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的目的是利润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每一个人的行动都带有不同程度的功利性。在商业领域，商人的行动更带有明确的目的——追求利润。利润是商人从事商业的强大内驱力，利润至上是商人的经商信条。为了获取利润，商家可以尊顾客为上帝，千方百计满足消费者的需要；为了获取利润，商家争分夺秒抢先上市；为了获取利润，商家不惜花费巨资做广告宣传……
1.急功近利铸大错，真诚悔改度危机
在创业初期，有许多的机遇可供选择，有许多有利条件可供利用，似乎前景非常广阔，然而挑战和机遇并存，伴随成功到来的也有危机。有些商人好大喜功，贪图暴利，结果却出现意想不到的危机。一旦出现危机，就要用真诚去求得别人的原谅，因为真诚的心最容易打动别人。危机过后要痛定思痛，认真反思过错，总结教训。
李嘉诚人如其名，其诚可嘉。
在塑胶厂蓬勃发展的同时，危机渐渐向李嘉诚靠拢，但当时的他并没有意识到。
不久，一位客户告知李嘉诚，他的塑胶厂生产出来的塑胶制品存在质量问题，要求马上退货。
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李嘉诚，此时清醒了过来。他分析了情况，为了急于发展工厂，他忽略了产品的质量问题，而是一味地追求数量，是自己的疏忽酿成了今天的苦果，但此时悔过已经来不及了。此时的李嘉诚手中还有很多订单，不知情的客户还在不断地打电话催货。李嘉诚进退两难，一方面，依靠厂里的这些异常陈旧的机器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是很困难的，另一方面，客户的订货如果不能按时送到，生产方是要被罚款的。
很快，问题越来越严重。客户份份找上门来，要求退货的同时还要长江塑胶厂赔偿他们的损失。因为，长江塑胶厂的客户都是中间商，他们将自己订购的产品批发给零售商或通过出口卖给海外的经销商，通过买卖中间的差价来获利。信誉是这些中间商能够获利的重要保证，因为，当时的塑胶行业竞争尤为激烈，用户愈发关注塑胶制品的质量和款式。而长江塑胶厂的产品质量恰恰出了问题，也难怪中间商们向李嘉诚索赔损失。
形势对长江塑胶厂越来越不利，仓库里存满了因质量问题和未如期交货而被退回的塑胶玩具。看着客户一个个与自己的厂子脱离合作关系，李嘉诚心急如焚，没了客户，塑胶厂就会面临倒闭的境况。
祸不单行，银行了解到长江塑胶厂这一情况后，立即派人去向李嘉诚收回贷款。当时，因为借贷关系，银行对企业有一定的掌控能力，如果企业内部出现了大问题，随时都有被银行清盘的危险。长江塑胶厂的内部也有所动乱，由于半数产品出现质量问题，造成开工不足，一部分员工被裁减了下来。被裁减的员工心中不满，而继续工作的员工内心七上八下，不知道塑胶厂的命运如何。全厂上下充满怨言，人人心浮气躁。
身处危机中的李嘉诚体会到了做老板的难处。虽然以前自己在别人的塑胶厂做过总经理，但毕竟只是处理一些日常事物，而不是公司的最终决策人。此时的他却是一个企业的带头人，他的决策代表着企业的发展方向，决策中出现任何失误，都有可能导致企业的毁灭。这次的教训使李嘉诚充分体会到了作为一个带头人的难处。后来，李嘉诚也承认，创业之初自己不是一个出色的船长，他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天生的优秀经营者，他悟出了一些经商要诀是在经历过很多磨难之后。
在塑胶厂濒临倒闭那些日子里，李嘉诚回到家里，强作欢颜，怕母亲为他的事寝食不安。知儿者，莫过其母。母亲从嘉诚憔悴的脸色、布满血丝的双眼，洞察出长江厂遇到了麻烦。母亲不懂经营，但懂得为人处世的常理。母亲是个虔诚的佛教徒，李嘉诚走向社会，母亲总是牵肠挂肚，早晚到佛堂敬香跪拜，祈祷儿子平安。她还经常用佛家典故，来喻示儿子。
母亲对李嘉诚平静地说道：很早很早之前，潮州府城外有一座古寺。云寂和尚已是垂暮之年，他知道自己在世的日子不多了，就把他的两个弟子——一寂、二寂召到方丈室，交两袋谷种给他们，要他们去播种插秧，到谷熟的季节再来见他，看谁收的谷子多，多者就可继承衣钵，做庙里住持。云寂和尚整日关在方丈室念经，到谷熟时，一寂挑了一担沉沉的谷子来见师父，而二寂却两手空空。云寂问二寂，二寂惭愧道，他没有管好田，谷种没发芽。云寂便把袈裟和瓦钵交给二寂，指定他为未来的住持。一寂不服，师父道：“我给你俩人的谷种都是煮过的。”
李嘉诚悟出母亲话中的玄机——诚实是做人处世之本，是战胜一切的法门。李嘉诚为自己所做的事，流下悔恨的眼泪。
翌日，李嘉诚回到厂里，工厂仍笼罩在愁云惨雾之中。李嘉诚召集员工开会，他坦诚地承认自己的经营错误，不仅拖垮了工厂，损害了工厂的信誉，还连累了员工。他向这些天被他无端训斥的员工赔礼道歉，并表示，经营一有转机，辞退的员工都可回来上班，如果找到更好的去处，也不勉强。从今后，他保证与员工同舟共济，绝不损及员工的利益，而保全自己。
李嘉诚说了一番渡过难关、谋求发展的话，员工的不安情绪基本稳定，士气不再那么低落。
紧接着，李嘉诚拜访银行、原料商、客户，并分别向他们认错道歉，祈求原谅，并保证在放宽的限期内一定偿还欠款，对该赔偿的罚款，一定如数付账。李嘉诚丝毫不隐瞒工厂面临的空前危机——随时都有倒闭的可能，恳切地向对方请教拯救危机的对策。
李嘉诚的诚恳态度使他得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的谅解，他们都是业务伙伴，长江塑胶厂倒闭，对他们同样不利。银行放宽偿还贷款的期限，但在未偿还贷款前，不再发放新贷款。原料商同样放宽付货款的期限，对方提出，长江厂需要再进原料，必须先付70%的货款。
客户虽然态度不一，但大部分还是做了不同程度的让步。有一家客户曾把长江厂的次品批发给零售商，使其信誉受损，经理怒气冲冲来长江厂交涉，恶语咒骂李嘉诚。李嘉诚亲自上门道歉，该经理很不好意思，承认他的行为莽撞，还说李嘉诚是可交往的生意朋友，希望能继续与其合作。他还为长江厂摆脱困境出谋划策。
李嘉诚的“负荆拜访”，达到初步目的。他却不敢松一口气，银行、原料商和客户，只给了他十分有限的回旋余地，事态仍很严峻。
积压产品太多，库满为患。这之中，一部分是质量不合格，另一部分是延误交货期的退货，产品质量并无问题。李嘉诚抽调员工，对积压的产品普查了一次，将其归为两类，一类是有机会做正品推销出去的，另一类是款式过时，或质量粗劣的。
李嘉诚如初做打工仔那样，马不停蹄地到市区推销，结果正品卖出一部分。他不想被积压产品拖累太久，全部以极低廉的价格将积压产品卖给专营旧货次品的批发商，在制品的质检卡片上，一律盖上“次品”的标记。
李嘉诚陆续收到货款，然后分头偿还了一部分债务。
在危机之中，原来的一些亲戚朋友，有的对李嘉诚敬而远之，生怕他开口借钱或带来麻烦；有的来电话，或主动上门，为李嘉诚分担忧愁，安慰激励，献计献策，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李嘉诚又一次体验到世态炎凉、人情冷暖。
每个人都难免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弱点，李嘉诚求发达，丝毫不含报复的成分，他后来发达，成为一名巨富，不计前嫌，仍与这些在危难中曾疏远他的亲友保持来往。
危难见人心，路遥知马力。李嘉诚正是靠那些真诚亲友，获得新订单，筹到购买原料、添置新机器的资金。被裁减员工又回来上班，李嘉诚还补发了他们离厂阶段的工薪。长江塑胶厂出现转机，产销渐入佳境。
1955年的一天，李嘉诚召集员工聚会。他首先向员工鞠了三个躬，感谢大家的精诚合作。然后，他用难以抑制的喜悦之情宣布：“我们厂已基本还清各家的债款，昨天得到银行的通知，同意为我们提供贷款。这表明，长江塑胶厂已走出危机，将进入柳暗花明的佳境！”
话音刚落，员工顿时沸腾起来。散会前，每个员工都得到一个红包，是由李嘉诚亲自分发的。
夜深沉，海风裹挟着丝丝凉意。忙碌了一整天的李嘉诚，爬上附近的一座小山岗，极目远眺中区的万家灯火和海域中行走的巨轮，他陷入了沉思之中。
由于当时塑胶行业竞争激烈，如果某个企业一帆风顺，必然会遭到其他企业的排挤，排挤的过程中，各种正当和非正当的竞争方式都会出现，刚走出困境的长江塑胶厂同样遇到了这样的情况。
长江塑胶厂刚要重新起步，报刊上就登出了长江塑胶厂破旧的厂房照片，这些照片会让人觉得这个企业的生产条件如此落后，一定没有远大的发展前途，而这正是同行业的某些竞争对手希望看到的。
经过上次企业几近倒闭的磨难后，他充分感受到作为一个企业带头人的重大作用。面对眼下的情况，李嘉诚变得异常冷静，大脑也比较清醒，他开始积极思考解决问题的策略。
很快，李嘉诚有了主意。他拿上这份报纸，带上自己企业的产品，开始走访香港的各个代销商。见到代销商后，李嘉诚会诚恳地对他们说：“我们的企业尚处于创业初期，厂房正如报纸上曝光的那样破旧。生产条件虽然不好，但这并没有影响我们企业的产品质量，欢迎到我们厂参观考察，如果觉得满意，我们非常愿意合作。”然后把产品给代销商看。
李嘉诚就这样走访了近百位代销商，其中的辛苦可想而知。代销商们被李嘉诚的真诚和坦率打动了，再加上他的产品质量相当好，实在无法挑剔。不久，很多代销商纷纷在长江塑胶厂订货。由于李嘉诚的正确策略，塑胶厂这次没有遭到不幸，而是呈现出一番兴隆景象。
李嘉诚回首这段岁月时说：
“信誉、诚实，也是生命，有时甚至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
李嘉诚经商箴言：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我认为一生中做很多事，确是付出金钱、时间和心血去贡献别人，这令我一生引以为荣和自傲。
2.用好大手笔，该出手时就出手
大商人在做生意时难免出现这样一种可怕的情况：就是受多种原因驱使，在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非做不可的心理，也就是被人们称作“买古董”的心理。一旦持有“买古董”的心理，就难免心浮气躁、意气用事，甚至盲目投资，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李嘉诚在收购地盘和公司时，一般都会有底限，在底限之内，会毫不犹豫迅速出手。因为在这种收购战中，各路好手云集，只有该出手时迅速出手才能抢占先机。
一般来说，当一个人具有相当经济实力时，容易做到心平气和，在投资时也容易保持乐观；而经济实力相当有限的人，心情比较浮躁，容易急功近利。这虽然是自然之理，但是，如果一个人想从小做大就有必要修炼自己的心性，戒除急功近利心理，只有这样才能冷静决策，做成大事。
与置地公司竞标地铁时，李嘉诚曾经以压人的气魄一路追高，最终击败当时仍实力雄厚的对手。李嘉诚之所以在这场竞争中丝毫不做出让步，不是因为他的心浮气躁和急功近利，而是因为他抓住了对手置地公司的弱点，在心中有很大胜算的前提下才奋力与其竞标的。
李嘉诚在扩大经营规模过程中的一次次投标中表现出了大智大勇，于是媒体将他本人称为“擎天一指”。其实，“擎天一指”是就李嘉诚强大的经济实力而言的。拍卖场上，一掷千金、博尽取胜的赌徒式的竞投者并不少见，众多英商华商在竞拍过程中表现出了横扫千军、力挫群雄的英勇气概，誓将竞争对手强压下去，于是拍卖场上陆续出现了许多次让人难以忘记的竞价高潮。
李嘉诚虽然被称为“擎天一指”，但是在拍卖场上，他却显得异常冷静。因为在他看来，无论是购买土地还是公司，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如果在竞标的过程中，有人因为赌气不再顾及是否盈利而将价钱叫得过高，在这种无利可图的情况下，自己就没必要与他抗衡到底。再说，竞拍的东西不一定都是稀世珍宝，又不是非买不可。今天不买，明天、后天、将来都可以买。这次买不上，下次仍可以买其他的东西。如果因为较劲，即使在竞标中得到了此物，它也只会是一块烫手的山芋，让你骑虎难下。
但有一点，如果利润丰厚，李嘉诚还是会凭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力压群雄的。
1987年11月27日，多年未在香港官地拍卖场露面的李嘉诚引起了记者的关注，他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都牵引着摄像机镜头。
那天政府要拍卖的是位于九龙湾的一幅官地，这幅官地占地面积为24.3万平方英尺，底价设为2亿港元，每口竞价为500万港元。
拍卖刚开始，李嘉诚与对手连叫两口后，底价刷新两次，由以前的2亿港元变为2亿零5百万、2亿1千万。
一个熟悉的声音在拍卖场的一角响起：“2亿1千5百万！”叫价的这个人便是有“飞仔”之称的合和老板胡应湘。他早年在美国留学，毕业于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土木工程系学士学位。李嘉诚与胡应湘颇有交情，可以称得上情谊弥笃。李嘉诚初涉地产时，曾向他请教过，二人先后有多次合作。此时二人同时出现在拍卖场上，李嘉诚回过头对胡应湘微微一笑，胡应湘亦报以微笑。
就在两人联络感情的短暂时间内，地价已经被竞抬至2亿6千万。
此时的李嘉诚不再一口口喊价，“3亿！”李嘉诚连跳8口的做法顿时便轰动了整个拍卖场，竞价高潮由此呈现。
胡应湘毫不示弱，他如雄狮般大吼道：“3亿5千5百万！”拍卖场的氛围更加热烈，胡应湘的一声大吼自然将这次的拍卖会推向另一个新高潮。这二位一直交好的老朋友此时却较上了劲，正印证了那句俗语：商场无父子。商人在商言商，在商业竞争中，无论双方有怎样的交情或有多特殊的关系，他们都会暂且将其搁在一边。
很快，一些地产大亨如郑裕彤等人先后加入了这场明战之中，高潮仍在继续。此时，李嘉诚的副手周年茂已经不声不响地坐到了胡应湘的副手何炳章旁边，二人窃窃私语后，胡应湘退出竞投，成为了旁观者。
叫价一路上涨，当涨至4亿港元时，全场的气氛变得异常紧张，因为此时的叫价已经高出了底价的一倍。除了特殊性质的拍卖会外，任何一场拍卖会中，一旦出现了此种情况，都会让全场哑然，因为这个时刻往往是最关键的时刻。
正当各方的竞投者们在心中权衡利弊的时候，被称为“擎天一指”的李嘉诚再次举起了要价牌，“4亿9千5百万！”李嘉诚的这一叫价过后，无人再敢迎难而上。
超人李嘉诚夺得了这幅官地。
接着，李嘉诚便当场宣布，这幅官地是他与胡应湘联合得到的，计划用它发展大型国际性商业展览馆。
一位地产分析家论道：“据本人估计，李嘉诚把此幅官地的最后投价定为5亿港元。这个价可说是参与竞价的各方心定的最高价。有人会将其定在4亿港元，有人会定在4.5亿港元，各家有各家的算盘。李嘉诚是地产金指头，他开发的土地和物业，盈利往往高出同业。故他出价4.95亿港元，仍有厚利可图。
“竞价进入高潮，很容易出现情绪化，冲动之下，有人便会不管死活，非得做赢家不可(这次倒无这样)。如是这样，李嘉诚必会退出，以成全对手风头。”
拍卖会后，有记者采访李嘉诚：“都说您是拍卖场上‘擎天一指’，志在必得，出师必胜，可您有时为何还是中途退出？”
李嘉诚幽默地回答道：“那是因为这已经超过我心定的价。你们没看到我想举右手的时候，就用左手用劲捉住；想举左手，就用右手捉住。”
李嘉诚该出手时就出手，他的大手笔令其他竞投者因折服而沉默。不仅如此，在拍卖场上，他还善于及时与竞投对手胡应湘沟通，将两人的竞争关系转变为合作伙伴关系，李嘉诚的智谋和勇气也因此被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
经商的目的是谋利，李嘉诚始终坚持这一原则。在竞标的过程中，他从不带有情绪，一切从利益出发，能拉拢的就拉拢，不能拉拢的也不与他硬碰硬，成全他的风头。
通过这样的方式，李嘉诚陆续地买进了许多地皮，为其在地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丰足的资源。
李嘉诚如此灵活的手腕是他成就大业的基础之一，值得众多在商场中打拼的后人借鉴。
李嘉诚经商箴言：
好的时候不要看得太好，坏的时候不要看得太坏。
3.只有盈利的生意，没有永远的生意
在生意场上有一句话：只有盈利的生意，没有永远的生意。虽然不知出自何人之口，但的确一语中的地道出了生意场上的真谛。这就揭示了投资者的本质特征：买是为了卖，在买卖的过程中牟取利润。李嘉诚一生都在买和卖，但从不被一项生意长期套住而无法脱身。反而，李嘉诚从事多项商业经营并游刃有余，利润也滚滚而来。
李嘉诚说过这样一句话：“不要与业务‘谈恋爱’，也就是不要沉迷于任何一项业务。”从李嘉诚这句经典的经商言语中可以看出他的经商观。那就是作为一个商人，在商场中必须要用自己的理智战胜自己的情绪，一切以盈利为中心。有利可得，便奋力求之；无利可图，便毅然放弃。另外，水满则溢，月盈则亏。世间万物皆如此，业务也不例外。任何一项业务，有其高潮期，就必会有低落期。当一项业务走向低谷时，从中能够获得的利润自然会减少，如果对它抱有感情，不积极地进行自我调整，商人本人必然会伴随着这项业务的衰落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
李嘉诚是这样看经商的，他也是这样做的。面对任何一项业务，李嘉诚都会根据此业务的发展前景来考虑，他的取舍不在于业务的性质如何，而在于从中是否能够获得利润或获取多大的利润。当然，对于带有违法性质的业务，李嘉诚是绝对不会参与的。
李嘉诚能够做到这一点，与他的经商经历是分不开的。在经商的过程中，自己经历过失败的痛苦和教训，也从很多前辈或同辈的身上学到了许多经验，吸取了许多教训。有着丰富经商阅历的他不断地自我反省和磨炼自己，进而走上了一条只属于他自己的成功的经商之路。
李嘉诚的经商观直接影响着他的做法。在投资的过程中，他善于捕捉商机的独到眼光和大气的投资方式让他盈利颇丰。
1987年，李嘉诚在短短半小时的时间内便定下了一个金额巨大的投资计划。他斥资3.72亿美元购买了5%的英国电报无线电公司股份，该公司的股票是一种可以长期保留的明星股。
3年过后，该无线电公司的股票价格上浮，李嘉诚同样以惊人的速度将手中持有的该公司股份一并抛出。在这一进一出间，李嘉诚从中净赚现金近1亿美元(约合7亿港元)。
李嘉诚是一个经商细胞极为活跃的大商人，他的做法自然令人匪夷所思。但有一点，李嘉诚在进行大的投资之前，总会进行一番深刻考虑的。在有很大的把握后，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快速出击，以便实现利润的最大化。
李嘉诚大进大出的商业决策不止这一次，他总是能够抓住机会，十分巧妙地盈利。对债券的购买也能体现出他精明的商业决策。
众所周知，购买债券是一种保守投资。这种投资方式虽然风险不大，但是债券持有人只能享受比定期存款较高的利息，根本无法分享公司红利。要说明的事，这里指的债券是普通债券。
李嘉诚对这种普通债券没有太大的兴趣，他购买的大部分债券都是可转换债券。可转换债券的优势大大高于普通债券。这种债券一般有1～3年的期限，在这个期限内，如果债券持有人看好该公司业务，认为该公司业务有着良好的发展势头，可以将持有的债券换成该公司股票，以便从股价的上涨中得到更大收益。另外，债券持有人也可以保留债券，等到期满后便可以收回购买债券所投入的本金和利息。
这种可转换债券收集债券和股票优势于一身，它既有普通债券风险小的优势，又能够适时转化为股票。它的灵活性和优越性是普通债券所不具有的。
1990年，李嘉诚开始了又一轮的投资，同样是大手笔。他先后购买了约5亿港元的合和债券和爱美高、熊谷组、加怡等13家公司的可转换债券，累计花费的资金多达25亿港元。李嘉诚将种子播撒出去，只等收获了。
事实再一次证明了李嘉诚的独到眼光。
胡应湘旗下的合和发展态势良好，表现得甚为出色。它一路狂奔，陆续将广东虎门沙角电厂、广州市环城高速公路、广深珠高速公路及泰国架空铁路等大型工程的兴建合同收入囊中。合和一时名声大噪，出尽风头，在同行中遥遥领先。
李嘉诚心中暗喜，立刻将手中的合和债券兑换成股票。3年的期限满后，李嘉诚当年用5亿港元购买的债券升值近4亿，账面盈利达3亿多港元。不光如此，李嘉诚购买的其他债券也让他得到了不错的收益。
从李嘉诚的投资中可以看出，他从不钟情于哪一种股票或债券，生意就是生意，能够挣上钱，就马上将其抛出。事实也正如此，股票和债券只是公司用于发展自身的手段，它只是一种客观物质，是没有感情的。如果对它产生了感情，就会错过其他有丰厚回报的投资项目。作为投资者，还是理性些为好。
李嘉诚经商箴言：
中国古老的生意人有句话说：“未购先想卖”，这就是我的想法。当我购入一件东西时，会作最坏的打算，这是我在99%的交易前，所要想的事情：只有1%的时间，是想到可赚多少钱。
4.必争之地必有必争之利
物竞天择，无论人类社会还是自然界都存在激烈的竞争，竞争促进了发展。人生在世，一味无原则地退让只能意味着失败，在原则问题上绝不能动摇。商场上更是如此，在巨额利润的驱动下，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双方往往倾其全力去夺取对胜负具有决定意义的关键目标。
人生是残酷的，竞争是激烈的。无论你曾经取得过多么辉煌的成绩，要想更好地生存下去，就得有竞争意识。竞争随处可见，作为一个商人，李嘉诚同样需要面对激烈的竞争。
李嘉诚为人处世以谦和著称，尽显君子之风。但是在商业竞争中，为了寻求利益，他也会当仁不让。在有些时候，久经商战的他同样会“以势压人”。
9号码头的发展和经营权，最终会花落谁家？夺标呼声最高者，非超人莫属。
李嘉诚旗下的国际货柜码头公司，在葵蒲坐大。20世纪80年代，葵蒲集装箱港共有6个码头，国际货柜码头公司占了一半，即2号、4号、6号3个码头，其他3个码头由其他集团分别拥有。
1988年4月，拥有葵蒲半壁江山的李嘉诚以44亿港元在政府投标中投中，获得了7号码头的发展经营权，7号码头有3个泊位。
两年后，国际货柜码头公司和现代货柜码头公司与中国航运公司联合投得了8号码头，该码头在昂船洲西北填海区，共有4个泊位。
经过这一系列的投标后，李嘉诚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货柜码头大王。国际货柜码头公司拥有同行业近70%的市场，显然是同行业中的绝对霸主。
李嘉诚从来都不会安于现状，他要继续发展。
随着香港经济的迅猛发展，国际航运越来越集装箱化。在这种形势下，葵蒲现有和兴建中的货柜码头越来越难适应形势发展。与此同时，9号码头的选址和招标开始了。面对大形势的变化，适者生存。李嘉诚踌躇满志，对9号码头抱有必得的志气。
在争夺9号码头前，李嘉诚占有地利、人和。因为，当时国际货柜公司业绩惊人，并且有着丰富的发展码头经验和经营经验，素有“葵蒲地头蛇”之称。另外，李嘉诚与各个方面都有着良好的人际关系，在港府决策机构立法局中最能体现出来。当时的港府机构决策立法局中，9名非官方议员中竟有6位是李嘉诚的私下“幕僚”。事出必有因，这6位“幕僚”都是长实集团的“特邀”董事，每年都可拿到不菲的酬金。由于港督又身兼行政局主席，行政局通过的决议，港督通常不会否决。
李嘉诚占据着地利人和，如果情况不发生急变，李嘉诚对9号码头的争夺，一定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1992年7月，英国职业政治家彭定康接替了卫奕信的位置，出任香港总督。彭定康到达香港后不久，便对葵蒲码头进行了考察。当时正值国际货柜码头公司举行处理2000万个货柜庆贺盛典。有好事者评议道：李氏与其说是庆贺自己，不如说是借盛典之名来取悦港督。
9号码头是一块肥肉，各个财团都有意角逐。但是，当他们看到彭定康与李嘉诚父子晤面时的微笑，如寒天里淋了一身冰水，对争夺9号码头顿时丧失信心。
可是，事情并没有按照李嘉诚及其他各个财团想象的那样发展。彭定康上任后，在港府内大动干戈，撤换了一批议员，使得李嘉诚在港府内经数年建立起来的关系毁于一旦。彭定康如此做法，是一种常见现象，并非特意针对李嘉诚。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新官上任，大都喜欢提拔新人。彭定康也是如此，他是按照自己的“政改”方案进行的。
彭定康的无意之举竟然给李嘉诚带来了巨大的障碍，让李嘉诚对9号码头的必得信心有所减退。
先前，与李嘉诚关系甚密的行政局议员公开发表言论，主张宜将码头公开招标，出价最高者得标。这与国际货柜公司竞投先声口径完全一致。如果是这样的话，自然无人敢与握有百亿现金的李超人相争。因为，即使愿意倾家荡产，还是拿不出李超人那么多钱的。
可现在的情形不同了，与李嘉诚关系密切的议员下台后，新一届行政局议员们在9号码头的争夺中，他们不愿意做李嘉诚的“御用议员团”。结果，9号码头的招标方式不再是公开招标，改为协议招标。这种招标方式不是仅以出价高低为标准，它需要考虑竞投者的综合条件。
可是，综合条件是个软指标，灵活性太强。不过，在李嘉诚看来，国际货柜公司的综合条件很好，虽然对拿下9号码头没有必胜的把握，但此时的他在货柜行业中实力仍然超群。
协议招标传出后，那些信心有所丧失的财团蠢蠢欲动。结果，超人败北。港府将9号码头的4个泊位批给英资怡和与华资新鸿基等财团，由他们兴建并经营此码头。
这时候，又会有人问道：彭定康是不是有意为难李嘉诚呢？
1991年，彭定康任英国保守党主席期间，李嘉诚曾向保守党捐赠过一大笔资金。彭定康即使不投桃报李，也不至于恩将仇报。因此，李嘉诚在国际货柜码头公司庆典日上能够顺利邀请到彭总督前来参加，并视察葵蒲。
其后不久，彭定康邀请李嘉诚进入“总督商务委员会”，李嘉诚婉言谢绝后仍无法摆脱邀请，结果他让儿子李泽钜进入总督商务会，成为最为年轻的委员。此事在全港引起一片哗然，同样成为臆事者认定超人与总督关系的佐证。
然而，舆论普遍认为，港府确有削弱李嘉诚在货柜码头垄断地位之意。
按国际通则，一家公司市场的占有率达五成以上，则可以认定该公司已经在此行业中处于垄断地位；若市场占有率达七成以上，则是高度垄断。经济学家和法律专家均认为，垄断不利于产业的发展，也会让政府管理失控。因为，处在垄断地位的厂商可以垄断价格，因为在同行业中无竞争对手或对手太弱而安于现状，不思改革，导致该行业在技术上不能够紧跟时代潮流发展。香港政府没有像其他国家和地区那样制定反垄断法(该法核心是遏制垄断方的发展，扶植实力弱的一方)，在企业的经营发展方面，它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
但是它会在一定的权限内，以“均衡”作为抉择的一个因素。国际货柜码头公司垄断香港市场，便遭到了欲夺9号码头的各个财团的抨击。李嘉诚没有得到9号码头，难免与此有关系。在选择9号码头发展商时，李嘉诚被排斥，港府另选与长实实力相当的英资怡和与华资新鸿基两个财团，便是这种“均衡”的体现。
后来，一位财经分析家说：“凯瑟克家族雪洗了当年痛失遮打金钟地铁上盖发展权的耻辱，李嘉诚成了纽璧坚第二，不过两者失利的缘由不同。置地号称中区地王，实际上所拥有的物业地盘不及一成，纽璧坚是大意失荆州，而李嘉诚控有货柜码头的七成，是真正的擂主。超人失利，非本人努力不够，故仍可歌可叹。”
9号码头发展权的争夺战，李嘉诚败给了对手李兆基的财团，二李之间的这场“面子”大战随机爆发。
其实，商业界最看好的，是李嘉诚财团于20世纪80年代后推出的大型屋村计划，步入20世纪90年代，进入收获旺季。以茶果岭的丽港城为例，第一期工程于1989年3月开工，第一批楼于1990年5月推出，每平方英尺售价为1700港元。而到次年5月底，每平方英尺飚升到2100港元以上。这个大型屋村是长实与和黄共同发展的，地产经纪商估计，发展商在此项大型工程获利润约56亿港元。
1991年财政年度，长实公司盈利48亿多港元；1992年盈利62亿多港元。
1993年8月19日，长实集团宣布上半年(截至6月30日止)盈利情况，长实盈利45.3亿港元，和黄纯利则为25.2亿港元。长实、和黄两公司主席李嘉诚表示，下半年盈利会优于上半年。
据《资本》杂志1993年11期刊文估计，长实一公司的售楼收益，1994年将达70亿港元，1995年可达87亿港元。
又据《资本》杂志1990年2期公布的资料，1979-1989年的10年间，长实盈利112.4亿港元，和黄盈利139.2亿港元。
香港楼市的涨幅，远远高于物价的平均涨势。香港各业形成千军万马“攀楼”的汪洋之势。财大气粗的新手加入，使竞争激烈的楼市竞争愈加激烈。
报章杂志、电视广播，各发展商和代理商的广告争奇斗妍，触目皆是，充耳便闻。现在广告又纷纷走出境外，在他国异地大做特做，以招揽境外的买家。
“售楼团”风起云涌，有冷气专车接送，还提供免费饮料午餐。所看的楼宇自然在新界，有不少“闲情者”借此作“一日游”，这项“亏本”项目，使各商家仍乐此不疲。一位地产经纪商一语道破天机：“只要有一个买家，全团费用就可捞回。”楼市看好，一团岂止一个买家？
李嘉诚的楼宇单位，一部分由公司售房部直接发售，一部分派给多家代理商包销。一处屋村就有若干代理商，李嘉诚多管齐下，售楼风头之劲，一时无两。
“吉屋白蜡烛”事件，使得楼市大赢家李嘉诚满脸“黑糊糊”。
事情是这样的，李嘉诚在风水颇佳的海怡半岛屋村兴建的住宅楼宇信誉良好，看楼者众多，自在常理之中。然而，当买家去参观吉屋(香港称空屋为吉屋，含吉祥之意)，突见吉屋里燃有几支白蜡烛，顿时吓得魂飞魄散，疑神疑鬼。迷信之人，联想起死人丧礼之白蜡烛，吉屋何有吉气？乃死屋也。
此事不止发生一次，也并非海怡半岛一处。谁碰着，谁倒霉，传媒一渲染，会吓走一批置业者。是何人所为呢？未查到肇事人。有人说是发展商，有人说是发展商委托的几家代理商。这至少表明，同行业进入恶性竞争。
1994年10月，一位资历颇深的行内人士表示，过去蓝筹发展商(注：均是进入恒指成分股的大地产公司)的竞争阵地在广告宣传，在减价促销，现在他们转移到提供的按揭方式上。他们先对抗银行自办按揭，接下是同行业比拼。你七成，我就八成；你八成，我就来个九成。这样，买家所获的最优按揭，首期只付一成楼款。
这只有长实这一类的地产巨头，具备这般雄厚的实力。有的发展商按揭比例虽不高，却在供款期限上提供优惠。
9号码头一役失利，李嘉诚心有不甘，于是准备在房地产上与李兆基展开对决。
李嘉诚的长实与李兆基的恒基，在新界马鞍山均有大型商居楼盘，长实的叫海柏花园，恒基的叫新港城，两个楼盘群仅隔一条马路，二李在经过先前的较量后，这番再次比拼。
第一回合始于1994年底，李嘉诚先声夺人，减价推出海柏花园，短时期就卖出800余个单位，致使李兆基的新港城看客锐减。李兆基急忙还招，也来个减价售楼。
1995年夏，恒基兆业将推出第四期最后一座楼宇，李兆基精心策划，秘密筹备，准备打得对手措手不及，闹个满堂红。
7月13日，恒基宣布以先到先得方式开售248个单位，售价为l100元/平方英尺，比二手价还便宜。恒基还推出九成按揭，住户只要交一成的楼价就可以入住。更新鲜的是恒基搞幸运抽奖，十分之一的中奖率，中奖者可得10克黄金。
装修示范单位是效仿长实的一贯做法，但恒基另有创新。聘请著名设计师萧鸿生推出8款装修，可供买家任意选择，最便宜的一款仅4万多港元一套单位。8款各具特色，最贵者也不至于贵到离谱，极易为买家接受并欣喜。
14日恒基安排看楼。公司安排免费巴士不停往返沙田广场至新港城之间。私车看客，可获3个小时免费泊车。看客免费享用早餐晚餐，这又是吸引看客的条件之一。
毋庸置疑，是日必有大批睇客涌至新港城。
聪明的李嘉诚，岂会错失马鞍山看客如云的良机？他做了一个非常合算的安排。13日晚，长实从媒介获悉恒基的楼价后，马上将新港城对面的海柏花园定价电传给各传媒，每平方英尺售4040港元，较新港城的平均楼价要低许多。
本来，长实还没这么快推出新楼单位，但担心欲在马鞍山置业的买家会被恒基抢去大半。故在14日，便火速请名师高文安设计监做示范装修单位，好赶到15日向看客开放。时间太仓促，示范单位非实楼，而是模型。
14日晚，长实董事洪小莲出席一个酒会时向记者表示：“我们的海柏花园比新港城优胜很多。”
一般竞争对手在公众场合，尽可避免过激语言，尤不宜直言不讳褒己贬他。一周刊评议道：“这个破天荒的评论，掀开了李嘉诚和李兆基马鞍山之战序幕。”两强对撼，在售楼现场更呈剑拔弩张之势。
恒基造声势到16日星期天步入高潮。皇客如潮。周一起，就有买家提前排队，等周二正式发售。
长实见势不妙，又出“新招”——周一晚11时左右，就在排队候新港城发售的人龙前(已有180余人连夜排队)，挂出一条醒目的长幅：“海柏花园每尺仅售3275元起！”
这大概是同业竞争最可怕的情景——顶烂市。一时间，新港城排队的人龙缩了一截，跑掉很多人。虽然到天亮和当日，有买家加入，但结果不尽如人意。据《二李决战马鞍山》一文报道：“翌日，新港城248个单位开售，恒基只派出寿号(注：凭寿号可购单位10个)过2亿，反应不及嘉湖的楼宇，首天只卖出七八成单位，较预期逊色。”
单位公开发售，本是黄牛党赚钱的好时机，真正的买家须从黄牛党手中购买二手、甚至三手四手的寿号。
如此淡市，黄牛党叫苦不迭，内部认购的代理商怨声载道，李兆基更是有苦难言。记者采访李兆基，李氏尽可扮出轻松状，表示不会再减价与海柏对撼：“我都平了许多啦，对面实际上还只是平几十蚊一尺，只要楼盘好，买家就不会计较这几十蚊。”
李兆基总算沉得住气，不再与超人顶烂市。几天后，249个单位好歹推了出去，人们联想起美丽华收购战，李兆基力挫超人，胜券在握。这次马鞍山比拼，长实虽未令恒基铩羽，也总算杀了一杀李兆基处处与超人争锋比肩的气焰。
地产经纪界人士认为，马鞍山一役，标志着李嘉诚在楼市游刃有余、风骚独领的大好光景即将成为历史——这确实有些耸人听闻。
人们记得在1991年，李嘉诚为表示对香港前途的信心，向公众许诺将在6年间，在香港投资400亿港元(注：不包括股票债务类的间接投资)。稳重的李嘉诚不会随便抛出，而是要寻找有利可图、切实可得的项目。
有人担忧，李嘉诚恐难兑现自己的诺言。这种担忧，并非仅仅指楼市竞争激烈、货柜码头拓展失利，而是整个地产界后院失火。
在这场争战中，双方招数迭出，甚至出现互相诋毁和顶烂市的情况，实在不像两位商界大亨所为。
李嘉诚在经商过程中，一向不抱有“买古董”的心理。但在这一役，他却一反常态，不惜一切代价，非赢不可。李嘉诚之所以这样做，是有一定原因的。
继9号码头争夺失利后，李嘉诚在对美丽华的收购中，李兆基又半路杀出，令李嘉诚半途而废，功亏一篑。超人无往不胜的风头受挫，对其形象及信誉度都有影响。
如果马鞍山战役再落败，就难免令人对超人产生“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疑问。其负面影响会立即显示在股市上，并波及其所有事业。
股市的号召力来自于股东及股民的信心。小股东及股民的信心又来自于大股东的形象、信誉及实绩。所以，李嘉诚誓要挫败李兆基，从商业角度考虑，属精明之举。
李嘉诚经商箴言：
人们赞誉我是超人，其实我并非天生就是优秀的经营者。到现在我只敢说经营得还可以，我是经历了很多挫折和磨难之后，才领会到一些经营要诀的。
5.广告宣传带来无限商机
美国著名企业专家卡鲁曾经深有感触地说：“广告是看不见的金子。”李嘉诚擅长做广告，利用许多有利的时机为自己的产品大做广告宣传，而且十分自然到位，毫无矫揉造作之嫌，广大客户也乐于接受。李嘉诚的事业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广告宣传为他带来的无限商机。
数年前，第二代移动电话面市之初。在官地拍卖会上的李嘉诚突然离席到场外，掏出个大哥大打电话。
当时许多记者追上去，抢拍下这个镜头，次日照片就出现在香港的大小报刊上。许多家报刊还配上了这样的妙文：
超人推销有绝招，为和黄的摩托罗拉做广告，并且是不花钱的广告。这么多的记者拍照，这么多的报刊刊登，到哪去找超人要广告费？人们纷纷称李嘉诚广告手段之高妙。
总算有负责的报章，当然也得倚仗记者的拍摄角度好，最后澄清的事实是：依放大的照片，此大哥大非摩托罗拉，恰恰是和黄的竞争对手代理的牌号。此大哥大哪里来的？也许是向旁边人借的，反正超人未为下属公司做广告。
但是，没有空穴来风，没有无风的波浪，这一次关于李嘉诚为自己产品做广告的说法虽然子虚乌有，但是李嘉诚善于为自己的产品做广告这一点却不容否认。
李嘉诚是一个广告大师，一个随心所欲、能在举手投足中完成一个广告并取得良好效果的广告大师。
现举几例如下：
李嘉诚拥有好几款轿车，名车、大众车皆有。
他有一部劳斯莱斯，买下已近30年。李嘉诚说，他自己绝不会用，只有陪客才劳驾它代步。李嘉诚的意思是，坐太名贵豪华的车，恐会使自己贪恋奢侈，忘记勤俭。但是现在，李嘉诚多数是坐日产总统型房车。
李嘉诚开始拥有时，这种房车名气并不大——香港人仍偏执的青睐欧美名车，而认为日本只配生产皇冠、丰田、本田等价廉省油的大众车。
李嘉诚具有名人广告效应，他拥有日产总统型房车，令此车身价大增，香港富豪纷纷选购此车，作为欧美名车的调剂，该车的配额，原少人问津，现在趋之若鹜。
当记者惊奇地发现，原来日产总统型房车为李嘉诚参股的中泰合诚汽车公司代理经销时，不禁瞠目——如此推销术，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李嘉诚的名人广告效应，大大拓展了一种车的销路。李嘉诚未为总统型房车做一句话的宣传，但他的选择比任何广告更具威力。
精明的商家可以将商业意识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件事中去，甚至是一举手一投足。充满商业细胞的商人，赚钱的机会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李嘉诚对隐形广告的运用可谓炉火纯青。
长江集团的盈利大头一直来自楼市。
由于楼利滚滚，楼市的竞争异常激烈，楼市广告争奇斗妍。传统的屋村现场广告，均是大幅宣传画和霓虹灯等。李嘉诚别出心裁，在天水围的嘉湖山庄放激光广告。两个大型激光发射器，安装在楼顶，入夜便发射出多组五颜六色、形态各异的激光广告画面，甚为壮观。
1996年春节，长实集团发展的嘉湖山庄举行丰富多彩的贺岁活动。除了舞龙舞狮这些传统项目，别出心裁、花样翻新的是一副挂在大厦外墙的对联，十分令人瞩目。
该对联宽25英尺、长175英尺，约18层楼高，颜色以红、金为主，象征鸿运当头、财源滚滚。
对联上面写着“嘉湖千家贺新岁，山庄万户庆春风”14个大字，气势磅礴地俯瞰整个天水围区，令整个地区平添了不少新春气息，为区内及于春节期间前往天水围区的市民带来好运。这副对联因其奇大而成为春节期间人人争谈的话题。
此外，大年初七，香港公益金与长实举行全港首次新界西北区公益金百万行。李嘉诚、李泽钜、洪小莲、李业广等出席。
年初七是“人日”，李嘉诚特地向采访百万行活动的记者大派红包，每封200港币，出手阔绰。
香港《信报》报道此事说：“李超人每年只象征式收长实董事袍金5000港元，但昨天收到‘超人’利是(红包)的记者保守估计也有四五十人，‘超人’支出肯定不止5000港元，然则今年‘超人’的董事袍金已一次耗尽！”
春节是中国人的第一大节，此时最容易沟通感情。李嘉诚深谙人们心理，抓住这个大好时机，利用贺岁活动拉近与人们的距离，推介嘉湖山庄。
平时给记者派利是有贿赂之嫌，过年派利是天经地义、自然大方。取悦记者，实际上也是在通过记者制作广告。
过一个春节，喜庆之中，李嘉诚还赋予了并不显得刻意却实实在在的商业意识，不愧是商界超人。
有人说李嘉诚举手投足皆广告，这未免说得过分了，但要说他善于取得随心所欲的广告效应，应当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这说明，李嘉诚的广告意识已经深入到了他的日常言行之中，也表明了一般商人与李嘉诚的差距之所在。
李嘉诚经商箴言：
能够将书本知识和实际工作结合起来，那才是最好的。光读书不能把事做好，不读书就做事也行不通。
6.求变图新，延续自己的财富神话
社会在不停地发展变化，只有与时俱进，才能够不被社会淘汰。商人也应该顺应时代变化，在新的时代，应以新观念、新思想谋求发展。
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比尔·盖茨以数百亿美元的家产和一本《未来之路》成为全球热点人物时，亚洲的经济评论家们一致认同，在知识经济即将到来的时代，香港以李嘉诚为代表的那些靠地产、航运、港口致富的传统型富豪，将会很快被淘汰。
然而事实证明，这些经济家的推测是错误的。李嘉诚、李泽钜、李泽楷父子三人有着与时俱进的经营观念，于世纪之交，他们靠着网络，在不到半年时间内，竟足足赚了2000亿港元。此时，李氏家族的总资产在世界排行榜中已进入前5名。李超人父子三人俨然成了亚洲高科技产业的新霸主。
1996年，李嘉诚和周凯旋再度合作，共出资800万美元，创立了ALXUS公司，它便是Tom.com的前身。
1999年，互联网热潮席卷亚洲；2000年2月18日，李嘉诚旗下的Tom.com发行新股，引起了香港前所未有的抢购热潮；此后，李嘉诚听取了周凯旋的建议，于2000年3月将Tom.com推上香港创业板，周凯旋也因此成为了香港的热点人物，名气顿时大增。
李嘉诚旗下的四家大公司(长江实业、和记黄埔、长江基建、香港电灯)几乎囊括了香港市民民生必需的行业。
以电讯业为例，李泽楷收购香港电讯后，李家在电话市场几乎处于垄断地位，它占有97%的固定网络电话市场和67%的移动电话市场。
李嘉诚名下的长实集团，是香港主要发展商，它主要从事物业发展、物业代理和物业管理几个方面。
与长实集团不同，和记黄埔有限公司的业务日趋多样化，包括电讯、货柜码头、酒店、零售等。
除此之外，和黄还拥有新城电台、和记电讯等。该公司早年已曾创办卫星电视台，其后转售于跨国传媒大亨。
李氏家族亦通过长实与和黄两家公司控制香港电灯公司，向港岛区和部分离岛居民供应电力，与负责九龙和新界区供电的中电分庭抗礼。
21世纪的李嘉诚虽然年纪渐长，但他的经商头脑和精力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他没有被社会所淘汰，而是紧紧跟随着时代的步伐在进步。
在他的经商之路上，他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总是能够恰到好处地转型，使企业不断迈上新台阶，把自己一次次推上成功的宝座。他是众多经商者的典范，也是一位为香港和中国大陆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即使李嘉诚以后退出商界，历史也不会忘记他。
李嘉诚经商箴言：
知识不仅是指课本的内容，还包括社会经验、文明文化、时代精神等整体要素，才有竞争力，知识是新时代的资本。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靠勤劳可以成事，今天的香港要靠知识，要以知识取胜。
7.后生可畏，争创业绩
有远见而又对事业抱有热忱的商人希望能够找到合适的接班人，将自己的事业继续发扬光大。而有干劲和闯劲的年轻人，会如猛虎下山，把事业办得红红火火，使年长的商人感到欣慰。
随着李嘉诚经商之路的蔓延，他的儿子长大了，也走上了经商之路。
李泽钜于1964年在香港出生，不满14岁便被父亲送到海外读书。后来，他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获得了土木工程学士学位和结构工程、建筑管理硕士学位。1987年，李泽钜返港后便在长实总部工作。
1988年，李嘉诚接受了具有专业眼光的儿子李泽钜的建议，邀请郑裕彤、李兆基等人参加了加拿大温哥华世博会旧址的开发项目，开发出来的建筑群被命名为“万博豪园”。
李泽钜是这个项目的首倡者，为了使儿子能够发挥自己的才干，李嘉诚把舞台留给了初出江湖的李泽钜。
为了使这个巨大的开发项目顺利完成，李泽钜尽心尽力。在两年的时间内，他先后参加了200多个会议，尝尽了奔波和劳累；先后为20000余人解释该项目，费尽了口舌。
在李泽钜的努力和老前辈的支持下，万博豪园竣工了。李泽钜热切期盼着这个项目的回报，事实证明他的心血和汗水没有白费。
1990年，万博豪园正式推向市场，随之而来的便是一股抢购热潮。在短短两个小时的时间内，一幢大楼竟然被抢购一空。
李泽钜初战告捷，显示出了他的独到眼光和经商实力，证明了自己不在父亲的庇护下也能够在长实站稳脚跟。
从李嘉诚对李泽钜的培养方向上可以看出，他有心让李泽钜把长实继续发扬光大。李泽钜的首次表现让用心良苦的李嘉诚感到欣慰。
1993年2月，李泽钜由于表现突出，荣升为长实集团的副董事总经理。在姨丈甘祖林的协助下，进行嘉湖山庄的促销工作。在促销过程中，李泽钜在地产界首次组建了属于自己的销售队伍，其他地产商争相模仿。
1996年，股市的发展形势较好，李泽钜乘机提出对长实进行重组的计划。
1997年1月，长实宣布了“长江集团迈向基建纪元”的重组计划，大致内容是通过股权置换重组长实的四家上市公司。重组后的长实结构简单，四家上市公司发展方向各不相同。其资产值翻了一番，由700亿港元增至1500亿港元，一跃成为香港上市公司中资产值最高的公司。
李泽钜的重组计划，在未动用一分钱的情况下，使得长实大赚一笔，可见，他的谋略比父亲李嘉诚更胜一筹。
李嘉诚对李泽钜的表现非常满意，他相信李泽钜就是他事业的继承者，是他财富的延续者。
这一年是关键的一年，有关长实的事务，在以后几乎全部由李泽钜处理了。Orange的上市、Tom.com的推行中，李泽钜均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2003年，身为长实副主席的李泽钜被美国杂志TIME(时代)评为2003年度全球商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李嘉诚的小儿子李泽楷表现亦不俗，后来被称为香港的网络大亨。李泽楷1966年在香港出生，他与哥哥的求学经历差不多，后来也是从美国斯坦福大学毕业，获得了电脑工程学士学位。
1987年，李泽楷从斯坦福大学毕业后，是年便在加拿大投资银行GordonCapital工作，1990年回港加入了和黄集团。
次年，父子协力，创办了卫星电视公司，李泽楷担任副主席。1993年10月，李泽楷创办了盈科拓展集团，开始了他的创业之路。次年，李泽楷被TIME评为全球100位领袖人物之一。
网络热席卷亚洲后，李泽楷以惊人的速度大量买进网络和房地产，并且建立了自己的商业帝国。不到一年的时间，李泽楷的交易便引起了投资者的注意。
1998年，李泽楷又被TIME评为全球计算机数字化领域的50位风云人物之一。
1999年12月，盈科开始起飞；年末，香港盈科数码动力的股价飙升12.5倍，盈科主席李泽楷在一天之内竟赚进370亿港元。
令人吃惊的是，李泽楷的盈科既缺少营业额又缺少利润。那么，它的股价为何会高涨？原因在于，该公司在一系列与网络有关的交易中进行投入，而且投资者相信李泽楷的妙手。正是如此，盈科的市值在当时几乎高达300亿美元，超出了亚马逊。
另外，在没有竞标对手的情况下，李泽楷与港府达成交易，建立了一个16亿美元的技术中心。
在香港努力摆脱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萧条过程中，这个被称为数码港的项目促进了大量网络公司的涌现。
2000年2月29日，李泽楷打败新加坡电信公司，成功地收购了香港电讯。
香港舆论界认为，李泽楷成功购并香港电讯，盈科和香港电讯合并后市值接近6000亿港元，超越和黄、长实，成为香港第三大公司，市值仅次于中国电信和汇丰。
盈科以小博大吃进香港电讯和Tom.com的成功推出，既标志着李氏第二代在商场中的完全崛起，也标志着李氏商业王国在经营方向上从传统的地产巨头成功转型到高科技产业大亨。
李嘉诚认为，网际网络对任何一家公司都很重要。他说，和黄在网际网络已做了3年，它有时候比咨询更重要。
他的网络公司Tom.com的口号是：将中国带到全世界，也将全世界带到中国。
李嘉诚有着自己的发展路线，他不想参与儿子创建的商业帝国。他反复重申，他旗下的长实集团与和黄集团在过去、现在及未来都不会参与数码港。
在电讯收购战中，李嘉诚声称没有参与其中，也没有借贷给盈科。故此，中国银行香港分行总经理刘金宝随口说出了与李嘉诚聊天时的情景。当他提及贷款给盈科时，李超人随即做出反应，否定其事，并强调他是在盈科决定收购的一小时前才知情，这充分显示了李嘉诚与盈科“划清界限”的决心。
李嘉诚经商箴言：
力争上游，虽然辛苦，但也充满了机会。我们做任何事，都应该有一番雄心壮志，立下远大的目标，用热忱激发自己干事业的动力。
注重人才，人才是事业的根本
在现代的商业经营活动中，人才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尤其是专业型人才。一个成功的领导者首先要爱惜人才，发挥人才的特长。在企业内部，首先要达成举贤任能，重用专业人才的共识。在管理上要民主化、科学化，为专业人才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为专业人才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提供丰厚的报酬，充分调动专业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感情方面，领导者对待人才要真诚，要与人才建立深厚的感情，使人才有归属感和忠诚意识。李嘉诚对待企业人才有情有义、信赖有加，企业内部，国内的优秀企业人才和学有专长的外籍人员济济一堂，并广泛结交社会上的专家学者，使其可以最大限度地为长江所用。
1.儒商气质：重情更重才
用人不能光凭感情，有时候光凭感情容易误事，最好的办法是既重感情又重才学，而且以用才为主。李嘉诚是儒商，所以在用人时注重感情与才学，力求做到二者兼顾。事实证明，李嘉诚的用人方法集儒家思想和西方的现代管理观念于一身，在实际管理中是行之有效的。
李嘉诚是一个重感情的商人，这对于一位创业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创业是艰难的，如果没有荣辱与共、风雨同舟的共识，一般人很容易见异思迁。如何能够让员工与自己达成这种共识呢？毫无疑问，只有对员工投以感情。
李嘉诚深谙用人之道，他宁亏自己，也不亏大家，使企业富有凝聚力。长江有起有落，但不管怎样，鲜有跳槽者，这不能不说是李嘉诚用人的成功。以身作则是李嘉诚在员工面前树立的最好形象，也正因为他的以身作则，使得员工愿意跟着他创业。
周千和回忆当初的创业经历时说道：“那时候，大家的薪酬都不高，才百来港纸(港元)，条件之艰苦，不是现在的青年仔所可想象的。李先生跟我们一样埋头搏命做，大家都没什么话说。有人会讲，李先生是老板，他是为自己苦做——抵(值得)，打工的就不抵。话不可这么讲，李先生宁可自己少得利，也要照顾大家的利益，把我们当自家人。”
跟随李嘉诚创业的“老臣子”盛颂声在1980年谈到长江实业成功的原因时说：
“这主要是靠李嘉诚先生的决策和长江实业同仁上下齐心的苦干。
“李先生每天总是8点多钟到办公室，过了下班时间仍在做事，公司同仁也都如此，这就使长江实业成为一家最有冲劲的公司。”
“事业有成之后，李嘉诚又尽量宽厚待人，使和他合作过的个人或集团，全赚得盘满钵满。这便奠定了长江实业今后做更大发展的基础。”
兢兢业业工作是一家公司兴旺的基础，而与合作者利益共享，更是李嘉诚一贯的准则。李嘉诚很念旧情，对曾有功于长江者，都以恩相报。他留人先留心，因此才有了后来的人才济济、高人满堂的大好局面。
李嘉诚说过：“只有博大的胸襟，自己才不会那么骄傲，不会认为自己样样出众，承认其他人的长处，得到其他人的帮助，这便是古人所说的‘有容乃大’的道理。”
1985年，盛颂声因移民加拿大，脱离了长江集团。李嘉诚举行了盛大宴会，亲自为他饯行，盛氏十分感动。周千和则始终如一地为长实服务，后来他的儿子也加入长实，成为长实的骨干。
李嘉诚在看重感情的同时，更看重个人才华。
长江塑胶厂初创时，行走得格外艰难，李嘉诚和他的员工们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然而，李嘉诚的创业信念是坚定的，任何困难都不能够阻止他。李嘉诚身体力行，和自己的下属一样干着脏活累活。他毫无老板架势，厂里忙的时候，他亲自安装机器、设计图纸、生产制品；需要跑业务的时候，他便走街串巷，亲自出去采购原料或推销厂里的产品。此时，他需要的正是像他一样能够踏踏实实、埋头苦干的人才。
上海人盛颂声、潮州人周千和正是李嘉诚急需的人才，他们二人对长江塑胶厂忠心耿耿，兢兢业业地为之付出。20世纪50年代初，盛颂声和周千和二人就开始追随李嘉诚左右。盛颂声主抓生产，周千和负责打理财务。李嘉诚事业的发展壮大和此二人的贡献密不可分，可以说，没有他们，便没有发展如此迅速的长实。
盛、周二人多年来与李嘉诚患难与共，它们之间建立起了非常深厚的感情。无论是在人品还是在能力方面，李嘉诚对他们都是十二分的信任。1980年，盛颂声担任长实董事副总经理；1985年，周千和在李嘉诚的提拔下，成为了长实的董事副总经理。有人认为，李嘉诚这样做是为了给两位老臣子一些精神安慰。其实，身居高职的盛颂声、周千和二人并不轻松。居其位就得谋其职，他们身上的担子可不轻。长实的地产业务由盛颂声负责，股票买卖由周千和负责。这两项业务可以称得上是长实集团的命脉，如果他们没有什么能力，李嘉诚是绝对不会将其二人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上的。
李嘉诚说过：“假如今日没有那么多的人替我办事，就算我有三头六臂，也没有办法应付那么多的事情，所以成就事业最关键的是要有人能够帮助你，乐意跟你工作，这就是我的处世哲学。”李嘉诚说得很实在，事实也是如此。
李嘉诚的用人和管人方法值得借鉴，尤其值得想创业和正在创业的创业者们借鉴。
李嘉诚会用人，且能够留住人，他是如何做到的呢？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首先，他能够以身作则。作为一个初创业者，就应该尽心尽力，和员工同甘共苦。只有这样，员工才会从中看到你的决心和坚定目标，对企业充满希望，觉得跟着老板干会有出路。
其次，利益共享。企业有了起色，员工有很大一部分功劳。他们既然付出了，就应该给他们汇报。如果企业的效益日益显现，老板却显得格外吝啬，员工就会认为自己只不过是老板的廉价劳动力和赚钱机器，顿时斗志大减，劳动积极性不高，亦或跳槽，另谋出路。
第三，以情感人。人都是有感情的，以心换心的做法最终会得到回报的。李嘉诚就是能够做到这点，于是，在他的身边总围绕着很多得力助手，与他一起成就大业。
第四，知人善任。一个人有多大的能力，就应该把他放在多大的位置上，做到物尽其用。适时地给员工一个发展平台，既鼓励了他，使他产生绝不辜负老板的想法，在工作中尽职尽责；又照顾了公司的利益，为公司的长远发展蓄积了力量。
这些用人和留人的方法看似简单，但真要能够做到这些，还是有一些难度的。
因此，有心创业和经商的人得细细揣摩，将其参透并运用于实践方可。
李嘉诚经商箴言：
一间小的家庭式公司要事必躬亲去做，但当公司发展大了，便要让员工有归属感，令他们安心，这是十分重要的。管理之道，简单来说是知人善任，但在原则上一定要令他们有归属感，要他们喜欢你。
2.用人之道：科学化、专业化、年轻化
成功企业家的用人之道各有千秋，但是不管有何差别，最终的结果都以科学化、专业化、年轻化为主，这是一种用人的总趋势。李嘉诚涉足各种产业，因而旗下也吸纳了各种人才为其服务，才造就出了长江集团。
从企业的创建历史来看，李嘉诚的企业无疑是一种典型的家族性企业。然而，李嘉诚作为这个家族式企业的管理者，在管理过程中，却采用了一种非家族式的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是一种中西结合的管理模式，它将中西方的优点和长处融合在一起。这种管理模式的采用是李嘉诚事业有成的关键处之一。
香港作家何文翔曾这样评论道：“任人唯贤，知人善任，既严格要求，又宽厚待人。李嘉诚成功的关键，是他融汇了中西文化的精华，采用西方先进的管理方式。”
对人才的管理和使用，李嘉诚确实高人一筹。他认为家族式的管理模式无疑会将很多优秀人才拒之门外。采用这种管理模式，企业也可以一世显赫。但是，要想使苦心经营的事业能够盛传下去，必须得改变企业的管理模式。否则，企业将会面临被淘汰的危险，并逐渐消沉和衰落下去。
在看到家族式管理模式的缺点后，李嘉诚也进一步分析了西方企业的管理模式。他认为，任何一种管理模式都不是尽善尽美的，西方的管理模式同样存在着弊端。例如，西方人的人情味不如华人：华商之间握握手，就有可能谈好一笔生意；同一笔生意，西方人却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去分析和研究，可能会耽误了商机。
于是，李嘉诚采用了中西结合的方法。当一个项目摆在眼前时，李嘉诚会采用西方的方式，对此项目展开深入分析，然后决定到底如何处理；在确定好此项目的处理方法后，李嘉诚显示了华商的办事风格，打个电话或握手之后，事情也就谈妥了。
李嘉诚常说：“唯亲是用，必损事业。”唯亲是用，是家族式管理的习惯做法，这无疑表示，对“外人”不信任。20世纪80年代，内地开放后，不少潮州老家的侄辈亲友，要求来李嘉诚的公司做事，遭到他婉拒。现在虽然在长实系有他的亲戚和老乡，但他们都没因这层关系而获得任何照顾。在长实里有相当一部分外国人，他们同样得到了重用和提升。可见李嘉诚的确没有唯亲是用。
从长实的人才结构中不难看出，在李嘉诚的引导下，长实系企业已经形成了一个良好的用人制度。这样的用人制度自然会为长实不断引进人才，在众多优秀人才的共同努力下，长实肯定会继续沿着正确的方向快速地发展。
李嘉诚是香港的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也是世界著名企业家之一。他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深谙用人之道。创业之初主要靠自己，发展阶段就要靠集体了，怎样用人，用什么人，就成为管理的关键。他发家的三部曲，每一步都能起用不同的人才，而不是一味只用元老重臣，由此才保证了企业常新，不断发展。同时，他还能大胆起用“洋”人，谓之“洋为中用”，如“长实”副主席麦理思，英国人，剑桥大学经济系毕业，1979年加入“长实”；“和黄”董事、总经理马世民，也是英国人，1984年任职；此外，青州英泥的布禄嘉，以及李氏极其器重的生意伙伴、广生行主席杜辉廉等，都是“洋人”。有人说“李氏集团高层的得力助手，几乎清一色是洋人”。显然，这对管理的规范化和企业化，以及将投资拓展到国际领域，都起了重要作用。
他的左右手还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普遍都年轻。如“长实”副董事长、经理周年茂、霍建宁任职时不过30多岁，董事洪小莲也40岁刚出头，就是马世民也刚过50岁，像这样中外兼顾、老中青相结合的领导集体，已经成为李嘉诚“配合默契的内阁”，而且正是这种默契，使“长实”、“和黄”这样一个大集团，始终保持了迅速做出决定的灵活性和一致性。
美国《财富》杂志对李嘉诚有过评论，该杂志称李嘉诚为“甚为重要的生意伙伴”、“靠与友人合作投资地产和贸易生意发迹”。该杂志对李嘉诚的看法还是比较切合实际的，李嘉诚是一个在业界中有着良好信誉和形象的华商，与他合作，自然让人放心。李嘉诚也说过，他做生意只有这样一个信念，那就是从不投机取巧，而是以诚待人。也正是因为李嘉诚的经商风格受到了业界的认可，以至他有了许多商业上的合作伙伴，通过对各个项目的投资，李嘉诚从中不断获利，使得长实发展迅速。
堪称香港首富的李嘉诚能有今天的成就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凭着自己的努力走到今天的这一步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长江塑胶厂踏着稳健的步伐逐渐变成了一个让世人瞩目的长江实业公司。长江不择细流，终成其大。李嘉诚之所以以“长江”命名自己的企业，正是取了长江的这个特点。
李嘉诚的用人观念也正是如此，只要是人才，不管你是来自何处，李嘉诚都一并接纳。
然而在当时的一些企业中，仍然存在许多任人唯亲的现象。他们无视家族式管理模式的弊端，墨守成规，固步自封，最终导致了这些企业业绩下滑，进而亏损甚至倒闭。由于我们国家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因此，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管理模式和用人方法在许多领导者头脑中已经根深蒂固，他们固守着老一套的管理方法和用人方法，并以此为满足，不敢也不愿意接受西方先进的管理思想和方法，更谈不上吸引国外优秀的管理人才。在用人问题上，他们过分强调人的资历和经验，而忽视了实际能力和水平，忽视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具有的创新意识和开拓意识，忽视了年轻人特有的热情和创造力。因此，使企业失去了旺盛的生命力，落后于时代，落后于社会，最终走向衰亡。这个教训是值得吸取的。
通过对李嘉诚用人观念的研究，经商者应该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以一种科学的、发展的、客观的观点来指导用人。企业要想发展，离不开科学的管理，更离不开科学的用人制度。从李嘉诚的成功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所遵循的科学化、专业化、年轻化的用人原则是可行的。要想取得事业的成功、使企业得到发展，李嘉诚的用人原则便是一个具有神奇效力的法宝。因为只有科学地用人，才能使人在合适的平台上尽情展示自己的才华，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才的作用，从而使企业的实力得到增强与发展。只有专业化，才能使企业在产品和技术上保持领先，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也只有年轻化，才能使企业有干劲，有活力，有创造力，才能使企业后继有人，积蓄后劲。领导者绝不能固步自封，抱残守缺，要敢于并且善于接受新思想、新观念、新事物和新方法。要把先进的管理经验和自身的实际相结合，大胆吸引国内外优秀的管理人才来充实自己的企业，并且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发展机遇。要敢于起用年轻的人才，并且放手使用，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热情、才智和创造力。只有这样，才能使企业常盛、常新，不断发展。
企业的萎缩有很多种因素，同样，企业的发展也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李嘉诚认为，在众多的因素中，人才的吸引和使用是一个关键因素。在接受传媒访问时，李嘉诚曾多次表示，人才是企业发展的关键，一个企业能否吸纳到足够的人才是企业成功的关键，是企业能够在其中脱颖而出的保证。李嘉诚认为，随着新经济的出现，传统企业将会面对越来越多的正面和侧面冲击，要想灵活应对这些冲击，要想使企业在各种冲击下能够稳步发展，必须得增强企业的创造力，增加企业的灵活性，能够做到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而要做到这点，离开人才便无从谈起。
当记者问起李嘉诚如何面对新经济带来的挑战时，李嘉诚表示，作为一种新经济，经济全球化不会只是短暂的现象，而是需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的一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趋势。对一个国家或民族来讲，孕育少数精英不是难事，但要想提高全民的整体素质却是难上加难，运营企业同样如此。在这个迅速发展的年代里，时时处处都要与时间竞赛，通过反复尝试的方法来确定企业发展的方向或加快企业的发展已经行不通，人才对企业的决定性意义越来越明显。
有人这样看待李嘉诚的成功，他们认为，李嘉诚成功的关键在于他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志同道合、才华横溢的商界英才。李嘉诚是一位有远见的人，他在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便开始招募人才。很快，一个现代化“内阁”便出现在庞大的李氏王国。这个“内阁”组织严密，拥有一流的专业水准，并且具有很强的超前意识，它围绕在李氏王国的周围。在他的企业里，东方家族式管理企业的传统格局不复存在。一家评论杂志这样评论：“李嘉诚这个内阁，既结合了老、中、青的优点，又兼备中西方色彩，是一个成效极佳的合作模式。”
李嘉诚认为，社会的经济环境瞬息万变，面对这样的情况，必须要有很强的灵活性，即参与新科技与资讯产业。在新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既有快速变化的新科技引导，又不会完全与传统产业脱节，其中总会有传统产业的成分。要想使企业走向领先地位，必须得将二者灵活而巧妙地结合起来。当然，企业的发展同样离不开资金。没有资金做开路先锋，发展企业最终只会是一句空话。要想募集资本，金融市场无疑是一个好去处。如何利用好金融市场这个有利空间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一个企业如果没有实际的业务支持，匆忙上市后，迟早都会出现企业泡沫化的现象。因此，要想顺应时代经济的发展，在速变的经济环境中站住脚跟，必须要有实质性的业务。
随着企业的发展与壮大，企业所需要的人才结构也在跟着变化。李嘉诚认为，企业的发展具有阶段性，在不同的阶段，企业主扮演的角色也会随之有些改变。同样，团结在企业主周围的辅佐人才的角色也不尽相同。比如，企业创立之初，忠心耿耿、任劳任怨的人才是企业主希望得到的。而随着企业的发展，企业主对人才的需求将会慢慢地向科学化、专业化、年轻化这个方向转变。
李嘉诚经商箴言：
只有博大的胸襟，自己才不会那么骄傲，不会认为自己样样出众，承认其他人的长处，得到其他人的帮助，这便是古人所说的“有容乃大”的道理。
3.重用贤能之人发展事业
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企业主下属人员的作用亦不相同，这主要根据企业发展的状况来定，其中有一条必不可少，就是要专业化。具备精湛的专业知识，才可以更好地把握时代脉搏，方具有创新与开拓精神。
一个总司令，是一个集团军的统帅，拿起机关枪总不会胜过机关枪手，走到炮兵队操作大炮也不如炮兵。但作为集团军的总司令不要管这些，只要懂得运用战略、擅长用人便可以了，所以整个组织十分重要。
李嘉诚说过，忠心耿耿、勤勤恳恳的左右手可以帮助创业者起家，但企业是不断在向前发展的。当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一些元老重臣便很可能会跟不上形势。在一个不安于现状的企业家眼里，企业必须得发展。要想使事业再上一层楼，必须得招揽人才。因为，招揽来的人才一方面可以为企业的发展壮大提供足够的人力资源，另一方面还可以凭着各自的专长弥补元老们的不足。因此，企业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作为一名企业家，必须得根据实际情况招揽不同的人才。
创业初期，李嘉诚选用了忠心耿耿、埋头苦干的人才。他运用了留人先留心的方法，宁损自己也不亏员工，与员工建立了很深的感情，从而使得员工在工作过程中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和积极性，为企业增添了很强的活力。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老员工有限的知识和粗糙的业务技能渐渐不能适应企业的发展。此时的李嘉诚任用了敢于创新、富于开拓的青年专门人才。这个阶段，李嘉诚的角色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公司的规模扩大了，员工增加了，如果事必躬亲，必然会忙得焦头烂额。于是，李嘉诚逐渐将自己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人事管理上。
李嘉诚的用人方法是有道理的。元老重臣虽然经验丰富，对公司衷心不贰，但缺乏闯劲，拙于开拓，如果不能及时地顺应公司的发展变化，自然会使公司停滞不前。因此，需要招募人才。青年人有热情，闯劲十足。他们力求上进，在前进的道路上，他们不怕跌倒。这正是企业发展所需要的。
李嘉诚的用人方法不拘一格，在招募人才的过程中，他不会计较一个人是洋人还是汉人，一句话，唯才是用。同时，在管理的过程中，李嘉诚遵循待人从善的原则。
他的用人之道是一种创新。其后的事实也证实了他的唯才是用十分有效。
在人才的使用上，李嘉诚虽然一直看重那些初期的创业伙伴，但并不一味倚赖元老重臣。他会适时为公司注入新鲜血液，使公司更加有朝气和活力。
在长实管理层的后起之秀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数霍建宁。他的引人注目，并非因为他经常抛头露面。实际上，他从事的是幕后工作。此人擅长理财，负责长江全系的财务策划，他处事较为低调，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冲锋陷阵的干将，而是一个专业管理人士。
霍建宁毕业于香港名校香港大学，随后赴美深造。1979年学成回港，被李嘉诚招至旗下，出任长实会计主任。他利用业余时间进修，考取了英联邦澳洲的特许会计师资格证(凭此证可去任何英联邦国家与地区做开业会计师)。
李嘉诚很赏识他的才学，1985年，委任他为长实董事，两年后又提升他为董事副总经理。
此时，霍建宁才35岁，如此年轻就担任香港最大集团中的要职，实属罕见。
霍建宁不仅是长实系四家公司的董事，另外，他还是与长实有密切关系的公司如熊谷组(长实地产的重要建筑承包商)、广生行(李嘉诚亲自挟植的商行)、爱美高(长实持有其股份)的董事。
传媒称霍建宁是一个“浑身充满赚钱细胞的人”。长完全系的重大投资安排、股票发行、银行贷款、债券兑换等，都是由霍建宁亲自策划或参与决策的。
这些项目，动辄涉及数十亿资金，亏与盈都取决于最终决策。从李嘉诚对他如此器重和信任来看，可知盈多亏少。
霍建宁本人的收入也很可观，他的年薪和董事袍金，再算上非经常性收入如优惠股票等，年收入可能在1000万港元以上。
人们常说霍氏的点子“物有所值”，他是香港食脑族(靠智慧吃饭)中的大富翁。
霍建宁不仅是长江的智囊，而且还为李嘉诚充当“太傅”的角色，肩负着培育李氏二子李泽钜、李泽楷的职责。
从这里看来，李嘉诚十分重视对专业管理人才的任用，将之视为事业拓展的基石。不但能够不拘一格委以大任，而且给予其相应的回报，以增强其归属感。
在长实公司高级管理层的少壮派中，还有一位名叫周年茂的青年才俊。
周年茂是长实的元老周千和的儿子。周年茂还在学生时代时，李嘉诚就把他当作长实未来的专业人才培养，并把他和其父周千和一道送赴英国专修法律。
当周年茂学成回港后，很自然地就进了长实集团，李嘉诚指定他为长实公司的代言人。
1983年，回港两年的周年茂被选为长实董事，1985年后，与其父亲周千和一道升为董事副总经理。当时，周年茂才30岁。
有人说周年茂一帆风顺，飞黄腾达，是得其父的荫庇——李嘉诚是个很念旧的主人，为感谢老臣子的忠心耿耿，故而“爱屋及乌”。
这话虽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尽然。李嘉诚的确念旧，却不能说周年茂的“高升”是因为李嘉诚对他的关照。其实，最主要的一点，仍然是他自身具备了相应实力，有足够的能力担此重任。
据长实的职员说：“讲那样话的人，实在是不了解我们老细(板)，对碌碌无为之人，管他三亲六戚，老细一个都不要。年茂年纪虽轻，可是个叻仔(有本事的青年)呀。”
盛颂声移居加拿大后，周年茂升任副总经理，顶替盛颂声的缺位，长实系的地产发展重任自然落到了这位年轻人身上。
周年茂没有辜负李嘉诚的期望，他走马上任后，具体策划并落实了多处大型住宅屋村的发展规划，如茶果岭丽港城、蓝田汇景花园、鸭俐洲海怡半岛、天水围的嘉湖花园。在他的努力下，李嘉诚的迂回包抄计划得以顺利实施。他的突出表现为他赢得了李嘉诚的信任和认可。于是，李嘉诚将更大的重任托付于他。
在以后的工作中，压在周年茂肩上的担子比盛颂声在职的时候还要大，肩负的责任还要多。但他不负众望，努力扎实地工作，得到了公司上下的一致好评。
长实参与政府官地的拍卖，原本由李嘉诚一手包揽，全权掌握，而现在呢？同行和记者经常看到的长实代表，却是周年茂那张文质彬彬的年轻面孔，而李嘉诚那张老面孔则不常见了，只有资金庞大的项目出现时，大家才见得到李大超人的尊容。
周年茂虽然看起来像一位文弱书生，却颇有大将风范，指挥若定，调度有方，临危不乱，该进该弃，都能较好地把握分寸，收放自如，这一点正是李嘉诚最为放心的。
周年茂的突出成绩与李嘉诚的用人之道是分不开的。创业初，如果老板不顾下属利益，只顾自己赚钱，就不会有人愿意真心实意陪你打天下。如果当时能顾及下属利益，固然能有效集结人心，使得员工能够与你同命运。当然，员工能够这样做还存在着这样一个原因，那就是当时他们一无所有，他们需要钱。只要能够挣上钱，他们就愿意拼命干活，更何况老板对自己又有情义。然而，当企业发展成一定规模后，当年的那些员工已经成为了元老，钱也赚得差不多了，于是便有可能产生安于现状的想法，不想继续拼命。作为老板，在这个时候强行驱使他们为企业出力，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为此，不如启用那些没有资本，需要为生活奔波而愿意拼命的新人。
领导是有一定艺术性的，有一句话说得很精辟：“指挥千人不如指挥百人，指挥百人不如指挥十人，指挥十人不如指挥一人。”指挥一人，指的是直接抓某一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不过，遇到集团的重大决策时，还得主帅亲自出马。
“指挥一人”的用人方法自然是一种好方法，但要想通过指挥一人来达到指挥千军万马的目的，却不是易事。首先，必须得有充足的人才供自己选用；其次，要对手下的人才有充分的了解，如能力、人品等；最后，自己要对整体管理的各个环节了如指掌，以便及时进行宏观调控。没有长时间的学习和实践，根本不可能将这种用人方法用得游刃有余。
李嘉诚却做到了，他任用俊才，将公司的各项事务交给他们处理，从而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长实集团的重大决策上。
周年茂负责长江的地产发展，霍建宁负责财务策划，女将洪小莲则负责楼宇的销售工作。而此前这些工作全由李嘉诚一手包办。现在的李嘉诚成功地实现了角色换位，由管事型领导变成了管人型领导。李嘉诚认识到作为管人型领导的重要性后，于20世纪80年代初，每投资一家公司，他都要尽力去做这家公司的主席，以便对该公司进行宏观掌控。
从重用周年茂上，可以看出李嘉诚的确很念旧，以至爱屋及乌。不过，更重要的一点是，他看重的是能力而不是背景，以重贤任能为原则。假设周年茂只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那李嘉诚决不会如此重用于他。他要报答周千和，办法实在多得很，可以送给他一笔钱，让他去干别的事情，任其去发展，断然不会拿自己的事业开玩笑。
霍建宁、周年茂和女将洪小莲是长实内部的核心管理人物，他们被舆论界并称为长实系的“三驾新型马车”。这里要提一提洪小莲。
长实上市之初，洪小莲就作为李嘉诚的秘书随其左右，后来出任长实董事。洪小莲在长实内部称得上是个大人物，她是有名的“靓女”。不仅相貌姣好，而且颇具风度。另外，洪小莲的为人处世之道也值得人们称赞。她对人非常热情，让人们能够感觉到她的平易近人；做事的时候，她好像换了一种风格，变得异常果敢坚定，给人留下一种干练的印象。长实是个超级商业帝国，每年与其合作的单位和个人数以万计，业务往来跨越大半个地球。日常事务自然繁多，然而洪小莲却能够将这些千头万绪的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要处理日益庞杂的事务，需要有旺盛的体力、精力和智力，需要有日理万机的工作效率，然而洪小莲做到了。提起洪小莲，在地产界，在中环各公司，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商业界称她为“洪姑娘”。
洪小莲不但勤奋过人，她还非常务实，工作作风颇似李嘉诚。就连一些琐事比如面试一名信差、会议所需的饮料、境外客户下榻的酒店房间等，她都要亲自过问。
跟洪小莲有过交往的记者说：“洪姑娘是个‘叻女’(有本事的姑娘)，是完全‘话得事’(说话算数，能拍板)的人。”
正因为自己的出色能力和勤奋敬业，洪小莲不到40岁时，就已经得到了李嘉诚的充分信任，开始全面负责长实楼宇销售工作。
李嘉诚经商箴言：
假如今日没有那么多的人替我办事，就算我有三头六臂，也没有办法应付那么多的事情，所以成就事业最关键的是要有人能够帮助你，乐意跟你工作，这就是我的哲学。
4.用外籍员工为公司注入活力
在李嘉诚的高级管理人员中，还有一大特色，就是聘用了不少外国人。李嘉诚收购的英资企业里，不但保留了外国人，而且这些外国人还得到了重用。李嘉诚充分利用外国人的西方背景和专业知识为企业服务，在对外籍员工的管理上实行“以夷制夷”的策略，不少外国人担任了重要的管理职位。
20世纪80年代中期，长实的管理层经过了一系列的变更重组后，基本上实现了新老交替。长实内部，各部门负责人大都是30～40岁的少壮派。
李嘉诚重用年轻人，给长实注入了新鲜血液，为长实带来了活力和朝气蓬勃的生命力。而他让三个才华出众的年轻人组成了自己的“三驾马车”，更体现出了他高超的用人之道。
汉高祖刘邦当初只不过是一介平民，后来他成为了大汉王朝的开国皇帝。他曾这样总结自己能够夺取天下的原因：“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我比不上张子房；筹集钱粮，保证大军物质供应，我比不上萧何；指挥作战，战必胜，攻必克，我比不上韩信。这三个人，虽然都是人中的英杰，但是我能够重用他们，这就是我能够夺取天下的原因。”
李嘉诚的用人之道，与刘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就是他能够开创自己前无古人的商业帝国的原因。
如今，香港华人见了洋人，自然不会将其视为“洋大人”。华人创建的公司雇佣外国人力，也是很平常的事。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初却不是这样，因为当时华人长期受到洋人的欺压，心理常处于一种劣势状态。尽管后来华人在经济上慢慢崛起，但是早已潜伏在心里的“二等英联邦臣民”的阴影仍然很难抹去。
在那个时候，华人老板能够雇佣洋人做下属，是一件值得荣耀的事情。因为，当时在人们的眼中，洋人是趾高气扬的，能够让他们做下属，有种扬眉吐气的味道。
李嘉诚雇佣洋人做副手却没有抱这种想法，而是为公司的利益着想，完全遵循唯才是举、量才而用的用人原则。
李嘉诚重用洋人，是与他大力开拓海外业务分不开的。他曾对记者说：“我并没有想过用雇佣外国人，来表现华人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华人社会地位的提高。我只是想，集团的利益和工作确确实实需要他们。”
20世纪70年代初，长江工业的工厂分布在北角、柴湾、元朗等处，员工2000余人，管理人员约有200名。
李嘉诚为了彻底从塑胶业脱身，全身心投入地产业，在这期间，他聘请了美国人ErwinLeissner任总经理，主管日常事务，而李嘉诚只参加重大事项的决策。其后，长江公司又聘请美国人PanlLyons为副总经理。
这两位美国人都是掌握最现代化塑胶生产技术的专家，李嘉诚看中了他们的能力，便大胆地赋予了他们实权，而付给他们的薪金，也远高于他们的华人前任。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李嘉诚已控有几家老牌英资企业，这些企业中都有不少外籍员工，李嘉诚为了这些企业能够继续平稳发展，并没有解雇原有职员，也没有安插新的领导，而是继续利用这些企业原有的管理班子。
李嘉诚认为，用洋人管洋人不仅有利于熟悉业务，更有利于相互间的沟通，提高管理效率。而且收购英资公司之后，如果进行排外，势必会使公司出现混乱，陷于停滞或瘫痪。如此一来，经济上势必遭受惨重损失。相反，保持稳定，以夷制夷，则可起到稳定军心、控制局势的作用，能继续保证公司的正常运转。
当然，李嘉诚之所以这样做，还有他更重要的理由。那就是，他从长远考虑，长江集团未来必将走向世界，走上跨国化的发展道路。而这些名牌英资企业，与欧美市场都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日后，若用这些洋人打头阵，凭他们在血统、语言、文化等方面的天然优势，在开拓国际市场时，自然会取得事半功倍之效。
出于这种考虑，李嘉诚不但留用原来的外籍员工，还专门聘请了不少外籍高层管理人员。
长实董事局副主席麦理思(CeorgeMagnus)是英国人，毕业于著名的剑桥大学经济系。麦理思曾任新加坡虎豹公司总裁，因业务关系与李嘉诚相识。
1979年，麦理思正式加盟长实。此后，长实与香港洋行和境外财团打交道，多由麦理思出面。
李嘉诚非常器重他，这不仅因为他具有英国血统、名校文凭，更因为他是个优秀的经济管理专家。
李嘉诚入主和黄洋行后，麦理思卸职，李嘉诚提升李察信(JohnRichardson)为行政总裁，自己任董事局主席。
到1983年，李察信与李嘉诚在投资方向上意见难以统一。李察信离职，李嘉诚又雇佣另一位英国人，这就是当初名不见经传，后来声名显赫的马世民(SimonMurnray)。
在李嘉诚所用的洋人中，马世民是一个杰出的人物。他是英国人，原名西蒙·默里，1940年生于英国里斯特。1966年来到香港，进入当时最负盛名的怡和洋行工作，并且一干就是14年。他形容自己就像个推销员，墙纸、果仁、钢材、机器、电器等，什么都卖过。事实上，他确实在多种领域经受过许多锻炼。他在怡和洋行很受器重，曾任怡和多家公司的执行董事。20世纪70年代后期，他还被派往伦敦大学和美国斯坦福大学，专修经济管理专业课程。
1979年的一天，马世民代表怡和贸易来长实推销冷气机，希望长实在未来的大厦建筑中，能采用怡和经销的冷气系统。
他来到长实总部后，极力要求亲自面见李嘉诚。
平日，身为集团老板的李嘉诚是根本不会过问这类小事的，只需把它交给手下人员去干就行了。但这一次，在对方的强烈要求之下，他还是同意会见一下这位倔犟的“鬼佬”(港人对外国人的俗称)。
结果，这次会面给他俩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并有一种相见恨晚之感。
在交谈中，马世民说：“我属龙，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是龙的儿子。”
李嘉诚也是属龙的，不过他比马世民整整大了12岁。他们交谈的话题很广，马世民显示出了十分广博的学识。李嘉诚对这位新认识的“龙老弟”颇有好感。
1980年，40岁的马世民告别打工生涯，自立门户创立了Davenham工程顾问公司，其业务主要是承接新加坡的地铁工程。
1982年以后，李嘉诚与和黄行政总裁李察信，在“立足香港”问题上产生了很严重的分歧。李察信执意要离去，李嘉诚于是拉马世民加盟。
马世民一上任，就开始为和黄赚大钱，并辅佐李嘉诚成功地收购了港灯集团。这就是当时最为著名的华资进军英资四大战役(李嘉诚收购和黄、港灯，包玉刚收购九龙仓、会德丰)中的一役。此战的胜利，使李嘉诚更加看重马世民。
李嘉诚确实没有看错人，马世民在长实系，不仅业务能力强，而且他的人品与口碑同样让人佩服。不论曾与马世民共事数月，还是已建立十年八载合作关系的下属，都对他赞不绝口。
马世民的日程表上，从早到晚，排满了大大小小的各种会议，一般人根本就吃不消，他却能应付自如。下班后，员工都走完了，他仍留在办公室处理文件，该审批的作出批示，该签名的签名，每日直到很晚才回家。
下属说，“马头”从不吝惜笑容，他的笑很真诚，因为他性格开朗，待人和善，且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是个特大集团的总裁，却不像洋大班那样盛气凌人。不论和黄的老员工，或是新员工，哪怕是清洁工，都能与他融洽相处，毫无拘束，就像处在一个大家庭中一样轻松自在。
他善于听取下属的意见，从不强迫下属去做未达成共识的事。他极少发脾气，他如果觉得批评人的口气重了些，过后必定会向当事人道歉。据一位“挨训”的员工讲，“波士”(老板)道歉的方式很独特，不是一般的口头说说而已，而是买一个花篮送人。因为马世民非常富有人格魅力，因此，长实上上下下都非常爱戴他。
李嘉诚深为看重马世民难得的管理才能。1984年，在李嘉诚的安排下，马世民很快坐上了和黄集团第二把交椅，任董事行政总裁，不久又先后出任港灯、嘉宏等公司的董事局主席。
马世民在长实系权高位重，是仅次于老板李嘉诚的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
在和黄、港灯两大老牌英资集团旗下，留任的各分公司董事长、行政总裁有数十人之多，他们大部分都是英国人。
马世民曾把李嘉诚的左右手称为“内阁”。评论家说：“这个内阁，既结合了老、中、青的优点，又兼具中西方的色彩，是一个行之有效的管理模式。”
1993年9月，马世民辞去了和黄行政总裁的职务，李嘉诚将此职务交由霍建宁接替。
后来，李嘉诚的投资大计放眼于内地后，他表示，和黄以后如果需要用人，要多用本地人，并且要通晓普通话。这就是说，马世民成为了和黄最后一位洋大班，从霍建宁开始，李嘉诚以后不太可能启用洋大班了。
由此可见，李嘉诚在用人过程中，总是从实际需要出发，吸纳最有利于自己事业发展的人才。
李嘉诚用人不拘一格，能够打破国际界限，是难能可贵的。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在任用洋人的过程中，心理是健康的，目的是明确的。如果重用洋人是为了炫耀自己“过去是奴隶，今天做主人”，为了扬眉吐气，那就说明用人者还没有从根本上摒弃二等公民的心态，这样做对自己事业的发展没有任何好处。
李嘉诚经商箴言：
在我心目中，不理他是什么样的肤色，不理他是什么样的国籍，只要他对公司有贡献，忠诚、肯做事、有归属感，即有长期的打算，我就会帮他慢慢地经过一个时期而成为核心分子，这是我公司一向的政策。
5.把“客卿”看成是企业的添加剂
一个企业的发展，不仅需要内部人员的齐心协力，还需要得到企业外部人员的支持和帮助。如果能够借用“外脑”，既能增强企业的发展，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又可以广交朋友，提高企业的知名度。
李嘉诚年幼的时候，父亲曾给他讲过战国时代孟尝君的故事。孟尝君门客三千，志士能人比比皆是。他几乎成了古代中国贤能的典范和化身。
孟尝君为什么能够功成名就，名垂千古？因为他深明大义，求贤若渴，对贤能之士以礼相待。于是各地身怀绝技的名人高士纷纷投其帐下，为其献策献力。
李嘉诚在事业逐步发展，缔造商业帝国的过程中，其用人之法也颇有些孟尝君的风范，他以自己的信誉和重用人才的作风吸引了许多“客卿”来为他出谋划策，鼎力相助，甚至不图报酬者也比比皆是。
他虚心坦诚，心胸宽广，不但善用身边的人，而且极会利用外脑的智慧。李嘉诚能有后来的辉煌，“客卿”之功也不能不提。
李嘉诚曾郑重地对记者说：“你们不要老提我，我算什么超人，是大家同心协力的结果。我身边有300员虎将，其中100人是外国人，200人是年富力强的香港人。”300员虎将，除李嘉诚的左膀右臂外，便是总部与分公司的负责人，以及在长江系挂职或未挂职的“客卿”。
“客卿”之中，就数大牌律师李业广与当红经纪杜辉廉两人的影响最大。
其中，李业广是“胡关李罗”律师行合伙人之一。李业广还持有英联邦的会计师执照，属于“两栖”专业人士，在业界有着很高的声誉。
人们都说李业广是李嘉诚的“御用律师”。李嘉诚说：“不好这么讲，李业广先生可是行内的顶尖人物，我可没有这个本事独包下他。”
事实上，在当时来说，确实是这么回事。因为当时的李业广身兼香港20多家上市公司董事，而这些公司的市值总和已超过了全港上市公司总额的四分之一。另外，李业广还是许多商界富豪的高参。
其实，李业广并不是那种见钱眼开、谁给的钱多就帮谁的人。虽然一般的大亨很难请得动他，但只要是他敬重的人，没钱他也会鼎力相助。
李嘉诚正是李业广所敬重的人物。因此，长江上市之初，李业广便是首届董事会董事；长江扩张之后，李业广又是长江全系所有上市公司的董事。仅此一点，足见两李的关系非同寻常。
李嘉诚自然是一位彻底的务实派，他邀李业广进董事局，绝对不是拉虎皮做大旗，虚张声势。
在香港这片商业领地上，拉名人做企业董事的人比比皆是，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李嘉诚认为这样做没有多大必要，他本人更是不会那样做的，况且，他自己的名气比对方更大。
李嘉诚之所以重用李业广，是出于他对李业广的敬重。因为李业广有着渊博的学识，且能够学以致用。长实的不少扩张计划，就是两李“合谋”的杰作。
李业广做事一贯甘处幕后，保持低调。直到1991年，李业广出任香港证券联合交易所董事局主席后，才一鸣惊人。因为香港证交所董事局主席的位子可不是人人都能坐的，在他之前，任联所的主席个个都名满商界。
香港报章在介绍联交所新任主席李业广的资格履历时，称他是“胡关李罗”律师行合伙人，长实集团多家上市公司董事……长江在李业广及公众心目中的分量，可见一斑。
《明报》记者在一次采访中问李嘉诚：“您的智囊人物究竟有多少？”
李嘉诚说：“有好多吧！凡是跟我合作过，打过交道的人，都是智囊，数都数不清，比如，你们集团的广告公司就是。”这位记者大感惊奇，不知李嘉诚此话从何而来。
原来，当初李嘉诚在发售新界的高级别墅群时，曾委托《明报》旗下的广告公司做代理商，这家广告公司便派人去别墅现场察看。
广告公司的人见到这些高级别墅已全部落成，确实十分漂亮，颇具欧洲的典雅风格，又不失中式的豪华。然而，美中不足的是，四周的道路还没修好，而且恰好这天下大雨，走起路来泥泞不堪。
李嘉诚这些日子很忙，也没去看过，知道已建成了就打算立刻发售。
广告商到现场查看过之后，向李嘉诚提议：能不能稍迟些日子，等路修好，装修好几幢示范房之后再正式出售？这样不但售得快，售价也可标高。
“对对对！”李嘉诚忙不迭地答道，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你们比我更聪明，我入行这么多年，本该想到这一点，结果还是忽略了，多谢你们的提醒，我们就照你们说的办。”李嘉诚马上按照广告商的建议去办，效果果然不错。
后来在修建大坑龙华花园时，李嘉诚接受了这一经验教训，在发售前就修好路，还在四周种植上了美丽的花木，楼卖得更是出奇的好。
广采博纳，融兮众人的“绝桥”(好主意)，这便是李嘉诚超人智慧的源泉。李嘉诚不仅善于广采博纳，融合众智，而且也这样要求下属。他说：“决定大事的时候，我就算100%的清楚，也一样召集一些人，汇合各人的资讯一研究。因为始终应该集思广益，排除百密一疏的可能。这样，当我得到他们的意见后，看错的机会就微乎其微。当各人意见都差不多的时候，那就绝少有出错的机会了。”
“我很不喜欢人说些无聊的话。开会之前，我会预先几天通知人准备有关资料。到开会时，他们已经预备了所有的问题，而我自己也已准备妥当。所以在大家对答时，不会浪费时间。”
即使是超人和天才，终究也是人，也有力所不及和大意疏忽的事，李嘉诚的超人之处在于他能够以其超人的脑袋集思广益，力求圆满。
人的强大不仅在于提高自身智慧，凝聚众智更重要。如果我们能够总是抱着一颗坦诚谦虚之心，善纳忠言，广采博纳，凡人也可能成为超人。
李嘉诚经商箴言：
你们不要老提我，我算什么超人，是大家同心协力的结果。我身边有300员虎将，其中100人是外国人，200人是年富力强的香港人。
6.不要独食，利益均享
做大事业需要争取尽可能多的人合作，按现代经营理念，利益一致才能真诚合作。社会的快速发展造成了人才的流动，而留住人才的关键就是提供丰厚的报酬。有为的人才不仅需要崇高的地位和人格上的尊重，更需要丰厚的报酬。因为人才的价值是通过报酬来体现的。
李嘉诚在发展企业的同时，并没有忘记适时地给下属一些好处。下属得到好处后，自然会认为他不是一个爱独食的人，同时也会增强工作的积极性。
例如，马世民离职前，在和黄的年薪及花红共计有1000万港元，这个数字相当于时任港督彭定康年薪的4倍。至于马世民的其他非经常性收入，则很难计算。
李嘉诚为了增强下属对集团的归属感，往往会给他们以低价购入长实系股票的机会。
就在马世民离职的9月中，他就用每股8.19港元的价格购入160多万股长实股票，当日就以23.84港元的市价出手，转手间就净赚2500多万港元。
商人在商言商，皆为利来。李嘉诚懂得体恤下属，让下属分享利益，从而使集团形成了更强的凝聚力。
在与“客卿”的合作中，李嘉诚也很善于为他人谋利，做到仁至义尽。
前已提及，杜辉廉也是曾对李嘉诚的事业鼎力相助的一个“客卿”。
杜辉廉是一位英国人，出身伦敦证券经纪行，是一位证券专家。20世纪70年代，英国唯高达证券公司来港发展，委任杜辉廉为驻港代表。在业务往来中他便与李嘉诚结下了不解之缘。
1984年，唯高达被万国宝通银行并购，杜辉廉随之参与万国宝通国际的证券业务。
杜辉廉是长实多次股市收购战的高参，并实际操办了长实及李嘉诚家族的股票买卖，因而被商业界称为“李嘉诚的股票经纪人”。
但杜辉廉并不是李嘉诚属下公司的董事，他多次谢绝李嘉诚邀请他担任长实董事的美意，是众“客卿”中唯一不支干薪者。但他绝不因为未支干薪，而拒绝参与长实系股权结构、股市集资、股票投资的决策，这令重情重义的李嘉诚一直觉得欠他一份重情，总想着寻机报答他。
机会终于来了，1988年底，杜辉廉与他的好友梁伯韬共创百富勤融资公司，李嘉诚当即决定帮助百富勤公司，以报社辉廉相助之恩。
杜梁二人各占百富勤公司35%的股份，其余股份由李嘉诚邀请包括他在内的18路商界巨头参股。
这些商界巨头也得到过杜辉廉的帮助，所以接到李嘉诚的邀请后，便欣然允诺。他们都和李嘉诚一样不入局、不参政，目的仅在于助其实力，壮其声威。
李嘉诚说过：“如果一单生意只有自己赚，而对方一点不赚，这样的生意绝对不能干。”他还说：“重要的是首先得顾及对方的利益，不可为自己斤斤计较。对方无利，自己就无利。要舍得让利，使对方得利。这样，最终会为自己带来较大收益。”
李嘉诚的意思是，用人者与所用的人之间应该利益均沾，这样才能保持久远的合作关系。相反，光顾一己之利益，而无视对方的权益，只能是一锤子买卖，只会使自己的生意做断做绝。
李嘉诚经商箴言：
人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你对人好，人家对你好是自然的，世界上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你的核心人物。
热衷于慈善事业
有这样一句名言：一个人如果不热爱自己的祖国，那么他不属于人类。爱国之心人皆有之。个人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个人的进步和祖国的进步步调一致。祖国强大了，才有个人的尊严和荣誉。李嘉诚时刻关注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无私地捐献大量钱款，用于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和社会福利事业，体现了对祖国的赤子情怀。
1.处理好大家与小家的关系
把大家当成自己人的商人，是有道义之人。在华人财富巨人中，李嘉诚在这方面做得极为突出。他时时关心大家，资助大家，把自己对社会的关爱用另外一种形式表达出来。尤其是他在带头复苏香港经济方面，更是从大局考虑，值得称道。
1999年初，李嘉诚在一个集团高层齐集的内部活动上谈到了香港，他认为，香港是“家乡根基所在”，并表示以后将继续以香港为“重要投资基地，谨慎选择优质项目积极拓展”。
据说，在这一年的周年晚宴上，李嘉诚向出席的员工致词，演讲词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在讲香港。他对员工说，如果谁能够想出一些对长实集团、对香港都有利的业务，他会很重视，并愿意对此进行详细研究。
李嘉诚形容过去的一年是“多年来未见如此困难的一年”，各行各业在亚洲金融风暴冲击下，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在今后一段时间内，香港将会进入一段经济低迷期。
李嘉诚又说了，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香港人虽然头脑灵活，适应能力强，但是世界各国也并不示弱，它们的竞争力在过去的10多年中不断加强，这一点不可忽视。
李嘉诚提到了美国，他说美国很早以前就把价廉物美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和竞争优势。大部分美国国民的工作态度变得比原来积极，工作的时候既勤奋又认真，并且有着很强的研究和创新精神。另外，美国的高科技占尽优势，各项生产的增值能力因此大大加强。
接着，李嘉诚又分析了香港的产业结构，从中找到了不足之处。他说，香港在进步，但它的竞争能力却不能够与国外相比，这归根于高昂的生产成本。比如，香港的建筑成本是亚美两洲中最高的；再如货柜码头业务，它的经营成本同样高出了其他亚洲国家。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暴后，东南亚国家的货币出现了贬值，竞争力因此会大大增强。李嘉诚认为，为了能够使香港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必须以实现产品增值为突破口。
从李嘉诚的演讲中可以看出，李嘉诚曾表示搁置百亿港元投资的言论是真的，他想通过在港投资改善香港的投资环境，借此增强香港在亚洲乃至全世界的竞争能力。
1999年1月6日，香港《南华早报》报道，香港富商李嘉诚认为香港对投资者不再具有吸引力的言论传开后，中国政府随即表示要采取行动，以便增强香港的竞争力，吸引投资者前来发展业务。
《南华早报》引述了中央政治局一名委员的话，说中国总理已经向其智囊团成员下令，要求他们就恢复香港竞争力的课题，拟出一项全面的可实施的计划。
不仅如此，中央政治局还委托香港新华分社，看他们有什么办法或建议来复苏香港的经济。可见，中国政府在当时对香港的重视程度。
当时，在任的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向外界表示，北京将全力支持香港政府。在新闻发布会上，他这样对记者说：“我不愿对猜测性的报道做出置评，但我首先要表明的是，中央政府总是竭尽所能地协助我们复苏经济。”
他又说，中国在1998年的经济增长率为7.8%，在很大程度上协助了香港。中国的经济在1999年一定会再次稳健增长，同样能给香港带来帮助。
1999年5月，李嘉诚受到当时国家领导人的接见，那时的李嘉诚早已是香港的知名人士，担任着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主席职位。
接见过程中，领导人赞赏李嘉诚积极支持中国的经济建设事业、教育事业以及慈善事业等，赞赏他为香港经济的繁荣和稳定做出了很多有利的事情，并希望李嘉诚在今后能够继续为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多做贡献。
李嘉诚当即表示，虽然香港经济目前表现不好，但他相信很快会得到改善的。
1999年5月23日，李嘉诚向传媒表示，近期港人在内地子女居港权的问题不会影响他的投资信心。他还说，如果回报合理，他将永远将香港作为投资的首选之地。
李嘉诚经商箴言：
这虽然是件小事，在我看来却是大事。如果我还能找到那位客人，一定要让他安度晚年，以报他的大恩大德。
2.饮水思源，报效家乡
“天地之间有杆秤，自己富了不忘老百姓。”这是许多爱国华侨的心声。前有陈嘉庚，后有李嘉诚。爱国的李嘉诚大量投资援助祖国的建设事业，在家乡兴办教育和各项社会福利事业。魂系桑梓，始终以赤子情怀回报祖国和家乡，不愧是名扬海内外的爱国商人。
“我是中国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李嘉诚不仅时时这样提醒自己，也以“作为一个中国人对祖国应尽些责任”来要求自己，他离乡旅港多年，虽忙于商务，却无时不缅怀国家，思念故土，大力支援祖国建设，报效桑梓。李嘉诚在给家乡政府的一封信中写道：“我目睹祖国之高速进步，在四个现代化政策的推动之下，一切欣欣向荣，深感雀跃；支持国家建设，报效桑梓，此乃本人毕生奋斗之宗旨！乡中若有何有助于乡梓福利等事，我甚愿尽其绵薄。”
很多年前，香港不少财团已纷纷进军中国内地，轰轰烈烈地进行投资和项目开发，先后取得了辉煌业绩。香港华人富豪中，李嘉诚的海外投资金额最大。在中国内地的投资，他却晚了一步。当然，这与他的经商观念和稳健作风有一定的关系。从1992年起，李嘉诚把港外投资的重点放在了内地市场，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大有后来者居上之势。
同年，邓小平对南方的经济特区进行了视察，随后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大门。此时，中国内地被世界经济界一致看好，他们认为中国内地将是全球最具潜力的投资市场。李嘉诚同样觉察到了国内市场的巨大潜力，他果断决定在大陆各地找寻发展机会。据说，李嘉诚表示，李氏企业将会在大陆投资300亿港元左右，用于与国内企业的联合发展项目。
李嘉诚的足迹遍及国内各地，例如在上海，他指出，“与七八年前我第一次来这座城市相比，上海的发展真是令人震惊，上海将会是我们在内地投资的重点之一。”
李嘉诚又说：“我一下飞机就感觉到了上海的巨变，不仅是城市容貌焕然一新，而且能感到每一个上海市民积极地参与上海的建设和经济发展，上海的领导层也有很大的决心。”
李嘉诚称赞上海在短短的几年间便成为举世闻名的金融、资讯、科技、贸易及航运中心。“上海在新世纪中将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一员，它的前程是无限光明的。”
据统计，长江集团和和记黄埔集团在内地投资超过600亿港元，其中在上海的投资约为80亿港元，已经成为香港在内地最大的投资者之一。李嘉诚表示，他将把上海作为在内地重点投资的城市之一，只要有好的项目都会考虑在这里投资。
又如，在一次应深圳市领导的邀请，赴深圳参观考察时，李嘉诚一再用“高瞻远瞩”来评价深圳的规划、建设和发展成就。当他得知和记黄埔旗下的盐田国际与盐田港集团已经签署盐田港第三期开发合作意向书后，高兴地说，盐田港的目标是世界最大最佳的集装箱码头，深圳将成为长实集团在内地投资最多的城市，而且李嘉诚还欣然题词：“高瞻远瞩，建立世界最大最佳的集装箱码头”。
面对深圳的巨大变化，李嘉诚一再向陪同的市领导表示，深圳最了不起的还不是现在的发展水平，而是深圳的领导在城市规划建设、经济科技发展方面高瞻远瞩的决策水平。在莲花山顶，面对市中心区的规划模型，李嘉诚连连称赞说，这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一流水平的。如果发展空间允许，长实愿为中心区的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在高新技术园区，李嘉诚很认真地听取了有关负责人的介绍。当听说深圳高新技术园区已被国家列为五大重点高新园区时，李嘉诚很认真地询问还有没有发展空间，外商投资企业产品可否内销，对外商投资企业有什么限制？因为长实正在和全世界几家最大的高科技公司探讨合作项目。他说，深圳高新技术园区是很好的投资选择。
在上海和深圳两个地方的考察足以证明李嘉诚对国内市场的重视，相信在今后的投资中，他将为内地的各项建设提供大量的资金和财力，极大地促进祖国经济建设的发展。
李嘉诚在家乡的盛举，当属捐资兴建汕头大学。
当年，爱国华人陈嘉庚多年奔波于东南亚和世界各地，召集和发动海外炎黄子孙，积极支持国内人民的正义斗争。他还热心于祖国的公益事业，帮助家乡人民办教育，他以“企业可收盘，学校不能停办”之决心，在福建捐资兴办幼儿园、小学、中学、师范及水产、航空等学校造福后代。
如今，李嘉诚怀着“报效祖国、造福桑梓”的爱国热忱，以“千方百计”、“破釜沉舟之精神”捐赠6亿港元创办汕头大学。为祖国、为家乡人民办了件造福子孙万代的实事。具有悠久历史的潮汕地区，人才荟萃。然而在这1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900余万人却没有一所大学，早在20世纪40年代，潮州就有人呼吁集资兴办大学。当时，陈嘉庚也非常赞同这一想法，还就此写过一篇文章《论潮州大学》，在文章中，他说：“潮州尚未有一所大学，诚属憾事”，“虽僻处南疆，然与东南亚交通至为便利，潮州创办大学……不但为中国之大学，将来亦可为东南亚之大学。”
陈嘉庚的宿愿终于由李嘉诚实现了。1979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汕头市被列为四个经济特区之一，因此需要较多的经济管理人才。中央及当地政府认为，潮汕地区迫切需要一所大学，并号召海外华侨参与赞助这一盛事。
李嘉诚在少年时代，因受其父影响，即有投身教育的志愿，只是因时势变化，才将兴趣转移到经商上。兴建汕头大学的消息，又使他想起了教育报国的宿愿，虽然他自己不会从事教育工作，但决心尽全力促成此事。
1980年5月，汕头大学筹委会在广州成立，主任是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
1981年8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汕头大学。11月，任命许涤新为汕头大学首任校长。校址选在汕头市郊桑浦山南麓。
李嘉诚首先以个人名义捐款3000万港元，并在筹备工作中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陈衍俊先生从1981年起就参加汕头大学的筹备工作，对李嘉诚为此做过的努力比较了解，他在其著作中写道：
“这个阶段(筹备阶段)，李嘉诚与汕头地区、市政府领导人和汕大负责人的主要精力和主攻目标，集中地放在抓‘硬件’的工作上，也即是迅速解决第一期建校工程问题。承担这方面艰巨任务的是香港伍振民建筑师事务所和汕头大学筹委会办公室基建部门的建筑设计师、工程师。”
“李嘉诚除了自己要付出许多时间关注汕大的工作外，在香港公司内部，还专门成立了一个负责汕大事务的工作班子，经常派出工作人员来校了解情况，解决实际问题和困难。香港伍振民建筑师事务所就是受李嘉诚先生委托，专门负责汕大整体设计，并与汕大筹委会办公室基建组、北京有色金属冶金设计院紧密合作进行建校蓝图的设计。”
1982年，受世界经济衰退的影响，加上撒切尔夫人访华引发香港信心危机，香港股市地产急剧下挫。长实年盈利下跌到5.26亿港元，跌幅高达62%；1983年，公司盈利继续下跌至4亿港元。
长实情况不妙，整个香港业界更是一片黯淡，移民的浪潮风起云涌。
一些回潮汕老家的港商说：“看这情况，香港的有钱人都会跑光了。”一时间，潮汕流言四起，人们说：“李嘉诚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不会再拿钱来建校了！”有一些人还跑到汕大基建工地，看看工程是否在建，是否如传闻所说摘下了筹委会的牌子。
面对此情，李嘉诚于1983年5月，给汕大筹委会写了一封信，说：“近年世界经济衰退影响所及，长实也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各行业倒闭及亏损者甚多，经济损失十分严重。上述捐赠，在个人今后数年之现金收入，已达饱和。但鉴于汕大创办成功与否，较之生意上及其他一切得失更为重要，而站在国民立场，能在此适当时间，为国家尽心尽力，即使可能面对较为困难的经济情况，我们也一定要做这件有重大意义的事情。”
李嘉诚果断决定，一定要把汕大办起来。他还再三向广东省、汕头市的领导表示：不管将来情况如何，他都要走下去。
在李嘉诚的大力推动之下，汕头大学终于创建起来了。1986年6月20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李嘉诚时，专门就此事对其表示感谢。
邓小平说：“你为祖国做出的杰出贡献，我和香港领导人是理解的，中国人民是理解的，我代表全国人民表示感谢。”
李嘉诚对邓小平说：“办汕头大学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事。发展教育事业对于促进祖国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是非常重要的，我愿为此而努力。许多华侨和外国人士愿意为汕头大学的建设贡献力量，希望这所学校对外更加开放一点。”
邓小平对李嘉诚的想法深表赞同，并承诺要给予大力支持。他说：“这是一件好事，全国应调一些比较好的教员到那里去，把这所大学办好。汕大应该办得开放些，办成全国重点大学。我们今后要全力以赴，办好中国的教育事业。”
1986年10月7日，李嘉诚在第四次莅临汕大时，动情地说：“我把一生的心血都放在汕大上了……说句心里话，汕大是我一生最大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件大事，为了汕大我付出了不少心血，为了汕大我破釜沉舟……”
在汕头大学的筹建过程中，李嘉诚曾多次追加捐款，从1980年9月的3000万港元增加到1989年10月的3.7亿港元，一个月后又增至5.7亿港元。前后相比，所赠款项竟比原计划多出近20倍。
李嘉诚一心要把汕头大学建设成为国内乃至国际上有名的高等学府。为此，他在海外组建了“李嘉诚汕头大学基金会有限公司”，参与投资在汕头市兴办一个10万千瓦年发电量5亿度的火力发电厂。李嘉诚汕头大学基金会有限公司除了对这一项目投资1000万美元外，还负责代替汕大向国外筹借5000万美元。
汕头大学基金会是一个不图利润的组织，其目的在于保证汕头大学和汕头医院的后续资金支持，它的本金及其获得的利息和利润将会全部用于此。
李嘉诚不是一个教育家，但他却以其治理企业、开拓李氏王国所具有的独特理念，来潜心经营汕头大学。李嘉诚认为，一所大学要敢于创新，积极进取，决不能墨守成规。正如他经营企业时十分重视搜集全面、准确的信息一样，李嘉诚也会在繁忙的事务中抽出时间来搜集有关教育方面的信息，为汕头大学的发展提供先进的办学经验。
为了让汕头大学教师加强与海外的学术交流，提高教学质量，李嘉诚在香港专门成立了汕头大学学术基金会，为汕大的海外交流活动提供资金。
为了培养汕大的教师，李嘉诚又在香港大学设立了李嘉诚奖学金；李嘉诚还拨出专门款项，送汕大教师到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攻读双学士学位。
1984年以来，汕大已向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德国、日本、新加坡、泰国、香港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派出留学生、进修生100多人。李嘉诚为汕大倾注了大量心血，也在国人心中留下了兴办教育的美名。
李嘉诚经商箴言：
我开始创业的时候，原来打算做3年后再从头念书，但现实环境有所改变，我当然有点伤心。但我后来想通了，就是我一个人做医生也不过是一个人，假如我的事业成功，我可能每一年也培养了一二百个医生：结果会更加好。这目标我达到了！
3.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古代儒家思想的精华，是为人处世的最高境界。李嘉诚受儒家文化影响，也把这条儒家提倡的处世准则作为为人处世的标准，因此，香港和他的家乡潮州就成为“善举”的最早受益方。
李嘉诚是香港家喻户晓的大慈善家。他秉承“达则兼济天下”的古训，关心和支持着香港的教育文化、医疗卫生和慈善事业的发展。
从李嘉诚的身上可以看出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美德和崇高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李嘉诚认为“人的一生应该为国家、民族和人类做一些高尚有益的事情”，“为年轻一代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他说：“人生的最大价值在于无私的奉献”，“一个人当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分钟，想到曾为国家、民族、社会做过一些好事时也就心满意足了”。
生活中，李嘉诚也正是这样，他从实际出发，不断实践着自己的人生诺言。李嘉诚对香港有着浓厚的感情，他无私地为香港社会的福利事业做出了许许多多的贡献，从而显示出了这位华商高贵的品格和宽广的爱心。
李嘉诚认为，在香港，教师和警察的工作最值得人们尊敬，他们更需要关怀。因为，教师承担着培养下一代的重任，他们的工作是辛苦的，但生活却很清贫。李嘉诚的父亲做过老师，他能体会到这一点。李嘉诚在尊敬老师的同时，对教育事业也极为关心；警察的工作当然也是比较辛苦的，并且还带有危险性，但他们没有退缩，时刻维护着香港社会的稳定，保证香港的繁荣和发展。他们的工作同样值得尊敬，他们同样需要社会的关怀。
为了支持香港的教育事业，李嘉诚从1977年起，开始了他的捐款行动。他先后给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学生交换计划”、“夏鼎基爵士基金”、香港语言运动、法国国际学校、新华社香港分社教育基金以及明爱中心、圣保罗男女学校、东华三院李嘉诚中学、迦密中学、三育小学等捐款。另外，为表示对警察同志的尊敬和关怀，李嘉诚还为警察子弟教育基金、警察教育福利基金等捐赠款项。
李嘉诚不仅仅关心教师和警察，他还对香港的医疗、文化艺术、社会福利事业等，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得到了香港市民的一致好评。
1984年6月，沙田威尔斯亲王医院——李嘉诚专科诊疗所开业，在兴建过程中，李嘉诚捐赠0.3亿港元。开幕典礼由港督尤德主持，尤德谈到，这家新专科诊所是香港当局扩展新市镇医疗服务区计划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李嘉诚做了很大贡献。李嘉诚对医疗事业的热心捐赠也是有原因的。首先，他对“体之健康，益于社会”有深刻认识，李嘉诚喜欢做对社会有益的事情；其次，李嘉诚的父亲正是因为贫穷而导致治疗不及时，而过早辞世。父亲的去世给李嘉诚留下了深深的痛苦和难以抹去的记忆，早在青年时期，他就立志日后如有发达之日，必将为发展医疗事业献力，为社会造福。
香港的社会福利和文化艺术事业也得到了李嘉诚的无私捐赠。香港公益金、邓坚慈善基金、香港女童军、圣雅各福利会、皇家香港警务处退役同僚协会有限公司、消防署福利基金、麦理浩基金、香港路德社会服务处、尤德爵士基金、挟康会、惩教处福利基金、香港皇家员佐级协会、香港文化艺术基金、香港经济发展协会有限公司、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星岛报业、香港管弦乐团、合一堂、香港芭蕾舞学院等都是李嘉诚捐赠过的项目，捐资数额超过1亿港元。
此外，李嘉诚对香港的宗教事业也有捐赠，他曾捐资助建香港的天主教堂、基督教堂等。
至于李嘉诚在香港不时扶危济困、抚恤孤寡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他默默地做着好事，从不张扬。据悉，李嘉诚有一本“私账”，那是“扶危济困、抚恤孤寡、帮助亲朋”的“账本”。逢年过节或者一月一季，他的手下就会按名字、地址、数目寄去款项。李嘉诚对寄发对象、寄发时间、寄发数目都有一个清晰地记录。对这件事，他就像在履行“义务”那样认真地去做着。
李嘉诚说过：“我赚钱不是只为了自己。为了公司，为了股东，也为了替社会多做些公益事业。把多余的钱分给那些残疾及贫困的人”，“我的钱来自社会，也应该用于社会”。
从1977年以来，李嘉诚每年都以“匿名”方式，用1亿元港币，帮助香港和大陆发展医疗教育事业，而从不扬名。
当然，不要误解，认为李嘉诚“挥金似土”。李嘉诚是精明的，他在捐款的过程中，很注重社会效益，也很讲究如何将“钱”用得有意义，他反对“奢侈”和“浪费”。
“发达不忘家国”是李嘉诚先生的一条做人宗旨。如前所述，1940年冬，李嘉诚随父母到香港投亲，这年李嘉诚只有12岁。1978年，李嘉诚应邀前往北京参加国庆观礼，这是他来香港后第一次回大陆。在这38年间，李嘉诚的足迹踏遍了世界各地。此时的他对于祖国、对于潮州古城，有一种熟悉中显得陌生、陌生中又依稀熟悉的情怀。
潮州(俗称府城)古城是个美丽的地方，是中国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自公元413年(东晋义熙九年)起，潮州就成为了历代郡、州、路、府的所在地。长期以来，它一直是粤东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享有“海滨邹鲁”的美誉。
这个人杰地灵的历史名城，便是李嘉诚的诞生地。巍峨的笔架山郁郁葱葱，韩江奔腾不息。这里山清水秀，是人才荟萃之地，是培育英雄豪杰的摇篮。
李嘉诚先生曾神情肃然地说过：“本人旅居香港数十年，无日不怀念家国，思念故里……”“作为炎黄子孙，必须奋斗自强。发达不忘家国，来日必以报效桑梓……”
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后，李嘉诚看到了祖国的巨大变化，百感交集。的确，离开祖国近40载，眼前的祖国是崭新的，它不再遭受侵略者的蹂躏，它已经告别了贫穷和落后的年代，正一步步走向繁荣和富强。作为一个游子，作为一个对祖国有浓厚感情的爱国人士，李嘉诚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从北京返回香港后，李嘉诚先后接到来自家乡侨联会及有关单位的来信。李嘉诚的思乡之情再次被激起，他挥毫给家乡致函，称“乡中或有助于桑梓福利等事，我甚愿尽其绵薄。原则上以领导同志意见为依归。倘有此需要，敬希详列计划示知……”在函中，他一再强调：“月是故乡明。我爱祖国，思念故乡。能为国家为乡里尽点心力，我是引为荣幸的。”“本人捐赠绝不涉及名利，纯为稍尽个人绵力。”
从1978年底始，李嘉诚先后为家乡故里做了多件好事，以此表达他对故乡的思念和感激之情。
第一件大好事，前面已经提到，就是在1978-1986年，李嘉诚捐资590万余港元，在潮州市赠建住宅楼宇2处，共9幢，建筑面积为12529平方米，安排户数250户。
第二件大好事，是在1980年，李嘉诚捐资2200万港元，兴建了潮安县医院和潮州市医院，各装备先进设备110项，大大改善了潮州市的医疗条件。关于这一善举，后文还有详述。
第三件大好事，是李嘉诚捐资450万港元赞助韩江大桥的兴建。大桥建造期间，李嘉诚先生曾派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主席办公室首席秘书到工地巡视，以表诚意。《韩江大桥碑记》有这样的记载：“潮州向为岭东门户，沟连闽粤之要冲。而韩江挟三河之水，翻波腾浪，遏阻舟车。商旅通途，唯广济桥是赖。桥历800余载，而雄姿犹在，真吾潮历史文化之胜概也。然沧桑事易，今古势殊，昔之巨梁结构，虽经改建，仍难肩现代运输重负。是以顺众望，集群智，策定兴建新桥之良图。首蒙各级领导机关鼎力相助，复承海内外乡亲竭诚匡扶，筹资人民币5950万元。遂敦请铁道部大桥局设计施工。自1985年11月3日奠基，翌年5月10日兴筑，历时36月毕役，诚所谓利众者易兴，谋众者易成者也。桥长1153米，宽18米，东西引道76.30米。古塔擎天耸峥嵘于东岸，凤台抚水炫妍丽于中区。是桥既成，于名城之振兴，文明之建设，经济之腾飞，其助力正未可估量也。因刻石为记，以垂久远，藉彰各界贤达热心潮城建设之赤诚，而励来兹尔。”
后来，“为褒扬爱国爱乡、倾力建桥的海内外各界人士”，潮州市政府在大桥东侧的笔架山麓，建造了一座具有传统特色且风格迥异的韩江大桥纪念馆。馆内正堂中间为建桥“碑记”，左侧为捐资芳名，右侧为嵌瓷照片。“让千千万万为韩江大桥作出贡献的人们名垂青史，世代流传。”
李嘉诚先生捐资名列榜首，他的照片位于群像正中。
第四件大好事，是李嘉诚先生、夫人庄月明和李先生的母亲李庄碧琴太夫人，多次捐资修建潮州市的开元镇国禅寺，共计111万余港元。
潮州开元寺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精华瑰宝，始建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该寺规模宏大，肃穆壮观，香火鼎旺，游客如云，寺内有很多珍奇文物，尤其珍贵的是寺内藏经楼，至今仍保存着8大橱清代乾隆皇帝钦赐的雍正版本《大藏经》7240卷，还有开元寺方丈释智诚和尚于1937-1949年期间，在庵埠观音堂闭关3年，刺舌血写就的《大方广佛华严经》(俗称《血经》)。寺内诸多经典文物，集佛教哲学(也称《释学》)之大成，闪耀着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灿烂光辉。
李嘉诚一家三人先后捐资修复了开元寺的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观音阁等。他们的芳名也因此被镌刻在大寺内左侧回廊的“乐善好施”的碑石上。另外，李嘉诚先生对潮州市佛教联合会也有所捐赠。
第五件大好事，是李嘉诚先生捐资帮助潮州兴办福利基金等。1985年，他给潮州市庵埠华侨医院捐赠了12万港元；1987-1990年，他捐资80万港元给潮州、潮安两医院作“医疗福利基金”；1989年，他捐赠10万港元给潮州市作为“教育奖励基金”；1990年，他捐资150万港元赞建潮州市体育馆；1992年，给潮州市卫生局捐赠港元25万作事业发展费用，还捐款50万港元赞助南澳县人民医院。
李嘉诚对桑梓、对国家做了很多好事，但却一贯采取“低调”的处理方式，“只期默默耕耘，不拟作任何宣传”。在香港是这样，在汕头、在广州也是这样，在家乡潮州还是这样。
1983年的元宵佳节，潮州举行盛会，有多项开幕或剪彩仪式。其中也包括潮州、潮安两医院的开业剪彩仪式。他一不同意用自己的名字去给医院“命名”；二不带自己“长实”的职员参加；三并不邀请香港的嘉宾前来，也不愿前去剪彩。由于潮州市党、政、民、侨领导人的一再邀请，碍于情面和乡谊乡情，在最后一分钟方答应前往医院参加开幕剪彩仪式。
是日，著名画家、书法家赖少其先生也是应邀参加潮州多项庆典的嘉宾之一。是夜，他兴奋不已，写成了《好事近》词一阕。
《好事近》词序云：
李嘉诚先生爱国爱乡，出巨资为人民造房、办学、建医院，修复名胜古迹，人皆感之。余恭逢盛会，作此以赠。
其词云：
见今日，潮州城里，
万人空巷，爆竹喧天，
海外赤子，热爱家乡。
不是唐时长安，胜过长安。
思往昔，韩退之，
被逐长安，路遥马疲遏庾关，
始知梅花放。
岭东春暖，同心合力，
建设好江山。
李嘉诚先生衷情地说过：“我目睹祖国之高速进步，在四个现代化政策之推动下，一切欣欣向荣，深感雀跃。支援国家建设，报效桑梓，此乃本人毕生奋斗之宗旨也。”随后，李嘉诚又说：“若有一天，我独自一个人到医院去，看见病人接受良好的治疗，康复出院，我心已足矣！”
李嘉诚又说：“我生平最高兴的，就是我答应帮助人家去做的事，自己不仅是完成了，而且比他们要求的做得更好，当完成这些信诺时，那种兴奋的感觉，是难以形容的……”
李嘉诚不仅造福于香港社会，对于国家也多有贡献。综观以上所述，仅据有所记载留存的，李嘉诚在香港对教育、医疗、文化艺术及社会福利等的捐赠已逾数亿港元，对祖国内地的各项捐赠则以10亿港元计。
李嘉诚深知，在商品经济激烈竞争的现代社会里，“没有钱是办不成事的”，但“金钱却不是万能的”、“对有些地方、有些事，就是有了钱也并不能解决问题的”。
正是这样，李嘉诚才有“办公益事业乃是我分内之天职”、“一辈子做对中国人民有益的事，乃是我的基本宿愿”的话，他认为，“作为一名炎黄子孙，能为后世留下一点功业，今生无悔，这个辛苦值得！”
李嘉诚经商箴言：
我们的社会中没有大学文凭、白手起家而终成大业的人不计其数，其中的优秀企业家群体更是引人注目。他们通过自己的活动为社会作贡献，社会也回报他们以崇高荣誉和巨额财富。
4.扶危济困：商之侠者
只有懂得施予，才能真正获得。而“锦上添花”式的施予固然可以让人称道，但“雪中送炭”才能使世人铭刻在心。可见，做善事大有学问。
有人可能会说，做善事谁都会，其实不尽然，善事如何做，其中大有文章。高手可以名利双收，拙者可能费力不讨好。
有人称李嘉诚为香港首富，李嘉诚并不同意这种说法，他曾这样说道：“所谓首富，大家都明白，是一个错误。在香港比我有钱的人不少，我不可以讲他们的名字，然而香港人都明白。但，富要看你的做法，是怎样富的？如果单以金钱来算，我在香港第六、七名还排不上。我这样说是有事实根据的。但我认为，富有的人要看他是怎么做。照我现在的做法，我自己内心感到满足，这是肯定的。”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李嘉诚并不在乎首富这顶桂冠，他更看重是否问心无愧。
姑且不论李嘉诚对香港经济繁荣起到多么重大的作用，单说对内地投资数百亿港元，独资创办汕头大学及其善举义行，李嘉诚堪称华夏骄子。
1978年9月底，李嘉诚作为港澳观礼团的成员，应邀到北京参加国庆典礼。
在北京，李嘉诚从都市建设、公共设施等表层现象上看到了内地的贫穷和落后；但是，从首都人的精神面貌上，李嘉诚看到了希望，预感到中国将会发生巨变。
这是李嘉诚为家乡大做善事以至于后来大举投资的背景，这里我们首先回顾一下李嘉诚的一些善举。
1978年底，李嘉诚捐资500万港元，在家乡潮州兴建9幢群众公寓，建筑面积1.25万平方米，安排住户250户；后来，又陆续修建了5幢；1980年间，李嘉诚捐资2200万港元，用于兴建潮安县医院和潮州市医院；其后，李嘉诚为兴建韩江大桥捐款450万港元，名列捐资者榜首。另外，李嘉诚还多次捐善款，资助家乡有关部门设立医疗、体育、教育的研究与奖励基金会，每笔数额10万到150万港元不等。
李嘉诚慷慨解囊，善举义行在家乡广为流传，可谓有口皆碑。尤令人称道的是，他淡泊功名，保持低调。他不同意以他的名字为潮安、潮州两医院命名，甚至不愿意参加剪彩仪式。
在广东省和广州市，李嘉诚先后有数千万港元的捐款。独资兴办汕头大学，更是李嘉诚在祖国义举的一座丰碑。
除了对家乡的捐赠外，李嘉诚对中国内地的其他地方也有很多捐赠活动。
1984年，他向中国残疾人基金会捐赠100万港元；1991年，他又捐出500万港元，并表示从1992-1996年，陆续捐赠6000万港元。
1987年，他向中国孔子基金会捐款50万港元，用于赞助儒学研究，该基金会在山东曲阜为李嘉诚树碑立传；1988年，他给北京炎黄艺术馆捐款100万港元；同年，捐200万港元资助汕头市兴建潮汕体育馆；1989年，捐赠1000万港元，支持北京举办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
李嘉诚对香港的捐赠同样很多，在香港市民的眼里，他就是一位伟大的慈善家。
从1977年起，他先后给香港大学等几家教育机构及基金会捐款5400多万港元。
1984年，他捐助3000万港元，在威尔斯亲王医院兴建一座李嘉诚专科诊疗所；1987年，他捐赠5000万港元，在跑马地等地建立了3家养老院；1988年，捐款1200万港元兴建儿童骨科医院，并对香港肾脏基金、亚洲盲人基金、华东三院捐资共1亿港元。
20世纪80年代至今，李嘉诚对香港社会福利和文化事业的几十家机构的捐善款数额逾1亿港元；从1979年至今，他所捐出的款额逾8亿港元。
仅从这些数字上，就可以看出李嘉诚的慷慨和善良。
李嘉诚的付出虽然不为名利，但他的做法还是感动了很多人。他的慷慨之举为他赢得了无数的荣誉。
1986年，香港大学校监、港督尤德爵士授予李嘉诚名誉博士称号；1989年元旦，李嘉诚获英女皇伊丽莎白颁发的CBE勋爵及勋章奖章。
不仅如此，李嘉诚对中国内地的捐赠同样得到了中国内地的认可。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江泽民、李鹏等多次接见他，高度赞扬他为祖国、为家乡作出的贡献。
有人说，为人应该雪中送炭，而不应该锦上添花。李嘉诚正是这样，他的做法是扶危济困，在别人有难时伸出援助之手，急别人所急。也正是李嘉诚的这种做法无形中为他赢得了众多的荣誉，尽管他在实施慈善行动时并没有想到这些。
李嘉诚先生华东赈灾的义举，就属于这种行为，这使他再一次为国人称道。
1991年7月l1日，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秘书长陈虹在会上介绍，1991年上半年，特别是5、6月份以来，中国已有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发生了水灾，5个省、自治区发生了严重旱灾。截止到7月5日，全国因灾死亡1270人。
其中，灾害最重、损失最大的是安徽和江苏两省。据初步统计，安徽全省受灾人口高达4800多万人，占全省总人口近70%，因灾死亡267人，农作物受灾面积430多万公顷，各项直接经济损失近70亿元人民币；江苏全省受灾人口达4200多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62%，因灾死亡164人，农作物受灾面积300万公顷，各项直接经济损失90亿元人民币。
此次灾害波及范围大，损失严重。当时有200万人无家可归，一些灾民还患上了肠道疾病；公共设施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大量的公路、桥梁等急需修复。
灾情的严重和救灾任务的艰巨引起了中国政府的特别关注。会上，陈虹代表中国政府，紧急呼吁联合国有关机构、国际组织及国际社会各有关方面，向中国安徽、江苏两省灾区提供人道主义的救灾援助。
此时，身在香港的李嘉诚从报刊上看到了“安徽、江苏地区遇上百年未见洪峰，灾情特别严重”的信息，他的心情顿时沉重起来，开始密切关注灾区情况。7月12日清晨6六点钟，香港电视台播放了“中国政府的紧急呼吁”，李嘉诚听到新闻报道后，曾私下对老朋友许伟先生谈到，整个夜晚他都睡不好觉。
国家处于危难之秋，正是义者报国之时。
李嘉诚顾不上吃早餐，他当即拨通电话，与长实、和黄、港灯、嘉宏四大公司的负责人联系，达成共识。清晨6点多钟，长实董事局主席办公室经理鲍绮云小姐被家里的电话铃声吵醒，她迅速抓起话筒，听到了李嘉诚先生急切的声音：“你赶快到新华社香港分社去！找到任何一位社长都行。我只要求见他5分钟。如果他很忙，就算站着5分钟说说话也行！”鲍绮云经理马上按李嘉诚先生的吩咐，当即驱车前往新华社香港分社完成了联络工作。李嘉诚先生以属下四大公司的名义，带头捐款5000万港元，用于赈助华东灾区。
是日下午3时前，李嘉诚派秘书将总值5000万港元的4张支票，送到了新华社香港分社，并附上一封给社长周南、副社长郑华的亲笔签名信。
在信中，李嘉诚先生这样写道：
“作为一个身居香港的中国人，本人认为应较其他国家率先作出实际支援，希望可带来一个迅速引导作用。本人谨代表集团四家上市公司附上支票4张，共港币5000万元，请两位社长与有关部门联系，以最高效率及最佳方法，达至最好之成果。”
“作为一个香港的中国人，这是应该做的事。以香港今天的情况，每个人尽心尽力，应有很大的力量可以帮助华东灾区。希望各界人士、各个社团，只要经济能力许可的，都踊跃参加，用最快的速度、最有力的方式来支援灾区。
“过去，对公益事业，我一般以私人名义去做，这次，以公司的名义，则别有深一层的意义。作为以中国股东为主的香港公司，应该用最快的时间对中国紧急呼吁作出反应。中国人要比外国人更快、更自觉地做这件事情。我希望借这一快速反应，能起到一点引导作用。”
“我们捐出的钱，和国家所需要的数目相差很大，但希望小小的贡献能起到一点好作用，我们只有这一个目的。”
李嘉诚还表示：“希望天气快些好转，希望灾区的情况早日好起来！”他衷心地说：“生命对于人来说只有一次。在我的有生之年，如果能为人类作出一些贡献，那么，我就心满意足死而无憾！”
1991年7月12日那一天，港府立法局财务委员会，也拨款5000万港元赈助中国华东灾区。
此后，香港出现了一股捐款热潮。各大财团、企业界的知名人士，各界市民，从孩子到中、小学生和大学生，从街边小商小贩到家庭主妇，从演艺界的影视歌星到白发苍苍的阿公阿婆，无不慷慨解囊，奉献爱心。香港演艺界发起“血浓于水”的筹款大行动，持续进行了两个月。
“血越是浓、越教我激动！水深火热之中火热，千万个面容，心牵我心，苦等于我苦，同出一个天空……”歌声回荡在香港、九龙的每一条大街小巷，回荡在港九的每一个角落。
香港市民中呈出的这幅“骨肉情谊，山高水长”的动人场景，再一次强有力地显示出香港市民有着极其浓烈的爱国爱乡精神，对同是炎黄子孙的同胞骨肉有着深情厚谊，从而显示了香港无愧是一个强大的爱国基地。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成为香港市民一个共同的行动口号。香港市民“血浓于水”的真诚，赢得了举世的赞誉。
据有关方面统计，到7月23日，在短短的12天内，全香港的赈灾筹款总额已达到4.7亿多港元。
与此同时，台湾对华东灾区的捐赠超过了300万美元，澳门的捐赠超过了2000万澳币。
联合国先后收到的捐赠，包括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丹麦、荷兰、德国、新西兰等的捐赠，总额达到5400多万港元。
李嘉诚的带头捐赠行动，产生了良好的效应，起到了引导作用。
那一年的7月19日，广东潮汕地区受到七号强台风的袭击，损失严重。李嘉诚先生听到自己的家乡受灾后，当即与汕头市委书记林兴胜取得联系，询问灾情的具体情况，并请林兴胜书记转达他对潮汕人民的关切和慰问。同时，他主动捐款500万港元，以供汕头大学及潮汕灾区大中小学校维修校舍之急需。李嘉诚的慷慨解囊再一次表现了他的赤子情怀。
既有爱国心，又有赤子情，李嘉诚先生无愧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的精英人物和杰出代表。李嘉诚的善行义举显示了他崇高的人格和品德。
但谁又能否定，李嘉诚良好的社会形象没有给他的事业带来巨额回报呢？
道理很简单，做生意时谁都想找一个人格高尚、信誉良好的人为合作伙伴，不愿意与奸商合伙。
从商业角度看，李嘉诚的善举是他商业活动中的无形资产。在某种意义上，这个无形资产要比有形资产更昂贵更具有价值。
李嘉诚经商箴言：
现时社会上许多人毕生忙忙碌碌，追求财富，忽略了生命的真正意义。
5.捐献巨资，无私助残
一个商人，如果在赚钱的同时，能够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那么，他不仅是一位成功的商人，而且还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李嘉诚就是一位伟大的爱国商人。他的巨额资产并没有用于追求奢侈的生活享受，而是不忘并不富裕的祖国和家乡，不忘多次捐助祖国的残疾人福利事业。
李嘉诚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场合，都无需用名片表白身份。可在中国的西部，他却破例给几个残疾人各留下了一张名片：香港长江实业(集团)董事局主席——李嘉诚。
那是在2001年2月，李嘉诚到西部去考察这里的教育及医疗情况。行前，他特意提出，这次一定要去看望残疾人。
2月20日，李嘉诚来到他8年前捐资建设的甘肃省残疾人康复中心。当时正在进行康复训练的脑瘫患者见到李嘉诚，便迈开蹒跚的脚步、伸出颤抖的双手，李嘉诚快步迎上前去亲切抚慰；经过听力语言训练的聋儿在动听的乐曲中齐声朗诵儿歌、跳起优美的舞蹈，李嘉诚满面微笑；他还非常仔细地查看了“长江普及型假肢”装配的整个流程，关切地询问假肢是否舒适耐用，当他亲眼看到刚装上假肢的残疾人迈出第一步时，一丝欣慰的笑容浮现在李嘉诚饱经沧桑的脸上。随后，他和残疾人围坐在一起，他们争着向李嘉诚说心里话，残疾人发自心底的话语使李嘉诚十分感动，其中的几个孩子的故事更让他无法安坐。
田楠虽然从小双耳失聪，但李嘉诚资助的聋儿语训项目使她学会了说话，能与健全孩子一起在普通学校学习，她现在已是一名高中一年级学生。田楠激动地讲述着自己的经历，动情之处忍不住抽泣起来。李嘉诚绕过半个会场走到她身边，安慰她说：“我听懂了，不要难过，忘掉不幸的过去，相信未来会更美好！”
马上就要成为一名小学生的张静，却因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失去左腿。每天早上，她都单腿蹦到门口，眼巴巴地看着小伙伴们背着书包去上学的背影，心中有说不出的羡慕。去年7月，李嘉诚资助她装上假肢走进课堂。小张静骄傲地告诉李爷爷，她语文考了97分，数学得了100分，还当场表演了踢毽子，并且拿出了自己的奖状。李嘉诚高兴地接过张静的三好学生奖状，抚摸着她的头说：“将来科技发展了，你还会跑起来。”
6岁的儿童窦军，长得虎头虎脑，一派童真，不幸的是失去了一条腿，见到李爷爷，他毫不羞怯地仰着头大声说：“李爷爷给了我新腿，我要好好读书，长大后挣好多好多钱，坐着大大的飞机去看您。”所有在场的人都笑了，李嘉诚也开心地笑了……临别时，出乎意料的是，李嘉诚向随行人员要来自己的名片，逐一递到残疾人手中，温和地说：“今后，有事找我。”在兰州，从未看见李嘉诚给任何人送名片，现在他拿出来了，给的却是最普通的身有残疾的孩子。
一周后，李嘉诚返回了香港。就在第二天，他给张静和田楠各写了一封信，表示很高兴与她们见面，同时鼓励她们努力学习，积极面对自己的人生，只要在学业上取得令人欣慰的成绩，那么日后如升学遇到困难，可以和他联络。这样一个商界巨子，每天要务繁多、百事缠身，但他没有忘记那两个普通农村的小姑娘。如此迅速写信，更是出人意料。
中国残联的一位盲人理事讲述了他下基层经历的两件事：青海一位因外伤而双目失明的70岁老人，终生没有走出过草原。老人对同是盲人的中国残联一位负责人说：草原很大，我走不了多远，可听很多从我家经过的人都提起李嘉诚。他没有来过我们这儿，可他让草原上的许多盲人都睁开了眼，他有一颗金子般的心！
11年来，李嘉诚从不间断与中国残联领导晤谈，了解残疾人状况。这是为什么？
从谈话记录中看到，李嘉诚屡屡提及“助无助者”。他说：“人在无助的时候，帮一下是最有益的。”早在1984年，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成立，邓朴方首次访问香港，李嘉诚就捐款200万元港币。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成立之后，1991年李嘉诚再次捐资1.05亿元港币。
其间发生的故事令人回味：1991年8月，邓朴方率中国残疾人代表团和艺术团访港。时值华东水灾，港澳同胞纷纷为灾民捐款。邓朴方声明，此次赴港不进行募捐筹款。李嘉诚执意前往看望，在刚刚向华东灾民捐献5000万元港币后，又当面送给中国残联一张500万元港币的支票。
会谈时，邓朴方特别提到：我们把你的捐款作为“种子钱”，每用1元，带动各方面拿出7倍以上的配套资金，用到残疾人最急需的项目上，必能取得很好的效果。
邓朴方的一席话，恰与李嘉诚的办事原则不谋而合。李嘉诚连声称赞，说：每一个铜板都是辛辛苦苦得来的，你们使用资金的效益这么高，令人佩服！你们所做的，是一项高尚的事业。李嘉诚向邓朴方索要了残疾人事业的资料回去参阅。是夜，李嘉诚与两个儿子长谈。内地残疾人的困难令他感慨良多，中国残联使用捐款的效益令他十分满意。次日，李嘉诚约邓朴方再次晤谈。8月16日，两人见面。李嘉诚说：“我决定再捐1亿港元，也作为一颗种子。你们只需争取四五倍的配套经费，便可帮助更多的残疾人士。我捐钱，你们落实个计划，为残疾人办事。”
12月初，李嘉诚委派次子李泽楷来北京，全面了解内地残疾人状况、工作的要点、难点及正在拟订的计划纲要草案。李泽楷凝神倾听，频频点头。几天后，李嘉诚致函邓朴方：“贵会最能了解残疾人士之需要，所做之决策亦能令残疾人士无论心理及生理之健康均得到最大之帮助，本人及属下公司均乐意配合……”
1999年12月，邓朴方将赴香港两天，参加国际会议。李嘉诚闻讯，致电北京，希望与邓朴方在港期间见面晤谈。12月18日，两位老朋友再次相聚。李嘉诚真诚地向邓朴方表示，1991年交谈的情景，印象犹深，当时非常高兴，新世纪来了，彼此一定要加强合作。李嘉诚乐意再捐款筹办新里程计划，原则上不要锦上添花，一定要实实在在的东西。为了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他愿意不断付出精力、时间和资金在医疗、教育和公益事业上。邓朴方说：“1991年的捐款，对我们的帮助太大了。我55岁了，内地是60岁退休，我想在退前扎扎实实地做几件事，为后来者留些东西。主要着眼于薄弱环节和发展需要，创造条件、建立基储形成机制，使残疾人事业得以与经济社会协调地持续发展。无论如何，选好项目，用你的捐款主要做开拓性的工作。”
李嘉诚赞许道：“机制很重要。”3个月后，中国残联送上一份需6000万港元捐款资助的《长江新里程计划》，李嘉诚欣然同意。后来，他又主动追加4000万港元，捐款达1亿元港币，以扩大受益人数。
近年来，中国残联多次向李嘉诚提议，举行捐款助残总结发布活动并邀请他参加，均被婉言谢绝。
李嘉诚说：“这是我作为一个国民应尽之天职。”李嘉诚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世界上要成就每一样真正有价值而值得骄傲的事，都必须有正确的人生观，为理想和目标付出时间、努力、坚强的意志和奋斗精神……大家以崇高的价值观，付出爱心、精神，善用宝贵的资源贡献社会，共同为人生留下美好的种子。”这就是李嘉诚与残疾人之间鲜为人知的平凡故事。
人们从中可以读出商海之外的李嘉诚，一个生活中的、立体的、大写的“人”。佛学大师赵朴初，临终前，在医院挥毫为李嘉诚题词：拳拳爱心。
很少题词的李嘉诚，在甘肃省残疾人康复中心也一挥而就：发扬人性中光明与高贵的一面，为无助者提供无偿服务。同时，残疾人送上他们的礼物——在众多残疾人的签名之上，托出一行大字：您的爱改变了我们的一生！
李嘉诚经商箴言：
我个人对生活一无所求，吃住都十分简单，上天给我的恩赐，我并没多要财产的奢求。如果此生能做多点对人类、民族、国家长治久安有益的事，我是乐此不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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