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式绑票

    在第十章里，我已经说过两个宪兵大尉勒索银行家18万元的事，这件成功的杰作在日本宪兵中间传开去，竟激起了其他人的羡慕和效尤。正是这种卑劣的勾当导致了我的四号助手不得不逃离哈尔滨。绑票现在已成了宪兵们日常的功课了。宪兵雇用了10个盗匪每天都在“抓”几个有钱的华人或犹太人，不仅宪兵，每个警务机关都有几个专干掳人勒赎的盗匪。在满洲所有的大城市中，有钱的华人和犹太人都生活在随时可能会被勒索的恐怖当中。

    这些华人和犹太人，即使遭到勒索、付出赎款之后，也不敢报告警局，因为他们深知绑匪是和警局合作的，如果他们去申诉，他们或许于失去已付的金钱之外，还会被勒索更多的钱财。

    我在这里所说的，都是我亲眼见过和亲手做过的事情。我见过的就已经如此恐怖，还不知道我不知道的许多事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许多绑架案，我都知道得清清楚楚，因为我常奉处长之命去调查这些绑架案，处长的目的是想确定赎款的数额是否和缴入的金钱相等。当他亲自审问那些“肉票”的时候，我通常会站在他的身边，帮助处长“确认”这些可怜人是不是真的没钱了，是否还有钱剩下来。处长想要把他们的钱全部榨干。

    这里是几个我能记住的名字和赎款数目：

    一个叫王魏卿的富翁以25万元赎出了他的儿子，然后他又拿出50万元来取赎他自己的自由。

    一位叫张庆和的富翁先后被绑了三次：第一次他花了20万元，第二次又花了20万元，第三次花了10万元。

    穆蔚堂是一家百货商店的老板，他被绑了两次，每次损失10万元。

    商人吕泰，以10万元赎出了他的儿子，再以5万元赎出了他自己。

    许多有钱华人的全部财产尽遭没收，甚至曾经当过大官的人也遭到勒索，一些被害人被迫进了寺院。以前做过哈尔滨警察厅厅长的王瑞华，现在在哈尔滨俄国新基地附近的一所寺院中做和尚，还有一些受害者和他在一块。我每星期都得到这寺院一次，去看看这些退职的官吏是否还在那里。他们之间，有几个受到惩罚是应该的，但大多数人都是可敬和无辜的。

    开森贝克医生的慷慨和仁慈为全社会所称道，凡是认识他的人无不对他表示敬意。但就是这样的好人，还是被日本宪兵的盗匪绑去了两次，每次都被敲诈了巨额的赎款。

    达拉森可先生是一个商人，他先是被宪兵绑去，花了15000元赎身，然后被市警察局绑去，又付了5000元；商人梯斯明尼斯基先生是以15000元赎身的；弗洛伦斯先生在离开犹太人会堂的时候被6个武装人员抓住，虽然有200多人亲眼所见，但警察却没有干涉，因为警察深知这些绑匪都是为宪兵服务的。弗洛伦斯先生在暗室中被禁闭了105天，付出25000元后，才恢复自由。

    宪兵队队长下令绑架一所学校的学生，不料三个绑匪认错了人，没有绑架到富翁的孩子却绑架到了一个天主教堂收养的孤儿。可是宪兵队长却不肯释放这个小孩。他说：“天主教堂是有钱的，如果这孩子贫穷，那就让教堂付钱好了。”这孩子被关了两个月之后，主教花了2000块钱才把他赎出来。

    高福满先生在哈尔滨开着一所大药房，他表面上看是很有钱的。1932年3月11日晚上10点钟，他被几个为日本宪兵服务的俄国人绑去了，关在日本宪兵在南岗的地下室中。第二天的俄文报上刊出高福满先生被匪徒绑去的新闻，报道中还说报社已经接到一封匪徒写来的信，要求30000元赎款来赎高福满先生。

    3月12日夜间，宪兵的俄国帮凶把高福满先生从地下室挪到马家沟的一所中式小屋中。被拷打之后，高福满还是一遍遍地说，他财产是有的，但现款很少，拿不出30000元的赎款。

    处长向我询问意见，我诚恳地对他说，我问过药房的伙计，大家都不相信高福满的家庭能付出这么多现金。我提醒他，现在哈尔滨出现了一个流言，都说高福满并不是被匪徒绑去，而是宪兵绑去的。

    处长轻蔑地说：“我不关心流言，大不了找人把散播流言的人关起来；我关心的是高福满能不能拿出这笔钱来，如果他没钱，那么犹太人协会也是能筹款来赎他的。”

    第二天，宪兵同意把赎款降至15000元。而正要写信给俄文报《鲁坡尔晚报》的时候，一个俄国绑匪--拉查伊夫斯基参与进这起勒索案当中来了。

    这个恶棍是1927年离开苏联来到满洲的，带着他同样卑劣的眷属。由于他的父亲在苏联领事馆工作，起初我们都以为他是苏联的间谍。后来，拉查伊夫斯基加入了可疑分子的团体，他们以爱国主义和反苏维埃主义的外衣，掩护着自己的活动。拉查伊夫斯基因做扒手偷人家钱包，已经被捕过两次。这个家伙不知道用了什么狠招，竟然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法学院里的大学生，几个月后他又摇身一变，拥有了外交官的身份。这个恶徒被日本人吸纳进绑匪组织，在哈尔滨无恶不作。

    拉查伊夫斯基是来参加高福满绑架案的。他反对把赎款减为15000元，声称对于高福满的经济状况非常了解，他已接到可靠的报告，高福满的家庭是有能力支付30000元赎金的。

    他对日本宪兵长官说：“请让我去盘问他。我确信，如果你让我经办这件事情，他会老老实实地把钱交出来。”

    宪兵长官同意他去试试。

    他同两个日本宪兵到禁闭高福满先生的那所屋子里去了。11点30分，处长差人把我叫了去。

    “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他有些忧虑地对我说，“高福满死了。大概是他们使他受了刑，因为他心脏衰弱，经受不起这么大的刺激，当场死在禁闭屋里了。我要你去看一看，把事情的经过报告给我。我会打电话给宪兵，通知他们让你进去。”

    我急忙跑到宪兵队去。在那里，我坐上了一辆非军用的汽车，到马家沟的那所中式房子去。不过10分钟，我们就到了。

    车子在一所建筑物前停下了，一个陪我去的宪兵军曹推开了门，我们走了进去。在烛光下，有五个人坐在桌边喝啤酒，其中一人就是拉查伊夫斯基。他们穿着平民的服装毫不在乎地坐着谈笑。他们见我进来，让了一个座位给我。拉查伊夫斯基对我说：“来，喝一杯。”

    “谢谢你，我不喝。我到这里来是要调查这里所发生的事情的。”我说。

    拉查伊夫斯基斜着眼，嘲笑地对我说：“一个猪猡死了，还需要做什么警务报告吗？这个犹太猪猡把金钱看得比皮肉还重，怎么都不肯向他妻子写信要钱。不得已我只是略略恐吓了他一下，这老蠢货竟然就死了。像他那样的猪猡，哈尔滨多着呢。”

    我要求看看尸体。他躺在屋角里，被一条肮脏的旧毡子盖着。我俯身下去打开尸体上的旧毡子，吓得快要惊叫出来--被害者的面部有很深的灼痕，原本的面孔几乎难以辨认。我刚一进屋子的时候，就闻到一股烧焦的味道，在打开毡子的时候，一股皮肉烧焦的气味更加强烈地扑面而来。我几乎要呕吐了。

    我盖上毡子，强忍住内心的愤怒问：“这是谁干的？”

    “是我干的。”拉查伊夫斯基毫不在意地回答，“所有卑鄙龌龊的犹太人，俄国的敌人，都应该被这样处死。”

    这不幸的高福满在死之前受到了酷刑。他们烧灼他的面孔，在他惨痛号叫的时候，他们就紧紧地掐住他的脖子，不料竟把他掐死了。

    我没有再说任何话，带着满腔的愤怒，我把所见和所知的一切回去报告给了处长。但我也预料到了，处长并不在意，只说了一句：“太糟了！费了许多心机毫无结果。”

    日本的宪兵真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他们因为高福满的尸体太重，把他分为四块，抛在沟壑之中。这沟壑，就是他们用来掩埋在街上倒毙的毒品犯尸体的地方。

    人死了，可是日本宪兵仍不罢休，他们仍旧和高福满的家人进行金钱上的谈判。在丈夫被害的两个星期以后，高福满夫人还是筹集了10000元付给日本人，以赎取她丈夫的尸体。

    每个地方的日本宪兵，以及其他的日本警务机关都豢养着许多中俄匪党，在他们的恐吓下，许多有钱的俄人和中国人竟不敢离开他们的屋子。这真是一个恐怖的时代。用恐怖可能还不足以形容，他们时刻处于担惊受怕之中，生命财产得不到任何保证，我想他们的处境比生活在法国巴士底狱的犯人好不了多少。

    要敲诈苏联公民的金钱，日本人是不用绑架这种手段的，他们只要干脆地说苏联公民是共产党和宣传员，把他们投入监狱，若不缴纳巨款，他们就休想从那里出来。他们也同样用这种办法对付居住在满洲的富有的犹太人。

    当日本的外交家向世界保证遵守“门户开放”的原则的时候，他们脑子里所存的或许是这样的信条--“拿你的金钱来，否则我们是不会给你开门的。”

    也许这才是日本外交人员内心深处真实的原则--他们想要让世界确信他们遵从门户开放原则，不过尊重只是表象。他们唯一保持开放的大门是通向监狱的大门。他们的处世格言是：“你只有给钱，我们才对你们敞开大门。”

    埃德加·斯诺在一篇日本建立新殖民地的文章中写道：“以前的哈尔滨是让人愉快的，但现在却成了著名的人间地狱，不管是哈尔滨的本地居民，还是10万俄国人，都生活在一个生命没有保障的地方。即使是在白天，人们也会随身带着武器，因为抢劫、绑票、强奸是常有的事。”

    外国的领事也不得不带着警卫。有一天，我陪同正在游历满洲的波士顿州议员丁克汉君，到松花江去访问翰森君，一位备受尊敬的总领事。翰森君的小屋面前有一张台子，上面放着几杆来复枪和自动手枪。小屋旁有两名警卫。

    “哈尔滨马迭尔饭店的老板是我的朋友，他近来为爱子的死亡而伤心。他的儿子西门·开斯普，真是一个好小伙，是一个演奏钢琴的天才。”总领事惋惜地赞叹着，“但他前些天被俄国盗匪绑架了，这些匪徒，先是割去他的手指作为恫吓，让他的父亲出30万元赎款。残忍的盗匪们割下手指还不算，还割下了他的耳朵，终于把他残害致死了。他的尸体的其他部分，在小镇周边数英里的范围内被找到。”

    开斯普事件

    绑架小开斯普一案，在我所经手的许多案件中，是最引起国际注意的一件。事实上，我和这命案有着密切的关系，我还几乎因此丧了性命。

    约瑟·开斯普，小开斯普的父亲，是以俄国流亡者的身份来到哈尔滨的。他先是在哈尔滨开了一间修理钟表的小店。数年之内，这小店变成了珠宝店和银楼。到1918年左右，他已成了远东珠宝商的翘楚，并做了哈尔滨最上等的饭店--马迭尔饭店的老板。

    1932年即日本人占领满洲的时期，约瑟·开斯普有着以下几个身份：大珠宝店老板、马迭尔饭店独资老板、戏院公司总经理，总之，他是一个拥有巨大财富的人，据估计有50万到数百万家产。他通过各种方法积累起他的财富，对于他拥有财富的总额有很多版本，说法不一。

    但约瑟·开斯普有一个弱点，他很喜欢在外谈论自己的财产以及他的在法国读书的两个儿子，他们一个在巴黎大学，一个在巴黎音乐学院。这两个儿子是他的骄傲。他常说他的儿子们有各种艺术的天赋，在学校中的学习也是位列前茅的。开斯普还经常炫耀说，因为两个儿子在法国学习，自然成了法国的公民。

    开斯普的两个儿子既然已经是法国的公民了，他就立即把马迭尔饭店以及所有他的戏院的产权都移转到他儿子的名下，因为他已觉察出日本人在垂涎于他的财产了，他知道再不转移财产会招来多大的灾难。财产转移的手续办完后，他就把一面法国的三色旗高高地插在马迭尔饭店以及所有他的戏院的屋顶上，明白地告诉日本人，我的财产受到法国保护了。

    日本人眼睁睁地看到这么多的钱现在归法国管辖了，当然很不开心。在1933年5月初，处长就向我透露过他想绑架开斯普的意思了，但是他也承认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开斯普不仅有法国的背景，而且他不大出门，即使偶尔外出也会带着全副武装的保镖。他的家就在马迭尔饭店里，那里像是一座堡垒，门窗上都有很粗的钢条，而且里里外外有着很多俄国警卫站岗。

    日本人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小开斯普从巴黎音乐学院毕业后，他打算到哈尔滨住一段时间。我见过他，他是一个很英俊的青年，而且是一位优秀的钢琴师。他骄傲的父亲以为他的才华比波兰的著名钢琴师帕德勒夫斯基还要高。这位宠爱孩子的父亲不惜斥资为他的儿子办了一场演奏会，让小开斯普在最上等的戏院中独奏。他还准备等小开斯普到哈尔滨以后，带他去上海与东京举办演奏会。老开斯普自以为他有了法国的背景，就没有人再敢打他财产的主意了，万没有想到的是，哈尔滨的日本宪兵看中了小开斯普。

    1933年4月14日，处长问我法国领事雷瑙特和老开斯普的关系如何，我对他说，我认为他们二人并无多大的交情。

    “我自己也这样想。”处长说，“即使这些犹太猪猡有钱，法国领事和他们之间又能有什么共同利益呢？犹太人入了法国国籍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他们的财产落入我们日本人手中。总之，那些法国的旗子是不能阻止我们行动的。据我在马迭尔饭店中的探员报告，小开斯普经常在夜间携带犹太女子外出，玩到深夜才回来。我已经叫宪兵去绑架小开斯普了，但我不想让人怀疑这是日本人干的，所以我决定让中国人来绑架小开斯普。等我的计划布置好后，我就来通知你，叫老‘影’去挑选8个中国人来干这件事。”

    1933年8月17日，处长叫我派老“影”带50个人去打一小股义勇军，地点是在离哈尔滨西北一百余公里的一个乡村，因为义勇军在这里杀死了一个日本下级军官和一个日本宪兵。他没有提开斯普的事，我以为他已经放弃了。

    8天以后，我的一号助手来报告我，外面已有小开斯普被绑架的谣言。我把这话告诉了处长，他带着惯常的微笑说：“我也听到这个传言了，但我不知道详情。你很忙，不用操心这个事，我已经让其他的探员进行调查了，几天以后就会有结果的。”

    虽是答应了他不管这件事，但我还是派助手去帮我探查此事。当天晚上，我的助手给了我一份对这起绑架案的详细报告。助手告诉了我具体参与绑架小开斯普的人员名单以及与他们直接相关的人员名单。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日本宪兵把绑架的命令发给秘书兼译员中村，他和警厅的督察长马丁诺夫共同商量计划。马丁诺夫的手下有15个匪徒，这些匪徒都是由法西斯俱乐部的首领拉查伊夫斯基帮忙挑选出来的。日本当局常在法西斯俱乐部中征募所需要的匪徒，这个绑票计划就是在法西斯俱乐部中商量好的。一个希腊匪徒几个月来经常在马迭尔饭店附近徘徊，专门打探小开斯普的情况。他打探出的结果是，小开斯普差不多每夜都和几名女子出去。这些少妇的姓名住址以及小开斯普的车子要经过哪些街道，统统被打听出来了。

    这个希腊匪徒把小开斯普的行踪报告给了中村。

    小开斯普是于1933年8月24日午夜被绑架的，当时他正把车子停在一名女子家的门前。小开斯普没带警卫，几名匪徒一拥而上，很轻松地就把他控制住了。随后他被带到哈尔滨附近的一个隐蔽的地方关了起来。

    第二天，宪兵写信给老开斯普，要求付30万元赎款。这老头子坚决拒绝了，与日本人进行了几次谈判都毫无结果。宪兵要的是钱，但老开斯普却不肯付，他坚持必须在他儿子平安回来之后，他才付几千块钱。他是非常顽固的。宪兵威胁说要杀了他的儿子，但即便如此也没能动摇他一丁点儿的意志。

    一个多月以后，日本宪兵把小开斯普的手指和耳朵割下来寄给了他的父亲，但是这个恐怖的信息并没有改变老开斯普的心意。他仍旧只肯出35000块钱，而且必须在他的儿子获释以后才能给钱。

    在这期间，法国领事向日本当局提过抗议，日本当局答称正在竭力营救。法国领事的努力仅限于一纸公文，但副领事查姆邦却是个精明活泼的青年，他深知日本人的答复仅是隔靴搔痒，就雇用了几个可靠能干的人开始侦查。很快他就知道真相了，他吩咐他的手下把绑架小开斯普匪徒中最年轻的一个，一个叫康密萨兰科的捉到领事馆来，对他严加审讯。康密萨兰科不但供出了实情，还在供状上画了押。查姆邦收集到了证据，就把康密萨兰科释放了。第二天，查姆邦副领事亲自去见日本当局的警务长，递上康密萨兰科供状的副本，以及一份起诉的名单。

    警务长转身立刻报告给了宪兵，宪兵收到消息后，让康密萨兰科躲到离哈尔滨600公里的绥芬河去，另一方面把查姆邦的手下逮捕了起来。据我所知，其中有一个人，吉尔密斯塔奇君，在我于1936年离开满洲的时候，还被关在狱中。

    第二天，两份日本人的俄文报发文对查姆邦实施最侮辱的攻击，称他为龉龊的犹太人、共产党，这样持续了好几个星期。后来竟有了一场闹剧：一个法西斯党员听信了俄文报的污蔑，要和这副领事来一次决斗。当然，副领事没有理会此人。

    绑架的新闻越闹越大，传到了国外，英、美、法的报纸都在关注着这一暴行。日本东京方面感觉到了舆论的压力，于是吩咐满洲的日本当局尽快结束此事。接到命令后，我的处长很不愿意地吩咐宪兵，依照查姆邦的那份起诉名单把绑匪逮捕起来。他想就这样把这件事情给了结了，堵住舆论的口。处长十分违心地下令逮捕查姆邦交给日本警察名单上的那些绑匪。马丁诺夫和山得尔两名绑匪被捕入狱，但其他人却仍然逍遥法外，宪兵借口说这些绑匪收到消息逃走了。

    小开斯普被禁锢期间，试探性质的谈判一直在老开斯普和宪兵之间进行。这可怜的青年写了数封信，由匪徒交给他的父亲。可是那位自信过头的老开斯普先生却不顾他儿子的请求以及各种恐怖的恫吓，坚决不肯动摇他的决心。他确信自己是了不起的人物，甚至夸口说，他们将毫无所得地将他的儿子送回，而且，他们还将道歉。

    这种自信差点儿要了小开斯普的命。当处长听了这话的时候，沉默片刻，阴鸷地说：“他既然这么固执，即使现在肯出100万，也永远见不到他儿子活着回家了。”

    日本人还有其他不能让小开斯普生还的理由。小开斯普已经知道绑架他的幕后黑手是日本人。日本人现在一定要让他永远闭嘴，以防秘密泄露。

    因为怕查姆邦所雇用的探员发现藏肉票的地方，于是隔几天宪兵就把小开斯普换一个地方藏匿。

    现在该尾井大佐登场了。他是路警处的局长。我眼中的他是一个真诚的君子，一个罕见的在满洲留有政绩的高级日本官员（武藤大将也是如此的人物）。他虽然在高位，在数千里的铁道上握有实权，但他总是公正无私地行使着职权。他专门发布命令禁止军警刑讯逼供。对于属下，无论国籍如何，他都是恩威并济。他美名远播，即使是那些痛恨一切日本人的中国人，对尾井大佐也表示尊敬。

    而且，在他治下的铁路沿线区域内，绑票是绝迹的。无论哪个日本人，如想在大佐的治理区域内为非作歹，都会遭到遣送回国的处分。尾井大佐非但不赞成日军当局的渎职行为，而且深恶痛绝，并敢据实说出。他时常说：“他们可以到本国去做这些龌龊的事情。”因此，那些在其他区域做过坏事的警务机关人员一到大佐的管辖区域内，行为也会收敛很多，不敢轻举妄动。

    我前面说过，当查姆邦在警务处长前控告绑架小开斯普的匪徒的时候，宪兵就把康密萨兰科送到绥芬河去。但这个城市临近尾井大佐治下的铁道，他一得知绑匪康密萨兰科竟在他的管辖区域内，立刻把他逮捕起来。在尾井大佐的审讯下，康密萨兰科又做了一次同样的供状，和在法国副领事面前的供状完全一致。

    尾井大佐亲自押着康密萨兰科回到哈尔滨，把绑匪亲自签押的供状交给了日本司令部。

    虽然事实一再被证明，但日本宪兵仍不放弃从老开斯普那里取得赎款的希望。他们从起初讨价的30万元减到15万元，再减到10万元，再减到7万5千元，最后一直减到5万元，但固执的老头子却一如既往，只肯拿出3万5千元，并且要在儿子回家以后。

    1933年11月28日，尾井大佐得知另外两个绑架小开斯普的匪徒，俾斯拉支科和萨也实夫常到车站去。这天夜里，尾井大佐派手下把他们捉了起来，当时他们正想搭车到小岭子去。绑匪藏匿小开斯普的地方就在小岭子附近。

    在小岭子，由吉立正科和加拉斯科两名匪徒看守小开斯普，这两个匪徒等了许久还不见俾斯拉支科和萨也实夫前来接班，他们疑心出岔子了。吉立正科，这个心思比较多疑的绑匪，到车站去查探了好几次。吉立正科想要知道为什么他们的两个同伴还不回来。但是加拉斯科并没有告诉他，其他的两个人已经被捕了，相反他劝吉立正科要镇定一点儿，耐心等待就行了。

    当吉立正科数次离开的时候，只剩下了加拉斯科和小开斯普两人。加拉斯科见没有其他人，乘机做起自己的生意来：“宪兵要价太高，谈判了很久你父亲都不同意。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写封信回家，如果你的父亲肯付我一万块钱，我就把你放了。”

    小开斯普只想活命，哪有不允诺的道理。他立即写了封信，这生意立刻就做成了。

    当吉立正科回来的时候，他敏锐地觉察出这两个人的神色有异，他怀疑他们之间正在进行着某种勾当。当加拉斯科主张当晚回哈尔滨的时候，吉立正科的疑心更增加了，但他却一言不发，悄悄地与日本宪兵秘书中村通了一次话，说了自己的怀疑。中村让他们五点钟到停货车的地方去等他。

    中村带上一个日本宪兵以及被释放的康密萨兰科来到会合地点，一见到加拉斯科，中村就把他抓了起来。当然，小开斯普写给他父亲的信也被搜了出来。小开斯普用法文写的这封信，4名匪徒唯一认识的是10000这个数字。事情已经足够明白了，中村拔出手枪，一枪就把加拉斯科打死了，接着他命令吉立正科立刻把小开斯普杀死。然后他会安排他回哈尔滨，他将给他准备好护照和钱，到时候吉立正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可怜的小开斯普在这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地方，被结束了年轻的生命。在执行了命令之后，吉立正科这个杀人犯在中村的授意下换了别的名字，拿了宪兵给的假护照，想逃到北方去。但他没跑多远，就在呼兰车站被尾井大佐的手下捉住了。

    日本宪兵是这样解释小开斯普的死因的：警察们准备逮捕绑匪的时候，双方爆发枪战，小开斯普被杀死了。

    在中村把加拉斯科枪杀的第二天，拉查伊夫斯基到我家来见我，想让我把小开斯普用铅笔写的那张小字条翻译出来。我翻译给他听，这张纸条上面，小开斯普让家人给拉加斯科10000元，拉加斯科保证把他放了。小开斯普求他的父亲，为了他的生命安全着想不要有任何欺骗绑匪的举动。小开斯普确信拉加斯科会信守诺言的。

    12月3日，日本宪兵对外宣布，小开斯普被杀害了。那些屠夫们把他的尸体随便扔在了小岭子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坑里，有人发现了尸体，并报告给了当地的警察。我接到消息后就立刻去现场了。这真是一幅可怕的景象。这个可怜的青年，生前一定遭受过很大的痛苦，95天的禁锢使他只剩一副骨骼。他的两只耳朵都被割掉了。这个24岁的青年已经面目全非。因为北满当时天气已经寒冷，他的两颊、鼻子和双手都被冻住了，一片片的皮肉开始脱离。在这95天里，他没有洗过一次澡，没有刮过一次胡子，也没有理过一次发。

    我的眼泪悄无声息地掉了下来。我想大声怒骂这些残暴的人们，但心中的沉闷让我开不了口。当我冷静下来的时候，小开斯普的死反而让我轻松许多，因为他已不用再受罪了。在开枪结束他生命的时刻，那个杀人者恐怕也算是做了生平唯一的善举。

    可是，惨剧还没有结束！这个青年的母亲带着病体从巴黎来到哈尔滨，希望能救出她的儿子，她在12月3日抵达了上海，在4日早晨在饭店吃早餐的时候，她读到了报纸上关于她儿子被杀害的消息。

    她从遥远的巴黎赶来，但等来的却是儿子被害的消息。当孩子的遗体被运到哈尔滨的时候，他的父亲不顾友人的劝阻，坚决主张把棺木运到他的屋子中来。当他吩咐人把棺盖揭开的那一刻，这画面是让他如此震惊，他发出疯狂的哀号，神经错乱了。

    我被监视了

    在哈尔滨，人们对暴行的愤怒已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不但犹太人，还有俄国人、中国人和朝鲜人，甚至还有日本人，全都在唾骂着这样残忍的暴行。他们公开要求日军当局应该负起绑架和谋杀的责任，他们组织了公共的示威游行。

    在被害者出殡这一天，日军当局预料到当天可能会有示威，于是从齐齐哈尔派了250个宪兵和一联队的日本步兵来哈尔滨，以加强日本的兵力。

    我在哈尔滨这么长时间，从未有过这样的葬仪。尽管日本当局禁止仪仗通过大街，并沿路布置了大量军警，但很多哈尔滨市民仍跟着柩车，往犹太坟场的方向走。“打死日本军阀”、“刽子手不得好死”、“打死野蛮的畜生”这样的口号，到处都能听得到。

    犹太协会的会长考夫曼博士在大街上作了一篇演说，他用激烈的语言痛斥那些谋害小开斯普的凶手，以及那些居于幕后的匪徒的保护者们。第二天，考夫曼博士就被日军司令部传去，恫吓他，要把他逐出满洲。

    拉查伊夫斯基在臭名昭著的《纳什·普特》上面发表了一篇长文章，呼吁日本方面逮捕考夫曼博士，因为这位博士侮辱了像他这样具有“爱国心”的俄国人士。小开斯普罪该万死，只是肮脏的犹太猪，他的父亲老开斯普是“第三国际”的间谍，杀死小开斯普是一次正义的举动。

    当然，日军当局是不肯把绑匪交给法庭的，但为了平息舆论，当局假装公正地把绑匪逮捕起来，关进了刑事警察的监狱，绑匪在那里住了15个月以上，从来没受到过审判。在狱中，绑匪们享受着各种特殊的待遇：食物是从附近的菜馆叫来的，每天有朋友和家属探望，甚至还有谣言说，他们在夜间可以出来帮宪兵继续绑架有钱人，或是犯下其他有益于宪兵的罪行。

    从下面的事件中，我有理由相信这个谣言是真的。

    1934年6月的一个夜间，宪兵队的原少佐和我，带着两个俄籍告密者、4个日本宪兵和25个老“影”的土匪去搜查阿什河，一个离哈尔滨数公里的乡村。据说这里居住着苏联公民。

    刚到这个村子，就远远地看见小路上有一群人向我们走来。原少佐让我们在路两边的树丛里躲起来。不一会儿，那群人走近了。我们从树丛里跳出来把他们围住，用枪指着他们。对方有一个日本人，他走上前来，用日语向原少佐说话，看样子是在解释。

    我靠近了这群人，发现他们押送着两个欧洲人，一男一女，这两个人都被他们用绳子将双手绑到身后。剩下的几个人中，有三个人我不认识，我知道他们是俄国人，另外两个大出我的意料，竟然是吉立正科和另一名绑架小开斯普的绑匪山得尔。

    我在前面说过，处长为了平息因为绑架小开斯普而引起的国际舆论，把两名绑匪马丁诺夫和山得尔投入了监狱。没想到，我竟然在离哈尔滨数公里的一座小村里见到了这两名绑匪。他们现在不是应该在监狱中吗？看来，谣言是真的。

    简短的对话过后，原少佐让我们给这群人让了路。

    小开斯普之死的影响还没有结束。法国领事、开斯普的家族以及外国报纸的抗议声越来越大，他们都呼吁谋杀小开斯普的犯人应该移送法国受审。为了平息舆论压力，东京来了命令要求把6个人犯移送给“满洲国”的司法当局。公诉状是由“著名”的刑事课长江口准备的。

    说江口“著名”，其一是因为他每年以10万元贿买职位的行为已是人尽皆知；其二，很多人都知道他与那些做尽坏事的匪徒是同伙。此人就是如此恶名昭著，丝毫不知道收敛的。

    他写的这份公诉状同他个人一样，充满了谎言与恶臭。在公诉状里，这六个犯人被称为“最诚实最优等的公民”，“他们在即使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还在与共产党员进行斗争。即使绑架了西门·开斯普，他们的动机也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完全是为了筹募反共团体的经费，这经费是他们继续反布尔什维克主义所必需的。案情的真实情况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不能把他们看作盗匪，而且，我们也不能把他们视为普通的犯人。这些被告的罪状是什么呢？这些被告所犯的罪名是什么呢？伤害人体吗？开斯普的耳朵是加拉斯科所割的，而加拉斯科已经死了，不能抵罪了；谋害人命吗？开斯普也是加拉斯科杀死的，因此对于开斯普的死法律已无能为力了；勒索金钱吗？当然不是，老开斯普并不曾付过分文。因此，鉴于以上的解释，可加于这六个被告的罪状，就只有情有可原的“企图勒索”罪名了--他们勒索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他们并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是有政治的原因。约瑟·开斯普，死者的父亲，是一个公认的犹太籍共产党间谍，一个社会的公敌，因为父罪子偿，西门·开斯普已经抵了他父亲所犯的罪。所以说，那些“绑匪”其实是既勇敢又爱国的人们。”

    这真是满纸荒唐言的公诉状！但它就这样无耻地出现在公众面前了。全满洲都在唾骂它，刚直公正的尾井大佐也说这种文件是日本的耻辱。尾井大佐觉得我是一个值得做朋友的人，经常让我协助他工作。

    绑架和谋杀小开斯普一案已放在中国法官的面前了，虽然法院是在日本“顾问”的操纵之下的，但良心残存的法官们还是坚决想知道真相，他们不相信日本人公诉状中所陈述的。但这是一项困难的工作，因为各处都有日本的间谍和密探。哈尔滨很少有地方还有光明，法官们不同意日本人的公诉状，他们还想调查出真相，还开斯普一家一个公道。

    处长知道了中国法官们着手调查，他把我叫过去说：“高等法院院长要想探听这六个被告过去的行为，他显然对日方所起草的‘公诉状’有着一点疑虑。哼！他以为他比我们聪明？我已经吩咐所有的警务机关，如果法官来向他们探听消息叫他们一致咬定‘公诉状’所说的就是事实。可是，我也意料到这院长会去探寻非官方的消息，现在就用得着你了。你去把高等法院负责此案的三个法官的住宅监视起来，把他们身边有嫌疑的到访人员都逮捕起来，加以审讯。我不想把事情闹大，再搞出一个引起国际舆论关注的开斯普事件。”（查姆邦副领事因为举报了绑匪，被日本当局列入了黑名单，“成为不受欢迎的人”，他被调到法国驻天津领事馆了。）

    处长叫我隐瞒真相，就是为了保全同谋犯的头颅。这一次，我没有听他的话。

    第二天，我请朋友为我介绍，去见了三个中国法官中的一个。我对他表示愿意给他提供关于这些被告的一切消息。他向我表示感激。

    一星期后，我将所有的文件都交给了法官，证明公诉状上所说的完全是无稽之谈，这些被告都是最危险、品行最恶劣的匪徒。匪徒之一的马丁诺夫在6个月前曾奉宪兵队长的命令，杀死阿尔贡诺夫上校，谋害好几位中俄富人。山得尔和吉立正科，都是妓院的龟奴和白奴贩子。这班恶徒都属于日本宪兵所雇用的暗杀党。割下小开斯普耳朵的是山得尔，杀死他的是吉立正科，而不是加拉斯科。

    此案件的审判持续了很长时间，在这期间，法官常和我秘密接触让我对案件加以解释。

    我也把绑架小开斯普的三名匪徒，康密萨兰科、扎亚泽夫、俾斯拉支科和吉立正科在尾井大佐铁道区内就逮时搜出的文件，统统交给了法官。这些文件明明白白地表明这四个绑匪都是宪兵的探员。正是因为他们有日本宪兵队的身份，所以没有人会干扰他们在铁路沿线的活动，也没有人会对他们的行踪留心追查。只有在这样的身份下，他们才能在铁道线来去自由，而没有人敢加以阻挠。

    由于日本人彻底地销毁了很多重要材料，隐瞒了很多重要信息，所以法庭审理旷日持久。

    2月26日，我收到了一封《路报》主笔拉查依夫斯基写来的信，这位先生也是法西斯党的首领。他在信中是这样说的：

    万斯白先生，本党认为先生的工作与我们的主义相反，并于犹太人有利。先生身居高位，应该知道自己的职责是什么。我们在此警告先生，不要再做那些反对我们的兄弟的事。

    法西斯党首领拉查依夫斯基2月26日于哈尔滨

    这封信让我很震惊--难道我在夜间拜访法官，并对他透露秘密的事被人知道了？我被人跟踪了？还是法官不小心漏了口风？而且如果他们知道了，那知道了多少呢？

    我仔细考虑了一会儿，觉得还不如把这封信给处长，看看他到底知道多少。

    “看看，我依照您的命令去监视法官，现在却收到这样的恐吓信，您说怎么办吧。”我假装生气地说。

    处长看了信，哈哈一笑说：“你千万别把这封信看得太认真。你要知道，拉查依夫斯基是一个蠢货。或许你去监视法官的时候，被他的手下看到了，就以为你和法官有秘密来往，把内幕泄露给了法官。”

    看来处长知道小开斯普案的真相被泄露出去的事，我接着解释：“或许像您说的这样，是他们误会了。去听过几次庭审，我也察觉法官似乎知道了什么，所以我秘密地潜入法官家里，想搜出法官与消息人士往来的信札来。”

    处长听我这么说，拿起电话和一个人说了几句日语，然后说：“我刚才是给宪兵队长打电话，跟他说你去监视法官是奉了我的命令，叫他转告拉查依夫斯基，不要再管闲事了。”

    3月4日的晚上，我去一个中国的寺庙拜访友人，他曾经是一位有身份也有些钱的中国人，但日本人抢了他的财产后逼着他进了寺院做和尚。聊得太尽兴，我从寺庙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一点钟了。没想到，我刚出寺门，就碰到了站在寺门口鬼鬼祟祟的福托普罗，一个日本人派在马迭尔饭店里的希腊密探。

    跟踪我到寺庙来了？我心想。于是我揶揄地对他说：“福托普罗先生深夜不睡觉，跑到这里来做什么呢？”

    他朝我笑笑，脸上有些尴尬的神色：“我去拜访一位住在附近的朋友，出来晚了些。万斯白先生，你这么晚了在寺院里做什么呢？”

    “恐怕你是知道的，这寺院里住着几位被日军监控的重要人物，经常来看看他们是否安分守己，这也是我的责任。我经常在夜间过来察看，因为如果他们想要逃走，会选择这样的黑夜。”我指指天，“你看，今晚天气不错，正是逃走的好时机。”

    福托普罗“哦”了一声，盯着我说：“明白。但万斯白先生你也要知道，黑夜对于有阴谋的人，也是一个良机。”

    我心里微微一惊--他这是在公开向我叫板了。他从前不过是一个小食店的侍者，靠着阿谀奉承做上了日本宪兵的密探。同其他日本密探一样，好事没做过，坏事倒做了不少。

    “福托普罗先生，我认识你也有不少时间了，如果上午11点钟有空，请到我家里来，我们好好聊聊天。”我决定用邀请他做客的机会，一探虚实。

    福托普罗答应了。

    上午11点，福托普罗到了。我邀他到我家中的花园中散步，寒暄了几句，我让他在园中的长椅上坐下，直入主题地说：“福托普罗先生，我不知道你是否认识我，我也不在乎你是不是认识我。我要让你知道一件事。听好了。17年前你到哈尔滨来的时候，生活窘迫到连一件衬衫都没有的，也没有一个像样的欧洲人愿意和你交往。只有好心的中国人给了你一份工作，虽然只是一份小食店侍者的工作，但至少让你养活了自己。我知道你的积蓄大概有两三万块钱了。”说到这里，我停顿下来，看着他。他显然很吃惊，不明白我是从哪里了解到他的情况的。

    我微微一笑，没有解答他的疑惑，实际上我是从他最亲近的几个朋友那里打听到的。“在你还没有变‘聪明’的时候，没有那些中国人帮你，你早就饿死街头了。”我继续说，“你看，中国人像兄弟般地待你、帮助你，你应该怎么来报答他们呢？”

    这时，我听到一阵敲门声，有客人上门了。我开了门，把他迎进了客厅，让他稍等一会儿，我先与福托普罗谈完。

    我返回园中对他说：“抱歉，有客人来了，一会儿给你引见。”

    这时，福托普罗不解地问我：“万斯白先生，我不太明白你刚才跟我谈话的意思。”

    “自日本人到来以后，你就像一名奴隶那样服务于他们。溥仪称帝的时候，你是欧洲人里唯一上书称臣的。自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就对中国人干尽了坏事。你的这种行为让我的一个朋友非常不快，今天他到这里来了。”说完，我转身向屋内喊了一声，“老‘影’，你出来吧。”

    我斜眼看了一眼福托普罗，发现他脸色都白了。我笑了笑说：“我知道，老‘影’在你和你的同事之间名头是很大的。”这时老“影”已经走到我的身边。他上下打量着福托普罗，冷冷地说：“福托普罗先生，我最亲爱的朋友万斯白先生说你近来爱管闲事，你的这种癖好似乎已经骚扰到了万斯白先生。他可是我的过命兄弟，他的事就是我的事，如果有人敢让他心情不畅快，我可是不会放过这个人的。”

    “如果他让我杀一个人，我绝对不会让他活过这个周末。我希望他要让我杀的人不是你。福托普罗先生，生活是美好的。你看，春天已经来了，漂亮的花也开了。你最好识相一点儿，好好过你的日子，如果不识相……”老“影”说着，从腰间拿出一把手枪在福托普罗面前晃了晃，恶狠狠地说，“老‘影’杀人不眨眼的恶名，很多人是知道的。我刚才说的话你听见了吗？聪明一点儿，要不然我让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这位希腊侦探被吓得魂儿都出了窍，张口结舌地说：“是……是……我一定会遵照您的嘱咐。”然后他转向我，紧张地说：“万斯白先生，我向你发誓，我从未想过要害你，在寺庙门前跟踪你，是中村让我做的。他很恨你，他说要看着你被逮捕。”

    “中村？他为什么要置我于死地？”我在心里问自己。稍微一想，也就明白了--他受命计划了小开斯普的绑架案，他也是直接害死小开斯普的元凶之一。他是怕我把他的暴行泄露给法官。

    “他确信你把小开斯普绑案的内幕提供给了法庭。因为他的名字，法官已经在法庭上提过两次了，所以他才让我跟踪你，找出你与反日志士勾结的证据，然后再把你搞掉。我真的只是执行命令，真的没有坏心思。”福托普罗怕我不信，急急地解释。

    “你说他确信我把消息提供给了法庭，是谁告诉中村这个消息的呢？”我问他。

    福托普罗摇摇头：“我不知道，请您相信我，中村没有跟我说太多内幕。求求你，帮我跟老‘影’说说，我对你没有恶意。哦，对了。你要小心中村，他怀疑你和义勇军有联系。”

    这家伙魂儿都吓飞了。我点点头，示意让他走开。我知道现在从他的嘴里也问不出太多东西了，而且借了老“影”的威慑力，我相信福托普罗暂时不会对我造成威胁了。不过，几个月之后我再来看今天，我会暗暗痛恨自己太自信，因为几个月后，福托普罗就向我报了仇，当时让我几乎丧了命。

    绑架小开斯普的匪徒是在6月中宣判的。纵使日本人使尽了诡计，想把绑匪的恶行转移到爱国主义和政治上来，可是中国的法官依然对他们判了刑，四个犯人依法判处了死刑，两个判处了无期徒刑。

    哈尔滨的很多民众听到这消息都很欢欣鼓舞，但这种快乐只持续了短短两天。两天以后，处长就把法院的院长与法官捉了起来，并宣告判决无效，接着把这案件完全转移到日本人手上了。6个月以后，三个日本法官宣判了此案件，借口说这些绑匪是爱国行动，把他们统统释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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