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长给我的赞语

    调查团走后的第二天，处长派人来传我过去。这一次他心情很好，见到我就伸出了手招呼我坐下。他高兴地对我说：“我们终于能透口气了！那个蠢货调查团已经走了。他们怎样去向日内瓦报告呢，谁知道？应该这样说，他们随便怎样报告，我们日本人是一点都不关心的。如果国联承认了‘满洲国’，那很好，如果他们不承认，我们也不承认国联好了。我们已经用武力征服了满洲，国联的一切空话决不会动摇我们吞并满洲的决心。为什么全世界对满洲都这样大惊小怪呢？真是一群蠢货！当我们占领了中国、西伯利亚、菲律宾和印度支那，我们要让全世界都大吃一惊，他们会看到日本人的伟大。我们还有很多惊诧要留给俄国人、美国人、法国人和荷兰人，还有那装模作样的老派绅士英国人。我们也会吓国联一大跳的。派代表参加国联调查团的国家，总有一天，我们日本要将他们全部吞进肚子里去的。”

    处长停下来，独自微笑着，他显然对自己的辩才觉得满意。他接着说：“调查团留在哈尔滨的这些天，你把我给你布置的工作做得很好，我很感激。事情就像我设想的那样发展着，我要向你表示祝贺。有些时候我说话有些过分，口无遮拦，请你千万不要介意。我有一个坏习惯，我的脾气很暴躁，当一件事情弄糟了的时候，我很容易对第一个来见我的人大发脾气。我前些天对你太不客气了一点，我向你道歉，希望你不要怨恨我。

    “我现在正在做一个关于国联调查团的报告，要把它拿到东京去。在这报告中，我一定会提起你认真的工作，以及你执行命令的敏捷与责任心。我很欣赏你，希望在不久以后，我可以把你看作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你是意大利人，请你不要站在中国人那边，希望你能认同我们大日本帝国，欣赏大日本帝国的伟大和高贵。

    “你是意大利人，和中国人是不同的。中国人懦弱、不成器，他们永远成为不了强者，除非把他们放在我们统治之下。我劝你不如改入‘满洲国’的国籍，这样你就和中国断绝了最后的关系。你以为怎样？”

    这真是一个莫名其妙的提议，我在心里说。我如此憎恨日本人，那么想逃离满洲，怎能加入“满洲国”的国籍呢？

    但我对他说：“您的提议我将加以考虑，您知道改国籍并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我得先回家与家人商量一下。如果我能得到日本当局的信任，而且不把我的家人作为人质了，我想我或许可以听从您的建议。”

    处长高兴地说：“很好！你确定了主意就来见我！我将随时准备为你担保入籍。你会看到，我是多么信任你。”

    他停了一会儿，接着说：“说正事吧。在5月份横道河子的战役中，盗匪捉住了我们五百名以上的俘虏，其中有三十多个是军官。这帮盗匪现在分成了三股，最大的一股聚集在哈绥线上。盗匪的首领已对我们说过，准备和我们谈判交换俘虏，两个土匪换一个日本人。他们还提出了要钱的要求，数十万块钱。我们同意交换俘虏，但是一分钱都不给。还有关于以什么样的方式交换和在哪里交换，我们都还没有想好应该怎么处理。因此我想到了你，以你的能力一定能把这进行了两个月的谈判作一个成功的结束。每个匪首都曾在中国军队做过军官，你和中国人打交道比较多，你或许认识他们，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跟他们讲起条件来就比较容易了。”

    我沉思着正要说话，处长没理会我，继续说：“我要特别要求一点，你要极端保密，必须不让外界知道日本军士被盗匪掳了去的，你不得对任何一个人谈及此次任务。如果消息泄露出去，这件事情在中国人和俄国人中传开的话，他们就要立即予以否认，因为没有一个土匪值得信任。所以我们派你去和土匪谈判，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效果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必须严守秘密，密切关注事态的进展。我想请你跑一趟。那群土匪将在两三天之内派使者到这里来，你和他一同回到他们的山寨里去，和首领去讲条件。此外，我还要你去实地确定一下，是否真的有这么多日本士兵被俘虏。”

    我不得不打断处长的话：“请容我说一句话，如果这些土匪是退职军官，他们或许知道我已经是一个中国的公民，他们现在知道我为日本人工作，我一到了他们的势力范围之下，我恐怕他们会把我当作卖国贼来枪毙的。”

    处长沉吟片刻说：“这件事你无须担心，我们不是第一次差使者去谈判，他们通常都会优待使者的。”

    我暗自想，中国的土匪显然比日本的官员更守信义。

    虽然处长这么说，但我还是心存疑虑。我提醒他：“在海拉尔，一个日本少将曾经拷打并杀死过两个苏俄的使者。这两名使者前来要求发还被日军抢来的牛群，使者来之前这事本来已经是谈好的了，但那名日本少将还是违背诺言了。”

    “苏俄人是真正有害的，”他说，“他们应该尽快被消灭。现在我们说另外一件事情。我曾经吩咐你去监视两个中国富翁，张凤亭和穆文焕，因为我听说他们和李顿调查团有交往。侦查的结果怎么样了？”

    “毫无结果。”我对他说，“以我看来，这两个有钱的中国人也和其他的中国人一样，是反对‘满洲国’的。但是他们太聪明了，不肯把自己的意见公开表示出来，因为他们不愿意财产被人掠夺。如果你们日本人要占有他们的财产，你们只要像没收其他许多人的财产一样地没收过来就好了，用不着这么多借口的。如果你认为这些人会公开自己反对‘满洲国’的计划，那我觉得你的希望会是一场空。”

    处长哈哈一笑，说：“我喜欢你的直率。你说得很对，我们直接抢过来就行。可是这两个中国人国外的朋友太多了，其中一些还是有身份的人物，如果我们不经法律程序没收了他们的财产，这对日军的名义恐怕会造成很大的伤害。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指出他们阴谋反对‘满洲国’，那这件事就可以用正常的司法程序来做了。这件事我会再思考。

    “现在你该走了。一会儿土匪的接头的人就要到了，到时候我会让你知道的。”

    与处长的谈话结束后，我就回家去了。在家门口，我看到我的一号助手在等我。我让他进了门。

    一走到屋里，他就关上了门，满脸焦急地对我说，我的四号助手失踪了，他四处找了两天，毫无结果。

    我稳住了他的情绪，保证我一定会找到四号助手的。他走后，我就去了四号助手所住的旅馆。旅馆经理对我说，我要找的人三天前离开房间的，走的时候把一切东西都带走了。至于到底去了哪里，旅馆经理也不知道。我接着打长途电话到大连和山海关去也是没有结果，没有人见过他。

    第二天，当我走进马迭尔饭店的时候，有一个招待室的茶房递给我一个封口的信封。当把信拆开的时候，我呆住了--里面是一封四号助手用俄文在马迭尔饭店的信纸上所写的信，这封信我仍旧保存着。以下是这封信的全文：

    亲爱的万斯白先生：

    出于各种原因，现在我不得不离开满洲了。这一帮日本猪猡，强迫我为他们做可憎的工作不算，现在他们又想来收拾我了。我想不告诉任何一个人，自己悄悄地离开，可是因为你是真诚对待我的，虽然你也为日军工作，但我知道你是一个正直的人，所以我给你留下这封信，说明我突然失踪的真实原因。上个月，两个和我在沈阳共过事的宪兵大尉对我说，要绑架傅家甸（即哈尔滨道外）交通银行的中国行长。

    但是因为那银行行长警卫严密，绑架的话有些难度，所以我们决定去逮捕他。我们五个人，一个叫作那普的俄籍宪兵，一个军曹，两个日本宪兵和我走到他的家里，因为我们是以执行当局命令的名义来的，所以没有遭遇多少反抗就把他捉住了，并带到了傅家甸宪兵队附近的一所空屋中。在那里，两个大尉在等着我们。

    他们把这银行行长倒吊了起来，这两个大尉又吩咐宪兵去把他的妻子捉来。当她到来的时候，他们把她的丈夫指给她看，并对她说，如果她不去拿三十万块钱来，她的丈夫将一直这样吊着。那个女人害怕得浑身发抖，哭着说哪里有那么多钱。

    大尉命她快去想办法，两小时后，她带着十八万现款回来了，她把钱交给了两个大尉，说她不可能在这样的短时间内筹集全款，但是如果他们把她的丈夫放了，她答应于十五天内，再将余数送来。

    那位银行行长就这样恢复自由了。在他走后，这两个大尉给那普和我每人一万块钱，叫我们一定要保守秘密。

    今天早晨，日本领事馆的警长把我叫了去，对我说，他已听说绑架银行行长的事了。他威胁我，叫我给他八千块钱，否则他就要把我逮捕起来。

    到这时，我明白了这是日本人的鬼把戏，我晓得我完了，即使我付出了钱，他们仍旧要把我埋到地底里去的。因此我想还不如拿着钱，逃到别处去开始一个新的生活。

    求你原谅我的错误，请你相信我是不得已才要离开你的。

    你的第四号助手

    信的最后，还有一段用铅笔写成的话：“我叮嘱茶房在我走后的三天再把这封信交给你。请你不要骂他。”

    读完上面的信后，我沉思了片刻。四号助手让我原谅他的错误，其实他又有什么错误呢！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离开对他来说是最好的选择。我理解他的选择。如果不是我的亲属在这里，我早就悄悄离开满洲了。

    我离开了饭店，直接去找处长，我把这信给他看了。我以为他要发怒，他看着却大笑起来--实际上，他把它当作一个大笑话。好不容易止住了笑声，他说：“他们得钱也太容易了，在两小时内得了十几万，那几个人还是很能干的！他们按理来说是可以平平安安地享受这笔金钱的，但数目太大了，大部分是要来归公的。有一点让我惊奇，那几个宪兵一方面像是骗子，另一方面却像是呆子，竟把两万块钱给了两个俄国畜生！这真是不可思议！如果这件事发生在日本，被口袋里从未有过五块钱的穷军官知道了，他们就会闹起一次革命呢。”

    说完，他立刻打电话给宪兵队，吩咐马上把那普拘押起来关在密室中，听候他发落。

    这两个宪兵大尉不得不把14万元交给了处长。处长让他们保留了两万块钱。那普被拘禁了43天，天天遭到毒打，直到他说出藏钱的地方为止，他所得的1万块钱，还有9600块未曾用。钱被处长拿走后，那普仍旧被打发回宪兵队工作，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处长的赏识

    在得知四号助手逃走的两天后，我又去见了处长。聊了几句，他叫我等一会儿。过了半小时，一个日本人和一个中国人走了进来，这两个人我都不认识。那日本人和处长说了几句话就走了，那名中国人留了下来。他是一个相貌平常但身材高大、年约四十的壮汉。处长向我们俩点点头，示意我们俩坐下。

    处长向我介绍他：“这位先生就是横行北满的盗匪的代表。”

    我在心里“哦”了一下，想起来前几天处长跟我说的要我去谈判的事。我不由得更加仔细地观察起那位中国人来。他似乎能感觉到我在观察他，侧过脸朝我微微一笑。他看上去倒是很和善的样子。

    处长接着说：“他们俘虏了两个日本军官和34个日本兵士，他们想要以这些俘虏来交换几个被我们关起来的囚犯。他准备留在这里当人质，以他的生命担保你个人的安全。”

    听到这里，虽然才见面几分钟，但我还是对那位中国盗匪代表起了一点敬意--到日本人手里做人质，要冒多大风险？我用眼角的余光看他，他神色依旧平常。

    处长说：“明天，你和他的一个手下出发到海伦去，你在对方指定的车站下车，不论对方把你带到哪里，你只管跟着他走。你的任务我在前几天的谈话中已经和你交代过了，希望你还记得。”我点点头。

    “到了他们的营地后，你要确认他们手里到底有几个日本军官和日本士兵。如果营地里真有日本俘虏，请你写下他们的名字和军衔告诉我。如果我们双方交换俘虏，有关事宜还要请你安排，要注意细节问题。”处长说道。

    那位盗匪代表一直保持沉默，等处长把话讲完了他才开口，他说希望这次谈判顺利。

    第二天上午7点钟，我由这位中国盗匪代表的一个手下陪着，乘车到海伦去。我的向导比那位代表更加沉默寡言，一路上并不说话，只以点头或摇头回答着我的问题。直到离哈尔滨50公里远一个叫李家窝堡的地方，他才恭恭敬敬地请我下车。我们离开车站，走进一个乡村，穿过了几条街道，走到一所中式小屋面前，我看到小屋前有两匹配好鞍缰的蒙古马。

    我的向导径直走到马前，解开了马缰，把一条放在我手中，叫我上马。我们骑行了6小时，到下午3点光景，到了一个满洲村落，村口有一群中国人拦住了我们的去路。我的向导跳下马，和那群人轻轻说了几句话，他随后转身对我说，要把我的眼睛蒙住。

    在别人的地盘上，我只能表示同意。我被蒙上了眼睛，马被向导牵着又骑行了20分钟。当他们把我眼睛上的布移去的时候，我看见自己已经置身在一个山洞中了。光线突然由暗变亮，我的眼睛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过了一会儿我才看清楚，山洞里站着五个中国人，其中一个穿着西装的人走上前来，用很不错的俄语对我表示欢迎。

    谈判很简短。他们是真的盗匪，只想恢复与日军作战时被俘虏的27个弟兄的自由，只要日方同意，他们释放34个日兵和两个军官当作回礼。

    此次交换是分为阶段进行的。土匪方释放17个日本兵士和一个军官，同时日本司令部释放17个土匪。这17个土匪的名单是由匪首列出的。交换进行的同时我不能走，日本人让我留下作为人质，我很清楚，这才是我在任务中扮演的最重要的角色。土匪告诉即将释放的日本俘虏，如果日本人敢耍什么花样，他们就要把我打成筛子。

    当天晚上7点钟，18个包住眼睛的日本人，骑上了蒙古马，由一个中国人带着出发了。我写了一封信托这军官带给处长，说明我们商妥了交换的条件。

    两天以后的日落时分，17个被释放的土匪到了，然后他们又将18个日本俘虏像第一队那样地放回哈尔滨。我仍然被留着当作人质，但还不如说当作贵客。土匪待我很客气，用他们最好的酒食招待我。

    又过了两天，最后被释放的10个土匪到了，我的任务也就圆满完成了。告别了相处愉快的土匪，我仍照同来的时候一样回去，两名土匪骑马陪着我，在骑行了数小时之后，他们叫我下马，拿掉了蒙在脸上的布就放我走了。半小时后，我就到兴隆镇车站了，那里和我第一次下车的地方有40公里的距离。

    回到哈尔滨立刻去见了处长。他含笑接待我，并对我大加赞扬：“我今天就要写报告到东京去，把你完成任务的情形告诉他们。他们一定也会为你的勇敢而大加赞叹，你竟为了日本兵的自由，而让自己成为人质。”

    “不过，你恐怕没有充分的休息时间了。”处长说，“现在你有一件工作要做，去营救好几百个被义勇军捉住的日本人，我们已经毫无成效地营救三个月了。义勇军比盗匪更难对付，他们的武器、服装和食物都是极差的，但他们却坚持与日本人战斗，炸毁火车、破坏路基，不断地骚扰有日军驻扎的军营。这简直是一件很让人头痛的事。”说到这里，处长叹了一口气。

    “那几百个被俘虏的日本人现在在什么地方？对方派人来谈判过吗？”我问。

    处长摆摆手说：“你别急，几天没见你，我也想和你聊聊了。”听他这么说，我先前有点紧张的心稍微放松了一些。

    “我最近总是在思考日本的未来。有的夜晚想着想着，竟失眠了。中国比我想象中要强大，中国人模仿西方的技术制造每一件东西，小到火柴玩具，大到枪械军火。现在日本还有一些物品能出口到中国，但十年以后呢，恐怕中国还要出口物品给日本了。而且，中国人都以最廉价的劳动力来和日本竞争，他们不仅要的报酬比日本工人低得多，而且中国人更吃苦耐劳，他们的体质比日本人更强壮，比日本人更能适应于各种坏的环境。让我生气的是，我们日本有些傻瓜竟然认为一个团结一致的中国对我们日本来说更有用，我倒是希望中国因为闹革命而社会秩序大乱，这样更加利于我们日本进行军事控制。”

    我虽然表面微笑着，但心里有些吃惊，面前这个略显忧愁的人，可不像从前那个狂妄自大、以为日本能征服世界的处长。这是处长第一次在我面前露出这样的神色。

    处长似乎看到了我心里的疑惑，说：“你可能觉得我，一个日本军官，对一个欧洲人说这些话，好像很不合适，但是我之所以对你说这些，就是因为我深信你对日本人是有认同感的。现在我正在把你当作我的自己人来看待，而且我很希望你终有一天会永远成为我们的人。”

    我不作声地点点头。他略停了一下，又继续说：“为达到和中国人竞争的目的，我们已在中国建立了成百上千的工厂。但我也看到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在中国的工厂有大量廉价的中国劳动力为我们工作，在日本我们却有着无数的失业者。如果我们再耗费十年的时间来征服中国，那我们就等于宣告了自己的死亡了。即使他们现在不团结，但是他们一直在建立兵工厂、军事要塞和学校等等。再过十年，我们就要吃不消他们了。很多日本军人以为中国人不能作战，但这已经是旧观念了，你已经见到过在嫩江、松浦、齐齐哈尔，以及在其他会战中所发生的事情，那些匪徒像猛虎一样地战斗着，宁愿死也不肯投降。而且最让人烦恼的，他们遍地皆是，在我们认为他们已被歼灭的时候，我们的火车站却在各处被炸毁，我们的士兵每天都被俘虏、杀害。”

    说实话，因为处长太喜欢长篇大论，我听得有些走神，但他突然猛拍了一下桌子，把我吓了一跳。他喊道：“十年！如果我们再等十年，那么中国人就有了武装自己的时间，那便给了他们任意糟蹋我们的机会了。我们不允许他们有十年时间来武装自己，我们不仅不许中国武装自己，也不准‘满洲国’和朝鲜武装自己，这对日本是不可想象的。十年时间啊！你想想如果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有了武装和训练的时间，他们想什么时候灭了我们日本，就什么时候灭了我们日本。我们绝不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绝不可以！如果日本不马上采取军事独裁制度征服中国，不把那些意欲反抗的骚乱者枪毙，那日本就完蛋了。我们必须现在就征服中国。征服中国的时间晚一年，难度就增大一年，让我们等那么长时间，我们等不了！时间越长，我们越不可能征服中国。日本要利用中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只有控制了中国，我们才能执行伟大的纲领。一旦日本控制了中国，我们就可以以中国为基地拿下西伯利亚，拿下印度支那，拿下菲律宾、印度，再攻取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我们想什么时候动手都可以。没有中国，日本就只有回到岛上，去吃鱼度日。”

    处长见我脸上露出疲倦的神色，他“哈哈”一笑：“恐怕我说得太烦琐了。那么，如果你没有别的事，我想请你和我一同吃中午饭。”

    我们一同走进餐厅，那里已经有两名日本少女在等候我们了。我们吃的是西餐，而且让我意外的是，处长在餐桌上彬彬有礼，竟与平时判若两人。

    处长真是一个让我觉得好奇的人，他有时像是一个君子，有时又像是一个俗人；我能看出他是一个受过很多教育有修养的人，但他的狂妄自大让人觉得他真是一个懵无所知的人；他深信日本终究能征服中国，但偶尔地，他又好像忧虑着他的国家的未来。

    在喝到第二瓶法国美酒的时候，我放着胆说：“我看你是曾经游历过许多地方的。”

    “你从什么地方看出来的？”

    “你所说的英语带着美国的口音，只有在美国住过多年的人，才能说出那样的英语。”

    处长深深看了我一眼，然后他的表情突然变得严肃：“或许你是对的，但可惜我不能回答你。不管一个人在日本情报部的地位如何，他都不能随便说出他的名字、等级、出身，以及任何关于他生活中的事情。我们统统只有一个号数，没有名字，也没有正常的社交生活。”

    这处长可真是谨慎得很，我在心里想了一下，说：“请你原谅我的鲁莽，我们还不如回到关于工作的话题上去。”

    见到我道歉，处长的脸色缓和下来了：“那正是我想说的。这几天你回家好好休息，毕竟接下来的是一件危险的任务，我希望你能恢复精力去面对它。”

    我点点头。他的严肃与谨慎，让这顿饭吃得索然无味。很快，用餐结束，我便告辞回家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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