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随缘善变，陈光甫“押宝”蒋介石
我国金融业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十分密切，实际上两者是相互促进的。陈光甫作为我国民族金融业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想法和做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下面就我所知道的关于陈光甫的创业精神和做法作一介绍，以供研究旧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参考。
一个新兴的金融企业家
辛亥革命以后，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国民族资本主义商业得到较大的发展，金融业的银行、钱庄也相应地纷纷成立。从1914年到1921年，在上海新设的银行、钱庄有二十六家，全国有九十四家。（只有少数的几家是以前成立的）在这些新成立的银行中，要算陈光甫创办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资力最小（七万元资本，对外号称十万元）。当时的“北四行”（金城、盐业、大陆、中南），股本既雄厚，股东也不少是当时北洋军政头面人物。前清遗老和北洋军政头目的资金，很大一部分转化为金融资本，他们与中国、交通两行的关系尤深。浙江实业银行的股东也是当地的豪绅大户。这些银行虽然不是官办，但都有其政治背景和潜在势力。可以说，这些银行的资本主要是大官僚、大地主资金的转化。真正招股创办的，完全按照竞争法则从小到大办起来的银行，陈光甫主持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是较早的一个。
陈光甫从美国留学回来，就在江苏银行任经理。如果他满足于做官发财，他很可以在江苏银行混下去。但他对官场习气很不以为然。他所向往的是用资本主义方式来发展民族经济。江苏银行是官办的，他那一套办法在那里行不通。于是他辞职不干，凭借他岳父家的关系和投资，以及他家与钱庄的关系，凑了七万元，在上海宁波路租了一个门面很小的房子，创办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开始全行仅有七个人，这与当时其他几家商业银行来比，规模真是微不足道。后来他常说“上海银行是苦出身”，确是事实。陈光甫亲自跑街，拉存款，搞放款，克服种种困难，相当辛苦地使上海银行一步一步发展了起来。
陈光甫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有名资本家如洛克菲勒、福特、杜邦等人，是相当钦佩的。他很想用英美资本家那一套办法在中国创办事业。这在当时，比起官僚、政客、买办、地主来说，还是高明的。当时上海金融业是帝国主义银行的天下。它利用的是钱庄，收受钱庄的庄票，也贷款给钱庄。钱庄凭借他们的庄票在市场上流通，操纵控制“洋厘”。又由于它控制了整个票据交换，可以订定拆息，连银行也要在钱庄存款。所以当时的银行是在外商银行和本国钱庄的夹缝中讨生活的。官办银行和资本雄厚的银行还比较好，必要时可以用“道契”（即上海租界上的地产官契）向外商银行抵押借款。可是像上海银行那样小的银行，资金少，存款又不多，想在外商银行开个往来户都不容易，处境是很困难的。陈光甫不把希望寄托于官府和大户，而是走“敬远官僚，亲交商人”的路，创办各种小额储蓄，开办银元存款，想方设法树立上海银行在社会上的声誉。他讲究服务态度，讲求办事效率，从小处做起，扎扎实实地干。这表现了陈光甫作为一个银行家的胆识，在当时一些资本家中还是比较少见的。
志与术
章士钊曾送给陈光甫一副对联，写的是：“不变随缘，随缘不变。”这很能刻画陈的形象。要说陈是个圆滑、随遇而安、与世浮沉的人，那是不对的。实际上他是中国新兴资本家中一个有头脑的人，有他的理想。陈的主导思想是早期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他追求的是在中国建立一个资本主义式的“企业王国”。三十年来，他正是朝着这个方向走的。1915年创立上海银行，1918年开始办理国际汇兑。接着仿效通济隆办起了中国旅行社。又与太古洋行合办宝丰保险公司。后来又办大业公司。抗日战争期间，在美国开办世界公司，在重庆办新纪工程公司。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办起海光图书馆等等。他常说：“人生在社会有一真正快乐之事，那就是树一目标，创一事业，达到目的地，并且成功。此种快乐是从艰险困苦中得来的，因而更为持久，更有纪念价值。”以七万元资本创办上海银行，后来发展到一千万元资本，一亿八千万元存款，在国内主要城市都设有分支机构，成为“南三行”之一员。他本人也成为上海金融界的头面人物，在国际上享有名声。这充分反映出陈的“创业”精神。
陈光甫是反封建的。他对于封建割据的军阀颇有反感，因为封建势力是超经济的剥削，不利于自由竞争，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他说：“内地对银行无认识，有‘不令银行出钱，将令何人出钱’之想。法律与政治对银行皆不能保护。”又说：“地方军政借款，多用威力强迫，本行甚至有被抢劫现款之事。蚌埠、徐州军队每以无钱发放伙食费为借口，召集商家开会，迫令银行承借，稍有推诿，即以‘饥军行将哗变，无法制止’相要挟。”陈光甫希望全国统一，他同情北伐，反对北洋军阀政府。
陈光甫希望中国成为一个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社会，有一个资产阶级政府，这个政府不干涉经济，让各行业有一个安定的环境，开展自由竞争。他常说：“自由竞争，优胜劣败，乃天地之法则。政府横加干涉，则违反自然。罗斯福搞‘新政’，是不得人心的，虽然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陈光甫是怎样实现他的理想的呢？这主要关系到他所采取的奋斗方法，也就是他的处世之术。
陈是“随缘善变”的。他说：“环境有时不能不变更，人社会上受环境之支配发展，应付有时而穷。能改良应付之方法，则进展开通之景象不难达到。所谓穷则变，变则通。”在他创业初期，上海金融业是新兴力量留日派占优势，因此他依附留日的张公权、李铭等江浙资产阶级的新兴代表人物。1916年5月12日，北洋政府下令中国、交通两行所发行的钞票停止兑现，引起了停兑风潮。当时陈积极参与了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抵制停兑的命令。他和张公权等人以及商股大股东等发起成立中国银行商股股东联合会，以维护中国银行商股利益的名义致电反对停兑。他们用公布中国银行资产负债表等方法，宣扬上海中国银行的信用，并取得外国银行的支持。因而上海中国银行并不像上海交通银行那样听从停兑命令，而是照常兑现，把停兑风潮应付了过去。这一成功使得中国银行的钞票信用大增，不仅在长江流域中下游照常流通，而且扩大流通到四川等地。从此陈光甫与张公权的关系就不同一般。1931年上海银行发生提存风潮时，张公权曾通令各地中国银行支持上海银行，使得上海银行免于倒闭。陈经常把张称作“救命恩人”。后来上海银行壮大了，两人往来更密，当张在经济上有困难时，陈也给予帮助。1947年8月张公权出任中央银行总裁，陈为了帮助张，出任中央银行的外汇平衡基金会主任委员。同时他们还筹备与英商合作，搞东北大豆出口的生意。
1927年北洋军阀政府声名狼藉、四分五裂的时候，江浙一带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寓居租界里的大地主们拒绝了张宗昌的财政援助要求，却看中了蒋介石这个前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当时北伐就要成功，上海工人运动发展得很快，银行里也成立了工会组织，劳资纠纷不断发生。在反共的共同目标下，上海出现了“商业联合会”，这是以金融业为骨干的。不久即由陈光甫出任“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劝募“二五库券”一千八百万元，为蒋介石背叛革命提供经济力量。陈光甫曾说过，这是对蒋的“押宝”。果然这一“宝”押成功了。蒋介石上台后，陈光甫才算放下了心上的一块石头。
随着蒋介石势力的扩大，地方割据局面的缩小，支持过南京政府的上海银行也得到了发展，分支机构不断增多。1930年增资为二百五十万元。1931年存款增加到一亿九百六十八万元，较1921年增加近九倍。
后来，陈光甫对我说：“接近政治如玩火，过去对国民党政府押了一宝，险些引火烧身。”但这是在国民党政府倒台之后他的认识，而在这以前，他是想借蒋介石的势力以实现他的理想的。虽然在1935年3月四大家族掠夺中国、交通两行之后，他曾感到震惊，认为国民党“已自不干涉状态进而为统制主义”。但是当同年11月国民党靠英、日的援助实行了“法币政策”之后，他没有对蒋介石“敬而远之”，却更加接近了。他与当时财政部长孔祥熙过从甚密，当上了中央银行常务理事。更于1936年5月代表国民党政府赴美签订了“白银协定”。抗日战争发生后，他又去美国接洽成功两千五百万元美金循环使用的“桐油借款”。同时他还担任了国民党财政部贸易委员会主任委员，后来又当上了“国府委员”。他为什么这样搞呢？主要是因为他看到要抵制蒋的独裁统治，只有依靠美国的力量。这也是当时半殖民地中国不少资本家所走的道路。陈光甫在国民党内是没有真正地位的。他虽然为蒋介石募集公债，得到蒋的信任，但等到南京政府实行“法币政策”，把金融大权掌握在手的时候，陈的作用在蒋介石眼里就不怎么重要了。陈知道只有攀住美国才能抬高自己的身价。当时英、美都想支配中国的经济。1931年美国曾派“甘末尔顾问团”到中国来为蒋介石策划币制改革，炮制了《金本位币制条例草案》，想把中国货币纳入美元集团。只是因为九一八事变和世界金贵银贱，这个计划才未能实现。1934年美国实行“白银法案”，世界银价上涨，影响我国白银大量外流，发生了1935年的上海白银风潮。当时英国派出首席经济顾问李滋·罗斯到中国来，帮助蒋介石实行“法币政策”，把法币与英镑相联系，把中国货币纳入英镑集团。美国自不甘心，用停购白银来对抗。由于法币是外汇本位制，美国不买白银，世界银价下跌，则法币的外汇准备就没有着落，法币的价值就没法维持。在这两霸相争的局势下，陈光甫看到了有用武之地，在孔祥熙的推荐下，于1936年5月代表国民党政府赴美交涉出卖白银，结果签订了“白银协定”。在这次交涉过程中，陈光甫虽然有他的美国同学在美财政部里替他帮忙，但据他说也遭受过不少白眼。为了争取得到一个比较好的卖价，他付出了很多力量，同时还向美国提供了我国的许多经济财政情况。正因为这样，1941年中美、中英外汇平准基金会成立时，美国就提名陈光甫出来主持。蒋介石虽然很不高兴，但是也不能不服从美国的意思。
陈在与国民党政府浮沉的同时，还广泛结交各界人士。他与上海金融界的头面人物如张公权、李铭、贝祖诒、徐新六等人的关系密切，自不必说；与国民党内的军政头头如李宗仁、熊式辉、孔祥熙、孙科、戴笠等，关系也是很好的。上海青洪帮首领张啸林、杜月笙等人，他也与之很接近。另外，他还结交一些当时文化教育界人士，如胡适、蒋梦麟、何廉等。至于他拉拢美国银行界的一些老板和美国驻华大使等人，则更有其长远目的。陈光甫晚年，很注意国际金融问题，对如何克服经济危机也很感兴趣。1944年他出席“国际通商会议”，盛赞美国“有许多有理想的人”。1945年他联合美国一些资本家，集资一千万美元，成立一家信托公司，这是陈想插足国际金融的一个新起点。
陈光甫对蒋介石的“押宝”，以及后来借外力以图存，反映出旧中国的资产阶级无法脱离官僚的控制，真正的产业资本积累不易，而积累到一定程度就有外流的趋势。
为人和用人
作为一个民族资本家来说，陈光甫的发展是经历了一段艰辛过程的，而他的所以制胜，则与他的勤奋分不开。早期他创办上海银行时，亲自跑街，拉存款，搞放款，还亲自培训行员，相当辛苦。抗战时在重庆，他还是不停地工作。一早起来先清理文件信札，然后才用早餐，阅读报纸。晚上还找人谈话。每星期至少有三个上午请人为他讲解中外历史哲学。星期六下午去汪山别墅，还要带人为他讲述国外书刊上的主要经济金融文章。这些书刊是由在纽约的世界公司为他专门搜集寄来的。星期天他也闲不住，至少有半天时间用来讨论国际金融问题。记得他当时对罗斯福运用凯恩斯学说实行“新政”，很有兴趣研究，对于美国各派意见知道得不少。他常说他闲不住，一闲就感到“孤寂”。应该说，他与中国当时一般阔人“享清福”的观点是不同的，他认为只有工作最有兴趣，悠闲并不可取。他生活比较节俭，有规律，很少吸烟喝酒，喜欢买旧书，这些习惯在旧社会的资本家中也是比较罕见的。
他待人和气，善于识人和用人。他与杨介眉、杨敦甫结成“桃园三结义”。在上海银行，赤胆忠心跟他一起干的骨干不少，这与他以身作则、把银行当做自己的终身事业分不开。他办银行几十年，但个人财产不多。他从中学里招考学生作练习生，由银行自己培训，量才使用，逐步提升，形成银行的中坚力量。这对于他办好银行关系很大。在上海银行里，人事制度比较健全，不随便辞退职员，有本领的人有升迁的机会。所以人事稳定，没有官场恶习。还有，他对于亲戚故旧的子弟一视同仁，不给特殊照顾，而是按工作能力考核，所以上海银行的办事效率是比较高的。
除了中坚力量以外，要开展业务还必须吸收有一定经验的人才。如在当时北京开展业务，就聘请与学界有联系的人担任经理。在重庆开展业务，就聘请当地聚兴诚银行里的人出任经理。他可以用高于他自己的薪金聘请副总经理。此外，他很早就注重经济研究和调查工作，在银行里设立调查处，从事市场研究和一些主要商品的产供销概况的调查，并且编选、出版一些专题调查报告。同时，在行内还出版《海光月刊》，用以沟通全行的业务活动和思想情况。后来又为中高级职员编发《经济论述》，介绍国内经济金融情况的研究和国外金融业的一些措施和经验。另外，他也提倡行员的文体活动，并经常出题目征文，录取的给以奖励。
生意经
陈光甫的生意经，并不是他一个人创造的。他办银行的主导思想是，广泛吸收社会闲散资金，放款着重对物信用，避免对人信用。具体做法主要是：
一、开办小额银元储蓄存款。在北洋政府时期，钱庄看不起小额储蓄，更不接受银元存款，存款都要折成银两。而陈光甫则在上海银行开办银元存款，而且不限金额多少，存款种类多种多样，适应各种需要。他认为大户存款最不稳定，而中小存户则是最稳定的存款。他说：“人争近利，我图远功；人嫌细微，我宁繁琐。”确实，他这种做法是有远见的，也是开办私营银行的正当道路。
二、坚守银行信用。“银行靠信用而生存”，这是陈光甫经常说的。也是他几十年办银行的基本精神。而要取得社会的信赖，银行就要恪守对顾客的信用。这是上海银行得以发展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全国新成立的银行、钱庄不下几百家，陆续倒闭、淘汰的也很不少。上海银行资本既不雄厚，也没有大靠山，能够从小到大，不被淘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极力维护银行的信用。陈光甫支持张公权反对北洋政府停兑中、交两行钞票，为维护存款人的利益作了努力。他不随便做信用放款，为存户保守秘密，定期公布银行资产负债表等等，都是为了取得社会的信赖。1927年汉口钞票停兑，上海银行汉口分行则对停兑前的存款概付现金。这一措施提高了上海银行在汉口的声誉。上海银行主要做货物押款，不像当时北方银行投资办工厂，也不搞公债证券投机交易，所以放款风险小，资金比较灵活。1931年上海银行提存风潮过后，它的信用经受住了考验，存款大增，声誉更隆。
三、便利顾客，争取好感。陈光甫经常对职员讲：“顾客是衣食父母。”他强调服务态度和办事效率。行员对顾客不能争吵，否则要受罚。在人事部门有机动人员，哪里柜台上没人，立刻派去顶班，决不让顾客等候。以该行存款部为例，营业员一个人负责一部分存款户，既管收款，又管付款，对主要存款户每天都有存额，存户支票一来，就知有无存款。对于支票上的签字或印鉴，要训练成一看就知真伪，不必验对所留模式，所以付款很快。付款后才做账务处理。要求营业员平日留心，对主要存户的面孔要做到心中有数，而且要基本上掌握这些存户的支款规律。因此，上海银行在当时是以手续简便、收付敏捷著称的。在广泛争取社会好感上，他创办了中国旅行社，为顾客代购轮船、火车客票，预定舱位，照料行李，发行“旅行支票”，编印《旅行杂志》和一些导游小册子，以后还开办一些旅社、饭店等。这不仅增加一部分营业收入，而且可以博得社会好感，为银行作了许多其他银行所做不到的广告。所以他说：“今旅行社博得社会人士无量数之好感，其盈余为何如耶？”像“旅行支票”，对于中外旅游者就是很方便的。在旅游者可以免去携带现金的风险，对银行则可增加一批无息的存款，实在是一举两利的措施。
陈光甫在旧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方面出过一些力量，有过一些贡献。他一心向往着资本主义，虽然对国民党不满，但还是想帮助它免于崩溃。1935年他代表国民党去美出卖白银，就是明证。1948年蒋介石实行金圆券，派蒋经国到上海坐镇时，陈当时认为银行要完了，惶惶不可终日。但当李宗仁任命他为和谈代表时，他不肯北上参加国共谈判，而在上海解放前夕悄然去了香港。
（杨桂和）
附：陈光甫与国民党、美国的关系
陈光甫与国民党的关系
早在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陈光甫即与江浙资产阶级一起对蒋给予财政上的支持。他与上海大买办虞洽卿等筹组“江苏和上海财政委员会”，陈任主任委员，为蒋筹措反革命政变经费三百万元。民族资产阶级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发起摊购“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以换取蒋介石政权对他们投资的北洋政府公债的承认。陈任募集主任委员，募得一千八百万元，其中仅银钱业即占一千万元。以后上海金融业支持国民党政府的经费与日俱增，仅上海银行一家即达四百二十万元之巨。1927年，陈受国民党的委托，以资方代表身份出席国际劳工大会，后又出席万国商会。1933年出任全国经济委员会棉业统制委员会主任委员。1934年日本侵略者强迫国民党政府恢复九一八事变中断的北宁铁路平沈段通车，以便进一步侵略华北。蒋介石既不敢拒绝，又不敢公开接受，乃通过当时的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黄郛与陈光甫秘密商定，由中国旅行社出面与日本“国际观光局”合组东方旅行社，承办通车事宜。此事陈帮了国民党政府的大忙，受到爱国人士的责难。1936年陈光甫为了为国民党政府发行“法币”筹措外汇基金，率中国币制代表团赴美签订美国收购白银七百五十万盎司的协定。这不仅得到国民党的赏识，也受到美国大资产阶级的赞许。抗日战争中，陈代表国民党政府与美国签订桐油贷款两千五百万美元的协定，又签订以云南锡偿还的两千万美元贷款的协定。之后，他担任了国民党财政部的外贸委员会主席，兼任国民党政府办的复兴和富华两个贸易公司的经理。1940年为了维持“法币”的汇价，用英国和美国的借款成立了中美英平准基金委员会，陈任主席。1945年日本投降后，陈主持外汇平准基金委员会工作。1947年陈参加伪国大，被选为立法委员。
在创办上海银行之初，陈光甫的政治态度是“敬远官僚、亲交商人”，采取中间立场。以后随着革命力量的发展，他唯恐革命损害他的事业，产生依靠政治力量以自保的思想，并以实际行动支持了国民党政府。1935年，中国、交通银行国有化，国民党又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一举兼并了中国实业、中国通商和四明银行，逐渐形成了官僚垄断资本集团，民族资本受到严重威胁，上海银行随时有被吃掉的危险。陈光甫对国民党的这种兼并政策既害怕又不满，但又无可奈何。最后他权衡利害，不得不向官僚资产阶级投靠，送股票给孔祥熙，请他担任银行董事，借以自保。
以后国民党的四行（中央、中国、交通、农民银行）、二局（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一库（中央合作金库）相互联合，完成了对中国金融的垄断。陈惊呼国民党“对于银行由不干涉状态进入实行统制主义”，产生了依靠美国力量以自保的想法。这时，他对国民党的希望完全破灭，发出了绝望的悲鸣，他说，“不得不另辟新途径，以谋发展”，又说“打通欧美银行与本行进一步的关系，是我行新生命的寄托”。
解放战争期间，蒋介石数次请陈光甫赴美乞求借款，他怕舆论的谴责，未敢应允。同时，蒋介石又曾多次请他担任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部长，他均辞而未就。
陈光甫与美国的关系
陈光甫是美国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因此他崇美、亲美的思想十分浓厚。上海银行和中国旅行社都是按照美国经营方式创办的。他屡次代表国民党政府赴美谈判借款，并出色地保全了还款信誉，受到美国的称赞，尤其受到当时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的支持和信任，认为他是可以为中美利益服务的不可多得的人才。1938年7月间，日军大举向中国腹地进攻，抗日战争处于艰难的时刻，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告知国民党政府说，他虽不能作出任何许诺，但如派陈光甫来华盛顿了解一下取得美援的可能性，对中国可能有好处。从这点可以看出摩根索对陈的信任。以后陈光甫担任由英美借款成立的中美英平准基金委员会主席，就是由于摩根索的提名和支持而通过的。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陈光甫代表国民党政府赴美参加国际通商会议，任首席代表。他在会上发言要求欧美各国“对战后中国的农业改革和工业化进行投资，使中国农、矿及手工产品得以自由进入世界市场，以便中国有力量从国外进口商品和设备，偿还所负的债务”，并说这“裨益于世界之繁荣与和平”。陈回国后，利用各种场合，将此思想大肆宣传，并组织人员研究美国对中国的投资问题，希图引进美国的技术和资本，以帮助我国的农业改革和实现工业化问题。为此目的，上海银行在美国成立了纽约通讯处，研究美国投资和培养人才问题；与浙江实业银行共同投资成立中国投资公司，联络美国银行，研究引进资金问题；与美商合办华懋保险公司及中国工厂拓展公司。以上企业均于1945年至1947年间在美国注册成立。这样，上海银行就与美国发生了更密切的经济关系。陈光甫打算更加紧密地向美国投靠，以便对抗国民党官僚垄断集团对上海银行的觊觎，因而在政治上也就更加投靠了美国。不久全国解放，陈光甫依靠美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幻想，便完全破灭了。
（袁熙鉴）
二、入幕蒋家的“北四行”财阀吴鼎昌、钱新之
钱新之（永铭）湖州人，吴鼎昌也原籍湖州，两人早年同是日本高等商业学校留学毕业生，中年又同为“北四行”财阀，先后投入蒋家帷幕，参与“庙”算，在政坛及金融界叱咤风云达二十年以上，其地位、影响虽不及孔（祥熙）、宋（子文）等皇亲国戚，亦庶几可称为当时的“重臣”。仿太史公《管晏列传》之例，作吴钱列传。
吴鼎昌，字达诠，写文章则署名前溪，1884年生于四川华阳，原籍为浙江吴兴。他的父亲在四川绥定府署作幕十七年之久，退归林下，即在成都定居作寓公，置有田宅。吴鼎昌十六七岁考中华阳县秀才，入成都客籍学堂读书，后考取官费留学日本，1903年离开四川东渡，先入东京预备学堂，毕业后，在东京高等商业学校读了4年，毕业回国。
当时，我国留学日本的各省学生逾一万人，其中除少数纨绔子弟留学实为出洋吃喝玩乐以外，大部分倾向革命，或醉心维新；而另有一小部分则埋头学习，立意回国后考上“洋翰林”，跻身于新派官僚、如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都是这一流人物。吴鼎昌在留日时期，也从不在课余从事游乐，并极少参与政治活动，除准备功课外，一心练习做诗和小楷书法，作回国后步入仕途之准备。回国后应廷试，果然得中翰林院检讨（当时科举已废），他“中”的当然是“洋翰林”。
他有一位族伯，时任山西布政使（藩台），与锡良有旧。时锡良任东三省总督，其族伯乃将吴鼎昌力荐于锡良，赞其精于新法贸迁之学，国学又有根底。锡良乃派吴到本溪湖矿务局当了一个名义高而无实权的闲职。吴鼎昌干了几个月，不甘在此寂寞，又辗转走通了大清银行监督叶景葵（揆初）的路子，先被任为大清银行总务局局长，不久又转任大清银行江西分行总办。辛亥革命爆发后，上海成立了大清银行清理处，他参加了清理处，接收大清银行，并由孙中山先生任为新成立的中国银行正监督。
关于这一段光荣史，吴氏曾极为得意地亲口对我谈过。那是在1930年春夏之交。当时他还没有参加南京国民党政府，还是以“在野之身”南下视察盐业、金城、大陆，中南四行及附设之四行储蓄会、四行准备库等业务。我正出发赴广东去采访李宗仁、陈济棠及汪精卫、孙科等组织的反蒋非常会议政府的新闻，我没有想到会和这位社长先生（他当时是天津《大公报》社社长）攀谈。我正在二等卧车里安放好行李、准备等待平浦直通车开动时，那位送我的《大公报》庶务先生忽又气喘吁吁地转回来，一面帮我收拾行李，一面急切地对我说：“吴社长今天也赴沪，与你同车。他叫我赶来领你到头等车厢去，他好与你同行。”说毕，简单的行李也收拾好了，不问我是否同意，领着我小跑步到了蓝钢车——那时特制的头等卧车，有地毯，两人一间，有专用的浴室和厕所，票价比一般头等车厢高出三成以上。我正茫然回顾之际，这位社长先生已含笑对我说：“铸成，赶快把你的车票拿出来，叫他（指他的随从）立即去换一张。”说毕，那位随从就拿了我的车票快步出去了。吴招呼我坐在他对面沙发上，和蔼地说对我：“正凑巧，想不到我们同车，一路可以随便谈谈，彼此消除寂寞。”说着，那位随从已将头等车票换好，交给我，自己大概退到三等车厢去了。
那时，即使是特别快车，从天津到浦口也要两天两夜。吴鼎昌早睡早起，除三餐西餐照例由车役送到车厢里和我共餐外，尽多聊天的时候。他还是那尖声尖气的纯粹四川话，一点也没有故乡湖州口音。他在和我谈《大公报》复刊经过的时候，像是漫不经心地说：“铸成，你大概不会想到罢，我还是老同盟会呢。”的确，这真吓了我一跳，我早知他与段祺瑞的皖系有很深的关系，怎么会是同盟会出身的呢？他看出我面带惊讶之色，一脸笑容地说：“我在留学日本时，同盟会创立初期，就参加了的。等到快回国的时候，曾去请示孙中山先生，说明我是学的商业，回国后有意从事金融财政事业，我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说英美等民主国家，搞金融银行事业的，向来超然于政党之外。孙先生点头称是，同意我表面上脱离同盟会籍。所以，民国元年初，孙先生即命我参加接收大清银行，旋即改组成立中国银行，任命我为中国银行首任总经理。”他吸了一口香烟（他吸的向来是当时最名贵的茄立克烟，而且总是吸到小半支就不吸了），得意地继续说下去：“当中国银行商量钞票图案时，我曾去请示孙先生。我说：各国钞票有两种款式，一是以伟人的头像为标记；一种为垂之久远，每以各该国对铸币有功者的像刻上。我们因此想出两种方案：一种以先生的像印上，一种是追源历史，相传周公是最早创立币制的人，用周公像为图记。两议请先生决定。孙先生毫不犹豫地说：‘你们第二个设想好，就用周公的图像好。’铸成，大概你还记得，在国民政府成立前，中国银行的钞票，一直是印着周公图像的。”
至于他以后如何在北洋政府里“游泳”多次的经历，他一点也没有谈。只是有一次谈到他精于打牌（麻将），曾提及他与梁士诒的关系，说：“我打牌有一手，朋友都说我是‘水晶麻将’。其实，从骨牌的背面如何能看到是什么牌呢？行家打牌都是乱插的。我是记忆力强，惯于在牌友的心理表现上，推算出一张张是什么牌。比如，他摸到一张牌是什么姿势、什么表情，插牌时是否倒过来插，从种种方面可以约略推算出是什么牌。所以，我打牌时，赢的机会多。有一年，我同梁燕孙（士诒字）他们去北戴河避暑，闲暇时常以打牌消遣，我几乎天天赢。我们打的‘底子’又大，一个夏天将毕，结算一下，梁燕孙吃了一惊，他一共要输我近百万元。他笑着说：‘开支票麻烦，我就这幢别墅输给你算了罢。’我再三拦阻，燕孙还是叫人办了过户手续。所以，我现在北戴河那幢房子，就是梁燕孙送给我的。”（解放之初，中国教育工会休养所那幢在北戴河的房子，听说就是接收他这幢房子改建的）。
提起梁士诒，还有一段有关吴鼎昌的故事可谈。1913年，袁世凯任命熊希龄组阁时，梁士诒时为总统府秘书长，甚受袁世凯重用，他向袁世凯力荐吴鼎昌为财政部次长（总长已内定为梁启超）。当梁引吴鼎昌谒见袁世凯后，问袁对吴的印象，袁世凯说，“此人脑后见腮，且说话带雌音，不是善良之相。”不允发表为次长，经梁一再解释，任吴为天津造币厂监督。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那时天津造币厂的“油水”并不少。北洋时期普遍流通的“袁头”银元，大多是天津造币厂铸造的，名为七钱二分，规定可以夹几成铜，否则，纯银是敲不响的。只此一项，造币厂监督一年闭着眼睛可额外收入一二百万元。吴鼎昌后来成为财阀，这笔钱奠定了最初的基础。袁世凯死后，他也因此而位入“帝制十凶”之列。
1917年，张勋搞复辟的丑剧。当时盐业银行行长为张镇芳，是袁的表弟，曾被任为河南督军。因此关系，被列为“洪宪元凶”之一而通缉。吴由曹汝霖的保荐，去接收盐业银行，任为总经理。曹汝霖被段祺瑞任命为财政总长，曹推吴为次长，吴则以兼天津造币厂厂长为条件，否则不允“帮忙”，曹笑允之，盖前此之“甜头”不能忘也。旋上海发生大舞弊案：当时淞沪护军使卢永祥及副使何丰林，大举没收鸦片商的大批毒品，名谓消除烟祸，却未见其公开焚毁，实已变为巨款，两人私分。商人及江浙缙绅，纷纷向北京政府告状。卢、何等本为皖系军阀头目，段祺瑞自然要加以庇护，乃制造伪证，企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此事要经财政部出面，了此手续。曹汝霖得贿八十万元，予以“批准”。但手续上必须次长副署，吴则一再托词拖延。曹汝霖本是老狐狸，知此款不能独吞，乃以一张二十万元的支票，暗中塞给吴鼎昌。吴笑纳以后，第二天就副署了此大舞弊案的文件。以后江浙绅商尚多方叫嚷，卢、何均一笑置之。总之，天津造币厂的两任肥缺以及这次的一笔二十万元，为吴私囊中积累的大宗。1913年底开始的南北议和，北方的总代表本为当时大总统徐世昌之心腹朱启钤，有心与南方政府（护法军政府）和好，江苏督军李纯联络江西督军陈光远、湖北督军王占元（所谓长江三督）极力赞成之。吴奉命为北方代表之一。段祺瑞及其“智囊”徐树铮却醉心于武力统一，授意吴氏，在会上屡生枝节，极意加以破坏。翌年，五四运动发生，北方总代表已易为王揖唐。此所谓南北和会遂“无疾而终”。1920年直皖战争后，段祺瑞政府垮台，吴从此退出政治舞台，在天津租界当寓公。但他年甫四十，正当“强壮”之年，岂甘寂寞，乃暂以其精力倾注于金融事业。盐业银行本为张镇芳独资开办，此时，张得奉天督军张作霖及安徽督军倪嗣冲之奥援，与其子伯驹逐步抓紧盐业银行实权。吴乃以盐业总经理之名义，与金城银行之周作民、大陆银行之谈丹崖及中南银行之胡笔江商议，于1921年联合成立“四行储蓄会”与“四行准备库”[1]，在上海十里洋场建立中心。开业以后，营业鼎盛，不几年，即与外人经营之万国储蓄会相抗衡。1926年9月，吴与其留日时友人胡霖（政之）、张炽章（季鸾）合作，复刊了关门不久的天津《大公报》。由于胡、张均为报坛老手，资本由吴及周作民等共拿出五万元，吴自任社长，却“大事管管，小事放手”，一切放手由张、胡全力经营，不一年即收支相抵，三年即有积存扩充之余款，声势且影响国内外，被目为舆论权威。
吴鼎昌每对友人谈，生平有三个大志愿：一是办好一家银行，以抵制外国金融侵略；二是办好一张报纸，经济独立，不受任何政治方面掣肘；三是办一储蓄会，帮助发展民间实业，并以此抵制万国储蓄会及中法储蓄会的经济渗透。到二十年代底、三十年代初，他的三个理想可以说已经付之实现：盐业银行已在上海发展，成为“北四行”之一；《大公报》俨然影响全国；四行储蓄会不仅已成立，且运用存户储蓄资金，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离万国储蓄会咫尺处，建筑了当时远东最高的国际饭店，完全现代化管理，这不仅抢走了万国储蓄会及中法储蓄会的大部分生意，使它们束手无策、濒于破产，而且国际饭店声誉已远远盖过华懋等外商大饭店。
平心而论，吴氏的三点理想，不管他个人动机如何，结果都大大有益于国家、民族。
再说，这高耸云天，称霸上海达半个世纪的国际饭店落成以后，四行储蓄会即迁入其侧门东楼办公。正门之国际饭店，装饰、服务及服务人员之服装气派等等，也至少不逊于上海之第一流外国饭店。当时国际饭店经理吴逊一君，青年时曾留学美国，专攻现代旅馆服务管理，他在1957年也“在劫难逃”，因此我们有同学之谊——在砖桥乡农村劳动以及随后同入嘉定外罔乡上海社会主义学校第一期，先后同学同“改造”达一年有半。据他告诉我，国际饭店开张后，旅馆及饮食部最高至二十二层（底层则大部由四行储蓄会所用），最高之第二十二层及二十四层，面积不过百余公尺，则为吴鼎昌专辟之办公处，他不在沪时，由副经理钱新之（永铭）偶来代理或约会特别的宾客。吴逊一君生前曾对我说：“达诠（吴鼎昌字）先生虽名义上总理四行储蓄会及国际饭店事，但除大政方针外，国际饭店一切事务，全委给我全权办理，他从不过问。”这一点，我也可以作证。他担任《大公报》社长，但他只管报社白报纸的购订、结外汇一桩大事。因为那时白报纸都要依靠进口，在订货、结汇时如时机看不准，一定要吃大亏，所以胡政之自己不敢做主，要请吴主持其事。《大公报》复刊直到1936年添设上海馆以前的十年内，社评全由吴及张季鸾、胡政之三人轮流执笔。张是总编辑兼副总经理，吴、胡两人写的稿子，统由张季鸾先生润色，以求文风上的一致，甚至有些观点，张认为不合他的想法，也加以改动，吴也不以为忤。至于《大公报》的用人行政，则统由胡政之掌握大权，吴从不掣肘，他看到外面有些人才，也只是向胡推荐，不以社长名义直接任用。他这种放手让合作者发挥其所长，“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气魄，可能是他的事业能做出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
吴鼎昌那时虽然在业务上“万事亨通”，他理想中要办的三件事——办银行、设报馆、建饭店，不仅已一一见诸实现，而且都办得有声有色的，他应该是志得意满了，但他这种人——不客气地说是“政治动物”，三天不做官就惶惶如也，“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从1920年皖系垮台后，他已十几年没有再尝做官的滋味，因此，不免有“身在山林，心存魏阙”之感。正好在1931年九一八以后，蒋介石已然在中原大战中战胜冯、阎等，一心想筹备“国民大会”，从“训政”过渡到“宪政”，不惜因此将帮忙多年的胡汉民囚之汤山，并陆续引进了一些“党外人士”。吴鼎昌已经看明白，他重新登上政治舞台的时机日益成熟了。
1932年5月，吴鼎昌在上海策动全国商会联合会、上海总商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四团体，发起一个“废止内战大同盟”，由吴亲自起草章程十条并发表了一个通电，署名者都为工商界名流及金融界巨子，如宋汉章、徐新六、刘鸿生、周作民、胡筠（即胡笔江）等。章程中开头就说：“鉴于内忧外患之严重，特发起废止内战大同盟，以期安内对外。”这个“安内对外”的口号，后来显然被利用作为“安内攘外”，并推广为“攘外必先安内”的“样板”。而据他以后在上海总商会、天津南开大学所发表的演讲，他所倡导要废止的“内战”，只限于新军阀之间的“混战”，并不包括国共之间的“十年内战”，所以，自然很合蒋介石的心意。当时，蒋在南京政府下组织了一个国防设计委员会，网罗各方面有名人士参加，人数不多，金融界方面只列入吴鼎昌、张嘉璈（公权）、徐新六三人，可见蒋氏对吴已有了“延揽”之意。是年夏天，蒋邀请吴到庐山谈话，两人促膝谈了三天。1935年10月，日本侵占东北四省并延及华北，而南京政府还企图以妥协求解决，吴鼎昌纠合平津沪汉工商、金融界人士，以报聘日本东京正金银行总裁儿玉谦次率领的“日本赴华经济考察团”访华的名义，组织了一个“中国工商界赴日经济考察团”，去日本搞所谓中日经济提携，团员有陈光甫、俞佐庭（时为上海总商会会长）、周作民、宋汉章、钱永铭、邹敏初、钟锷、胡筠、刘鸿生、黄文植（时为汉口商会会长）、徐新六、唐寿民、黄江泉、南经庸、祝士刚等三十四人，吴鼎昌为团长，可见吴氏那时俨然是中国工商界领袖。他们在日本各地考察了一个多月，回国刚踏上上海码头，南京已发表他为实业部长，这个并非完全意外的喜讯，使他得偿重登政坛的夙愿，真是“其喜可知也”。是年12月吴鼎昌登专车赴南京履新，“弹冠互庆”。吴氏得偿了夙愿，而且原是“老同盟会”，新加入国民党自然毫不费事，在实业部的纪念周上，尖嗓子大念总理遗嘱，大喊“吾党自革命成功，建国以来，一向贯彻以党治国，由训政而宪政……”这一套，也就很理直气壮了。
《大公报》有“四不主义”（不私、不盲、不卖、不党）的公开宣言，身为社长如何可以违反，于是登报声明自从政之日起，即辞去《大公报》社长职务，以后，只保留一个股东的名义。那时虽还没有发明电脑计算机，他仍可以通过胡政之，在大政方针上加以遥控吧。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全国政治中心从南京而暂迁武汉又再迁至所谓战时陪都重庆。吴鼎昌从“名流内阁”（在我国近代历史上，袁世凯组织的以熊希龄为首，有梁启超参加的；以及曹锟登台前，由顾维钧为主，有罗文斡、汤尔和等参加的，也称“名流内阁”，后者并被当时的胡适博士称为“好人政府”）被“外放”为贵州省政府主席兼滇黔绥靖副主任。在抗战时期，我曾两度路过贵阳，作短时旅游（一次为1943年初；一次为1944年湘桂大溃退时，我逃出“火”城桂林，前往重庆），两次都拜见《大公报》这位前社长，承其款宴。我注意在他的客厅墙上，悬有一帧大幅的戎装照片，吴那时大概颇以儒将自喜。他送我一部他自著的《花溪随笔》，写他历年治黔的心得，的确很有文采，显见他颇以淡泊明志自许。究竟他治黔五六年的政绩如何，我不敢妄下断语。我曾是清华大学的学生，清华的老同学，在历届的校长中，只衷心钦佩两位校长先生：一位是早年苦心经营，奠立建筑规模、学风基础的周寄梅（诒春）先生；一位即多年长校、鞠躬尽瘁的梅月涵（贻琦）先生。周先生后曾从事慈善及文化交流事业。1935年吴鼎昌初登国民党的政坛时，即推荐周寄梅先生为实业部次长。后吴转为贵州省政府主席，周先生一直跟他当了黔省财政厅长。我在贵阳和他同席时，周先生已年过花甲，绝口不谈“党治”，学者风度依然。“察人观其友”，以这样高洁的学者，愿与吴鼎昌相随多年，这至少可以说明吴鼎昌有气度用人，以礼待贤士的罢。我的朋友金诚夫，曾以《大公报》驻京办事处主任被“借去”任实业部机要秘书多年，直至吴到贵州时，《大公报》需要一位老人员任香港馆经理，才由胡政之“索”了回来。原国闻通信社的记者严慎予，被“借”去任实业部总务司长，则一借不还，一直跟他到贵阳任贵州省政府的秘书长，以后还追随到渝，直到1949年一同逃到香港。可见他并不喜欢提亲带友，可以算得上是用人唯贤的了。
1945年，他被调到重庆，任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主席”府的文官处处长，从此成了蒋的幕僚，实际上是一个闲职。因为蒋的重要公务，是由侍从室第一、第二处主任钱大钧、陈布雷处理的。吴处身于这个高而空的地位，“伴君如伴虎”，一切小心翼翼，暇时以诗酒与侍从长（一说参军长）商震相酬应，颇能自得其乐。我那时已由桂林《大公报》逃难到了重庆，主持《大公晚报》。时时要与“长房”敷衍，也有力无所施展。记得这位前社长曾陪同他的那位中国太太来李子坝《大公报》社视察，他还是一口尖声的四川腔，含笑向我问好，没有和全体编辑见面，就匆匆走了。这是我在重庆仅有的一次见到吴氏，当时想不到竟是最后的一面。八年抗战胜利了，我们《大公晚报》人员天天浸沉在意外狂欢的气氛中。记得1945年8月15日正午将要截稿拼版之顷，渝馆经理曹谷冰兄亲自送来一个纸片，说：“这是吴先生派人送来的一条重要新闻。看来你们要重拼版、改换头条了。”我一看，原来是蒋介石电邀毛泽东先生来渝共商国是的消息。我说：“蒋主席的新闻，大概不需要送新闻检查所审查了罢？”新闻拼在显著地位，成为独家新闻。晚报一出，轰动山城，增印了几万份报，也一抢而光。
原来，胜利的突然光临，蒋氏思想也无准备，看到以朱德名义发表的几个通电，手足无措。吴鼎昌献计，电邀毛泽东先生来渝共商国家大计，蒋氏一想，立即同意，并嘱亲拟电文，当即发出了。电报发出后，为了制造和平空气，吴即将“寒电”原文送至《大公晚报》赶先发表。蒋接受吴的意见，是诚意邀请毛先生共商国事，还是估计毛不会来，“将一军”呢？那我就不敢武断下结论了。以后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由中共派定，果然应邀到重庆，进行了有名的重庆谈判，在渝停留月余，听说还到李子坝《大公报》社参加了一次欢宴。那时，胡政之赴美参加联合国大会未回来，我则早于9月2日晨乘机飞到南京，转回上海，着手筹备《大公报》上海版的复刊了。
是年9月，吴鼎昌奉命兼任中央设计局秘书长（设计局为筹议胜利后之各项大计，如接收台湾的准备事项等）。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一边和谈，一边积极从事内战，并单独召开了“国民大会”，“一致选举”蒋氏为“总统”，吴任总统府秘书长。而在内战中，国民党军队虽武器精良而连遭惨败，吴知蒋的大势已去。聪明如吴氏，当然也感到如坐针毡而又不敢求摆脱而去。直到1949年1月，淮海战役（国民党称为徐蚌会战）结束，国民党军被歼五十五万五千余人，因而“本钱”几乎完全输光，加上金圆券垮台，经济上也无法收拾。在此土崩瓦解之际，蒋氏不得不通电“引退”，李宗仁代理总统上台，吴乘机辞去总统府秘书长及一切兼职，而溜到香港去作了寓公。
1950年夏，我因料理香港《文汇报》事，去香港小住了约两个月，住在中环思豪酒店。时香港《文汇报》总主笔为聂绀弩，他几乎天天于公余来伴我闲谈。有一位负责经济工作的同志对我说：“你不妨去看看吴鼎昌，看他是否有意回大陆？”我说：“他已列名战犯，怎么还会让他回去？”那位同志说：“他如肯回去，还是有作用的，具体问题我们会安排。”我已打听清楚他住的地方，正拟作拜访的尝试，一天早晨经过一条设有许多花店的街，看到一家花店门前放着一个刚扎好的特大花圈，我低下头去看看飘带，下款是“弟吴铁城敬挽”，上款赫然写着“达诠仁兄千古”。原来吴氏于是年8月22日病逝了，享年六十六岁。我的这一嘱托，就从此落空了。
吴早年在日本留学时，即娶了一位日本夫人。回国后，又与家中原定的夫人结了婚。所以这位中国太太虽进门较后，却名义为原配，吴在宁、在黔、在渝服官时，始终由这位中国太太作为“内助”。他有几个子女不清楚。我在“孤岛”初期在上海主持《文汇报》时，曾记得有一大社会新闻，颇为轰动，有一个叫吴元龙的，说是吴鼎昌的长子，并未随入内地，在租界里生活相当糜烂，他有一天晚上酒后与一个舞女狂欢，舞女要索他开支票，他醉眼蒙眬开了一张三百元支票，舞女乘其神志不清，强其手在下面加了两个0。第二天去兑现时，银行职员产生怀疑（这三万元当时还是一笔巨数），经暗中电话向吴元龙了解，才知是一出“念秧”新剧。舞女自然当场由工部局铐去了。当时我想，吴鼎昌如此精明，却生出了这样一个胡混的花花公子，岂非“报应”！吴氏的小儿子出国留学，听说很有成就，我曾看到吴元凯所著译的专栏文章，很流畅清丽。那时，我早已向胡政之先生辞职，回到《文汇报》主持笔政了。
就在1930年那次我有幸和吴鼎昌结伴南下到沪后，我结识了钱新之，经过也很偶然。我们到了浦口车站——那时不仅没有京沪直达火车，连过江用的火车轮渡也是以后才建的，我一到浦口，看到在车站迎接吴总经理的长袍马褂、西装革履的一群，蜂拥上车，吴含笑与之周旋。我乘他们不备，溜出了车厢，随人流步行到轮渡码头，准备单独过江，并单独去乘开往上海的火车。正在轮渡汽笛一声，准备开行的片刻，吴的那位随从赶来了，说：“徐先生，你怎么一个人走了？急得总经理叫我到处找你。”我跟他到了一艘他们专备的小火轮上坐下，吴给我一一介绍了欢迎的人，大约全是盐业、金城等分行的经理，中国、交通等行的副理之流，以及财政部的代表等。吴含笑对我说：“不要这么着急，我今天下午也到上海去，仍然同车。现在我们一起进城，吃了饭后，3点钟动身。”专轮自然比渡轮快，一忽儿就到了下关码头，陆续登岸后，就坐上一大群小汽车，吴鼎昌关照我依然同他一车，到了新街口附近一幢高房子前下车，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反正不是馆子。被招待洗脸、吸烟，休息后，又被请去入席，菜肴相当丰盛。吃完已下午1时半，在沙发上打盹片刻，即招呼上车去火车站。到下关车站上火车时，经理、副理们这一群先生依然抱拳、鞠躬、挥手恭送如仪，盐业银行的经理还特地一路送到上海。所以，我和吴鼎昌再不能上下古今地畅谈了。只在车过苏州站时他对我说：“你去广州，人地生疏。过香港时可去访我们的分行经理，请他照顾。到广州后，就下榻在我们分行里，那里饮食方便。我准备写两封信给你介绍，你明天上午9时光景，到四行储蓄会来取吧。”
火车到了北站，自然又是一大群来欢迎的袍子马褂，西装革履。我和吴鼎昌告别，自有旅馆接客者打着旗子在招徕。我选中了一品香旅馆，行李简单，他招呼我坐上一辆云飞公司的车子就开到跑马厅附近的一品香。房子看好，我出门按址找到国闻通信社，见到李子宽兄，请他代我找一位广东的熟朋友，介绍香港、广州的新闻界中人，并请他翌晨陪我到四行储蓄会去见吴先生，取介绍信。
李子宽是老上海，1921年国闻社筹备时，他就随胡政之来了，一直主持着上海分社的事。他告诉我，吴先生会客一般在江西路四行储蓄会（那时跑马厅畔的国际饭店尚未建筑）。第二天清晨，李子宽如时到一品香，稍坐片刻后，即由他引路乘车到江西路四行储蓄会，在客厅坐下不久，一位下巴光削而个子长挑、眉目有神的中年绅士走了进来，子宽兄忙起来介绍：“这位是新之先生。”并说了我的姓名。钱新之接着说：“达诠先生已谈起了。他正在和一位熟朋友谈话，叫我先来陪两位坐坐，达诠先生就会出来的。”钱永铭（新之）先生出言不俗，不卑不亢。我在报上早已熟悉其名，想不到他如此和气，而且亲自出来代吴鼎昌陪客，可见金融界中也等级地位分明。尽管钱新之在国民党政府中至少已是二流的要人，做过财政部次长的显职，而在四行中，他是协理，吴鼎昌是大权独揽的总经理。商场一如官场，等级分明，他矮吴一级，就得事事听命，奉派出而陪客。
这是我生平唯一的一次和钱见面。
钱永铭，新之是他的字，晚年以字行，永铭二字只见于官方文书中，晚年还号北监老人，1885年生于吴兴一中产家庭，幼年入私塾读书，1897年到上海，进育才学堂（后改为南洋中学）。1902年进天津北洋大学学习财政经济学。以成绩优异，翌年即得官费留学日本，入神户高等商业学校，续攻财政经济及银行学。他大概也和吴鼎昌一样，一心学成归国到北京做官，连一个同盟会籍也没有挂。1909年回国，参加清政府的“洋进士”考试，因丁父忧南归，次年任教于南京高等商业学校。
辛亥革命后，陈其美任上海都督。三个月后，袁世凯以阴谋从孙中山先生手里攫取了民国临时大总统。唐绍仪任内阁总理，陈其美任工商总长，未到任前，即任钱新之为会计课长，率人员先往接收该部。因钱与陈其美同为湖州人，为陈之同乡晚辈也。没有几个月，唐绍仪不满袁之专断独裁，愤而辞职。钱亦相率弃职南下。回沪后，受中国实业银行筹备处之聘，并派其赴东北考察金融实业，张謇以江苏首席绅士之地位，立志创建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民族工业，嘱钱起草一计划及相应的章则，草就后，极为张所识赏。以后，钱即经常出入张氏之门，为南通之工业发展献计。1916年4月，袁被迫取消帝制，仍企图筹划军费，派北洋军作最后挣扎，命令中国、交通两行宣布纸币暂不兑现，俾集中现金以购买军货，因而发生京、津银行挤兑，中、交钞票一元只能作三四角的风潮。时宋汉章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张嘉璈为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钱新之为副经理，他们在张謇的支持下，拒不执行北京总行的命令，两银行均筹足现金，听任市民无限制兑换，于是上海中、交两行信誉鹊起。不久袁世凯忧急而死。
1919年，钱新之由张謇推荐，任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得以在金融界出露头角。1920年，被选为上海银行公会会长。按交通银行创办于1907年，兼有代理国库、发行钞票之特权，一直在把持铁路实权之交通政客梁士诒、叶恭绰等之手。1920年直皖战争，段祺瑞下台后，奉系军阀支持梁士诒为财政总长，赖交通银行为之筹集巨款。1922年爆发第一次直奉战争，奉系失败，梁士诒狼狈下台，连交通银行也不得不放弃。我记得当时吴佩孚有驱梁通电，学韩退之《祭鳄鱼文》笔法：“三日不去则五日，五日不去则十日，十日不去则终不去矣。”我那时刚有读报习惯，对此通电留有深刻印象。
这时，钱新之抬出张謇为交行总经理，江苏督军李纯本亦属旧直系，加之吴佩孚也要拉拢张季直，遂全力支持。张那时锐意经营南通航务及纺织业，乐于有交行为之资金周转，就总经理职后，即任钱新之为协理，全权代行其职务，钱亦奉命唯谨，而一意在交行布置其亲信。1924年爆发第二次直奉战争，由于冯玉祥、胡景翼等回师北京，举行“首都起义”，推翻了曹（锟）吴（佩孚）政权，而实际政权落入奉系张作霖之手。张作霖支持梁士诒“东山再起”，1925年5月，复任交通银行总理，钱新之不得不随张謇下台。翌年，钱即应吴鼎昌的“重金礼聘”（年薪两万银元），出任四行储蓄会副主任及四行准备库主任，佐吴鼎昌在南方开展业务。
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胡汉民系的元老古应芬挂名为财政部长，长期留穗，不问部事。蒋任钱新之为次长，掌握实权。当时，蒋曾想不承认北洋政府发行的历次公债，钱力持不可。他向蒋陈说：旧公债实际多由各银行所持有，如不予承认，则新发行的公债将无人问津。蒋采纳此意。以后，南京政府发行之江海关二五库券及续发之财部二五库券近一亿元的公债，均得各银行的顺利认购，毫无困难。
翌年，张静江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换钱任省府委员兼财政厅长。是年10月，国民党政府成立中央银行，钱被任为理事。同年11月，交通银行加官股二百万元，改为特许扶持发展全国实业之银行（从此孔、宋的官僚资本开始控制交通及中国银行），钱被任常务董事。
1929年，钱辞去浙江省职务，仍一心想在金融、实业界发展，经过蒋的推荐，被任为山东枣庄中兴煤矿公司总经理。该矿本为宁波李氏所经营，因连年军阀混战，陷于混乱而停产。钱到任后，赖他与银行界的关系，取得贷款五百万元，添置设备，整顿秩序，生产得以恢复。因该矿距上海较近，各厂都竞用，旋成立中兴轮船公司，资本一百五十万元，拥有轮船的总吨位为两万八千余吨。钱新之兼任该公司董事长，经常往来于鲁南、上海之间。
是年，钱新之并代杜月笙筹设中汇银行，从此，杜冲出流氓头子范围，而置身于工商界“名人”之列。杜对钱极为感激，相互提携，订了“终身不渝”之交。是年，钱当选为中华职业教育社董事会主席，而实际社务始终由黄炎培（任之）先生主持，直至解放。
1930年，钱新之被推为中法工商银行华方副董事长。当时，南京政府曾拟派他为驻法公使，但钱坚辞不就。他那时对政治还是以“客串”、“票友”的身份自居，不愿涉入过深，而以银行金融事业为其本职，谦虚谨慎，不放松任何机会。他那时还兼任四行储蓄会协理，对那时尚为在野之身的吴鼎昌还如此恭敬，像我这一年轻记者，也愿屈尊代吴接待。
1932年春，上海发生十九路军抗日壮举，上海各界组织抗战后援会，支援前线，抢救伤员，主其事的为抗敌后援会会长史量才。史为《申报》总经理，并为中南银行大股东、常务董事，与钱本为“北四行”同事。钱与杜月笙及黄任之俱任抗敌后援会副会长或常务理事。淞沪抗敌以妥协解决后，史等即将后援会改组为上海地方协会，稳然成为上海租界内居民的最高组织，使国民党部的力量大为削弱，史、钱、黄、杜合作相当密切。1934年史量才被特务暗杀，此或亦为原因之一。史逝世后，杜继任上海地方协会会长，钱副之，从此成为一听命机关了。
1935年，国民党政府以救济金融危机及扶助工商界为名，用发行金融公债的办法，增加中国、交通两行的官方资金，使孔、宋等官僚资本得以进一步控制两行，张嘉璈等均被排挤，钱新之仍续任两行的常务董事。同年，他还参加了吴鼎昌发起组织的“中国工商界赴日考察团”，赴日遍访了大阪、东京、神户、北海道各地，到处受到日本工商界内心鄙视而貌似热烈的欢迎。归国后，吴鼎昌、张嘉璈等即联袂赴京，弹冠相庆，就任了蒋氏自任行政院长的所谓“举国一致”的“人才内阁”，分任实业部长及铁道部长。而钱新之则并未重登政坛，他却暗地里为蒋做了两桩十分机密的工作：
一，迎段祺瑞南下。蒋常常称段为老师，因为蒋赴日留学前曾入保定军官学校肄业，该校校长名义上即为段祺瑞，实际上长期由蒋方震（百里）负责。九一八后，日军步步深入华北，蒋深恐段这个北洋派头子可能被日军所利用，拟迎段南下，名为尊师，暗加“安置”。派什么人去迎呢？亲信军官，都为段所不齿，戴笠去尤不相宜。因此请钱新之以上海金融首脑身份，为其私人代表，秘密北上迎段。据解放以后，我听安福系的要员李恩浩谈，钱曾亲口对段说，国难严重，蒋决定组织举国一致内阁，并决定推段为政府元首，自己为副总统，一俟“老师”“百年”之后，蒋再自登“大位”。李还说：“合肥（指段）当时‘姑妄听之’而已。”不久，钱即陪段南下（时约为1933年春）。事前由蒋派人收拾陈调元之一座富丽堂皇的别墅，以安置段及其部下、家属。段到宁之日，蒋亲到车站迎接，敬礼有加。并关照上海当局，每月拨四十万元为段的“供应”费，段的旧部，所谓“安福十凶”之李恩浩、曾毓隽、吴光新、王揖唐、梁鸿志等十人，每月每人致送津贴一千元，但关于请段任元首之说，则不再提及。直到日本将进一步深入侵华，提出广田三原则时，蒋才于1936年将段送至庐山。直至是年秋段氏逝世，蒋还用二十万元在黄山为段建一墓道。但段的儿子侯业及其妻弟吴光新却坚决要将段的灵柩葬于北方，说：“咱老爷子是北洋领袖，决不能死后还听蒋安排。”卒将段柩移葬于北平西山附近。
二，为处理“七君子事件”。1936年秋，蒋串通了上海租界当局，一举逮捕了各界人民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章乃器、史良七人，引渡拘押于苏州高等法院。此一暴行，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是年12月发生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条件中，释放“七君子”即重要之一条。翌年7月，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蒋也认为“和平”已到最后关头，秘密与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在庐山商谈二次国共合作，发动全国人民准备抵抗日本之军事侵略，释放“七君子”自然亦为题中应有之义。据胡子婴（当时为章乃器夫人，亦救国会负责人之一）近年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所撰的回忆录，提到蒋当时曾密电南京当局，早日将“七君子”释放，恭请到南京，以便实现“举国一致，抗日救国”，而陈布雷、叶楚伧（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秘书长）则献计，认为如此“系铃解铃”，未免有损领袖威信，莫如叫苏州法院开庭，判七人以徒刑，然后由杜月笙、钱新之二人说服七君子，由他们保送至反省院，写一悔过书之类的手续，然后由杜、钱二人陪送至庐山，这样既实现了团结，了此一桩公案，又可以维护最高领袖之威信。他们认为此事有把握，不费吹灰之力。蒋以既能两全，亦姑听之。据胡子婴回忆录谈，是她于某日会见甫由庐山回沪之《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了解这一内幕的。张与沈钧儒先生为多年至交，亦不赞成让因救国获罪之七位先生如此丢失面子，乃连夜电蒋，说明七君子决不会屈服写“悔过书”，听说他们还准备绝食，以示抗议到底。胡子婴回忆当时情况说，苏州法院开庭公审之日，杜月笙、钱新之已到了苏州，与法院已联系好，一俟法院公审毕，即出面扮演“劝说、交保”这一出戏。想不到七君子得张季鸾方面的消息后，更加坚决抗议法官的种种审讯，王造时、章乃器等之驳斥，义正辞严，等于向法官控诉。此讯传至庐山，蒋早接张季鸾密信，乃当面叫陈布雷、叶楚伧等不要再如此周折，可由法院立即释放七君子，并邀请到宁共商国是。钱新之等为蒋氏效力之另一秘密工作，乃以失败而告终。
八一三抗战爆发后，血战三月，上海沦为“孤岛”，钱新之跟杜月笙、王晓籁等于11月27日同船离沪赴香港，在港成立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及赈济委员会第九赈济事务所（原范围为两广及港澳），实际为代理蒋介石做些社会联络工作（如派人阻止有些军人政客投敌而给以经济补助等事）。
翌年，国民党政府为宣扬团结各党派，组织了国民参政会作为咨询机关，钱新之以工商界代表身份，被聘为第一届参政员。是年8月，交通银行董事长胡笔江（兼任中南银行总经理）在飞渝途中，遭敌机袭击，机坠人亡，钱被推继任其职。钱以香港作为交行中心，将上海撤出的大量资金与物资，存放香港。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旋亦沦陷，幸国民参政会例会甫闭幕，钱及杜月笙等还留在重庆，身免浩劫，而交行资财及个人财产损失惨重。从此以后，钱只得在西南、西北城市设立分行，维持职工生活。
1942年7月，重庆政府公布“统一发行办法”，将钞票发行权集中于中央银行，此对交行为一大威胁。同时，钱获悉孔祥熙有意控制交通银行，乃推荐CC系的赵棣华为交行总经理，从此CC分子充斥交通各分支行，而孔、宋势力依然侵入。正所谓“前门未拒虎，后门引进狼”，钱新之徒自作聪明，结果仍逃不出四大家族的手掌。
同年，杜月笙与军统特务头子戴笠进一步合作，组织通济公司，钱新之亦参加任常务董事。同时，杜在沪代表徐采丞得敌方怂恿，组织“民华公司”，与通济公司进行所谓物资交换。
抗战胜利后，钱回到上海，上得张群、吴鼎昌为后台，与杜月笙等又加强联系，做了《新闻报》董事长及无数企业之董事或董事长，在社会声名日广。迨南京政府在内战中形势日益不利，经济亦陷于崩溃，钱被任命为美金公债劝募委员会主任委员。钱经过四个多月费尽心机的推销，只售出是项公债的六分之一。钱氏的努力，终于挽救不了国民党政府之经济崩溃。1949年百万雄师渡讧，解放南京及江南大片土地。钱氏于上海解放前逃往香港，1950年3月，钱新之将其亲手组织的“复兴航业公司”由港迁往台湾，1958年6月病逝台北，得年七十三岁，比吴鼎昌多活了八年。
（徐铸成）
三、张公权临危受命出掌中央银行
张公权的上台
1947年3月，贝淞荪因黄金案失去了国民党中央银行总裁职务，由张公权继任。依照惯例，总裁交替的时候，新总裁要和各局处负责人见见面，讲几句话。这次见面，张公权没有讲话，只由贝淞荪作了简单介绍，实际上张公权和这些人大都是熟悉的，但贝淞荪仍对张推崇备至，称他为金融界老前辈，是他的老上司（张公权做过中国银行总管理处总经理，是金融界老前辈和贝的老上司）。
张公权从1935年起就挂名担任中央银行副总裁，虽未就任，职衔一直保留。当时宋子文利用中国银行增资机会，抢到董事长职位，并把张公权排挤出去。张公权和宋子文、孔祥熙始终是不相投的。张公权最初由北洋政府财政总长梁启超提名进入中国银行，在冯耿光任总裁时，他担任副总裁，1928年起出任总经理。到了国民党时代，在国民党派系中，他属于政学系范畴。他和张群关系较深，张群继宋子文之后当上了行政院长，请他出任中央银行总裁，也是很自然的。
蒋介石同意张公权担任总裁，也不仅是由于张群的关系。1927年蒋介石占领南京、上海，叛变革命，张公权当时以中行副总裁名义主持上海中行行务，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过蒋。1935年又和吴鼎昌一起参加国民党行政院，当上了铁道部长。1947年蒋介石为了破坏和平，坚持内战，召开了伪国大，企图通过张公权的关系，拉拢民社党的头子张君劢（张公权的哥哥），也是当时着眼点之一。
江浙财阀中的领导人物，是李馥荪和陈光甫，张公权和他们关系一向密切，而且具有一些共同观点。在旧中国金融业中，早期头面人物留日学生居多；宋孔以后，留美学生才逐渐抬头。张公权、李馥荪、钱新之、吴鼎昌及周作民等都是留日出身，他们结合密切。张公权的上台，凝聚了各方面的关系、实力和背景，加上个人的才能，可以说是相当强大的。
就是这样一个人，在解放战争期中，出任国民党中央银行总裁，前后也不过一年三个月，就知难而退。他在这短暂期间，也动了很多脑筋，想了一些办法，都碰了钉子。这也清楚说明，在蒋介石坚持反共反人民的全面内战中，谁当中央银行总裁都没有办法。无限制的通货膨胀，由此而引起的生产萎缩，物价飞涨，贪污横行，投机成风，人民生活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任何神机妙算都是空谈。当1948年5月我向他坚决要求辞去上海金融管理局长兼职时，他对我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并说他也要走了。
经济紧急措施方案与经济改革方案
中央银行的外汇黄金经过宋子文、贝淞荪一年的挥霍，已消耗了百分之五十左右。当1947年3月初张公权上任时，中央银行保有的外汇及黄金，仅有四万三千六百余万美元，其中包括黄金约二百三十万两。除此之外，中国、交通、农民三行，中信、邮汇两局，还有本身营运外汇资金，折合美金约六千二百五十余万元。这就是当时可以动用的全部资本。
这种情况，张公权当然是完全了解的。他企图改变前任的开放外汇市场与抛售黄金的老路，而代之以管制金融、限额分配物资并发行公债以紧缩通货的办法。因此在他接任之前，就通过张群，提出了一套所谓经济紧急措施方案，于2月16日国民党最高国防会议获得通过。
经济紧急措施方案，范围相当广泛，设想也比较周密。包括平衡财政预算，管制外汇，控制物价，禁止黄金美钞买卖，管理金融机构，鼓励生产事业，推广对外贸易等等。并改订外汇新汇率为法币一万二千元对一美元。总的来说，是希望由放任政策改变为管制政策。
不过，不管是放任也好，管制也好，在全面内战的情况下，都不可能在财政金融方面取得成果，因为根本问题是一个财政收支平衡问题。1946年国民党政府总预算岁出部分，原列两万五千二百四十九亿余万元，而决算支出则为五万五千六百七十二亿余万元，超出原预算一倍以上。其中税收收入仅占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二十，约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靠出售外汇、黄金以及接管物资来抵补，余下的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五十就是靠发钞票了。
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耗费了大量的外汇、黄金和物资，但也延缓了通货膨胀的速度，因此在宋子文、贝淞荪时代的物价上涨，比较以后的两个年度要缓和一些。张公权上台后，采取了严格的限额分配外汇办法，并停止抛售黄金，外汇与黄金消耗减少了，可是钞票发行更多了，通货膨胀更剧烈了，物价上涨的速度更快了。
7月底国民党国务会议通过的所谓经济改革方案，实际上和经济紧急措施方案没有什么不同，不过把紧急措施四个字改为“改革”而已。真正的问题还是在于巨额财政预算差额如何弥补。宋子文、贝淞荪利用外汇、黄金弥补了一部分赤字。到了张公权上台，这方面本钱没有了，他的如意算盘，是想借发行公债来缓和这个问题，但事实证明这只是一个幻想。
发行美金库券和公债，实施新外汇贸易办法
张公权对于发行公债是很有兴趣的。从旧的财政金融观点来说，弥补财政收支赤字，最好是发行公债。但抗日战争开始后，由于军事上节节败退，沦陷区日益扩大，国民党政府税收越来越少，支出越来越大，最初一两年，还试行过发行公债办法，后来因为通货膨胀日益剧烈，1939年后干脆就不考虑了。财政收支不足之数，完全仰赖于印发钞票。所谓超出预算的支出，一般都由行政院向财政部发出紧急支付命令，再由财政部向中央银行开发一张紧急国库支付通知书，由中央银行先行垫付，年终结算时再由财政部开出一张国库证结账。
张公权曾经批评过国库证办法，主张用公债代替国库证。实际上在通货膨胀时期，所谓公债与国库证是一样的事情，因为币值日益下跌，公债无法在市面上推销，最后还是依靠中央银行用印发钞票的方式垫款。国库证和公债同样是有利息的，在发行及保管手续方面后者要简单得多，对中央银行更为有利。
当然，张公权也考虑到发行公债的保本保值问题，必须在这个问题上搞点花样。因此他拿出来一个发行美金库券和美金公债的办法，企图以美金库券吸收市面游资，回笼货币，以美金公债吸收外汇资金。这是一个行不通的如意算盘。
张公权上台后，随之而来的就在4月1日公布了发行美金公债和美金短期库券的办法。美金库券发行额为美金三亿元，按照中央银行牌价，用法币折合美金购买，还本期三年，每半年还本付息一次，年息二分，还本付息时，按照当时美金牌价付给法币。美金公债发行额为一亿元，须用美金存款、美钞或其他外币存款、外币现钞以及黄金折合购买，还本期为十年，每半年还本付息一次，年息六厘，一律以外汇结算本息。
发行公债库券是张公权的一贯主张。关于财政金融方面的种种做法，张群都是听他的。张公权和贝淞荪有所不同，贝淞荪一切都要听宋子文的，中央银行执行的是宋子文的政策和命令。在张公权和贝淞荪两任期间，财政部长都是俞鸿钧，俞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对张公权也很迁就，但蒋介石很信任他，别人也无可奈何。
过去发行公债券，每次都是依靠金融业为主要认购对象，这不仅是国民党时代，在北洋军阀时也是如此。每次发行公债，先由银行吃下，再把一部分转到市场，由于银行认购公债，一般都有利可图，所以银行也乐于承购。但现在这个时候的公债和库券就大大不同了。首先是通货膨胀，币值迅速下跌，市民对于公债库券完全失去信心，尽管用了“美金”这个名词，但由于过去多次失信，人民对此毫无兴趣，金融业也感觉无利可图，反而要承担很大风险，因而也很不热心。
张公权对此也有所考虑，他在公债基金监理委员会第一次开会时就说：“此次发行公债实为一大试金石，由此可以测验人民对国家债券是否信任。”他又成立了所谓募销委员会，聘请金融业及社会方面头面人物担任委员，大张旗鼓地不断进行广播与文字宣传，印刷彩色标语，制定会徽，在电影院放映幻灯片，组织学生进行街头宣传，并举行各种招待会及游园会等，场面拉得很大，收效却极微微。
金融界的反映也大出他的意料之外。他曾采用了一些有利于金融业认购公债的办法，例如：允许公债库券可以作为银行准备金，并在基金监理会及募销委员会中安排了银钱业占三分之一左右的代表。结果仍大失所望。
关于美金债券销售数额，外间虽有各种传说，但自1946年4月1日起至1947年3月底止，短期库券实销两千七百一十万美元，美金公债实销两千三百五十五万美元。即令这为数有限的数额中，略加分析就可以知道也都是空的。
例如美金公债实销两千三百五十五万美元中，中国、交通、中农及邮汇局四个单位就认购了一千九百万美元，其中中国认购一千万元，交通认购五百万元，中农及邮汇各认购二百万元。这些数字实际上是内部转了一笔账。中国认销一千万元中，双方约定：1.在中国银行外汇头寸紧张时，可用美金公债按七折向中央银行作抵，订立透支契约。2.各地推销美金公债所收外汇资金，均须存入纽约及伦敦中国银行。3.中央银行在国外存款增加，应加拨一部分存入中国银行。从这个约定来看，所谓认购公债等于是转了一笔账，摆摆样子而已。
至于短期库券，那更滑稽了。中央银行以控制上海市面为理由，于1947年初一次购进库券第二期票面一千万美元，按3月25日牌价，连同贴息共支付法币两万七千八百九十六亿元。用国库的钱，用印刷厂印发的钞票，来购买自己发行的库券，这对回笼通货、弥补财政收支有什么作用？对于恢复债信又有什么效果？
没有经过多长时间，问题就清楚了，发行美金公债和库券，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在一阵锣鼓之后，就开始转移了方向。4月至8月中旬期间，是募销债券的高潮，当时每天有记录，每月有合计，经募的花样也层出不穷。到了8月18日，外汇管理办法又有所变更，由于牌价关系，短期库券暂行停售。9月份起，虽仍照官价继续发售，而代销单位仅限于四行两局，每月发售额也有规定。这说明重点已经转移了。
8月17日国民党政府公布了新的外汇与修正办法，这是张公权一个新的大胆尝试。新办法规定于一万二千元官价外汇之外，另开放商汇市价。除生活必需品之棉花、米麦、面粉、煤及焦煤五种日用必需品仍按官价结汇外，其余进出口贸易以及非贸易收支，包括侨汇，均由指定银行按市价买卖，此项市价由新成立的外汇平衡基金委员会，随时根据市场情况调节，逐日挂牌公告。8月18日第一次挂牌，将市价汇率定为美金一元折合法币三万九千元，较原官价一下提高三倍多。
新办法公布后，开始市面反映还好，有的人以为这个办法还是从实际出发，可能对促进出口，增加侨汇，减少走私，进而对平衡国际收支可以起一点安定作用。在这以前，国民党的许多办法，都是不切实际的居多。这个办法，针对若干主要问题，提出了一些具体措施，因而人们对它抱有某种期望。
但是外汇汇价问题，根本上是一个通货贬值问题，是一个国内财政和国际收支问题。财政收支和国际收支不能平衡，通货无限制膨胀，平衡基金委员会又无力供应大量外汇头寸，其结果必然是外汇市场出现官价、平准会市价和黑市汇价三种价格。后来的事实也确实如此。黑市依然猖狂，走私无法禁止。出口和侨汇收不到预期效果，问题还是老样子存在。但关键似乎移转到金钞黑市方面，一般工商业者不敢把问题触及到根本性的全面内战这一实质问题上，而只是空喊取缔金钞黑市。金钞黑市本来是可以制止的，但绝不是国民党腐朽政权所能办到的事。
张公权原来并不热衷于金融管理这套办法，但他官瘾较大，自负较高，在碰了一系列钉子之后还想作最后挣扎，最后拿出来的一张牌就是加强金融管理。这正是“图穷匕首见”，在各种经济措施失效后，就只有把主要希望寄托于政治高压手段了。
金融管理与张公权
从抗日战争胜利，截至1949年5月28日上海解放为止，短短四年期间，中央银行五易总裁，其中张公权任职一年零四个月，还算是比较长的。包括解放战争前宋子文、孔祥熙在内，历任中央银行总裁中，张公权是比较干练而有才能的。
1935年前在中国银行一个相当长的阶段，张公权主持中国银行行政和业务，使中国银行逐步具有现代金融机构经营色彩，有一定功绩。特别是1916年袁世凯潜改帝制，为了镇压反对派，准备内战，屠杀人民，当年5月12日竟下令中交两行所发钞票停止兑现。当时张公权在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任副行长，他毅然说服行长宋汉章拒绝执行，组织股东联合会，5月13日正式通告中国银行钞票一律兑现。这样不但消除了一场大的金融风潮，而且使中国银行信誉大增，抵制了外商银行的窥伺，为民族金融业树立了楷范。张公权当时所采取的办法，现在看来还是应付得当的。他在极短期间组成股东联合会，将全行行务名义上归股东联合会主持，所有资产负债由股东联合会管理，钞票准备金移交股东联合会保管，所有存款均到期立兑。
张公权爱好学习，喜欢和青壮年中比较有才能的人接近，在金融业中他拔擢了一批青壮骨干，和宋子文、孔祥熙有很大不同。在他任总裁期中，他带进了吴大业、方善桂、周舜莘、滕茂桐等人，较之孔宋的班底要好得多。他每天起床较早，喜欢早晨约个别人到他家里商谈问题，一道吃早点。他很注意锻炼身体，当时他住在长乐路，从长乐路到跑马厅这一段经常骑马，由跑马厅换乘汽车到行；在行内他只处理紧要公事，一般公文他都是晚间带回家批阅。
张公权具有资产阶级政客的一些特点。他喜欢政治活动，政治上由研究系而转到政学系。国民党政学系初期主要人物是黄郛和杨永泰，后期的头头是张群和熊式辉，张公权和张、熊关系都极密切。中央银行当权人物，一般都不愿和新闻记者接触，张和新闻记者虽来往不多，但很想拉拢他们。在他任内，在外滩十五号还特别设立了新闻记者接待室，指定专人接待，并派我和经济研究处长冀朝鼎担任中央银行发言人，和新闻界及社会人士保持联系。
他出任中央银行总裁期间，正是国民党政府经济金融极端困难的时候，他还想千方百计在继续内战中，帮助蒋介石找条出路。他对于内战的严重性不是一无所知，但由于顽固的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以及他一心一意想跻身于国民党最上层的领导行列，他从来也不谈这个问题。有次我在他家里和他谈起这件事，他讲张群也不敢这样谈，要谈和平首先得离开国民党政府，得离开蒋介石。
关于实施金融管理，他是在发行美金库券及公债失败，经济改革方案行不通，新外汇及贸易办法没有取得预期效果之后，才认真考虑的。1947年四季度后，张公权在南京经常谈到金融管理问题，这是俞鸿钧后来告诉我的。本来金融管理的权力，主要是在财政部，但张公权硬是要把金融管理的职权，由财政部转移到中央银行。俞鸿钧也没有争。最初决定在全国四个大都市成立金融管理局，名义上由财政部及中央银行双重领导，但局长要由中央银行推荐，副局长由财政部指派。局长权力相当大，并不需要事事请示，这样自然而然地把金融管理职权，由财政部转移到了中央银行手里。
1947年九十月间，张公权曾两次约我到他家里商谈金融管理问题。他详细询问了我的意见，特别是对于我在1946年5月至11月间，三次到广州、香港所了解的走私、套汇的情况最感兴趣。最后他拿出财政部所拟具的设立金融管理局组织规程草案，叫我和刘攻芸仔细研究。他并且表示对我们讨论后决定的意见都支持，并要我带着这些意见去南京向俞鸿钧汇报。
刘攻芸当时是中央银行副总裁兼业务局长，是张公权在中国银行时代提拔起来的人。除刘攻芸外，还有霍亚民、戴自骞、陈长桐等，后来都成为中国银行的高级骨干。抗日战争期间，张公权担任交通部长，刘攻芸先任邮汇局长，后任四联总处秘书长，深得张公权的信任。
上海金管局与大金钞案
金融管理局组织规程草案，明确规定设置金融管理局的目的，是所谓防止各地金融机关之投机及非法活动。设置地点，先定上海、天津、广州、汉口四处。职掌非常广泛，重点是在上海。张公权通过刘攻芸和我商量，要我兼任上海金融管理局长。我当时感觉，对于一般金融机构的检查及监督比较好办，但是对于黑市上黄金外币及套汇的检举及取缔，就很困难。刘攻芸极力劝我把上海金融管理局长职务担任下来，并说可以推荐一个人协助办理取缔黑市工作。
12月2日国民党行政院会议通过金融管理局组织规定，决定在四大都市设立金融管理局。并决定我担任上海金融管理局长，原河北省财政厅长及河北省银行总经理施奎龄任天津金管局长，中央银行稽核处副处长高方任广州金管局长，经济研究处副处长林崇墉为汉口金管局长。
当时行政院长张群及张公权对于成立金融管理局寄予了很大期望，特别是对上海。因为上海物价经历了10月及11月两次大涨风，经济崩溃好像就在眼前。12月金融管理局成立，蒋介石还特别召见了四个局长，勉励一番。我在南京和俞鸿钧几次谈话中，他并不认为金管局能起什么作用，因此对于张公权要把金管职权抓在中央银行手里，也抱着无所谓态度。甚至在组织规程中有这么一条，金融管理局为安定市场，必须采取紧急措施时，得商经当地中央银行之同意为之，他也同意了。中央银行总行设在上海，上海金管局的重要措施，都是请示张公权决定。
在我担任上海金融管理局长任内，处理了几件比较重大的事情：第一，是所谓大金钞案，在上海当时是比较轰动的。我兼任金管局长后，刘攻芸就根据诺言介绍邓葆光来见我，邓原来是刘攻芸任上海敌伪产业处理局长时的科长，原来是军统局经济科长，由军统介绍给刘攻芸。在上海敌伪产业处理局结束后，邓把接收的图书及经济资料，特别是正金银行全部中国及东亚的经济资料，集中起来，办理了一个东方经济研究所，自任所长，实际上是军统一个经济情报机构。
邓葆光和我谈，他为了搜集金钞黑市情报，已渗入黑市参加金钞买卖交易，但规模较小。他建议要取缔金钞及套汇黑市交易，必须打入黑市，掌握情况。我认为这种意见是对的；但我知道中央银行无法掌握他，可能受他的牵累，因此拒绝在组织上和经济上同他合作，只同意发生工作关系，同意由他们组织一个商行，参与金钞黑市买卖，每天供给金管局黑市交易情报；在检举破案时按照规定付给百分之三十奖金。
根据这样约定，由东方经济研究所成立“源通行”，直接参与黑市金钞交易。所有经过情况，我随时和刘攻芸商量并报告张公权。为了避免可能发生的麻烦，我又和当时上海市长吴国桢谈过，由张公权和吴国桢联名给国民政府打了一个报告，正式备案。
“源通行”经过一个阶段活动，情况掌握较多。当时市面上黄金黑市活动越来越猖獗，金价愈涨愈高，不断刺激其他物价。张公权一再催我早日采取行动。我拟了一个计划，在某一天通过“源通行”抛出黄金二百大条（两千两）。事前我和警察局长俞叔平联系好，由他指派行政处长阮光铭带领经济科便衣警察二十余人协助。当时上海金钞黑市交易，先在电话上讲定数量及价格，在约定地点，买卖双方，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二百根大条我交给阮光铭，由他派便衣警察装成“源通行”人员，在约定地点收钱交货时，将对方逮捕，送警察局拘留，绝大多数人都是人赃俱在，无可抵赖。
经过初步侦讯，对平时交易较少的，在没收其黄金及货款后，即予释放。对交易较多在黑市中最为活跃的，移送法院惩办，后来有三个人经过法院判处了徒刑。由于采取的是突然袭击方式，黑市投机商人猝不及防，受到严重打击，金钞黑市交易在一个相当时间完全停顿。当时张公权兴高采烈，以为从此可以太平了。紧接着要我采取第二步行动，取缔套汇。但我从这次金钞案中，进一步看清国民党政权内部尔虞我诈、不择手段的倾轧情况，如果继续硬干下去，个人非常危险，因此我决定采取慎重态度。
关于取缔套汇问题，我在1946年几次到香港的行程中，比较摸清当时套汇的方式方法和它的关键所在。经营黑市套汇的不仅有部分银行钱庄，而且有大量外贸商行，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通过私设电台和香港互报行情；如果把私营电台封闭，黑市套汇等于失去耳目，也就无所施其技了。因此和张公权、刘攻芸研究下来，在设立“源通行”的同时，允许东方经济研究所设立两部电台，代黑市商人收发香港套汇电讯，另方面通知警察局严格查封其他电台，这样香港套汇电讯大量集中到东方经济研究所，金管局对哪些行庄和贸易行在搞黑市套汇，就比较清楚了。
根据逐步积累的资料，某日金管局通知警察局，把发过套汇电讯的商行四十余家全部封闭，所有账册都封存冻结。事前决定，在取缔套汇案中，不拘留人，一般也不给予处分，只是口头上警告，下次再作套汇交易，就要捉人和罚款。因此在处理过程中是比较风平浪静的。当时套汇通讯电稿，东方经济研究所每天抄送金管局，多的时候有三五十份，这些电稿都没有宣布。我从金钞案中吸取了教训，不愿多得罪人，因为那样既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徒然给警察局和特务机构制造敲竹杠的机会，而责任却要由金管局和我个人承担。
1946年我在广州、香港视察过程中，发现当时经营出口贸易商人，在出口结汇中，普遍都是隐匿或低报结汇金额，一般约低报百分之二十左右。例如一笔出口成交生意本为十万美金，但出口商和对方事前约定，报价及使用证只开八万，其余两万就存放在国外。
这里举一个事例，在当时社会上也是很轰动的。正明银行董事长姜钟麟，经营黄狼皮出口贸易，在国内外都很有名气，他个人独资创办的姜沅泰贸易行，是专营黄狼皮及其他毛皮出口机构。他用的会计主任是一个白俄，姜钟麟套购外汇账，掌握在他手里，放在暗室，保管很机密。但这位会计主任为了贪图密报可以有百分之三十的奖金，他自己到金管局来揭发，并给了保存暗账地点的一张地图。金管局根据他的报告，通知警察局，按图索骥，抄获了姜沅泰行全部套汇暗账。
姜钟麟神通广大，当晚花了大量金条，把临时封存在警察局的暗账，全部掉包弄走（关于掉包的事，我也是解放后才听到的）。但他并不知道检举人就是他的会计主任，即使把账册换走了，也不能掩饰他逃汇隐匿的情况。当时姜钟麟到处活动，托人说情。我对来说情的交通银行副总经理李道南，和中国银行外汇部经理陈长桐讲，这次取缔套汇，不准备惩办一个人，叫他把隐匿的外汇交给中国和交通两行按官价结汇，并酌量处以罚金就算了。后来姜钟麟自动交出十万美金，另处分相当于三万美金的法币罚款，这笔罚金就给了那个白俄会计主任作为奖金，事情就这样结束。解放前夕，李道南曾两次约我去菲律宾到他主持的银行任负责人，我都谢绝了。
我曾在国民党财金机构工作多年，对于这个政权的腐败贪污情况，是知道一些的。但仅在上海担任金融管理局长半年期间内，我直接接触到的许多情况却大大出于意料之外。真是豺狼当道，鬼蜮横行，令人触目惊心。我原来还比较天真，还想凭着一点热情，在滔滔洪流中，做一个中流砥柱。我依仗着有俞鸿钧和张公权的支持，同时自恃从来没有捞过钱，不怕别人抓辫子，其实这都是幼稚可笑的想法。
东方经济研究所是军统的一个经济情报机构，它利用中央银行的掩护，为非作恶，在大金钞案件中，一次获得了相等于六十根大条的奖金，引起了上海军警及特务机构的眼红，因此引起了相互间的严重倾轧。
当时大规模经营黑市金钞交易的投机商及黑市电台的主持人，都是有后台保护人并支付保护费的。有的是警察局，有的是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在抛售金条那一天，一次吃进金条最多的户头，是一个银楼业老板，他拜警备司令部稽查处负责人为老头子，当便衣警察在交易中要带走这个老板时，他电话找来这个保护人，金条是退还了，人不许带走。东方经济研究所曾密报过一个私设电台，这个电台的后台老板是稽查处经济科长张亚民，警察局根据中央银行指示封闭了这个电台，不久稽查处就查抄了东方经济研究所电台，以示报复。类似这样事情，非常普遍，挟嫌与诬陷的案子，更是层出不穷。
我个人感到这样继续下去，非常危险，因此到了5月份，我就毅然决然地辞职不干了。我向张公权详细汇报了内部黑幕情况，他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并同意我在他下台之前辞去金管局长职务。俞鸿钧开始是不同意我辞职的，我到南京把真实情况告诉了他，他也有些害怕，同意我先辞职。幸而我离开得早，不久蒋经国来到上海担任经济督导特派员，这时我已完全摆脱了金融管理局长职务，没有受到牵累。
张公权在我离开金融管理局之后，也就下台了。他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什么打算，什么计划，都不过是黄粱一梦。上海解放前夕，他离开了祖国，但他始终没有去台湾，在美国著书讲学，出版了一本《中国通货膨胀史》，揭露国民党利用通货膨胀，残酷剥削人民的罪恶。在他担任中央银行总裁这一段生涯中，有点像王熙凤治理大观园，虽然卖尽了气力，但一点也无补于“贾府”的实际。1979年10月，他在美国加里佛尼亚州逝世，终年九十一岁，临终遗嘱，将骨灰运回祖国安葬，表明他至死还是怀念祖国的。
（李立侠）
四、敢于政治投机的买办资本家虞洽卿
又一次政治投机，搭上了蒋王朝的关系
1926年，广东政府出师北伐前，宋子文、许崇清、孙科、周佩箴、李禄超等曾电上海总商会，邀请上海商界“名流”赴粤参观。总商会原已推定王晓籁、劳敬修、陈良玉、陈炳谦四人为赴粤代表，但因当时上海仍然处在孙传芳的势力下，大家有所顾虑，借口事冗辞却。后来王晓籁改变主意，愿意赴粤，虞洽卿遂推荐盛冠中代表劳、陈等人陪同王晓籁起程赴粤。盛是虞的女婿（虞女后来改嫁江一平），此行是虞的另一政治投机的尝试。虞在创办上海物品交易所时，即与蒋介石有往来。此时蒋在广东飞黄腾达，声势烜赫，虞自己没有把握能否高攀得上。八月盛冠中由粤返沪后，他才知道蒋介石“很讲交情”，并且蒋对浙东乡谊看得很重。北伐军占领南昌后，蒋介石日益走上背叛革命的道路，江浙财阀钱新之等曾与虞密议，只要蒋介石取消“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蒋于1927年3月密令各军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改为“和平奋斗救中国”），承认列强在华的既得权利，可以帮助他拉拢帝国主义实行关税二五附加税，从财政上支持他肃清异己，统一全国。后来江浙财阀和虞洽卿等怎样与蒋勾结成功，此中经过传说不一，但是蒋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后，先后发行“二五库券”供其发动内战之用，共计六千万元，江浙财阀起了主要的帮凶作用，则是人所共知的。
北伐军到上海后，傅筱庵逃往大连，南京国民政府下令予以通缉。总商会随即改为委员制，以冯少山为临时主席，而虞洽卿则仍以商界联合会名义从事活动。此时朱葆三已死，傅筱庵已逃，虞在旅沪宁波同乡会中稳稳坐上了第一把交椅。1928年1月19日，上海商会分呈南京军委会及财、交两部称：“去年长江一带军兴，华商轮船停驶，招商、三北、鸿安三大公司受战事影响，无力维持，请求政府予以补助。”南京政府后来批准三北公司发行公司债偿还旧债（公司债发行后，三北债权人宁肯让虞拖欠，不愿接受债票抵偿，因为拖欠尚可随时索还，债票规定还本期长，一时不能兑现，等于废纸）。由此可见，蒋介石对虞的确是很讲交情、很讲乡谊的。
由于虞治卿搭上了蒋王朝的关系，帝国主义对他也就更加重视起来。1936年，工部局华董江一平建议：“法租界有一条以中国人命名的‘朱葆三路’（现为溪口路），公共租界也不应例外。虞洽老的声望和他对租界的贡献不在朱下，请以宁波同乡会所在地的西藏路改名为虞洽卿路，以表功绩。”（江是虞洽卿的女婿，以律师为业，因裙带关系及与工部局素有勾搭，得以当上华董。）此议通过后，10月1日是“虞洽卿路”举行命名典礼的一天，从宁波同乡会到跑马厅一带，悬灯结彩，热闹异常。这是虞在政治上最走红运的时期，但是他在经济上的遭遇并不与之相称，三北公司负债累累，他每天仍然忙于借债、还债，其所以能够顶得下去，也就是依靠政治关系撑住的。
同年10月，蒋介石五十生日，虞在宁波同乡会为蒋举行祝寿大会，酒绿灯红，笙歌达旦，为同乡会成立以来未有之盛，参加者每人均得到烫金纪念册一册，卷首题有“于甬有光”四个字，真是令人作呕的事。
柳暗花明，航业重振；名成利就，米市兴隆
一个白手起家的资本家，由于野心过大，发了财还要发财，所以弄得债台高筑，坐卧不宁，“赤脚财神”几乎变成了“空心大老”。三北、鸿安两公司架子大而底子薄，经不起风吹草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受到帝国主义航业的压迫，早已奄奄一息；1926年又受到国内战争的影响，被迫停航。那时到三北轮船公司办公室去访问虞洽卿的，几乎没有例外都是债权人。虞每天都在过年三十夜，向人赔笑脸协商延期，或者用“掉票”的办法来搪塞一时。最困难的时候，每天“掉票”的数字竟达八十万元之巨，利上加利，愈滚愈深。遇了大债主上门，无法应付，他总是装腔作势地问大儿子顺恩：“某人的款子已经准备好了吗？”顺恩说尚未筹齐，虞即破口大骂：“为什么这样不顾信用？我老早就关照过你了！”有时顺恩不堪忍受，竟至反唇相讥，拆穿了父亲的西洋镜，因此父子两人弄假成真地吵闹起来，债权人看不过意，反而要替他们父子做和事佬，自愿延期。还有一些零星债主，终日纠缠不走，虞只得避而不见。“大躲在浴堂，小躲在戏园”，这是当时上海人士形容虞洽卿避债的两句话。他在穷极无聊的时候，只得用流氓手段来进行诈骗。1929年，他预先知道南京财政部即将发表命令，非银行业不得经营储蓄业务，他又知道上海永安百货公司并未领有银行营业执照，但它的储蓄部却在吸收存款，于是他灵机一动，向财政部呈准设立“上海永安储蓄银行”。等到命令发表，永安百货公司申请领取银行执照时，财政部以上海已有永安银行备了案，饬令更名再核，永安公司主持人郭琳爽急得走投无路，最后只得出重价向虞购买永安银行执照了事。
1937年，对日抗战开始，七十三岁的虞洽卿还是欠下一身的债。四明银行是他最大的债主，所欠达三百万元，他一向置之不理。以前四明本身无力维持，由中央银行接管时，宋子文原拟采取“大鱼吃小鱼”的手段，令中央银行以债权人身份处分三北公司的财产，但因虞与蒋有一定的关系，又值八一三战事爆发，始未实行。1938年，虞被债务逼得更紧，尤其是欠下英国汇丰银行的一笔英镑债即将到期，已经一再展期，他只得亲到香港去见汇丰大班史蒂芬，老实地说：“三北欠款，根本无力偿还。现在我提出两个办法，请你们考虑答复：一是三北公司宣告破产，根据破产法按比例摊还债权人；二是将四万八千镑欠债延期十年偿还。”史蒂芬想了一想，觉得破产偿还，根本捞不到什么，倒不如答应展期十年，或者还有一线希望，因此答应了他的第二个要求。第二天，虞又跑去对史蒂芬说：“十年期限太久了，我也觉得过意不去。汇丰如能再借三北公司五万镑，用以买进海轮，扩充营业，三年之内可以连同前欠本利一次还清。”这本来是虞偶然发生的一种幻想，并不指望成功，不料史对这个建议感到很大的兴趣，居然一口答应下来。原来他看到中日战事一时不会结束，海外运输大有可为，他就慷慨地签订了增贷五万镑与三北公司的贷款合同。
抗战前，三北公司曾向挪威商华伦洋行订购海轮三艘，总计约二万吨，价值美金一百万元。船到远东后，上海战事已起，虞正苦于无力付款，汇丰合同签订后，即付清船价，并以“华伦洋行”代理名义，将该三轮悬挂挪威旗帜，行驶于南洋、香港之间。
虞正拟摒挡回沪，适值蒋介石派许世英到港组织“中国救济总会”，向港、澳及海外华侨募捐救济战时难民。许对虞说：“上海教济事业，政出多门。希望阿德哥回沪与工部局西董协商，成立一个华洋合作的统一的救济机构，以便发挥更大的力量。”虞返沪后，正值战地难民源源涌人租界，栖止无所，工部局认为影响“市容”而大伤脑筋，虞提议组织华洋合作的救济机构，正合他们的需要，因此很快地就在广东路九十号三北公司三楼成立了“上海难民救济协会”，推虞为会长，并推英商颐中烟草公司经理麦克诺登为副会长，与各慈善团体联合，开展救济工作。
虞原意欲引用他的朋友魏伯桢担任救济协会负实际责任的秘书长，因魏不谙西语，有人推荐袁履登，虞不便拒绝，就请袁出面，而以魏为幕后活动者，大小问题都交魏处理。有一次，袁要修理自备的汽车，把一张一千四百元的账单交给财务组付款。虞得悉后，立即开了一张私人支票交给财务组销账，并大打官腔说：“救济机关岂能为私人报销修理费，我愿赔出了事，以后必须注意。”大家知道，虞是个一毛不拔的人，这次忽然如此慷慨，其目的是要借题发挥地暴露袁的弱点，借以打击他的威信，使他从此不能过问会务。以后虞利川“难民救济协会”名义请得免税执照，装运洋米来沪，自己大做生意，大发国难财，而袁无法干涉，一千四百元真可算得一本万利。
1940年春天，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总董凯自威通过华董及商会，召集各同业公会理事长举行联席会议，商请各方垫款购办洋米，用以保障租界民食；关于采购、运输、储存、调拨等事，统由工部局负责办理。华董虞洽卿、何德奎首先表示赞成，各行业代表均无异议，当场决定垫款办法，分为甲、乙两级，甲级垫二百万元，乙级垫一百万元，统由工部局集中支配。
这时虞洽卿有一批挂着外商旗帜的轮船，从西贡装米到上海，水脚每吨十四元美金，单就华伦洋行代理的那三艘海轮来讲，一趟水来回运费就有二十八万元美金的收入，一月两趟水就是五十六万美元，两月来回，购船成本一百万美元就可以赚回来了。同时虞还利用意大利人组织了一个“中意轮船公司”购运洋米，往来于南洋、上海之间，意大利为日本的同盟国，日本海军不加检查，因此大获其利。
所谓“中意轮船公司”是抗战初起时办起来的，此中原委，应当交代一下。那时三北公司有船二十余艘，总计吨位约九万吨，其中三万吨被国民党军队扣留炸沉，用以封锁江阴要塞；二万吨开往长江上游，无法开回；留在上海的约有四万吨，一时也难于开展业务。虞正在无计可施，忽然峰回路转地碰到了一个机会。原来此时虞的女婿江一平打算离沪赴渝，在字林西报登有广告，出让大西路住宅，即有意大利人前往接洽，要求即日迁入。此人就是意大利驻沪领事，因为原住所逼近日本军营，急需迁地为良。通过江一平的关系，虞与意领直接见面，除允其即日迁入外，并进一步商谈彼此合作做生意的问题。那位领事因为有利可图，并且知道虞是上海的著名“大亨”之一，便指定意商泰来那齐为代表，与三北公司合伙组织“中意轮船公司”，议定股份分配，三北占百分之八十八，意商占百分之十二，虞派第三子顺慰为三北的代表人。但意商并未付过分文股本，后由泰来那齐从营业收入中按月拨出百分之十二弥补了事。
中意轮船公司有轮船八艘，共两万吨，约占三北留沪轮船吨位的百分之五十，往来于上海、西贡一带，主要业务为运输洋米。
由于运米为三北公司的主要业务，于是有人骂虞为米蛀虫。虞则声辩说，他并未做米生意，他赚钱是运输水脚上得来的。事实上，虞在开始一个时期自己确实没有做过米生意。工部局停止运米后，虞发起组织“平粜会”，号召各行业垫款向海外购米，其目的也是想为他的航务赚运费。
所谓“平粜会”的来源，这里也必须交代一下。工部局停止运米后，虞在他主持的商界联合会召集各同业公会讨论开办上海“平粜会”的问题。虞首先发言说：“中日战事正在继续扩大，上海粮食将更紧张，本市储粮至多不过供两个月之用，升斗小户，每日籴米为炊，一旦缺米，问题十分严重。未雨绸缪，必须早为之备。希望大家筹垫款项，向西贡定购洋米，开办平粜，在战事未结束之前，续办续购，以维持市民的口粮。在此乱离时代，做此慈善事业，可为诸公造福。至于运输任务，我可完全负责。为了减轻平粜成本，我在运费上可以打些折扣，以襄善举。”接着，以银钱业为首的代表发表意见，赞成定购洋米，反对开办平粜。他们站在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立场上，赤裸裸地说：“各业定购洋米，米到即由垫款各同业门行分配，既维持了民食，又保障了垫款者的利益，一举两得，大家自然会踊跃从事。至于平粜，则应由慈善机关办理，而不应由同业公会垫款。”虞说：“代同业公会办米，那岂不是要把上海粮食的一大半都包下来吗？这个问题太大，恐怕我们办不了，今天还是先讨论平粜垫款的问题吧！”当时各行业代表对于办平粜一事多不热心，不肯发表意见，因此会议陷于冷场。最后还是虞站起来打开僵局说：“今天的会议是讨论办平粜的问题。我提议：赞成办平粜的留下来，不赞成的先退席。”当场退出会议者二三十人，约占与会者的百分之五十，留下来的有面粉业王禹卿，杂粮业曹莘耕、陈子彝，米业张念萱，棉布业丁方沅等，有的认募二万余元，有的认募万元或几千元不等，共计认募了二十五万元。开台锣鼓打过后，虞又召开了几次会议，先后共募到近百万元，于是“上海平粜委员会”得以成立。该会规定，凡认募达二万元以上者，一律推为常务委员。首次常务委员会是在三北公司航运俱乐部召开的，所指定的秘书、办事员等均为虞的私人，因此该会实权完全掌握在虞的个人之手。该会通过银行押汇，向西贡购办洋米，由华伦洋行承运，先后运到洋米四五次，均由各米店发售。此次参加平粜会的各代表反对同业公会自己分配，坚持举办平粜，如果认为他们是热心平民食粮，那就未免太天真了。首先，虞的打算实在比那位银钱业代表还要“精明”，他是披着慈善家的外衣，做着米蛀虫的勾当，这是名利双收、一举数得的事情：第一、用救济协会的名义购买平粜米，进口照会容易打出来；第二、以赈济难民为名，海关只收码头捐，不收进口税；第三、他自己还可以浑水摸鱼地搭运西贡米。由于有这许多好处，他除在上海举办平粜会外，随后又继续举办“宁波平粜会”、“镇海平粜会”、“三北平粜会”等，从西贡继续不断地装米进口，而他就俨然是个“关心民瘼、誉满全国”的大慈善家了。当然，这件事情瞒不过曹莘耕、陈子彝、张念萱等，这些有名的米蛀虫岂肯放过机会，大家都要假公济私地做米生意，虞洽卿无法拒绝，只好利益均沾，但是彼此之间不免发生矛盾，于是个中底细被揭穿，而虞洽卿原来是个“米蛀虫大王”的臭名气，也就遍传一时。虞曾满腹牢骚地说：“好人难做，我办平粜原是救济民食，偶因吨位不足，水脚要浪费，也办些米来凑足吨位，这不能算假公济私。平粜会其他常务委员办米比我办得多，现在却把责任推在我一人的头上，人心真是太可怕了。”不论怎样，就在这一时期，虞洽卿购进了大批房地产：一百万元买进了南京西路成都路盛宣怀家祠地皮，五十一万元买进了“大上海”大戏院，七十万元买进了神州旅馆门面，百分之六十万元买进了泥城桥鸿福里、重华新村。
水路变成陆路，财源滚滚而来
虞洽卿发了国难财，由一个负债累累的“空心大老”变成了名实相副的大富翁，但是，他在上海的处境却步步陷于荆棘，使他坐卧不宁。此时上海已经成为“孤岛”，租界名存实亡，日伪特务横行一时，几乎每天都有暗杀或绑架案件发生。同时，蒋介石特务也在上海采取狙击行动，因此无论亲日、抗日两派人物的安全，都受到严重威胁。沪西歹徒、汪记特务七十六号的组织者之一吴世保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要绑虞的票来大捞一把，重庆特务则警告虞不得与日伪往来。日本侵略者鉴于虞是上海的头面人物，想拉他下水，曾经请一个二十年前与虞有旧交、年已八旬的日本老翁到上海，劝虞与日伪合作，但虞慑于重庆特务的无情枪弹，不敢有所表示。最后，“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虞就不得不抱着依依惜别的心情离开这个“孤岛”了。
虞下决心动身之前，他的女婿江一平在重庆发来一个电报，据称：“委座（指蒋介石）问他（虞）何日起程，走的是哪条路线，请先告知，以便派人照料。”据虞自己透露，他接到宁波专员公署转来蒋介石的两个电报，一电劝他到内地从事工商业建设，一电问他何日起程。不论怎样，蒋劝他离开上海是事实，他非走不可了。
虞离沪之前，把现款都买了房地产，而使他放心不下的还有两件事，一是“难民协会”，一是运米生意。前者他觉得没有他在场，魏伯桢未必能顶得住袁履登；后者虽然可以交给大儿子顺恩去办，但是家庭之内矛盾重重，恐难和衷共济。虞有三个儿子，顺恩、顺懋、顺慰是三个母亲所生，兄弟之间素不和睦。顺恩是大姨太太所生，大部分财产都掌握在他的手里，素为两个兄弟所妒忌。顺慰从外国留学回来不久，虞派他管理“中意轮船公司”，又和两个哥哥发生争权夺宠的事情。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富有之家，兄弟因争产而不和，是不可避免的，虞的家庭正是这样。
虞自沪到港后，即动脑筋进行另一投机事业。原来自太平洋战事发生后，中国沿海在日寇海军的封锁下，长江又被侵入，航运事业已成末路，虞遂变计着眼于陆地运输事业。当时华伦洋行代理的三艘轮船已被日寇飞机炸沉，虽向英商保过险，但赔款问题尚未解决。虞到香港即向华伦洋行先挪用五万镑，买进一批福特卡车，取道仰光开往昆明。以前三北轮埠公司在全国各地设有码头堆栈，重庆办事处的规模更大，今后改水运为陆运，这些设备仍可利用。虞到重庆后，即与王晓籁、朱联馥等组织“三民贸易公司”，以王为经理，朱为协理，刘文照为运输主任，虞本人虽不居名义，实际上是大权独揽的董事长。该公司共有押运员、办事员十一人，资本共二十万元。虞之所以与王晓籁合作，是因王与“交通部长”张公权为儿女亲家，与次长卢作孚也有交谊，可以通过他们得到很多的便利。关于股权分配，原定虞占八成，王占二成。后因王未交出资金，虞也拒不分肥，两人因此几乎闹翻，经钱新之调解了事（给了王晓籁一笔钱）。虞又令第三子顺慰到重庆组织“川光公司”，该公司与“三民公司”，及朱联馥所主持的另一“西川企业公司”鼎足而三。他们第一次办货一百零二吨，就是三个公司合作的，表面上说支援战略物资，实际上运的是日用百货商品。在三个公司外，虞本人还附带兼营一些个人贸易。
虞鉴于滇缅路为云南军阀龙云的势力范围，因此亲到昆明与龙接洽，并与龙手下云南财政厅长缪云台合资开设“三北运输公司”，增购福特卡车一百二十辆，往来于滇缅道上。虞得到蒋介石的一张“手谕”，写明虞在滇缅公路“抢运物资”，沿途军警不得加以留难。有了这件法宝，“三北运输公司”所属车辆，于装运军用物资之外，兼运私商货物，就头头是道了。
当日军侵入仰光，曼得勒十分吃紧时，在曼得勒的印度商人急需脱货求现，所存大小五金及日用百货都以仓库容量来论价，即一个仓库的货值多少卢比，其代价不及进价的百分之四十，甚至不及百分之二十。虞开了十几辆卡车，携带大宗卢比，亲自押车到曼得勒抢购这批廉价货物。但当运到昆明后，因局势日趋紧张，何应钦下令滇缅路全路卡车集中使用，各车所装货物不得不在昆明出售。虞认为昆明利润不及重庆厚，心有未甘，仍抢运了一部分寄存在四川泸州仓库，待价而沽。后来据他的儿子顺慰说，寄存泸州仓库的这批货，有人控告是侵占了公家的物资，经重庆“国家总动员会”下令扣留，弄得在法院打官司，直到1943年才判决发还，而这时物价更涨，反而赚了更多的钱。
虞洽卿大发国难财后，仍然是一个一毛不拔的悭吝鬼，宁波同乡对他的印象非常恶劣。他曾写信要长子顺恩到渝处理家庭争产纠纷，而顺恩久久不来，老头子只得于1944年亲到温州约他见面，不料顺恩仍托词未至。虞在温州住了将近一个月，有些当地宁波同乡听到洽老发了财，向他告贷，虞却避而不见。过去虞在银钱上有进无出，大家知道他天天过年三十夜，都很原谅他，但此时发了大财，眼见同乡流离颠沛，仍然视若无睹，因此同乡无不戟指唾骂。虞在温州再也待不下去，只好悄悄溜回重庆去。
虞待手下人也极刻薄，使大家都有吃不饱、饿不死之感。三民公司结束时，虞将未售出的货物压低结价，解雇了一批职员，大家都骂他“有事有人，无事无人，损人利己，丧尽良心”。
盖棺论定，遗臭万年
1944年，七十八岁的虞洽卿死在重庆，他的一生，极尽翻云覆雨、投机取巧、假公济私、损人利己之能事。他童年时代立志要做买办，是有其思想根源和时代背景的。1883年他到上海学生意，正是西方帝国主义经济势力大量侵入中国的时期。1894年进鲁麟洋行做买办，正当甲午战后，“大清帝国”被小日本打败了，割地赔款，屈辱求和。五年后八国联军攻陷北京，辛丑条约将中国沦为帝国主义列强的半殖民地。虞洽卿崇洋、畏洋以及攀附洋人的思想，显然受了时代的影响。
有人认为虞洽卿是英帝国主义的走狗，是皖系军阀的走狗，最后做了蒋介石的走狗。但是说得更确切点，虞洽卿不是一个帝国主义的走狗，而是一切帝国主义的走狗；也不是一个派别军阀的走狗，而是一切军阀的走狗。总的说来，买办资产阶级是中国人民的三大敌人之一，这个阶级本来就是帝国主义所造成，作为它们经济侵略的助手的。因此，它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形成了三位一体，是很自然的事情，也是势所必然。
他的一生，根据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利害关系来决定他的政治倾向。大体上，1912年以前，他主要是为租界政权服务，借以打通帝国主义的路线。如大闹会审公堂案发生，他出面调解，劝告商店开市，果然以此得到了西方帝国主义的常识。北洋军阀执政时期，他与亲日派安福系勾搭上，做了淞沪市政会办。五卅运动时期，他丧心病狂地为帝国主义及军阀政府服务，企图分化中国人民的反帝统一战线，十足地反映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买办资产阶级的三位一体。
上海总商会在虞洽卿以前，历任会长多属于民族资产阶级。自从掌握在买办资产阶级之手以来，这个“社团”就完全站在中外反动派一面，而完全与人民为敌了。如奉军南下时期，邢士廉任戒严司令，秉承帝国主义意旨，封闭总工会、解散工商学联合会、洋务职员公会和海员公会，大捕进步人士，这一切都与虞洽卿的心意相合，因此，他与邢士廉、常之英靠得极紧。1927年以后，虞洽卿一直跟着蒋介石走，从勾结法西斯轴心转而投入西方帝国主义的怀抱。他的一生，不论政治投机或经济投机，他自己觉得算盘打得极精。但是生前怨声载道，死后臭名远扬，盖棺论定，富贵浮云，看来他的算盘打得并不高明。
（许念晖）
五、关于国民党官僚资本的内幕见闻
蒋介石与叶琢堂的关系
凡是熟悉蒋介石历史的人，谁都知道他同浙江财阀虞洽卿关系密切，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同另一个浙江财阀叶琢堂的关系比虞洽卿更为密切，对他的影响更大。
叶琢堂又名叶瑜，浙江奉化人。据说，他早年到了上海以后，取得一个周姓富翁的信任，经管财产。周姓临终前，因儿子尚在襁褓，写了一张遗嘱将全部遗产交叶代管。叶就侵蚀一大半，同时还利用这笔横财作为保证金，充当瑞和洋行买办和交易所的经纪人，后来又勾结法国流氓创办万国储蓄会，大赚其钱。因此，叶琢堂的名声虽不像虞洽卿那么大，却腰缠万贯，比虞殷实得多。远在抗日战争以前，他就把财产换成外汇，存在外国银行。可是他的生活方式却装得简单朴素。他最初住在外白渡桥北面的洪德里，是一幢小屋子；后来迁到南昌路陕西路口，也并不豪华阔绰，仅是一幢小洋房。他平时头上戴着一顶耷拉着边沿的铜盆帽，身上穿一件陈旧变色的旧大褂，经常堆着一脸虚伪的笑容，嘴里用英语“哈罗，哈罗”地向人打招呼。看他一副瘪三样子，如果不知他的底细，谁都想不到他是发了几千万横财的一个浙江财阀。
叶琢堂不仅是蒋介石的奉化同乡，蒋在上海交易所里跑进跑出，也是通过他的关系。蒋在交易所里失败时，生活一度穷困潦倒，常常向叶琢堂告贷。每当交易所散场后，总可在叶家看到蒋。叶同朋友打牌时，蒋老是毕恭毕敬地站在背后，有时还替叶端茶拿烟，侍候客人。叶也以对待学徒的态度对蒋，使唤蒋时就叫“阿瑞”（蒋的乳名）。蒋到广东投奔孙中山先生时，叶还赠送了三百元旅费。由于蒋叶有这一段历史，蒋就把叶看成一个生死患难的恩人。后来蒋背叛革命，对人民实行血腥统治，还与叶密切往还；只要叶有所要求，一切都唯命是从。
1927蒋介石回到上海时，叶琢堂同虞洽卿曾向他献计走帝国主义的门路。这年九月，蒋到日本去向日本帝国主义勾结献媚时，叶派了他的女婿李叔明随同前往[2]。李叔明曾向我说过，凡遇蒋介石咆哮如雷、大发脾气时，只要他的丈人一到，蒋的脸色顿时就会改变，不论叶讲什么话，蒋总是和颜悦色地顺从。
蒋同叶的这种特殊关系，还可以用以下几件具体事实来作证明。
1936年秋天，当李叔明任中央储蓄会经理时，我有一次同他谈天，瞥见他案头有一张花旗银行送来的外汇月结单，上面注明他所存的款子是美金，数目字多至六七个圈圈。这使我大吃一惊，因为六个圈圈的美金就在一百万元以上，这是我生平所见到的最大的一笔美金账。当时心里暗自忖度李叔明哪里弄来这么多的美金？是不是我眼花缭乱，一时看错了呢？这个疑问一直未解决。有一天我为好奇心驱使，暗地里问李叔明手下一个姓郑的出纳。他迟疑了一会，低声答道：“您还不知李先生来头大，他的钱多得很。单单我一个人给他经手解送到花旗、汇丰等几家外国银行的黄金已有几百万元。你要知道他的丈人叶琢堂是蒋介石的恩人，叶琢堂的钱也是李叔明经管。此外，叶琢堂是中国农民银行的总经理，外界传说中国农民银行是蒋介石的私人银行。李叔明的来头这么大，你想他怎么会没有这许多美金呢？”我听了他这一番话，才恍然大悟。后来叶琢堂死去，虽由政学系的顾翊群一度任农民银行总经理，但隔了不久，蒋就把顾调走，派李叔明接替。直到解放前夕，李叔明席卷了巨额美金，逃到美国去了。
在宋子文任财政部长时，曾向美国购买了许多军火，派美国西点军校出身的曾锡硅训练税警团。后来蒋介石发觉此事，认为宋子文有夺权的野心，便蓄意将他撤换，并征求叶琢堂的意见，要他接任财政部长。当时叶向蒋表示：“我只会经商，不会做官。”这才由孔祥熙做了财政部长（这一段话也是李叔明亲口说的）。但叶在农民银行总经理任内，又于1935年冬天兼任中央信托局局长。这个局长在名义上仿佛不像财政部长那么重要，而实际上蒋是通过这个局向帝国主义国家购办军火，因此，非蒋的亲信决不能做局长。
从1937年春，政学系的吴鼎昌任经济部长，声势煊赫，炙手可热。他利用职权和他所操纵的北四行（即与北洋军阀和政学系官僚有关的金城、盐业、大陆和中南银行），在纱布交易所买空卖空，大做其纱布投机。不料在一场兴风作浪的投机交易中遇到了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那就是孔祥熙的妻子宋蔼龄。两人暗中各显神通，大斗其法。这场投机风波闹了几个月，无法解决，后来宋蔼龄在6月初赶到庐山，到蒋介石面前告发吴鼎昌。可是吴鼎昌是政学系的中坚人物，当然不甘示弱。他同诡计多端的张群商量以后，就向叶琢堂求救。叶虽非政学系分子，但作为一个浙江财阀，与北方财阀吴鼎昌是一丘之貉，对于吴的要求，一口答应，立刻带了李叔明上牯岭。上海纱布交易所理事长穆藕初看见这场风波闹到蒋介石面前，也就赶到庐山去听候处理。在叶到达牯岭的第二天，蒋即以盛宴款待。听说在席间谈不到数分钟，这场风波便平息下去。吴鼎昌仍旧安然做经济部长，宋蔼龄丝毫没有动摇他的地位。这件事是1937年我在牯岭遇到叶琢堂、穆藕初和李叔明时，他们三人在谈话中流露出来的。
1940年，叶琢堂患胃癌到美国去开刀，蒋介石要李叔明护送前往。叶到达纽约不久，即在医院病死。
操纵公债的“三不公司”
国民党反动统治政权掠夺人民财富，除了苛捐杂税和通货膨胀以外，还经常以发行和操纵公债为手段来向人民进行残酷的榨取。从1927年到1936年，国民党政府共发行公债四十五种之多，总计法币三十九亿元；此外还有英金公债一百五十万镑。抗日战争爆发后，又发行内债十二种，共值法币六十八亿三千万元。抗日战争结束，政学系分子登台以后，更变本加厉，除了从恶性通货膨胀方面掠夺大量的人民财富之外，因当时反动统治信用扫地，人民不愿承购法币公债，便用美金做幌子来发行公债，欺骗人民。这就是1947年发行的“三十六年短期库券”美金三亿元和美金公债美金一亿元。估计在战前、战时和战后三个时期，合并起来，国民党政权在二十多年的统治期间一共发行了五十九种内债，共计法币一百零七亿三千万元，美金六亿元，英金两千一百五十万镑和关金一亿单位。
国民党统治集团一面巧立名目，发行各种各样的公债，一面又操纵公债市场，凭借特权，肆无忌惮地进行投机倒把的勾当。1936年财政部次长徐堪、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国货银行董事长宋子良组织了一个秘密的投机公司在市场活动，同时由财政部放出整理公债的空气，扬言打算发行一种新公债来掉换各种旧公债，重新订定利息，以免市场混乱等等。后来他们又向市场散播烟幕说：这次政府整理公债是因财政困难，对旧公债要停止付息。人民本来对国民党政府的公债不信任，市场中的小户一听到这种传说便着了慌，纷纷把手里的公债在市场抛售，使各种旧公债的价格在几天之内一落千丈。徐堪、陈行和宋子良却乘机大量吸收。隔了几天，他们又利用中央银行的雄厚资力，压倒一切小户，在市场上哄抬，使公债行情又重新暴涨，在短短的几天中弄得许许多多人倾家荡产，甚至自杀。徐堪、陈行和宋子良耍了几次投机倒把的把戏，赚到三千多万元的暴利。
在那次公债投机的大风大浪中，不仅许多小户破产，有些银行钱庄也受到影响。后来市场上发觉这个秘密公司的内幕，一传十，十传百，于是全上海的工商界都知道有一个“三不公司”。所谓“三不”，是指徐堪的“不堪”、陈行的“不行”、和宋子良的“不良”，用来表示对官僚资本的切齿痛恨。这个“三不公司”是以孔祥熙为后台，由徐堪主持其事。徐堪在公债大涨大跌的时候，常由南京赶到上海，在外滩十五号三楼陈行的办公室内，手里拿起桌上的对讲电话，不停地发号施令，兴风作浪。陈行在旁协助，参与机密；宋子良经常用电话向国货银行拨头寸。徐堪本来是宋子文做财政部长时的钱币司长，孔祥熙做了财政部长后，因他会想办法，把他升做次长。由于他用心险、手段辣，很多吃过他苦头的人都说：“此人不堪。”1937年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时，财政部虽公布限制银行提存办法，徐堪却用几百万法币到汇丰银行换取英镑，向国外输送。后来徐堪见政学系声势炬赫，又投靠了张群，从而升为粮食部长。抗日战争时期，徐更利用职权套取巨额外汇，由粮食部用派员赴美国考察的名义派了总务司长杨锡志将他的几房家眷送往加拿大。徐堪本人也在解放前夕逃到加拿大去做白华了。
宋子良是孔祥熙的小舅子，宋子文的弟弟。宋子文与孔祥熙之间本来由于争权夺利，存在着矛盾，宋子良却可以从中调停。因此，孔祥熙给他做国货银行的董事长，宋子文也安插他在建设银公司做总经理。陈行同宋子文在圣约翰大学是亲密的同班同学。他从美国留学回来后，又勾结美在华的垄断资本集团，做了中华懋业银行经理，并任中央银行副总裁。他平时常常同美国顾问杨格勾勾搭搭，狼狈为奸。孔祥熙因他与徐堪串通一气，就让他参与投机倒把的秘密。
到了抗日战争结束，孔祥熙虽垮了台，继任行政院长的是宋子文，接替财政部长的是政学系分子俞鸿钧。“三不公司”投机倒把的法门也就由政学系承袭下来，由俞鸿钧和刘攻芸等在上海市场散播烟幕，传出财政部将对战前统一公债“优惠还本”的消息，同时财政部对于这种谣传却故意保持缄默，不加否认。结果使一百元票面的统一公债两种涨到三百余元，到1946年4月曾达八千四百元的最高峰，即高出票面价值达八十余倍。到了6月初，由俞鸿钧秘密组织的投机公司以六千元的价格抛出大量现货。隔了不久，财政部宣布“按票面价值偿还战前公债”。这样一来，公债价格便一泻如注，使上海十几家做公债投机的证券字号关门大吉，宣告倒闭。另有一家银行——大亚银行从此歇业。据人估计，这次公债风波影响很大，使公债持有人遭到一千五百亿元的巨大损失。参与这次投机的俞鸿钧等却腰缠万贯，满载而归。
张嘉璈同宋子文的争斗
张嘉璈本来是北洋安福系政府中的一个封建官僚，对于趋炎附势、营私舞弊的本领极为娴熟。在曹汝霖因亲日卖国在五四运动中被学生赶走以后，张嘉璈便经他的哥哥张君劢的介绍，结识了财政总长梁启超，以后做了十多年的中国银行总经理。他平时身上穿的是和服，脚上着的是木屐，满口流利的日语，低首下心，卑躬屈膝，向日本主子献媚。当安福系政府向日本帝国主义者借债时，张嘉璈就步曹汝霖的后尘，做掮客，赚回佣，成为一个亲日派的中坚分子。由于日本垄断资本集团的撑腰，他在中国财政金融界的地位，也就稳如泰山。
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蒋介石所走的帝国主义路线，不像段祺瑞政府那样单纯，除了利用张群和黄郛拉拢日本以外，还通过王正廷、宋子文、孔祥熙等买办资产阶级与英美暗送秋波。结果，尽管张群与黄郛是蒋介石一刻不离的幕僚，言听计从的智囊，可是第一任财政部长还是让舅子宋子文去当。宋子文嘴里所讲的，笔下所写的乃至阅读的书报都离不开英文。他看见张嘉璈摇头摆尾，讲话吞吞吐吐，心里就不开胃。加以两人攘夺地位，便发生了摩擦。当时张嘉璈以老牌银行家自命，并不买宋子文的账，因而就成为宋的眼中钉。到了1934年，宋借口改组中国银行，加入官股，将张嘉璈撤换，由宋自己接任董事长，宋汉章任总经理。中国银行本来是张嘉璈政治活动的根据地，一旦失掉，弄得他痛哭流涕，寝不成寐。尤其是他担心着亏空中国银行的一笔三十万元的宕账，如果宋子文追查起来，一定搞得声名狼藉。
张嘉璈同张群、黄郛密商以后，就打定了联孔倒宋的主意。张嘉璈通过郭秉文的拉拢，经常与孔祥熙密切来往。就连孔祥熙的亲信秘书李清轩（山东博山人，又名李毓万），张都千方百计地笼络，常常送给他许多贵重的礼物。李清轩便向孔祥熙进言：“中央银行是银行之银行，任务繁重。张嘉璈是金融界巨子，在银行界里的潜势力很大。他被宋子文挤出来以后，潦倒得很。您如果拉他一把，他一定会帮您很多忙。”（这几句话是李清轩亲口向我说的）当时孔祥熙点了头，表示同意。隔了几天，孔便在中央银行的理事会上提出张嘉璈为副总裁。从此张嘉璈对孔祥熙亦步亦趋，百般逢迎。当中央信托局成立时，孔推张兼任局长，同时张推荐他的亲信刘攻芸任副局长。到1936年春，孔又在蒋介石面前推荐张为铁道部长。张嘉璈听从黄郛、张群的策划，心满意足地做到了特任官。
到苏联把希特勒打垮以后，轴心国家已处于土崩瓦解的局面，张嘉璈便摇身一变，由亲日转为亲美。他到美国去住了一年，回到重庆后，转任交通部长。1945年抗日战争快要结束时，孔因黄金案被政学系和CC系搞垮，蒋介石又叫宋子文接任行政院长。那时张嘉璈又碰到宋子文，冤家路窄，无法活动。正巧隔了不久，日本投降，张嘉璈便被派去接收东北。他在东北混水捞鱼，掠夺了大量的人民财富，派他的弟弟张嘉铸（又名张禹九）以植物油公司总经理的名义将东北大豆出口贸易垄断独占。张嘉璈单从这一笔出口贸易中就攫取了巨额外汇。1947年2月，宋子文被张群搞垮，由张群继任行政院长，政权大部分落在政学系手里。张嘉璈垂涎已久的中央银行也就到手了。他于3月26日发行了美金公债一亿元，美金库券三亿元。事实上这是张嘉璈布置的一套骗局，并没有丝毫美金作保证，不过在白纸上印了几个美金的数目字来骗取人民手里最后一点积蓄罢了。
张嘉璈登台以后，因走了亲美路线，不仅敲骨吸髓搜刮人民财富，而且“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除了张嘉铸垄断了东北的大豆以外，还把他的年轻外甥沈熙瑞任为中央信托局局长，并调刘攻芸任中央银行副总裁。
轰动重庆的“黄金舞弊案”
1945年3月28日，在重庆发生了一件满城风雨的黄金加价舞弊案。那时正值孔祥熙跟宋蔼龄一起到美国，他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都由俞鸿钧代理。在此案爆发后两个多月，孔祥熙回到重庆，适逢其会，成为众矢之的，参政会向他猛烈攻击，他便因此而垮台，由宋子文接替行政院长。政学系的俞鸿钧因有张群、吴铁城、熊式辉为靠山，从此青云直上，官运亨通，一跃而为首要的官僚资本家，正式做了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
CC系眼见政学系从孔祥熙手里抢去财政金融大权，这块肥肉落在人家手里，自己分不到赃物，便改变策略，反过来勾结孔祥熙。最后由孔将中国农民银行让给CC系，由陈果夫接替董事长。
至于黄金案争执的焦点不过是微不足道的数十两黄金，案中牵涉到的也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官僚资本集团从所谓“黄金政策”中捞得腰缠万贯的首要分子却优哉游哉，置身事外。那时财政部采用这种“黄金政策”的目的，在名义上是出售黄金，收缩通货。出售黄金的方式计分黄金期货和黄金存款二种。在3月28日那天，由中国国货银行售出的黄金期货三十余两，四行两局（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售出黄金存款三万四千余两，其中重庆市占两万一千四百四十七两，外埠占一万余两。在重庆售出的两万一千四百四十七两中，中央银行占五千五百一十四两，交通银行占六千二百五十九两，中信局占四千九百九十四两，中国银行占两千一百八十六两，农民银行占一千六百五十五两，邮政储金汇业局占八百三十九两。外埠在那天售出黄金的数字大致与平时相同。黄金的价格在那天晚上由财政部宣布由每两两万元加到三万五千元，就在无形中将法币的币值贬低了百分之七十五，但外埠的行局却并未在事前得到加价的消息，因而出售黄金的数字无什么变动。可是重庆的各行局因近水楼台，讯息灵通，事前得到财政部决议加价的消息，在28日那天黄金出售的数字上突然增加了一万两左右（26日售出一万二千零四十四两，27日售出一万零八百一十五两）。这显然是走漏消息，即内部主管舞弊的结果，从而构成了轰动一时的黄金加价舞弊案。
在这件舞弊案爆发以后，不论CC系的《中央日报》和政学系的《大公报》乃至其他大小报纸都纷纷转载，成为全国万目睽睽的重大案件。财政部不得不装模作样，会同四联总处到经售黄金的各行局去查账。最初有人主张将28日购存的黄金全部作废，后来有人反对，认为购存黄金是一种商业契约行为，不能像封建时代的县太爷问案那样，不分青红皂白，对罪人各打五十棍。因此，将黄金存款的单据一张张地加以审查，结果查出有两种舞弊嫌疑的存单：其一是转账申请书购存的，其二是以一张支票或本票化作几个户名存储的。用这种标准剔出来的存户计有黄金一万一千零八十五两。这个数目恰恰与28日那天突然增加的数大致相符，这就有了蛛丝马迹可寻。因为所谓转账申请书是各银行在每天下午3时票据交换后划拨头寸的工具，不准在参加交换的行庄以外流通，也不准作为购买货物或储蓄之用。个人使用转账申请书去买黄金储蓄当然违法，应当予以取消。至于用一张巨额支票化作几个户名的大户，躲躲闪闪，显然另有蹊跷。尤其是从这类大户中查出有大业公司的李祖永等集中在中央银行和中央信托局二家购买。当时财政部虽查出嫌疑户名，仅仅退款了事，并不追究走漏消息的人。当时向法院提起公诉，纠缠在黄金舞弊案中的人却是一些渺小的人物。除了中央银行业务局长郭景琨牵连辞职以外，案中的主角是一个三十余岁的青年戴仁文，不过是一个中央信托局储蓄处建储科经办黄金储蓄的主任。在3月20日财政部宣布黄金加价以后，适值29日是黄花岗纪念日，不办手续，戴仁文利欲熏心，见有机可乘，在30日早晨一到办公处，便向他的助手朱治廉询问有无暂记存款，当时在账上查出28日有一笔社会局存入的乡镇公益储蓄一百万元。戴仁文拿过传票用李子琦等七个户名存了五十两黄金，嘱咐朱治廉另外写一张新的传票，戴仁文自己动手造了表报，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在一转瞬之间白白赚了七十五万元。
想不到黄金案闹得很大，在财政部和四联总处查账以后，监察院审计部也到中央信托局去查账。不打老虎、只拍苍蝇的监察院居然将戴仁文张冠李戴的毛病查出来，并且在朱治廉的抽屉内发现了一个小纸团，打开一看正是戴仁文改动过的传票。铁证如山，事情就此败露。没有靠山而妄想发财的戴仁文便做了官僚资本的替死鬼，被送进法院中去了。戴仁文和朱治廉在法院互相推诿，一审再审，纠缠在主犯和从犯问题上面。到了后来，法院开庭时竟不准旁听。此案闹了几个月，对走漏加价消息的责任始终是一个谜。对化名购存三千三百两的大户李祖永根本不去追查线索，只以退款取消了事。对事先知情并于28日参加抢购黄金的王绍斋也不追究责任[3]。因为那天李祖永一个人购存黄金三千三百两时，还有大业公司的经理张星联也购存了很多。而中央银行业务局副局长张悦联就是张星联的弟弟。可是李祖永是一个大腹便便的军火商，平时在汇丰银行的存款数以亿计，同时他又是大业公司的大股东，多财善贾，经常与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的人“官商合作”，购买几千两黄金，在李祖永看来并不是稀奇的事。至于王绍斋虽经法院一度传讯，但是他的来头也不小。他是流氓头子杜月笙的徒弟，财政部长俞鸿钧的亲信秘书；在俞鸿钧兼任中央信托局理事长时，他以理事长秘书的名义主持全局事务；财政部会议讨论黄金加价时他也列席参加。法院看见这些人来头大，当然“刑不上大夫”，只可用秘密审讯方式来开脱，为官僚资本遮羞。
政学系上台后的残酷掠夺
1945年7月，俞鸿钧接任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刘攻芸任“四联总处”秘书和中央信托局局长。8月15日，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重庆，不论黄金、美钞和一般物价，都跌落了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使法币的币值一度回升。俞鸿钧和刘攻芸等政学系分子利用所掌握的财政金融大权，由重庆回到上海和南京，以“劫收”代替“接收”，大肆掠夺。另由张嘉璈到东北，孙越崎到北京。他们发了“国难财”以后，又发了一批“胜利财”。隔了短短的三个月，到这年年底，法币的发行额竟由原来的两万一千一百二十五亿元突然增至八万二千亿元。在这三个月期间，通货不但没有收缩，而且法币的发行总额差不多达到抗战八年中的四倍。政学系当权以后，不但在通货方面以天文学的数字来发行纸币，甚至掌握了许多垄断的企业，使物价上涨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抗日战争时期。同时他们对沦陷区的敌伪产业，更穷凶极恶，大肆掠夺，使全国人民的生活，愈益走向饥饿的边沿。到了1947年2月，张嘉璈在东北敲骨吸髓地刮人民财富，更以“老牌银行家”的姿态出现，做了中央银行的总裁。他在登台以后拿出的“法宝”，便是在3月20日发行美金公债一亿元和美金库券三亿元，从人民手里骗取了最后一点美金。其他便是抄袭俞鸿钧恶性通货膨胀的老办法，到了1948年6月底，法币的发行总额竟突破了四百万亿元大关。到了8月19日财政部公布所谓“币制改革”时，竟达到六百万亿元的发行总额。那时正当的工商业已极端凋敝，只有在投机买卖中出现一片日落西山的假繁荣，由抗日战争时的“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变成“囤不如金，金不如汇”，使广大劳动人民啼饥号寒，奄奄一息。
政学系到了这个穷途末路，便图穷匕见，孤注一掷，布置了一个空前未有的大骗局，即：用“币制改革”动人听闻的名词，发行所谓“金圆券”来代替法币，规定以法币三百万元折合金圆券一元，东北流通券三十万元折合“金圆券”一元。当时财政部长王云五（原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后来参加了政学系，因而做了财政部部长兼行政院副院长）向众宣布，所有已发行的法币和东北流通券全部可以金圆券二亿元收回。在金圆券的发行办法中还规定每元含金量为纯金0.22217公分，并规定凡持有黄金、白银、银币或外国币券者应于当年9月30日以前向中央银行或委托的银行兑换金圆券。事实上，所谓金圆券只是在印刷厂中印上“金圆”两个字，与黄金根本没有丝毫关系，不过是用来欺骗人民，打算把人民手中所有的金、银和外币，乃至最后一点财富，搜刮完罢了。
政学系实行这个办法的目的显然是在反人民的内战中作垂死的挣扎，因而在发行金圆券后仍继续沿用法币的膨胀办法不断增加发行。由于三百万元法币才折合金圆券一元，它膨胀的速度比法币当然快得多。比起孔祥熙时期的通货膨胀，更加显得凶猛，使中国的通货急速地奔向不可救药的崩溃末路。在金圆券的发行办法中虽规定发行额以二十亿元为限，事实上隔了不到四个月，在那年11月底，金圆券的发行额即达三十三亿九千四百万元，超过规定的限度将近一倍。到年底不过隔了一个月，又增加到八十三亿二千万元。到了1949年1月，急剧增加到二百零八亿二千二百万元。隔了三个月，到4月份的发行总额又一跃而至五万一千六百一十二亿二千四百万元。截至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时，金圆券的总发行数字达到八十万亿元。金圆券的贬值程度在不到十个月的期间内，竟超过法币在十四年内贬值速度的一百倍。比起孔祥熙时期法币的发行额由十四亿元增至一万六千五百六十亿元（这还是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前的发行总额），真是变本加厉，吸吮人民血汗的办法愈来愈残酷。贪得无厌的张嘉璈在搜刮了巨额外汇以后，便逃之夭夭，中央银行总裁由他一手提拔的刘攻芸接任。现在回忆起来，旧中国的通货，虽从孔祥熙时期开始膨胀，但恶性通货膨胀却由政学系分子俞鸿钧、张嘉璈和王云五三个官僚资本家一手造成。从而说明，在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之外，政学系也是一个重要的官僚资本集团。
（祝世康）
注释
[1]一说1921年成立“四行准备库”，1923年成立“四行储蓄会”。
[2]李叔明跟蒋介石到日本，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李叔明与笔者谈及此事时，洋洋自得，显示蒋介石对他信任，他对蒋介石有一番功绩。
[3]一说王绍斋被法院判了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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