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中的治国谋略

    “毛泽东是靠了一本《三国演义》战败了蒋介石的八百万大军的。”

    《三国演义》是罗贯中根据陈寿的《三国志》、裴松之的注、范晔的《后汉书》以及《三国志平话》等史实和某些传说而创作的历史小说。小说主要的内容是叙述魏蜀吴三国相互之间政治和军事的斗争，史实繁杂，故事曲折，人物生动，有声有色。是古典四大名着中最具韬略的章回小说。

    对于《三国演义》这部历史小说，毛泽东早在青少年时期就十分喜爱。他说：“读《三国》，不但要看战争，看外交，还要看组织，是政治家、军事家必看的书目之一。”早在井冈山那样斗争环境严酷的日子里，在打土豪时，他还希望在土豪家里能找到《三国演义》之类的书来读。在延安时，他作报告，多次引用《三国演义》的故事借古喻今。1936年，毛泽东在给当时任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的邵力子写信时，就曾引用“《三国演义》云：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借以形容国共两党的关系要“和”不要“分”。在毛泽东的着作、报告、讲话、演说当中，引用《三国演义》的历史故事，可以说不胜枚举，多有见地。毛泽东对《三国演义》有不同角度的引用、借喻和评论。

    从中获取了不少治国谋略，而且引用时都赋予新意。

    毛泽东为什么喜爱《三国演义》呢？他有自己的独特见解，早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读书的最后一年，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第四章《害及恶》的批注中，便提到三国：“吾人揽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三国竞争之时，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这正是毛泽东对《伦理学原理》作者泡尔生“无抵抗则无动力，无障碍则无幸福”论点的阐发。可见，毛泽东早年读《三国演义》时，就是从这个基本点出发的。

    在新中国初期，他不仅继续沿着古为今用的思路，引用三国故事说明现实问题，他对《三国演义》的喜爱和关注，贯穿了一生的经历。有一个外国军事家曾经赞叹道：“毛泽东是靠了一本《三国演义》战败了蒋介石的八百万大军的。”可见，《三国演义》在毛泽东一生革命斗争实践的作用。仅从军事上就可以看出这是一部活的，最适用的兵法战书。

    “你看过《三国演义》没有？”

    《三国演义》中，多处讲到偷袭、打埋伏，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你们是不是先给敌人打圈子，牵着它的鼻子转，等它疲劳了，再设法消灭它的有生力量。

    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开始后，王震请张鼎丞等人吃饺子，当时，国民党对革命根据地的封锁更加严酷，革命根据地的生活更加困难，能吃顿饺子，简直算是过个年。几个人连吃四大盆。吃过饭，王震用手抹抹嘴，掏钱结帐。糟糕，钱不够。

    正在这时，被选送到中央红军大学上学的湘赣红十七师青年部部长刘道生推门进来：“王政委，毛主席刚刚把那批客人送走，请你去呢！”“好，好，马上去！小刘，你有没有一块光洋，先借给我！”

    刘道生回答：“有，我有三块呢！你先去，我来结帐！”王震扭头要走，张鼎丞把他喊住：“咱们可讲好了，我在这里等你，毛主席给你谈话的主要内容一定要给我透点风！”原来，毛泽东约王震上午九点谈话，当王震准时来到毛泽东住处时，警卫员告诉他说：“有批客人有急事，临时夹了进去，毛主席让转告你说，十分对不起，让你再等一个多小时。”

    毛泽东住处的门口是一株挺拔高大的槐树，遒劲的树枝在寒风中傲挺着。和原来在叶坪一样，毛泽东住的仍是里外套间，里间供休息用，外间摆几把竹椅，几个长条凳，作会客室。一应摆设依然简陋，表现着主人简朴、不拘小节的性格。

    毛泽东虽然更加消瘦了，但眼睛仍然是那样炯炯有神。“汇报的情况怎么样呢？”王震刚坐下，毛泽东就问。显然，毛泽东是问王震向临时中央和军事顾问李德汇报情况时的情景。一提到汇报，王震气就不打一处来：“根本就不让我汇报完，这不，我的汇报提纲，您看看！”毛泽东接过王震的汇报提纲，点燃一支烟，翻看着，露出喜悦：“很好呀！你的汇报提纲很好呀！”

    毛泽东问王震：“听了你的汇报后，参加会议的领导同志作了哪些指示呢？”“讲了不少，但中心意思是短促突击，以堡垒政策反对堡垒政策！”

    毛泽东轻敛眉峰，沉思了一会儿问王震：“堡垒对堡垒？敌人有多少人？多少枪？你们有多少人？多少枪？堡垒对堡垒你们摆得满吗？你们的司令部又摆在哪个堡垒上呢？”

    王震很是赞成毛泽东的意见，说：“是呀，敌人兵多枪多，我们和它兵将相对，怎么也对不过！”“你看过《三国演义》没有？”“没有看过，但我和那些大学生流亡武汉时期，听那些大学生讲过，三英战吕布、舌战群儒、《出师表》、六出祁山等，知道一点！”毛泽东深吸了一口烟，循循善诱：“《三国演义》中，多处讲到偷袭、打埋伏，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你们是不是先给敌人打圈子，牵着它的鼻子转，等它疲劳了，再设法消灭它的有生力量。消灭它的办法，可不可以用偷袭、打埋伏，截击敌人的行军纵队，找它的腰部或尾部打？总之，还是要用那个‘十六字诀’。千万不能硬攻。尤其是北方军队善守，他们做工事，你们便不要打了。只有这样，你们才能保住一整块地盘，为红十七师返回湘赣苏区准备个立脚之地。不过，有人批我说，打埋伏是三国主义路线。我说，《三国演义》在青少年时期看过，多年来没有再看了，但印象还很深就是了。我的这番话，你回去，可如实转达给弼时同志。其他无关同志，就不要讲喽！”

    王震点了点头，又问道：“那李德、博古同志讲的堡垒对堡垒怎么办？”毛泽东当即回答：“当然也要转达，我的是我个人意见，他们的是代表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意见。”王震深感毛泽东是一个既坚持原则，又组织观念很强的人。接着，毛泽东又问湘赣苏区的其他情况，并亲切地问到任弼时的身体、工作情况：“弼时同志对湘鄂赣苏区的工作过问得多吗？”王震说：“没有听说他过问，不过他是湘赣省委书记，又不是湘鄂赣省委书记。”毛泽东笑了：“弼时同志谦虚谨慎，他从来没有给你们亮过他这个牌子！”毛泽东站起来，给王震续了茶水后，双手叉腰间，望着王震说：“弼时专门来电，催你赶快回去。红十七师北上南浔路后，你们湘赣苏区正处在严重的危急关头，很需要你这样熟悉湘赣苏区的干部。

    王震者，湘赣人也，你王震还是回到湘赣，去数井冈山的石头吧！”“二次全苏大会已结束，主席命令我回，我明后天就返湘赣！”王震是个急性子，加之想念战友，想赶快回去。毛泽东又笑了：

    “看来你王震是个急性子，说走马上走，过两天，就是‘二七’大罢工十一周年，瞿秋白要主持召开纪念大会，你是二次全苏大会代表中唯一的铁路工人出身的，秋白同志想请你参加大会后再走！”

    临别时，毛泽东紧握王震的手说：“你们湘赣苏区群众基础好，地形也好，预祝你们在反‘围剿’斗争中取得新胜利！”王震望着有些憔悴的毛泽东，十分动情地说：

    “望主席保重身体！”毛泽东关切地说：“听说你得了疟疾，还未全好，你也要保重！”王震向中央政府附近的小饭馆走去，依约去见张鼎丞。他走出很远，回头望去，只见毛泽东仍在寒风中屹立，向他挥手告别。王震也翘首向毛泽东招手。蓦然间，一种说不出的复杂感情在王震心头泛起：几多温暖，几多忧虑，心中像打翻了五味瓶。

    这次谈话几十年过去了，王震还忘不了。特别是关于《三国演义》的那些议论，使他开了不少窍。

    黄洋界上《空山计》

    “你上得山来我别无敬，我准备红米南瓜、南瓜红米，犒赏你的三军，你来、来、来！请你到井冈山上谈革命。”

    1928年7月中旬，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等人，不顾红四军永新县联席会议关于红四军不宜去湘南，应继续在湘赣边界开展游击战争的正确决定，将二十八、二十九团拉往湘南。8月中旬，二十八、二十九团在打郴州时惨遭失败，即所谓“八月失败”。毛泽东指挥三十一团，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下，用四面游击的战术，将敌军11个团围困在永新城附近达25天之久。当得知郴州失利的消息后，毛泽东立即召开连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决定留三十一团团部和一营坚守井冈山，由毛泽东率三十一团三营去湘南迎还红军大队。8月30日，湘赣敌军四个团乘隙进攻黄洋界哨口，何挺颖、朱云卿、陈毅安等根据毛泽东的部署和战术要求，指挥不足一个营的兵力，在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加固和增修工事，布设鹿寨陷阱，凭险抵抗。进攻敌军不是被枪弹击中滚下山崖送命，便是掉进陷阱踩上竹签受伤，因而东奔西窜，其狼狈之状，可悲可笑，不得不乘夜而逃。

    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红军指战员，大家兴奋不已，议论不止。有的说，这真像当年诸葛亮的空城计；有的说，诸葛亮只会退兵，并没有消灭敌人，哪儿比得上咱毛委员的空山计！接着有人提议，我们也编一段《空山计》唱词，大家都当诸葛亮，唱唱毛委员。于是便你一句，我一句，他一句，很快汇集成一段《空山计》唱词：

    我站在黄洋界上观山景，只听得山下人马乱纷纷，举目抬头来观看，原来是湘赣来的兵。一来是，农民斗争少经验，二来是，二十八团离开了永新，你既得宁冈茅坪多侥幸，为何又来侵占我的五井？你既来就该把山进，为何山下扎大营？你莫左思右想心不定，我这里内无埋伏外无援兵。你上得山来我别无敬，我准备红米南瓜、南瓜红米，犒赏你的三军。你来、来、来！请你到井冈山上谈革命。

    龙普林是按照京剧舞台上诸葛亮的《空城计》的唱腔和板式演唱的，在一把京胡的伴奏下，他果然是嗓音甜润，唱腔准确，行腔优美，有板有眼，显得颇有京剧演唱功底。加上他那熟练的表演动作，宛如当年诸葛亮高坐在城门楼上，面对城门楼下的司马懿及其兵马，城门大开，一面是若无其事地手摇羽扇，城门观景；一面是悠然自得的弹琴说唱，向犹疑不决的司马懿表白城内无埋伏，城外无援兵，从而使一向多疑的司马懿更加怀疑智足多谋的诸葛亮在引诱他进城上钩，不得不退兵而去。既像当年设空城计的诸葛亮再现，又如黄洋界智勇退敌兵的哨口红军。最令人称绝的是最后一段唱词：“你上得山来我别无敬，我准备红米南瓜、南瓜红米，犒赏你的三军，你来、来、来！请你到井冈山上谈革命。”更加显示了红军的英雄气概和无穷智慧，以及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必胜信心。这些远远超过了当年诸葛军师的智勇和胸怀。

    京剧《空城计》几乎是尽人皆知，但那时的红军队伍里真正会《空城计》唱腔的人却少得可怜，唯有二团二连连长龙普林会唱京戏，尤其喜欢唱《空城计》。他多才多艺，非常活跃。他个子不高，但长得十分匀称，脸色不白，却十分俊秀，加上他那一对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一看就是个聪明干练的人。他根据京剧《空城计》的唱腔唱词，对大家的创作加以修改润色，终于唱出了一出新的《空城计》。演唱时，他神形兼备，加之他的典型的京剧道白和熟练的表演动作，更加深了京剧的韵味，引得大家也喜欢起京剧来了。

    这一天，毛泽东将朱德、陈毅带领去湘南的部队迎回井冈山，悬在他心上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时值中秋时节，秋高气爽，夕阳西照，景色更加宜人。为了欢迎红军大队归山，在砻市广场上，一阵歌声过后，大家便首推龙普林出来唱新京戏《空山计》。他的演唱悠然而自信，宛转而坚毅，如高山流水，似秋云明月，有声有色，有情有意，十分感人。因“八月失败”自湘南返回的一些同志开始还一脸愁云，随之也云飞雾散，脸上绽开了花朵。一段《空山计》，驱散了人们心头的愁云，唱出了大家的信心。不久，毛泽东便写出了着名的诗篇《西江月·井冈山》：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黄忠张飞

    毛泽东经常引用《三国》故事借古喻今。

    1929年12月，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这就是我们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古田会议”。毛泽东的着名文章《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就是为这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的第一部分。毛泽东不是泛泛讲许多大道理，而是给大家讲了《三国演义》中老将黄忠大败夏侯渊的故事，用这个故事来启发和教育大家。毛泽东说：“黄忠本来年迈、体衰，很难取胜夏侯渊。可是诸葛亮使用了‘激将法’，把黄忠的勇气鼓动起来了。于是黄忠表示：如不斩夏侯渊于马下，提头来见。结果，黄忠果然杀了夏侯渊。”

    1944年10月，他在延安中央党校给学员作报告，讲到干部要坚持原则性时，生动地举了《三国演义》中的一个事例，关羽过五关斩六将，护送刘备夫人来到古城，当他叫张飞出来迎接时，张飞却圆睁环眼，倒竖虎须，吼声如雷，挥矛向关羽便搠。毛泽东说：“关羽形式上投了曹操，封了汉寿亭侯，杀了颜良、文丑，你又回来究竟是干什么来了，我们也要学张飞的原则性。”

    今晚只唱“借东风”，不唱“草船借箭”

    “今天，我们不必登上七星坛，风就来了，这还不是个便宜事儿？您就放心大胆地开船好罗！”

    1932年4月初，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的周恩来，从瑞金赶到长汀召开会议，讨论和批准了毛泽东提出的红军主力远离根据地，“直下漳州”的军事进攻建议。

    为了组织好这次战役，毛泽东在会后带警卫排星夜从汀江坐船赶往上杭。他们来到江边，此时风雨正盛。老船工说风大浪急太危险啦。

    随行的警卫员吴吉清回忆道：“这时候，我们的心情都一样。望着这滚滚的江面和乌云密布的夜空，有谁不为主席的安全着急呢？”

    只听他很风趣地一字一板地对老船工说：“老人家！我们顺流而下，正用得着大风大浪。当年诸葛亮费了多大的劲，才借来了东风啊！

    今天，我们不必登上七星坛，风就来了，这还不是个便宜事儿？您就放心大胆地开船好罗！”

    夜空里，突然飞来两响刺耳的枪声。

    紧接着，西岸大山的悬崖之上也打过两声冷枪，好像在回答对方的问讯。看着这个情景，大家都知道进入了被红军打散的敌军残部的封锁线了，便立刻掏出驳壳枪来，把身子贴伏在船沿上，做着应付一切意外的战斗准备。并且在船上仅有的这一小块地方，给毛主席和随行的陆定一同志做好了掩护。可是，毛主席非常镇静，他让我们把枪收起来，然后才不慌不忙地低声说：“敌人打冷枪是搜索情况，我们只装作没听见。这样就是胜利。不要忘记，我们今晚只唱‘借东风’，不唱‘草船借箭’。留着这伙残敌，让我们的赤卫队去收拾好了！”

    就这样，毛泽东一行，轻声说说笑笑地到了上杭。

    1932年4月20日，红军一举攻下漳州。

    毛泽东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有极高的语言说服艺术，当老船工担心风急浪大行船出事。他顺手拈来借东风的故事，并把诸葛亮借东风与“我们”借东风做了比较，指出前者借东风“费了好大的劲儿”，而“我们”借东风“则不必登七星坛”，也就是省劲儿多了，并诙谐地说这是“便宜事儿”，真是妙语天成。在大风大浪面前，毛泽东以轻松自如的谈吐。形象生动的比喻，由浅入深的引导，把困难条件一下子化为了有利条件，循循善诱地说服了老船工，也说服了面对恶劣天气为他安全着急的警卫战士，创造了“胜似闲庭信步”的氛围，足令担心者放心了，着急者沉稳了，大家满怀信心地去战胜困难。

    遇到敌人打枪，他出奇的冷静沉着。在判断是残敌盲目打枪探问情况后，他又顺着刚才的思路说：今晚只唱借东风，不唱草船借箭。只唱借东风，是因为行船的目的是到达上杭指挥攻打漳州的战役，不可因途中恋战而贻误军机；不唱草船借箭，是告诫拔枪欲战的警卫人员不可轻举妄动。用《三国演义》中两个故事情节，表达了自己的“战斗方案”。毛泽东的语言艺术不能不令人拍案叫绝。他所导演的三国戏剧，最终使险境变为通途。

    “说破英雄惊煞人”

    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巧借闻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

    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巧借闻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

    这四句诗说的是当年刘备羽翼未丰、屈居曹营的故事。刘备确是个聪明人，他深知自己栖身虎穴，决不能让疑心很重的曹操识破他的雄心壮志。而当他的心机突然被曹操道破，一下子使他露出惊恐神色时，他又巧借闻雷来加以掩饰，从而避免了一场眼看就要发生的杀身之祸。

    毛泽东遇险不惊，随机应变的本领一点也不亚于刘备。他在紧急关头不动声色的和张国焘周旋，在识破张国焘阴谋的情况下，采取了有利的措施，躲过了张国焘的明枪暗箭，终于脱离了险境。

    红军长征到达四川懋功，毛泽东率领的一方面军和张国焘部的四方面军会合。从此毛张之间发生了北上还是西进的分歧。经过毛泽东的努力，在毛儿盖勉强达成共同北上的协议，同时将两个方面军分编成左路军和右路军。张国焘统左路，毛泽东率右路。但这样做并没有消除分歧。张国焘的左路军中有支持毛的朱德和刘伯承，毛泽东的右路军中则有张的心腹陈昌浩。毛泽东到班佑时，张国焘分裂的迹象重新出现。张国焘借白河涨水左路军无法渡河，重提他的西进计划。毛泽东则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要求张继续北上。张仗着人多枪多，拒不服从，并向右路军指挥部里的陈昌浩发来一份密电，企图用“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方法来挟持毛泽东和右路红军随他西进。由于叶剑英的机警，毛泽东先于陈昌浩知道了电报的内容，形势非常紧张，因为毛泽东的部队早已分散，第一军团距班佑有两天的路程，而附近却有张的两个军。彭德怀着急，如果四方面军要缴三方面军的械，我们该怎么办呢？他敦促毛：抓住一些人质，以防止出现红军部队自相残杀的不幸局面。

    毛泽东没有采纳彭德怀的建议。他知道张国焘电文中“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是什么意思，但毕竟没有公开威胁要“武力解决”中央。如果先自采取抓人质的办法，那一场自相残杀倒真是不可避免。他装做什么也不知道，去会见陈昌浩。陈向毛泽东转告了张国焘的命令。毛泽东竭力设法争取陈昌浩赞同他的主张，他很相信自己的说服能力。但是，陈对张唯命是从，根本听不进毛的劝告。

    最后的争取工作已无济于事，毛泽东心里有底，事情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刻。后来他说，那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他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可能在这短短的一刻丧失殆尽。长征可能中途而废，天亮之前红军也许就要自相残杀了。

    怎么办？毛泽东知道劝说无效，于是对陈说，假如部队要改变路线，他必须和政治局的其他人商量一下。他说，周恩来和王稼祥正在三方面军司令部养病，“让我和洛甫、博古去他们那儿开个会”。陈昌浩同意了。开会嘛，是应该的，反正不同意也得同意。

    其实这是毛泽东的脱身之计。分歧不可挽回，力量对比又相差悬殊，唯一的办法就是金蝉脱壳。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至于谁对谁错，只有走着瞧。

    毛泽东火速赶到三方面军驻地，和常委们作出紧急决定：第三方面军凌晨二时出发。以什么名义离开呢？毛泽东派叶剑英去告诉陈昌浩：部队要回头南下，要过草地，需要准备更多的粮食，所以动员整个部队天一亮就去地里割青稞。陈没有表示反对，他一点也不担心，他认为毛泽东只有那么多人，不敢自行离去。

    等陈昌浩发觉一方面军开拔后，毛泽东的人马已经离开了陈的“势力范围”。陈派了红军大学的一个学生和四方面军的一部分人，举着“反对毛泽东逃跑”的标语追上来。毛泽东对他们说：想南下的，请便；不愿北上的，也请便，绝不强迫。南下是没有出路的。至于不愿意和党中央一起北上的人，可以等一等。我们可以作为先头部队先走一步。我们先走，去开辟根据地，完成我们的任务。我们欢迎你们来参加我们的队伍。我相信，一年之后，你们会来的。

    毛泽东说得一点不错。四方面军经过一番挫折，最后还是回了头，于1936年10月10日到达陕北。整整一年，一天不差。红军三大主力在毛泽东的坚持下，终于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在陕北胜利会师，开始新的战斗历程。

    杨尚昆说：长征中，毛泽东率领一、三方面军单独北上，是极为关键的一步。没有这一步，也就没有一年以后三大主力红军在西北大会师。如果没有北上这一着，一、二、四方面军统统集中在藏区的贫瘠地区，慢慢地就会被消灭了。因为那里既没有条件扩大军队，更没有条件搞生产，那里是草原和不毛之地，敌人把几个小山口一封，你就没有办法了。

    结果毛泽东的韬略获得了胜利。

    “合则两利，分则两伤”

    毛泽东很欣赏“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认为这符合辩证法。

    从1936年到1964年，在近30年的时间里，毛泽东在涉及革命和建设的大事面前，先后几次引用《三国演义》开篇的头句话“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他认为这句话很符合辩证法。

    《三国演义》的作者给周秦以来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概括了一条规律：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种统一和分裂代谢的历史观较为符合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的表象，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人民群众反对分裂要求统一的愿望，有历史进步性和人民性。

    因此它成了人们评定历史评定事情发展规律的口头禅。具有浓厚三国情结的毛泽东，用唯物辩证法的眼光去观照《三国演义》的这句话，紧紧抓住了其“符合辩证法”的精髓。

    在《三国演义》里，这句话只适用于社会历史现象，毛泽东却做了广泛的发挥。党派之间的分离与合作，党内的团结与斗争，国际间的和平与战争，生产规模的集中与分散……都被这个规律所笼罩着，说明了他把《三国演义》中这句话里的辩证法广泛活用到现实生活中去了。

    但是，《三国演义》作者的分合论，在承认社会分与合、乱与治的相互转化的辩证性外，作为历史观却带上明显的宿命论色彩。“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两个“必”字，很容易使这种历史观导致历史循环论。因为它掩盖了社会历史每次分合的具体历史内容，抹杀了社会历史每次分合是在进步与倒退的斗争中螺旋式上升的事实，而不是分与合的机械的平面的简单循环。

    1938年5月4日，延安抗大的学员聚精会神地听毛泽东讲课。

    毛泽东指出，国共合作分为三段，第一段两党合作，第二段两党分裂，第三段两党又合作。毛泽东说：——“按照中国古书《三国演义》你们看过吗？——那里开头就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过去分了10年，现在又合起来，当然，把这话拿到现在来说是不正确的，现在合起来不一定再分。我们可以把它改成两句话：国共两党，合则两利，分则两伤。”正是基于这种分合论本身的缺欠，毛泽东有时使用时对其进行了批判性的改造。他认为老是分合就搞不成什么事情了，就会犯错误。分合是有历史前提的，在国共合作抗日救国的情况下讲“合久必分”就是“不正确”的。这是毛泽东远比《三国演义》作者高明的地方，也是他对待文化遗产态度科学的地方。他是站在历史进步趋势的大前提下，来正确区分“合”与“分”的性质，从而去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

    黄盖巧使“苦肉计”

    “这叫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革命的自觉性嘛！不能吃苦怎么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不能吃苦怎么能建设新中国？”

    《三国演义》第四十六回，书中说赤壁之战中，东吴老将黄盖向周瑜提出愿意诈降曹操，以便借机火攻曹军。周瑜道：“不受些苦，彼如何肯信？”黄盖表示愿受皮肉之苦。次日，周瑜会集众将，令诸将各领三个月粮草，准备御敌。黄盖故意表示反对，提出若不能及时破曹，不如投降。周瑜大怒，责骂黄盖涣散军心，喝令将黄盖斩首。众将苦苦求情，周瑜怒不可遏，推翻案桌，喝令赶快行刑，责打黄盖一百脊杖。打到五十下时，黄盖已皮开肉绽，鲜血迸流。众将官又苦苦求免，周瑜方才指盖而言：“且寄下五十棍！再有怠慢，二罪俱罚！说罢含恨入帐。黄盖当众受辱被刑，曹兵的细作把此情报告给曹操，此时黄盖又差人秘密送来诈降书。机敏过人的曹操也被蒙在鼓里，对黄盖的投降深信不疑。后来黄盖利用曹操的轻信，将舰船堆满柴草，灌上膏油，乘东南风起，靠欺骗迫近曹营，放起大火，烧得曹军死伤无计。为孙刘联军的赤壁破曹建立了大功。”

    黄盖和周瑜为了维护孙刘联军的利益，战胜曹军，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共同完成欺骗曹操的“苦肉计”。小说中的这个情节被后人提炼成一句歇后语。毛泽东给陕北公学的学生们讲演，想到了这句歇后语。

    那是1938年2月的一天，毛泽东在成仿吾、罗迈、邵式平、周纯全等校领导的陪同下，来到了陕北公学，准备向学生们讲话。那时，国统区的一些青年学生，冲破重重封锁，来到延安，进陕北公学学习。

    毛泽东环视一下会场，说：“同学们，过去你们大都是城市里的洋学生，现在成了山沟里的土学生。”毛泽东指了指会场，又说：“你们看，开会没礼堂，上课没桌子，睡的是土窑洞，吃的是小米饭。你们能不能吃苦呀？”“能吃苦！”同学们齐声回答。“你们愿不愿意吃苦啊？”“愿意！”“为什么要自愿到延安来吃苦呢？”

    毛泽东这一问，会场上顿时活跃起来，有的说为了参加革命，有的说为了学习马列主义，也有的说延安有毛主席、有共产党给我们做榜样……毛泽东接着说：“这叫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革命的自觉性嘛！

    不能吃苦怎么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不能吃苦怎么能建设新中国？”毫无疑问，打击入侵者和建设新中国都是艰苦备尝的事业。青年学生们舍生忘死奔赴延安，他们已经初步具备了自觉吃苦的精神。黄盖为了打击入侵曹军情愿皮开肉绽；青年知识分子为了抗击日寇不怕风餐露宿，住土窑，吃小米……对战胜艰难困苦他们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自觉意识。毛泽东引用这句三国歇后语，在轻松幽默的谈话中，把历史和现实巧妙地连接起来，水到渠成地宣扬了艰苦奋斗的民族优良传统和革命自觉意识。而且，这种张扬，不是说教，不是硬性灌输，而是循循善诱，春风化雨入人心。青年学生们听了“周瑜打黄盖”的比喻，会心地一笑，那正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认同。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常常提起“嚼得菜根，百事做得”的俗语，后来参加革命了，他又多次引用“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句古语。这两句话，阐明了一条亘古不变的道理：愿吃得辛苦，艰难奋斗者，定能事业有成。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

    “事理纷繁，重在主要矛盾。你读过《三国演义》没有？”

    1941年1月17日，在陕北的中共中央部分政治局委员，陕甘宁地区中央局部分成员，还有八路军总部的一些首长们，聚集在一起。

    气氛是凝重的，凝重中还带有几多悲愤。

    这天，蒋介石在重庆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布通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撤销该军番号，并将军长叶挺交军法审判，通缉副军长项英。

    任弼时愤愤地说：“蒋介石是个十足的流氓，无赖！”

    朱德用他那浓重的四川方言谴责：“老蒋破坏抗日，不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是民族的罪人！”

    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高岗突然站起来大吼：“蒋介石消灭了我们的一个军部，杀了我们9000人，这是多么触目惊心的血腥屠杀呀——这是马日事变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重演！国共合作已经完全破裂了，我们要反击国民党！”

    毛泽东吸着烟，听着战友们的议论，平静而又十分坚定地说：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在14日我已致电周恩来、叶剑英准备在政治上、军事上全面反攻。蒋介石一切仁义道德都是鬼话，反共是很坚决的哟。我们要准备一切力量粉碎其进攻。”

    说到这里，毛泽东端起茶缸喝了一口水，轻轻地咳嗽一声清了清嗓子，继续说：“我们是必须制裁反动派，反击顽固派的，但我们要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任何党员都不许超过自卫原则。蒋介石既有抗战的一面，又有反共的一面；在反共方面也有两面性，即既有对中共实行高压政策和军事进攻的一面，又有不愿在根本上破裂国共合作的一面。我党的方针便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打对打，以拉对拉。对他不愿在根本上破裂国共合作的一面，采取联合政策；对他动摇和反共一面，采取斗争和孤立的政策。但是斗争必须是有理、有利、有节，三者缺一，就要吃亏。”这是在对国民党进行了精辟分析之后提出的高明的斗争策略。

    高岗用一种不解的眼光望着毛泽东。

    毛泽东又掏出一支烟，但没有点燃。

    “皖南新四军军部被歼——这是蒋介石杀我们的一刀，这一刀杀得很深。许多人看了这种情形，都非常气愤，就以为抗日没有希望了，国民党都是坏人，都应该反对。我们必须指出，气愤是完全正当的，哪有看到这种严重情形而不气愤的呢？但是抗日仍然是有希望的，国民党里面也不都是坏人。对于各部分的国民党人，应当采取不同的政策。对于那些丧尽天良的坏蛋，对于那些敢于攻打进步军队、进步团体、进步人员的人，我们是决不能容忍的，是必定要还击的，是决不能让步的，因为这类坏蛋，已经丧尽天良，当民族敌人深入国土的时候，他们还闹磨擦、闹分裂。不管他们心里怎么想，他们实际上是在帮助日本人和汪精卫，或者有些人本来就是暗藏的汉奸。对于这些人，如果不加以处罚，我们就是犯错误，就是纵容汉奸卖国贼，就是不忠实于民族抗战，就是不忠于祖国，就是纵容坏蛋来破坏统一战线，就是违背了党的政策。”所有人的眼光都集中在毛泽东的身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毛泽东吸引了。

    “但是这种给投降派和反共顽固派以打击的政策，全是为了坚持抗日，全是为了保护抗日统一战线。因此，我们对于那些忠心抗日的人，对于一切非投降派、非反共顽固派的人们，对于这样的国民党员，是表示好意的，是团结他们的，是尊重他们的，是愿意和他们长期合作以便把国家弄好的。谁如果不这样做，他也就违背了党的政策。”

    “为什么呢？”参谋李卓然听得入了神，忽然这样问道。

    毛泽东一手撑腰，一手拿烟。他这样答道：“事理纷繁，重在主要矛盾。你读过《三国演义》没有？”

    “读过。”

    “三国时期，荆州失守，蜀军进攻东吴，被东吴将领陆逊火烧连营700里，打得大败，其原因就在于刘备没有区分与处理好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在谋略中没有抓住主要矛盾。诸葛亮在《隆中对》

    中所确定的战略方针是‘东联孙吴，北拒曹操’。曹刘是主要矛盾，孙刘是次要矛盾。孙刘的矛盾是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所以当孙权数次讨荆州时，诸葛亮总一再推诿软磨，而不硬抗，直到最后才让出荆州的部分地方。刘备不了解这一点，派了根本不执行‘联吴为根本，争夺荆州要有理、有利、有节方针’的关羽去驻守荆州。关羽这个人虽然斩华雄，诛颜良、文丑，过五关斩六将，擒庞德，威震华夏，但孤傲自大，刘备封‘关、张、赵、马、黄’为五虎大将时，关羽怒曰：‘翼德吾弟也；孟起世代名家；子龙久随吾兄，即吾弟也；位与吾相并，可也。黄忠何等人，敢与吾同列？大丈夫终不与老卒为伍！’当孙权派诸葛瑾为儿子向关羽女儿求婚，以结秦晋之好，共伐曹操时，关羽却勃然大怒，说：‘吾虎女安肯嫁犬子乎！不看汝弟（诸葛亮）之面，应斩汝首！再休多言。’诸葛瑾抱头鼠窜而去。孙权便攻占了荆州，孙刘联盟瓦解。刘备见关羽被杀，荆州丢失，遂起兵攻打东吴，众臣苦谏都不听，实在是因小失大。正如赵云所说：

    ‘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服。’诸葛亮也上表谏止说：‘臣亮切以吴贼逞奸诡之计，致荆州有覆亡之祸；陨将星于斗牛，折天柱于楚地；此情哀痛，诚不可忘，但念迁汉鼎者，罪由曹操；移刘祚者，过非孙权。窃谓魏贼若除，则吴自宾服。愿陛下纳秦宓金石之言，以养士卒之力，别作良图。则社稷幸甚！天下幸甚！’可是刘备看完后，把表掷于地上，说：‘朕意已决，无得再谏。’决意起大军东征，最终导致兵败身亡。刘备在战争指导上的教训主要有两点：一是他不应该派不执行与东吴结好政策的关羽去守荆州；二是不应该因局部利益而损坏与东吴的结盟关系，更不应该起倾国之兵去伐东吴。抓住主要矛盾，分清主次与轻重缓急，先曹后孙才是大局为重的上策。”

    听着毛泽东口若悬河般的宏论，在座者无不顿开茅塞，面露欣喜之色。

    毛泽东把快吸尽的烟头捻灭，轻轻地丢进烟灰缸，天气太冷，他习惯地搓搓手，又继续分析说：“中日民族矛盾和国内阶级矛盾这两大矛盾中，中日民族矛盾仍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矛盾依然处在从属地位，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这一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只要中日民族矛盾继续尖锐地存在，即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全部叛变，也决不能造成1927年的形势，重演‘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

    高岗默默地低下了头。

    他的细微动作被毛泽东发现了。

    毛泽东笑了笑：“同国民党斗争是应该的，必要的，但千万不要忘记了践踏我们国土、屠杀我们人民的日本帝国主义，如果国共两党大规模内战，那可真是‘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罗！”

    毛泽东继续说道：“我们在全国主要是实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军事上要作好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充分准备。当然，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大家看这样好不好？对蒋介石的严重斗争，首先要统一全党对皖南事变的认识。”

    毛泽东认为，如此在政治上有利，在军事上稳健，可能使蒋介石在半年至一年内，不敢向我进攻。

    毛泽东在令人极易感情冲动的情况下，头脑是那样的冷静，这得益于刘备彝陵之败的教训。

    刘备和毛泽东面临的难题确有相似之处：荆州被袭击，关羽被擒杀，刘备不能不愤怒已极；皖南风云突变，新四军被歼9000余人，毛泽东不能不义愤填膺。

    不同的是：刘备怒而失去理性；毛泽东怒而保持了清醒头脑。

    失去理性的刘备分不清主次矛盾，看错了主要敌人。盲目地发动了讨吴战争；头脑冷静的毛泽东始终没忘记当时的头号敌人，是对我妄图亡国灭种的日本侵略者。而对统一战线内部“杀得很重一刀”的国民党，其斗争策略是从“政治上、军事上全面反攻”变为“政治上全面反攻，军事上做好粉碎进攻的准备”，以民族大义为重，非常正确地处理了这场危机。历史证明，毛泽东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得水乳交融，天衣无缝。

    面对“千古奇冤，江南一叶”的皖南事变，全军官兵、全党上下都异常激愤。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不理智、不理性的举动，都是点燃灾难火药桶的火星。

    毛泽东在此时讲刘备的彝陵之败，总结其中的教训，注意从现实的角度来分析和总结谈及有关的历史事件，并能用它来为现实斗争服务。

    我是诸葛亮到东吴

    毛泽东既有关云长单刀赴会之勇，又有诸葛亮出使东吴之智。

    “单刀赴会”是关云长的故事。是说关云长镇守荆州之时，应东吴将领鲁肃之约，不带人马，只凭一口大刀，渡江与鲁肃会谈，在“借荆州”问题上一阵舌枪唇剑，虽然鲁肃埋伏下刀斧手，可畏惧关云长的勇武神威，终于不敢下手，眼睁睁看着关云长手提大刀，扬长而去。

    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与小说中诸葛亮出使东吴确有相似之处。赤壁交兵前，刘备新败，退守夏口，诸葛亮的军事外交，并没有很强的军事实力作为后盾。东吴内部主战与主和两派斗争激烈，无论诸葛亮站在哪种立场，都有对立面。周瑜虽然和他都是“主战派”，但周瑜嫉恨孔明的才智，怕久后必为东吴隐患，时刻怀着杀害孔明之心。但诸葛亮不愧为足智多谋，“虽居虎口，安然如泰山”。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孔明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种复杂矛盾：他以一介使者身份出使东吴，却能操纵一切，调动一切。尽管周瑜千方百计要谋杀他，可他坐在一叶小舟上却安稳如山。他出以孙刘联合大局的公心，以智谋斗毒计，使周瑜始终无法下毒手，并促使联军取得了辉煌的战绩。

    “我是诸葛亮到东吴！”毛泽东这样讲，表明了他对所处险境的清醒了解，对斗败国民党顽固派的十足信心。毛泽东既有关云长单刀赴会之勇，又有诸葛亮出使东吴之智，诗人柳亚子称毛泽东有“弥天大勇”，此处可见一斑。

    1945年8月，毛泽东毅然决定去重庆，认为“这样可以取得全局的主动权”。

    在重庆期间，毛泽东会见各方人士，向他们做和平建国的工作，阐明共产党的主张。

    这天，毛泽东前往民盟总部（即“特园”，又名“民主之家”）看望张澜和鲜英。

    “特园”位于嘉陵江畔，此处受到国民党特务的“关照”。尤其毛泽东来到重庆后，这里由特务装扮的“香烟摊”、“修鞋摊”骤然增加。蒋介石手下的陈希曾强行租下了紧挨“特园”的“康庄”住宅，日夜监视着“特园”的活动，记录下进出人员名单，并投寄夹有子弹的恐吓信进行威胁。对此，毛泽东不屑一顾。

    毛泽东与张澜虽然“神交已久”，但这是第一次见面，他对这位“川北老人”十分敬佩。两人一见如故，很快就畅谈起来。

    张澜说：“润之先生，此次来渝，是我们意料不到的，也为你的安全担忧。”

    毛泽东微微一笑，说：“我谢表老（张澜字表方）关心。此次单刀赴会，我们是做了充分估计的，也料定他蒋介石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扣留我。我是诸葛亮到东吴，身在虎穴，安如泰山呵！”

    张澜连连点头，对毛泽东说：“蒋介石假惺惺地邀请你到国民党统治下的这块‘虎狼之地’，是在演‘鸿门宴’，他是不会有诚意的。我曾向蒋介石建议要实行民主，可是遭到了他的拒绝。”

    毛泽东道：“根据我们多年的经验，蒋介石的主意老早就定了，他要消灭我们，而且是越快越好。靠谈判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不说别的，此次三请四邀我来重庆，可我来了，他却毫无准备，且一切提案还得由我们提出，岂非笑话！”

    在整个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把握全局，以斗争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与蒋介石以谈对谈，以打对打，针锋相对。无论是会内还是会外，谈判桌上还是战场上，蒋介石都很失利，感到不是毛泽东的对手。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心中始终装着那位轻摇羽毛扇能够化险为夷的“诸葛军师”的影像，沉着应战，终于在“鸿门宴”中不卑不亢，赢得了最后的胜利，在现代史上留下精彩的一幕。

    巧设《空城计》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忽听得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展空翻影，却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

    毛泽东酷爱京剧，对古装戏尤为喜欢。在转战陕北的日子里，内战全面爆发后，国民党于1947年3月集结二十余万人的兵力大举进犯陕甘宁边区，狂妄叫嚣“二日之内占领延安。”党中央审时度势，主动放弃延安，国民党军所得到的只是一座空城。毛泽东在哪里？共产党首脑机关在哪里？敌人四处侦察，八方追击。毛泽东带领着仅有四个连的中央纵队与敌人周旋。有时与敌人相距仅几华里，但总是巧妙地避开敌人锋芒，一次次化险为夷。据当时担任卫士的李银桥回忆：8月的一天，毛泽东率中央机关来到了一个坐落在山坡上的村子——白龙庙。他坐在一块青石板上，遥望东方的黄河，面对敌人的追兵，忽然情有所系的唱了一段《空城计》：

    “司马懿的大军来得好快呀！”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忽听得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展空翻影，却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那带有浓重的湖南腔，唱出了诸葛亮的镇定自若。当晚，山下国民党几万追兵安营扎寨，篝火望不到头，毛泽东却在山上安安稳稳地睡了一觉。在转战陕北的一年里，毛泽东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从容地指挥着全国的解放战争，极大地鼓舞了军和民的勇气和必胜信心。

    现代《空城计》

    “整个蒋介石的北方战线，整个傅作义系统，大概只有几个月就要完蛋，他们却还在那里做石家庄的梦。”毛泽东一纸吓退了傅作义的10万大军！

    1948年10月间，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连遭重创，蒋介石希图在华北挽回一些颜面，于是命令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偷袭刚被解放的石家庄。当时，中共中央已从陕北来到石家庄附近的平山县西柏坡，我军在北平和石家庄之间没有部署主力部队，石家庄基本是一座空城。

    面对敌人的进攻，毛泽东一面命令石家庄附近的地方部队和民兵做好战斗准备，一面唱起了“空城计”。10月25日，他将修改后的第一篇新闻稿交给广播电台。这篇稿揭露了敌军准备偷袭石家庄的阴谋，明确宣布，我华北军民已做好准备，一定要歼灭敢于冒犯之敌。正准备进犯石家庄的敌第94军军长郑挺锋听了广播后报告傅作义：

    “昨晚收听广播，得知对方对本军此次袭击石门行动，似有警惕。彼方既有所感，必然预有准备，袭击恐难收效。”此后，毛泽东每隔一天就修改或撰写一篇新闻稿播发。10月27日，广播电台播出了毛泽东撰写的消息《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还击蒋傅军进扰》，称保石沿线军民已在3天内做好战斗准备；10月29日，又播出了毛泽东撰写的一篇口播稿，报道我保石线两侧各县人民群众，决心配合解放军大举歼敌，已完成作战准备，等待敌人到来；10月31日，又播出了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评蒋傅军梦想偷袭石家庄》，文中警告：“整个蒋介石的北方战线，整个傅作义系统，大概只有几个月就要完蛋，他们却还在那里做石家庄的梦。”

    接连播出的消息，使敌人大为惊恐。傅作义感到偷袭石家庄的阴谋已经败露，解放军已经做好准备，继续行动无取胜希望，只好命十几万大军后撤，放弃了原先的计划。毛泽东一纸吓退了傅作义的10万大军！

    这是令许多人没有料想到的事情，但这是事实，很有些《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设“空城计”智退司马懿的意境。也许是吧，难怪毛泽东在得到傅作义急速撤兵的消息后，“看来傅作义还真要学司马懿呢！”毛泽东拿起笔，只说了这么一句话：“给他点颜色看看。”他情不自禁地放开他那浓重的湖南乡音，又唱了一嗓子京剧《空城计》里诸葛亮的唱段：“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展空翻影，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我也曾差人去打听，打听得司马领兵就往西行……尔到此就该把城进，为什么犹豫不决、进退两难、所为的是何情……我左右琴童人两个，我是又无有埋伏又无有兵……”

    毛泽东唱到这里，对侍卫在身边的李银桥和阎长林笑了笑，又继续唱下去：

    “你就来、来、来，请上城来听我抚琴，我诸葛亮缺少个知音的人……”

    唱罢一段，毛泽东似乎意犹未尽，又加唱了一段也是《空城计》

    中诸葛亮的唱段：

    “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论阴阳，如反掌，博古通今；先帝爷，下南阳，御驾三请；算就了，汉家业，鼎足三分；官封到，武乡侯，执掌帅印；南北征，东西剿，保定乾坤……”

    在军事指挥中，毛泽东成功地导演出一出现代《空城计》，充分说明了毛泽东临危不惧，大胆使用《空城计》，大智大勇，吓退了气势汹汹的敌军，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具有的杰出的指挥天才和惊人的胆魄。

    群众就是孔明

    “不要怕群众，要跟群众在一起。有些同志怕群众跟怕水一样。你们游不游水呀？我就到处提倡游水。水是个好东西。”

    1957年7月9日，烈日炎炎，天气很热。在人头攒动的上海干部会议上，穿着衬衣的毛泽东，讲到领导和群众的关系时，先说上面的说假话。按照他的思路，很快由“怕群众”联系到“怕水”。因为他经常把群众比喻为鱼儿的水。

    在讲到了一大段怎样学游泳之后，他又把话题归结到群众与水这个话题上，他说：“打个比喻，人民就像水一样，各级领导者，就像游水的一样，你不要离开水，你要顺那个水，不要逆那个水……不能跟群众对立，总要跟群众一道……不要脱离他，等于我们游水一样不能脱离水。”

    早在井冈山年代，毛泽东就讲过：“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确有其事，不仅小说上那么写，历史上也那么写，也像鱼跟水的关系一样。群众就是孔明，领导者就是刘备。一个领导，一个被领导。”

    毛泽东两次引用刘备得孔明如鱼得水的故事。井冈山时期引用这个故事意在说明，水就是“鱼儿”生存之源，刘备须臾离不开诸葛亮，主要强调群众就是孔明，领导者就是刘备，领导者须臾离不开群众。

    1957年再次引用这个故事，针对性己大不同了：1949年己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己掌握了全国政权，成为执政党。这以后，党内一些干部，还有一些领导干部，滋长了官僚主义作风，“当官做老爷了”。这样的干部开始害怕群众，像不会游泳的人怕水一样。所以毛泽东提倡学会游水，不要脱离水；提倡群众路线，不要脱离群众。

    毛泽东在这段讲话中，对水做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水是个好东西；提倡游水；要顺水不要逆水，不要脱离水。其实，这里充满了生活中的哲理，都是在以水比人，正如他所说的：“人民就像水一样。”

    人民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改造客观世界改造主观世界的伟力存在于民众之中，这已经被已往的历史、以往的实践所证明。领导者只有密切联系群众，才能拒腐防变、永葆革命青春；人民军队只有得到群众的广泛支持，才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毛泽东从鱼水关系中找到许多真理，历来把群众当做老师，因而形成了重视群众的群众路线和工作作风。

    希望陈毅这个新外长能“破除迷信”

    “人太稳了不好，野一点好。子路是个野人，孔夫子离不开他。因为他有‘打手’作用。”

    1958年正式接任外交部长的陈毅，也继承了周恩来的传统，驻外大使回国述职时，他总要设法让毛泽东接见他们一次。

    6月7日下午3时，陈毅带领几个回国的大使一同来到中南海游泳池。

    毛泽东向大使们询问情况，对几个新面孔格外注意。当他的目光转向黄镇时，说：“他，我熟悉。”毛泽东又向陈毅说道：“对一个同志要熟悉，总要问一问他的历史，什么地方的人，至少要交谈两个小时才能记得。”

    “外部一定会有很多迷信的。我这个人就有很多迷信，过去不吃狗肉，父母都反对吃。吃狗肉在我们乡下名声很不好。所以我过去也反对吃狗肉。可是你从没吃过，为什么说不好吃？还不是迷信？后来开始吃了，吃了多次，很好吃。”

    “在武汉游水时，许多同志不同意我游过长江，说如何危险。我说我对水有过研究，除急流、温度零下、浅水外都可游，这是大前提，于是就可得出结论说长江这一段也是水，所以可以游。还不是游过去了？有什么可怕的！”

    毛泽东说外交上也要破除迷信：“人太稳了不好，野一点好。子路是个野人，孔夫子离不开他。因为他有‘打手’作用，孔子自从得了子路，就比较平静了些，当然不是压服的办法。王明好像中国的土壤不适合他这个细菌的发展。他说：一、延安整风有80%的人被迫检讨；二、搞个人崇拜；三、反对共产国际。第一点是基本上对的，实际是10%的人被迫检讨，有什么不好？第三国际是两头好中间坏，国际不倒，中国革命不能成功。我们反对的是教条主义，不是共产国际。搬外国的东西、搬教条就搬坏了。”

    毛泽东兴致很高，继续说：“三国时，关、张开始因孔明年轻不服气，刘劝说也不行，没封他官，因封大封小都不好，后派孔明到东吴办了一件大事，回来后才封为军师。东吴程普是老将，但叫周瑜挂帅，打了赤壁之战的大胜利。梅兰芳当剧协主席，不是以青衣身份来当的，他只会唱青衣，但不会唱别的角色，当协会主席，就可以照顾全局。”

    “自古以来多是年轻的代替老的，”毛泽东说了一句总结性的话，又把目光转向耿飚、姬鹏飞、乔冠华等人，说道：“话扯远了，现在拐回来。告诉苏联同志，王明还是暂时不回国好，麻烦他们了。王明一开会要他检讨，他就害病。他写信来说解除他的中委职务，现在不解除。”

    陈毅、乔冠华在本子上记着什么。又听毛泽东说道：“我两次去莫斯科，头一次去，就不是以平等待遇我，那是什么兄弟党，是父子党。还搞个换文，不许在中国两个地方有第三国人住。两块殖民地，一是东北，一是新疆，两地除中苏两国人不许其他外国人居住，我们东北还有二百多万朝鲜人怎能赶走？还在我们国内搞情报工作：我也向斯大林提过。过去有人就在我外交部找一个女同志给他做情报工作，这位女同志很快就报告了总理。贝利亚也曾派一个人在东北搞情报工作，那是高岗答应的，瞒着中央，以后我知道了，就向尤金提出让他查问此事。新疆也有这种情况。我在一次会上有意提出，有人里通外国，就是指的这个问题。实际苏联情报工作并不灵，为什么‘波匈事件’事前不知道？对南斯拉夫问题也是如此。”

    在这次长谈中，毛泽东几乎涉及了当时所有的重大问题，如大炼钢铁、中苏关系，等等。他时常“白话”历史，用幽默无羁的语言讲当前的形势。

    这一段时间的长谈，使陈毅后来对赫鲁晓夫的交往有了主心骨，那就是一个“敢”字。孔明和周瑜这两位年轻人，就是敢于破除迷信，毛泽东给予了充分肯定。后来陈毅遵照毛泽东的教导，在外交战线上所表现的无所畏惧深得毛泽东的赞赏，成为杰出的外交家，他用魄力和胆略赢得了外交战线上的新胜利。

    多谋善断的郭嘉

    “要当机立断，不要优柔寡断。应当根据形势的变化来改变计划。反对党内一些不良倾向，也要当机立断。”

    由于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中出现的问题，1959年三四两个月内，毛泽东连续写了五封党内通讯，强调要从过去几个月措施失当这样一个深刻的教训中，得到经验。要求各级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善于思考问题，善于做工作，和群众打成一片，倾听群众的呼声，反对独断专行。4月，在上海召开党的八届七中全会，讨论和通过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检查了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在这次会上，毛泽东曾向到会的党内高级干部推荐读《三国志·魏书·郭嘉传》，并由此谈到党的领导干部工作方法上要注意多谋善断，留有余地的问题。

    郭嘉是三国时期的一位着名人物。初在袁绍部下，他认为袁绍“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后经荀彧推荐，成为曹操的重要谋臣，曹操很赏识他，认为：“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郭嘉协助曹操南征北战，策谋帷幄，出了许多好主意，功绩卓着。曹操与吕布作战，打了三次，吕布败退固守，当时士兵都很疲惫，曹操不打算再打下去了，郭嘉建议他“急攻之”，获胜，吕布被擒。曹操想很快征服刘备，众人顾虑出兵后，会受到袁绍从后面的袭击，陷于进退两难的处境。曹操很犹豫，征求郭嘉的意见。郭嘉分析了诸方面的情况，劝曹操：袁绍性多疑，不可能很快采取行动；刘备新兴起，众心尚未归附，“急击之必败”。他还说，打刘备这一仗是决定存亡的时机，“不可失也”。曹操接受了他的意见，立即行动。果然，刘备被打败，袁绍并没有采取出击的行动。

    又一次，曹操准备征讨袁尚及三郡乌丸，众人怕刘表指派刘备乘机袭击驻地。郭嘉认为：乌丸离我们远，他们必无戒备，突然予以袭击，一定可以取胜。而且不击败乌丸，他们必定进犯。至于刘表，“坐谈客耳”。他自知才不及刘备，是不敢委以重任，怕控制不了刘备。所以你只管远征，不必担忧。曹操接受他的意见，下了出征的决心。郭嘉又说：“兵贵神速。今千里袭人，辎重多，难以取利，且彼闻之，必为备；不留辎重，轻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曹操又接受了他的意见，大破乌丸。

    《魏书·郭嘉传》说：“嘉深通有算略，达于事理”。

    曹操说：“唯奉孝为能知孤意。”郭嘉38岁中年夭折，曹操非常惋惜，称道他：“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

    郭嘉足智多谋，而曹操能够问计于郭嘉等谋臣，听取他们的意见，果断地作出决策，这说明他是个知人善用，多谋善断的人物。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介绍《郭嘉传》让大家看，意思正是希望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作事要多谋善断。毛泽东说，多谋善断这句话，重点在‘谋’字上。要多谋，少谋是不行的。要与各方面去商量，反对少谋武断。商量又少，又武断，那事情就办不好。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谋的目的就是为了断。”毛泽东还说：“要当机立断，不要优柔寡断。应当根据形势的变化来改变计划。反对党内一些不良倾向，也要当机立断。”

    “多谋善断”的实质，也可以理解为民主与集中的关系问题。多谋，善于与各方面的人包括与自己意见相反的人商量问题，善于到群众中去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这就得有一个好的民主作风：善断，能够正确集中来自各方面，来自群众的意见，并且不失时机地作出决断，这就既需要一定的马列主义水平，又需要革命的胆略和魄力。像郭嘉那样善于分析问题，提出问题，为曹操提供正确的建议，曹操据此才能作出正确的决断。毛泽东很希望党的各级领导一方面敢于和善于正确地反映问题，提出意见；另一方面善于听取意见，敢于集中拍板定案。

    有一次毛泽东在与田家英、李锐、周小舟等人的闲谈中，又一次谈到郭嘉的历史事迹，提出：

    《三国志》里《郭嘉传》值得一读。毛泽东说：“世上没有先知先觉，没有什么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刘伯温。

    无非是多谋善断，留有余地。大跃进出点乱子，不要埋怨。否则就是‘曹营之事不好办’。或者叫‘欲与共济天下大难了’！”

    毛泽东对干部要求“多谋善断”，不仅在当时，就是在今天也是我们应该记取的一条经验。

    此司马懿敌孔明之智也

    毛泽东读史是不会受俗议和感情支配的，他总能于人无见识处有见识。

    陆逊年少统大军抗刘备，尤如当年周瑜挂帅抵抗曹操，自然会有人不服。这对陆逊来说，是对他的统兵驭将之智的考验。既不能在强敌和部下面前“示弱”又不能硬着头皮去硬打，两全之策，便是抬出“主上”之命来。陆逊用的办法正是这样。毛泽东从中看出陆逊之智同曹营里的司马懿稍后领兵同诸葛亮周旋时所用之计的暗合处，他作了批语，一下子牵出诸葛亮、陆逊、司马懿三个分属刘、孙、曹阵营中地位角色相同的高手。

    毛泽东说陆逊按剑示强于部下，“此司马懿敌孔明之智也”。这里指的，便是诸葛亮最后一次伐魏时，司马懿看出他远道而来，利在急战，采取“以候待变”的战略。于是“亮数挑战，帝不出”。《三国演义》中有关描写，甚至说诸葛亮为了激怒司马懿出战，派人送来妇女衣物以污辱司马懿，司马懿却高高兴兴地接受了，手下将领按捺不住，他也反复劝说。《晋书·高祖宣帝纪》说得更有意思。诸葛亮送来妇女衣物后，“帝怒，表请决战，天子不许”，于是派辛毗杖节前来节制司马懿。“后亮复来挑战，帝将出兵以应之，毗杖节立军门，帝乃止。”

    这时，诸葛亮看透了司马懿的用心，对手下人说：他本来就不想同我交战，之所以上表请战，乃“以示武于其众耳”。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若真想打仗，何必不远千里向天子请战呢？的确，司马懿这一招，既保全了不甘受污辱的面子，又达到了以静制动、以稳待变的军事目的。正像毛泽东说的，这一手，确实“高明”。

    结果，诸葛亮病死五丈原，蜀军不战自退。

    毛泽东在1966年3月的一次谈话中，曾说司马懿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历来说他坏，我看有几手比曹操高明。不过，在历史上，司马懿的名声远逊于诸葛亮，大约是同为“相”，前者谋人之国，后者鞠躬尽瘁之故。在《三国演义》里，司马懿则近乎一个丑角。不过毛泽东读史是不会受俗议和感情支配的，他总能于人无见识处有见识。

    毛泽东拿出三位分属于三国地位角色相同的高手相比较，足见其对三国人物研究的透彻，对每个人物的长短处都做了比较，因此才能目光如炬，更深刻地理解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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