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旅程

    柴可夫斯基满怀忧伤地踏上前往美国的旅途，船上有一位乘客在出航后一个小时就自杀死亡，外加心中的思乡病，使他的情绪更加低落。直到船快到美国时他才松了一口气，但抵达纽约后他却恼火极了，因为对方没得到他的同意，就把费城及巴尔的摩都列入他的访问行程。

    到纽约的第一天，他逛过百老汇大街，他告诉莫杰斯特那是一条非常奇特的街道，一些九层大楼当中夹杂着一两层的房子，他还为看到黑人数目之多而“感到惊奇”。美国对他的热情接待立刻使他先前的疑虑一扫而空。他的四场音乐会是卡内基音乐厅揭幕的节目之一，而且每一场都很成功。

    他在4月30日写给达维多夫的信中高兴地叙说着：“我相信我在美国比在欧洲出名10倍。刚开始，有人对我提起这事时，我只认为那是善意的夸张；可是，现在我了解确实如此。我的许多作品，甚至在莫斯科都没人知道的作品，也常在这里演奏，我在这里比在俄国时还更像是个重要人物。这真是一件奇妙的事，不是吗？”

    巴尔的摩及费城的音乐会，证明了他在美国很受欢迎。华盛顿的俄国大使馆在他停留的短暂期间，特别举行音乐晚会向他们的这位爱国同胞致敬。柴可夫斯基在离开美国的前夕，参加了作曲家俱乐部在大都会歌剧院为他举行的惜别酒会。

    第二天，5月20日，他身心疲惫地乘船到欧洲去，不过因在美国访问期间一切顺利而感到相当满意。他月底回到圣彼得堡以后，更因能和家人及朋友重聚而开心不已。

    芭蕾舞剧《胡桃夹子》的大纲在7月7日完成，可是柴可夫斯基对它并不满意。他在给达维多夫的信上显示出些微的失望和无奈：“……它较之《睡美人》要差得多。我这老人家现在正是江郎才尽……不但头发渐渐变白变少，牙齿也正逐渐脱落，眼睛也越来越不中用，身子很容易疲劳，脚也开始蹒跚不便，最严重的是越来越写不出好作品了。”

    他看来实在是比50岁要老得多，可是这并没妨碍新歌剧《Yolanta》的编写工作。9月中旬大纲完成以后，他转移精力编写大型交响乐曲《Voyevoda》，并且于11月18日在莫斯科由他指挥举行首度演奏。排练期间，柴可夫斯基曾因朋友们把它与《罗密欧与朱丽叶》及《交响幻想曲》相提并论而极为恼火。

    他以漠不关心的态度指挥演奏，在休息时间甚至威胁要毁掉乐曲，还说这种不成才的东西根本就不应该写出来。第二天，他果真说到做到，幸好乐曲的一部分事先为人藏起而未被毁掉。以后，《Voyevoda》经他重新改写，于他死后被编为78号问世。

    柴可夫斯基在编写《Yolanta》时找到了精神寄托，他在12月底将它完成，随后，他起程到西欧去从事另一次音乐旅行。首先，他在基辅两个音乐会中指挥演奏他自己的乐曲，接着又在卡明卡作短暂的停留。据莫杰斯特回忆说，柴可夫斯基看到他的老住所时，心中难过得很，因为那使他想起了死去的妹妹。

    他在1892年1月10日抵达华沙，虽然“交响乐团比二流的还不如”，但他在4天以后举行的音乐会却很成功，华沙的许多名流都宴请柴可夫斯基，其中包括被他形容为“十分可爱”的波兰女伯爵。可是，思乡病仍然使他不能尽情享乐，他感伤地写信告诉达维多夫，在能回到他所喜爱的俄国以前，他是“一天天数着日子和钟表的时分”。

    他从华沙到汉堡指挥演奏。歌手和交响团都有很好的准备，使他的印象十分深刻，但是歌词由俄文翻译成德文时必须将乐曲作一些细微的改动。柴可夫斯基对这事不在行，只好把指挥棒交给当地的音乐指挥。他告诉达维多夫说：“这里的音乐指挥实在很有天分。”

    虽然歌剧并没有特别受欢迎，但他认为演唱的成绩“非常出众”。几天后柴可夫斯基抵达巴黎，非常想家并且显得十分忧郁，拿不定主意是否要放弃预定在荷兰举行的音乐会而直接回家去。两天以后他决定不去荷兰，立即返国。

    定居克林

    他最急迫的工作是把《胡桃夹子》的各部分乐曲集编成组曲，以便在3月7日圣彼得堡的音乐会中演奏。结果，这组曲很受人欣赏，6个乐章中有5个演奏过两次。两星期后全部芭蕾舞曲完成时，柴可夫斯基前往莫斯科去为三个乐曲的指挥工作履行前约。那是古诺的《浮士德》，鲁宾斯坦的《魔鬼》。

    他和歌剧界的关系非常好，因此5月17日离去时，所有交响乐团中的每一个团员和歌手全都到火车站去为他送行。他前往索伏朗诺夫在克林乡下为他准备的新屋，那地方虽只有一个小花园，景色也极平常，但最大的优点是房间非常大，就一般俄国乡村房舍而言，真是颇不多见。

    那里是柴可夫斯基最后的住处。索伏朗诺夫在柴可夫斯基死后将它买下，1897年交给了莫杰斯特和达维多夫。后来，那地方成为柴可夫斯基博物馆，最后俄国政府取得它的所有权，1941年曾受德军掠夺，后由俄政府出面将之收回。

    柴可夫斯基在克林乡下定居以后，开始起草编写新交响曲，但随即因日益烦躁及患了胃病，而由达维多夫陪伴去西欧治疗。7月底回到克林以后，他又拾起以降E调编写新交响曲的工作，同时也把大部分时间用在作品新版的编校上面。

    但交响曲谱写工作没有什么进展，他写信告诉尤尔根松说是“没有时间”。他很希望在维也纳的音乐及戏剧展览会中担任音乐指挥。他说：“维也纳一直对我很不友善，我极想去克服那种敌意。”但他9月18日抵达维也纳时才发现他所要指挥的，竟然是在一处不比“酒吧”大的地方演奏的小交响乐队。他惊恐地和莎菲曼特及萨伯尔尼可夫跑到她在泰洛尔的城堡中去，因为那里“宁静而且没人打扰”。

    他在回国旅途中，参加《黑桃皇后》在布拉格的首演，轰动一时。抵达莫斯科后，由于公务缠身，而且必须出席音乐会及《叶甫根尼·奥涅金》的第一百次演出，他感觉越来越厌烦。他虽成为俄国的一流作曲家，可是内心并不愉快。

    《Yolanta》和《胡桃夹子》已经开始排演了，柴可夫斯基在11月初去圣彼得堡进行督导。在12月17日首演时，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对它们推崇备至，然而这两者都不能算是成功，因为评论普遍不佳，柴可夫斯基12月22日写信告诉阿纳托里说他“情绪坏透了”，又说“舞台布置虽然不错，但芭蕾舞曲却令人生厌”。

    以后，人们依然不重视他的这两部作品。即使今天《Yolanta》也一直未能再抬头。在双重的失败下，柴可夫斯基再次逃避到西欧去。莫杰斯特说：“好像有一些无名的力量在迫使他东奔西跑……他不能长久在一处停留，但这主要是由于他常觉得每一个地方都比我们所住的处所要好……”

    如果柴可夫斯基想在西欧寻找安逸与解脱，那可真是大错特错。他在12月28日从柏林写信给达维多夫，说他有意放弃新交响曲的编写工作。几天后他又写信告诉莫杰斯特说：“除了难过以外，别无其他消息。”而且还说第二天要去探望40年前的女家庭教师劳妮，因为最近听说她仍健在。

    此一番会面，使他“充满恐惧，好像是要进到死人的世界一般”。及至看到劳妮几乎没有怎么改变，而且不像是70高龄的人时，他才放下了心：“我流下泪来，但她迎接我时却很亲切而且高兴，好像我们只有一年没见面似的……过去的一切都清楚地出现在我眼前，我似乎呼吸到了沃特金斯克的空气，听到了母亲的声音。”

    柴可夫斯基与劳妮郑重道别后，1月14日前往巴黎及布鲁塞尔。10天以后他又到奥德萨督导《黑桃皇后》的排演及指挥全部都是他自己乐曲的音乐会。他也腾出时间，坐下来让库兹涅佐夫为他画那幅有名的画像。

    关于那事，莫杰斯特曾表示了他的看法：“那个艺术家虽然不知道柴可夫斯基内心的情感，但却把他当时身心的悲凄情景全都揣摸及描绘得非常成功……没有任何一幅柴可夫斯基的画像比那幅更为真实和生动。”

    经过几个月的辛苦奔走，柴可夫斯基在1893年2月初回到克林，突然感觉到自己再也没有前途可言了。2月9日他写信给莫杰斯特，说他所需要的是对自己的信心。由于他对自己的信念已经动摇，所以他认为自己担任的角色已经告终了。

    他在一个星期后开始编写一首新交响曲。这项工作证明了他所担任的角色绝对没有结束。对全世界来说，那是他所有乐曲中的杰作。

    宝刀未老

    柴可夫斯基1893年2月23日写信给达维多夫时，第一次提到《第六交响曲》：

    想必你已经知道，我在秋天完成的一部分交响曲都已毁弃了。我那样做是对的，因为它们内容空洞，缺乏灵气，实在不好。

    我是在1892年12月要去巴黎旅行时，才有了编写交响曲的念头。现在虽然已经有了大纲，但对所有的人而言它却永远是一个谜。如果谁能猜得出的话，就由他们去猜吧。

    这首交响曲充满了主观的情感，我在旅行期间构思时曾常为它流泪。现在回到家后专心编写，不到四天就已经完成了第一乐章，其余部分也都在脑海中构思酝酿完成了。

    这部作品在形式方面作了许多创新，例如，最后一个乐章不是大快板，而是采用了具有相当深度的慢板。你绝对想象不出当我知道自己的岁月还没有结束时是多么高兴，当我确信自己仍然有时间完成许多作品时是多么开心！或许我的看法并不正确，但我相信并不离谱。

    除了3月在哈尔科夫及莫斯科的两次音乐会外，柴可夫斯基一直安心地编写新交响曲，全部大纲在4月15日完成，进度可谓相当迅速。

    早先，他曾答应尤尔根松的请求，要尽量多写点歌曲和钢琴乐曲，为了实践诺言，他把其他工作暂时抛在一边。不久，他写信告诉达维多夫，一切进行顺利，他说：“我现在正在积极地编写乐曲，到今天为止已经写到第十首了……奇怪的是我写得越多，就越发地感到工作容易，而且也越高兴去做……如果我能在乡下住上一年，同时我的出版商也准备出版我所有作品的话，那我一年就可赚3.6万卢布了。”

    这些创作的成品，有编号72的《18首钢琴曲》，还有特地为他堂弟安德列·柴可夫斯基所编写的《军队进行曲》，及根据莫扎特的《第四号钢琴幻想曲》重新编写钢琴乐曲。

    前往英国

    在1893年5月9日那天，他参加一个19岁的学生拉赫马尼诺夫所写的歌剧《阿莱科》的首演。柴可夫斯基对这位不出名青年的作品有很深刻的印象，从许多方面看来，他注定要成为柴可夫斯基的正统继承人。

    柴可夫斯基在5月底前往伦敦，因为那时伦敦音乐协会正准备举行两场音乐会，许多外国作曲家都要出席，接受剑桥大学的荣誉学位，而且他们的作品也一一地被演奏。这一年对柴可夫斯基来说并不坏，但他却在抵达伦敦时又犯了忧郁症及思乡病。他在写给达维多夫的信中说：

    我自愿受这折磨，你说是不是很奇怪？难道我是被鬼迷住了？我昨天在旅行途中，有好几次想不顾一切，掉头回去。但没有好的理由就一走了之，而且那是多么失礼！

    昨天晚上我难过得失眠，那真是少有的事。我不但受尽了难以形容的痛苦（我新编的《第六交响曲》似乎足以表达），而且也为自己不喜欢陌生人和莫名的、不断的恐惧感难过，至于怕的是什么，那只有天知道！

    他在信中进一步抱怨他的内心的痛苦及两腿无力，发誓说除非是为了“大把的钞票”，否则将不再出国旅行。6月1日他指挥自己的《第四交响曲》的演出，伦敦的听众很表欢迎。他在两天后骄傲地告诉莫杰斯特，说他的第一场音乐会“非常成功”，又说大家一致同意柴可夫斯基获得了实际的胜利，连在他后面演奏的圣桑都为之失色。

    纵然这次成功是暂时性的，显然它也确实使柴可夫斯基的不愉快暂时消除，因为他说过他对伦敦的第一印象受恶劣气候影响最大：“因此我不知道它的乡下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天知道，巴黎比起伦敦来只不过是个村落而已！走在这里的摄政街或海德公园时，看到的是那么多的华丽车马，那可真会把人给弄得眼花缭乱。”

    但是，一星期后，他的旧病复发了，我们发现他抱怨他所必须忍受的痛苦生活，没有片刻的安静，以及永不停止的烦躁、惧怕、思乡与疲乏。他只好自我安慰，不断告诫自己，解脱的日子马上就要到来了。

    6月12日剑桥大学开始举行颁奖典礼，那一天可以说是让柴可夫斯基解脱痛苦的一天，和他一起出席的有圣桑、布鲁赫。柴可夫斯基发现布鲁赫却是个没有同情心及极为骄傲的人。格里格虽也是受奖人之一，但他因病而未能出席。圣桑是柴可夫斯基的老朋友，同时，还有位名人也和他相处得很好。

    那天晚上的音乐会，是由每位作曲家指挥他自己的一首乐曲。柴可夫斯基选择了他的交响乐诗《里米尼的弗兰切斯卡》，结果圣桑对他的“伟大天才及超特的技巧”表示由衷的敬佩。

    第二天早晨，这四位作曲家都戴着有金穗子的黑天鹅绒四方帽，穿着红白色的丝长袍去接受他们的荣誉学位。柴可夫斯基对剑桥大学所保留的中世纪奇特习俗，以及它那种像修道院般的古老建筑留下极深的印象。同时，他也非常惊奇于他自己对此地的亲切感。

    次日，他离开英国，前往巴黎。柴可夫斯基写信告诉康德拉契耶夫，说现在一切都已过去，回想起在英国每个地方访问时，他们对他那么亲切，确实令人欣慰。但由于他的脾气古怪，因此他在那里时并不开心。

    柴可夫斯基回到莫斯科时听到了阿里布列赫特和席洛夫斯基都已去世的坏消息，同时，他的朋友阿布赫金也生命垂危。莫杰斯特回忆他哥哥当时的异常反应时，曾这么说：“早几年前遇到这样的伤心事时，难过的程度比现今要严重得多。现在，他似乎对于死亡的看法不那么迷惘和惧怕了。究竟是他现在的感觉较为迟钝，还是近年来的痛苦遭遇使他了解到死亡经常是一种解脱呢？我真是说不出来。我只想强调一件事实，从他自英国回来以后，直到他死亡时为止，虽然坏消息一再传来，他却始终保持像往常一样的愉快、平静。”

    当他安全地回到克林时，随即就开始编写《第六交响曲》。尽管他在管弦乐曲方面经常遭遇困难，仍旧在八月底将它完成了。他高兴地写信给尤尔根松：“当我知道我已经完成了一件好的作品时，说老实话，我从来没有感觉如此自满，如此骄傲，及如此快乐。”

    但在给达维多夫的信中，他却表示有关音乐界对他新作品的反应如何，他比较没有信心：“如果这新交响曲首先遇到的是毁诋或无人欣赏，我认为那是很自然的事，一点也不值得惊讶。不过，我认为它是我所有作品中最好的，我爱它的程度比爱我以前任何一首乐曲都深。”

    他在听到阿布赫金死去的消息时，依然处之泰然；但在同时期写给尤尔根松的信中，他却明白表示梅克夫人的事仍旧困扰着他。他说：“人们如果也看过这些信件的话，我相信他们会认为火变成水也许比她停止对我的补助来得可能。当她准备把所有的财产都给我时，人们一定奇怪，我怎么能满足于那样微不足道的一点点数目。但突然间，什么都没有了。更重要的是，我居然还真正相信她已经破产。实际上却不是那么回事，那只是一个女人的多变而已。这事真让人恼火，但是我并不在意。”

    《悲怆交响曲》

    在短期访问过汉堡以后，柴可夫斯基开始了去年秋季未完成的交响曲第一章的编写工作，然后在搁置了一段时间后，又把它拿来作为一首新钢琴协奏曲的第一章节。这单章是以后出版时编为75号的《降E大调第三钢琴协奏曲》。

    柴可夫斯基在思考新计划时，总是把歌剧列为优先，他再次要求他弟弟莫杰斯特为他寻找一个合适的题材。他于1893年10月19日离开克林，准备到圣彼得堡，指导《第六交响曲》首演的排练。当火车经过伏罗洛夫斯克村时，他对同车的旅客指着教堂墓地说：“我死后要葬在那里。”

    虽然他也对塔涅耶夫表示，他死后希望葬在伏罗洛夫斯克的教堂墓地，但这些话都不应该看做是他即将死亡的前兆，那可能是他刚在莫斯科参加过他朋友泽利夫的葬礼，有感而发的。事实上，10月22日抵达圣彼得堡时，他的身体和精神的确都很好。

    6天后，柴可夫斯基在俄国音乐协会举办的季节性音乐会揭幕时，指挥新完成的《第六交响曲》演奏。正如他所预料的，这首作品并未引起听众的共鸣，报界的反应也很冷淡。只有一个评论家对它表示推崇。柴可夫斯基一生当中，经常对报界及其他方面的敌意批评非常敏惑。现在，正是他的生命将告结束时，他却对一切置之不理，始终相信他这首交响曲是“他已经编写完成或将要编写的乐曲中的最佳作品”。

    在音乐会过后第二天早晨，莫杰斯特发现柴可夫斯基用早餐时精神很好，他的面前放着那份乐曲。莫杰斯特回忆说：

    他同意在当天把它送给尤尔根松，但名称尚未确定。他不想只给它编个数字，甚至原本想要称呼它为“标题交响曲”的想法也放弃了。“为什么要那样？”他说，“我根本不愿给它起那个名称。”我建议可用“悲剧”作为它的名称，但他也没同意。当我离开屋子时，他仍旧拿不定主意。我突然想起“悲怆”两个字，于是就又回到屋中告诉他。他听到以后叫起来。

    我觉得这情形恍如昨日，依旧历历在目。他说：“好极了，莫杰斯特，那真是再恰当不过的了，我们就叫它《悲怆交响曲》。然后，他就当着我的面，给《第六交响曲》加上了这个令人熟知的名字。

    有一件莫杰斯特没有透露的事，那就是柴可夫斯基在几个小时后又改变了主意。他写信告诉尤尔根松，要求他在乐曲的标题页上只印“献赠给达维多夫”的字样，并编出交响曲的号数，及写明作曲者的姓名，此外别的东西一概不要。尤尔根松没有理会他的要求，于是《悲怆交响曲》才得以留传于世。

    这支交响曲没有正式标题并不奇怪，不过在他死后所发现的一份草稿中，或许不难发现他的想法：“这交响曲的终极精义是生活。第一部分完全是代表着热诚、信心及渴求活动。它必须短一点（最后的乐章表示死亡——那是崩溃的结局）。第二部分代表爱情；第三部分代表失望；第四部分代表死亡（也必须简短）。”

    《悲怆交响曲》中的音乐并不像《第四交响曲》那样，它没有表示人和命运的斗争；相反，它意味的是人们必须接受生命的常态。不过以这种方式来讨论音乐，经常有一种危险，究竟交响曲中包涵的是什么，那就得全凭每一个聆听的人自己去发掘了。如果他在音乐中出现悲观与失望的情绪，他应该记得莫杰斯特曾说过，柴可夫斯基在编写这乐曲时是“心满意足”。

    他甚至还拿死亡开玩笑，他曾向一个做演员的朋友说过：“在我们死去以前还有的是时间，现在我们都还不会死！我觉得我将活得很久。”这时，进一步的迹象显示他并没有死亡的征兆，同时也不像传闻所说的，他正在考虑自杀。

    《悲怆交响曲》演出之后，在给尤尔根松的信中，他立即把听众的反应简单地告诉了他，说他已经对工作恢复了信心，最后还加上一句话：“我们马上就可谈这件事，因为我要在星期六到莫斯科去。”那几乎不是一个垂死的人所说的。但是以后确实如何，现在仍然有各种各样的传说。

    生命的尽头

    在写信给尤尔根松之后的第三天早晨，柴可夫斯基没有吃早餐。他告诉莫杰斯特说自己因消化不良一夜未睡，实际上他到一家酒馆喝酒，一直到凌晨两点才离开。

    后来，他在11月2日到纳甫拉尼克去，但回来的时候病情未见好转。不过，他不让莫杰斯特为他请医生。使得莫杰斯特及达维多夫大为惊恐的是，柴可夫斯基在餐桌上喝了一杯生水，他们事先曾警告说那很危险，因为霍乱又在这个城市发生。

    柴可夫斯基似乎对这个夺走他母亲生命的可怕传染病并不以为意。下午的时候，医生到来，他已病得非常厉害了。傍晚时莫杰斯特感觉事态严重，特地请来一位圣彼得堡最有名的内科大夫。大夫看到柴可夫斯基的病状后，立刻将当医生的弟弟也找来共同会诊。

    柴可夫斯基越来越衰弱，开始诉说他的胸口疼得厉害。他告诉莫杰斯特说他相信这就是所谓的死亡。

    第三位大夫又被请来了，他们一同诊治柴可夫斯基的疾病。围绕在他病床的人整夜都在想方设法使他减轻痛苦，看来他们的努力在第二天早晨有了一些效果。柴可夫斯基感觉好些了，说自己已经从死神的虎口中被救将出来。

    但是，柴可夫斯基病情的好转仅仅是昙花一现。第三天他的病情又严重了。他相信自己即将死去，因此命令医生们全都离开。他随即就进入第二期的最危险状态，肾脏功能已经消失，精神也开始错乱。

    索伏朗诺夫从克林前来探望，但他的主人已经神志不清，认不出他来了。最后医生以热水浴为他作孤注一掷的最后治疗，结果仍无济于事。尼古拉请来一位牧师为他作临终圣礼仪式。莫杰斯特说，柴可夫斯基在昏迷状态中，始终不停地以一种恼怒或责备的口吻提到那个“该诅咒的人”，莫杰斯特认为柴可夫斯基指的是梅克夫人。

    1893年11月6日早晨3点，柴可夫斯基带着一种“清楚认知的不可形容的表情”离开人世。三位医生和他的兄弟尼古拉、阿纳托里、莫杰斯特，以及达维多夫、忠诚的仆人索伏朗诺夫都在床边陪伴着他。

    柴可夫斯基的真正悲剧是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敏感与苦闷性格所构成的幻想与恐惧的阴影下度过。正当他要从这阴影中逃脱，从而达到创作能力的巅峰之时，这种幻想与恐惧的阴影顿时变成了事实和命运，无情地把他带离了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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