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我努学社走在路上

    --兼向南京大学著名教授张宪文先生致敬

    这是季我努学社的第七本书，也是季我努学社与重庆出版集团北京分公司--北京华章同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合作的“季我努书系”的第一本书。季我努学社自2011年7月成立后，已在三联书店、解放军、世界知识等出版社出版了《活着回家：巴丹死亡行军亲历记》《卧底：解密“余则成”们的潜伏档案》《辛亥革命》《最后的北洋三雄：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殒命秘闻》《刺客：民国刺杀大案》《中国的脉动：近现代史名家讲演录》等书籍。其中在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辛亥革命》斩获了“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的殊荣。还有数部作品即将在重庆出版社、新华出版社及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季我努学社的会员大致分为如下几类：第一类是新闻工作者，第二类是出版工作者，第三类是高校青年教师和博士生、硕士生，第四类是海外留学生。会员人数现在接近100人，顾问70余人。季我努学社的主要职志在于整理近代史料，尤其侧重于军事史料。我们最主要的兴趣点是抗日战争史，其次为朝鲜战争；我们的关注范围上至甲午战争，下至朝鲜战争。学社在2013年已翻译了5部抗战和朝鲜战争的书稿，只是尚未出版。2014年，学社将与北京华章同人公司密切合作，重点开发“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该丛书先期规划的4本，再度获得了“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的荣誉。

    学社整理史料的态度是“还历史以真实，还生命以过程”，我们的荣誉会长是中国近代史学会荣誉会长，中国现代史料学会荣誉会长，南京大学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中华民国史权威张宪文教授。张宪文先生是研究中华民国史的泰斗，也是我们敬爱的祖师爷。学社在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张先生的悉心指点和大力支持。正是因为他领衔担任“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的总顾问，会同社科院近代史所原所长步平教授（国内著名的日本生化武器研究专家）、上海师大人文与传播学院院长苏智良教授（国内最著名的日本“慰安妇”问题研究专家）、北京大学历史系徐勇教授（国内著名日本问题专家、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委员会中方委员）、中国第二档案馆副馆长马振犊研究员（国内著名的日本战争罪行、民国特工史研究专家）、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教授（国内著名的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专家）等顾问，“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才获得了殊荣。

    季我努学社在发展过程中得到了诸多专家的支持和帮助，杨天石、沈志华、马勇、雷颐、李玉贞、王开玺、赵亚夫、余戈、萨苏、金以林、唐宝林、姜涛、吴思、荣维木等先生也对我们这些后生晚辈颇多提点。我的硕士生导师张连红教授给予了直接的支持，学社的实体活动“季我努沙龙”第九期就是在南京师范大学举行的，当时邀请了张宪文先生做报告，报告厅座无虚席。季我努沙龙1~12期的专家讲演结集已在三联书店结集为《中国的脉动》一书。我的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历史系原主任，国内著名的宋子文研究专家，金融史、财政史研究专家吴景平是我一直以来的榜样。吴老师学问精深，扎实刻苦，在他面前我时常感到紧张。我觉得自己无法成为像吴老师那样的在某个领域占据高端的著名学者，我只能和伙伴们多整理一些有益于历史研究、有益于读者朋友们认清历史真相的史料，如果能做出一点成绩，也可聊以自慰了。

    季我努学社的史料整理工作以抗战史为主，我们希望用扎实的史料为抗日“战史”体系的丰富和完善添砖加瓦。本书即属于这个范畴。我们整理史料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还历史以真实，还生命以过程。

    我特别喜欢《亮剑》。《亮剑》到现在已经算是一部很老的电视剧了，可是我怎么也看不够，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看它，品味它的荡气回肠，品味它的发人深省。我必须承认，我是一个容易动感情的人，对于那些为着国家和民族，浴血奋战，战至最后一息，却依旧坚强而勇敢的战士们，我深深地敬佩。

    我很想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我很想成为一名战士。

    喜欢《亮剑》的理由，不仅仅是独立团打日本鬼子的痛快淋漓。我深深地为《亮剑》的客观所感动。《亮剑》虽然以独立团抗战为主，晋绥军的三五八团也是主力之一；李云龙是灵魂人物，楚云飞也是灵魂人物。

    我出身于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对抗战期间国共之间的矛盾，还算比较了解。由于偏爱国民党史，尤其是国民党军的抗战史，我对国民党中央系、地方派系的抗战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虽然国民党的地方实力派与中央系势力的争斗贯穿了国民党政权始终，但作为地方实力派，作为中国军人，作为中国军人中的地方实力派--也就是所谓杂牌部队，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站稳了民族立场，哪怕是被克扣粮饷，哪怕是不能得到弹药的及时补充，哪怕是被故意分割使用。像晋绥军三五八团这样的坚定的抗战的地方实力派的武装，还有很多很多。

    面对着日寇疯狂的侵略，中华民族团结一致，构筑了坚强的抗日统一战线。国民党的中央军以及各地方实力派的军队，中国共产党的八路军、新四军，甚至很多原先属于土匪、帮派的武装力量，都汇集到抗日的洪流中来。没有前期国民党军队数十次大规模会战，没有中共军队在战争后期大规模的游击战，没有全国各个阶层的团结以及鼎力支持，贫弱的中国不可能坚持到武器装备精良、后勤补给体系完备的日本侵略军走向衰亡的那一刻。团结就是力量！抗战的历史的主流是举国一致对抗日本鬼子，叛变投敌充当汉奸，没有任何辩解的理由，只能是遗臭万年。

    抗战之后，朝气蓬勃的共产党战胜腐败变质的国民党取得大陆的政权是历史的进步。然而，正如李云龙和楚云飞手下的那位上校所说的，不是国民党的军队不行，而是国民党的政权不行。辽沈、淮海战役当中的很多国民党部队，都是抗日战场上的功勋部队，它们的军事主官也都是战功赫赫的抗日名将。优秀的将领，优秀的部队，被腐朽的政权送上了绝路。

    《亮剑》当中还有一个我难忘的镜头，那就是楚云飞离开大陆前夕，双手紧紧地捧着一把祖国的黄土，眼中闪着泪花。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曾经写下这样的诗篇：“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绝大多数共产党人，绝大多数国民党人，都深深地爱着我们脚下这片他们为之流血牺牲的土地。我深信祖国必将统一！我虔诚地祈祷，天佑中华，兄弟相残的惨剧别再发生。

    我是一个靠梦想生活的文字工作者，我的梦想不是用财富来衡量的。我希望我的文字能对国家民族有用，等到白发苍苍的时候，能用曾经激昂过的文字来告慰自己。季我努学社绝大多数会员都是80后，我们都是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只是祖国母亲最平凡的儿女。我们青春正年少，热血未冷，笔端还能常带感情，我们希望用我们的文字，还抗日战争的历史以真实，还抗日英雄的生命以过程。

    我们想写的是“平民史学”作品。

    司马迁的《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之所以能获得如此赞誉，就在于它是一部建立在史实基础之上的、文笔优美、形象生动的伟大著作。它是我们写作的样本，我们想呈现给读者的历史是像《史记》那样“有过程”的真实历史，而不是重视所谓“作用”、“影响”、“意义”而将过程一笔带过的历史，更不是端着一副“学术”架子、晦涩空洞、充斥着一般人看不懂的西方“新学术名词”的历史。

    我们想让读者了解历史人物的人生轨迹、历史事件的具体过程，而不是这个人的历史作用、事件的背景、意义、影响。我们希望写出来的是“列传”、“纪事本末”，还原人物和事件本身，让读者可以用心去体验，用脑去思考，去感受人物的喜悦与彷徨，去捡拾事件的偶然与必然。历史绝不是茶余饭后的谈资，历史绝不是只有“边角料”可供消遣，我们民族，我们国家的历史时时散发着“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浩然之气，这是我泱泱中华的国魂。

    为什么梅兰芳先生可以蓄须明志，常香玉女士可以捐赠飞机，因为老祖宗流传下来的戏文的主旋律，唱的是岳武穆的精忠报国。抗战期间，屈身事敌的知名戏曲大师几乎没有。戏曲就是他们的教科书，经他们的口，又去教化社会大众，让大众知道什么是“忠义”。

    因此，历史绝不能成为历史学家“锁在阁楼上的小姐”，历史应该走进大街小巷，成为中国的普通人如何维护国格、培养人格的“宣传员”。我们的历史书，应该让普通的中国人看得懂，能够引起他们的共鸣。

    从这个角度，我们的口号是“平民史学”，而不是“平民文学”、“平民历史小说”。“史”与“文”不同，“史”意味着真实可信，“文”可以肆意想象。我们的作品，力图建立在确实可信的史料基础上，并且尽量采用一手材料，比如说档案材料、当时的报刊、电文，以及亲历者的回忆录等。我们用史料构建出一个故事，还原历史人物、事件的过程。

    我们要写的是抗日“战争”史。

    我们想纠正一些国人关于抗战的约定俗成的说法。抗战史，应以战争史为主体。从事战争史研究、写作的历史、文学工作者，应该具备基本的军事常识。关于抗战，国内有很多错误的说法，或者说片面的说法。比如说，最常见的，有两个。一个是，日军装备精良，甚至有人将日军形容成“武装到牙齿”的军队。还有一个说法，日本军队能以少胜多，一个联队（团）可以打中央军的一个师，而对付杂牌军的一个师只要一个大队（营）就可以了。

    我也不是军事专家，不过还是用点笔墨，把这两个问题讲一讲。

    先讲第一个，日军装备精良，到底怎么个精良法？很多历史学家、作家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主要还是对装备缺乏了解。事实上，在二战期间，日本海军还算得上是世界一流，日本陆军的装备水平，与西方国家比起来，连二流都算不上。就是与国民党正规军比起来，日军在轻武器上也占不到上风。日本军队普遍装备的轻武器，比如国人熟知的日本人的手枪“王八盒子”、步枪“三八大盖”、轻机枪“歪把子”、重机枪“九二式”跟中国军队主要装备的“二十响”毛瑟手枪、“中正式”步枪、捷克式轻机枪（ZB26）、马克沁重机枪相比，基本上都处于劣势。“王八盒子”弹容量小，故障率高；“三八大盖”，口径小，杀伤力弱；“歪把子”的弹匣很怪，供弹经常出问题，射击稳定性差；“九二式”采用风冷式结构，重量达到55.3公斤，是二战中最重的重机枪。日本人在重武器上，前期的确占有优势，主要是他们能够自己生产、补给。抗战初期，国军的装备的火炮，尤其是重炮，大都采自美、苏、德等国，性能比日本人的好，但是数量少，弹药补给也成问题，所以发挥不出优势。实际上，日本人在火力上的最大优势，还是来自于掷弹筒和迫击炮，装备的数量大，对于缺乏火炮支援的中国军队来说，是最致命的近战武器。国民党空军也是与日本空军装备差距最小的兵种。

    很可惜，对于日本装备与中国军队装备的差异，很多国人并没有采取一分为二的方法，也许是对军事常识和军事历史不了解，笼统地概括为“日本装备先进，中国军队装备低劣”。再多说一点，对于日本装备的认知错误，在我们的抗战题材的影视作品当中很容易发现。笔者曾在一部在央视一套热映的抗战大剧中发现很多明显的硬伤，比如日本军队统一装备着马克沁重机枪。一部香港的电影，日军竟然拥有一字排开的“博福斯”山炮，这可是国民党军队的“标志性武器”。还有一部国产电视剧，讲中国军队把作为战利品的日本的歪把子机枪当成宝贝，而实际上，对于歪把子机枪这样的“故障王”，淮海战役期间的国民党军队绝对不会把它当宝，因为参加淮海战役的国民党军队，诸多都是精锐，早就实现了全部美式装备。它甚至不应该出现在国民党的王牌部队当中。军队用的东西讲究的是实用性，谁也不可能扛着花架子打仗、行军。

    说小鬼子可以以一当十的源头是吹嘘“皇军无敌”的日本人。抗战初期，由于国民党正规军溃退得太厉害，加上战法又比较死板，战线被突破，基本上败局就定了。面对一支没有战斗意志的军队，鬼子一个联队（团）当然可以打败国民党中央军的一个师。这句牛皮话，很快就在中国战场上被打破了，到了抗战后期，牛皮筒子到处都是窟窿，话甚至要倒过来说了。别的战场不说，中国远征军发动第二次缅甸战役的时候，自西往东打的中国驻印军两三个师，把日本的缅甸方面军（下辖好几个王牌师团）打得是尸横遍野、节节败退。据凤凰卫视的一个关于中国远征军的节目说，有一支日本部队为了躲避中国军队的追击，钻进了茫茫林海，打算等远征军过去了再出来，谁知道，竟然活活饿死了。中国驻印军打日本鬼子，那简直就是秋风扫落叶，日本的精锐师团就是纸糊的，别提多狼狈。建议我们的文学家多写写中国远征军，因为提气！

    国民党部队之所以会在抗战初期一溃千里，主要还是一个士气问题，不敢和日本人拼命、真干，或者说，敢拼命的将领和部队太少。日本人能打，最主要的原因不是装备先进，而是训练有素，日本人的单兵素质，尤其是射击的精度，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武士道精神和同乡观念，日本军队是很疯狂的。在装备不够先进的中国军队面前，他们的疯狂，能够取胜，可是面对装备真正精良、并有着进取精神的盟国军队的时候，他们的疯狂，只能是自杀，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玉碎”，这种死亡冲锋，往往是集体行为。

    战争是“铁血”的碰撞，是真实的战力的碰撞，异想天开、夸大其词，甚至胡说八道，只会给战争史的研究制造麻烦。战争遵循实力法则，脱离实际的鼓吹，对于国家、团体甚至军队都是一种误导。季我努学社的多位作者是具有军事学背景的，我们希望避免上述纯粹的臆想。

    由于不了解，导致错误的产生还可以原谅，主观上故意就不可以原谅了。某些文字或者影视作品虽然打着抗战的名，实际上是对先烈的亵渎。我曾看过一个作家写的中国远征军野人山撤退的故事，以女兵作为卖点，写的是女兵被男“野人”掳走，男兵被女“野人”掳走的故事，格调之低下，令人作呕。任何以情色作为卖点的抗日题材电影、电视，或者文字作品，都是对祖国和英雄、同胞的侮辱。

    我们要写的抗战史遵循统一史观的指导。

    抗战史的主流是全国各阶层团结在以国民党、共产党为首的统一战线之下，在盟国的支持之下，打日本侵略者。国民党在正面战场，共产党在敌后战场，都是国家的中流砥柱。真实的抗战历史，不是意识形态影响下的分裂的抗战史，而是中国人对抗日本侵略者的统一的抗战史。

    在这样一个大的前提之下，一切为国做出过牺牲的武装力量，无论其归属、性质，只要站稳了民族立场，都是可敬的抗日武装。合作抗战是澎湃的波涛，偶尔的摩擦，只不过是波涛中的小小漩涡。共御外辱的伟大合作，并不会因为兄弟间偶尔发生的“家务事”而改变性质。

    统一的抗战史观，并不意味着“一刀切”的方法可以大行其道。抗战史是复杂的，抗日统一战线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大局的是非观，不能掩盖摩擦，甚至是罪恶。客观的历史态度，追求的是真实，要让一切是是非非真真切切。另外，抗日统一战线的每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虽然可以贴上抗日的标签，但是也应该正视它具体的行动。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的精髓就是斗争妥协。抗战史是明暗交替的抗战史，对抗主体、合作主体之间，都存在着纵横捭阖。

    有合作，也有摩擦，有轰轰烈烈的明里的战斗，也有不可告人的暗箱操作。这些汇成了抗战史。我们必须正视，并要去探寻的抗战史。一是一，二是二，褒扬，还是贬斥，都应该根据事实来说话。

    在此，我拿军统举例子。

    以戴笠为首的军统，在抗战期间极为膨胀，它不仅在国民党的谍报领域独占鳌头，还通过插手警政系统、在敌后战场建立“忠义救国军”等游击队，拥有了强大的武装力量。这支力量历来被誉为“反共的急先锋”，可是在抗战中，它也是制裁日寇、汉奸的先锋。相比较于国民党其他的特务组织，比如军统的老对手中统，康泽的别动队系统等，惩治日寇、汉奸，军统干得更加出色。在抗战当中，比较有影响的、成功的刺杀日寇、汉奸的大案，基本是军统所为。军统的很多特工人员，为了刺杀日寇、汉奸失去了宝贵的生命。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军统是抗日的功臣。

    然而，军统作为忠于蒋介石政权的特务组织，作为“领袖的匕首”，它在抗战中也对中共，甚至某些国民党将领犯下了血腥的暴行。它与青红帮势力勾结，甚至与日伪勾结，走私、贩毒，牟取暴利。这些都是罪恶。要给抗战时期的军统一个客观的评价，就得把它放在抗战的大背景下考量。从整体上而言，它是有功的，却也不能忽略它的罪恶。

    但是，对于某些军统特工而言，他们却可以是顶天立地的抗日英雄。他们的英勇可昭日月。我在梳理抗战中刺杀日寇、汉奸的大案时，不经意地发现，基本上所有成功的，都是军统干的，或者有军统背后的支持。中统的最初的骨干，基本上是中共的叛徒，对付中共有一套，要对付日本人，还是军队出身的军统在行，狙击、爆破、投毒，还是骨干为黄埔军人的军统干得来。军统是抗日惩奸的利剑。

    以上四点是季我努学社整理史料的原则。下面说一说本书书稿形成的过程。

    本书是一本公版书，原作者万斯白先生在1943年就被日军逮捕杀害了。他的人生经历非常复杂，他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际著名的间谍。他出生于意大利，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远东地区为协约国联军情报处工作。“一战”结束以后，他被东北军阀首领张作霖收入麾下，主要帮助张作霖对付外国人在东北的走私、贩毒、贩卖人口的行为及对付他国间谍。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特务以他家人的生命安全威胁他，强迫他为日本军方从事特务活动。在此期间，他被迫帮助日本人迫害在东北的各国居民。1936年9月初，日本特务发现他秘密地与东北义勇军联系，便准备逮捕他，他在朋友帮助下逃到上海。在上海写出了《日本在华的间谍活动》，一时间国际舆论纷纷谴责日本对于中国东北的血腥统治和敲骨吸髓般的巧取豪夺。日本人想置他于死地，他逃到了菲律宾马尼拉，在马尼拉生活了下来，1942年初日军通过偷袭占领该地，他被日军逮捕，于1943年遇害。

    本书最终文稿的性质应该是一个修订的全译本，它的形成参考了两个版本，英文原版来源于V.高兰兹出版有限公司（V.GollanczLimited）1938年版，于伦敦出版发行。中文版来源于国光印书馆1945年版，译者是文缘社。当时本书是国光印书馆《译报丛书》当中的一本。我认为1945年版的《日本在华的间谍活动》这本书本身已经成为史料了。为了保存史料，也为了尊重前人的劳动成果，华章同人出版公司的徐宪江主任邀请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的研究生吴昊对这两个版本进行了逐字逐句的比对。可能是因为本书的英文版不是初版，或者是国光印书馆在出版此书的过程中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编辑加工，相较于英文版，国光印书馆的这个版本丢失了不少语句和段落，这些语句和段落我都重新进行了翻译。粗略统计重新翻译的内容加起来有两万字之多。在这两万字中有很多有价值的内容。

    我在校订、补充翻译文缘社的前一版本的时候，采取的原则是尽量保留前人的原文，如原文翻译欠妥或者漏译则进行校订和补充翻译。我的爱人多国丽在我校订完全文之后又进行了一遍校对，并且为方便读者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补充了一些必要的注释。本书删去了1945年中文版的《密勒氏评论报书评》和《读者的证明》。因为这两部分内容英文版中没有，不好校对。

    以上就是本书文稿的形成过程。应该说这个版本凝聚了万斯白先生本人、英文版序言作者著名记者田伯烈先生、文缘社参与翻译本书的前辈、国光印书馆的编辑以及V.高兰兹出版有限公司的编辑以及我和多国丽、吴昊及华章同人公司徐宪江编辑、王冷阳编辑共同的心血。还要感谢张宪文先生和马振犊馆长的精彩序言、社科院近代史所前所长步平教授的精彩导读，著名军事作家萨苏和余戈老师的精彩书评。感谢萨苏老师提供了大量的精彩照片。

    借此机会我想特别向张宪文先生表示特别的敬意。张先生这位中国近代史的巨擘是我们季我努学社直入云霄的大纛！季我努学社是我和一些在京的媒体朋友于2011年7月发起的一个以青年新闻出版工作者和高校教师、海外留学生为主的民间社团。学社成立之初，蒙祖师爷垂青，祖师爷欣然同意担任荣誉社长。张先生对于学社的出版工作给予了坚强有力的支持。

    张先生对于学社的史料整理出版工作始终给予鼎力的支持。张先生为学社的第一部“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辛亥革命》撰写了精彩的序言，他盛赞该书：“当我翻阅了布朗这部大作后，深深地为这位传教士对中国的深刻认识和入木三分的评述所打动。他的看法是那么吸引着我。他的这部著作，简直像是一位中国爱国者撰写的一部中国近代革命史，读起来感受多多。”对于这本书出版的价值，他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2011年，当海内外华人隆重纪念辛亥革命发生100周年的庄严时刻，解放军出版社推出了美国著名远东问题专家、20世纪最伟大的传教士布朗博士的这部著作。让我们惊奇的是这部书撰写于1912年3月，也就是在辛亥革命发生和中华民国诞生不久的时刻。布朗博士以一个外国人的睿智和锐利眼光，对辛亥革命和革命发生前后中国所面临的一切成功和困难，作了最全面和最深刻的描述。我们期望这部译著的出版能进一步推动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向更高的水平发展。”

    有了张先生的序言，《辛亥革命》得到了学界的高度重视和肯定，《历史研究》副主编李洪岩研究员在《中国图书评论》上撰文，将该书评为“2011年最值得阅读的历史书籍”。《辛亥革命》刚刚上市之时，还在“十一”长假期间，2011年10月6日，张先生又在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为本书举办了一场研讨会，张先生的发言长达一个半小时，系统地介绍了该书的史学价值。

    季我努学社现在与华章同人公司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设立了以整理出版近现代史料为目的的季我努书系。张先生既然为季我努学社荣誉社长，笔者就邀请他担任季我努书系的总顾问，祖师爷再一次欣然允诺。上文提到的《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得以获得国家的重视，赢得“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的荣誉，与张先生担任本丛书的总顾问不无关系。这个丛书由四本图书构成，分别为《缅泰死亡铁路》、《樟宜战俘营》、《地狱航船》、《不义之财：日本财阀在二战中大量使用白人战俘充当奴隶劳工》，基本上都是填补国内空白的外版书。此丛书将于2015年由华章同人公司推出。

    除了这两套“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以外，张先生还给予了我个人一次机会，参与《宋美龄文集》当中的《宋美龄书信集》的翻译工作。我翻译了宋美龄与艾米·狄龙·米尔斯夫人的通信（从1938年至1977年的）。我硕士毕业以后一直从事新闻工作，但是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是一个学习历史的人，我依旧怀着在史学上有所建树的梦想，我深知参与这种影响力巨大的原始的史料翻译的机会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对于祖师爷对我的信任，我无比感激。

    张先生除了支持学社的出版工作，还积极支持学社的实体活动“季我努沙龙”。“季我努沙龙”是季我努学社创办的以普及中国近现代史知识为主要目的的公益性讲座。由于邀请的专家都是中国近现代史方面的著名专家，沙龙已经在北京图书馆界举办的公益性讲座中小有名气，很多读者反映，季我努沙龙办得不比国图和首图的差。

    2013年6月1日，我与爱人多国丽专门来到南京，请张先生在南京师范大学南山专家楼一层报告厅，做了一场《历史与当代：关于人物研究》的学术报告。报告厅里座无虚席，不仅来了不少南师大历史系的研究生，而且还有一些校外的大学生慕名而来。这场报告会由我的硕士生导师张连红教授主持，他简单地做了开场白后，张宪文先生就开始演讲了。祖师爷当天穿着一件竖条纹的衬衫，外加一件薄薄的针织线衫，满头银发，神采奕奕，侃侃而谈。他从新中国成立后的关于人物评价的问题回溯到晚清民国，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著名人物逐一梳理，听得我们这些学生如痴如醉，甘之如饴。目前季我努沙龙1-12期的专家讲演集已经在三联书店结集出版，该讲演集收录了张先生在2011年的《辛亥革命》新书研讨会上的讲演（13000字）。

    经过三年多的深入交往，蒙祖师爷垂青，我与祖师爷的交往已经非常密切，有些时候一天要给祖师爷打上两三个电话。我现在已经能大致模仿张老师在白天接听电话时候的语音语调，如果他很忙的话，他会跟我说，“我晚上给你打，我晚上给你打。”祖师爷说这句话的时候，往往手头有事，要么就是在开会，要么就是在接受采访。

    用一句中国的成语形容祖师爷再恰当不过--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对于我们季我努学社的这些年轻人而言，我们希望也用八个字自勉--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季我努学社希望在张宪文教授这位老当益壮的头马的带领下，为近代史料，尤其是抗战史料的整理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最欣赏张先生的是他的满头银发，我也希望自己年纪大了的时候，能像祖师爷一样有一头漂亮的银发。满头银发在我看来是高级知识分子的象征。张先生满头银发，精神矍铄。希望张先生在为中国史学操劳的同时，好好保重身体。祝愿祖师爷寿比南山，长命百岁！

    最后，向各位读者说声抱歉。由于本着保存史料、尊重前人成果的初衷，本书没有脱离1945年的版本全部重新翻译。加上本书内容都是我和多国丽在工作之余抽出时间校对和补充翻译的，时间仓促，必定有很多讹误。请读者朋友多提宝贵意见，不吝赐教！

    康狄

    2014年1月于北京水碓子东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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