，那是多么热情！但实际那并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我亲爱的俄国。”

    从波希米亚去到法国后，柴可夫斯基也曾受到热烈的欢迎。法、俄两国刚签订同盟协议，当时一切有关俄国的事物在巴黎都很吃香。听众对他的两场音乐会反应很好，不过，批评家却说“他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么俄化”。

    他最后到伦敦，在英国皇家音乐协会举行的音乐会也非常受欢迎。但他指挥的《弦乐小夜曲》及《第三组曲》的变奏曲，却为他在柏林的坏名声奠立了基础，他在那里的失败迄今犹不曾改观。伦敦对他的欢迎使他心花怒放，而他也为第一次环球指挥旅游工作的结束而备感轻松。他写信给尤尔根松时，道出了他的感想：“我已经耗费了许多金钱、健康和精力。虽然我换回了些名声，但是我时时在问自己‘为什么’，以及‘值得吗’？我的结论是：在没有名气的情形下过安静的生活是比较好些。”

    当柴可夫斯基外出旅游时，他的仆人索伏朗诺夫遵从指示，搬到伏罗洛夫斯克的乡下房屋居住。柴可夫斯基在第比利斯小住不久以后，于1888年4月取得这新居的所有权。它比较简单，装修也不像曼达诺夫那样好，但位于景色极美的林山上面。

    柴可夫斯基在一个月以后写信给莫杰斯特，说已“爱上了”他的新居，而且把它形容为“天堂”：“它实在美得很，每天早晨我出去做半小时的散步时，不得不把时间延长到两小时……除稍作一点修改乐曲的工作外，我还没开始从事别的创作。说句坦白话，我觉得现在还没有创作的兴致……是我已经写不出什么东西来吗？还是没有概念、没有这种渴望？”

    他也告诉梅克夫人，说他很喜欢整理花园。但他的创作冲动在6月22日又恢复了：“我急于要证明我还能作曲，不但要对别人证明，而且也要对我自己证明。我不是已经告诉你我要编写一首交响曲吗？开始时虽然困难，但是现在灵感似乎已经到来。我们等着瞧吧！”

    他的灵感果实E小调《第五交响曲》，在8月底大功告成，他认为“并不比别的乐曲差”，随后又立即编写《哈姆雷特幻想序曲》献赠给格里格。不久后，这些新作品都在圣彼得堡首度演奏，而且均由柴可夫斯基亲自指挥。

    新交响曲于11月17日首演，一星期后，即24日，《哈姆雷特》也公开露面。虽然交响曲在24日的音乐会中曾作第二次演奏，两场音乐会却都惨败。

    柴可夫斯基接着又到布拉格去指挥《叶甫根尼·奥涅金》《第五交响曲》及《第二钢琴协奏曲》演奏，结果成绩都不理想，因为主办单位准备不周，音乐会根本就没办好。回到伏罗洛夫斯克以后，他的心情更坏，原因是休伯特和达维多娃两个亲近的朋友均已去世。

    此时，他对创作伟大作品失去了信心，在写给梅克夫人的信上，他透露了心中的想法：“我的新交响曲在圣彼得堡演奏过两次，在布拉格演奏过一次之后，我已经承认完全失败……我真是像他们所说的，再也写不出东西来了吗？……昨天晚上我把《第四交响曲》看了一遍，它好得令我不敢相信！这其间的差别真是无以名状，确实使人难过。”

    我们现在知道，当时他把《第五交响曲》拿来与《第四交响曲》比较优劣，实在是言之过早，因为以后当大家公认《第五交响曲》非常成功后，他的见解随之有所转变。不过，柴可夫斯基当时并不知道会如此，他只是一方面在案头寻求安慰，一方面埋首编写歌剧《睡美人》，在5个星期内完成了它的前四幕以后，2月2日做首次的排演。

    柴可夫斯基在3天后以指挥家身份起程作第二度的国际旅行，旅程仍以德国为第一站。2月12日他在科隆初次指挥《第三组曲》演奏。虽然他曾写信给莫杰斯特说他思乡心切，急欲回家，但是音乐会却很轰动。法兰克福的情况也不差，他曾对朋友说：“法兰克福的人都很守旧，我在德国被看做是一个大名鼎鼎的革命分子。”

    相形之下，他在德累斯顿的音乐会并不成功，柴可夫斯基将其归咎于“三流的”交响乐团，因它在技术上没办法配合《第四交响曲》的要求。他疲倦地抵达柏林，迎接他的是夹杂着嘘声的欢呼。日内瓦的反应不坏，当地的俄国社团曾向他献花。

    3月11日到达汉堡，他知道勃拉姆斯要参观《第五交响曲》排演时，感觉非常荣幸。勃拉姆斯在午餐桌旁把他的意见坦白告诉柴可夫斯基，说《第五交响曲》除了最后一个乐章以外，其他部分都很好。柴可夫斯基深为这个诚实的批评所感动，就邀请勃拉姆斯访问俄国，并担任俄国音乐协会举办的一场音乐会指挥，可是勃拉姆斯没有接受。

    3月15日的那场音乐会中，《第五交响曲》演奏成绩奇佳，听众非常满意，使得柴可夫斯基对它改变了看法，他说：“现在我比较喜欢它了。可惜拉尔曼特病重，没能听到献赠给他的这首乐曲的演奏。”

    俄国报界对柴可夫斯基缺乏兴趣的情形，使他在汉堡的胜利为之失色。他在信上告诉妹夫达维多夫说：“除了我最亲近及最密切的人之外，将没有别人能听到我成功的消息。这里的日报上，登载着瓦格纳在俄国演奏的长篇电闻，我当然不是瓦格纳第二，不过俄国人最起码也该了解一下我在德国是如何受欢迎。”

    3月8日他抵达巴黎，在等候去伦敦的船只时，他几乎有一个月时间都在探访朋友和观赏歌剧。他听过科罗尼成功地演奏《第三组曲》的三个乐章，心中兴奋不已。到达伦敦后，他对大雾和交响乐团的水平印象深刻。伦敦举办的音乐会证明了他前一年所获得的美名确是实至名归。

    4月12日他起程返国，告诉达维多夫说他再也不离开伏罗洛夫斯克。回程时他由马赛乘船过地中海，再经由第比利斯转往莫斯科，于5月19日返回家中。他在伏罗洛夫斯克的家中快乐地住了下来，夏天的几个月他都埋首于《睡美人》的谱曲工作。这新芭蕾舞曲很不容易编写。他在8月6日写信给梅克夫人：“乐器似乎给我添了比从前更多的麻烦，因此工作进度很慢，不过或许如此反倒好些。我以前的许多作品都是匆忙赶成及缺乏思考。”

    乐曲在8月底完成，并于第二年排练。1890年1月14日首次公开演出时，沙皇亚力山大三世亲自前往观赏，评语只有“很好”两个字，让柴可夫斯基感到很失望。更糟的是听众的反应也并不热烈，于是他伤心地跑到西欧去。当他到达柏林时，他决定选择佛罗伦萨为下一站的目的地。

    最大的打击

    他已有8年未曾去过佛罗伦萨，1月30日抵达后，立即着手编写新歌剧《黑桃皇后》。他越写越有兴趣，而且不停地要求莫杰斯特提供修正意见。3月31日完成第二幕中的钢琴曲后，郑重其事地告诉他弟弟：“要是我的判断没有错误的话，《黑桃皇后》绝对是一首杰作。”

    一星期后他前往罗马，不久，全部歌剧的钢琴曲均告完成。当5月初他回到伏罗洛夫斯克家中时，第一幕已经交由交响乐团演奏。他出国期间家中的变化使他大感不痛快，因为住屋附近的林木都被砍掉了。虽然失望，6月5日他仍能在日记上写出“歌剧编写完成”几个字。

    他随即又开始编写弦乐六重奏曲《佛罗伦萨的回忆》，并“以最大的热忱”及“一点也不费力地”，在6月底编写完毕。这乐曲反映了他心境的快慰。8月，他到卡明卡去见亚历山德拉，但因她生病的关系，家中气氛阴沉得很，于是柴可夫斯基又前往第比利斯与阿纳托里夫妇同住。

    10月4日，他接到梅克夫人的信，说她濒临破产边缘。她告诉他，他的津贴必须停止，而且信尾透露出他们的友谊还是像以前一样：“不要忘怀，希望你有时仍然想着我。”

    柴可夫斯基当天给她回信中写道：

    我最亲爱的朋友：

    你最近来信告诉我的消息令我十分关心，不过我并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你。如果我说，这种变化不会影响我的经济状况，那当然不是真话。但是它并不像你所担心的那么严重影响到我。我的收入这几年有所增加，而且现在看来这种加薪会继续下去……我节俭花销是没有什么关系的。重要的是你的生活需求牵涉很广，这真是可怕而且令人心急的事情。

    我感觉到自己正在怪罪什么人，但我不知道真正应该怪罪的是哪一个。何况，我生气一点用也没有，而且也无权干预你的家务事……你真以为我收不到你的钱就不再记得你吗？你信中最后两句话真是伤了我的心，但我不认为你的想法是如此。

    我怎么会忘记你为我所做的一切使我感激的事呢？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你拯救了我以及我的音乐生命。……你不能对自己曾经的慷慨还有所怀疑，否则你是永远也不会说“希望你有时仍然想着我”这样的话的。

    说句真话，过去我不曾忘记过你，而且将来也会永远记得你，不论何时，我一想到自己，心就自然而然地转向你。请你永远相信，我对你的困境比谁都关心，有关我的情形我仍会继续写信告诉你，原谅我这封忙中写就的信是如此潦草，因为心中太乱，所以写不好。

    柴可夫斯基把这封信寄出以后，很长时间没有收到回复。不久，他得知梅克夫人的经济困难已经解决，而且没有破产时，由宽心而转变成一丝恼怒。柴可夫斯基感到自尊心受到了伤害，虽然想尽量忘掉此事，心中却始终怀疑她最后的一封信是在找借口以便把自己排除在外。他决心要从这一段奇怪友情的背后，把它的真相挖掘出来。

    难以割舍的感情

    柴可夫斯基对梅克夫人说，她的决定“并没像她所担心的那么严重”影响到他，但他在写给尤尔根松的信中所说的，却完全是另一种情形：“现在，我必须开始过新生活，费用开支的范围也和以前有所不同。为了要得到好的待遇，我可能得在圣彼得堡找一份工作。这是相当没面子的事——说起来还真是‘丢人’。”

    后来，听说他的“女施主”并没破产时，他又写了封信给尤尔根松：“我从来不曾因她的慷慨施舍产生自卑，但现在回想起来却使我在心理上的负担感到很沉重。她伤害了我的自尊心；我本来认为她可能永远准备帮助我及肯为我作任何牺牲的，可是这些信念已完全被她背弃得一干二净。”

    我们现在终于找到了这件事情的关键所在：梅克夫人表面上的鲁莽行动对柴可夫斯基自尊心的伤害，较之使他金钱受损的程度还大。柴可夫斯基后来虽然去信向她保证继续保持友爱，及希望她能有所解释，结果却仍然没有回音。他只好写信问她的女婿巴胡尔斯基，但对方极有礼貌的答复是，她的精神病情况严重，不能写信。

    根据其他的证据显示，梅克夫人严重的精神病不但改变了她和柴可夫斯基的关系，而且也使其他的人深受影响。柴可夫斯基在1891年6月18日又求助于巴胡尔斯基，目的是想发现事实真相及重燃旧情。然而请巴胡尔斯基面交梅克夫人的信仍被退了回来。

    《黑桃皇后》于1890年12月19日在圣彼得堡举行首演，柴可夫斯基因为它的演出成功而感到非常高兴，而且它早在两天前彩排时就获得了躬亲观赏的沙皇颁发奖状。

    莫杰斯特回忆它演出时的情景是“艺术家和听众一整晚所领略的满意感，是任何歌剧表演时极少有情形”。但是，新闻媒体并没有反映出社会大众对它的热忱，反之，报上却不时刊登恶评。有一个人还说柴可夫斯基“不避讳地在模仿其他作曲家”。不过，几天后它在基辅演出时所得到的欢迎程度却比在圣彼得堡还要热烈。

    柴可夫斯基在基辅成了风云人物后，急于要为歌剧院下一季的歌剧和芭蕾舞寻求题材，于是前往卡明卡去过新年。他在1891年1月18日回到伏罗洛夫斯克以后，忙着谱写《哈姆雷特》的伴奏曲，他对那种工作虽没有兴趣，但因已经答应法国的演员为他2月的义演谱写曲子，所以只好勉为其难了。

    为法国著名演员编写的乐曲完成后，柴可夫斯基就根据歌剧院供应的题材编写芭蕾舞曲大纲。他并不欣赏《胡桃夹子》那个故事，但在工作有所进展时，他却一改初衷，变得比较热心起来。他急于要到国外旅行，想在起程前尽量多赶一些进度。朋友邀请他去美国访问，但他在三月离开伏罗洛夫斯克并在圣彼得堡商讨《胡桃夹子》上演问题以后，却在当月18日到西欧去了。

    柴可夫斯基在去德国的途中仍继续编写芭蕾舞曲。当他聆听过自己的《1812序曲》在柏林的演奏后，写信告诉达维多夫，说他在许多陌生的听众当中欣赏自己的乐曲，心中真是欣喜莫名。

    他离开柏林后，就前去巴黎指挥一个演奏他作品的音乐会，正好莫杰斯特及萨伯尔尼可夫以及莎菲曼特等人当时也都在巴黎。但是他已经变得日益消沉而且思乡心切，即使音乐会很成功也未能使他提起精神，更糟的是他还得等上12天才有船。

    为了打发时间及编写《胡桃夹子》乐曲，柴可夫斯基决定在里昂停留10天，并安排莫杰斯特、萨伯尔尼可夫和莎菲曼特4月16日在那里和他会面。计划未能实现，因为莫杰斯特在4月9日接到消息，说他亲爱的妹妹亚历山德拉已经亡故。莫杰斯特知道这不幸的事会使他哥哥心碎欲绝，于是在4月10日只身去里昂，准备当面告知柴可夫斯基。

    莫杰斯特发现他哥哥当时的心情极其孤寂与忧伤，因此认为还是不让柴可夫斯基知道亚历山德拉死亡的消息为好。而且，他相信横渡大西洋的旅途可使柴可夫斯基的心情缓和下来，因此借故伪称想家，而催促哥哥送他一程。

    莫杰斯特在起程回圣彼得堡时，还暗自庆幸柴可夫斯基不必为亚历山德拉的死亡在旅途中难过，但是他的一番好意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柴可夫斯基在心情不佳的情况下回到巴黎，无意中在歌剧院阅览室的俄国报纸上看到了亚历山德拉的讣文。

    柴可夫斯基立刻写信给莫杰斯特：“我像被蛇咬了一口似的跑出去，去到了莎菲曼特和萨伯尔尼可夫两人家里。幸好他们都在此地……我本来想放弃美国之行，立刻回到圣彼得堡，可是随后认为那并没有什么用处……所以我仍然决定到美国旅行。我心中非常难过，而且特别为达维多夫感到悲伤，不过就我自己的经验来说，我相信像他那样年岁是很容易从这种打击中恢复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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