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化若研究《孔明兵法》

    “化若同志，你能不能写点古兵法文章，宣传点运动战思想，对国民党军的长官，搬古兵法，他们懂，听得进，讲马列、讲唯物辩证法，他们听不进。”

    抗日战争忻口战役失败后，有一次郭化若给毛泽东送电报，毛泽东边看电报边说：“国民党中的顽固派，花岗岩脑袋，能不打败仗吗？不承认游击战的战略地位，不搞运动战与阵地战相结合。处处招架，处处挨打。”毛泽东看完电报，见郭化若要退出时又说：“化若同志，你能不能写点古兵法文章，宣传点运动战思想，对国民党军的长官，搬古兵法，他们懂，听得进，讲马列、讲唯物辩证法，他们听不进。”

    为了巩固统一战线，必须耐心去做国民党军官兵的工作，尤其要做好中下层军官的工作，而且只能是说理。郭化若翻阅了许多古代战例，觉得“赤壁之战”比较恰当，因为这一战例说明了一个道理：孙权刘备能胜曹操的根本原因是吴蜀联合，联合则胜，分裂必亡。于是他写了《赤壁之战及其对民族抗战的启示》一文，着重指出当时曹操率80万大军南下攻吴，若吴蜀不实行联合，则必然为曹军各个击破。由于孙权联合刘备，又采取正确的火攻战术，方在赤壁大败曹军。抵抗日寇侵略，中华民族团结则存，分裂则亡。我们的民族团结，长期合作，不但要创造抗日中的新赤壁的战绩，使日寇像曹操一样“引军北还”，还要使他们东归三岛，还要使我们长期合作，建立起独立幸福的新中国。

    文章发表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这种杂志是发行到国统区的，许多国民党军的将领看了不无感触，有的给《八路军军政杂志》编辑部写信，说“赤壁之战”读后“令吾深省”，文章可谓“切中时弊矣”。郭化若又发表了《孙子兵法》。有一次周恩来从重庆回延安，他在毛泽东窑洞见到郭化若说：“你写的《孙子》的文章蛮好嘛，有些国民党军官向我打听郭化若是何许人，和郭沫若是不是兄弟，我说郭化若是我们共产党的秀才，是专家学者。”毛泽东也风趣地说：“郭化若也算是名人了。”毛泽东很高兴，他说：“化若同志已经开了个头，文章还要接着做下去。”

    1940年底郭化若还发表了《孔明兵法之初步研究》。为什么要研究孔明兵法呢？他看中了孔明兵法的两个重要的思想，即坚持“联吴抗曹”的统一战线思想和重视山地运动战的思想。孔明接受了孙子以后、后汉以前的历代战争经验，有许多伟大思想为孙子所没有的，这就是建立巩固根据地的思想与行动，坚持联吴抗曹的统一战线思想，山地运动战思想，重视山脉在运动战中的作用。这篇文章刊登在《八路军军政杂志》第2卷第三第四期，反响很强烈，国民党军中一些中下层军官还来信索要这两期杂志。当时这本杂志是免费的，由八路军总部管理处通过延安邮局发行。编辑部留的机动数很少，第三第四期一本不剩，最后郭化若的一本也不知道被谁摸走了。毛泽东说：“好嘛，写文章就是要有人看才好。”鼓励郭化若研究古兵法，为抗日战争服务。

    闲中谈“三国”

    “战争上的事，是要讲谋略的；天时、地利、人和，都要讲。战略上要注重天时和人和，战术上要注重人和和地利。”

    1948年5月中旬，城南庄中央书记处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和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一起去了平山县的西柏坡。

    一天上午，李银桥正在花山村毛泽东住的房间里沏茶水，从外边散步回来的毛泽东像个孩子似的蹑手蹑脚地走到李银桥的身后，看准李银桥刚刚在桌上放好了暖水瓶和茶杯，便猛然大喝一声：“不许动，举起手来！”

    李银桥先是一怔，听出是毛泽东的声音，便故作惊慌的样子慢慢向上抬起双手——突然间，李银桥一个转身动作、双手急出抱住了毛泽东的双臂，笑着说：“你也不用吓唬我，主席，还是坐下喝茶吧！”

    “你很有警惕性么！”毛泽东挣开双臂，笑道：“你这个卫士长，我没有选错哩！”李银桥将桌上的茶杯往毛泽东的面前推了推：“主席什么时候选错过人啊？”

    “也不尽然……”毛泽东端起茶杯，摇摇头说：“我毛泽东一不是释迦牟尼，二不是诸葛亮；就是诸葛亮，也有错用关羽和错用马谡的时候啊！”

    看着毛泽东慢慢地喝着茶水，李银桥想了想，“主有些不解地问道：席，诸葛亮怎么错用关羽了？”毛泽东看一看李银桥，放下手中的茶杯说：

    “当初诸葛亮留守荆州，刘备调诸葛亮入川，诸葛亮不该留下关羽守荆州。让关羽守荆州是一着错棋呢！”

    李银桥问：“为什么？”

    “关羽骄傲呢！”毛泽东说：“关羽从思想上看不起东吴，不能认真贯彻执行诸葛亮‘联吴抗曹’的战略方针，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诸葛亮的战略意图，结果失掉了根据地、丢了荆州，自己也被东吴杀掉了——银桥啊，你要多看些历史书，以后有条件了，我找给你看。”

    李银桥点点头：“我只知道诸葛亮挥泪斩马谡，是因为马谡失了街亭，害得诸葛亮用了空城计。”

    “这也是诸葛亮用人不当呢！”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现在和蒋介石打仗，在政治上是为了民主革命，在军事上也和过去差不多，要研究策略，在正确的大政方针指导下，要调兵选将；俗话讲，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么！”

    “我知道主席很费神，也知道主席的脑子很累……”李银桥不敢往深里说，只是把自己的一点想法讲了出来，“从小河村到城南庄，我知道主席为陈赓和粟裕的事费了脑子……”

    毛泽东的眼睛一亮，不无感慨地说：“陈赓和粟裕，都是百里挑一的将才哩！银桥，你也是善动脑子的人，无论大事小事，道理是一样的；走路要看准方向，与人交往要看准对象……”毛泽东停了一下，喝一口茶水，又说：“银桥，你和小韩阿姨处得如何呀？”

    “还好……”李银桥觉得脸上有些热起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谈……”

    “你是个老实人。”毛泽东微微一笑：“做人要做老实人，但不要做笨人，笨人遇上情况是要误事的！”在城南庄，有一天李银桥和阎长林带了几个人，跟随毛泽东到村外的山上去活动身体。这时山上的树木正当枝繁叶茂，也正是山花烂漫的季节。毛泽东拿着他那根丢不下的柳木棍，在开着许多野花的山路上漫不经心地走着，边走边与他身边的人们聊天：“你们谁看过《三国演义》呀？”“我看过！”好几个人回答说。“书中写谁的本事大呀？”毛泽东随口一问。“关公的本事大，”张天义抢先说：“关公在白马坡前斩颜良、诛文丑，保护皇嫂过五关斩六将，后来还水淹七军，威震华夏，连曹操都怕他呢！”“他也走了麦城么！”毛泽东淡淡地一笑说。“赵云的本事最大，”石国瑞说：“他在长板坡救阿斗，单枪匹马，在曹操的百万大军当中杀了七进七出……”“我说吕布的本事最大！”

    阎长林打断石国瑞的话说：“虎牢关三英战吕布。刘、关、张三个人还打不过他一个呢！”“那他后来为什么又败了呢？”毛泽东漫不经心地问。阎长林回答说：“吕布有勇无谋，他不听陈宫的话。”这时李银桥说：“我说还是诸葛亮的本事大，他虽不能上阵打仗，但会用兵，会用计。”阎长林反驳说：“那他六出祁山，还不是一次没成？”“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李银桥说：“那时是没有咱们毛主席，要是有咱们毛主席，凭他刘备、曹操、孙权、司马懿，谁也不行呢！”听李银桥这么一说，人们都笑起来，就连毛泽东也笑了：“银桥呀，你什么时候晓得有司马懿了？”李银桥知道，毛泽东这是讲他把“司马师”说成“死马尸”的事，便说：“在杨家沟，我也看了几本书。”

    毛泽东停住脚步，在一块大青石上坐下来，用柳木棍拨一拨路边的野草，很认真地对大家说：“战争上的事，是要讲谋略的；天时、地利、人和，都要讲。战略上要注重天时和人和，战术上要注重人和和地利。”说着又问李银桥：“你都看了哪些书啊？”

    李银桥凑上前，想了想说：“看过你写的书，还看过列宁和斯大林写的几本小册子。”“还能看懂么？”毛泽东问。

    李银桥抬起手，隔着帽子搔一搔头皮说：“有些地方虽说看不太懂，但也比不看强……”李银桥边说边给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纸烟，“请主席歇歇脚，我们就要到山顶了。”

    “登山是个好运动，”毛泽东吸着烟说：“既能锻练身体，又能磨练意志，还能开阔眼界，放松一下心情。”“那你以后可要经常登登山，多活动活动，李银桥对毛泽东说：

    ”“别老在屋子里写东西，写得你连觉都睡不着了……”“不写不行么！”毛泽东深吸一口烟，意味深长地说：“我们天天都在爬山哩！要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座‘山’还需要我们再爬两三年……”“那不是更快了吗？”李银桥高兴地说：“主席去年还说要用五年时间，今年就变成两三年了！”毛泽东点头说：“情况在变化，世界上哪有一成不变的事情呀？”毛泽东就是这样与朝夕相处的警卫人员，一起谈心、活动。谈话的内容总离不开古代和现实这两个话题，尤其议论起战略战术，毛泽东总是有高人一筹的见解，使警卫人员增长了不少军事知识。

    “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曾用此法成功地击败对手蒋介石。

    三国时，魏将邓艾驻军白水北岸。三天后，蜀将姜维令廖化进到白水南岸相峙安营。邓艾分析，姜维部队突然开来，我方兵力不多，按一般的作战要求，他应该不等造好桥梁就先渡河来攻，现在却看不到动静，估计他是想断我归路，让廖化来牵制，自己率主力向东袭击洮城（即洮阳城，在今甘肃岷县百里）去了。于是，他传令三军当夜从小路赶回洮城，果然发现姜维正在那里渡河，因邓艾先进了城，姜维的偷袭没有得逞。这是姜维不善于运用暗渡陈仓之一例。在此之后，邓艾袭蜀，从阴平渡险，邓艾用毛毯裹身，探测道路，士兵攀援古藤越过山涧。奇兵直插汉中腹地，成为以迂为直，出奇制胜的又一例。

    军事上把以明显的假行动掩护暗中的真行动的计谋称之为“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曾十分成功地运用此法击败对手蒋介石。

    1949年5月，陈毅、粟裕率领的第三野战军主力攻占了上海，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第二野战军占领了杭州、温州、宁波和赣南、闽北的广大地区，人民解放军的下一个战略方向将指向大西南地区。

    蒋介石对解放军向西南进军的战线作了如下判断：他认为川、贵方面山高路险，交通极为不便，又有白崇禧集团在湘、桂把守，解放军不可能由此入川。而川北方面才是解放军入川的捷径，因为这里有陇海路交通之便，又有解放区作依托，供应问题容易解决。据此，蒋制定了以陇海、陕南为决战地带，以川、陕边为守备重点的战略方针，即调胡宗南第五、第十八兵团依秦岭主脉构成第一道防线，以胡宗南新建第七兵团在川、陕边界的白龙江、米仓山、大巴山构成第二道防线，又将宋希濂的第十四、第二十兵团和孙元良兵团置于四川的南充、大竹等地。准备随时向北或向西机动。这就是蒋介石部署的“大西南防线”。

    为了彻底消灭残余的国民党军队，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令刘邓率领第二野战军主力采取秘密方式进入湘西，从川贵边进入贵州和川东南，切断位于甘陕南、川东北之敌南逃的退路。中央军委同时命令第一野战军第十八团对秦岭之敌发起攻势，活跃在汉水中游的陕南部队，出击敌人的大巴山防线，活动在鄂西北地区的湖北省军区部队，攻击位于川东北方向的巴东，“明修栈道”，使我军造成从甘陕南、川东北进军大西南的强大声势，掩护刘邓大军主力的战略行动。

    10月下旬，第二野战军主力开始隐蔽地向湘西集结。为了迷惑敌人，南京人民敲锣打鼓地欢送人民解放军北上。第二野战军指挥机关及第三兵团浩浩荡荡地乘火车由南京等地北返，经徐州到达郑州。刘伯承司令员在郑州发表讲话，大造由郑州挥师向西由陕入川的声势。与此同时，新华社编发了刘邓率部由郑州西进的消息。蒋介石对解放军由陕入川深信不疑。10月23日，第二野战军指挥机关及第三兵团由郑州秘密南下，28日进抵武汉，正值四野及二野四兵团进行衡宝战役和广东战役，刘邓率部摆出加入湘南作战的姿态，却极为隐蔽地进入湘西。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也打着四野的旗号，由江西上饶进了湖南境内，经湘潭进入湘西，两兵团集结于常德、邵阳等地隐蔽待命。与此同时，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命令秦岭和大巴山北麓的人民解放军向敌人的所谓大西南防线发起进攻，兵临汉中城下，却攻而不克，使蒋介石陷于极度迷茫之中。

    11月1日，第二野战军主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在北起湖北巴东南到贵州天柱五百公里的战线上开始向大西南进发。蒋介石方才如梦初醒，悟出了解放军从湘西入贵、川进而迂回重庆、成都的战略意图，急令胡宗南集团由秦岭、大巴山一线南撤入川。毛泽东主席即令贺龙、李井泉率一野第十八兵团等部立即追击。11月4日，陈锡联三兵团轻取重庆。12月11日，刘邓指挥第三、第五兵团及第四野战军一部分别由川东、川南挥师西进，完全关闭了川敌向康、滇逃跑的大门。这是毛泽东运用“暗渡陈仓”的兵法解决战略问题的一个成功范例。

    《三国演义》上“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兵法战策，在解放战争中，被毛泽东运用得炉火纯青。

    不会重蹈曹操的覆辙

    “虽然我们的渡船工具和曹操时代相比进步不大，但是时代不同了，我们的军队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战，有人民的拥护。”

    1949年4月，中共领袖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这“五大书记”，在北平香山“双清别墅”，一起讨论解放军渡江战役的利弊条件。

    朱总司令说，长江我们一定过得去。他分析了渡江战役的有利条件，同时也客观地分析了渡江的难处。

    接着，毛泽东引经据典说道：

    《南史·孔范传》说：“长江天堑，自古阻隔。”赤壁之战，曹操丧师83万，片甲不归。我们的对手，大概还做着赤壁之战的美梦哩。曹操大败，一是北兵不善水战；二是不习惯南方潮湿天气，“瘟病”流行；三是中了反间计，杀了会水战的荆州降将蔡瑁、张允；四是上了庞统大当，把船只钉在一起，无法机动；五是中了苦肉计，黄盖带来一片大火。曹操干了这一连串的蠢事，焉有不败之理？这五条，前两条对我们还是一个现实问题，虽然过去了一千七百年，我们还是使用曹操那个时代的木船。想当年，曹操在巢湖操练水军，横槊赋诗，不可一世。巧得很，我们也在巢湖练兵，但是我们决不会重蹈曹操的覆辙。虽然我们的渡船工具和曹操时代相比进步不大，但是时代不同了，我们的军队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战，有人民的拥护。

    毛泽东指出了曹操渡江失败的五条原因。我们再来看一下《三国演义》中周瑜分析曹操必败的“兵家之忌”

    且操今此来，多犯兵家之忌：北土未平，马腾、韩遂为其后患，而操久于南征，一忌也；北军不熟水战，操舍鞍马，仗舟楫，与东吴争衡，二忌也；又时值隆冬盛寒，马无藁草，三忌也；驱中国士卒，远涉江湖，不服水土，多生疾病，四忌也。操兵犯此数忌，虽多必败。

    周瑜的“兵家四忌”，毛泽东的“曹兵五败”，都是知己知彼的至理之论。

    毛泽东借古鉴今，指出曹兵“不习水战”和“不习惯潮湿天气”两条，对于今天的解放军也还是一个“现实问题”。但他断言我军“不会重蹈曹操的覆辙”，因为时代不同了，古今两支军队的本质不同，解放军是“为人民利益而战，有人民的拥护”。真是英雄所见略同，洞察古今；论战谋兵，雄视千古。看得透，拿得定，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渡江战役的胜利，证明曹操的“覆辙”只能是历史陈迹，而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解放军，却能克服艰难险阻开新篇。

    “赤壁之败，将抵何人之罪？”

    赤壁大战的惨败，应该由谁来负责呢？

    毛泽东读1957年版的《三国志集解》时，读到《魏书·武帝纪》

    中有这样一段话：建安八年（公元203年），曹操下达了《败军抵罪令》：

    “《司马法》：‘将军死绥。’故赵括之母，乞不坐括。是古之将者，军破于外而家受罪于内也。自命将征行，但赏功而不罚罪，非国典也。

    其令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

    读至此，毛泽东挥笔批道：“赤壁之败，将抵何人之罪？”曹操曾经说过：“吾在军中持法严也。”曹操也曾经有过自己的坐骑践踏麦田，“割发代首”以自责的严于律己之行。曹操在赤壁之战中遭到惨败，但此后相当长时间曹操本人并不服输，在言词书简中多方掩饰；历来在军中持法严肃的他，对自己也没有什么自责（像诸葛亮街亭失败自贬三级那样）的举动。

    这实质指明了曹操在赤壁之战中的罪责，指明了曹操所制“国典”

    即政治军事纪律的局限性，以及作为三国时代的历史人物，曹操在说与做上的脱节。实践证明，在“国典”面前并不是人人平等的，“王法无亲”、“王子犯法，与民同罪”只不过是那个时代下层人们的理想而已。

    毛泽东如此批注并非苛责古人，实是警戒今人。毛泽东用这个例子说明，作为领导者，应该做到赏罚分明，不可因居领导地位就乱了分清责任的重要性。他从赤壁之战中，引申出应该追究责任的法律理念。

    “科学技术天天在进步”

    我们已开始根据作战对象和我国地形、交通、气候等条件，在研制我们自己的火炮了。

    史载，诸葛亮“长于巧思，损益连弩”（《三国志·蜀书》）。经诸葛亮改进的连驽，称之为“元戎”，说是“以铁为矢，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三国志》注引《魏氏春秋》），孔明改进了驽机，射箭数量和准确性都提高了，增强了远射程兵器的杀伤力。

    可“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诸葛亮南征孟获时，连弩对藤甲军就“失去了作用”，因为藤甲不怕箭射。小说第九十回描写：

    次日，乌戈国主引一彪藤甲军过河来，金鼓大震。魏延引兵出迎。蛮兵卷地而至。蜀兵以弩箭射到藤甲之上，皆不能透，俱落于地；刀砍枪刺，亦不能入……蜀兵如何抵挡，尽皆败走。

    毛泽东讲诸葛亮改进弩机以及“先进武器”在藤甲军前失去作用的故事，意在说明“科学技术天天在进步”的道理，引导和鼓励全军指战员好学深思，自力更生，“研制出自己的东西来”。今天，远射程武器已发展到导弹核武器，其射程和杀伤能力远非昔日“连驽”所能比。但是，毛泽东从诸葛亮改进和使用先进武器中所引发的思想，却具有昭示未来激励后人的深远意义，这何尝不是我们强军劲旅指导思想的一个方面呢。

    1962年2月5日，毛泽东会见了亲家孔从洲。

    这时，孔从洲在南京炮兵工程学院任院长。全军军事院校正在普遍展开教学改革运动，炮兵工程学院师生在教改工作中提出了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

    毛泽东、孔从洲坐下后，从家庭、子女谈到教育，以及有关炮兵建设的一些问题。毛泽东以提问的方式详细了解了炮兵工程学院的情况，然后说：“炮兵工程学院办校宗旨应当是什么呢？我看应当是培养具有现代化知识的炮兵科技人才。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科学技术天天在进步。我们祖先使用的十八般兵器中，刀矛之类属于进攻性武器，弓箭是戈矛的延伸和发展。由于射箭误差大，于是又有了弩机，经诸葛亮改进，一次可连发10支箭。准确性提高了。他征孟获时使用了这个先进武器，可孟获也有办法，他的3000藤甲军就使诸葛武侯的弩机失去了作用。诸葛亮经过调查研究，发现藤甲是用油浸过的，于是一把火把藤甲军给烧了。后来又有人制成了抛石机，依靠机械的力量，可以把十几斤重的石头抛出五十步以外，成为古代攻打城池和野战的重要武器。这些都是冷兵器，只有在火药发明以后，才出现了历史性的变化。”

    说到这里，毛泽东叫人给孔从洲续茶，自己深吸了一口烟，继续说：“我们的祖宗发明了火药，可是后来落后了。在南宋时有一个叫陈规的，他把火药装在一个竹管内，装上弹丸，喷出火焰烧伤敌人。这是管形火器的鼻祖。因为竹子容易被火药烧毁，后来有人改用金属制作，就是火铳，是世界上最早的火枪。13世纪，火药传到阿拉伯国家，14世纪又传到欧洲。15世纪，欧洲人制成了滑膛炮，笨得很呐！”

    毛泽东边用手比划着，边笑着说：“要35匹马才能拉得动它。”

    稍停了一下，毛泽东接着说：“到了17世纪，牛顿和欧勒研究了炮弹的飞行，空气的阻力，制成了线膛炮。18世纪，德国开始使用后装火炮。从此线膛炮正式代替了滑膛炮。1907年，法国制成世界上第一门155毫米半自动闩式加农炮。从那时起，火炮就日新月异地向前发展了。现在出现了核导弹，将来还会有更新的武器。”

    说到这里，毛泽东话锋一转，转到了谈话的中心思想——我军炮兵建设上：“解放战争中，我们靠缴获国民党的火炮装备自己。由于国民党的火炮大都是买外国的，所以我们那时装备的火炮品种繁杂，规格不一，有德国的，美国的，还有日本的。全国解放后，我们靠买苏联的，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靠买别国的武器是不行的，要自己研制。你们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

    孔从洲回答说：“现在是仿制。”

    “总靠仿制别国的武器行吗？”毛泽东问。很明显，毛泽东对于总是仿制是不太赞成的。因为一切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点上，这是他的一贯思想。

    孔从洲立即回答说：“不是！我们已开始根据作战对象和我国地形、交通、气候等条件，在研制我们自己的火炮了。”

    毛泽东听后，显然高兴起来，微笑着点点头，说：“这就对了。我们是一个大国，必须强调自力更生。外国好的东西，要实行‘拿来主义’，但不是‘拿来’就算了，而是要在他们的基础上，研制出自己的东西来。”毛泽东主张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来加强国防建设。

    为什么能在四川立国

    中央把大三线建设放在四川、云南、贵州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1964年11月26日，毛泽东在听取西南三线工作汇报时作了一些插话，其中他说：“四川7000万人口，40万平方公里，为什么刘备能在这里立国？蒋介石退也退到重庆，为什么？总有个道理嘛！”

    刘备在西川（今四川）立国，建立蜀汉政权，其道理是什么呢？《三国演义》中几位政治家、战略家是这样分析的：小说第三十八回，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诸葛亮在着名的《隆中对》中分析天下大势时，指出刘备集团要占领荆州和益州为根据地，提到益州时他说：

    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国，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取西川建基业，以成鼎足之势，然后可图中原也。

    到了小说第六十回，刘备夺取西川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这时出现一个人物——益州别驾张松，欲将西川献给“明主”。他这样介绍益州：

    蜀为西郡，古号益州。路有锦江之险，地连剑阁之雄。回环二百八程，纵横三万余里，鸡鸣犬吠相闻，市井闾阎不断。田肥地茂，岁无水旱之忧；国富民丰，时有管弦之乐。所产之物，阜如山积。天下莫可及也！

    诸葛亮和张松都认为：益州为“险塞”，军事上易守难攻；西川沃野千里，经济上国富民丰；汉高祖刘邦曾经据此成帝王之业；刘备如占领益州，可进图中原，夺取天下。

    毛泽东借鉴刘备立国的经验，是要办一件大事：20世纪60年代初期，党中央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口号，并据此提出了一线、二线、三线和“大三线”（国家的）、“小三线”（各省的）的建设布局与任务。毛泽东对此异常关注，仅1964年下半年，他就多次提到此事。

    8月20日上午，毛泽东与薄一波谈话，其中讲到：

    “现在沿海（工业）搞这么大，不搬家不行。你搞到二线也好哟！四川、云南、贵州是三线，都可以搬去的！要好好地研究、学习斯大林的经验：一、不准备工事；二、不准备敌人进攻；三、不搬家。这就是教训。”这是接受斯大林在反法西斯战争初期的教训。斯大林的“三条”教训，是当时我国搞三线建设的历史原因；迫于帝国主义的军事威胁，是搞三线建设的现实原因。

    10月7日，毛泽东在接见朝鲜崔庸健委员长时的谈话中说：“我们要把沿海的一些工厂搬到内地，少数工厂要放在地下。工业要搞第二线、第三线。不然，第一线打掉了，我们就没有钢、没有机器了。这是可以搬的，一个工厂全搬或搬一半或搬一大部分。这项工作要几年才能完成。”

    10月22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建议将广东省关于三线建设的报告转发给第一线和第二线各省，叫他们也讨论一下自己的第三线问题。毛泽东在信中说：“可以解决一个长远的战略性的大问题。现在不为，后悔莫及。”又过了一个月，毛泽东谈到了刘备在西川的立国问题。

    “总有个道理吆！”中央把大三线建设放在四川、云南、贵州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考虑了政治、军事、经济、人口、地理等各种因素的。

    带领一个班子南下在西川建立了很好根据地的刘备，居然下启千年后的毛泽东建设“大三线”的思路。这也是历史的启示。建立大三线和小三线，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有非常深远的意义，是具有全局性的战略选择。

    三朝元老刘晔

    “此传可一阅。放长线钓大鱼，出自刘晔。”

    刘晔是曹魏重臣，曾经长期跟随在曹操身边，出过不少奇计，后又辅佐曹丕和曹叡，是曹魏的三朝元老。

    20世纪50年代后期，毛泽东曾先后向干部推荐读《三国志》的四篇传记，即《张鲁传》《吕蒙传》《郭嘉传》《刘晔传》。毛泽东熟读《刘晔传》以及裴松之的注，并对裴所注《傅子》中的一段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晔事明皇帝，又大见亲重。帝将伐蜀，朝臣内外皆曰“不可”。

    晔入与帝议，因曰“可伐”；出与朝臣言，因曰“不可伐”。晔有胆智，言之皆有形。中领军杨暨，帝之亲臣，又重晔，持不可伐蜀之议最坚，每从内出，辄过晔，晔讲不可之意。后暨从驾行天渊池，帝论伐蜀事，暨切谏。帝曰：“卿书生，焉知兵事！”暨谦谢曰：“臣出自儒生之末，陛下过听，拔臣群萃之中，立之六军之上，臣有微心，不敢不尽言。

    臣言诚不足采，侍中刘晔先帝谋臣，常曰蜀不可伐。”帝曰：“晔与吾言蜀可伐。”暨曰：“晔可召质也。”诏召晔至，帝问晔，终不言。

    后独见，晔责帝曰：“伐国，大谋也。臣得与闻大谋，常恐眯梦漏泄以益臣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诡道也，军事未发，不厌其密也。陛下显然露之，臣恐敌国已闻之矣。”于是帝谢之。晔见出，责暨曰：“夫钓者中大鱼，则纵而随之，须可制而后牵，则无不得也。人主之威。岂徒大鱼而已！子诚直臣，然计不足采，不可不精思也。”暨亦谢之。晔能应变持两端如此。

    毛泽东在这段话的天头上作了如下批语：

    此传可一阅。放长线钓大鱼，出自刘晔。

    刘晔的足智多谋和善于应变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扬。1966年3月，毛泽东在杭州的一次小型会议上谈论曹操缺点的同时，也赞扬了刘晔。可见，毛泽东对谋略人才的重视。

    “为将当有怯弱时”

    你们去联合国，可能很多要“以勇为本”，更要注意“为将当有怯弱时”。

    1971年10月，在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即将派代表团参加会议时，毛泽东专门谈了防止骄傲的问题。他举《后出师表》中说曹操“几败北山”为例，说：

    “几败北山，说的是夏侯渊战死以后，曹操争夺汉中的事。”《后出师表》三处提到夏侯渊。另外两处是“夏侯败亡”、“夏侯授首”。夏侯渊是曹操的一员大将，曹操封他为征西将军，担任汉中的“警备司令”。刘备攻打汉中，夏侯渊把主力部队部署在定军山，命令张合守住东围。刘备引蛇出洞，先打张合，夏侯渊领了一半军队亲自援助张合，被黄忠砍了头。有一出京剧就叫《定军山》，是谭鑫培、谭富英的拿手戏。《三国志·魏书》的《夏侯渊传》中说，当初夏侯渊打了几次胜仗，曹操写信提醒他：

    “为将当有怯弱时，不可但恃勇也。将当以勇为本，行之以智计；但知任勇，一匹夫敌耳。”“当有怯弱时”，就是要想到自己的弱点和不足，有打败仗的可能。夏侯渊把曹操的告诫不当一回事，结果全军覆没。毛泽东提醒道去联合国，可能很多要“以勇为本”，更要注意“为将当有怯弱时”。代表团团长就是“将”，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送你们两句话，一句是我写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句是田家英帮我写的：“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毛泽东通过夏侯渊被砍头的教训，引导代表团要正确对待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在行兵打仗时一定要注意“为将当有怯弱时”，切不可当一匹夫耳。这是从提升个人素质上提出的要求。

    “阵地战”与“运动战”

    土石为之，亦不能久，粮不足也。宜出澧水流域，直出湘水以西，因粮于敌。打运动战，使敌分散，应接不暇，可以各个击破。

    彝陵在今湖北省宜昌县境内。公元222年，刘备率蜀国大军西进攻吴，连战皆捷。进到彝陵，已入吴境五六百里，砍伐山木。连营扎寨，打的是阵地战。吴国都督陆逊则坚守不战，相持七八月。直待刘备“兵疲意沮，计不复生”。利用顺风放火，攻破四十多个营寨，迫使刘备退到白帝城。

    《陆逊传》还记叙，刘备在彝陵战败，退往白帝城后，吴国将领“徐盛、潘璋、宋谦等，各竞表言：‘备必可擒，乞复攻之。’权以问逊，逊与朱然、骆统以为曹丕大合士众，外托助国讨备，内实有奸心，谨决计辄还。”接着，卢弼引何焯的评论说：“大胜之后，将骄卒惰，溯流仰攻，转馈又难。一有失利。前功尽弃。昭烈老于兵，得蜀已固，非若曹仁之在南郡，可惧而走也。连兵于西，主客异势，决还者中人所能知也，盛、璋、谦如豕突耳。”意思是，大胜后将骄，不顾主客观条件，试图连兵向西再攻刘备，很可能前功尽弃。读至此，毛泽东批道：“何评有理。”

    吴蜀彝陵之战，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战役。毛泽东在1936年12月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曾引用过这个战例，来说明“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战略战术。

    毛泽东读《三国志集解》对这个战役的批注，则是反过来从当时处于强者一方的刘备的角度，来总结经验教训，为其设想谋划。

    在毛泽东看来，土石垒营，虽不怕火攻，但由于粮草供应不便，也不可能保障刘备持久进攻。刘备欲胜吴军的办法，是“打运动战”，从吴军防守较弱的彝陵南边的澧水流域进攻，使吴军分兵，然后各个击破。很明显，这个设想，同毛泽东一贯的军事战略思想是一致的，也是他从长期的中国革命战争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体会。无疑，就当时而言，这也是一番合乎道理的良策。如果刘备地下有知，当会折节钦服。可惜刘备固执己见，打阵地战没有打运动战，这是他失败的主要原因。

    曹操的两个战例

    “以少击众，都是先以自己局部的优势和主动，向着敌人局部的劣势和被动，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全局因而转成了优势，转成了主动。”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着名的袁曹官渡之战拉开战幕，这是决定曹操一生命运的战役。二月，袁绍首先派大将颜良围攻白马（今河南滑县东，在黄河南岸）。四月，曹操亲自率军北上救白马之围。当部队正向前开进时，荀攸认为不能与势力悬殊的强大的敌人正面对抗，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提出了声东击西、解救白马的作战方案。他认为袁绍兵多，应设法分散其兵力，于是劝曹操引兵先到延津，伪装渡河攻袁绍后方，使袁绍分兵向西应战，然后再派轻骑袭击进攻白马的袁军，攻其不备，一定可以打败颜良。曹操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就依计而行，袁绍果然分兵延津。曹操乘机率轻骑超击白马，颜良不及防备，被关羽斩杀。

    曹操解白马之围后，率600骑兵押送粮草辎重沿河西退。军行不久，与袁绍五六千追兵相遇。诸将见敌众我寡，都感到很害怕，劝曹操退守大营，荀攸知道敌人的弱点，就说：“这正是歼敌的好时机，为何要退呢？”曹操与荀攸对视而笑，心意相通，遂命令士兵解鞍放马，丢弃辎重，引诱袁军。待袁军逼近，争抢辎重的时候，曹操突然命令上马，迅猛发起攻击，大破袁军，杀其大将文丑。袁绍的两个大将被诛杀，曹操在这次决定性的战役中取得了胜利，为他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尽管如此，袁绍的军队还是十分强大，与曹操相比，他有很大的优势。但袁绍是个十分优柔寡断的人，指挥无方，曹操和袁绍相持在官渡，一时胜负难分。后来，曹操粮草将尽、非常着急，正在这时，袁绍手下谋士许攸遭到袁绍的怒斥，一气之下决定投奔曹操。许攸一直往曹营而来，被曹军捉拿住，许攸说：“我是曹丞相的老朋友，快快给我通报，就说南阳许攸来见丞相！”军士到曹操寨中禀报，曹操正在休息，一听说许攸来了，知道他肯定对自己有所帮助，大喜过望，还没有穿好鞋就迎了出来，拉着许攸的手一起到屋里。

    曹操开门见山地说：“你肯到我这里，我就有救了，愿意教给我攻破袁绍的计谋吗？”许攸问：“你现在粮食还能维持多久？”曹操附在许攸耳边低声说：“军中只有这个月的粮食了。”许攸大声说：“别瞒我，你已断绝粮食了！”曹操大惊，拉着许攸的手：“既然你知道我面临危机，那就赶快帮我出主意吧！”许攸于是说道：“我有一个计策，保证不出三天，让袁绍的百万军队，不攻自破。”

    曹操大喜，催促他快讲。许攸说：“袁绍的军粮和其他军需物品都囤积在乌巢，现在由淳于琼把守。你可以挑选一些精兵，假称袁绍的将领蒋奇领兵去那里守粮食，乘机放火烧掉粮草和其他物品，这样，袁绍的军队不出三天就会大乱！”在多年的用兵中。断人粮道是他的惯用手段，曹操听了，正中下怀，隆重地招待许攸。第二天，曹操亲自选骑兵、步兵共5000人。准备去乌巢劫粮。曹操的左右张辽等人怀疑许攸，认为袁绍的囤粮场所不会不加防备，不要轻信许攸的话。曹操说：“不必疑心，现在我军粮草已供应不上，不管是真是假，都必须这么做，倘若不采用许攸的计策，我们也是坐而待毙啊！”

    当时，荀攸早就有这个看法，只是不知道袁绍的虚实。

    许攸到来之后，就坚定地主张曹操亲自率兵去乌巢。于是曹操对自己的营寨进行了周密的布置，命令重兵把守好大寨，在左右两侧埋伏了一定的兵力，防止袁兵偷袭。然后率领5000人马，打着袁军的旗号，每人都在身上背上草木，乘黑夜偷偷朝乌巢进军。曹操领兵前往乌巢，一路上遇到袁绍的寨兵，都说：“蒋奇奉命往乌巢护粮。”袁军看他们打的都是自己的旗号，也没有疑心。到四更时，曹操的队伍到达马粜，曹操立即命令士兵点燃草木，一面敲鼓一面呐喊，直往里冲杀。此时淳于琼与将士喝醉酒后，都在帐中熟睡，忽被鼓声惊醒，来不及应战，只有大败而逃。

    袁绍乌巢粮草被烧，损失惨重，又失去了许攸、高览这些栋梁之才。军中士气低落，人心恐慌。许攸又为曹操出主意，他说：“今日袁绍残兵败将归去，人心不稳，应乘胜速取袁绍大本营，这样就可以消灭袁绍的有生力量。”曹操又依计而行，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这时，荀攸向曹操献计说：“现在可以乘胜追击，可以传假情报，说我军将调拨人马，一路做出攻取酸枣和邺郡（今河南延津和安阳）的样子；另一路作出攻打黎阳（今河南浚县）的样子，断袁兵归路。袁绍如果听说了这个传闻，以他的多疑的性格，必定会信以为真，就会分出兵力阻击我军。我方可乘他调兵拔寨之时，急攻袁寨，袁绍的军队本来就没有什么斗志，定能破敌。”

    曹操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就立即采用荀攸的计谋，出动3路人马，四处扬言，散布迷惑袁绍的消息。袁军听到消息急忙报告袁绍：“曹操分兵两路：一路取邺郡，一路去黎阳了。”袁绍信以为真，急忙派兵10万人，分别去援救邺郡和黎阳，连夜急行军走了。曹操立即集中大队兵马，乘虚而入，冲向袁绍营寨。袁军本来已无斗志，官兵四处逃散，抵抗不了。袁绍连盔甲都来不及披上，带着幼子袁尚逃奔而走，曹军在后紧追不舍。袁绍为了渡河逃命，把金银财宝、图书车辆全都丢弃，只有随身骑兵八百多人一同逃往黎阳，曹军获得全胜。

    本来，袁绍具有巨大的优势，但由于指挥不当，就这样一步步地转为被动，最终彻底失败。但在赤壁之战中，曹操又步袁绍的覆辙，将自己的优势一步步地丧失掉，最终彻底失败。

    在赤壁之战中，曹操连中了反间计、连环计和苦肉计。在这三计之中，最厉害的还是反间计。

    在周瑜、诸葛亮火烧赤壁之前，其军事准备工作是十分复杂的，其中“群英会蒋干中计”一节，尤为生动精彩，也为东吴顺利地实施水战计划奠定了基础。

    周瑜施此反间计，虽并非直接在战场上见效，但却从此除去了两个深通水军之法的人，为庞统设“连环计”和黄盖以“苦肉计”诈降火烧战船铺平了道路，可以说为赤壁之战的胜利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从赤壁之战上，毛泽东还看出了曹操的另一个问题：“天下事有真必有假，虚夸古亦有之。赤壁之战，曹营号称83万人马，其实只有二三十万，又不熟水性，败在孙权手下，不单是因为孔明借东风。”

    毛泽东是极其善于将不利变为有利，将劣势变为优势，将被动变为主动的伟大的军事家。他对历史上的战例有着精深的研究，发表过许多精辟的见解。如他在谈到曹操的一些战例时说：“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影响到优势、劣势和主动被动的变化，观于强大之军打败仗，弱小之军打胜仗的历史事实而益信。中外历史上这类事情是多得很的。中国如袁曹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等等，都是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都是先以自己局部的优势和主动，向着敌人局部的劣势和被动，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全局因而转成了优势，转成了主动。”

    毛泽东就是用曹操的两个战例来有力地说明了主观指导对于优势和劣势、主动与被动的转化的关键作用的。在现实生活中应该采取深思而又慎取的态度。这是毛泽东一贯的军事思想。

    《中原我军占领南阳》

    南阳为古宛县，三国时曹操与张绣，曾于此城发生争夺战。

    毛泽东是运用语言的大师，他撰写的消息，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生动的表现形式，独具的语言特色着称于世，尽管时隔半个多世纪，如今读来仍然是那样的脍炙人口。

    1948年11月5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中原我军占领南阳》

    新闻稿，是一鼓舞人心的消息：

    【新华社郑州五日电】在人民解放军伟大的胜利的攻势下，南阳守敌王凌云于四日下午弃城南逃，我军当即占领南阳。南阳为古宛县，三国时曹操与张绣，曾于此城发生争夺战。后汉光武帝刘秀，曾于此地起兵，发动反对王莽王朝的战争，创立了后汉王朝，民间所传二十八宿，即刘秀的二十八个主要干部，多是出生于南阳一带。在过去一年中，蒋介石极重视南阳，曾于此设立所谓“绥靖区”，以王凌云为司令官，企图阻遏人民解放军向南发展的道路；上月，白崇禧使用黄维兵团三个军的力量，经营整月，企图打通信阳、南阳间的运输道路，始终未能达到目的。最近蒋军因全局败坏，被迫将整个南部战线近百个师的兵力，集中于以徐州为中心和以汉口为中心的两个地区，两星期前已放弃开封，现又放弃南阳。从此，河南全境，除豫北之新乡、安阳，豫西之灵宝、阌乡，豫南之确山、信阳、潢川、光山、商城、固始等地尚有残敌外，已全部为我解放。去年七月，南线人民解放军开始向敌后实行英勇的进军以来，一年多时间内，除歼灭了大量的国民党正规部队以外，最大的成绩，就是在大别山区（鄂豫区）、皖西区、豫西区、陕南区、桐柏区、江汉区、江淮区（即皖东一带）恢复和建立了稳固的根据地，创立了七个军区，并极大地扩大了豫皖苏军区老根据地。除江淮军区属于苏北军区管辖外，其余各军区，统属于中原军区管辖。豫皖苏区、豫西区、陕南区、桐柏区现已联成一片，没有敌人的阻隔。这四个军区并已和华北联成一片。我武装力量，除补上野战军和地方军一年多激烈战争的消耗以外，还增加了大约二十万人左右，今后当有更大的发展。白崇禧经常说，“不怕共产党凶，只怕共产党生根”，他是怕对了。我们在所有江淮河汉区域，不仅是树木，而且是森林了。不仅生了根，而且枝叶茂盛了。在去年下半年的一个极短时间内，我们在这一区域曾经过早地执行分配土地的政策，犯了一些策略上的“左”的错误。但是随即纠正了，普遍地利用了抗日时期的经验，执行了减租减息的社会政策和各阶层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这样，就将一切可能联合或中立的社会阶层均联合或中立起来，集中力量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势力及乡村中为最广大群众所痛恨的少数恶霸分子。这一策略，是明显地成功了，敌人已经完全孤立起来。在我强大的野战军和地方军配合打击之下，困守各个孤立据点内的敌人，如像开封、南阳等处，不得不被迫弃城逃窜。南阳守敌王凌云统率的军队是第二军、第六十四军以及一些民团，现向襄阳逃窜。襄阳也是国民党的一个所谓“绥靖区”，第一任司令官康泽被俘后，接手的是从新疆调来的宋希濂。最近宋希濂升任了徐州的副总司令兼前线指挥所主任，去代替原任的杜聿明。杜聿明则刚从徐州飞到东北，一战惨败，又逃到了葫芦岛。王凌云到襄阳，大概是接替宋希濂当司令官。但是从南阳到襄阳，并没有走得多远，襄阳还是一个孤立据点，王凌云如不再逃，康泽的命运是在等着他的。

    在这条消息中，毛泽东写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阳的重要意义时，既不是一般的空洞说教，也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而是用通俗的语言，像讲故事一样，说古道今，娓娓而谈，从三国对曹操与张绣争夺南阳，说到后汉光武帝刘秀在南阳起兵，以及民间所传“二十八宿”，即刘秀的二十八个主要干将，多是出生于南阳一带，进而说明取得南阳的战略意义，使这块兵家必争之地具有了鲜活的主题。然后，笔锋一转，回过头来话入正题，讲蒋介石过去一年中对南阳的苦心经营，最后终归覆灭。以古论今，趣味无穷。使这篇新闻稿成为新闻媒体中历来尊崇的军事报道中的杰作篇章。

    三败“小诸葛”

    “小诸葛”白崇禧与毛泽东的三次较量，以白崇禧的全面失败而告终。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料事如神，处变不惊的智者形象，被誉为“赛诸葛”。白崇禧也曾被外国军事顾问誉为中国最懂军事的人，素有“小诸葛”之称，然而在与毛泽东的三次交锋中，他却不得不甘拜下风。

    解放战争后期，白崇禧据守湘赣，利用地势山险和江河湖泊做屏障，负隅顽抗。毛泽东指示林彪率领的四野向白崇禧部发起湘赣战役，林彪采取包抄迂回战术，想聚歼白部。白崇禧利用有利地势，避其锋芒，并不与第四野战争正面作战，两次金蝉脱壳都让四野扑了个空。

    四野进攻失利后，毛泽东审时度势，认为白崇禧据守湘南，只是缓兵之计，其最终目的还是要将主力悄悄撤回广西老巢，因此要想取得胜利，必须将白崇禧部调出湘南。毛泽东决定采取大迂回、大包围战略，不管白崇禧怎样部署，先占领白部后方，完成大包围，逼虎出山，然后再回攻白部。

    毛泽东命令四野向湘西迂回包抄阻断白崇禧后路，又命东路从江西广东交界地进攻衡阳、宝庆（今邵阳）一线，切断白崇禧西窜南逃的退路。毛泽东这招果然戳到了白崇禧的软肋，白崇禧不得不调主力回守衡阳、宝庆一带。四野军重创白崇禧部，使其元气大伤，只有一小部分逃到了广西。

    回到广西后，白崇禧招兵买马，很快又组织起队伍。毛泽东决定继续采取大迂回战略，逐步将口袋收紧，并电令东路陈赓叶剑英部发动广州战役，拿下广东以便合围广西。此时二野主力已突破国民党军川黔防线逼近贵阳，毛泽东电令二野由湘西南直插百色、果德（今平果），切断白崇禧部入滇的退路。

    这样白崇禧就只剩下海南越南可退了，但白崇禧已经吃过一次亏，怕再被合围，决定破釜沉舟，率主力兵团南下进驻广西东南的博白、郁林（今玉林）、岑溪一线，企图与据守钦州，合浦和雷州半岛的余汉谋部夹击陈赓部，打开通往海南的通道。毛泽东决定将计就计，迅速收紧袋口，形成关门打狗之势，合力围歼白崇禧。

    在毛泽东的正确指挥下，叱咤风云的“小诸葛”已成瓮中之鳖，白崇禧部全线溃退，损失惨重，白崇禧见势不妙，只身飞往海南岛。

    白崇禧逃到海南岛后并不甘心，还想把广西的残部接出去，欲图东山再起。他一方面电令第一兵团负隅顽抗，阻止解放军南下；一方面命令他的嫡系部队从钦州龙门港撤退到海南岛。

    毛泽东看透了白崇禧的用意，果断下令阻击钦州敌军，务求一网打尽。陈赓部4天行军600里，几乎与敌军同时到达钦州，全歼顽敌，出色完成阻击任务，白崇禧没有接回一兵一卒。“小诸葛”与毛泽东的三次较量，以白崇禧的全面失败而告终。

    1949年4月2日晚，毛泽东接见了李宗仁、白崇禧的和谈秘使刘仲容时说：“就请刘先生告诉他，和谈成功建立边防军时，我们请他继续带兵，把30万军队交给他指挥，比他现在带的多得多，人称他‘小诸葛’，人尽其才，于国有利嘛。”毛泽东胸怀大量，给了白崇禧充分的考虑余地，可惜他没有听从劝告，最后一败涂地。毛泽东在打仗运兵中神出鬼没，出奇制胜，终使“小诸葛”白崇禧成为手下败将，“小诸葛”终于败在“赛诸葛”的运筹帷幄中。

    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一下好，人在一个地方呆长了，油了，不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对调一下有好处，到处都是干革命。

    1973年12月21下午6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兵种、各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在北京受到毛泽东接见。

    毛泽东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一下好，人在一个地方呆长了，油了，不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对调一下有好处，到处都是干革命。在调动工作上要做好工作，打招呼，调动要欢迎，不要冷冷清清。冷冷清清不好，要同军长、军政委、师长、师政委见面，包括司、政、后机关，一百二百人见见面，不认识不好，如东北陈锡联，可以带李德生到沈阳军区熟悉熟悉；李德生可以带陈锡联到北京军区熟悉熟悉，互相当场介绍一下。”

    毛泽东说：“互相对调，是河南人发明的。东调西调，调远一点，这个军分区调到那个军分区，都欢迎。杨得志带一个旅到了延安，我才认识的，那时候有逃兵，我说不要抓，人家不愿在这里，要逃让他逃，请他吃一顿肉回去算了。捆绑不能做夫妻，捆绑不能做朋友，捆绑不能革命。”

    毛泽东说：“还是年轻力壮，文官务武，武官务文，文武官员都要读点文学，你（指许世友）也应该读一点，汉朝有个周勃，没有读什么书。刘邦，也没有读什么书。”

    毛泽东说：“曾思玉和杨得志对调，丁盛和许世友对调，韩先楚和皮定钧对调，这几位在一个地方呆得太久了。李德生、曾思玉、丁盛不那么久。你们带一个头，牵动全国。对今后军分区、人武部的调动，带个好风气，你们把我调一下吧！我实在不愿意当主席。”大家哈哈大笑。

    毛泽东又说：“《三国志》上有三个人，都是小商小贩出身，刘、张、赵。刘备，是卖草鞋的，张飞是卖猪肉的，赵子龙是卖年糕的。我老了，应该去‘卖年糕’（意思是‘老迈年高’），到福州去卖，好不好啊？南京、武汉不去，太热了。”大家再一次被毛主席风趣的比喻引发大笑。

    毛泽东接着说：“对同志要少吹，多批。有些同志专批评人家，不批评自己。一批评自己，就好像挖了他家三代祖坟，说人家是三反分子，‘五一六’。我们这个党不要杀人（除杀人、放火、放毒的要杀），包括反革命不要杀，要保存活证据，犯点错误，改正就好。”

    毛泽东说：“要准备打仗，我能吃能睡，我还可以打几仗。要打就打，要打我都欢迎，几个氢弹，能把北京消灭得了？北京有各国大使馆，要打氢弹，他们也消灭了。我看导弹、氢弹可能不会打北京，美国打日本，就选择广岛、长崎，不打东京、大坂。”

    毛泽东说：

    “过去战争年代，干部经常调来调去，我们党、政、军、民有这样的传统，八届十中全会决定，要交流干部嘛！有计划、有步骤地交流各级党政的主要干部。共产党员要能上能下，能官能民，能东能西，一切行动听指挥，调动一下有好处，也是加强集体领导，反对山头主义，保证党的绝对领导的重要一环。军队要统一，要整顿，要加强。各大军区司令员不再兼省委书记，集中精力搞好军队工作，议政议军，抓好部队建设，准备打仗。”

    毛泽东指挥大家唱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说：“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林彪搞什么大、小舰队，就不能得胜利。”毛泽东采取邓小平的建议，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具有极其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

    论“三个世界划分”

    “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

    毛泽东历来对“三”感兴趣，在中共党史上记载着毛泽东关于“三”

    的“三大法宝”、“三大作风”、“三反运动”、“三大改造”等。在阅读《三国演义》时，他对书中的“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在《隆中对》中，分析魏、蜀、吴三分天下大势非常重视。尤其是开篇的“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句充满哲理的话，备加欣赏。

    在20世纪，出现了各种国际关系理论。这些理论虽然各有不同，但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大国主宰世界的理论。一类是代表大多数弱国、穷国和中小国家利益的国际关系理论。

    1956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会见巴基斯坦总理苏瓦拉底时指出：

    要注意中间地带的重要性问题。他认为，中间地带包括从英国一直到拉丁美洲。这个地区的一边是社会主义阵营，另一边是美国。这个地带有最多的人口和最多的国家，包括有三种性质的国家。第一类是拥有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国家，如英国、法国；第二类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国家，有的已经取得民族解放，有的还在争取民族解放；第三类是在欧洲的不拥有殖民地的自由国家。他还认为，在这些中间地带国家之间，存在着一些内部纠纷。这些纠纷应该用和平方法来解决。

    在后来的一些谈话中，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现在美苏双方都在争夺中间地带。并认为，帝国主义国家争夺的主要场所是亚洲和非洲，这里面很有文章可做。他提出：“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这三个主义中，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比较接近。而民族主义占领的地方相当宽，有三个洲：一个亚洲，一个非洲，一个拉丁美洲。”据此，毛泽东和周恩来共同确定了中国外交的重点是在亚非拉美国家中广交朋友，同时也积极争取同英、法等西方国家改善关系。

    20世纪60年代，中苏论战后，中国成为独树一帜的国际力量，这是战后世界格局发生的影响最为深远的重大事件之一。

    1962年1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客人时重申了“中间地带国家的性质各不相同”的论断，还说：“西德垄断资本想勾结美国又想抗拒美国，这点同日本相像。我们把这些地方都称做中间地带。社会主义阵营算一个方面，美国算另一个方面，除此之外，都算中间地带。”

    1963年9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日本、加拿大对美国是不满意的。以戴高乐为代表的，有六国共同市场，都是些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东方的日本，是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美国不满意，对苏联也不满意。东欧各国对苏联赫鲁晓夫就那么满意？我不相信。情况还在发展，矛盾还在暴露。过去几年法国人闹独立性，但没有闹到今天这样的程度。苏联与东欧各国的矛盾也有明显发展，关系紧张得很。”

    1964年1月5日同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听涛克己谈话时，再次阐明关于两个中间地带的观点。他说：“讲到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这种情况看起来比较明显。”在同年7月的另一次同日本客人的谈话中，他还明确表示：“日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

    1964年1月17日，毛泽东会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柯弗兰、爱德乐、爱泼斯坦、李敦白等外国朋友。他在谈话中说：“美国现在在两个‘第三世界’都遇到抵抗。第一个‘第三世界’是指亚、非、拉。第二个‘第三世界’是指以西欧为主的一批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有些还是帝国主义的国家，这些国家一方面压迫别人，另一方面又受美国压迫，同美国有矛盾。”他还说：“不能设想，美国只在两个‘第三世界’遇到抵抗，而独独在苏联和东欧会不遇到抵抗。”

    进入20世纪70年代，世界格局进一步发生重大变化，多极化趋势对两极格局的挑战和冲击日益公开化、显着化。

    1971年10月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之后，重新回到国际社会，使第三世界国家的呼声在联合国的讲坛上得到了充分的表达。尤其是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以后，客观上形成美、苏、中战略大三角格局，中国的战略地位呈上升趋势，对两极格局形成强有力的冲击，世界的多极化趋势已成定局。

    其次是资本主义各国纷纷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对美国的盟主地位提出强有力的挑战。

    东欧各国开始走改革的道路，并试图改变对苏联的依赖状况。

    随着世界多极化趋势对两极格局的冲击日益明显，国际社会呼唤并孕育着新的国际关系理论。

    面对激烈变化、迅速改组的世界，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中间地带理论，最终形成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

    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首次全面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观点。毛泽东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毛泽东又说：“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毛泽东的这几段话，不是一时的即兴之谈，而是经过长期的观察和思考而提出的一个精辟的新论断。

    1974年4月10日，刚刚复出的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第一次正式向全世界阐明了毛泽东的这一新的战略观点。邓小平指出：“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邓小平的这个发言是根据毛泽东的历次指示写的，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并报请毛泽东亲自审阅过，因而可以说是准确地反映了毛泽东的观点，它标志着毛泽东对世界战略格局的认识，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由于邓小平的这个着名的发言，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开始闻名天下。

    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提出，一方面表明，中国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方针开始摆脱极左思潮的束缚，努力超越意识形态的局限，重新回到以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的务实轨道。另一方面，这个理论的提出，也是对剧烈变动、改组中的国际局势进行深入观察和思考的结果。没有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出现，没有对这种趋势的客观而深入的观察，要想比较全面地纠正极左思潮的影响，重新确定正确的外交方针，并把中间地带理论发展成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则是，从当代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力量分野的实际出发，而不是囿于原来的意识形态框框。这样他就能够高人一筹。

    毛泽东着名的“三个世界”理论是他惯于使用的左、中、右“三分法”在国际范围内的一种应用。他的整个外交谋略都是以此作为基本框架的，开创了我国对外关系的新局面和新战法。

    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是对当时国内提出了三分天下的论断，而毛泽东是对国际形势作了深入研究后，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国际范围内力量对比所做的科学论断，对指导世界有深远的意义。

    要学诸葛亮留一手

    对公告内容中有关尼克松来访，谁也不说主动，是双方都主动。

    1971年7月9日下午4时，周恩来去钓鱼台5号楼同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会谈。到达那里时，基辛格已经率领美方全体人员在会议室屏风前迎候了。

    基辛格见到周恩来时有点紧张、拘束。周恩来的随同人员有叶剑英、黄华、熊向晖和章文晋等；美方参加会谈的是霍尔德里奇、斯迈泽和洛德等。

    基辛格首先感谢中方对他们的热情招待，说：“如果有机会，我也希望以同样的热情在美国招待周总理。”

    周恩来大方地说：“我没有去过美国，也没有到过西半球，但我们是在同一时候工作，你们在白天，我则在晚上。”他答得自然得体，既未说去也未说不去。继而又说：“按中国的习惯，请客人先讲。”

    基辛格这个在外交场面一向是潇洒大方的政治家，此时却很拘谨呆板地念起了稿子。等念了开场白后，他才稍稍放松了一些，放开稿子说道：“今天，全球的趋势使我们相遇在这里。现实把我们带到了一起，现实也决定我们的未来。我们本着这种精神来到你们美丽而神秘的国家。”

    这时，周恩来打断了他的话说：“不，不，并不神秘，熟悉了就不神秘了。”

    基辛格的话开始转向了正题。他说此次来中国，尼克松总统给他两个任务：一是商谈尼克松访华日期及准备工作；二是为尼克松进行预备性会谈。然后他谈了7个问题。

    第二天，基辛格一行由黄华、熊向晖等陪同参观了故宫三大殿和出土文物，随后到人民大会堂同周恩来总理会谈。

    基辛格认为这次改在人民大会堂会谈是周恩来对他的礼貌安排，很高兴。会谈时周总理就对他说了天下大乱的世界形势，中国准备打仗，准备着美国、苏联来瓜分中国。基辛格忙说，请放心，美国要同中国来往，决不会对中国进攻，美国同自己的盟国和对手决不会进行勾结针对中国。又说，中国对美国的军队可以北开，摆在别的地方。

    最后周总理建议，尼克松访华可以安排在1972年夏天，并表示尼克松访华前可以先同苏联领导人会晤，这样更慎重些。

    基辛格说，还是按照已安排好的程序进行，先北京，再莫斯科。如果总统夏天来，离美国大选太近，有争选票之嫌。周恩来说，那就1972年春天来访。基辛格表示同意。

    当天晚上，毛泽东听了汇报后，谈了两点意见：

    一、对基辛格说美国不会进攻中国，让中国把军队开到北方去的话，毛泽东说，他们要我们把军队往北开啊，过去我们是北伐，后来是南伐，现在是北来北伐，南来南伐。

    二、当汇报说双方商定以巴黎为联络渠道时，毛泽东说，你基辛格说不经过官僚机构，华沙是官僚机构，那我们驻巴黎使馆是不是官僚机构？你们不想派一个常驻的，也不想派个临时的，就靠你基辛格。现在只好听他的了，我们怎么能强迫人家呢？那就通过巴黎吧。

    周恩来和毛泽东谈到发布公告之事。毛泽东即表示，对公告内容中有关尼克松来访，谁也不说主动，是双方都主动。并说在公告中，也不提毛泽东要见尼克松，要学诸葛亮留一手。

    说完之后，周恩来还想再留一会儿。毛泽东说，你不是约好了10点去吗？还是去吧，不然基辛格会感到奇怪的。于是周恩来又同叶剑英、熊向晖一起去见基辛格。黄华和章文晋则把已拟成的公告稿交给王海容、唐闻生送毛泽东审阅。

    大约10点15分，周恩来见到基辛格说，因为时间晚了，本来不想来，后来听说你们还等着，所以还是来了。这次稍稍谈了一些细节问题，就结束了。

    对于仅两百多字的公告，双方有争议的就有三处地方：一是尼克松访华是谁主动提出的；二是会谈中要讨论哪些问题；三是来访的适当时间。原稿中说尼克松要求来访，我们邀请。基辛格不同意，说这样写让人看了像个旅游者。

    周恩来考虑如说尼克松要求来访，我们才邀请，他们面子难看，于是改成“获悉”他要来访我们邀请，就避免了谁是主动的问题。对会谈要讨论的问题，在“谋求两国正常化”之后加上了“并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不只是讨论台湾问题；关于来访时间改为5月以前，不说具体日期，以便灵活安排。

    翌日，毛泽东看过改过的公告觉得很满意。说，公告一发表，会引起世界震动，尼克松可能等不到5月就要来了，早点来也好嘛。

    基辛格看过改定后的这一稿，也觉得中方设身处地地考虑了美方的意见，同他们的要求很接近，马上表示同意了。只是在接受邀请前加上“愉快地”一词。

    最后商定完毕，正好离基辛格要离去的时限还剩下吃午餐这点时间。

    用完午餐，基辛格一行就悄悄地乘原机飞回巴基斯坦，重新又作为一个“病后初愈”的形象出现在新闻媒介面前。

    他的这次特殊使命的秘密一直保持到几天后公告发表为止。这就贯彻了毛泽东关于“要学诸葛亮留一手”的精神。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终于打开了中美僵化的大门。

    “人寿志犹存”

    “五虎将”是关、张、赵、马、黄，此时其他几名都已谢世，独剩赵云也已年迈。

    生老病死，自然之理。勇将赵云终有老去那一天。但三国纷争，正当用人之际，却是“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将帅之才十分匮乏。

    诸葛亮六出祁山，北伐曹魏，计点将校军兵，不免为此发生感叹。

    毛泽东也曾有此叹息。

    1973年12月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八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并且提议邓小平参加军委领导工作，这是稳定大局的重要举措。周恩来随即部署有关事宜，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军委会议。

    12月20日，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书房里，接见了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46位高级将领。

    此时，毛泽东已年届八旬。

    毛泽东即席讲话的开场白出人意料，他说：“送君送到阳光路，你也苦，我也苦，手中锣儿敲的苦。”不知引用的哪一段戏文。

    毛泽东并不理会那些面面相觑的将军们，继续沿着自己的思路说下去，不过这回他引用的是“三国戏”中的一段戏文：

    “‘这一班五虎将俱都伤了，只剩下赵子龙老迈年高。’我年老了，也要去‘卖年糕’，要到福州去卖年糕。南京不去，南京太热了。”

    毛泽东在讲话中流露的伤感和无奈的情绪，使与会的将领们感到震惊。

    “五虎将”是关、张、赵、马、黄，此时其他几名都已谢世，独剩赵云也已年迈。这段戏文在《三国演义》中是有所本的。赵云，于马超故后，是“五虎将”中仅存者，可他“虎老雄心在”，请命出征，誓当先锋；毛泽东年届八旬，然亦“人寿志犹存”。尽管此时人的意志难于抵抗走向衰老的自然法则，尽管他看到自己的瑰丽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因而情绪中充溢着忧患和悲壮，但是他还是像那位老迈年高的赵子龙请缨出征一样，为他的事业做着最后的奋争：对调八大军区司令员，把邓小平安排到最重要的军事领导岗位上……这正是毛泽东最后的决策。

    毛泽东打仗的秘诀

    “我们祖宗好的东西，又为什么不可以借鉴呢？一定要弄些教条来束缚住我们的手脚，鄙人真有点大惑不解。”

    1960年12月26日，毛泽东67岁寿辰。25日，他在同部分向他祝寿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谈话时说到30年代，他赋闲的时候，没事干，就看书。“走路坐在担架上，他抬他的担架，我看我的书。他们又批评我，说我凭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其实《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几遍。”1961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也谈到这件事，“不说：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因为要写这本书，倒是逼着我研究了一下资产阶级的军事学。有人讲我的兵法靠两本书，一本是《三国演义》，一本是《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我是看过的，《孙子兵法》当时我就没有看过。”在遵义会议上，凯丰说：

    “你那些东西，并不见得高明，无非是《三国演义》加《孙子兵法》。”我就问他一句：

    “你说《孙子兵法》一共有多少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请你讲讲。他答不出来。”我说：“你也没看过，你怎么晓得我就熟悉《孙子兵法》呢？”毛泽东接着说，“凯丰同志说得好。马列主义，我确实是门外汉，种田作物，倒算是行家里手，不及你出国留学，我是个土包子。不过《孙子兵法》我确实研究过，这有什么害处哩！战争规律，古今中外皆然。现在的，不过比古代的内容丰富一些罢了。我们祖宗好的东西，又为什么不可以借鉴呢？一定要弄些教条来束缚住我们的手脚，鄙人真有点大惑不解。”

    1965年12月，毛泽东在杭州的一次谈话中又说：“我本来也没有读过军事书，读过《左传》《资治通鉴》，还有《三国演义》。这些书上都讲过打仗。”

    毛泽东一生打过许多仗，虽然不能说百战百胜（百战百胜的统帅是没有的），但他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伟大的军事家。许多人都问过毛泽东打仗有什么诀窍。

    1949年5月1日，毛泽东与柳亚子先生同游颐和园，泛舟昆明湖上，心情十分惬意。当时人民解放军刚解放南京不久，柳亚子先生感慨地说：“我们没有想到胜利会这么快，人民解放军很快渡江成功，并且占领了南京。我们不知道毛主席用的是什么妙计？”

    毛泽东听后，呵呵一笑，回答说：“打仗没有什么妙计，如果说有妙计的话，那就是知己知彼，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正确的决策。还有，就是先生说的，人民的支持是最大的妙计。我们有100万军队要渡江，如果没有人民的大力支持，是不能成功的。比如用100万军队带上轻武器，完全游泳泅渡是不行的，这就需要渡江工具。我们没有兵舰、轮船，就要靠人民用土办法造木船、木排划子。在漫长的江面上，几万只木船一齐出动，直奔对岸，加上我们有很多大炮掩护，很快就过去了30万军队。这一下子，蒋介石企图以长江天险阻挡人民解放军前进的梦想破灭了。你能说这是妙计吗？这是一般的常识，但是，像这样一个普通的常识，蒋介石是不知道的。他想的是长江天险，是美帝国主义的援助，总的来说，我们的军队比蒋介石的军队准备得好，除了飞机，军舰以外，我们什么都比他们多。”

    毛泽东还在一次会议上说：“打仗并没有什么神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什么战略战术，说来说去，无非就是这四句话。走，你就打不着我；打，我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又说：“我们的打法：我能吃下你时就吃你，吃不下你时，也不让你吃了我。时机不成熟时我主力不同你硬拼，同你脱离接触。等到我能吃了你的时候，就把你吃掉，一口一口地吃，最后把你吃掉。”

    60年代中期，为准备打仗，毛泽东讲了许多战略问题，其中也谈到了将来如何打仗。他说：简单说就是两句话，“打仗没有什么巧妙，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你们听说过吗？大体上就是这样。你打得赢就打，打不赢还打吗？有两条腿可以走嘛！打得赢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集中五个指头啃他一个指头，割掉一个，他就少一个。事物是可以分割的。以后有机会又可以啃一个，又少一个，只剩下八个了，然后有机会再割一个，总之要割掉。所谓割掉指头，就是把敌人搞过来，除打死打伤之外，把官兵、枪支、弹药都夺取过来，这就叫打得赢就打。那么打不赢呢？就走，走得远一点，使敌人不知你到哪里去了。”

    这就是一位饱经战火的军事家对作战经验的轻松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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