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5月1日我回到哈尔滨的时候，离李顿调查团到哈尔滨来的日期仅只十天了。李顿调查团是由国联行政院派遣，由英国人李顿爵士为团长的一个代表团，调查团奉了国联行政院的命来调查日本在中国发动“九一八事变”而形成的满洲问题。
在一星期之前，各种警务机关就奉令逮捕和监禁社会不稳定分子，以防他们向国联调查团申诉。
日本的警察制度，有几点真令人莫名其妙。他们在满洲有着许多警察组织：
一、日本情报局，局长由东京委任，他仅对东京方面负责。
二、日本宪兵队，隶属于日本军事当局。
三、“满洲国”宪兵队，隶属于满洲军事当局。
四、“满洲国”国家警察，由“满洲国”内政部统率。
五、市警察，由各地方政府管辖。
六、日本领事署警察队，由日本领事馆统率。
七、刑事警察，属于市政府当局，但和市警察完全独立。
八、国家情报局，属于“满洲国”陆军部。
九、铁路警察，属于铁路管理局。
这几种警察机关各自为政，不仅毫不合作，还常常背道而驰。他们中间引起的嫉妒、仇恨和敌意，说出去很多人都不信。比如说，某个警务机关人员，常常侦查别的机关的行动，一遇到机会，便立即攻击，有时候这个机关认为的嫌疑犯或危险分子，并将其拘捕了，在另一个机关却被宣布成为模范公民和正人君子。例如加伏尔斯基一案，加伏尔斯基原本是个百万富翁，但因为日本军事当局通过种种阴险的手段抢去了他的一切财产，使他无法清偿债务而宣告破产。一方面，国家警察和市警察帮着他说好话，说他是个真诚的好人，他的财产不应该被侵占；而另一方面，宪兵队和国家政治警察局却硬指他是个无恶不作的流氓，强占他的财产是为民除害。当这种矛盾现象在法庭上发生的时候，听审者都不禁哈哈大笑。
但在哈尔滨的各种警务机关，对于拘捕意图向李顿调查团告状的“社会不稳定分子”，却达成了一致，大家在同一条战线下工作了。
按照平时的习惯，一切“逮捕”都在夜间进行。夜幕一降临，各警务人员都争先前往拘捕最有钱的人，把他关进监狱后再跟他要一大笔赎金，直到他拿出自己财产中的一部分，才把他释放出来。这一道勒索对有钱人来说已经精疲力竭了，但更糟糕的悲剧还在后面呢。倘若宪兵已经得钱把富人释放之后，另一机关的警员便又如法炮制去逮捕富人，被捕者因此又要出另外的赎金。有几个中国的富人像是被蚂蟥叮住不放了，这样被绑票五六次后，被弄到家破财尽，结果依然难逃牢狱之灾。
按照日本军事当局的命令，这次所逮捕的社会不稳定分子，必须要待国联调查团离开之后，方可释放。这些所谓的不稳定分子全都被拘禁在土牢中，和一小窝土匪和其他凶犯关在同一地方。有许多人在调查团走了三四十天以后，还是没有见到天日，好像被忘记在牢里了。
李顿调查团将到的一个月前，日本人就筹备了一个中俄人民请愿团，这个请愿团负责向代表团提出“请愿书”，这些请愿书无非是颂扬和赞美“满洲国”的现在和将来的。当然这种请愿书每个字词都是日本人拟定的，中俄各人仅需签字而已。
日方还组织了一个专门招待李顿调查团的招待委员会，每个委员都要熟知接待礼仪和交际的方法，他们必须牢牢记住什么是应该说的什么是不应该说的，并且什么情况应该如何说。招待委员会受到了警告，他们如果多说了或少说了一个字，或者如果他们有一些人说的话引起了误会，那么，说错话的人就要以生命来作为犯了错误的代价。
李顿调查团到满洲来调查，当然是要想知道事变的真相。日本人当然不会让调查团知道真相，于是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来掩盖真相，使调查团陷入他们所设的圈套。他们那种过火的做作，现在已经成为愚蠢的世界纪录，成为许多人谈笑的话柄了。
调查团重要代表的下榻之处是哈尔滨的马迭尔饭店，饭店的四面都被日方人员严密地监视着。在代表团下榻的邻近房间，统统由国家政治警察局的日探和俄探装作普通旅客占据了。除此之外，六个日本军方的工作人员冒充为旅馆的职员，三个男的扮作茶房、侍应生与大厅侍应生，三个日本女子扮作了女侍。其余几十个探员都分散地在餐室、阅报室、会客室和旅馆四周，严密监视着调查团成员的一举一动。至于其他各旅馆，像住着调查团的代表的格兰德旅馆和新世界饭店，也像马迭尔饭店一样布置好了。
在调查团或许会去的一切大商店、酒馆以及头等戏院中，都安排了日方密探，伪装成各个场所的职员、侍者等。整个哈尔滨成了一个巨大的舞台，日方安排了各种角色，每个被他们选中的演员，都在卖力扮演自己的角色。每个演员都心知肚明，而调查团成员却被蒙在鼓里，他们仿佛走进了繁华和平的城市里。
我刚才提到的所谓社会不稳定分子，我可以说出正确的数字来：一共有1361个中国人、俄国人、朝鲜人以及9个日本人被捕了，因为他们有嫌疑将在李顿调查团面前做反“满洲国”示威活动。日方害怕调查团或许要参观监狱，于是把所有政治犯、苏联的公民以及能说英语和法语的嫌疑犯从监狱转移出来，都带到松花江对岸，离哈尔滨6公里的松浦镇的秘密集中营里。
在所有医院，这样旨在救死扶伤的地方也被采取了同样的预防手段，把一切可疑的病人转移到调查团不会去的日本医院里去了。
让哈尔滨的所有地方都看上去和平宁静，这是布置圈套的第一步。布置圈套的第二步工作，就是假造激昂的民气，使调查团感到人民是拥护“满洲国”的。
日方印了成千上万张“满洲国”的小国旗，以及把当时的执政者溥仪的照片卖给居民。这些照片和国旗的成本大概两三分钱，可是却卖出了高价。不单是哈尔滨的居民，连住在沿铁道线的华人，俄国人和朝鲜人，每人都须花一元钱来买国旗和一张小照片。每个推销旗子和溥仪小照的支队由一个华人、一个俄国人、两个日本宪兵和一个日本账务员组成，他们一队一队出去，挨家挨户强迫居民购买一套旗子与小照。背后有日本宪兵跟着，被敲门的居民自然不敢不买，当然买了还不算，居民们还被恫吓如果在调查团居留的期间，窗户间不好好地挂出旗子和溥仪小照来，全家就都要遭逮捕。那些不能立即拿出钱来购买的穷人，则被限期于15天内，把钱送到警所里去，否则也是要被逮捕的。
我的处长好像已经发昏了。他发着命令，但没多久却又发出相反的命令。他吩咐把某些人捉起来，数小时后，又吩咐把他们释放了，他坐立不安，恐怕哪里做得不够细致以至于在调查团面前露出马脚来。
李顿调查团到来的时间是1932年5月10日。5月4日，处长紧急把我召唤了去。当我走进他办公室的时候，立即看出他很不高兴。他大发着脾气并厉声对我说：
“你的脑袋真是木头做的，一点都不会做事。我真不知道张作霖怎么会赏识你，他怎么会提拔你并给了你很多钱，这对我真是一个谜。如果我是他，我在用你的第一天就把你踢出去了，我绝不会多留你一分钟的。你对我来说真是毫无用处，绝对毫无用处！”
这批评真是莫名其妙，我默默地忍受了他发完脾气，说：“如果你觉得我毫无用处，那么你为什么还不把我踢出去呢？我从未请求过要为你工作，是你一开始就强迫我帮你工作的。如果你放我走，我求之不得。”
他见我顶嘴，更生气了：“你不要忘记，你是在对情报部的处长，你的上司说话，我喜欢怎么说就能怎么说，你没有权利还嘴！”说完，他见我脸色也不好，口气就缓和了一点儿说道：“我听说你认识张凤亭（延阁）和穆文焕（蔚堂），是吗？”
这两人我确实认识，前者是一个富翁，是交易所委员会的会长，也是二十几个金融机关的老板；后者也是很有钱的富翁，他是同发隆百货公司的老板。
“数小时前，我的日籍探员告知我这两个人，”处长对我说，“正在伙同其他几个富商预备一个呈文，他们想把这份说‘满洲国’坏话的呈文秘密送到国联调查团去。现在我给你的命令是你无论用什么方法，都要把这张富翁们签过字的呈文弄到我们的手中来。如果我们拿到了这张呈文，我们就能在军事法庭上以叛国的罪名控告那些富翁了。当然，我们不会判处他们死刑的，只是没收他们的财产，这笔财产总额巨大，大概有一亿以上。这笔金钱可以使日本军队愉快地‘饱餐一顿’啦！我信赖你，所以让你负责把这张呈文取来。派人把这些富翁监视起来，把他们的屋子也监视起来，把每个去访问他们的外国人都监视起来。我猜想他们会利用某个外国人去转这呈文的。”
我沉吟了片刻说：“把他们统统监视起来是个好主意，但事实却是，我的所有手下24小时都在工作，我已差不出人去干这些工作了。”
“你的难处我也已经想到了，”他说，“所有警务机关因为李顿调查团的到来都在连轴转地工作，我们也确实是没有人手了。所以我决定用老‘影’的土匪来侦探这些有钱的华人。宪兵队会发给他们一个护照，委任他们为短期的特别警员。至于他们的工作内容，还是像从前一样，你直接发命令给老‘影’。”
“你觉得他们可以相信？”我反问处长，“他们是土匪，一向不受管束，一旦有了职权，他们或许会乘机滥用。此外，他们穿的衣服往往不成样子，这你也是知道的，我怕他们做特别警员太煞风景了。”
“你放心，我已经预备好了。”他回答，“我给他们准备500套‘满洲国’的军衣。这些衣服都交给老‘影’了。他们会帮我们解决问题的。你不必担心他们穿上衣服会不成样子，唯一需要你关注的是别让共产主义分子出现在调查团员出现的任何一个地方。”
每件事情都毫无遗漏地做好了。三天之后，就有四五个穿了破军衣的“特别警员”进驻在那些有钱华人的家中，充当特别“卫士”了。其他“特别警员”都在附近巡逻，凡有与富商接触过的外国人，“特别警员”都会盯梢。
我要说句感激的话。老“影”的土匪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他们并没有滥用职权。他们遵守职务，忠心执行所受的付托，一言一行都展现出自己是一名很好的警员。其中有许多人，在李顿调查团走后都不愿再去做土匪了，他们要求正式加入警察局，长期做警务工作。
东北各界向调查团递送材料
国联调查团于1932年5月9日下午4时到达哈尔滨。当正午的时候，车站以及调查团要经过的所有街道，都布满了“满洲国”的中俄警员。而且，平时哈尔滨街道上常见的成千上万的日本警察和日本兵现在都看不见了，因为日本参谋本部发出命令，在街上不可让调查团看见一件日本军衣，因为他们必须使李顿调查团相信“满洲国”是中国人民自发组成的，日本人是并未干涉其中。所有日本宪兵和日本士兵都穿上了“满洲国”的军衣。
火车站站满了欢迎的人群，“满洲国”各个部门的官员们，以及“满洲国”的军事当局都遵照日军司令部的命令，和那个欢迎委员会一同到车站里去了。
下午4时，载着李顿调查团的火车终于到了。调查团团长是英国人李顿爵士，在英国殖民统治印度时，曾出任孟买省长、代理印度总督等高级职位。除了他之外，还有美、法、德、意等五个国家的代表。美国代表为麦考益将军，曾任菲律宾总督；法国代表为亨利·克劳德将军，曾任法属西非军司令；德国代表为恩利克·希尼博士，曾任德属东非总督；意大利代表为马柯迪伯爵，曾任意驻南美各国公使。
中国方面也有派代表前往，根据理事会决议，两位中华民国的外交家顾维钧与于能模参加，顾维钧是中国代表处的处长，于能模是国联调查委员会中国代表处专门委员。日方“参加委员”为吉田伊三郎，曾任驻沈阳总领事。
此次调查团前来，主要是调查中国当前的形势，以及日本在中国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情况，因为日本宣称，中国政府已不能履行它的责任，即不能保护外国利益，特别是日本在满洲的条约权力和利益。
李顿爵士和调查团的各委员们走出了火车。正当欢迎团与调查团在寒暄之时，一个穿着“满洲国”警衣的朝鲜人突然越过警戒线走上前来，想把一封信交给调查团的委员。他是日本宪兵的一员。但他只向前走了三步，就有一队同样穿着“满洲国”警衣的日本人以最快速度拦住了他，把他了抓起来，调查团还没有注意到，他就被推到警戒线的后面去了。
这个爱国的、可怜的朝鲜人被带到了处长跟前。
这位朝鲜人的名字叫金谷，虽然他已在日本宪兵队中当了七年差，但他不断地目睹了日本人对朝鲜人的压迫，所以他对日本人的怨恨与日俱增。他是一个思想单纯的人，他对国联调查团充满了希望，他认为调查团的委员们都是一些了不起且富有正义感的人物，他们一定会帮助他解救备受日本欺凌的朝鲜。
我看到了他要呈递的信。在这封以朝鲜文写成的信中，他问，为什么国联对于解放满洲这样关心，但对于解放朝鲜这样不关心呢？他说，日本只统治了满洲几个月的工夫，但朝鲜却已受苦许多年了。
对金谷的审讯进行到了晚上。凉风习习的夜晚9点多，当调查团在哈尔滨尽情享受这次日方安排的首次宴会的时候，可怜的金谷正在另外一个地方受着酷刑。
我的处长亲自进行此次审问。他让金谷自己说。可怜的金谷说道，他觉得李顿调查团来调查是一个帮助自己的国家的机会，所以他自己写了一封信，打算把它交给代表团的任何一个成员。他没有任何同伙。不过处长深信金谷一定还有同党。但金谷是一个勇敢的好汉，他还是坚持说信是自己写的。
看到从金谷口中掏不出他想要的口供，处长脱下了他冷静的伪装，突然变成一头野兽。他死死地盯住金谷，“哼”地冷笑了一声，低沉着声音对手下说：“用刑！”
手下一接到命令，就立刻抓住金谷的脚，在金谷的惨叫声中，拔去了他脚上的指甲。这还不算，日本兵折断了金谷的手臂，用火烧他的脚掌，最残忍的是处长亲自用他正在写字的笔戳到金谷的眼睛里，挖出了他左边的眼珠。在整个折磨的过程中，金谷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但他仍反复地说：“我并没有同谋者，这信是我自己写的，我要国联把日本人逐出朝鲜。”
两小时后，日本宪兵把被折磨得半死的金谷带到一处坟地的附近，往头上开了一枪结束了金谷的性命。
金谷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牺牲了生命，调查团毫不知情--在他们踏上哈尔滨这片土地的第一天，就有一个人因为他们牺牲了。调查团被“无微不至”地“保护”着，使他们像盲人、像瞎子。
对调查团的每个委员，日本人都指派了四个探员轮流监视他们的每一个行动，记录他们所做的每一事，并记录下他们说过的每句话，或是与他们说过话、想要接近他们的人。
对于这种特殊的保护，日本人解释的理由是这是不得不采取的手段，因为“据说”一些共产党人要来破坏此次调查，还有那些主张满洲独立的中国人也会来闹事。日本人说，这些共产党人不仅要攻击调查团的委员，而且也要刺杀这庄严团体的中国代表。这些说法都是没有任何依据的无耻谰言，他们是想通过这种方法影响国联调查团代表的看法。
这些根本就是毫无事实根据的话，只要生着半只眼的人都能看出，共产党很欢迎调查团来调查事变。至于那些在日本人口中要让满洲独立的中国人，也是无稽之谈，因为这种中国人，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对调查团的一切监视和侦察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把调查团和其他人隔离起来，让他们得不到事实的真相。这的确阻止了所谓暗杀事件的发生，但是明眼人都知道只有日本人才会派出杀手。
然而日本所做的“努力”终究白费了。许多“满洲国”华籍的，俄籍的和朝鲜籍的警员都反对着日本的“满洲国”计划，他们躲过日本宪兵的监视，悄悄地帮助调查团安排一些秘密的会见，以便调查团获得真相。他们在日本宪兵的鼻子底下进行着各种活动，他们安排调查团成员秘密接见东北民众，举行小型的会议，而且他们还秘密传递了数百封写给调查团的信件。
李顿爵士在他后来所做的报告书中有一章名为“满洲居民之态度”，他在报告中说：“调查团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调查满洲人民对这新‘国家’的态度。可是搜集证据存在颇多困难。土匪们、朝鲜人和共产党可能会来破坏我们的调查。而那些新政府的拥护者，也会批评调查团的中国代表来‘满洲国’，他们也会威胁到调查团成员的人身安全。这就是日本人严加保护调查团的理由了。在这不安定的地方，诚然时时会发生危险，但是严加保护的结果却是使证人接近不了我们，有许多华人甚至不敢和我们见面。而我们得到消息，日本已下令凡未得官方允许的人都不得和调查团会见。因此，许多与证人的见面都是克服了极大的困难，秘密加以布置的。
“我们排除万难，除了与‘满洲国’官员、日本领事与军官作公开会晤外，仍设法与‘满洲’的商界、银行界、教育界、医疗界等人士进行秘密会见。我们收到一千五百余封书信，其中有些是亲手交来的，大多数是由邮局辗转而来的。
“我们接见各公共团体及社会的代表，并时常接到他们的书面申请。这些代表大都是由日本或‘满洲国’当局介绍来的，我们有理由深信他们所交来的申请书事先都是经过日本人同意的。实际上，有些呈送请愿书的人事后向我们致歉说，这些请愿书都会经过日本人之手，有的是他们修改的，有的则是他们亲自写的，因为并不能代表呈送之人的意思。
“这些文件很值得注意，因为有的呈请书把日本参与‘满洲国’成立故意忽略，并不加以否认。总体而言，这些呈请书一方面叙说对旧中国政府的抱怨，另一方则表示对‘新国家’未来的希望。
“而我们通过秘密途径收到的信件则相反，它们是由农民、小职工、城市工人和学生寄来的。一千五百余封书信中除两封之外都是表达对新‘满洲国’的不满与对日本人的憎恨。我觉得这才是真正民意的表现。在调查团在6月份回到北平的时候，大量的信件被翻译了出来，部分特别精选的信件被专家们分析和整理。
“一些‘满洲国政府’的高级中国官吏也给我们递来了信件，他们在信里说，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受到日本的威迫利诱才留下来的，如果不留下来，他们与家人的生命都会受到威胁。他们还在信里说，虽然生命都掌控在日本人的手中，但他们从心底里是忠心于中国的，他们当着日本人的面和调查团所说的话都是场面上的话，不要相信。
“我们所会见的中国商人和银行家都仇视‘满洲国’，他们憎恨日本人以各种不同的手段掠夺他们的财产。他们在信件中时常提到：‘我们不希望变成朝鲜人那样的亡国奴。’教师、牧师和医师更是仇视‘满洲国’，因为日本人干涉教育，关闭了大学，更换学校教科书，愈加使他们热血沸腾的爱国心中，增加了切齿的敌意。日本人还对当地的报馆进行审查，一切对日本不利言论的报纸禁止进入‘满洲国’境内。我们接到了许多学生发来的信，他们在信里抒发着对‘满洲国’的痛恨。
“‘满洲国政府’的首脑及地方行政机关的官员统统都是中国人，日本人在满洲处于‘顾问’的地位。但实际的情况是，这些‘顾问’不仅贡献‘技术’，也实际操纵着并指挥着‘满洲国政府’的行政事务。
“经过仔细研究我们在公开与秘密的两种会谈，以及在书信文件中所获得的证据，我们可以作出以下结论：没有一个中国人真正拥护‘满洲国政府’，在当地的中国人看来，现在的这个政府是日本人的傀儡与工具。”
以上是李顿爵士在他的报告中对日本的“满洲国政府”的评价，他了解到了中国人的普遍态度。但他了解到的只是实情的一部分，他们不知道的是，在调查团留在哈尔滨的14天中，就有着5个中国人和2个俄国人因为想要呈递信件给调查团而被枪杀。
李顿调查团也从来不知道在1932年5月13日9点30分，有一个工艺学校的俄国青年留学生，因为想递信给李顿爵士，抗议他求学的那所学校被封，就在调查团所入住的马迭尔饭店的二层楼上被日本人杀死了。
除了这名青年之外，一共有一百五十多个中国青年和五十多个俄国人在马迭尔饭店的附近被捕，有的人根本不是去递信，而可能只是有事路过，也被无处不在的密探跟踪，乃至逮捕。日本人的想法就是，宁可多逮捕一些无辜的人，也不放过一个可疑的人。
政府里的每个中国雇员、公司里的每个中国职员、工厂里的每个中国工人，他们都被迫走上街头游行。还有很多白俄也接到了同样的命令。四处风声鹤唳，满洲国的居民们被迫挥舞着“满洲国”的旗子，走上街头游行。当然，他们高呼的口号是--“‘满洲国’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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