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杨永泰、熊式辉和“新政学系”的崛起
一
“新政学系”，也单称“政学系”。政学系是旧国会国民党议员中的一派，它的本名是“政学会”。政学会随着1923年曹锟贿选后旧国会的消灭而消灭。十年之后（1932年），一个原是政学会著名策士的杨永泰，钻进了蒋介石的帷幕，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一个参议一跃而为“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蒋介石自任总司令）的秘书长。1932年年底，国民党军队在江西第四次“围剿”惨败后，蒋介石于1933年在南昌设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以下简称“南昌行营”），仍以杨永泰为秘书长。南昌行营是以发动和进行第五次“围剿”为唯一任务的一个蒋介石“御驾亲征”的最高军事指挥机构，起初它的组织异常庞大，在参谋长、秘书长和办公厅主任之下设有七厅之多。南昌行营成立后不久，蒋介石接受了杨永泰所谓“剿匪要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主张，把行营的组织简化为两个厅，就是以参谋长贺国光兼任厅长的军事厅（第一厅）和以秘书长杨永泰兼任厅长的政治厅（第二厅）。当时也有人恶作剧地叫第一厅为“三分厅”，叫第二厅为“七分厅”。办公厅主任则由当时的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兼任。杨永泰和熊式辉在南昌行营为了实现个人的政治野心，达到升官发财的目的，开始紧紧地勾结起来，不惜为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出尽主意，卖尽气力，从而两人都博得了蒋介石更深的信任。其后，蒋介石又听从杨永泰的建议，把南京行政院的大部分职权劫夺到南昌行营行使，那时国民党统治势力所仅能达到的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和陕西十个省政府的用人行政都直接听命于南昌行营，1934年二三月间还召集过一次十省高级行政人员会议，南昌行营第二厅俨然成为实际上的行政院。杨永泰和熊式辉随着他们政治地位的提高和职权范围的扩大，便有了更多地罗网一批党羽来协助他们“立功”固宠的必要和可能，但从此也不能不开始引起国民党其他派系的嫉妒，不断地发生摩擦。
远在1928年，国民党中央即曾发布过所谓“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口号。“党外无党”的目标很明显，就是妄想要取消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存在；“党内无派”，也只是为了反对当时汪记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改组派）。至于在国民党政权之内，始终是派系林立，蒋介石不仅不反对而且亲手加工制造。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蒋介石是要自己的内部各立门户，互相克制，互相倾轧，以更便利于他个人的操纵。但后来（大约是1933年）不知为什么，蒋介石突然下了一道解散一切党内小组织的命令，而实际上所有的小组织（例如CC团和复兴社等）不仅没有被解散，相反的更加发展起来了。这道命令的作用何在，至今令人难解。可是，CC团的首脑陈果夫却利用了它来打击异己，就在这个时候揭发了杨永泰和熊式辉以政学会成员为骨干，搞了一个小组织，这便是新政学系这个派系及其名称的第一次出现。杨永泰是政学会成员，南昌行营第二厅第二组组长文群和第一组副组长李为伦也都是政学会成员，还有第一组组长王又庸则是政学会成员王有兰的胞弟，而杨永泰的主任秘书卢铸又是政学会首脑李根源关系极深的旧部。这批人物，相当长久而固定地集结在杨永泰和熊式辉手下做官，逐渐成为互相关怀、休戚与共的一个官僚集团，这是客观的存在，无可否认。不过如果把它看作和政学会一样，是一个政党的派系，或者把它看作和CC团、复兴社一样，是个有集体行动和集体纪律的东西，则不符合于历史事实。尽管如此，这个集团既然没有自己的名称，根据它的代表人物的历史面貌，称之为“新政学系”，或单称“政学系”，都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杨永泰和熊式辉，无疑是新政学系的首脑，加上后台支持者张群，被称为新政学系的三巨头，一般也称这三人为新政学系的上层分子。有人问：新政学系除了上层分子之外还有些什么人，有多少人？这问题很难答复，因为既没有登记，也没有名单，没有什么根据来断定谁是谁不是，从而更没有统计数量的可能。不过，如果我们可以假设这么一个定义：“凡是在杨永泰、熊式辉和张群手下做官比较长久或比较重要的核心人物，都算是新政学系分子”，那么，记得在1936年冬，杨永泰被暗杀于武昌，珞珈山出葬之日，曾有人粗作估计，说这批人数有四十人左右，可能是大致不差的。
有人说，杨永泰死后，新政学系分子逐渐减少了，这是可能的；另一方面，它的上层分子则逐渐增加，也是事实。
1935年年底，一批“名流学者”翁文灏、吴鼎昌、张嘉璈、蒋廷黻、何廉等在南京袍笏登场，他们对蒋家重臣的派别摸底之后，似乎对新政学系比较感兴趣。那时杨永泰已死，他们都跟张群、熊式辉比较接近，到后来他们中间的吴鼎昌、张嘉璈、何廉等三人都成为新政学系的上层人物。1944年熊式辉在“中央设计局”成立了两个特别委员会，一个是“收复台湾研究委员会”，另一个是“收复东北研究委员会”（两个会的名称大致如此，记不很清楚），前者以陈仪为主任，后者以沈鸿烈为主任，后来陈仪和沈鸿烈也都成为新政学系的上层人物。最后一个参加为上层人物的是魏道明，他本是熊式辉的老朋友。
1943年，何廉当了中央设计局的副秘书长。中央设计局是蒋介石自任总裁、由熊式辉以秘书长名义负责领导的一个庞大的机构。这一年（1943）的9月，国民党召开了十一中全会，同时国民党政府也召开了国民参政会，这两个会都通过了所谓“准备实行宪政”的决议案。就在这个时候，何廉向张群、熊式辉、张嘉璈等建议，大致说：宪政实行后，政治舞台的重心将移到议会，议会政治就是政党政治，照现在国民参政会的情况看来，未来的议会中可能还有更多的小党，而国民党内又有不少的派系，斗争是可能很复杂的。别人都有准备而你们没有，别人说你们是个有组织的派系，实际上满不是那么一回事，这是很吃亏的，也是很危险的！应当急起直追，赶紧组织起来，到临时是来不及的。对于何廉这个建议，据说张嘉璈完全赞成。熊式辉也认为可以考虑，张群独以为没有必要，他说，议会政治也不过是那么回事，不必过分担心；又说，我们不能党外建党，党内搞一派虽有先例，但必须“通天”（指通过蒋介石），而要“通天”又有什么充分的理由可说呢？张群的话等于做结论，何廉准备好了的一套组织方案，只好扔到字纸篓里去了。
到了1948年10月，熊式辉从沈阳的“东北行辕”回北平，转到上海，已经整整一年了，蒋介石对他十分冷淡。他在上海法租界新买的一所别墅的花园亲手栽花遣闷之余，忽然想起了要趁此闲暇无事，搞起一个组织来玩玩，也许可以增加一点政治资本，等待时机，再捞一把，虽然在东北这一把已经捞得不错，主意已定，当然首先要找张群商量商量。这里必须补叙一件事情：南京政府已于1947年下半年开始“实行宪政”，1948年2月召开了立法院第一届第一次会议。“蒋总统”决定提出张群为第一任行政院长，遭到多数的、主要是CC团和复兴社的立法委员反对，“蒋总统”亲自召集两系的重要分子训话，一开头就说：“你们不要误会岳军（张群字）是政学系，他不是的！”一时传为笑柄，结果训话依然无效，不得不另提何应钦。这件意外的不愉快的事情，不能不使张群回想起四年前何廉的建议确有点道理，这次熊式辉来自告奋勇，要搞组织，张群当然赞成。熊式辉到南京，指定新政学系的两个立法委员文群和王又庸先做初步的研究，后来在上海成立筹备处，张群、张嘉璈、魏道明等都派人参加筹备工作。魏道明还捐了一所南京的房屋做未来的社址，房契已交到筹备处。11月某日开筹备大会前，上层分子分别电召散在各地的自己手下应该参加这个组织的人依限到达上海，共约到了四十人左右。熊式辉手下的占约四分之一，其中主要的为胡家风、文群、王又庸、徐晴岚、王枕心、龚学遂、王次甫等；张群手下的有张笃伦和秦振夫；其他部分的人及其姓名都是陌生的，全不记得了。另有一个不是上层分子的特殊人物，就是特务分子张国焘。他从1948年上半年开始做了由张嘉璈、熊式辉出资创办的一个月刊社的负责人；他同其他上层分子特别是同张群也有相当密切的往来。此时，他成为这个组织当中不上不下的一个中间分子。
筹备大会如期召开，熊式辉当主席，其他上层分子都没有到会。大会通过了几条章程、一篇纲领。章程规定这个组织叫做“笃力社”，据说是要求每一个社员对于三民主义必须“笃信力行”的意思。章程有一条比较特别的东西，就是所谓“一票否决权”，规定通过一个新社员要出席者全体同意，若有一个人反对便无效。所谓纲领，无非是摭拾一些改良主义的陈词滥调，由起草人徐晴岚宣读一遍，无人发言，就算全场一致通过。
筹备大会的第二天有个聚餐会，熊式辉、张嘉璈、吴鼎昌、陈仪、魏道明、沈鸿烈、何廉等都到了，只有张群说要来而临时没有来。
第三天，蒋家军在津浦线上遭到全军覆灭性的惨败，南京风声鹤唳，整个国民党政府开始准备逃跑，从各地方应召来上海开会的多数人都要赶回去准备后事，于是来不及开成立会和选举领导执行机构，就纷纷作鸟兽散了。筹备处销毁文件，退还魏道明的房契，关门大吉。最后一个趣闻，就是张国焘私自把月刊社的房屋出顶，得黄金二十五条，连工人的工资都不发，抢先逃到香港去了。
以上就是新政学系这个集团从它发生到消灭的大致情况。这个集团的特点是从1933年的上半年到1948年10月以前的整整十五年间，没有任何组织形式，它的活动全部体现在三个主要人物——杨永泰、熊式辉和张群以及他们的几个手下人的勾结或“单干”的活动之中，因此在提供新政学系历史资料这个任务上，重点就在提供这三个人及其手下人的历史资料。这个集团的末期，增加了好几个上层分子，刚要把这个集团转变为一个普通的政党派系时，却又瓦解了。
二
杨永泰于1918年国会第二次被解散后，参加了在广州召集的国会非常会议。非常会议组成了护法的军政府，推举孙中山先生为大元帅。由于西南实力派唐继尧、陆荣廷等始终与孙中山先生貌合神离，国会中某些派系（包括政学会）的投机分子遂倡议改组军政府为所谓“七总裁制”，取消大元帅的名义，仍举孙中山先生为总裁之一，而以岑春煊为首席总裁。这个军政府，从它开张到垮台，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导演了旨在出卖西南革命根据地，同北洋军阀及其官僚政客们勾结、利用的所谓“南北和议”的一幕丑剧。记得当时上海某报的报屁股上有人投稿，串一上联，征求下联，文曰：“北有徐东海（世昌），南有岑西林（春煊），看你这两个东西，怎样调和南北？”这就是当时人民对这幕丑剧的嘲讽。军政府重要人物中的参谋长李根源、秘书长章士钊、副官长张群、财政部次长文群和总务厅长王有兰，都是政学会的成员或是他们的老朋友。这些事实雄辩地说明了在这幕丑剧中政学会分子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两年前（1916年）岑春煊在肇庆军务院代行抚军长职权，用李根源为副都参谋（即副参谋长），张群为副官长，章士钊为秘书厅厅长，杨永泰为财政厅厅长，被称为军务院的“四台柱”。这次岑春煊所倚重的人物基本上是肇庆军务院的老班底，仅把应该是“理财家”杨永泰的位置（财政次长）换了另一个政学会成员文群而已。
杨永泰没有参加军政府的要职，是别有企图的：他认识到军政府不过是实力派御用的一块招牌，他们几时不需要，就可能一脚踢开它。为了争取更长久的功名富贵，杨永泰决心打进当时广东督军莫荣新（陆荣廷嫡系）的内部去，直接向实力派投靠。当然，杨永泰这个企图是取得政学会在粤成员的同意与支持的。
起初，杨永泰仅是广东督军公署一大批拿干薪的参议之一，他尽可能地利用莫荣新的参谋长郭椿森（政学会成员）做内应，不到三个月就取得莫荣新的特别信任，攫得了广东省财政厅长的要职，不久又升任为广东省长。广东省长是一个著名的肥缺，当前任省长翟汪辞职时，各方面群起逐鹿，岑春煊推荐了好几个候补人选，李根源就是其中之一。桂系内部垂涎此席的也大有人在。当莫荣新内定以杨永泰升任时，引起了内外的激烈反对，而莫荣新坚持己意，甚至以去就力争，终于使陆荣廷不得不同意。从此，杨永泰以善于钻营做官驰名。
1921年，陈炯明通过汪精卫与段祺瑞的勾结，得到李厚基的援助，从漳州打回广东；桂系在东江一败涂地，不得不收拾残兵，退回广西；陆荣廷滑稽地宣布“粤人治粤”，岑春煊的军政府垮了台，杨永泰逃往上海。
1923年春，政学会在北京曾一度重整旗鼓，但只是昙花一现。同年秋冬之间，曹锟贿选告成，拖了十二年之久的“民元国会”至此宣告死亡，政学会也随之消逝了。
不知什么时候（可能是1929年），杨永泰当了南京交通部（当时部长王伯群）的顾问，后来又当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参议，钻进了蒋家大门。他从此开始研究蒋介石的思想作风及其生活习惯，经常向王伯群、李仲公（当时的交通部次长）等打听蒋介石的“起居注”；同时开始向蒋条陈时事意见，往往“报可”。杨永泰这种进身的方法，在历代封建王朝的“权臣”传记中可以找到很多榜样，例如《唐书》所载李林甫“结纳近臣，察帝动静，故奏对皆称旨”，这就是杨永泰继承的“衣钵”之一。到了1932年，蒋介石决定亲赴武汉指挥豫鄂皖边区的第四次“围剿”，而那时正是江西第三次“围剿”失败，准备组织第四次“围剿”的时候，蒋介石忧心忡忡地感到“剿匪”军事毫无把握。杨永泰抓住这个时机上了一篇万言书，据说它的主要内容是阐明“攘外必先安内”的“理论”，主张“安内”（即“剿匪”）必须用七分政治，并提出了所谓“政治剿匪”的纲领与方案。万言书的原文是当做密件处理的，外人很少见到，只听周佛海说过它是一篇“绝好文章”，但从后来杨永泰当权时的言论和拿出来的“办法”当中，也不难推知万言书中所谓的“理论”和纲领是些什么货色。当时蒋介石看到这篇“绝好文章”，果然“龙颜大悦”，立即擢用杨永泰为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的秘书长，着即“随驾出征”。
杨永泰到了武汉，首先模拟张居正的口吻，大嚷什么“剿匪”要从“整饬吏治，综核名实，信赏必罚”下手，对于当时河南主席刘峙和湖北主席夏斗寅的颟顸无能、贪污腐朽，“严加谴责，毫不留情”（杨永泰自己的豪语）。当时杨永泰的部下卢铸和陈方等窃窃私议，说“畅老”（杨永泰字畅卿）这种“锋利贾怨”的作风，至少要招致张居正死后抄家之祸。其实杨永泰何尝真的要骂刘峙和夏斗寅，只不过是骂给蒋介石听的，表示他不仅“任劳”，且能替“委员长”“任怨”而已。
1933年，杨永泰转任南昌行营秘书长兼等二厅厅长，他的“政治剿匪论”及其整套方案，在当时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的支持下，首先在江西第五次“围剿”中见诸实施了。
1934年二三月间，南昌行营召集过一次十省高级行政人员会议，出席的是十省的一部分主席、省政府委员、各厅厅长和行政督察专员。当时的南昌行营第二厅第一组组长王又庸担任会议的秘书长，他在一次非公开的座谈会上听到过杨永泰关于“安内攘外”的一番妙论。杨永泰首先交代：“今天大家随便聊聊，不必做记录。”然后说：“有人责问政府为什么对日本不抵抗？这问题很简单，抵抗要有力量（他举出了当时中日两国间军事、经济对比的一些数目字），拿鸡蛋碰石头，不是抵抗而是自杀。我们要抵抗，必须作充分的准备，由于敌我力量的悬殊，准备也需要较长的时间。”杨永泰接着说：“准备也有先决条件，这个条件就是国内的集中统一，必须有全国人民信任的政府，才能从容作准备。现在还有人拿起枪炮，要打倒我们，叫我们怎么准备？”杨永泰至此画龙点睛，“因此，我们必须‘剿匪’！至于有人说‘剿匪’就是接受敌人所提出三原则的第二个原则——‘共同防共’，我们可以不置辩。”杨永泰往下再说：“委员长提出了‘剿匪’要用七分政治的口号，这个口号的具体内容就是我们近一年来已经做了的、今后还要继续认真做下去的改善行政制度、提高行政效率、训练人才、整饬纪纲、组织民众、教育民众、整顿保甲、训练民兵以及修筑公路和实行新生活运动等等，这一切都是直接为了‘剿匪’，但也可以说是在‘剿匪’的掩护下进行一部分对外抵抗力量的准备。大家要知道，目前不仅是无法抵抗，就是要作公开的准备也有困难。”杨永泰作了两小时以上的谈话，他可能是把1932年的“万言书”背诵了一遍，上面所记，仅是其中的要点。这番话，围绕着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大政方针”，提出了四个论据：第一是“长期准备论”，也就是“对外永远妥协论”；第二是“集中统一论”，也就是“对内用兵的武力统一论”；第三是“政治剿匪论”；第四是“掩护准备论”。第一和第二两项，即对外投降，对内屠杀，是蒋介石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能所决定的非走不可的道路，只有第三项，所谓“政治剿匪论”，对蒋介石却是一件新鲜的事物。蒋介石一贯是“唯武器论者”，他的不抵抗主义是跟他迷信和害怕日本的武器有关联的，而他之所以被称为“内战的内行”，也确是因为国民党军队的武器比任何国内其他军阀的武器占优势。但为什么国民党军队在江西四次的“围剿”中，都被武器占劣势的红军打得落花流水？这一无情的事实，从“唯武器论”中找不出解答。于是杨永泰的“政治剿匪论”应运而生，它对蒋介石第五次“围剿”方略上的某些转变，起了一定的作用。最荒谬而又最无耻的是所谓“掩护准备论”，杨永泰硬要把屠杀人民的“剿匪”说成有掩护对外抵抗准备的作用，企图拿这种说法来欺骗一部分有爱国思想的干部，缓和他们的反抗情绪。实际上，“掩护准备论”就是“掩护剿匪论”，它不仅替“剿匪”增加一个口实，同时也为蒋介石专心“剿匪”、不作任何抗日准备捏造一个理由。1943年蒋介石在他所著《中国之命运》一书中也说：“日寇武装侵略随时可至，我们中国没有从容建设的可能。于是国民政府不得不以社会交通经济建设工作的方式，来掩护军事抵抗侵略的准备。”（《中国之命运》49页）这同上述杨永泰十年前所说“目前不仅无法抵抗，就是要公开准备也有困难”如一鼻孔出气，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自欺欺人之谈。
上述杨永泰的谈话中举出了关于政治“剿匪”的一系列具体措施，如所谓改善行政制度、提高行政效率、训练人才、整饬纪纲和整顿保甲、组织民众等等，不待说都是为了加强各级地方政府压迫和欺骗人民的效能，使它们能够更好地协助国民党军队同红军作战。所有这一整套，都由当时南昌行营第二厅第一组组长王又庸和副组长李为伦督同僚属拟具有关各项制度、法令、规章及其实施办法草案，经杨永泰、熊式辉核定后交付施行；其余与碉堡推进政策相配合，沿碉堡线强拉民工筑路这一项，是由江西省政府建设厅厅长龚学遂负责主办的；更恶毒的一项所谓对“匪区”经济封锁办法，则由南昌行营第二厅第二组长文群负责计划执行。以上几个杨永泰和熊式辉的帮凶，都是新政学系的中坚人物，在本文第一部分中已经提到过了。
大家知道，1934年江西红军在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斗争中失利，招致了中国革命的很大损失，其主要原因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采用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4页）；但从蒋介石方面来说，他采用了杨永泰、熊式辉及其帮凶们搞的那一套反动方案，同柳维垣提出的碉堡政策相配合，使国民党军队能够比较适合于同红军作战，也可能是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逆谋一时得逞的因素之一。总之，新政学系这个集团，在它跟着蒋介石反人民、反革命的十五年全部罪恶历史当中，南昌行营这一阶段的活动无疑是最重要的一页。
杨永泰的谈话中也提到所谓新生活运动，这是1934年1月间杨永泰与熊式辉秉承蒋介石的意旨搞起来的一套非驴非马的玩意。据《新生活运动纲要》（一本以蒋介石名义颁布的新生活运动的“经典”）说：“新生活运动，就是提倡礼义廉耻的规律生活。以礼义廉耻之素行，习之于日常生活——食衣住行四事之中。”据说这是同中国共产党提倡“打倒礼教”相对抗的一种运动，可见这个运动也不是与“剿匪”无关，可能它就是所谓“文化围剿”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什么是“文化围剿”，因为这是当时CC团的“专业”之一，一般人都不甚明了。总之，“新生活运动就是提倡礼义廉耻的生活”则已见诸“经典”，没有怀疑的余地。
什么是“礼义廉耻”？当时大家都要求搞清楚。“经典”中有专章作了解释，但越解释使人越糊涂。例如该章的最后一段作了这样的解释：“礼义廉耻四者相连贯，发于耻，明于廉，行于义，而形之于礼，相需相成，缺一不可。否则，礼无义则奸，礼无廉则侈，礼无耻则谄，此奸、侈、谄，皆似礼而非礼者也。义无礼则犯，义无廉则滥，义无耻则妄，此犯、滥、妄，皆似义而非义者也。廉无礼则伪，廉无义则吝，廉无耻则污，此伪、吝、污，皆似廉而非廉者也。耻无礼则乱，耻无义则愤，耻无廉则丑，皆似有耻而无耻者也。”（《新生活运动纲要》1934年版17—18页）这确是一段妙文，所以值得介绍一下，但当时参与这本“纲要”一部分起草工作的王又庸，对这段妙文始终没有读懂，至今引为遗憾。
蒋介石自己对这运动非常起劲，从1934年2月19日到3月26日行营所举行的五次“总理纪念周”会上，蒋介石讲话的题目都是新生活运动。他在2月17日那天说：“在场各位同志中有到过外国去的人，当然看得非常明白，就是没有到过外国去的，也可以在各租界、教会或其他外国人所住的地方看得出：外国人无论吃饭，穿衣，住房子，走路，和一切的行动，统统合乎现代国民的要求，表现爱国家和忠于民族的精神，总而言之，统统合乎礼义廉耻。不要廉耻的饭他们不吃，不要廉耻的衣他们不穿，不合礼义的事情他们不做。”（《新生活运动纲要》55页）大家听了这番话才恍然大悟：原来以掠夺和压迫中国人民为目的、住在“各租界”上的洋大人，以及披着宗教外衣、躲在“教会”里做间谍的洋教士，他们的“一切行动”都“统统合乎礼义廉耻”。蒋介石所说的“外国人”当然包括日本军阀在内，而他说话的时间是1934年2月19日，由此可知蒋介石当然承认日本军阀1931年以武力侵占我东北三省，又于1933年以武力侵占我热河省，这一切的行动都是合乎礼义的，因为蒋介石肯定了“不合礼义的事情他们不做”。作为一个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对礼义廉耻的认识，蒋介石这番话正是“由衷之言”，没有什么奇怪。不过中国人民决不喜欢这样的“礼义廉耻”，也不会相信这样的“新生活运动”。新政学系的朋友吴鼎昌是当时新生活运动有力的拥护者，他在1942年曾不胜慨叹地说：“自民国二十三年新生活运动发起后，迄今已将近十年，上中级阶段容有若干革命，而整个社会并无显著影响，尤其贵州大多数人或竟有不知新生活运动为何事。予目睹其成绩之恶劣，愈感觉此运动之必要。”（吴鼎昌著《花溪闲笔》续篇32页）“成绩恶劣”，是新生活运动十年必然的结果。
1934年秋冬之间，红军北上抗日，路过四川，四川军阀蜂起，试图阻拦，遭到红军反击，全部溃败。土军阀头儿刘湘，有生以来第一次出夔门，投奔南京向蒋介石求援，但只要求补助饷械，明言不要“中央”派兵入川。蒋介石本有乘机派大兵入川的企图，今刘湘拒绝派兵，只要求给钱与军火，颇有愠色。杨永泰效张良蹑汉王足、附耳献计的故事，说：“现在诚然是统一四川的良好时机，但四川内部情况复杂，不能操之过急，目前要先抓住刘湘，答应给钱给军械，不派兵，只要求派遣一个没有武装的参谋团驻重庆，协助川军计划作战，以后的问题以后再说，如此如此。”蒋介石从其计，刘湘满载满意而归，从此刘湘在四川“军阀群”中占有更高的地位。1935年1月，组成了一个军事委员会派遣驻四川的参谋团，以南昌行营参谋长贺国光为主任，下设两处：第一处为军事处，以南昌行营高级参谋刘倚仁为处长；第二处为政治处，以南昌行营第二厅第一组组长王又庸为处长，副组长李为伦为副处长。红军本是路过四川，参谋团到达重庆不久，战事已成尾声，但蒋介石终于以年底的“剿共”为口实，得到刘湘的谅解，把驻湖北的两师“中央军”开进四川，在重庆设置了“委员长行营”，目的就是要实现杨永泰的计策，以实力支持刘湘统一四川，以便确实掌握这个最后小朝廷的地盘。防区制打破了，刘湘的省政府推进到成都，它的命令可以达到四川全省的各县了。刘湘实现了他“四川王”的迷梦，当然踌躇满志，但美中不足的是引进了一个“太上皇”蒋介石。那时四川也已实施行政督察专员制度，专员由重庆行营任命，其人选大抵都是由杨永泰提出的。康泽的别动队也已全部调到四川，布成了全省范围的特务网。到了1935年11月，蒋介石便更进一步要求刘湘局部改组四川省政府。当时刘湘省政府的秘书长邓汉祥和财政厅长刘航琛已与杨永泰勾结很深，所谓改组就是要更换民政、教育和建设三厅的厅长。蒋介石授意刘湘以卢作孚为建设厅长，另由CC团介绍罗贡华为民政厅厅长，蒋志澄为教育厅长。卢作孚是四川人，又是蒋自己提出，刘湘只得同意，但对罗、蒋二人则不愿接受，另请调王又庸为民政厅长，李为伦为教育厅长，显然刘湘是拉拢政学系来抵抗CC团。蒋介石征询杨永泰的意见，杨同意李为伦而不同意王又庸，理由是王又庸刚于四个月前（1935年7月）调回江西省政府当民政厅长，不应更调频繁，蒋亦以为然，但刘湘故意坚持非如此不可，蒋不得已，勉强同意。于是王又庸与李为伦、卢作孚均于1936年1月到成都接事[1]，从此CC团与杨永泰的关系愈趋恶化。1933年夏，南昌一个航空机关被焚，蒋介石命当时南昌行营调查课（军统前身）课长邓文仪（黄埔军人，复兴社重要分子）负责调查被焚原因，邓文仪报称失火。蒋又命杨永泰派人复查，结果认为是有人放火而不是失火，放火的目的是要消灭一件购买飞机贪污案的证据，而传说此案与宋美龄有关系，故邓文仪不得不谎报失火。蒋介石因为证据已经消灭，落得装腔作势，大发雷霆，接到杨永泰调查报告的当天，撤销了邓文仪的十四个兼职。杨永泰因此得罪了复兴社。今又因与CC团争夺政治地盘，成为仇敌，这两系人物便联系起来，想尽办法来破坏蒋介石对杨永泰的信任。杨永泰抵抗不住，不得不辞去秘书长职务，请求出洋游历。蒋准其辞职而不允许出洋，同时任命杨为湖北省政府主席。杨在任不到一年，在武汉轮渡码头被暗杀。
熊式辉是1921年广东军政参谋部（参谋总长李烈钧）派赴日本陆大留学的三人之一，另二人是曹浩森与陈锐。这三人是同乡、同事，又同学。1924年毕业时，熊式辉提议：中国现在是个群雄割据的局面，我们不要投奔一条路，免得一条路失败，三人同时失败。于是他们商定：熊式辉回广东，曹浩森去西北，陈锐到东北。熊式辉回广东时黄埔军校已建立，蒋介石有意要他去黄埔当教官，他嫌蒋介石太“左”，当了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学校的教育长。1926年开始北伐，驻赣南的北军师长赖世璜投降，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军，赖世璜升任军长，派熊式辉为军党代表。十四军攻占赣州，孙传芳遣密使卢道南劝诱赖世璜“反正”，赖世璜动摇，对卢道南表示：他的打赣州，是报两杨（杨如轩与杨池生）的私仇，至于国家大计，仍将唯馨帅（孙传芳号馨远）的马首是瞻。十四军奉命协同第二军的谭道源师进攻吉安，赖世璜称病请假，暂观风色，由熊式辉代行军长职权，率部前进。抚州之役，十四军新任第一师师长易简中流弹阵亡，熊式辉以军党代表兼任第一师师长，自此有取赖世璜而代之的野心。赖世璜也看出这种情况，心存戒备，他遣其亲信温晋臣去福建求助于何应钦，说：军党代表的地位与军长平等，而师长必须服从军长，熊式辉一身兼此两职，在执行职务上往往发生矛盾，不利于作战，请转陈总司令对此种情况予以改善。事为熊式辉闻知，从此熊、赖交恶。
1927年夏，白崇禧与孙传芳战于临沂，十四军归白指挥，为孙传芳所败，熊、赖互相推卸责任，发生争吵，白崇禧及其参谋长王某都左袒熊式辉。孙传芳渡江反攻至龙潭，被李宗仁的第七军击退。正值那时，为了所谓宁、汉合作问题，蒋介石下野，白崇禧在南京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当权，以私通孙传芳的罪名枪毙赖世璜，撤销十四军的番号，改编为独立第一师，以熊式辉为师长。白崇禧这种处置是另有私图的：他企图把自兼军长的第十三军空番号，让给张定瑶，但由于始终拼凑不起够数的队伍而没有实现，白崇禧撤销十四军的番号，就是为把这两师军队拨归未来的张定瑶十三军作准备。因此熊式辉大闹情绪，他说：“赖世璜个人犯罪，十四军没有犯罪，为什么撤销番号？”熊式辉同赖世璜整整斗了两年，到现在赖世璜出缺，而自己还没有过到“军长瘾”，他的失望和对白崇禧不满，是可以理解的。当时他把维持队伍的责任交给刘士毅，向南京表示辞职，请假跑到上海去了。那时，蒋介石下野，照例先回奉化，准备到日本去。熊式辉估计蒋介石一定要“东山再起”，这是一个“烧冷灶”的好时机。他向奉化打电报，大意说：总司令既然高蹈远引，我也不愿意带兵，希望追随左右，出国游历。蒋介石对这一类的电报当然高兴，他去日本路过上海，在一系列准备卷土重来的部署当中召见了熊式辉，殷加抚慰之余，叫熊万不可离开部队，应当速回无锡（当时十四军的驻地）改编和整理队伍，其他一切等他回来再说。那时南京也不准熊式辉辞职，电促他销假回防，熊式辉立即来个一百八十度转弯，欣然回到无锡就职。之后，白崇禧西征讨唐生智，调独立第一师参加作战，熊式辉提出一大堆困难问题要求解决，经张定瑶从中周旋，往复商量，拖延了很长的时间，最后熊式辉骗到一笔不少的开拔费，但没有等到开拔而唐生智的军队已经被消灭。
1928年1月蒋介石复职，他从上海到南京的那一天，熊式辉亲自执行沪宁铁路全线的警戒任务。蒋介石到南京，首先发表熊式辉为淞沪警备司令。从此熊式辉成为蒋介石心腹爪牙之一。
1931年蒋介石“御驾亲征”，到南昌指挥第三次“围剿”，临时调熊式辉当参谋长。蒋介石已先乘军舰赴九江，熊式辉从上海龙华坐飞机失事，摔断了脚骨，虽经接好，已成跛子，他自己感到已不适宜于当军人。九一八以后，蒋介石曾决定以曹浩森接替鲁涤平的江西省主席，以熊式辉为浙江省主席，而熊式辉自告奋勇要做江西省主席。大家觉得很奇怪，熊式辉一贯投机取巧，争做好官，这次为什么放弃号称富庶而又太平无事的浙江省主席不为，要去做残缺不安的江西省主席？其实也没有什么难懂：一方面是熊式辉反动阶级立场非常坚定，反革命思想极其顽固，他在广东不愿到黄埔当教官是嫌蒋介石太“左”，到蒋介石背叛革命以后他就竭诚拥护；同时他认为江西“剿匪”问题不解决，蒋家天下终不稳，浙江省主席也做不牢；再则，熊式辉的政治野心也不以当一个省政府主席为满足，自恃本领很高，要抓住一个比较困难的任务来露一手，对蒋家立更大的功劳，以博取更高的富贵功名。
熊式辉于1931年12月到江西做主席，第一件事是鼓吹“攘外必先安内”的“理论”，说什么“剿匪”不仅是救江西而且是救国，表示他不是回来做官而是回来“救火”。第二是加强省政府保安处直属的保安团队，有了屠杀人民的力量才能推行他的“政令”。第三是拉拢一部分所谓“老前辈”来装饰门面，例如用彭程万、谢远涵等为行政长官（后来改称行政督察专员），以提高自己的身份。第四是他自己兼民政厅长，扬言要整饬吏治，严惩贪污。第五，他叫民政厅秘书王又庸搞了一个县政研究会，实际上就是训练一批能够更好地协助“剿匪”的县长。到了1933年，熊式辉兼任南昌行营办公厅主任，推荐王又庸当南昌行营第二厅第一组组长，文群当第二组组长，把两年来他在江西的一套“经验”，同杨永泰的一套“理论”结合起来，搞成一套所谓“政治剿匪”的办法。它的大致内容已在前面谈过了。
熊式辉的思想是一边倒的，他说：“我们只能抓一头，要抓两头是不行的。”他手下有不少的人（例如文群与王又庸）主张搞“限田”制度，用向地主赎买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实现“耕者有其田”，借以麻痹农民的革命意识；在第四次“围剿”失败之前，陈诚（当时的江西“剿匪”总指挥）在抚州时也公开地提出过同样的意见，并要求江西省政府做局部实验，都被熊式辉坚决拒绝了。1941年，熊式辉被调去美国当军事代表团团长，结束了他自己满意的“十年治赣”。
1942年，熊式辉从美国回来，在重庆当中央设计局局长。中央设计局在王世杰当秘书长的时期是个冷衙门，熊式辉接任后大吹大擂，成立二十二个组，调集了几十个教授和专家，妄想搞一个国家工业化的什么计划，结果是浪费了许多人力和物力，一事无成。
1945年9月，日本投降，蒋介石派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这是熊式辉一年前在中央设计局成立“收复东北研究委员会”时打定主意要抓到手的一个位置。行营主任之下设政治委员会和经济委员会，熊式辉自兼政治委员会主任委员，推荐张嘉璈为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国民党中央政府把东北划成九个省，九个省政府的主席也已派定。10月10日，熊式辉率领大批人马（包括张嘉璈和九个省主席）乘飞机到达长春。由于苏联红军撤退工作尚未完成，无法交接，他们退回北平，在旧国会街设立行营临时驻所。那时北平黄金、美钞的价格与重庆相比，差额很大，北平、重庆之间交通阻隔，除搭飞机之外无法往来，而飞机场的检查又很严，查出私人携带黄金、美钞一律没收，除了有特殊势力的人不可能做美钞、黄金的买卖。熊式辉利用行营的庞大经费做资本（行营尚未成立，经费已经照领），利用行营因公往来北平、重庆间得包专机的特殊待遇，由他的总务处长盛紫庄和他的妻兄顾某经手，在北平购买大量黄金、美钞运往重庆，一转手之间获利巨万。甚至熊式辉本人或他的老婆往来于北平重庆间时，也敢于用皮箱满载美钞、黄金当做行李携带。因此，熊式辉在未到沈阳以前，已经成为富翁；到沈阳之后，又利用江西商人陈作棠在沈阳设立投机买卖的机构，据说也获利不少。
以上是新政学系主要人物杨永泰和熊式辉的部分历史资料。
张群是杨永泰和熊式辉的支持者，也可以说是新政学系的后台老板。张群与熊式辉同为蒋介石手下亲日派的主要人物，张群的活动也主要在外交方面，个人无所知，只有从缺。
（王又庸）
二、杨永泰的政治图谋和军事野心
杨永泰，号畅卿，广东茂名人，早年就读于北京法政专门学校。1912年任北京临时众议院议员，籍隶国民党。1913年任国会参议院议员、天坛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为民宪党创立人之一，在议会中持论不激切，而善权术，人称之为策士，为阴谋家。袁世凯非法摧残国会，杨走日本。《留东外史》载其买得日本某大学毕业文凭，或系事实，以杨居日不及两年即返上海也。筹安会起，杨为上海《中华新报》编辑，鼓吹反袁。肇庆军务院成立，杨与文群任该院财政工作。袁死黎继，国会恢复，杨仍为参议院议员。1916年冬政学会成立，被选为十三干事之一，与粤籍议员徐傅霖、李自芳、李英铨、沈智夫等同为政学会骨干。
张勋复辟，孙中山率海军南下护法，杨靠莫荣新的参谋长郭椿森的支持，得任广东财政厅长，其唯一任务，是为桂系筹军饷。广东大小厘厂（税局）是搜刮民财营私中饱的肥差，城乡“番摊馆”林立，广州市到处是挂有“楼上银牌”（赌注小的在楼下买铜牌，赌注大的在楼上买银牌）的赌馆，鸦片烟更是猖獗泛滥，成为当时广东财政上的三大弊政。杨不惟不加整顿，反而把持操纵，坐地分赃。杨是靠大树做官的，因吸大烟，下午办公，上午是会不着人的。对外江来的护法议员多不理睬，作为政学会俱乐部南关50号开支的每月二百毫洋，是杨负担的，每每要打几次电话才送来，以是国会同人呼之为“小官僚”，并成为政学会者攻击的目标之一。杨发了财，就想升官，目的在于攫取广东省长。于是一手制造广东省议会的改选，花钱多少，不悉其详，据说一个省议员有花到五六万毫洋者，总之杨是全力收买的。改选结果杨当选为省长。杨的党羽在省议会中占绝大多数，他们迎合潮流，投杨的票，还高唱省长民选。省议会票选其形式尔。莫荣新、陆荣廷不得已同意杨让出财政厅，专当省长。杨做了几个月的所谓民选省长，只办了一件事，即不顾海内外粤籍人士的反对，悍然拆除了妨碍交通中心的铜壶滴漏古建筑物，为广州市政规划打下了基础。迨陈炯明回师驱逐桂系，杨随之下台外逃。其留粤亲杨分子多遭危害，如广州《中华新报》经理容伯挺，因与杨关系密切，即被吴铁城不加审讯而枪杀了。
1922年，直系军人阴谋利用法统问题，独占中央政权，于是再恢复国会。当参议院议员改选了第一班的三分之一，其正副议长须重新改选。杨想竞选议长，当然要靠原政学会议员为基本票，而政学会同人以在粤曾遭杨冷遇，多不同意杨，而另提出韩玉辰为议长候补人。虽经杨奔走请客，最后大家坚持要通过预选。由张耀曾、谷钟秀约集来今雨轩，预选结果，韩多杨一票。时韩不愿花钱，无意竞选，乃让杨出面活动，其对手为研究系王家襄，王是原来议长，背后有中原公司及保定方面的支持。双方都有金钞活动，杨先后花了七万多元，还借了岑春煊三万元，直到岑死时尚未还。王也花了若干万元。两次投票，都不满全员之半数；而小孙派万鸿图、王湘等捣毁票匦，殴打伤人，又由于王、杨俱不惬众意，很少积极支持者，议长始终未选出。于是参议院举行第三届常会，决定由各党派推出之行政委员会代行议长职权。杨竞选落空，亏累特甚。曹锟贿选时，杨在津接待拒贿议员，同时与安福系人有来往。段祺瑞执政时期，杨为善后会议委员[2]，日与王伯群、李为伦、金兆棪等出入剧场，生活颇不得意。
1926年，杨南回上海，与李为伦日习太极拳，带着姨太太，寄住法租界某里潮汕人郑寿芝家楼上亭子间（郑为上海证券纱布交易所经纪人，牌名郑寿记）。其日常生活，亦多靠郑接济。后来杨保荐郑为某处禁烟局长，所获赃款甚巨，即系杨酬其相助借以抵旧债也。
南京蒋政府成立，杨想活动，由当时上海兵工厂厂长张群（在粤与杨熟识）介绍，结识了蒋介石的把兄黄郛（黄、蒋、张群为盟兄弟，蒋、张称黄为膺哥）。黄是当时南京的外交部长，而且是为蒋政权策划一切的幕后参谋。由于杨写了一个类似“平三藩”的条陈，由黄转蒋阅看（当然不止这一个条陈），深合蒋当时剪除异己、武力统一的胃口，从而得到蒋的信任，做了“南昌行营”的秘书长[3]，拉入原政学会人文群、李安陆、李为伦及王有兰的弟弟王有蓉为助手，南昌行营秘书长的职权规模并不大，杨初为入幕之宾，还有所顾虑。迨汉口“豫鄂皖三省剿匪司令部”时期，下设八处，杨以秘书长领导五个处。钱大钧为参谋长，只领导两个处，钱很不满。钱、杨之间已经是明争暗斗，引起了蒋的嫡系对杨的敌视。到了成都行营，杨的权势更高出于当时主管军事的贺国光了，与贺也有摩擦。我为诺那筹备宣慰使署，凡编制、经费、职权、人事等等，俱与杨洽商，一切顺手，独卫队问题属贺主管，仅允拨给天津造左轮手枪二十支，其中还有几支不作用。诺那请多拨十支，贺不许，说你向杨秘书长去要吧。由此可见杨在蒋左右专横跋扈，是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
杨为投合蒋的意图，把“剿匪”搞成功，建议对付共产党要用“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策略，想为自己掌握政治伏下引线。在政治上的具体纲领是：
一、仿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合作制度，来缓和当时的阶级矛盾，由文群、李安陆等编译出一大套各种合作组织的规划章程。我曾亲见他们在庐山河南路文宅起草。但挂出了羊头，连狗肉也未卖，这一篇官样文章不曾半点儿实行。
二、模拟曾国藩的说法，政治必先转移风气，就是要实行所谓“新生活运动”。这在庐山最为突出，挑抬上山气喘汗流的轿夫和运输工人，必须穿正衣服，扣好纽扣，不准袒胸露膊。行路者衣服要提在手里，不准披在身上或搭在肩上。不许边走路边吃东西。不许蹲在路旁谈话。从杭州调来的女警察挨户检查，不准女子奇装异服。同时执行特务工作，白天夜晚到处串门，侦察访问，以防“匪党”渗入。其时我住庐山，问杨，讲究形式就叫做新生活吗？杨答先划一形式，再整齐精神。我又问如何整齐？杨答那是党部和教育界的事。
三、设置行政督察专员，建立保甲制度，学校教职员集体军训，各机关职员五人联环互保等等，这是后方无一例外地普遍防共防民的法西斯办法。有些专员是杨保荐的。
四、杨对日军侵略是采取不抵抗主义的。我知道一件事，当《塘沽协定》卖国勾当签字以后，日军根据口头约定，就东北（所谓满州国）与关内通车通邮问题要求黄郛实行。黄时养病上海初齐路本宅，恐遽尔承认，惹起国人反对，犹豫不决，乃征杨意见。杨复电大意是，引黛玉死耗应否即告宝玉事，薛宝钗说迟早是要知道的，现在就让他大哭一场吧。这意味着劝黄率性让各方面反对一场，径自答应敌方要求好了。杨当然是请示蒋，得其点头而后回电的。其辱国丧权，何等坚决。
杨在军事方面，也是有野心的：
一、其时与广东地方政权的头目陈济棠勾结密切，盖借以解决广东对南京的向背问题，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来投靠蒋，分量要重一些。后来陈济棠果然倒向蒋一边，而与胡汉民元老派疏远，是与杨的拉拢有关系的。
二、极力讨好杂牌队伍。如西北军的张印相、吉鸿昌、彭振山，贵州的柏辉章，四川的范绍曾，北洋派的上官云相等，他们的军费、武器、装备等等，杨总是尽力帮助从旁边说好话。这些人得到好处，也向杨有所贡献。
三、特别接纳刘湘。刘的秘书长张必果、参谋长傅常，杨是习以为常地约在“不醉勿归”酒家或该酒家的经理黄某（刘湘请客多由黄料理）的私宅，边进餐边谈一切的。我在成都时，也参加过几次。刘湘与刘文辉势不两立，杨打击刘文辉以见好刘湘，暗为蒋家和自己占取四川地盘。段班级曾托我为刘文辉通款曲，杨说一省不可有两大，若并重则失中心，且令刘湘疑虑。目前去一存一，也与中央政策不合（这是蒋操纵各地方头目的根本方法）。
四、当刘湘任川康军务善后督办以后，杨与驻康定的第十六军军长李韫珩密电往还，显然有意扶植李久处川边，以挤掉刘文辉，而扩张自己在军事方面的党羽，后因故而止。这说明杨在军事方面是有空必钻的。
南京任杨为湖北省政府主席，杨表面上是辞而不就，骨子里是就而不辞。湖北绥靖主任何成浚，想兼省主席，嗾使徐源泉、省市党部公开拒杨，遭到蒋的斥责，后来杨持“圣眷优渥”和张群、熊式辉的支持，悍然到任，使拒杨者不得不转而欢迎。但欢迎是假的，仇恨是真的。杨以主席地位搞“新生活”，如合署办公，实行早操，自己在早操时点名，大小官吏一律着中山装，冬春季青色，夏秋季白色，服装不合适不整齐的，当面呵斥，甚至因之革职。杨的办公桌旁，仅置一个空椅，专为秘书卢铸汇报公事之用，其他厅处长一律站着回话。批答公文很少采纳僚属意见，他说怎样，就是怎样。每做“纪念周”训话，杨立中，左右看，约五六分钟才开口，盖恐到会者视听不集中于个人也。武汉大学行毕业礼，校长王星拱请杨训话，杨说学以致用，今天学的，明天就用；明天不用的，就不要学。这种忽视理论基础，把大学教育当做纯职业教育的说法，立即遭到考试委员会委员韦卓民的反驳。湖北保安队共十八个团，分区驻防，杨以兼全省保安司令，常常直接指挥甲乙区互调换防，以便控制成为私人力量。例如调驻襄阳第十五团到鄂东，而襄阳兼区保安司令程泽润不知道，向杨请示缓调，杨说我有全权指挥调遣，专员可不过问。该团由光化星夜赶到汉口，杨亲到驻地点验训话，官兵各有犒赏，并交代“以后有困难，团长可直接找我”。各专员无如之何，侧目视之。可见杨抓实力来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是咄咄逼人的。对武汉马路规划，用红笔一画，取宽取直；郊区坟场大力平治，任何有权势的房屋或坟地，应拆毁就拆毁，绝不迁就。这些都是做来给蒋介石看，借以固宠怙势的。
杨奔走名利，尤热心做官，找捷径，抓着大树不放，一脚踏到蒋政权的核心里。不惟政治上独揽大权，还要染指军事，厚积实力。对蒋的亲信喽啰及党军各派系，多不假以辞色。以是树敌多，结怨深，不只是官架子讨人厌也。
我于1935年春，由长沙乘火车回武昌，在汀泗桥上车的身着军服的四五个黄埔学生谈及杨永泰齐声大骂，说把我们的校长（指蒋介石）害透了，非揍他不可。我闻之为杨危，曾告卢铸嘱其小心。杨拉蒋介石的把弟张群是无微不至的，杨母死于沪，寄几份讣闻，托我转致武汉朋友，我见讣闻封面有张群题签，嫌其假母丧以结权要，既俗也鄙，置之，不转交，亦不送礼。我在西康办事，杨有所支持，1936年秋，我回武昌见面，同吃午饭，劝其急流勇退，并引时谚“杨子为我政治万难永泰”嘲之，杨并无悔意。不久在庐山接卢铸函述其被刺经过，盖早料到难善终也。事后知道杨每外出必穿避弹坎肩，以防不虞，当日应汉口法国领事午宴，其姨太太取钢甲背心，发现箱内有一只老鼠，杨以未消毒，嫌脏，说不穿罢了。狙击者系在江汉关前从杨背后枪击，如着避弹衣，或不致死。其凶手与主谋，是一个谜，抗日战争中，有成某者在恩施受绞刑，据说就是刺杨的射手，但并未公布。南京拨给治丧费两万元，为其妻所得。其姨太太生一男孩，于送葬入土时哭之甚哀，用广东话说：“你怎么就走了，我母子留着怎么样活下去。”后据粤友谈，确知其生计困难。安徽省主席刘镇华为杨请抚恤，未获批准，可以看出蒋、杨之间有矛盾，蒋不是始终信任杨的。
以上是我的片段回忆，及最近闻之与杨熟识的方暾、辜卓民、赵学诗诸人所述，拉杂书之。
（韩玉辰）
三、蒋介石对杨永泰特别宠任的关键
民国初年即在政治舞台上活动的杨永泰，我是1933年在国民党军委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充办公厅文书课股长时才看到他的。虽然时间不长，但对他一贯反共、亲日的印象很深。就我当时所见到和听到的几件事笔述如下。
在南昌行营的倾轧
南昌行营是在四次“围剿”溃败以后，于1933年2月正式成立的，那时杨永泰尚在豫鄂皖三省“剿总”任秘书长。这个行营的组织相当庞大，内分办公厅和一、二、三、四厅，办公厅主任熊式辉，系以江西省政府主席兼任；第一厅管作战，厅长贺国光；第二厅管情报，厅长晏勋甫；第三厅管后勤，厅长刘兴；第四厅管行政，厅长朱怀冰。杨永泰是于1933年的秋季才到南昌的。我记得他一到两天就连开了三次军事会议。会议是蒋介石主持，参加的是陈诚等各级将领及行营各厅负责人，杨永泰也列席会议。有一天下午蒋介石在会上问杨：“你看行营的组织怎样？”杨即侧身答道：“我初来，情形不清楚。”蒋没有往下问，仍回到会议的本题上去了，等我会后派到文书课时（我这天在会场帮同事记录），听说行营要根据杨秘书长的条陈改组了。改组的情形是这样；办公厅不动，一、二、三厅归并为第一厅，管军事，厅长仍为贺国光，晏勋甫调一厅副厅长，刘兴另有任用。原第四厅改为第二厅，杨永泰任厅长，朱怀冰原兼任江西民政厅长，改组后改为专任。朱怀冰为什么要兼江西民政厅长呢？因为朱曾当十三师副师长（师长夏斗寅），在蒋与阎冯作战时，十三师开赴前线，与陈诚的十一师防地接近，频有往返，朱早认定陈是蒋下的头等风云人物，着意靠拢，陈亦认为朱有些才干，也就倾心结纳，朱之能够爬上行营第四厅厅长，是陈的力量。江西在“围剿”期间，形成了军事中心地区，关于省主席一职，陈诚意欲取熊而代之，示意朱怀冰兼民政厅长，就是为他打前站，熊式辉岂能轻让，这次就利用行营改组，先干掉他的第四厅，朱怀冰的民政厅自然不能久待，不久果辞去民政厅长，从此就成为陈诚的入幕之宾了。以后在杨永泰主鄂时期，朱怀冰替陈诚草拟湘鄂川黔四省边区计划，把鄂西几县都圈入边区范围之内，也可说是一个小小的报复。
擅权固宠 扩大势力
当时在南昌行营的人们，都知道熊式辉、杨永泰是政学系的两扇大门，尤其杨永泰那种老政客身份摆得十足，蒋介石对他也敬礼有加，外边认为杨很得蒋的信任，言听计从，权势熏灼，求荣者争走他的门路，其实杨的一切，都是揣摩蒋的意志行事，极尽逢迎邀宠之能事罢了。记得杨到任不久，曾推荐黄郛当内政部长，黄是政学系，且与蒋是浙江同乡，又有过去曾一度组阁的老资格，自然在蒋面前提出来是没有通不过的。在杨的如意算盘，把黄推到行政院，屈就部长，还只是第一步。可是好久没有实现，事后听说，这件事惹起国民党元老派的极大不满，南京市长石瑛曾面见蒋介石追问此事，蒋以还只在酝酿中，就矢口否认，因之原议也就无形打消。在这年秋天，杨永泰又有推荐辜仁发当江苏民政厅长一事。这事的经过是：南京政府发表陈果夫为江苏省政府主席，因为蒋在南昌，关于省府组织的人事问题，就打电报向南昌请示，事关行政，属于第二厅主管范围，初来电报把厅处长安排好了，杨故意压置不复，陈以未奉到复示，怕有问题。以后来电只是请求指派的口气，杨永泰就趁机推荐辜仁发担任民政厅长，得到蒋的同意。这样，陈果夫不便抗拒，辜仁发也就荣任了江苏的首席厅长。陈果夫的CC，喽啰众多，方苦粥少，哪能甘心分润别人；加以与蒋的关系特殊，果然不久就利用一个“重婚”案件，把辜仁发弄得很不体面地下台。杨这样栽培辜仁发有什么渊源呢？其实并无什么夙契，据我所闻，是辜仁发由鄂南专员下来，到南昌去见蒋介石，当时是由杨永泰代见，接谈之下，为杨所赏识，并知辜是蒋介石在日本士官的同期同学，这种关系可以利用，有意收入囊中，同时预料向蒋提出来不会不同意，还可做个顺水人情，动机不过如此而已。还有一件事，就是这年的夏天，行营同事都传说杨秘书长将要出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了，过了几时，发表湖北省政府主席的不是杨永泰而是张群，当时听到的情形是：原来内定杨永泰，杨却推让张群先干一任，用他自己的话说“委员长身边不可无人”，他是认为自己有一套本领可以笼络蒋介石，只要宠任不衰，不愁无官可做，何况张群和他是同路人，先干后干没有什么区别。试看张群主鄂后带来的一群班底如刘寿明、孟广澎、卢铸、贾士毅等，都是政学系的次要人物，以后杨继张任，这群人还是原班不动。这些都说明政学系人在当时气焰之高，他们对蒋介石包围得相当地紧。
七分政治 坚决反共
杨永泰是在反共高潮中得到蒋介石的重用的，蒋介石把他当做智囊，他也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相矜夸，所以他的政治措施，无一不是矛头指向共产党，如蒋政权时代的专员制度和保甲制度，都是在杨永泰手上确定下来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也是他提出来的。在杨任行营第二厅长时，还发展到思想领域方面，这就是他的所谓“新生活运动”。我记得好像是1934年的元旦，在百花洲行营礼堂里举行了一次扩大纪念周，由蒋介石主持，讲了一套“新生活”，这个讲稿就是杨永泰手定的。我在当时不感觉什么，不料过了两天，听到在南昌广场曾举行了有几万人参加的“新生活”运动大会，随后成立了南昌“新生活”运动总会的机构，还在各省市成立分会和支会。为什么这样煞有介事地兴师动众呢？在他们的用意是，认为共产党是“不孝父母”、“不顾信义”、“不讲人道”、“不守秩序”的一群“乱党”，于是针对这一点，摘取中国封建时代的旧伦理观点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关于交通卫生的一些常识，用条文式列举出来，颁布施行，以为这样就可以教育人民尽忠尽孝、守礼守法，从根本上解除共产党的武装。实际上这些空疏陈旧的东西，在社会上并不发生任何影响。“新生活”的条文，我都忘记，印象较深的只有一条，中国人在都市的人行道上，从来是两边行走，如果要让路的话，习惯上是一向尚左的，“新生活”规定在人行道上走路要从右方前进，由于有警察的干涉，汽车门也向右边开，在那一段时期内倒是这一条得到彻底的施行。
鼓吹“四不见”反对抗日
杨永泰的“四不见”谬论，我是在四川峨眉山军官训练团亲耳听到的。原来蒋介石于1933至1934年在庐山海会寺办过两期军官训练团，因在全国要求抗日的高潮下，日本人说集训的目的是把它当做假想敌人，提出指责，蒋介石害怕，就把1935年暑期举办的军官训练团搬到了四川的峨眉山，集训的对象是武职团长以上、文职厅长以上人员。团部设在峨眉山脚的报国寺，训练团除日常课程外，每日在下午5时半降旗的时候，就在团部前的空坪上集合训话，由团长蒋介石、教育长陈诚及邀请的各界名流轮流演讲。有一天举行集训时，先是蒋介石讲了几句要抗日的门面话，继之就是杨永泰出场（他当时任武汉行营秘书长兼第七处处长），讲了两个多钟头。原词我不能全记，只记得他的大意是说：现在动辄要与日本宣战，战争必须要有充分的准备，贸然言战，无异自取灭亡。我们试想与日本作战的情况，日本经常保持飞机千架的强大空军，不说战场，就在军队的集结或行进中，它就来个大轰炸，我军蒙受惨重的伤亡，并见不到敌人；再说阵地作战，我们只靠步枪，而敌人则用的是排炮，射程远，火网密，我军的伤亡很大，此时也见不到敌人；敌人还在战场上利用坦克车横冲直撞，炮火猛烈，无法阻挡，我军伤亡枕藉，也还见不到敌人；就说到了短兵相接的时候，本可见到敌人，但敌人会施放烟幕弹，使我军失去战斗力，蒙受伤亡，仍然见不到敌人的面。他的这一席话，在场的人员无不是肃然恭听，寂静无声，我在当时就想着，杨永泰是有名的亲日派，在他口里发出崇日恐日的唯武器论，原不足怪；可怪的是，蒋介石、陈诚都在台上，杨永泰所发的议论，和他们的发言恰是针锋相对，在此紧急准备抗战的时刻，身为统帅，为什么准他猖狂放毒、摇惑军心呢？因此令人不解。杨永泰深达其隐，于是将蒋所要讲而不能讲的话，代为尽情发泄，蒋之所以对杨特别宠任，恐怕这就是其关键所在。
（吕烺芬）
四、CC系反对杨永泰的一幕
杨永泰是政学系创始人岑春煊最亲信的助手之一，1919年他由岑春煊提拔当上了广东省长[4]，对岑春煊很忠诚，极力排斥孙中山，使其被迫辞职，老一辈的国民党人对他恨之入骨。直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为了搜罗反共人才，杨永泰才又得到了宠信。
杨永泰受到蒋介石的重用，引起CC系人物的反对。1932年夏秋间，陈果夫等借口加强反共力量，派出“忠实同志会”成员到各地主持省市党部工作，并选拔一部分人分批轮番到蒋介石左右任机要秘书。1933年春，经蒋介石核准，指定吴开先（上海特别市党部常务委员）、许绍棣（浙江省党部常务委员）、王星舟（河南省党部常务委员兼书记长）、邹汉元（天津特别市党部整理委员）、庞镜塘（北平特别市党部整理委员）等五人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机要秘书，即往南昌行营报到工作。蒋介石原有三个秘书，即邓文仪、毛庆祥和梁颖信，至此秘书室增加为八人。
当时“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尚未正式成立，只有秘书室、侍从室和侍卫队三个部门，也没有固定的组织和编制。显然，蒋介石左右的随从文职人员增多了，而且新增的都是CC集团中的骨干分子。吴开先等到南昌后仅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见了一面，工作上从不发生任何关系，引起了杨永泰的疑忌。当时南昌行营在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和杨永泰的把持下，对上紧密地包围蒋介石，一切政令须通过他俩才能下达，对下则纵横捭阖把各级人员玩诸股掌之上。邓文仪、毛庆祥等人虽为蒋介石的多年亲信，也不时受到熊、杨的压制。
吴开先等五人到达后，一开始就与杨永泰形成了对立之势，被杨永泰看成是眼中钉，总是想设法要把他们调离蒋的左右。于是，杨永泰就提议增设“党政军设计委员会”，借口吴等来自各省市党部，代表各方面的意见，应派为该会委员，分负会内各部门的主要责任。蒋介石未深加考虑就核准通过了。
在吴开先等人调换工作前，蒋介石曾征询五人的意见。他们在谈话中，一致强调杨永泰在行营一手遮天，和党内同志闹分裂，影响上下团结。而蒋介石却说：“你们受党培养多年，正应该好好锻炼自己，虚心向前辈学习。杨畅卿（杨永泰别号）经验阅历丰富，你们应该多向他讨教，对你们只有好处。”吴开先等人从蒋介石的谈话中，领会到蒋的意思，知道再谈也无用了。于是吴等以各自本身的职务尚需回去料理为名，分别请准蒋介石，先后回到了南京。
回宁后，他们同中央组织部和反杨的人物商谈今后对策，认为以少数人包围影响蒋介石的办法已告失败，应发动各省市的负责人以请愿的方式向蒋介石提出要求；如果仍无效果，则联名辞职作最后的威胁。
1933年冬，CC系以南京、上海、浙江、江苏、河南、北平等省市党部负责人的名义通告全国各省市、铁路、学校等特别党部，指责杨永泰过去拥岑（春煊）排孙（中山），现又勾结官僚（指张群、熊式辉、陈仪等），树立反党集团，要求每个单位推派代表二至四人来南京协商对策。
陆续到南京的共有二十四个单位的代表八十多人。正在这时，福建省革命人民政府宣告成立，蒋介石正忙于调兵遣将镇压。这些代表们两次求见，都没答复。直到蒋介石前往福建前线前两小时，他才约请代表们到励志社大礼堂见面。
会见时，由天津特别市党部委员时子周、湖北省党部委员喻育之先后说明请愿的目的，要求将杨永泰撤职，以正是非而息众愤。这两个代表的措辞虽尚委婉，而感情却异常激动。在听取发言时，蒋介石时而瞪他们一眼，时而环视众人一眼，神情极度不安。
时子周等发言完毕，蒋介石只问了一句：“你们，还有什么意见？”接着便说：“我们管理全国的事就要用全国的人才。我用杨畅卿是因为工作需要，在当前需要这个人，我们就必须用他，给他一定的地位。我们是一个在朝党，不能容纳党外的人才，就会失掉在朝党的风度。”接着他生气地说：“你们都是党培植多年的老干部，你们要想一想，把国家搞到今天这个地步，你们应不应该负责任？自己没有能力把国家搞好，还嫉妒别人来搞，你们难道不感到羞耻？你们不愿反躬自问，反而怪我重用别人，这是什么用心？”最后他说：“我现在就要到前方去，来不及对你们多谈了。你们赶快回去，好好把自己的任务担负起来，不要因关心外务搅乱了自己的工作。”
蒋介石说完起身就走，一边走一边又问了一遍：“你们还有什么意见？”代表们见他已起身要去飞机场，也只好不作声跟着走出励志社各自散去。噪动一时的反杨运动，就此告一段落。
1935年蒋介石委任杨永泰为湖北省政府主席，一年不到，杨在武汉被刺殒命，凶手逃逸，多方侦捕无所获。嗣后听说前中央宣传部部长刘芦隐因与刺杨案有关被逮捕，抗战初期被移押成都，以后又听说判决他十五年有期徒刑，转往西康某地监狱执行。刺杨的凶手究竟是谁，当时传说不一，据事后了解，应是军统特务干的[5]。因为杨永泰在南昌行营时，对黄埔系也抱仇视态度，曾利用江西某地机场失火案，派邓文仪前往调查处理，事后便宣称邓受贿若干万元，立即治以贪污之罪。由于邓文仪曾兼任南昌行营第二科（军统系统下的另一个执行部门）科长，他的手下就在寻找机会杀杨为邓雪恨。杨永泰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后，时常来往于武昌、汉口之间，军统遂认为有机可乘，乃派人狙击于武汉某码头。
（庞镜塘）
五、杨永泰被刺内幕
CC与政学系在争夺权力方面发生过极大的矛盾，最使陈果夫痛心的是杨永泰保荐辜仁发任江苏省政府的民政厅厅长这一件事。陈果夫多方设法串通辜仁发的老婆出面向江苏高等法院控告辜重婚，根据有亲告乃论这一条规定，江苏高等法院传辜仁发到案。他拒不到庭，几次传不到，法院就发出通缉令。于是辜仁发不能做江苏省民政厅厅长，仍由余井塘任职。这是CC与政学系激烈斗争的第一个回合。
杨永泰自任南昌行营秘书长后，蒋介石对他很信任，言听计从。当时表面上是全国统一，都接受蒋介石的命令，实质上仍是军阀割据的局面。例如湖南省的何键，广西省的李宗仁、白崇禧，四川省的刘湘，云南省的龙云，山西省的阎锡山，以及青海、宁夏等省的马鸿逵、马鸿宾等等都是各霸一方，不准中央军开进他们的防区之内。
1933年第五次“围剿”开始时，杨永泰向蒋介石建议，如果这次“围剿”幸而成功，便派中央军穷追红军，一则可望彻底消灭共产党，二则可借此机会将中央军开进湖南、广西、贵州、四川、西北等省。蒋介石欣然采用了杨永泰的计划，在两个方面都收到了很显著的效果，因而对杨永泰更加信任。以上的情况是张笃伦在闲谈中告诉我的。
乘此机会，杨永泰请求蒋介石委派他为湖北省政府主席，以接替桂系的黄绍竑。蒋介石当即应允，这样，政学系又抓到了湖北省的地盘，CC当然不愿意。适逢这时何成溶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鄂绥靖主任公署”主任兼湖北省党部指导员，他也很不满意杨永泰来当湖北省政府主席。于是，湖北CC利用武汉学生的抗日热情，在游行示威时，唆使一部分CC系统的学生喊出“打倒卖国贼杨永泰”的口号，反对杨永泰到湖北。杨永泰立即向蒋介石痛诉苦衷。蒋介石大怒之下，当即下令打电报给何成溶。电报原文是：“据报，湖北省党部借学潮提出打倒杨永泰的口号，向政府示威。如果属实，即将该党部负责人一并军法从事。中正。”
当时湖北省党部仅有三个常务委员，即我和王绍祜、艾毓英，负责对内对外的全部事务。我得知蒋介石来电的消息后，当即前往向何成溶说明打倒杨永泰的口号系学生游行时自发提出来的，与湖北省党部无关。由于何成溶也是反对杨永泰的人，立即应允照我的意见电复蒋介石，电报措辞很强硬（我当时兼任该绥靖署少将参议）。
蒋介石接到何成溶的复电后，又电何成溶嘱令湖北省党部派一负责人去南京，但王绍祜、艾毓英都不愿意去，我只得冒着生命危险前往南京。
我到南京后，先到陆军军官学校内蒋介石官邸登记求见。当时，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为晏道刚，他是我的老朋友兼汉川小同乡。我问他：“我这次来，是否有杀头的危险？”晏道刚哈哈大笑说：“委员长的个性，我是很了解的。过去被他关押的人，释放了就升官，免得放了后别人还恨他。他要杀你就不会叫你来，要你来就决不会杀你。现在不是杀不杀的问题，而是如何安排你的问题，准保有满意的结果，你就不必担心了。”
接见时，蒋介石询问了我的学历、经历和其他与杨永泰事件无关的事情，最后才问起学生游行时喊打倒杨永泰口号的事情。我当即答复口号系学生游行时自发提出来的，与湖北省党部毫无关系。蒋介石未加追问，只说：“现在已到吃午饭的时候了，就在这里吃便饭吧。”到了餐厅，蒋介石特意介绍杨永泰同我见面，并说：“你是湖北省党部的负责人，畅卿（杨永泰的号）是湖北省政府的负责人，都是一家人。今后你们党政双方要很好地合作，搞好团结，不要存任何成见。”以后杨永泰就同我长谈起来，一场风波就这样和解了事。当我离开蒋介石官邸时，晏道刚递给我一张七百元的支票，并说：“这是委员长送给你的旅费。”
杨永泰到武昌接任湖北省政府主席职务后，表面上对我们非常客气，内心却怀着恐惧与仇恨，戒备极为森严，连每周星期一举行党政联合纪念周时，都随身带有好几个卫兵，以防不测。但几个月后，杨永泰从武昌乘差轮渡江前来汉口时，仍在江汉关附近被刺死，刺客逃走。
一个省政府主席被刺死，在蒋介石统治中国时期算是一件大事。
刺死杨永泰这件事，显然是CC系的阴谋。为什么呢？因为蒋介石对杨永泰的信任已超过对陈果夫的信任，如果这种情况再延续下去，则CC在中央和地方政权的权位将会被政学系夺去，因而他们只得下此毒手。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我与CC骨干、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方治闲谈到这件事情时，方治明确告诉我，刺死杨永泰千真万确是陈果夫、陈立夫指使的。但杨永泰死后，有人却把责任归咎于胡汉民系的中央宣传部部长刘芦隐，不仅免去他的部长职务，而且将他监禁起来。抗战时期，刘芦隐还被关押在成都，真是千古奇冤，是非谁与论定啊！
（刘鸣皋）
六、黄郛与亲日卖国的《塘沽协定》
1933年黄郛到华北以前，日本东京方面曾派人到上海向黄郛说：“倘蒋介石找您办理华北对日交涉事项，日本因为您的关系，愿意让步，先处理长城以里的战区，可以停战，并可将日军占据的地方交与华方。至于满洲国的溥仪，我们既能请他来，也可以请他走。”黄郛得此底蕴，故敢毅然接受蒋介石命令，到北方来办理华北对日的交涉。
黄郛所带来的人，都是当时所谓日本通，如殷同、袁良、李择一、刘石荪、殷汝耕等，与日本都有历史关系。殷同是日本军需学校出身，在北洋军阀时代当过陆军部科长。袁良在日俄战争时曾在日本鸭绿江军川村大将部下，充任陆军少尉翻译，改姓清水。李择一经手买过日本军舰，与日本海军方面颇为熟悉。黄郛未到华北前与日本海军来往，都是通过李择一的关系。刘石荪是日本洋行买办。殷汝耕幼年就在日本读书，归国后与日本关系甚密，故郭松龄反奉时，请他办日本外交。
黄郛起程到华北时，即派殷同去大连，与伪军头子李际春接头，又去长春与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接洽，就停战预备工作交换意见。
这年5月22日上午北平军分会参事陶尚铭接到驻北平日本大使馆原田参赞电话说：“中山代办拟今日拜访何应钦军政部长谈要事，请联系，确定会见时间。”陶尚铭先找何应钦由南京带来的陈楚雄科长，不料陈拒绝传达。陶又找何的随从王副官，才约定当日午后3时会见。中山代办见何时，陶也在场。中山首先发言说：“我早就接到我政府训令，如华方来人言和可以接受。前此贵国有几位来我方谈和的，都是以个人身份，并非代表中国任何方面的。现在事态紧急，日军东至通州，北到密云。若是我们谈和，请问阁下：我应找贵国哪一位去谈？”何应钦说：“请你就找黄郛委员长去谈，我请他随即与你联系。”中山走后，何立刻与黄郛打电话，说明中山代办来访之意，请黄抓紧时间办理。黄即命李择一联系，约定当晚在丁香胡同日本海军武官官舍与中山代办会晤，在场的人还有日本大使馆海陆军辅佐官，直谈到深夜方散。商谈的结果，就产生了5月30日关东军代表副参谋长冈村宁次与中国军代表熊斌在塘沽仓库楼上的会谈，次日便谈判具体停战的条件——所谓塘沽协定。
因为22日夜间黄郛与中山谈得很好，把原定将中国军队退出北平撤赴保定的紧张情况无形打消。可是23日何应钦忽接北平日本大使馆卫队长粟饭原亲自送来天津日本驻屯军5月19日发出的抗议书一件，其内容大意为：“蒋介石派军官赵京时把日本驻北平大使馆卫队门岗刺伤，有意威胁，使我军忍无可忍，将取断然行动”云云。昨夜黄郛与中山谈的已有结果，今日忽发生这样的枝节，使何应钦莫名其妙，把陶尚铭找去，将抗议书交陶，并问此事应如何处理。陶详细阅后说：“此抗议书若在黄委员长与中山会谈以后发出，无异最后通牒。查其发出日期为19日，乃在会谈以前，无甚关系。按一般外交惯例，此项抗议应通过天津总领事馆交给河北省交涉员或省公署，今既送到部长这里来，也不能不理它，但不必由部长直接办理，可交给北平军事当局去办，如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最相宜。一则他是地方武职官，二则他与粟饭原在日本陆大同学又是同班，可以向粟饭原说私话。”何应钦说：“昨夜彼此谈得很好，今日又有此举，意义何在？并且由日方得来传闻，粟饭原屡想与老同学王树常见面。”黄郛也在场连说：“陶参事说得对，这事就交给王司令办吧。”王树常也来中南海见何，何就把陶的建议告知他，并说：“这事就请你来办吧。”王树常叫陶立刻给粟饭原打电话联络，粟饭原复电话，约王24日早9点到日本大使馆的官舍晤谈，但请王不可走兵营大门。次晨王树常带陶尚铭往访粟饭原，解释说：“赵京时实非蒋的军官，乃个人行动，把贵军门岗守卫刺伤，不胜遗憾。”而粟饭原仍本驻屯军抗议书妄说赵某是蒋指使出来的，语时辞色严厉。王、陶见情形不对，不能再继续谈下去，只好告辞。粟饭原请王、陶等稍坐，令人重献茶点，顿改前态。粟饭原接着说：“今把两国置于最恶劣的场合之下是很不幸的事。若能将原因消灭，这类小问题都可迎刃而解。”粟饭原所说的意思是倘能停战言和，这件交涉案件是不成问题的。这件抗议书的交涉就如此结束了。
黄郛因赵京时是一个爱国青年，叫殷同找日本大使馆柴山武官要求引渡，柴山回答遇有机会即行引渡。过了几天，日本皇后生了太子，柴山给殷同来电话说，请他去引渡赵京时。赵京时见到殷同时说道“我见日本在我国横行，气愤已极，遂到打磨厂王麻子刀铺买了一把尖刀。当时又看见日本飞机在空中乱飞，一时感情冲动，雇了一辆汽车，跑到东交民巷日本兵营，向门岗日兵拼命刺去，当即被擒”云云。
黄郛与中山谈和停战，在原则上已达成协议，应通知双方军队停止活动，免把事态扩大。中国军队由中国方面通知，在通州的日军由日本大使馆通知。但在密云的日军须经周转，方能通知。黄郛为了赶快停止战争，于24日派李择一随军分会高级参谋徐祖诒通过中国军队防区到达密云，与铃木美通[6]旅团长见面，传达中日双方已经商妥停战之事，请他的军队暂停活动待命。
塘沽协定签字后，黄郛即令河北省政府在天津组织了一个战区接收委员会，以河北省主席于学忠为委员长。民政厅长魏鉴和殷同、陶尚铭、殷汝耕、刘石荪等为委员。殷同在去长春与冈村宁次接洽时，曾往大连与李际春晤谈，李要求在河北省归他委派十个县长二十个县公安局长。殷同回答说：“假若当初您成功，您便是河北省主席，全省县长和公安局长都归您委派。按现在的事实就不然了，连何部长和黄委员长关于河北人事问题都要完全由河北省当局主持，决不保荐一人。”因为李际春有过这样的要求，并且李是日本关东军别动队的头子，殷同为敷衍李和整理这些杂乱队伍，就在战区成立了一个杂军编遣委员会，以李际春为委员长。所谓杂军，即帮助关东军侵略中国的别动队。号称一万人，实际上仅有四千余人。其余五千余人的编遣费都归李际春包干来办。李原想当战区保安司令，却在此时被冈村宁次召回伪满，仅给了他一个银行董事，使他下台。这些别动队经过此次的编遣，缩为四千人，称为保安队，分成两个总队，每队两千人，队长为刘佐周和赵雷。赵雷是东北讲武堂第五期毕业生，原为东北军缪激流独立十六旅的营长，因长城抗战失职降为上尉，赵便把队伍拉出关外当了胡匪，后经李际春拉拢，作了李的基本队伍。刘佐周是东北讲武堂第七期毕业生，也在东北军当过中下级军官，并且当过东北义勇军，后来投降于日本。
这个所谓战区接收委员会自成立后从未开过一次会，对于接收事项，从未讨论研究，只有殷同和陶尚铭一面与日本驻屯军参谋长菊地办理一切接收的交涉，一面与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商洽派队伍和派县长的问题。根据塘沽协定，不得将正规军派入战区，唯有把东北军两个步兵团连夜换上警察服装，称作保安队。一个团准备开入昌黎，把赵雷和刘佐周与关外的日本军隔开；另外一团预备开赴蓟密一带驻扎。6月间殷同率该保安队两个团和十一名县长赴愉关以西接收各地方。陶尚铭率县长十名、卫队二十名先与驻密云日军铃木旅团长商洽妥协，定7月1日接收各县。都山县和兴隆县皆未接收过来，因该两县都在长城以外。临榆县这次只接到海阳镇，山海关仍在日军之手。
因战区新收回的各县还同日本有关系，与河北省其余各县情形不同，黄郛便与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商妥，设立两个专区，一个是滦榆区，一个是蓟密区，各设专员一人。原拟的人选：蓟密区专员派陶尚铭，滦榆区专员派殷同。殷还想兼两个专区的保安司令，黄郛不允，拟派袁良为两专区的保安司令，黄郛自兼北平市市长。李择一向黄郛建议说：“北平市长不能比上海市长，不如给袁良吧。”因此，把原定人事计划推翻，蓟密区专员派了殷汝耕，滦榆区专员派了陶尚铭。因为陶尚铭与驻山海关的日本特务机关长仪我有旧关系，彼此可以说私话，并且赵雷和刘佐周与东北有关系，陶尚铭也是东北系的人，作滦榆区专员比较适当。后来派殷同为北宁铁路局长。这年12月间，经陶尚铭与仪我几经交涉，直到1934年春才把临榆县所属的山海关接收过来。但是山海关突出的瓮城圈，日本方面始终不肯交出。其理由是，这瓮城圈是在长城以外。
1934年春，黄郛为整理战区内未了的事项（如都山县和兴隆县尚未接收），特别设立了一个战区善后委员会。黄很盼望冈村宁次来北平做一次进一步的恳谈。冈村倒是来了，先到外交大楼拜会黄郛，黄也到扶桑馆回拜了冈村，可是没达到黄郛的目的，中日双方只在日本大使馆武官室举行了三天的会议，而黄郛和冈村均未出席。中国方面以殷同为首，陶尚铭和殷汝耕参加，日本方面以喜多大佐为首，根本博中佐、柴山兼四郎中佐参加。双方每日会议情形分别汇报各方长官，中国方面汇报给黄郛和何应钦，日本方面汇报给冈村。第一日开会关于双方谈判记录，有“先把日军撤至长城以外”的字句，日本要求把“先”字去掉，为此“先”宇双方辩论了有两小时之久，结果还是把“先”字去掉。黄郛指示殷同等无论谈什么，以不承认伪满洲国为原则。中国方面提出通车、通邮两项问题，日本方面提出通商、通航空两项问题。通车、通邮问题是这样解决的：因为中国决不承认伪满洲国，不能与伪满洲国的机关打交道，由中国北宁铁路局和满铁在山海关共同成立一个转账转运中间机构，名东方旅行社，一切通车的事宜由该旅行社承办。中国方面说，通邮问题，邮票上的满洲国字样是唯一的问题，如果入关的信件贴有满洲国字样的邮票，有引起全中国邮政罢工的可能。对方听到如此议论，答应把通关内的邮件邮票上的满洲国字样去掉，倘有去关内信件贴有满洲国字样邮票，由发信局扣留。故伪满邮票有两种：一种是“满洲国邮政”字样，通行于伪满和日本；一种是“邮政”两字，通行于关内。日本提出通商问题是这样解决的：“满洲”民间所需要的商品，商人可以自由到关内来买，运输机关应与普通货运同等待遇，不得留难。日本提出的通航空的问题被中国拒绝了。后来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梅津还说：“中国太小心了，怕我们空中照相，但中国重要地形图，我们早就有了。”
黄郛聘根本博充他的私人顾问，根本每日与黄郛见面，彼此处得很好。黄常对根本说：“黄埔这些小弟弟们迟早与你们少壮派要冲突的。此时我还能与蒋介石讲话，到了紧要的关头，告知蒋介石设法能制止得住（黄郛死后，这话根本也曾向人说过）。”黄郛到华北两年多，感觉到日本的欲望无止境，遇事棘手；南京各方面对他不谅解，华北地方当局也不与他合作。因此他无法再干下去，就在1935年春天托病到莫干山休养，把华北政务整理委员会的事交与总参议王克敏代理，从此就一去不回。
（陶尚铭口述 周大文整理）
附：对本文中关于通车问题的订正
陶尚铭所写的这篇文章，内中叙有华北与日满谈判通车、通邮、通商、通航空等问题，触起我的回忆。因我在当时正由张学良的政委会行政处处长转任黄郛的政整会秘书，对黄任所办的耻辱外交，知道得较多。陶尚铭也是东北军系统的人，在奉天交涉特派员公署任秘书翻译多年，九一八事变入关，也为张学良办外交事务。黄郛继张学良的政委会改组政整会，陶被留用。所写史料，因非亲身经历，或亲见亲闻，只能大致不差。唯通车事内有几点与事实不符，特就我所知者，提出订正如下。
（一）陶文说，1934年春，黄郛为整理战区未了事项，设立一个战区善后委员会。中日双方，曾在日本大使馆武官室举行了三天的会议。中国方面，以北宁铁路局局长殷同为首，陶尚铭和殷汝耕参加；日本方面，以喜多大佐为首，根本博中佐和柴山中佐参加。黄郛指示殷同等，无论谈什么，以不承认“满洲国”为原则。按黄郛当时在华北，是替蒋介石执行对日妥协政策的，他不肯也不敢发此狂言。这话本是南京交通部部长顾孟余对殷同说的，陶君撰稿时误记了。
（二）陶文说，开会时，中国方面提出通车、通邮两个问题，日本方面提出通商、通航空两个问题。按北宁铁路，原是由北平直达辽宁，到九一八事变时，只能开到山海关。1933年，日军侵入冀东，逼近平津。黄郛派熊斌与冈村宁次在塘沽签立了《停战协定》，把整个华北，都放在日军监视之下。因而日军意在策动华北特殊化。交通是军事政治经济的神经中枢。为向华北作进一步的侵略，故日本于《塘沽协定》签字后，即提议通车、通邮，使与伪满联成一气。陶君说是中国方面提出的问题，引狼入室，殊不近理。
（三）陶文说，在三天会议中，把中日双方所提的四个问题都解决了。按通车问题，从1933年5月，即由日寇在天津提出，后又在北戴河及大连两次会商，因当时抗日义勇军到处破坏交通，日寇防不胜防，对此问题拖延了一年之久，到1934年6月才在大连签字。最后的经过，是殷同去南京请示后，由上海乘日本“大连丸”到大连，住星个浦大和旅馆，与日满当局（时伪满交通部长是丁鉴修）作具体的商议，并与由奉来连的土肥原少将会见，即在满铁总局长宇佐美私邸会议四小时，成立六款。（似记得有在山海关成立一个东方旅行社，办理转账和转运等事，在山海关，各设火车站、各设海关、各征各税、各派专员检查旅客，各种邮件在山海关换贴邮票等）通车问题，是经殷同在大连解决的，陶君误写为在日本大使馆武官室经一场会议而解决，与实际情况相差太远。
（王瑞之）
七、《塘沽协定》亲历记
1933年3月，日军攻占热河后，随即大举进攻长城各口。在此据守的中国军队抵抗不支，战事已接近平津。坐镇北平的国民党军政大员纷纷南下，人心惶惶，平津岌岌可危。国民党政府面对日军侵略，不谋如何团结军民进行抗战，却准备以外交途径平息战事，以求苟安。遂起用亲日派黄郛，授以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与日方进行交涉，其目的是与日方达成停战协议。
黄郛北上途经天津时，曾有记者问他如何应付这个局面，黄答：“明知华北局势严重，不易解决，是个火坑，但谬承中央委托，我不跳火坑谁跳火坑？”慷慨激昂，大有舍我其谁之意。5月17日，黄抵平后，立即组成了早已事先安排好的谈判代表团。我记得团长是熊斌，成员有陶尚铭、殷汝耕、苏玉琪、钱宗泽、徐祖贻、张熙光等。代表团中除钱宗泽（平山路局长）、徐祖贻（北平军分会参议）和我外，其余都是黄郛带来的，他们都是日本通。当时，我任第五十一军上校参谋处长。日军侵略华北，河北省首当其冲，而谈判地点塘沽又是河北省辖区，谈判事宜固属黄郛包办，但也必须有河北省政府代表参加。那时河北省政府没有军事机构，省主席于学忠（兼第五十一军军长）在征得北平军分会和政委会同意后，派我以河北省政府代表身份参加这个代表团。
代表团出发前，代表们得知日方代表团长是冈村宁次，都喜形于色。他们认为冈村比较温和。谈判期间，中方代表团驻在塘沽车站列车上，日方代表团驻在塘沽日本驻屯军的兵营里，会场设在日本兵营内。谈判的主要内容是：停战后日军停止在既达地带，我军须退至遵化、兴隆、迁安、卢龙等以南地区，以避免冲突，两军中间地区为“真空地带”，此区的治安如何维持，等以后再协商解决，我方沿海地区的军事设施即行拆毁等等。这些提案统由日方提出，中方改动三处个别词句，没有变动实质内容，然后就草草签署了。在谈判期间，日方以战胜者姿态出现，处处占着主动。在会场内，日方新闻记者有摄影记录的权利，而中国记者却不能入内。我曾将每日议程详抄转送河北省政府，省政府再转给各报社刊登。对此，日方曾一度提出抗议，谓未经双方同意即在报端发表，是泄露秘密，有碍协商的进行。如由此发生不利协商的后果应由中方负责。而实际上日本报纸在此之前就已经登载了。尤其令人气愤的是，在中方代表团提出要修改一些词句时，日方代表团长冈村宁次竟不以为然，并狂妄地说：“你们不必在这些文字上计较，这次是皇军想和你们谈判。如果不想谈判，我们可以一直打到北平去，你们明白吗？”这场面使我们很尴尬，简直无地自容，中方代表之所以蒙受耻辱而默不作声，主要原因是怕把关系弄僵，回去无法复命。
现在看来，塘沽协定纯粹是城下之盟，是丧权辱国的丑剧。而当时黄郛却说这次谈判很成功，认为从此以后华北局势就可以稳定了。因此，代表团回平后，他曾大加款待，末了还送每个成员一笔“犒赏费”，我记得给了我五百元。
（张熙光）
八、政学系在东北接收问题上的如意算盘
当苏联红军在欧洲战场上取得巨大进展和胜利的时候，当英美军队在太平洋方面发动对日越岛进攻的时候，特别是当八路军已经成为配合同盟国作战、驱逐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力量的时候，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尽管始终没有认真进行过抗战，但他们却意识到中国抗战已经接近全面的胜利。因而如何抢夺人民胜利的果实，就成为他们所考虑和计划的中心问题了。在这方面，政学系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兹文特剖析他们在东北接收问题上所打的如意算盘，以资佐证。
几项原则意见
在国民党派系政治中，凡是和张群、熊式辉这一些人接近的，都不免被人目之为政学系。吴铁城同张群，不但在主张上接近，在作风上相似，而且在政治上还彼此配合，相互支持，所以吴铁城也就成为“政学系”了。
但是所谓政学系也者，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政客集团，既无组织，又无原则，仅凭政治策略的运用以猎取个人的政治地位而已。他们善于揣摩蒋介石的情绪、心理、愿望和需要而进行政治策动。他们有时对于各种政治问题都是预先做好几种不同的答案，一旦看准风向，就提出相适应的主张，故能和蒋介石的意见一拍即合而取得信任；有时也确能出谋划策，针对蒋介石的愿望和需要而解决了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因此，在蒋介石的心目中，政学系的政治比重，远远超过CC系和复兴社各派系之上。
政学系的政治资本，主要建立在：（一）对各党派的运用；（二）对各实力派的运用；（三）对英美和日本外交的运用。其中对各党派的运用，是政学系手中的一张王牌。
当国民党举行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即1945年4月中旬，张群从成都到了重庆，就住在李子坝吴铁城的家里。他们在闲谈中，经常涉及国内外形势问题，有时熊式辉来看望张群，也参加这类的谈话。在他们的谈话中，东北问题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
他们极端注意的是：苏联红军在对希特勒匪徒的强大攻势中，解放了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南斯拉夫和捷克等一系列的东欧国家，而这些国家又都相继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从而疑虑在苏联对日作战后东北局势可能发生的变化。
当时，他们了解到：英美正在太平洋方面对日进行越岛进攻，为了把它们的牺牲减低到最小限度，就不能不要求苏联参加对日作战。苏联为了保障它在远东的利益和安全，为了消灭这个东方的战争策源地，更不能也不应袖手旁观。中国本身无力单独去迅速消灭盘踞在中国大陆上的日本军队，特别是盘踞在东北的一百多万精锐的日本关东军，为了取得抗战的胜利，也只有欢迎苏联参加作战之一途。问题在于：怎样才能依靠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以取得自己的胜利，而又不致使共产党的势力乘机进入东北，形成一个更复杂的政治局面。他们的结论是，在外交上不能不对苏联作出最大限度的让步，才能换取它参加对日作战和对国民党政府的完全支持；在内政上不能不建立一个民主的、进步的、联苏的地方政权，才能安定东北的政治局势。
后来，熊式辉根据他们共同讨论与研究的结果，用中央设计局“东北复员设计委员会”的名义，就东北复员问题提出了几项原则意见，其主要内容是：
一、为了便于复员，并考虑到伪满统治东北后的具体情况，划东北为九个省区。
二、在东北应以实行三民主义作为总的施政方针。对边疆民族问题，尽力扶植其政治、经济、文化之发展与自治能力之增进；对民权问题，积极保障人民的各种基本自由和基本权利，并普遍成立地方民意机构，限期实行县市长民选，以完成地方自治；对民生问题，限制私人资本，发展国家资本，并整理地籍，调查荒地，逐渐实现耕者有其田。
三、抽调一部分精锐国军，长驻东北，作为军事基础；改编和整训伪满军队，作为军事辅助，以巩固国防，维持治安，使成为东北政治上的安定力量。
四、将日本在东北公私投资企业，全部收为国营，并保持其原来的经济体系；对东北地下富藏，进行有计划的开发，以促成重工业的继续发展，作为全国经济建设的基地。
五、在人事上，尽量避免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色彩，积极争取中间派的合作，造成一个民主的、联苏的政治气氛。
以上意见，自然取得了张群和吴铁城的支持，因而可以说是政学系的共同意见。而且由于这个意见，遂奠定了熊式辉到东北负责的有利基础。
东北最高人选的内定
在国民党上层分子中，很多人都想到东北一试身手，其中包括了陈诚、张群和吴铁城。张群和吴铁城两人远在1930年时就都到过东北，并且争取了张学良和蒋介石的合作，因而和东北军政人士之间建立了多方面的联系。特别是吴铁城曾说过这样两句话：“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大；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危。”更引起了一部分东北人士的共鸣。所以张、吴都具备了到东北去的条件和资格。
但是，张群是蒋介石的左右手，是国民党在政治上的重要策士之一，无论党派问题或各地方实力派问题，都有待于他的运用与策动，自不便远离中枢而去东北。而吴铁城在国民党派系政治中，尽管有人目之为政学系，可是他和国民党的元老派、孙科系、CC系、复兴社以至朱家骅派，都有一定的联系甚至好感，因而在派系矛盾中能起调和的作用，一时也无法摆脱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职务。
因此熊式辉就自告奋勇地向张、吴表示了到东北去的愿望，由于张、吴的建议和策动，蒋介石遂把接收东北的人选内定了熊式辉。后来，熊之参加赴苏签约的中国代表团，并不是没有意义和作用的。
1945年初，英美苏在雅尔达会议上成立了英美苏三国关于苏联对日出兵的协定。在协定中规定：“为防止日本侵略势力的卷土重来，由中苏共同管理长春铁路，共同使用旅顺港和开放大连为自由港”等。但这个协定所规定的内容必须在中苏条约中固定下来，才能发生实际的效力。因此，以宋子文、王世杰、熊式辉所组成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赶忙于1945年8月7日到达了莫斯科，并于8月14日和苏联正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其中对于中苏两国共同对日作战问题以及战后两国合作问题，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熊式辉之所以参加这个对苏签约代表团，正是蒋介石的一种政治手法，其目的在于使熊式辉事先和苏联高级人员有所接触，以便于以后在东北问题上，根据中苏条约的规定和苏联进行外交折冲，而熊式辉也的确乘机拜晤了许多苏联高级人员，并且在他看来，苏联政府声明所说的“给予中国中央政府以道义的、军需的及其他物质上的援助”以及“重申尊重中国在东三省之完全主权及领土行政之完整”，完全是束缚苏联不能对中共作任何支持的有力根据，特别是其中所强调的“道义的”三个字，是意味着在国共两党对立中，苏联政府应该支持的正是国民党。这样，熊式辉就满怀信心地准备在战后去接收东北了。
关于争取中间派问题
政学系曾主张在东北尽量避免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色彩，并设法争取中间派的合作，以便造成一个似乎是民主、进步、联苏的地方政权。所以有一个时期他们对于东北的进步人士非常重视。
1945年7月中旬，东北救亡总会的朋友们为就东北问题要同吴铁城交换一下意见，由阎宝航托我代约一个见面的时间。当我在吴铁城家里提出这一问题时，适逢张群（当时他仍住在吴家）也在座，他立即对吴铁城说：“你定个时间请客吧，我也参加。”于是按着阎宝航提出的名单送出了吴铁城的请柬，在这些客人中有阎宝航、高崇民、徐寿轩、宁武、刘冬轩、周鲸文等十几个人。在宴会那天，我特由中央党部借来一部大轿车，把客人们送到了李子坝。同时。我为了使东北朋友们能够尽情地和张、吴两人交换意见，又在宴会半途中借故先退了。后来，吴铁城把这次谈话的内容约略地告诉了我，并且说：“要把‘东总’的实际情况弄清楚，哪些人是坚决跟共产党走的，哪些人是徘徊于国共之间而可以争取过来的。对中间派可加强联系，并争取他们的合作。”张群则说：“共产党曾提出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他们希望把这一主张首先在东北实现，这是绝对不能同意的。但对那些愿意和国民党合作的人，倒不妨分别联系。”他还说：“像周鲸文那样的人，就可能争取过来。”但是我很少和东北朋友们谈现实政治问题，所以没有理会吴铁城和张群的政治阴谋，因而他们争取中间派的企图也就完全破灭了。
政学系为什么要在东北提出争取所谓中间派的口号呢？显然，他们是打算用来制造一种虚假的、形式的民主现象，以对付联合政府这一正确的、合理的政治主张。本来，在东北的具体情况下，吸收各党派的人士参加地方政府才是完成接收的正确途径，可是他们却没有也不可能有这种全面的理解与认识。尤其令人奇怪的是，他们一面高唱联苏，一面又积极反共，这样把苏联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对立起来所决定的政策，徒然暴露他们在政治上的浅薄与无知而已。而且所谓争取中间派，也只是一句骗人的谎言，事实证明，他们所引用的还是清一色的国民党人。
东北行营政治委员会主任委员由熊式辉自兼，委员则为莫德惠、朱霁青、万福麟、马占山、邹作华、冯庸、张作相、王树翰、达王等人。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则由另一政学系分子张嘉璈担任，委员也都是东北人士如王家桢、马毅、张振鹭等人，行营参谋长是一个比较负实际责任的人，工作重要，经蒋介石同意调东北军将领何柱国担任。他们一方面认为何具有一定的政治头脑，可以应付在东北的外交、军事和政治的复杂局面，但另一方面对何又存有戒心，不让他兼任政治委员会委员，以冲淡他的政治作用，使参谋长职位成为纯幕僚的从属的地位，因而引起何的不快。行营秘书长则由熊式辉的亲信胡家凤担任。另外一个重要角色，就是东北外交特派员，由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担任。熊之所以要蒋经国到东北去，表面的理由是蒋经国曾留学苏联多年，熟悉苏联情况，便于进行对苏外交，骨子里是熊预感接受东北任务之艰巨性和复杂性，有蒋经国同去可以减轻他的政治责任。
至于东北九省主席的决定，由于蒋介石一句话“在东北籍立监委中去遴选”，所以曾任立委的吴焕章和曾任监委的吴翰涛、韩俊杰都被任命为主席了。在这里，我们看看这些主席们的政治背景吧：
辽宁主席徐箴，原和陈果夫接近，后又和张群有关系。辽北主席刘翰东，是陈诚在保定军官学校时的同期同学。安东主席高惜冰，曾在大学里教书，并到新疆依附过盛世才，无论和CC系及政学系都有一定的渊源。吉林主席郑道儒，是吴鼎昌主黔时期的厅长，并与天津张伯苓有关系。松江主席关吉玉，曾写过一本《战时经济》，因而和孔祥熙建立了关系，后来到四川担任财政厅长，又取得张群的好感。合江主席吴翰涛，原任张学良的秘书，后经于右任提名得任监察委员，并参加过“四维学会”。黑龙江主席韩俊杰，也是监察委员，曾长期追随于右任。嫩江主席彭济群，是一位水利专家，由于李石曾的关系，开始走进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兴安主席吴焕章，在1930年吴铁城到东北作蒋介石的说客时，就投入吴的门下，为之通风报信，进行情报工作，因而得长期担任立法委员。哈尔滨市长杨绰庵、大连市长沈怡，原都是与熊式辉、张群有关系的人，可视之为政学系的中层分子。长春市长赵君迈，是赵恒惕的弟弟，与蒋经国有勾结。这些人，国民党的色彩虽不十分浓厚，但无论如何总不能称之为中间派。
在上清寺开始办公
1945年9月，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和参谋长何柱国即在重庆上清寺开始办公，进行接收前一系列的筹备工作。既作了“行政接收”的计划，也作了“军事接收”的部署。
为了做好“行政接收”的准备，他们发表了东北九省委员和厅长的人选。东北省区的划分缩小了，但省政府的编制并没有缩小，这正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从而给东北国民党人开辟了一个做官的机会和途径。东北九省主席发表后，无论吴铁城或张群都收到不少请托的信。写信最多的是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他们介绍的有卞宗孟、单成仪、胡体乾、傅贵云、杨致焕、韩春暄、果端华等人。其次就是陈诚和朱家骅，他们介绍的有王宁华、关大成等人。连谷正纲也提出了改组派分子刘博昆、李光忱、孟广厚等人。后来，熊式辉把所有各方介绍的信件以及九省主席提出的名单，统统集中起来，请吴铁城交中央党部人事处连夜赶制一个总名单，并根据中央党部的人事资料在每人名下写出一段评语。熊式辉、吴铁城就根据这个总名单，仓促圈定，但基本上还是以九省主席提出的名单为标准。只在个别情况下稍有变更。对于个别CC色彩过浓的人是排除了，但对陈诚所介绍的复兴社分子如王宁华等人却圈定了。熊式辉仅在最后加进梁栋一个人，梁是熊任江西省主席期间内的江西省党部主任委员。
为了做好“军事接收”的准备，他们又和美国勾结起来，利用美国军队在秦皇岛、山东半岛明目张胆地向中国解放区进攻，为国民党军队登陆创造条件。战后，美国的对华政策，是企图把中国沦为它的殖民地。而蒋介石反动集团则企图得到美国的帮助来进行反人民的内战，以维护其反动的法西斯统治。他们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勾结起来，对苏联进行包围，并用中国——特别是中国的东北，作为反苏的基地。
其次，他们还和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进行接触，并通过彼得罗夫和驻在长春的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取得联系，磋商到东北接收的具体步骤。他们也提出了“行政接收”的希望，要求苏联军队予中国政府以“道义的”支持。
另一方面，他们也非常注意当时在重庆举行的国共谈判，因为这个谈判的发展，将直接联系着他们在东北的方针和政策。9月中旬，何柱国参加了白崇禧招待毛主席的宴会，使何认识了共产党热爱和平、要求团结的真诚愿望，因而表示在东北的方针和政策也必须重新考虑。但熊式辉则认为国共谈判尽管在人民基本自由与基本权利方面取得一致，但最重的军令政令的统一问题，还是一个最大的暗礁。所以在东北接收问题上仍然存在着“行政接收”和“军事接收”的两种途径，对东北的方针和政策一时还不能改变。
当时，熊式辉兴致勃勃，得意非凡，正在做着统治东北这一“独立王国”的美梦。何柱国虽因政学系对他存有戒心而感到不快，可是他认为东北是从东北军手中沦陷的，尽管不抵抗的命令来自蒋介石，而东北军仍不能不负有一定的连带责任。现在，他作为一个东北军将领而能亲自参加接收东北的工作，自是一大快事，所以擘划经营，不遗余力。后在蒋经国招待苏联大使的宴会上，由于饮酒过度而引起眼疾，终至失明，遂辞去参谋长职务，并推荐另一东北军将领董英斌来代替了。
进入长春
1945年10月7日，熊式辉特派其副参谋长董彦平率领少数军事人员由渝飞平，9日由平飞抵长春，先与苏军进行直接联系，并为熊赴东北做好布置。
但这里应该指出，当时东北已经完全成为人民手中的解放区了。
自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后，8月9日毛泽东主席即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盟国作战。10日和11日，延安总部向各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连续发出进军命令。这时，躲在大后方的蒋介石慌了手脚，一面命令他的部队“积极推进”，向人民争夺胜利果实，并勾结敌伪让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企图阻止八路军的前进；另一方面又命令八路军“驻防待命”，不许进攻敌人。但解放区的武装部队是人民的革命队伍，有责任也有权利从敌军手中收复失地，独立自主地向敌占区受降，怎能接受蒋介石集团的反动命令？于是在朱德总司令的命令下，各解放区的武装部队立即前进。在东北方面，则由林彪率领四路大军分别沿北宁路及由山东渡海向关外挺进，与东北抗日联军一起，配合苏联红军解放了整个东北。在苏联红军和解放军的联合反攻下，日本帝国主义者被迫于8月14日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投降书上签字。从此，整个东北便完全成为人民所掌握的解放区了。
但是蒋介石反动集团却企图利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苏联红军的协助下，把东北接收过来，以抢夺人民胜利的果实。
当时，苏联政府由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关系，同意了熊式辉进入长春。
10月10日，熊式辉、张嘉璈、蒋经国以及东北籍参政员莫德惠、齐世英、张潜华和热河省主席刘多荃、炮兵学校教育长金镇等四十余人，分乘专机两架自重庆起飞，当日抵平，12日飞抵长春。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代表帕夫诺夫斯基中将、苏军驻长春司令卡里罗夫少将以及先行到达长春的东北行营副参谋长董彦平，均到机场迎接。
当时，熊式辉、张嘉璈、蒋经国均住在丁鉴修的住宅，莫德惠、齐世英、刘多荃均各自占用一所住宅，金镇和我则合住在王墨林的住宅里。各住宅均由苏联红军担任警卫，并由女战士担任服务员和炊事员，交通工具也是苏军供给的。
莫德惠之所以到东北去，一方面是负有“东北宣慰使”的名义，向东北人民进行“宣抚”；另一方面是熊式辉想利用他拉拢东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分子和伪满军队的头子，为国民党反动政权服务。
齐世英是由陈立夫一再要求蒋介石才被批准代表组织部视察东北党务，因而随熊式辉一起飞到了长春。齐世英的企图，是要把东北党务完全抓在自己手中，以便继续进行反苏反共的活动，并可乘机监视政学系在东北所采取的政策和措施，作为CC在今后反攻政学系的准备。
金镇是1941年熊式辉所率领的驻美军事代表团团员之一，因而与熊建立了很好的私人关系。他所以到东北去，是熊特约的顾问，并准备担任临时发生的重要任务。
刘多荃已发表为热河省主席，原准备到热河接收，但一时还不能前往，蒋经国特拉他到东北观光，因而飞到长春。
我是吴铁城的关系，特来帮忙，准备担任临时发生的任务。
总之，这些人都是长期参加国民党反动政权的人，因而可以称之为蒋介石反动集团抢夺东北人民胜利果实的先锋队。
分别活动，搜集情报
熊式辉进入长春之次日，即在其寓所召集一次到长人员会议。熊在会上说：“我们的困难起于东北，我们的胜利也必须止于东北，贯彻于东北。我们当前的任务十分重要，请诸位立即和各方面取得联系，了解情况，以便作为对苏谈判的依据。”遂即指定在政治方面负责者为莫德惠，在经济方面负责者为张嘉璈，在军事方面负责者为金镇、董彦平，在文化教育方面负责者为齐世英和我。同时还决定每日上午9时在熊的寓所碰头，交换情报。
莫德惠原系东北军系统的政客，抗战后又投靠了蒋介石，以“社会贤达”的身份活跃于反动的政治舞台。他到长春后，东北各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以及伪满军政的反动分子，均纷纷奔向长春，投拜于莫的门下，企图通过莫的门径跟代表蒋介石集团的熊式辉建立关系，以便继续骑在东北人民的头上。这些反动分子提出报告说：有若干敌伪军队因不满苏联和共产党的政策，携带轻便武器，遁入某某山林地带，他们愿意为之牵线，接受国民党的指挥。还有些反动分子，竟狂妄无耻地提出对付共产党的计划和方案，作为登龙之术。10月21日，莫德惠又乘苏军特备的一列专车由长春开到吉林，进行“宣慰”。当时，吉林市已经成立了一个“临时维持会”，代替已被消灭的伪满地方政权，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主其事者为马德恩等人。莫在吉林逗留了四天，曾出席吉林市民欢迎大会，替蒋介石反动集团涂脂抹粉，进行欺骗和麻醉的宣传。同时还同吉林各界代表举行座谈会，了解情况，搜集情报，积极协助熊式辉进行接收前的准备。当时他还在所到之处散发一种“告东北民众书”，宣达蒋介石王朝关怀东北人民的“德意”，并对东北人民十四年来所遭受的压榨和迫害，表示亲切的“慰问”。
张嘉璈则不断地召集一些大资本家举行座谈会，积极调查苏联军队在东北运走的各种重工业设备、各种货物和粮食，以及在日伪银行中提取的大量黄金和现钞等的情况和数目。同时还派专人搜集日军在东北的企业分布情况及投资数字的有关资料，既可估计苏联从东北运走的物资的总值，又可为官僚资产阶级进行掠夺的参考。当时他们提供的情报是：苏联除了运出若干工厂全部设备外，还运出了大量动力机、发电机、实验工厂、实验室及医院等最新的设备。
金镇则乘坐苏军战士所开的吉普车到处乱窜，并与伪军有关的反动分子多方接触，企图为收容和整编已被击溃和缴械的伪军作出计划，想利用伪军建立据点，进行接收。他还到长春伪满警官学校去过两次，想利用伪警搜集情报，并调查共产党在长春活动的情况。他还一再提出到沈阳去视察，因苏军不负安全责任而没有去成。他提供了许多诬蔑共产党改编大量伪军以及苏军如何把收缴敌伪枪支及库存武器移交给中共的情报。
齐世英则积极发动国民党员进行反苏反共活动。当时在长春公开的国民党部有两个：一个是CC系的“吉林省党部”，由石坚任主任委员；一个是朱家骅系的“东北党务联合办事处”，由罗大愚、关大成等人主持。齐世英只承认CC系的“吉林省党部”，并利用他们搜集有关中共与苏军合作的情报，特别注意中共军队分布地点及民众组织情况，为反苏反共进行准备。齐世英还公开宣称：“过去我们东北的敌人：第一是日军，第二是汉奸。但在日军投降和伪满瓦解后的今天，我们东北的敌人则变为：第一是苏联，第二是共产党，第三是日军，第四是汉奸。”齐世英的这种反动言论，立即为苏军所获悉，因而向蒋经国提出了严重的抗议。蒋经国把这件事的详情向蒋介石作了报告，引起蒋介石的愤怒，于是一面告诉陈立夫把齐世英调回重庆，一面电熊式辉负责整理东北党务。其电文如下：
“限一小时到。长春，蒋特派员经国转熊主任天翼兄：在长人员不准有反苏言行，否则一律勒令送回重庆。东北党务由兄负责整理。”
因此，10月21日熊式辉离长返渝时，齐世英也不得不随其飞回重庆了。
我曾经分别于10月15日、18日在长春召集了两次文化教育界座谈会，搜集情报。21日随莫德惠去吉林，恢复了被日军解散的“吉林毓文中学”，自任校长（但我并未到校，后请毓文校友、北京师大教授刘明樾回吉代理校长），并推莫德惠为董事长。当时即从“吉林维持会”要出了吉林市新开门外日本小学的原址作为校址。齐世英事件发生之后，熊式辉把东北党务整理工作交给我负责主持，成立东北党务整理处，隶属行营。我遂把CC系的石坚和朱家骅系的罗大愚、关大成等人联合起来，进行调查、登记及考核等工作。后来总撤退时，还把其中重要分子四十多人（均系国民党地下党员）带到北平。
在交涉中一再碰壁
熊式辉到东北后不久，即对东北局势作出了这样一种结论：中国共产党由于苏军的掩护，在城市方面则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政权，在农村方面则联络贫农、雇农展开对地主的流血斗争，在军事方面则利用苏军所收缴的敌伪武器扩充实力，以维护其在各城市各农村的政权。这样，他们就认为苏军违反了关于中苏条约所规定的给予中国中央政府以“道义的”支持的原则，提出交涉，并要求苏军协助国民党人员进行“行政接收”，但都遭到了拒绝。苏军认为，东北各地抗日武装以及民主政权，纯是东北人民自己建立的，与苏军无关；至于“行政接收”那是中国的内政，苏军不便协助和参与。后来蒋经国又提出派莫德惠到吉林、金镇到沈阳、我到哈尔滨视察的要求，希望苏军予以协助。苏军只同意莫德惠到吉林去（这就是莫于10月21日赴吉的由来），但对赴沈阳和哈尔滨的人则不负安全责任。在他们一再碰壁之后，苏军又提出“凡在其占领区内日军所使用之一切物件，均系合法的战利品”的要求，这不仅使他们感到意外，而且也不知如何应付。因为他们在重庆时所研究与考虑的只是“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中的有关条款，特别是其中第十条：“共同所有与共同经营，应以中东铁路在俄国及中苏共同管理时期，与南满铁路在俄国管理时期所置之土地及所筑之铁路辅助线而为两铁路之直接需要者，以及在上开时期所建置并直接供给该铁路之用的附属事业。”他们原准备在这一条上对苏联作出最大限度的让步，以换取苏军在接收问题上的协助。现在苏军提出关于战利品的要求，使他们不能不重新考虑今后的态度。于是熊式辉遂于10月21日匆匆离长，22日到达重庆，向蒋介石请示对策。
当时，蒋介石作了如下的决定：
一、由外交部把苏军在战利品名义下运走东北工业设备及大量物资之事实以及掩护共产党扩充武力、建立政权、阻碍国民党接收等情况，用备忘录形式送达苏联政府，并要求“尊重中国在东北之完全主权及领土行政之完整”。
二、饬令中央各部会及东北九省市重要接收人员迅即飞往长春，做好“行政接收”的各种准备。
三、抽调中央精锐部队，立刻由海陆空三路向东北运兵，做好“军事接收”的各种准备。
蒋介石为什么作出这样的决定呢？原来他认为苏军在东北的措施和要求，只是军方的意见，并不一定反映苏联政府的政策，所以他决定由外交部用备忘录形式把东北实况通知苏联政府，希能得到纠正。同时，他还认定东北是中国领土，他有权利进行接收，所以命令行政人员和中央部队立即进入东北，摆出一种强硬的姿态，希使苏军就范。
于是10月26日，熊式辉飞返长春，按着蒋介石的意旨，饬令东北九省市的主席和市长迅速飞长。计10月29日到达者有徐箴、彭济群、吴焕章、高惜冰、吴翰涛、杨绰庵和沈怡等，11月4日到达者有郑道儒、关吉玉、刘翰东等，在这稍前到达者还有邹作华、冯庸和冯占海等。这些人到达长春之后，都集中在“满炭大楼”，积极进行接收前的准备，并由蒋经国再度向苏军提出“行政接收”的要求，希予以方便和协助。
另一方面，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也于10月底飞到长春，同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商洽中国军队在东北登陆问题。当时苏方表示，中国军队可于11月1日至10日之间在营口登陆，但葫芦岛和大东沟两地，由于苏军人数较少，如在那里登陆，则不负安全责任。
后来，“行政接收”既没有取得苏方的同意，而营口登陆也受到牵制。当时只有秦皇岛一处可以进军，但由秦皇岛进入东北，必须经过山海关，而山海关又为人民解放军所控制。因而蒋介石集团所幻想的“行政接收”与“军事接收”的计划，终于成为泡影。
11月10日，熊式辉又匆匆飞离长春，11日到达重庆，向蒋介石报告了接收受阻的各种情况。经过反复考虑，蒋介石为了在外交上对苏联施加“压力”，遂决定把到长接收人员全部撤离长春。
11月17日的总撤退
在蒋介石决策之下，熊式辉一面照会苏联马林诺夫斯基元帅，说明一个半月以来，不但接收问题横生枝节，一再受到阻碍，而且长春市内的安全也受到威胁，故决定撤回东北行营；一面又命令在长接收人员一律撤到北平，这就是11月17日总撤退的由来。但在撤退期间，仍留下由董彦平率领的军事代表团十二人（团员有陈家珍、张培哲、吴士瑜等人）与苏军保持联络。
这次总撤退，是蒋介石集团在外交上对苏联所采取的一种攻势。其目的在于向世界宣示苏军阻挠中国政府在东北行使主权，从而违背了中苏条约所规定的“给予中国中央政府以道义的、军需的及其他物质上的援助”以及“尊重中国在东三省之完全主权及领土行政之完整”。其次是企图唤起英美方在舆论上的声援与支持，并把中苏谈判的重心从长春移到重庆与莫斯科方面来。
当总撤退之后，熊式辉也从重庆来到北平。这一天，莫德惠、张潜华等人去看熊式辉时，他沾沾自喜地说：“这次总撤退，是委员长（指蒋介石）在外交上的一张王牌。”接着他即加以引申说：“苏联在经济上的要求是漫无止境的，已使我们到了忍无从忍、让无从让的程度。但它所运走的还只是若干工业设备和物资，它所要求的还只是长春铁路沿线的地上工矿设备和地下宝藏，总不能把土地也运走，总不能把人民置于它的囊括之下。而且到必要时，我们还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国际问题提交雅尔达协定签字国去讨论，利用英美和苏联的矛盾加以解决。所以问题尽管严重，但比起共产党占据东北问题就成为次要的了。”他略微停顿一下，似有无限感慨的样子继续说道：“自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后，共产党在苏军掩护下开始进入东北，组织了庞大的武装，建立了许多地方政权，因而构成了一系列的军事的和政治的根据地。他们在农村中广泛地展开了对地主的流血斗争，并把贫雇农组织起来作为军队的基础，反转来又用军队的支持建立地方政权。循环往复，时间越久，共产党的势力也就越大，所以我们必须乘其羽毛尚未丰满之时，进行接收。这次总撤退，是给苏联一种外交上的压力，以便于为今后接收开辟途径。”
当时，在东北正交织着苏联、中共和国民党三种不同的政治力量，而且展开了尖锐的斗争。苏联所努力的是防止美帝国主义的势力进入东北以及在战利品的名义下占有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所使用的一切工矿企业和物资。中共所努力的是进一步地巩固东北解放区，并表示愿在国民党承认东北民主联军和民主政权的前提下，经过协商，成立各党派共同参加的联合政府。国民党所努力的是接收整个东北，把共产党的势力完全排挤出去，至对苏联的经济合作谈判则尽量拖下去，留待将来作为国际问题去解决。所以国民党在长春的总撤退，并不是这三种力量斗争的中止，而是在一种新的形式下的继续与发展。
重庆与莫斯科
11月17日国民党接收人员从长春总撤退之后，中苏谈判的重心遂由长春移到重庆与莫斯科方面来。
当时，蒋介石集团的策略是：在中苏经济合作问题上，尽量适应苏联的要求，宁可把谈判拖下去，也不作正面的拒绝；在接收问题上，尽量要求苏联的协助，决不让共产党继续占据在东北。
11月30日，经过重庆与莫斯科直接谈判的结果，商定下列几点：
一、苏军协助国民党军队空运到长春和沈阳两地，并由国民党政府先派机场工作人员进行准备。
二、其他地点，由国民党政府组织警察，负责地方治安。
三、苏联军队展至1946年1月3日撤尽，等待国民党军队接收。
四、东北工矿企业就其性质可作为战利品者，一律归苏联占有和使用。
五、关于具体细则，仍须在长春作最后决定，始能执行。
因此，张嘉璈、蒋经国遂于12月2日离开重庆，4日抵长春，并偕苏联大使馆二等秘书齐赫文同来，以便根据重庆谈判所作的原则，同苏军进行具体的磋商。
张嘉璈、蒋经国先后于12月5日、9日和17日同马林诺夫斯基元帅进行三次会谈，其结果有的取得了决定，有的仍待继续协商。其已取得决定者：
一、国民党空运部队，可随时在长春着陆，地面警戒完全由苏军负责。
二、关于“行政接收”，一俟接收人员到达东北，均可随时进行。
其仍待继续协商者：
一、关于中苏条约文字的不同解释，虽经重庆与莫斯科的商谈已趋一致（张嘉璈、蒋经国并将苏联致国民党政府的备忘录提请苏方代表察看），但对战利品之解释，仍有分歧。
二、关于长春铁路沿线各工矿业及辅助线问题，由张嘉璈提议，组织委员会加以解决。
总之，张嘉璈、蒋经国这次同苏联谈判，尽量采取适应的态度，唯恐影响重庆与莫斯科所达成的关于接收问题的决定。
由于这次在长春会谈的结果，长春市长赵君迈、沈阳市长董文琦、哈尔滨市长杨绰庵，分别于12月22日、27日和1946年1月1日，在苏军联络官陪同下，正式接收视事。紧接着，东北行营直属保安队（在北平编成）也于1月5日空运抵长春。后来，辽北主席刘翰东、松江主席关吉玉，又分别于1月10日和12日在四平和哈尔滨正式就职。这样，熊式辉所梦寐以求的“行政接收”和“军事接收”总算有了一个眉目。
当时盛传：由于苏军的要求，中共部队已从上述各被接收的城市撤出；至长春铁路沿线及其他各线之中共部队，也均撤离路线十华里处。
1946年1月22日，宋美龄也飞到长春为苏联红军授勋，用以加强对苏军的好感，但未得与马林诺夫斯基元帅会晤。当时苏军代表向宋美龄表示，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已因公回国，此刻正从莫斯科赶回，以便亲自招待（唯后来有人传说，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并未归国，不过不愿与宋美龄会晤而已）。
关于中苏经济合作问题，既决定由重庆与莫斯科继续谈判，因此1945年12月25日，蒋经国又以蒋介石私人代表的资格飞往莫斯科，并于12月30日谒见了斯大林，陈述了国民党政府关于中苏经济合作问题的观点与意见。
1946年1月21日，苏联政府就这个问题给国民党政府一个备忘录，内称：“东北各省内曾被日军利用之一切日本企业，均经苏联视为苏军战利品。”这样，国民党政府就把这个内容秘密通知了它的靠山美国，因而扩大成为国际上的问题。2月23日，美国国务院宣称：“雅尔达协定或中苏条约，俱未规定予苏联以任何优先赔偿，或允准苏联对于东北境内日本资产之要求。”从此，这个问题就拖延下去了。
内战的烽火
东北是在人民解放军配合苏联红军向日军进攻而全部解放的。但蒋介石一心一意要从人民手中抢夺胜利的果实，于是一面和苏军代表作接收问题之协商，一面又命令杜聿明指挥下的中央部队沿北宁路向沈阳推进，因而挑起了和东北民主联军的内战。
1945年11月底，朱德总司令对记者发表谈话，主要内容有：一、中共在原则上不反对国民党军队到长春铁路去，但希事先达成协议，以免发生冲突；二、对东北问题，应以政治方法和平解决；三、建立联合政府；四、承认东北推行地方自治。但蒋介石集团无视朱总司令的严正表示，仍继续向东北民主联军进攻，只是在民主联军的严重打击和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蒋介石集团才被迫在1946年3月27日签订了东北停战协定。但蒋介石又拒绝执行，他决心进攻东北民主联军，推翻东北人民的地方自治政府。后来，中共军队为求和平实现，又自动让出长春，但国民党并没有因此而停止进攻。经过了四平街保卫战，大量歼灭了国民党军队，才于6月6日，被迫休战。接着国民党又限令东北民主联军退出东北各大城市和铁路沿线（6月17日蒋介石集团向中共提出五项荒谬的要求，关外要的几乎全部九省）。从此，内战的烽火就在全国范围内燃烧起来，而在东北方面蒋介石所用的兵力，已达十六万一千多人。
1947年夏，东北民主联军在东西南满以及热河冀东各个战场上，展开了强大的进攻，使国民党军队被迫收缩于中长路和北宁路的狭长走廊地带，采取所谓“重点防御”，因而改变了东北战场的形势。于是蒋介石集团恐慌了，并引起了内部的矛盾，而熊式辉遂成为众矢之的，终于被抛弃而滚下台了。
（张潜华）
注释
[1]据当时任四川大学校长的任鸿隽回忆说，当时的教育厅长是蒋志澄而非李为伦。
[2]一说为善后会议财政善后委员会委员。
[3]1932年杨永泰任豫鄂皖“剿总”秘书长，1933年任南昌行营秘书长。
[4]《辛亥以后十七年职官年表》记载：1919年任广东省长的有翟汪、张锦芳、莫荣新。无杨永泰。
[5]刘鸣皋《杨永泰被刺内幕》说：“刺死杨永泰千真万确是陈果夫、陈立夫指使的。”
[6]铃木旅团乃朝鲜军所属部队，因朝鲜军司令林铣十郎对于侵略中国极为热心，临时编了一个混成旅，令铃木率领来华协助关东军作战；在日本方面有人讥讽林铣十郎，称他为越境将军。铃木美通曾充过奉天日本特务机关辅佐官，素为张作霖所赏识。后来张作霖拟请他做顾问，但那时他正在参谋部充某要职，未能前来，过了不久他终被派到吉林充当顾问，以符合张作霖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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