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天以后,处长派人来叫我。
我见到他时,他正与一个大佐同在办公室里。他刚从长春回来,长春当时是“满洲国”的首都,被称作新京。这位大佐对我从头到脚仔细打量了一番,并对处长说了几句话。处长点点头,对我说:“军部长官对你营救日军的才能大加赞赏,现在他不单要你和义勇军去谈判交换俘虏,同时也要你去探听一些我们所需要的消息,以便把那些顽强的土匪给围剿了。你对这件任务怎么看?”
我略微沉思了片刻,说:“这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如果进行了两个多月的谈判已经失败了,那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义勇军已经看出了日本使者最大的兴趣在于探听情报,而不在于营救俘虏。这就是他们警戒严密的原因。”我摇摇头,犹豫地说:“因此……我可不愿意白白去送死。”
处长听了我的话,又和大佐用日语商量了10分钟。从我听得懂的几句话中,我看出这两人的意见有分歧。谈话结束后,大佐对处长鞠躬,就离去了。
处长沉思了几分钟后,屋外传来的摩托车的声音暗示大佐已经走远。处长打破了沉默:“你把我刚才说的话忘了吧。明天你就动身到穆梭去,那里有一个义勇军代表等候着你。我完全信任你,我知道你会全力以赴地完成我交给你的任务。我们有意以两个义勇军交换一个日本人,但我们只交换人,不会付任何金钱的。你要设法让他们知道我们兵力的强大,让他们知道我们强有力的空军,要让他们知道,我们不久就能把他们歼灭。如果你能够说动他们投诚,那是最好了;如果说不动,我希望你能平安地回来。”
28小时后,我就在穆棱了。我刚下火车,就有一个打扮得像俄国农民一样的中国人走近前来,问我是否是万斯白先生。我点头,于是他就带着我往车站外走。车站外面已有两匹上了鞍的马正等着我。
在骑行了数小时后,我们到了小镇郊区边缘的一片房子,一个拿着日本手枪的义勇军战士示意我们停下来。我给他看了我的证件,要求见义勇军的负责人。这个战士没有开口问我问题,示意我们接着往前走。下了马,我看到了C上校,他正等着我们。
“哈哈,你这‘满洲国’人!”他笑着,向我走过来,结结实实地拥抱了我一下。
“你这个土匪!”我也不客气地回应着他。
C一边跟我寒暄着,一边给我引见和他在一起的几个军官,其中有几个是我的老友。
“我知道,”C说,“你现在是一个外交官了,但我们还都是土匪。身份虽有差距,但我们的友谊还在,为表示我们的诚意,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一席盛宴了。”
他带着我走了10分钟,来到一所中国房子里。看到餐厅,我不由得惊奇:我以为土匪的餐厅一定是满屋子的油腻,但这间餐厅却干干净净的,一张餐桌放在屋子中间,餐桌上还铺着一块白色的台布,台布上摆着美酒和各种食品。在房间角落的一张桌子上,还放着一套精美的战地无线电收发机。
C看出了我的惊讶,说:“你不用惊奇,你在这里所见到的东西,无线电机、家具、壶、食物,都是从日本人那里夺来的。我的大部分士兵穿的衣服,我们所用的步枪、机关枪、手榴弹、马匹,也都是日本的。我们有两门大炮,但是我们没有炮弹。我们还有很多马匹,这些也都是从日本人那边抢过来的。我们现在缺一架飞机,虽然我们曾经用两架日本高射炮打落过五架飞机,但它们都损毁得毫无用处了。”
用餐结束后,C带我去参观他的军营。他所说的话是真的,我好像置身于一个日本的军营中了--军衣,军帽,床毡,每一件东西都是日本造的,只是物品上所有的标记都已被义勇军除去了。
“请你想一想看,”C说,“日本人总说我们是被苏联政府武装起来的,殊不知是日本人自己给我们提供的军火。日本人叫我们盗匪,可到底谁是盗匪呢?他们侵略我们的国家,抢劫我们的财产,还屠杀我们的同胞,他们才是盗匪!”C愤怒地说。
“那些日本俘虏在哪里呢?”我尝试着转移话题。
“他们被关押在离此15里的地方,同我大部分的手下在一起。我在这里只驻扎了500人左右。”
这个村子里还有一些平民居住,沿路我能看得出义勇军和平民相处得十分融洽。士兵们仪表整洁,纪律严明,我看在眼里,觉得很是惊讶。如果这些士兵们不愿意,他们可以随时离去,不一定要留下来卖命的,但他们却统统留了下来,而且每天都有新的士兵加入到义勇军的队伍里来。在军营里,我看到了好几个扎着绷带的伤兵。
“这些伤者是由谁看护的呢?”我问。
“我们有四个医生,他们负责看护伤员。”
C一一说出了医生的名字,这几个名字我都听过,他们是满洲望族的儿子。
C继续说道:“义勇军里有6个富家子弟,有30个人曾经做过官吏,我们的队伍里还有商人、学生、职员等,很多都是受过教育的聪明人。但现在日本人却称我们为‘愚蠢的盗匪’,真是可笑!你见过跑到别人的国家大肆侵略,却把反抗者诬蔑为盗匪的吗?日本人真是我见过的最不要脸、最无耻的民族。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为祖国的自由而战。我们中国人不抢别人东西。我们袭击日本人是在打击侵略者,因为他们跑到我们的国家里来。这是我们的国家。每个人都有权利保护自己的财产不被侵占!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现在的抗争就是为了中国的自由而战。跑到别人的国家里烧杀抢掠却污蔑别人为盗匪,真是岂有此理!你应该发现了,我们和村子里的老百姓关系很好。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是为国家而战的战士,我们战斗是为了东北的自由,将东北从侵略者的魔掌下解放出来。我们不断地袭击日本人,我们袭击他们的火车、铁路、军营。日本人虽然竭力掩饰他们的损失,但我要告诉你,义勇军每天都在用尽一切手段袭扰他们,而且我们要毁坏什么东西,是很少会失败的。我们会继续这样做下去,直到他们离开为止。你也看到了,日本人不敢到这里的铁道沿线来了,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袭击让他们害怕了,所以我的手下才能这样来去自由。”
C慷慨激昂地发表他的讲话,他的脸上、眼睛里,闪耀着勇敢者的光芒。他们是盗匪吗?我在心里问自己。日本的宣传者至今还通过同盟通信社把义勇军叫作盗匪,如果这些中国的爱国者是“盗匪”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满洲到处都是盗匪了。日本第7旅团的旅团长服部将军在1934年2月1日的报告中提到这些“盗匪”。在同义勇军的战斗中,他的部队遭受了义勇军10次攻击,损失了500人。服部旅团长上报的,肯定是考虑到他的上级可以接受的损失数字。在这个报告交上去之后,服部旅团又受到了嘉奖,事实上服部旅团在这些战斗中遭到了重创。
日本的宣传机构和同盟通讯社为了在世界人民的面前毁坏义勇军的名声,说明日军侵略中国的正当性,因此把义勇军叫作“盗匪”。但我知道,这些在日本人幽禁溥仪的皇宫里纵火的爱国者,这些焚毁日本飞机场、车站,以及炸毁日本火车,攻击日本军队的爱国者,与其说是“盗匪”,毋宁说是英雄。
郭泰祺公使于1934年9月在国联第十五次会议上,这样解释被日本人称作“盗匪”的人们的活动:“这是被蹂躏的中国人民抵抗日军军事暴力的运动,那些勇敢的人们发扬着坚持不懈的理想主义,以游击的形式作战,等待最后解放时刻的到来。今日满洲的情形实际上和占领初期的情形一样:日本占据满洲的主要城市和铁道线,并不断地以各种残酷的手段威吓民众。”
关于满洲的五条铁路干线,日方有一份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他们宣称:“1935年,满洲共有73次毁坏国际火车事件,131次武装袭击火车事件,74次焚毁车站事件。在这些事件中,有340个日本雇员被杀,650个受伤,451个被掳。”这份报告可以看出义勇军们对日军的破坏状况。有一点我们还要考虑到,在1935年有5条铁路线控制在日本人手中,记者报道中提到的绝大多数袭击都是冲着日本人来的。
有趣的意外事件
天色暗下来了,C和我上了马,由好几个军官和10个义勇军护卫着骑行了两小时,到了他们关押日本俘虏的地方。
吃完晚饭后,C上校带着我来到了一处貌似是会议室的建筑。这是一处孤立的房子,地板是用大石板铺成的。这个大礼堂原来是牲口棚,现在他们在地上铺上了新鲜的干草可以席地而坐。屋子里还摆了几张长凳、几张桌子和一台很好的收音机。
我们来到一所平房前,进了门看到约莫有40个军官在屋子里坐着,有些人打着纸牌,有些人打着麻将,还有些人在看书或谈话。
当C带着我们进去的时候,所有人都站了起来。C向大家说明了我的来意,刚说完,大家就开始议论纷纷,大部分人都同意交换俘虏,但有些人怀疑这是日本人的诡计,恐怕会上当。
我向他们担保:有我在,请放心,只要是我在监督此次交换,我就会保证被俘义勇军们的安全。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他们终于同意先把50个日本人送到一个离此地有两天路程的火车站。在100个义勇军全部获释之后,他们再释放其余50个日本人。
当天晚上我是在C的屋子里过夜的。他们为我准备了一张很好的行军床,当然也是从日本人那里缴获的。我们在夜里谈过去、现在和未来,谈我们的秘密组织,还谈到横道河子和一面坡的奇袭。当然我也没有忘记对C转达处长的话,处长让我劝义勇军赶快投降,不然就派“伟大的”陆军和空军来消灭他们。C听了处长的话后哈哈大笑。
C高兴地对我说:“明天你将见到我们最亲爱的朋友,横道河子的屠夫,‘托克马达第二’。”
我吃惊地喊起来:“我都把他给忘记了!原来还关在你们这里。”
C说,“托克马达第二”是一个模范俘虏,他在这里就像一条最卑恭最驯服的野狗。一直到深夜两点钟,我们才结束谈话入睡了。
早晨7点钟,就有几个老朋友来拜访我了。曾经到横道河子车站的车厢中来见过我的S,还有5个加入义勇军的俄国人一同来了。他们听说我到了,特地来向我致敬。我们一起共进早餐,其间大家相谈甚欢,让我感到最纯正的义气和友谊。
早餐后,C带我去看俘虏。关押俘虏的地方是一排二十来间的房子,房子外有铁丝网围住的,有几个哨兵警卫守在铁丝网的外面。这二十几间房子,日本的军官占了三个屋子,和其他士兵隔离开的。俘虏中等级最高的当然就是“托克马达第二”。
C上校、四个中国军官、俄国人S和我一行向“托克马达第二”住的屋子走去。在经过关押日本兵的屋子前时,我看到几个日本兵在旧火油箱中洗衣服,还有几个正在劈柴。
当我们走进屋子的时候,十几个日本兵统统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行了几个日本的鞠躬礼。日本士兵们有的穿军服,有的穿着便服,有一个人甚至穿着和服。这个人就是“托克马达第二”。如果这个人在穿军服的时候像一只猢狲,我现在见到的他,穿着和服,且已有一个多月不修胡须,那活脱脱就像但丁笔下描写的地狱恶魔。
一看到我,他扮了一个怪脸,不好意思地朝我笑了笑。他想走上前来,但S却把他不客气地推开了。我以为他要大声嚷嚷,但他却并没有抗议,反而恭敬地鞠着躬,用俄语道着歉。
我大吃了一惊--这是我一个多月前认识的那个屠夫吗?他曾经以血污的手掌握着成百上千中俄人民的生命,他曾经兽性地杀戮并拷打着人民,但是现在他却肯卑躬屈膝了。和他在一起的其他日本军官也是一样的,都不断地鞠着躬。这些可怕的“武士”,这些“勇敢”的皇军军官,这些杀害手无寸铁的人民的人,这些强奸少女的人,现在他们的胆量都到哪儿去了呢?他们的法西斯做派不是有武士道精神在作支撑吗?
我走到“托克马达第二”的面前对他说:“我是被日军司令部派来营救俘虏的,谈判还算满意,我希望在今夜第一批的50个人就可以回哈尔滨去了。”
“谢谢你,谢谢你。”他歉意地说着,身子差不多躬到地上了,“你真是一个伟大的、可敬的君子,如果我恢复了自由,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我希望你能设法让我和第一批俘虏一同回去。”
“那是需要由C上校决定的,我并不能做主。”我对他说,“但是我会尽最大努力让你进入第一批被释放的名单的。”我们离开了屋子。我能看出,所有人都像我一样厌恶着“托克马达第二”。我转身向C说:“如果能把这畜生痛打一顿,那是一件多么痛快的事啊!”
C哈哈一笑:“这很简单,你是我重要的客人,今天夜里,你就能有实现愿望的快乐了。”
“真的吗?但是那样的话,他们回到哈尔滨向日本军方告密,我就会被他们枪毙了。”
“每一件事都是可以安排的,你放心,我一定会把这件事做得不留一点儿痕迹。”他神秘兮兮地说。
当暮色来临的时候,他们把50个有病的或受伤的日本俘虏包住了眼睛,扶上了马,由25个义勇军送到离这里有两夜路程的铁岭河车站去。为了躲避日本的侦察机,这队人马在白天还得隐藏起来。我叫一个被释放的日本军官带一封信给处长,说明了交换俘虏的条件,并提醒他不要食言。
在这些俘虏出发了两小时以后,我和C上校在餐厅吃过了晚饭,他把我带到一个小房间中,让我独自留着。我不知道他的用意是什么,但我想这一定跟惩治“托克马达第二”有关。
大约不到10分钟,门一开,C进来了,手里还拿着手枪。他走到我身边,在我耳畔轻轻地说:“我们开始演戏了,你要演得像一点儿。”然后大声说:“你这该死的‘满洲国’人,赶快出来!”
我假装服从地再回到餐厅里,在这房间的中央,“托克马达第二”竟像跪在地上,一脸的可怜相。C上校把一根皮鞭放在我的手中,用手枪对住我发出了命令:“听着,你这卑贱的‘满洲国’人,如果你想要第二批俘虏安全地回到哈尔滨去的话,你现在就必须把你面前的这个挚友重重打20皮鞭,否则,我就枪毙了你,而且,这些俘虏们也回不去了。”
我立刻明白,这就是C说的演戏。我装着很镇静,坚决地拒绝了他。
C“不满”地说:“你们俩人真是友情很深,很好!把你枪决以前,你仍旧要看到朋友遭打的,不过,现在不是打20鞭了,要打50鞭!”
C转向一个士兵,吩咐他说:“把这只狗打五十皮鞭。”这士兵严肃地向我走过来,伸手要向我要那根皮鞭。“托克马达第二”用发颤的声音哀求我说:“万斯白先生,还不如你来打我20鞭,这家伙会把我打死的!”
我假装勉强地拿起鞭,在“托克马达第二”背上轻轻地打了两下。
C严厉地对我说:“你再这样敷衍了事,我就要打他50鞭了。”
剩下的18鞭我是用尽了力气打的,“托克马达第二”像一只被捕的山狗一样号叫着。
鞭打过后,C吩咐士兵把“托克马达第二”抬回他的屋子里去。我陪他到回屋,一路上为不得已打了他表示歉意。
送完他我去找了C,我们所有人都尽兴大笑了一回。在用力抽打这个畜生的时候,我的眼前浮现出很多被他残害的无辜民众的面孔。
一共花费了19天的时间,此次的俘虏交换才算结束。因为每一队都采取着不同的路线送到不同的车站去。我和C上校以及他勇敢的军官们告别,回到了哈尔滨。
处长把我当成英雄一样欢迎我归来。他对我说,他已向东京提议要提升我做他的副手。
再来说说“托克马达第二”的结局。他因为穿着和服被捕失了体面,被送回日本去了。其他的日本军官也因为甘做俘虏而被遣送回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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