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难不死，改弦更张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国民党报刊从事新闻工作，曾与叶青有过交往，对他有所了解。
叶青是四川省南充县人，原名任卓宣，叶青之名是他叛变后才改取的。叶幼年时家贫。他在南充中学上学时勤奋，成绩优异，颇受校长张澜的赏识，故常从经济上给予资助。他毕业后，考入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攻读古典文学，成绩尚好。高师毕业后，他在师友的资助下到上海，经人介绍认识了中共领导人陈独秀，从此开始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不久，他转赴法国勤工俭学，与周恩来、李富春等中共党员认识，并参加了中共组织的革命宣传活动。
叶由法国回国后，于1925年应成都大学校长张澜之聘，任秘书兼授课。该校在张澜领导下，提倡学术争鸣，研究自由，使学校人才济济，民主空气浓厚。学校有各种学术团体和不同的政治主张，如杨伯恺、刘绍禹、曹荻秋等人组织的信仰共产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会，有曾琦、李璜等人组织的信仰国家主义的惕社，有信仰三民主义的促进社。
后来，叶青被中共地下党派往武汉、南京等地从事地下活动，不久又被送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同学有刘伯承、蒋经国、康泽、邓文仪等。
叶在苏学习两年多即停学回国，在湘、鄂一带秘密活动，曾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一次，他因不慎被捕，经不起拷打而叛变自首，但仍被处以死刑，在长沙执行枪决。不料，执行枪决时叶未被击中致命处，夜间苏醒后，被人救至乡间熟人处医治，得以活命。从此，任卓宣改名为叶青。
叶青复活后，以不问政治、专门研究学问为招牌，肆意歪曲污蔑马克思主义学说。1928年，他在上海与杨伯恺等创办“辛垦书店”。1931年，他出版《批驳胡适的正续集》；1932年，他又出版《批判张东荪哲学》。这些出版物，不过是他借批判当时学术界名人而抬高自己知名度的一种手段而已。
二、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
1937年抗战开始后，他在武汉迫不及待地出版《论毛泽东》，攻击毛泽东关于抗日救亡的正确论断，受到毛泽东的反击、批驳。叶由此在武汉法院提出控告，从此引起蒋介石的注意，很快被聘为国民党政府办的留日学生训练班的政治教员。
1939年3月，康泽在四川省万县成立三青团分团筹备处，以所谓“团系党的新生命”为口号，迷惑拉拢青年。叶青遂于同年8月来万县投奔康泽，并在金陵中学等学校演讲，鼓吹“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反共理论，为蒋介石涂脂抹粉。笔者时为万县的《万州日报》编辑，为此开始与叶青来往。当时，叶青四十岁左右，中等身材，身着中山装，脚踏皮鞋，带有色眼睛，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后来，我又奉命去叶青住宅访问过他。
一次，叶青到省立的万县师范学校宣传反动理论时受到攻击。当他大肆诬蔑中共破坏团结、危害国家时，引起广大师生的强烈不满。彭咏梧（即江姐的爱人，中共地下党员）即起而质问叶：究竟是谁在积极抗战？谁在投降？谁在破坏团结？人民心里有数！叶理亏词穷，只好狼狈离去。我们《万州日报》刊登了此次叶的失败演说和师生质问他的情况。不久，叶青悄悄离开万县。
1940年，我由牟欧平的介绍，到重庆《商务日报》任主笔。该报总编辑牟欧平、社长温少鹤，另有主笔罗敦伟、易君左、潘谷神。该报刊登叶青、林桂圃的反共文章较多。
1942年，我因与牟欧平发生矛盾被迫辞职。正在彷徨之际，忽遇复旦大学同学王德亮，得知他正在重庆筹办《扫荡报》，急需编辑。王要我去见康泽，我便托好友刘明扬引见叶青。叶青很热心地打电话告诉康的秘书涂公遂，又写信给陈诚的秘书谢然之从旁协助。结果，我很快到《扫荡报》任职。出于感谢，从此我常去叶家做客，逢年过节还送礼致谢。当时，叶住重庆复兴关歇台子张姓大院内，家中有妻子尉素秋、母亲、妹夫、弟弟等。
我原称叶为先生，但其妻叫我称叶为高级教官。因为，叶在康泽主持的国民党特训班（重庆大坪）任高级教官，讲授三民主义。
不久，国民党宣传部创办反共刊物《时代思潮》，每月拨款八百元，由叶青任社长，王集丛、张洵中、吴曼君、王贻非等为编辑、记者、校对，同时还出版《总裁研究丛书》。因该刊由我们《扫荡报》代印，有时由我们代校。他们这个刊物内容反动，读者极少，销路也差，欠印费较多，报社经理姚崇国叫我向叶催款。于是，我向叶建议，向万县富绅某银行董事长石某借款两千元现洋。后来，石作为赠送而不要叶归还。
后来，《扫荡报》局部改组，薛农山任总主编，胡秋原、叶青、郑学稼等任撰述委员。我因与叶青的关系而与他们比较接近。一次，在张家花园4号薛农山家见过张国焘。叶很会钻营，常向我打听社长何联奎对他的意见，因记者们消息来源广，又从一些记者口中探听陈诚、陈布雷、梁寒操对他的看法。一次，我听说孙伏园先生在《中央日报》副刊上连载了郭沫若的《屈原》剧本原稿，蒋介石一见怒极，下令撤了孙的职务。
1943年4月，我经李立侠介绍，认识了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专员孟宪章（解放后曾任九三学社宣传部长），继而托他今后凡有重要文告发表时代我签名。一次，重庆著名民主人士郭沫若、张澜、柳亚子、许德珩等百余人，联名发表反对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发动反动内战的文告，孟代我签了名。当时的动机不过是借此抬高自己的身价而已，并不是倾向革命。叶知道后严肃地告诫我：“你真太糊涂！凡事不三思而行总要出乱子。你想，岂有《扫荡报》的编辑去签名反对总裁的？这不是好玩的，轻则撤职，重则坐牢。当然，此事既已发生，你不要着急，万一发生事故，我代你说情。今后你要多读陈布雷、张季鸾的文章，有目的、有计划地好好写一本三民主义与文学的书，我为你出版。这对党国、对你都有好处。”当时，我对他很感激，但始终没写成一本书。
1944年，《中央日报》与《扫荡报》联合后，我只工作了半年，即由原社长何联奎介绍到国民党中组部战地处资料室任编审，叶青则兼任该部研究室主任，当时部长是朱家骅。
叶青在重庆的几年间，除办《时代思潮》反动刊物外，还在国民党中央干部学校任教官，校址在复兴关。当时，上面的中央训练团主要负责培训各省高级党政干部和个别的中学以上的校长，而中央干部学校则有招收大学毕业生的研究部和招收高中毕业生的中专部，学生多为富家子女，由蒋经国负责，叶青担任三民主义、总理遗训、总裁学说等课的教学工作。叶与蒋经国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每次蒋介石来校训话、聚餐、照相时叶都能参加。叶的住室也悬挂有这些合影，以显示他与蒋的关系。
1945年抗战胜利后，我去上海担任《新夜报》编辑，即与叶青失去联系。据悉叶住在南京玄武湖附近的高楼门15号，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宣传部长，解放时去了台湾。
（程鲁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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