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为大象身上最坚固的部分，其光洁如玉、耐用、珍贵堪与宝玉石媲美，因此象牙又有有机宝石之美誉。而象牙雕刻艺术品，以坚实细密，色泽柔润光滑的质地，精美的雕刻艺术，备受历代人民和藏家珍爱，成为我国古代工艺中独具特色的品种之一。
最初的象牙制品只是一种实用工具，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出现了装饰用品，并成为牙雕工艺的主流。早在商周时代，我国的牙雕工艺就极其发达，后历经汉、唐、宋、元、明代，牙雕工艺更为精湛。清代，是牙雕工艺的鼎盛时代。
秦汉时期牙雕艺术的起源
我国的象牙雕刻和象牙制品起源非常早，大约在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最初的象牙制品只是一种实用的工具，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出现了装饰用品，并成为了牙雕工艺的主流。
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的象牙雕刻制品是最早的牙雕制品，共有12件以上，其中有刻纹牙雕片、牙雕鸟纹蝶形器、鸟形圆雕匕以及牙雕蚕纹盅形器等，都是先在截取好的象牙材料上错磨出器物的雏形，然后进一步加工雕刻而成。
其雕刻技法主要是阴线刻，刻有直线的，又刻有曲线的，不仅表现几何图形，更表现生动的动物形象。
最为精彩的是《双鸟朝阳》纹蝶形器、鸟形圆雕匕。《双鸟朝阳》纹蝶形器的正中部位是5个大小不等的同心圆构成的太阳纹，炽热的火焰象征着太阳的光芒，太阳左右两侧一对小鸟，昂首仰尾，向着太阳振翅欲飞。对称和谐的构图，流畅的线条，烘托出一派欢快活泼的气氛。
这是早在金属雕刻工具尚未出现之前的石器时代的雕刻艺术品，先民们以极简陋的工具雕刻出如此生动的形象，不能不令后世人们惊叹和钦佩，原始人类的艺术创造能力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
鸟形圆雕匕是用错磨成条状的象牙雕成的。鸟首在匕的柄端，做稍稍下倾状，匕的正面和侧面均是以直线和短斜线，象征着鸟的双翼和羽毛。整体采用了圆雕和单线阴刻技法，概括地表现了静止状态猛禽的形象。
如此巧妙的构思以及完美的圆雕形象，反映了当时河姆渡人精湛的雕刻技艺和高度的艺术想象力。牙雕中的鸟纹图像反映了河姆渡人对鸟所具有的特定审美意识。
另外，在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中有象牙镂雕刻筒、象牙琮、象牙珠、象牙管等精美工艺制品。象牙雕筒都用整段象牙切削雕镂而成，其中一件筒身雕出上、中、下三周突弦带纹，每条纹带上又刻有三四道弦纹，还有一件周身透雕规则而又连续的花瓣图案纹样，比前两件更为精致。这三件牙雕筒上都钻有若干对称的可穿系的小孔，可能是用作佩带的饰物。
此外，于一大型墓葬中发现的镂雕象牙梳堪称大汶口文化牙雕工艺的杰出代表。它是用一段弧形象牙皮雕刻而成的，梳身雕镂花纹，用断断续续的三道平行线条孔组成“S”形纹，内填两个“T”字形的图案，界框三面也雕以条孔，界框下面有16个梳齿，颀长细密而均匀，既有实用性，又有审美价值。
大汶口文化的牙雕在技法上已有透雕，这比河姆渡文化牙雕的单纯阴线刻有了进步，大汶口文化镶嵌松石骨筒的出现，为以后的镶嵌象牙工艺开了先河。
在珠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发现的象牙雕刻品，也具有独特的工艺。如广东佛山一处距今约4000年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中，有一件束腰喇叭形象牙首饰，器表光滑，未刻任何纹饰，但磨制极精，器壁薄如蛋壳，从这一罕见的牙雕上，显示出南方新石器时代的先民的精湛牙雕技艺。
从南至北，当我们的祖先在经历了野蛮蒙昧的时代，跨入文明社会门槛的时候，古老的象牙雕刻艺术，已经由萌芽状态开始成长了。这些史前的牙雕，充分表现了我们的祖先对雕刻艺术的各种理解，使我们不能不惊叹原始人类的创作才华和表现力。
商代，河南安阳妇好墓中的两件嵌松石兽面纹象牙杯最为珍贵，它们成对放在墓主人身边，当是心爱之器物。杯身用中空的象牙根部制成。杯右侧的鋬是用另一块象牙板制成镶嵌上去。敞口薄唇，杯腹微收敛，下部嵌有圆形底。杯身一侧靠近口和底的两个小圆孔，插入鋬榫。
杯身通体饰满花纹，纹饰分为4段：
第一段口下部，刻有兽面纹三组，两侧有身、尾、口均向下，眉、眼鼻镶以绿松石，其下镶绿松石和细带纹一。
第二段颈部，饰兽面纹三组，口、眼、鼻也镶绿松石，在口下雕大三角形纹，两侧刻对称的倒夔。
第三段腹下，刻变形夔纹三组，眼以绿松石镶之，其下绿松石镶细带纹三周。
第四段近切地处，亦饰兽面纹三组，目字形眼，大鼻翘目，口均向下，镶绿松石。
鋬部形状呈夔形，头向上，宽尾下垂。肇上端两面雕鸟形纹，钩喙短冠，眼镶绿松石，鋬背中部雕一兽面，下又有一突起的兽头，双角上竖，口、眼、眉均镶绿松石，鋬近杯身一面有上下对称的小圆榫插入杯身。
另一件作品为带流虎墓杯，是较大的一件象牙杯。器形是仿自青铜器，上面镂刻浮雕的兽面纹和云雷纹，还镶嵌了很多的绿松石作为装饰。
尽管商代的青铜器纹饰和牙雕器纹饰多有雷同，但若仔细对比，它们之间还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主要表现在牙雕器上的神兽，一般都不张口，口下也没有人的形象。
因此，完全可以理解这是商人用以避邪求吉的神兽纹样。商代盛行饕餮、虎、夔龙纹饰的牙雕，其主要原因也正在于此。
这样一来，纹饰不仅仅是殷人审美意识的表现，也是他们生活愿望的折射，注入了人文意义。
商代牙雕盛行还有赖它的制作材料比较丰足。商代甲骨文中已经出现“象”字，并有捕获大象的记录。安阳殷墟还曾发现商代的象骨。
这说明4000多年前，江汉平原北部的山林地区有大象等出没，约1000年后的商代，大象在我国仍然普遍存在。
商代之所以盛行象牙雕，恰恰反映了当时黄河流域生存很多大象群，有丰足的牙雕原材料。
我国的牙雕业发展至西周时，已从骨雕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它的内部分工比较严谨，各个作坊大量制作单一品种，而且多以生活器具为主，尤以牙骨笄为多。
在工艺技巧上，周代与商代分别不大，但制作水平有所提高，部分牙雕的圆锥形笄，圆度精确，弧形规正，当时可能已经出现了原始手摇加工“车床”。
西周牙骨雕的风格与商代不一样，商代的华丽繁密，西周牙骨雕则凝厚结实、简朴典重，它的圆雕器物注重立体感，浮雕器物层次变化比较复杂。
据《周礼·太宰》记载，西周将当时8种主要的手工艺称为“八材”，包括珠、象、玉、石、木、金、革、羽，其中“象”就是象牙雕刻和制骨工艺的泛称，象牙雕刻及把象牙加工成器称“磋”。各个诸侯国向周天子进贡时，象牙也是主要贡品之一。
当时，鲁国的诗歌就有“准夷”贡“元龟象齿”的记载。象牙本身没有观赏价值，周天子要诸侯国进贡象牙，其目的也只是为了制作玩赏的象牙工艺品。但西周的象牙器并不多。
周代的牙雕主要作为饰品装饰在战车、家具、王室贵族的乘舆以及精美的文房用具上，象牙饰品上雕刻的纹饰有三角纹、云雷纹、几何纹等，大都沿袭商代的风格。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人们的思想活跃，所以对特种工艺品的制作有了新的认识。据荀子《王制篇》里记载：象牙和珠宝玉石已作为商品在各国都邑的市场上出售。
在韩非子《喻老篇》里记载一个宋国人用象牙雕刻楮叶，三年刻成，放在真楮叶里，分不出真假。在《战国策》里有象牙床的记载：
孟尝君出巡国，至楚，献象床……象床之值千金，伤此若发漂，卖妻子不足偿。
山东曲阜鲁国故城东周墓中，曾发现一件牙梳；山东莱芜西上崮战国墓中，也有两件牙梳，其形制和装饰与曲阜鲁国墓中的一件相似，这类梳柄上有鸟纹的牙梳，很可能是山东地区牙梳的特色。
另外，在河南洛阳中路州发现的一把象牙剑鞘，是先秦战国时期的工匠用整块的象牙雕刻而成的，通体有细密的浮雕方条形花纹，在把手和鞘身上有4条凸起的、装饰效果很强的棱线，整个造型挺实、浑朴，显示了古代匠人的工艺才能。
秦代，著名的丞相李斯在《谏逐客令书》里曾提及各地输入秦朝的贵重特产中，就以“犀象之器”泛称象牙工艺品，并和“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夜光之壁”相提并论，足见象牙工艺品的名贵。
西汉时期，广州与南洋的海上贸易逐趋频繁。据《汉书·地理志下》记载，当时粤地从南洋进口的货物，“多犀、象、玳瑁、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
广州是当时南方的大都会，多有象牙、犀角器物及陶、木模型，如广州市象岗汉南越王墓墓中藏宝物的西耳室中，就有5枚原支的大象牙，经考证研究，断定为非洲象牙。这说明汉代象牙的来源，除东南亚、印度之外，还来自非洲。
汉代的象牙雕刻已成为牙雕主流，其他的兽骨、兽牙雕刻则降为附属。
作品的纹饰可划分成三类：
一是器面光素无纹的，如牙勺、牙碗等。
二是采用阴纹线刻或浅浮雕的表现手法，运刀柔美流畅，线条细如游丝，动感极强，题材则多取自于现实的生活，即使有神兽形象的出现，也趋于世俗化，不再有神奇诡秘的图案，表现简单明了，且多加菱形边。
三是模仿玉器雕刻，常见的有几何纹、圈点纹。圈点纹出自白玉雕中的蒲纹、谷纹，特点是圆圈中心有小点。
汉代牙雕以线刻、浅浮雕为主，但也有个别作品采用深浮雕、镂雕手法，造型别致生动，如《鸡心佩》、《螭心佩》等。《西京杂记》还有汉武帝“以象牙簟赐给李夫人”的记载。
簟就是铺垫用的席子。这种象牙簟，据明人祝京兆《野记》介绍，系用象牙丝编织而成，“凡象牙齿中悉是逐条纵攒于内，用法煮软，牙逐条抽出之，柔韧如线，以织为席”，席面平整光滑，纹理细密均匀，且柔软舒适，收卷自如，是当时的重要贡品。
汉代风格的牙器传于后世还有王玄象牙签。象牙签被浸成淡绿色，旁边有赭斑，莹润如玉。两边刻有隶书体字，记载了王玄避世隐居的故事。
王玄象牙签属同汉代竹简有关的象牙签。在发明造纸以前，简是人们进行书写的主要材料，签是当时人们系在简册上用以区分的标志。这件象牙签作品磨制精细，似玉非玉，文字清晰，雕刻质朴，极具汉代牙雕风格。
汉代的象牙雕不能就地取材，海外贸易也刚刚开始，牙角的进口量又极有限，在这种情况下仍能取得长足进步，应该归功于汉代艺匠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实实在在的努力。这也说明，艺术往往表现出自己的个性，它的发展有时并不以客观条件的变化为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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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由于气候变冷，黄河、长江流域的大象，已经不可能在野外生存，其分布范围也迅速减到西南地区。古代象牙雕，由于原材料逐趋短缺，作品聚减。
这样，秦汉时期牙骨雕刻行业的维系与发展，与春秋战国时期的自给自足的丰华在势，形成鲜明的对照。从整个我国牙雕发展历史看，这一转换期从秦代开始，一直延续至盛唐之前。其间，它的繁荣、衰落，它的变化、进取，都与当时的国势密切相关，而后世还能见到的这一时期的牙骨雕制品，就仅仅是汉代的器物。
唐宋时期的华美牙雕品
唐代经过“贞观之治”，社会经济的发展势头突飞猛进，再现了古代少有的盛世。当时政治强大，经济繁荣，在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上，也非常频繁活跃。
据史书记载，唐代与东南亚、南亚的许多国家、地区，如印度、泰国、缅甸、苏门答腊、爪哇、斯里兰卡，在艺术和宗教文化上往来很多，当地盛产的象牙、犀角和珠宝，时有进口，数量、质量也比较可观。
这样，唐代牙雕业的发展便有了比较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中外艺术和文化的交流促进了当时牙雕艺术的繁荣和表现题材的开拓。
唐代牙雕艺术繁荣，但当时能享受它的，非上层人物莫属，因此这些艺术品往往也是特权的一种象征。《旧唐书·舆服志》有“文武之官皆执笏，五品以上用象牙为之，六品以下用竹木”的记载。五品以上的官员都能持象牙笏，当时象牙用量之多，由此可见一斑。
据《大唐六典·尚署令》记载，唐代的朝廷还常在每年的二月初二中和节，以镂刻十分精美的牙尺或木画紫檀尺赐王公大臣。牙尺从形式上看，像是古代量长度的器具，实际上是皇帝用以恩宠近臣、示信示戒的。
唐代朝廷用象牙、紫檀这样珍贵的进口材料，由艺匠们雕镂而成，作为礼物而且选择中和节那天赐予近臣，也自然会感受到是皇上对自己的器重。当年白居易有诗《谢中和节赐尺状》，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现象。
唐代牙尺，后人多称之“拨镂牙尺”。施以雕镂之外，多先行染色之法，《正仓院考古记》记载：
以象牙染成红、绿诸色，表面镌以花纹。所染诸色，层层现出，或更有于上再傅它色者。
它真实地反映了唐代所创的牙雕工艺。
唐代拨镂牙尺，除在我国之外，日本的奈良正仓院珍藏有10支：“红牙拨镂尺”6支，“绿牙拨镂尺”、白牙尺各两支，均由当年日本遣唐使或唐代使者从我国带去。
唐代拨镂象牙尺，正背两面都用单线为栏，內以双线等分为10个寸格，寸格内分别刻镂鸟兽、花卉、亭台以及纹样等。格间细刻小朵海棠，左右边栏多刻小朵海棠21朵，花蕊圆形，犹如尺星。
这柄鸟兽花卉纹镂牙尺，两面刻镂纹样，竖式排列。一面单数方格内用浅刻写实风格的鸟兽，偶数方格内刻四方连续式花卉。
第一方格刻一对展翅欲飞的鸳鸯，雄者引在前，雌者追随于后，上端空间点缀3只小小飞鸟，下端两角植以花卉，大有伉俪情笃之感；第三方格刻一头肉角麒麟，回首眺望远方，四周布满花草，寓意“祥瑞”；第五方格刻一只衔嘉禾的飞鹭，空中祥云朵朵，寓“五谷丰登”之意；第七方格刻梅花鹿一对，雄鹿平视远眺，雌鹿昂首回顾，天际有4只小鸟飞翔，地上3簇小花开放，意为“长乐未央”；第九方格刻为双鸠相对而立，一鸠前视，一鸠俯首，仿佛驯顺诚挚的样子，周饰花卉，并有3只蜜蜂在采花。
象牙、犀角雕件不仅盛行于唐代上层官僚中，同时也流行于文人士大夫和富贵人家。《朝野佥载》中就有“大书法家欧阳询之子欧阳通以象牙、犀角为笔管，狸毛为心覆以秋兔毛，非是不书”的记载。
《图画见闻志》也有关于德宗年间“刺史王琦家有象牙笔管，上刻《从军行》，字画精绝，似非人工，必向光明处方可辨之”的介绍。
唐代还盛行一种名叫“雕填”的工艺，专门用于制作象牙器皿，其特点是象牙和漆艺相结合，以漆艺为地子，露出象牙浅浮雕或平刻纹样，有比较好的装饰性。
甘肃省安西的榆林石窟，有一尊保存完好的唐代象牙菩萨像，外形为骑象的普贤菩萨，手捧宝塔，袒胸赤足，头发呈波纹状；象背鞍踏俱全，装饰美观。这尊菩萨像，用一块象牙雕刻而成，又可一分为二，变为两片，内刻54个不同的佛传图，所表现的人物共有279个，车马12驾，均栩栩如生，形态各异，令人叹为观止。
宋元时期，我国再次呈现民族统一的局面。在经济繁荣、国力比较强盛的形势下，文化艺术进一步发展，创作题材适应城市繁荣、市民阶层的扩大，便成为宋元手工艺品的一大时代特征。
宋朝象牙雕刻已经有相当的规模，皇室、官府设专门从事象牙雕刻的作坊。朝廷还专门设置皇家工艺品作坊“文思院”。在文思院所属“四十二坊”中，“犀作”、“牙作”更显目，更受垂青。
宋代牙雕有世俗化、装饰化的倾向，从同时代的大量玉雕作品中，亦能领略这种风貌，因为牙雕、玉雕从来都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着。宋元时期的牙雕材料，多依赖于进口。
据《宋史·食货志》记载：
天圣以来，象犀、珠玉、香药、宝货充牣库府……皇祐中，总岁象犀、珠玉、香药之类……其数五十三万有余。至治平中，增十万。
宋代朝廷大量从外国进口象牙，而象牙除了用于制作工艺品外并没有其他用途，宋代对象牙制品的需求量是很大的。
宋代牙雕有一个惊人的变化，或者说它的工艺水平突飞猛进，其标志就是鬼工球的发明。“鬼工球”即透雕象牙套球，因为它怎么被雕镂成这个样子，让很多人匪夷所思，说“鬼斧神工”也不为过。
鬼工球的外观为一个球体，表面刻镂各式浮雕花纹，球内则有大小数层空心球连续套成，而且所套的每一层球里外都镂刻精美繁复的纹饰，显得活泼流畅、玲珑空透。
这种鬼工球，在明代曹昭的《格古要论·珍宝论》中有记载：“尝有象牙圆球一个，中直通一窍，内车二重，皆可转动，谓之鬼工球或云宋院作者。”
由此可知鬼工球是宋代内院，即“文思院”所作，它的内外有3层。这种牙雕绝活发展到清末能雕内外50余层。
南宋时期，作为京城的杭州，手工业非常繁盛。
据宋代西湖老人《繁盛录》记载：“京都有四百三十行，其中有象牙玳瑁市、丝帛市、生帛市、衣绢市、花朵市、银朱彩色市。”
南宋《牙雕踢球图笔筒》，在器璧雕刻庭院中有4人相对踢球游戏，旁有一片侍者旁观的场景，布局疏朗有致，主体突出，人物神态生动、环境点缀山石建筑，人物活动与环境协调统一，表明宋代崇尚朴实典雅的风格。
明代人高濂《遵生八笺》记载：
若宋人王刘九者，镌刻青石等，类寿星、洞宾、观音、弥勒佛像，岂特肖生、相对色笑，俨欲谈吐，岂后人可能仿佛。又如峋壳镌刻观音、普陀生像、山水树木，视若游丝白描，目不能逐发数。
观音法眼，有六种锦片，无论螺壳深洼，即平地物件亦难措手。又如诸天罗汉经面板上，并翻经牙签。种种天巧，后有效者，罕能得其妙处。
从以上记载来看，宋代象牙雕刻已开始从实用品向珍玩方面转化，小立体的微型雕刻和平刻都已出现。
在唐宋时期，平面微平雕一般以竹子或象牙珠玉为原料，如唐代德州刺史王倚家，有笔一管，刻《从军行》一画，人马毛发，亭台远水，无不精绝。
宋高宗时期，有巧匠詹成，所造鸟笼，四面花板，于竹片上刻成宫室人物、山水花木禽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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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牙雕最精美、品种最丰富和数量最多的，要算日本东大寺正仓院收藏。
这批存世的象牙品，为研究唐代牙雕的发展和鉴别，提供了极其珍贵、可靠的标本。纵观我国牙雕发展史不难发现：从唐代开始它又复苏、兴旺起来，唐代牙雕艺术特别是它的浅雕、精镂和细刻，为明清时期的象牙细刻、象牙平面微刻，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明代精美绝伦的牙雕人物
明代牙雕在元代牙雕的基础上，吸收了竹、木、犀、石、砖的雕刻工艺特色，在北京和长江下游、东南沿海等地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由于从明代中叶起，海禁解除，海外的各种珍稀材料如象牙、犀角、紫檀木、黄花梨木等源源不断地进入我国，民间的象牙雕刻业也获得发展的机会。
明永乐和宣德年间，郑和七下西洋，开通了我国和海外诸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增强了与南洋和印度洋沿岸诸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联系。
明代新型经济的发展，促使市民文化和市民审美意识逐渐生长，在文人雅士中兴起一股书房案几上陈设清供珍玩的风气，以金、玉、石、竹、木、牙角等材料雕刻成的小件文玩遂成为文人雅士所钟情之物。高濂《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记载：
闽中牙刻，工致纤巧，夸无置放处，不入清尚。
说明象牙雕刻在福建也得到发展，只不过民间风味太浓，不入文人艺术鉴赏家高濂的法眼，才有此等评价。
当时不少文人不仅收藏、品玩牙雕，甚至还亲自参与文玩的设计，一批批立意清新、格调高雅作品问世，形成明代中后期到清代一脉相承的抒发个性、富有独创精神的牙雕工艺风格和流派。
同时，明代皇室在官府设置专门的制作竹木牙角雕等工艺品的机构，从民间网罗当时著名的工艺高手入宫，制作符合皇室口味的工艺美术品，使之形成体现皇家风范的或具有皇家之气的宫廷艺术风格流派。
明代的象牙雕刻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即以洪武到弘治为前期，自正德至崇祯为后期。
前期的牙雕在宋元牙雕的基础上缓慢发展，其象牙来自广西、云南及交趾、安南和西亚、东南亚地区，传世的牙雕绝大部分是由皇家御用监造办。明代的御用监，是为宫廷制作御用器的专设机构，下设象牙作。明代前期的宫廷牙雕作品，精工细腻，人物、花鸟纹饰多仿绘画笔意，着色填彩都有一定的章法。
明代前期宫廷象牙器，品种较多，如象牙蟠龙笔架、象牙法轮、雕牙荔枝螭纹方盒以及牙笏等，都是一些精品。此外，也有人物、印章、文房用具、镶嵌、剑饰和簪、梳等物件，种种奇巧，迥迈前人。另外还有不少实用象牙制品，如象牙秤盘和象牙尺、象棋等。
这时，广东沿海城市的雕工匠，也借天时、地利条件，发展牙雕工艺，著名的作品有“鬼工还需”，即象牙镂雕球等；江南苏州一带，历来是工艺美术发达地区，随着城市经济繁荣，牙雕工艺也精益求精。
在小型的象牙摆件中，形制奇特、雕镂精美的雅玩屡见不鲜。特别是一些文人雅士为了平衡精神生活，也涉足了工艺雕刻的领域，并直接投身于竹木牙雕，创造了具有书卷气息的雕刻艺术品。
他们还经常收集一些小件雕刻器物摆在几案上与文房四宝一起作为清供，把玩、观赏。在雕刻制作的过程中他们相互借鉴，标新立异，将当时的象牙雕刻艺术推向了高潮，形成了一派新的风尚。
另从一些明代文人笔记中可知，明代有许多有名的文人雕刻家也偶尔从事象牙雕刻，像鲍天成、夏白眼、朱小极、王百户、朱浒崖、袁友竹、朱龙川、方古林、朱三松和濮仲谦等人，对象牙雕刻技艺的提高起了很大的作用。
此后，牙雕艺术开始在民间扎根，使这个时期成为牙雕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当时福州的牙雕工艺在此背景下发展非常迅速。
明代早中期象牙雕刻，尤以人物为著，大多均产自福州一线。主要作品要属独立雕刻的人物，有老翁、仕女、士大夫，仙佛中的观音、寿星、弥陀、魁星、罗汉、八仙等。
这些人物的产地，可参照文献进行研究。据1628年《漳州府志》所载：“漳州人以舶来象牙制仙人像，唯供玩赏，其耳目肢体均生动逼真，海澄所造尤为精工。”人物的刀法简练而生动，圆润自然，衣饰中的花纹带有装饰性，人物的动态借助牙料的自然弯曲随形雕刻，构思新奇，面部的刻画重在传神。
从艺术渊源探究，它们与福建沿海等城市所生产的铜铁铸造像，和与当时福建的著名德化瓷塑家何朝宗，铜铸艺术家石叟的艺术作风也有一定的联系。明代后期的牙雕人物类、神佛类是以福建的雕刻为主。
这也因为，明代福建的福州、莆田、德化、惠安、泉州、漳州都是石、木雕刻和瓷塑的产地。尤其是福州和漳州凭借海外贸易，输入象牙之便促进了牙雕工艺获得了新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象牙献词的独特面貌，同时也成了清代牙雕赖以继续发展的立足点。
明代中叶起，竹、木、牙骨、犀角等类雕刻艺术都有了很大的发展。象牙雕刻工艺比以前任何时期的发展都更为迅速。
明代后期的牙雕是以东南沿海大城市为基地发展起来的，这时的南京、苏州、扬州、杭州、福州、漳州、广州等大城市和商埠，其雕刻工艺与镶嵌工艺空前的兴隆。
总体看来，明代牙雕主要有供陈设观赏的圆雕人物、文房用具和一些盒碗之类的实用性器物，其中，尤圆雕人物成就最大，圆雕人物中又以佛教人物像最常见。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少时曾出家为僧，对佛教有很深的感情。后来的明代皇帝又都与佛结缘，民间也争相仿效，佛教在明代发展很快。各种涉及佛教的绘画、工艺品很多，牙雕也如此，主要是佛教人物像，包括弥勒佛像、观音像等。
自宋代以来，大型石窟寺开凿和佛造像之风已衰落，但明代兴佛之风依然不减，佛教寺庙中的佛造像以及小型单体佛教人物的雕刻品不断涌现，包括牙雕在内的各种小型佛教人物开始进入千家万户寻常人家中。
佛教人物造像都有严格的造像仪规，从头部五官的比例到身体各部位与头部的比例，都有一定的尺寸关系，在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等著名大石窟中，佛像的头部比例都较大，但因为朝拜者在下，距佛像台座近，而较佛像头部远，故视觉上不觉得佛像头部特别大。
牙雕佛像由于是供奉在案几上的，所以不存在视觉差的问题，牙雕艺匠们对佛教人物头部与身体的比例略作修整，以现实生活中的人为模特，塑造出美的形象，使佛教人物更贴近世俗，给人们以亲切的感觉。
老翁像在明代牙雕人物中也占有很大比重。老翁的形象多为高额长髯、宽袍大袖、面容慈祥，一副东天逍遥的神情。明代牙匠们虽利用象牙端部的弯曲造像，但很少将老翁雕成驼背状，而是或侧或仰，显得神态安详。
明代仕女像大多神态端庄，选用的牙材也比较直，雕刻出的仕女亭亭玉立，一般还做茵色处理。
明代神怪像人物还包括汉钟离、吕洞宾、铁拐李、张果老等八仙和钟馗、嫦娥、寿星等。一般头较大，重视刻画面相的神态，如牙雕“寿星”，不论造型如何，都是利用筒口比较大、直径较细的象牙雕刻而成的。
明代牙雕刻品中，还有不少明代官方制作和发放的具有实际凭证性质的牙牌等。明代牙牌是朝官进入朝廷的通行凭证，牙牌上刻有官职和姓名，上刻如“东司房锦字捌拾捌号关防”，背面刻如“缉事旗尉悬带此牌，不许借失，违者治罪”和“……年造”。
明代制度规定，明代官吏所佩的牙腰牌，根据不同等级、不同身份，规定不同开制、不同质地的牙牌，不得僭越。这类明代牙牌与陈设性玩赏性牙雕比较起来，实用性强，艺术性都差远了，但是却更具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
另外，明代象牙雕刻还发展了一种微雕技法，被时人称为“鬼工”，这是一种做工精细的微型立体雕或微型圆雕。
微雕是在微书的基础上，融会单刀浅刻的技法发展起来的。雕刻时以刀代笔。手技为主，目力次之，意在刀先，施意于刀，心手相应，刀运神出。微雕最适合夜深人静时进行，稍有疏忽，或白璧见瑕，或前功尽弃，所以又被称为“神刻意雕”。
早在殷商时代，用刀刻在龟甲或兽骨上作为当时占卜用的文字，叫“甲骨文”，萧艾的《甲骨文史话》中说：“甲骨文刻的技巧十分精妙，其字大者，径愈半寸，小的细如芝麻。或峭拔苍劲，或秀丽多姿，其艺术造诣，甚后世篆刻家所难及。”
在陕西周原的西周甲骨文残片里，就有在5倍放大镜下才能看得清的卜辞。其中最小的字长，宽都不足一毫米，可谓小如微尘，细若蚊足。因此，“甲骨文”堪称是精微雕刻之始。
明代人戴冠的《濯缨事笔记》，记载了微雕这种艺术形式的特殊风貌：
无锡华允昭常畜一鬼工象齿葫芦，大如龙眼，中藏杂器数十事，皆象齿所造，微细不可数。用黑角小盘一枚，如当三钱大，然后倾葫芦中物于内，则黑白分明。
盘上有字曰：某年、某日、某人造。字皆隐引起，其大小仅如芝麻，非少年明目之人不能读。中有浮图长若粒米，也有七级。
每级就上斫一环，束之一水桶，上有连环作铁索状，每环圆转相交如芝麻大小。其他如剪刀、琴琶、烛台、镜奁、炉瓶之类，悉如麻粒，而规制俨然。
人玩时，鼻息稍粗，则触而飞起。一象齿杖，上刻鹤喙，凡物重叠不分，则以此枚？拨之。韩非子言：燕王集巧士，有自言能以棘刺之端造沐猴者。今观此，则此技信有之耶！
明末清初，大批欧洲商人和传教士来华，在传统宗教与商业往来的同时，也带进了西方文化，开阔了我国人民的视野，促进了我国艺匠们对西文古典主义美术的了解。
在中古美术的比较和借鉴过程中，产生了一批吸收西洋艺术成果的牙雕作品，如与西方文化接触最早的广东地区，广州牙雕中就有一些属于这种类型的牙雕，人物中出现了修女、圣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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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牙雕人物最出色，特点是人物的动态是借助象牙料的自隅弯曲之形。
随形雕刻，只是头部的两侧略有去料，全身去料很少，连手持器物都是随料而做的，不顾忌原来的形态；刀法简练，衣纹采用富有装饰性的大折叠式表现；人物的姿势是借用象牙料的自然弯度，没有大的去料；头部较大，为身高4倍；脸部做工极细，面相生动，胡须用阴刻线表示；手中的拐杖、扇子都随料形与躯体贴在一起；衣纹用几条刚劲有力的阴刻线，富有装饰性。
集历代精华的清代牙雕
清代帝室于1644年入主中原、统一全国后，采取一系列有利于生产发展、人口繁衍的措施，收到实效，于是出现了古代少有的“康、雍、乾盛世”。
太平盛世，百废俱兴，各行各业相继出现欣欣向荣的局面，我国的牙雕业也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中，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并且终于形成了我国牙雕史上的鼎盛态势。
清代牙雕继承了明代的传统，已经逐步走向小品雕刻。象牙、犀角制成的笔筒、笔架、砚台、墨盒、墨床、镇纸以及文具盒、印盒、画轴、画托，是当时上流社会比较常见的工艺珍品。
清代牙雕的工艺多以文人故事、花鸟图案、吉祥纹饰为装饰题材，散发出浓郁的文人气息，在技艺上也有不少创新之处。清代牙雕创制的大量精美小件陈设和实用器具，也富有想象力，品种、题材比明代丰富。
纵观清代牙雕艺术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前期、中期和后期3个阶段。
前期自1644年始至1795年，主要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中期自1796年至1850年；后期自1851年至1912年。
清代康熙时期，我国的牙雕主要表现为南、北两大艺术流派。
南派艺术以广州为代表，它的牙雕作品雕镂玲珑剔透，其次江南牙雕也颇有成就。
康熙海禁以后，广州成为对外贸易的唯一港口，这种得天独厚的地位，使得东南亚等地的象牙大量输入广州，为牙雕工艺提供了充足的原料。
从此，广州牙雕工艺远远超过了其他地方，成为全国之冠，同时形成自己的风格特点，有别于苏州、北京、扬州、杭州等地的艺术格调，并对其他地方的牙雕工艺产生了影响。
广州牙雕素以玲珑剔透而闻名于世，18世纪初叶，雍正皇帝从广州、苏州等地召征一批艺匠进宫。这批艺匠聚集于宫廷造办处的作坊内，精心设计，运用高超的雕刻技术细心制作，并融南北牙刻艺术派为一体，取长补短，结果又产生了宫廷牙雕，也就是后人所说的“造办处牙雕”。
如《象牙雕黑漆地花卉纹笔筒》，笔筒呈5瓣梅花式，口及底沿刻夔纹。瓣形牙壁上，分别雕水仙、山茶、荷花、梅花、月季等四季花草，寓意“四季华”。花卉等纹饰外减地涂黑漆。底中央有圆形补痕，四周承委角六矮足。再如《象牙雕抚琴图金里碗》，图中有高士抚琴，颇具风雅。
还有《象牙雕渔樵耕牧图两面笔筒》，用一截象牙雕成，直筒形，外壁雕渔樵耕牧，水边柳畔停舟，一船上老翁撒网捕鱼，另一船上老妇扶着攀上篷顶的小童，老翁盘坐回首，似在呵斥顽童。对岸山间小猴攀腾跳跃，双鹤翔飞，樵夫肩挑柴担盘山而下。竹林桥上，农夫荷锄出耕，此器采用高浮雕技法，刻工细腻，技法与竹刻相同，是清代乾隆年间宫廷造办处的佳作。
此外，造办处牙雕精品还有《象牙雕松荫策杖图笔筒》、《象牙浅浮雕海屋添筹纹笔筒》、《象牙浮雕人物庭院纹笔筒》、《镂雕夔纹象牙香筒》、《象牙雕开光山水纹盖壶》、《象牙雕正德皇帝出巡像》、《象牙雕群仙祝寿龙舟》、《象牙雕仕女图插屏》、《象牙雕花卉纹圆粉盒》等。
《松荫策杖图象牙笔筒》用一段象牙罐口料制成，外壁采用平面减地浮雕刻有一棵苍老的松树，一个策杖老人和一个小童，表现文人隐逸的生活。松树刻得很薄，但老松树虬枝屈伸的情态都很突出。人物衣纹用阴线，山石用讲究的皴法，石上的苔藓、小草做成三聚五的分布；远景树石用阴线浅刻，这些工艺特点表明受当时竹刻笔筒的影响很深。
《镂雕夔纹象牙香筒》也是清代宫廷造办处牙作工匠所制作而成的，造型为华亭式。圆形筒柱上的镂刻夔龙纹，夔龙之身细长，相互勾连，形成组合图案。筒顶覆亭式盖，上下两端刻成莲瓣纹。顶盖正中间雕有莲托葫芦形纽，顶中穿一孔，一组染骨珠丝带直通盖内连接着一根铜管。筒柱下方连有刻仰覆莲纹的六足托泥圈座。
这种装饰器物，清代中期时多制作。据1732年宫廷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中牙作坊所记：
4月22日，圆明园来帖内称3月23日内大臣海望传做备用象牙圆形透地香袋10件。盛鲜花用亦可，盛香袋用亦可。于由4月29日和5月10日各做得象牙透地雕花圆形香袋5件。
当时，清代宫廷的工艺品上还没有工匠个人署名的制度，只有在皇帝的授意下才能够署名。黄振效就是少数几个能够在作品上署名的艺人之一。
如黄振效雕刻的象牙臂搁，长仅9寸，鼓面雕有芦苇和大雁，凹面雕刻山水人物，边缘有蝇头小楷“乾隆己未季头小臣黄振效恭制”。
黄振效代表作是《象牙镂雕小船》，最能体现黄振效运的象牙雕刻风格，模仿苏州地区匠役擅长的核舟雕刻工艺雕制了这件小船。船身满施镂空雕刻，船首雕3人各司其职，身后有牌坊与船舱隔离。船舱做楼阁式，门窗具备，开合自如，颇为精巧。
舱篷上7位船夫正安置船桅。船尾镂雕回纹护栏，其下船底置船舵，可左右活动。右船舷下侧毫芒细绘阴刻楷书填黑款“乾隆戊午花月小臣黄振效恭制”。
《象牙雕刻渔家乐笔筒》也是出自黄振效之手。在笔筒上刻有乾隆皇帝的御题诗：
网得鱼虾足酒钱，
醉来蓑衣伴身眠，
漫言泛花曾无定，
一曲渔歌傲葛天。
浮雕的构图十分严谨洗练，只用两艘船、几棵树、几块山石，就把渔父的生活环境突出的表现出来。这只象牙笔筒的壁不厚，景物的层次却很丰富，从外表来看，笔筒的大形保持得很好，并没有因为雕刻景物而把料形破了。
广东牙雕又称“南派牙雕”，制作着重于雕工，并讲究牙料的漂白和色彩装饰，作品多以玉质莹润、精镂细刻见长，玲珑精巧、华丽美观。
按工艺技法，广州牙雕有雕刻、镶嵌、编织三大类。雕刻多采用阴刻、隐起、起突、镂雕，最擅镂雕，主要与广州独特的气候条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广州气候温暖湿润，象牙不易脆裂，宜于制作钻镂、透雕的作品，再加上原先的工艺水平，镂雕逐渐成为广州牙雕工艺最具特色的技艺。
广东牙雕品种有象牙球、画舫、人物、笔筒、插屏、鸟兽等欣赏品，筷子、梳子、图章、鼻烟壶、瓶、烟嘴、灯具、粉盒等日用品。其中以象牙球最有名。
镂雕一般要综合运用拔镂、透雕技法才可实现。镂雕的技法宋代已有，适合于象牙球的雕刻，象牙球古称“鬼工球”，乾隆时期象牙球已发展到镂雕13层了。
镂雕工艺极其复杂，需要艺人有着高超的技术与素质才能完成。制作象牙球工序：先经锯工开料，次由车工车成圆球，再车成里外自由转动的若干层，由雕工在板面的牙球最外一层雕刻花纹，凿工把里层逐层凿成精细的各种图案，最后转磨光亮，配上牙球座子，最后成为成品。
牙球工艺在清代获得了大发展，这种技艺发端于广州，是象牙雕刻中常用的手法。
如《清代透雕云龙纹象牙套球》，由盘绕穿插的云龙镂空套球、光素盘托、高挺细巧的镂雕八仙人物龙纹柱座3部分组成。
镂空的球体共计21层，每层均有12个孔，除通体浮雕镂刻的外层稍厚之外，内层通刻双钱菊纹的套球。球体之间，玲珑空透，旋转自如。牙球摆在光素的牙制托盘之上，盘下光素圆柱之间，分别衔接小形镂空套球及实体雕花盒状装饰各一；柱下插座有八仙及戏珠云龙纹饰，空透细致，活泼流畅。
至清代时期，镂空雕不仅用于象牙球的加工与制作，还被广泛运用于其他牙雕摆件的装饰。而同时，镂雕与浮雕结合运用，成为清代小件器物雕刻的特征。如《镂雕方盒》，盖及盒四边镂雕透空锦地，中间开光部分，浮雕人物花卉纹饰。底板由极薄的牙片镶上，四足上饰有兽面纹，具有富丽华贵的气质，又体现出雅逸清新的风貌，非名匠数月之功不能完成。
在广州牙雕中，《亭台大花舫》也是著名的作品。花舫的船身以龙为造型，上有2至7层楼阁，舫上人物多达3000人，还有旌旗、灯饰等，栩栩如生、千姿百态，非常壮观。此外还有用整支象牙雕成的全牙雕、渔翁撒网、通雕蟹笼、古装仕女等。
广州牙雕中另一项独特的技艺“象牙编织”，在清代获得较大的发展，它是将象牙劈丝，磨光后再行编织而成作品。
象牙劈丝技艺，早在汉代就有，从此一直没有间断过。劈丝是编织中最为关键的一道工序，它利用象牙细纹的纹理和具有韧性的特点，将象牙浸泡在特制的药液中，待其软化后，劈成厚薄宽窄均匀的薄片，牙片薄弱如纸，呈半透明状，再将牙片打磨光滑呈现出洁白光泽，再行编织，品种有象牙席、宫扇等。
由于气候条件的限制，北方很少采用这项技术，广州遂成为象牙编织的主要生产地。象牙具有良好的恒温性能，比起竹，草等材料制成的席小，更为凉爽宜人。
此项技术耗工费时，制作难度极大制成品价值相当昂贵。雍正皇帝有感于它的制作劳民伤财，乃下令禁止制作牙丝制品，清代宫廷中仅存有两张。其中牙席背后整包枣红色绫缎，席的四周沿包蓝色缎边，席面通体编织成人字形纹，由薄如竹篾。席面微有磨损，但仍完好无缺。
另外，广州象牙雕刻又与其他多种材料，如紫檀、犀角、玳瑁、翠羽等巧妙镶嵌于一器之上，使图案更立体化，增加图案的层次，成为广州牙雕工艺的显著特色。
1853年，民间牙雕艺人在广州成立了我国第一个象牙手工艺的行会组织“象牙会馆”，分为“慎玉堂”和“怀远堂”两个“堂口”，其中“慎玉堂”又分“贡行”和“洋行”。“贡行”专做进贡宫廷的牙雕工艺品，集中了一些技艺较高的艺人；而“洋行”则专做出口货以供外销。
江南牙雕以苏州牙雕为代表，还包括地处江南的南京、嘉兴、杭州、扬州等地，历史悠久，唐宋时期已初步规模，并形成一定风格。
苏州地区的工艺美术水平很高，技法多样，在明清时期达到高峰。牙雕工艺与其他雕刻工艺不断融合渗透，并吸收了其他工艺中的造型图案、技法，再加上许多其他门类的雕刻家们也直接参与牙雕工艺，为苏州牙雕工艺的新发展提供了不可忽视的因素。
苏州有着固有的传统，以及相对的文化氛围，苏州牙雕一直保持着东南地域文化的特色。苏州地区是明清时期的经济文化中心，传统文化深厚，特别是吴派、虞山派、娄山派绘画艺术对牙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故苏州牙雕一直充溢着浓郁的文化气息。
苏州牙雕总体风格典雅醇厚，艺人善于用隐起手法，在其隐起适应的面上施展技艺，形象生动，意境幽远，布局疏朗得当，给人以适静之感。
其细节的处理非常纯熟，刀法一般采用流畅自如的浅浮雕、阴刻、圆雕、高浮雕，用刀有力简洁，打磨圆滑光亮。题材来源十分广泛，有人物、花草、鸟兽、山水、神话传说，追求意境的表现，明显受明清文人画的影响。
苏州牙雕吸收了竹雕、绘画等传统艺术的特色，山水画题材作品具有国画的风格，妇女和儿童形象仿效的工笔画，而花卉又有“清初六家”之一恽南田流派的气质，各种图案古色古香，有清淡明朗、秀美野逸的风格。
在雕刻上，苏州牙雕的技法主要效仿竹刻，山水追求吴门画派以及四王画派的布局和皴法，人物、花草、禽兽则仿效工笔效果，力求重视清初恽派花鸟气质，有古雅、野逸、秀丽之风。
清代江南牙雕代表作品如《象牙百宝鸟笼》、《牙雕彩绘双龙寿字纹插屏》、《象牙花插》、《象牙雕猴桃小水呈》、《象牙雕冠架》等。
如《象牙竹节花插》，是用两段象牙料拼镶在一起，采用圆雕花卉技法制成。一短粗料被刻成大竹被伐后的根部，根须竹节毕肖，然而这段竹根却是一个带盖的两层盒，盒层隐在竹节之中，竹节形的盖上还刻有两只蜘蛛相斗，似在争夺地盘。
在大竹根的一侧，则是从被伐大竹根上生出的一枝新竹，虽然也被削去上部，但仍有一枝竹叶茁壮生出。竹叶上有一只秋虫在啃食竹叶。
而苏州牙雕中的精品当属《象牙雕渔家乐图笔筒》、《象牙雕松鼠葡萄笔洗》、《象牙雕提梁卣》等。
上海牙雕是在苏州牙雕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物中有情、景中套景”为其典型的艺术特点。作为海上贸易重要港口的上海，清代后期苏州、扬州一带的竹木牙雕匠师纷纷涌入，从而促进了那里传统工艺美术的发展。
清末，上海牙雕的代表人物于硕，就是当年扬州迁居来的。
上海牙雕的代表品有《象牙佛手笔筒》、《象牙雕山水人物图方笔筒》、《象牙雕松鹤图挂屏》、《象牙雕童子牧羊》、《象牙雕柏鹿图挂屏》等。
北派牙雕以北京为代表，以细巧生动而著称。北京牙雕兴起于清代早中期，它是在吸取了全国牙雕艺术及竹、木、石雕和泥塑、绘画艺术的精华而不断地丰富起来的。
北京作为清代首都，富商显贵聚居，他们对珍贵工艺品的需求，为牙雕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北京的牙雕以刻制人物、花卉、草虫见长，尤以人物形象塑造最为卓著，艺人能充分利用象牙质地细腻坚韧的特点精确地表达人物的动态和感情，比例协调，构图优美，神态逼真，刻工严谨精致。常见局部加彩，和象牙本色形成鲜明对比，作品也更显得多彩多姿。
清代乾隆年间的牙雕名作《月曼清游》，这件杰出的作品是乾隆年间牙雕艺人陈祖章等人根据画家陈政的画稿，用了几年的工夫雕刻而成的。画稿共12幅，反映了一年12个月里自然景色的变化和宫闱中的嫔妃、宫女们的生活情景。
《月曼清游》以象牙为主，辅之以玉等珍贵石料，构思巧妙，技艺纯熟，人物栩栩如生，呼之欲出，景色斑斓协调，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平。
清代北京牙雕代表品还有《象牙雕仙山祝寿插屏》、《象牙雕村居图插屏》等。
清康熙年间，著名宫廷雕刻艺人尤通曾在一件比桂圆还小的珠玉上，精心刻出了苏轼《前赤壁赋》一篇，全文有530余字，笔画清楚，毫无拥挤之感。
至清代末期，象牙平刻、微雕有了很大的发展，一时名家辈出。最著名的有于啸轩、吴南愚、沈莜庄，呗世人称为微雕“三杰”。
于啸轩继承了古人的技法，曾在一把宽3分左右的象牙扇骨上刻小字。数十字，行行工整，字字秀丽；并能在指顶大小的象牙戒面上，正面刻“黛玉葬花”图，背面刻整首《葬花诗》，共计560余字；尤其是在一方寸的象牙片上刻了6000字左右的文章，字迹清晰工整，无一败笔，曾轰动了当时的艺坛。报纸纷纷评论他的技艺是“以方寸之牙，刻万余字，真乃鬼斧神工”。
1915年，于硕的《象牙微雕赤壁夜游》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此时，习此艺的名家很多，北京有陈智光、陈食品、孙博平、赵丛周、武玉清、陈景异等人，上海有薛佛影，广州冯公侠，武汉汪云峰、陈波涛。
如微雕精品《象牙如雕牙套盒》，圆形，雕镂空花纹。把盒子打开之后，里面有一镂空花的牙屉，屉上放着一个小圆牙盒。打开这个圆牙盒，便发现里面还有一根极细的象牙链子，形状像铁馈链的样子，一环扣一环地相连，一端连在屉盖上；另一端连在屉底，中间还悬有雕牙的佛手和蟠桃，屉的盖、底与链子上全系一块象牙雕成，雕镂得十分精美奇巧。
清代乾隆年间，有苏州艺人杜士元擅长“鬼工技”，杜士元是苏州著名的微雕家和木雕高手，后被召入内廷如意馆。
曾做象牙立体微雕猴桃，刻一大桃及5只猴。一只老猴双手捧小桃而食，左右后背各有一小猴。3只小猴都对老猴吃独食不满，但3只小猴的神态动作均不相同。在大桃的尾部结有一小桃，用10厘米长的细象牙链相连，可以拿下。链的另一端被另一只小猴用右前爪抓住，小猴左爪还举着一方4毫米见方的玺印，印文是“杜士元”。以玉筋阳文小篆刻出，刀法坚挺。作品显示了清代“鬼工技”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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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牙雕的工艺水平已十分高超，技法已十分完备，造就了清代牙雕逐渐走向繁复的趋向。制作装饰精细而略带琐碎，这是清代牙雕工艺的总体趋向，虽雕工精细华丽，但又略带繁杂。
譬如透雕人物塔式瓶，由多层组成宝塔形，顶端为圆钮形式屋顶，揭盖为空腔，两侧各附一兽首衔环耳，内凹底，另附加海梅木嵌银丝底座。瓶圆身透雕6层，除3层为暗八仙花纹外，其余数层为人物，其中有八仙和十八罗汉等，人物多达百余人，神情动态，皆不相同，在每层主纹之间，以回纹、菱形纹或莲瓣纹间隔，使画面层次逐渐厚重。
清代，牙雕的工艺水平已十分高超，技法已十分完备，造就了清代牙雕逐渐走向繁复的趋向。制作装饰精细而略带琐碎，这是清代牙雕工艺的总体趋向，虽雕工精细华丽，但又略带繁杂。
譬如透雕人物塔式瓶，由多层组成宝塔形，顶端为圆钮形式屋顶，揭盖为空腔，两侧各附一兽首衔环耳，内凹底，另附加海梅木嵌银丝底座。瓶圆身透雕6层，除3层为暗八仙花纹外，其余数层为人物，其中有八仙和十八罗汉等，人物多达百余人，神情动态，皆不相同，在每层主纹之间，以回纹、菱形纹或莲瓣纹间隔，使画面层次逐渐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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