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未来发展的六大趋势-经济全球化—走向世界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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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趋势

    经济全球化是指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商品和生产要素跨国界自由流动,资源在全球范围或地区范围内优化组合。世界各国、各地区经济,包括生产、流通和消费领域,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世界经济越来越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一 经济全球化的成因

    世界各国经济体制的趋同消除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体制障碍。在今天的世界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只有选择市场经济体制,才能加快本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提高本国经济的运转效率和国际竞争力。封闭经济由于缺少外部资源、信息与竞争,而呈现出经济发展的静止状态。计划经济体制则由于存在信息不完全、不充分、不对称和激励不足问题,而导致资源配置与使用的低效率。所以,不管是传统的封闭经济,还是起源于前苏联的计划经济,都不约而同地走上了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道路。由此而造成的各国在经济体制上的趋同,消除了商品、生产要素、资本以及技术在国家与国家之间进行流动的体制障碍,促成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微观经济主体的趋利动机推动了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发展。商品与要素的价格在世界的不同地区是不可能完全相等的,这种地区性差价的存在被人们称为“区位优势”,而区位优势则为企业提供了进行全球性套利的空间,于是便有了对外投资、技术转让,以及企业生产过程的分解与全球配置。正是企业出于套利动机的这种全球性扩张,推动了经济的全球化。

    信息技术的进步降低了远距离控制的成本。企业的活动半径是与其所有权控制的成本负盈相关的,即远距离控制成本低,企业的活动半径就大,从而经济全球化的程度就高;反之,则相反。远距离控制的成本主要是信息成本,在信息经济时代的今天,多媒体技术的发展与网络经济的诞生,使得这种成本大幅度下降。从理论上来讲,对于一家有能力进行全球扩张的企业来说,它的活动范围可以达到世界的任何地方。

    二 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表现

    1生产活动全球化

    生产活动的全球化主要表现为传统的国际分工正在演变成为世界性的分工,国际分工的内容发生变化。国际分工从传统的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分工,逐步发展成为以现代工艺、技术为基 础的分工;从产业各部门间的分工,发展到各个产业部门内部的分工和以产品专业化为基础的分工;从沿着产品界限进行的分,发展到沿着生产要素界限进行的分工;从生产领域分工向服务部门分工发展。国际分工的形成机制在变化,即由市场自发力量决定的分工,向由企业,主要是由跨国公司经营的分工和由地区经贸集团成员内组织的分工发展,出现了协议性分工。水平型分工成为国际分工的主要形式,其内容为产品型号的分工,产品零、部件的分工和产品工艺流程的分工,形成了世界性的生产网络。世界性的国际分工使各国成为世界生产的一部分,成为商品价值链中的一个环节。它有利于世界各国充分发挥优势,节约社会劳动,使生产要素达到合理配置,提高经济效益,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

    2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形成

    国际贸易增长率大大高于世界经济增长率,如以 1990年为100,世界货物出口值指数从1985年的56,上升到1995年的144;同期世界生产指数从86上升到107;世界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同期从85上升到106。1990~1995年间,世界贸易出口量年均增长率为6%,同期世界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1%。世界服务贸易额从1985年的3 809亿美元增加到 1995年的11 678亿美元,在国际大贸易 (货物与服务)中的比重同期从163%上升到188 %。与此同时,国际货物贸易交换的品种也日趋多样化。在世界贸易中,占世界出口1%以上的货物从1980~1981年的11种增加到1993~1994年的21种。

    在发展中国家出口货物中, 80年代中期,制成品所占比重开始超过一半;在出口中占1%以上的货物种类,从1980~1981 年的6种增加到1993~1994年的19种。发达国家同类货物相互交换增加,主要的经济贸易大国一般既是某类商品的主要出口国,也是该类商品的主要进口国。电子化贸易手段普遍使用, EDI(电子数据交换 )已在国际贸易中广泛使用,其他如电子商务 (EC)、电子贸易撮合 (ETM)、电子资金转账 (ETF)等已在许多国家开始使用。 ISO9000系列成为国际贸易商品的共同标准。1995 年1月1日诞生的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世界贸易进一步规范化,世界贸易体制开始形成。作为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组织和法律基础的世界贸易组织,以其法人地位对所有成员方都有严格的法律约束力。因此,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标志着一个以贸易自由化为中心,囊括当今世界贸易诸多领域的多边贸易体制大框架已经构筑起来。

    3各国金融日益融合在一起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大银行根据《巴塞尔协议》的要求,开始了大规模合并、收购活动,以提高效益。如法国里昂信贷银行买下了大通曼哈顿银行在比利时和荷兰的附属机构。德意志银行、巴克莱银行和国民希敏寺银行也吞并了一些欧洲其他国家的小银行,以扩大在欧洲的网络。为了提高本国银行的竞争能力,很多国家对于大银行的合并表示了支持的态度,1993年以来,世界排名在200名之内的大银行之间至少发生过25次合并。欧盟统一大市场建立后,银行、证券公司和投资基金等金融机构,可在欧盟内经营不受国界限制的保险和投资业务;美国和日本的银行则可通过收购、兼并等形式加紧渗透欧洲市场,欧洲的金融市场将演变为真正的国际金融市场。到 1995年,全球外汇交易额已上升为世界贸易额的60倍,全球外汇日交易额已超过12万亿美元。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国际信息的网络化,外汇市场的资金交易正以“光的速度”从一个市场转移到另一个市场。

    4投资活动遍及全球,全球性投资规范框架开始形成

    (1)投资成为经济发展和增长新支点。国际直接投资额年均额与年均国际贸易额的比例在缩小,国际直接投资额年均增长率高于国际贸易年均增长率。1990~1996年年均世界出口贸易额为4114571亿美元,同期世界各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为2 56535亿美元,二者之比为16∶1 ,差距进一步缩小。 1991~1996年国际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长率为118%,而同期世界出口贸易额年均增长率为7%,后者大大低于前者。

    (2)国际对外直接投资与吸收外国直接投资主体多元化。据统计,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已从1985~1990年年均1 55578亿美元增长到1996年的3 46824亿美元。同期,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额从1 45005亿美元增长到2 94732亿美元,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比重从932%下降到849%;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额从10554亿美元增长到 51469亿美元,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比重从67%提高到148%。同期,全球吸收外国直接投资额从1 41930亿美元增长到3 49227亿美元,其中,发达国家从1 16744亿美元增长到2 08226亿美元,在全球吸收外国直接投资额中的比重从822%下降到596 %;发展中国家从24736亿美元增长到1 28741亿美元,所占比重从 174%上升到 369 %。

    (3)对外直接投资与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并行,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与地区成为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对象。发达国家中主要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同时也是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国家。 1995年,德国、法国、瑞典、英国、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荷兰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占当年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756%;同年,除日本以外的上述国家占当年世界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53%。与此同时,一些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成为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对象。1985~1995年,有 20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世界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吸收者。

    (4)国际借贷资金流动量增长很快,证券股权投资迅速发展。 1993年流动金额为 8 185 亿美元,1994年增加为9 534亿美元,1995年增加为12 584亿美元。与外国直接投资一样,证券股权投资依然偏向于少数新兴市场国家,1995年亚洲就占了流向新兴市场的外国证券股权投资净流量的53%。此外,外国证券股权投资的来源存在一定程度的集中性。1992~1994 年,流向新兴市场的这种投资35%以上来自美国,15%来自日本,11%来自英国。近几年来,香港特区和新加坡的投资者也向新兴国家进行这种投资。

    (5)投资自由化成为各国国际直接投资政策的目标,国际直接投资规范安排提上日程。20世纪90年代以来,保护和促进投资的双边投资条约数量大幅度增加,截至1997年1月1日,全世界已签署这种条约1 330个,涉及162个国家,在5 年里条约数增加了2倍。1991~1996年,各国政府共对外国直接投资管理体制进行了约600次调整,其中95%是放松对外资管制的措施。1995年,在64个国家的112项立法变化中,106项属于趋于自由化或促进外国直接投资的立法。国际社会为达成国际性的投资协议开始行动。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第一次将投资问题纳入多边贸易的体系,并达成《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出现通过协商建立一个综合性多边国际直接投资框架的行动,1996年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第九次会议对未来多边投资框架进行了探讨,并已达成协议。

    5跨国公司作用进一步加强

    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蓬勃发展,主要表现为:

    (1)跨国公司的数量剧增。据统计,1996年跨国公司已达到44 508家,在全球的附属企业已达到276 659家。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增加到36 380家,所占比重下降到 817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公司增加到7 932家,所占比重上升到178%。

    (2)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基地的最大跨国公司日益全球化。按外国资产排列的1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在它们的外国附属企业中拥有17万亿美元的资产(控制了约1/5的全球外国资产)。

    (3)跨国公司开始结成新型的战略联盟。面对竞争压力、自由化浪潮和新投资领域的开放,越来越多的企业,包括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采取各种办法参与全球化经济的活动,通过各种形式结成联盟。通过兼并与收购在国外建立自己的生产设施,以保护、巩固和增强自己的竞争能力。1988年到1995年间,全球跨国兼并与收购总额增加了一倍,达到2 290亿美元。1996年,有45起跨国兼并与收购的规模超过10亿美元。与此同时,一些跨国公司以协定(股份和非股份)方式加强联合,1995年缔结了近4 600项这样的协定,而1990年只有1 769项。1990年以来,跨国公司之间在核心技术(信息和生物)方面也加强了战略性研究与开发伙伴关系。

    (4)跨国公司国际生产的规模和重要性日益增加。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在其国家贸易中的比重提高,出现了无国界经济。

    三 经济全球化:馅饼还是陷阱

    与地区经济一体化不同,经济全球化的核心要素是追求收益最大化的个人与企业,它是在各国经济体制趋同与信息技术进步背景下,通过企业的跨国投资与全球性套利来实现的。因此,经济全球化在本质上是一个自发的市场机制作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不存在谈判的机制,所以,其成本与收益的分配是由市场竞争来决定的。正如我们在国际市场经济中看到的那样,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财富分配必定是不均等的。

    经济全球化相对于非经济全球化而言,是一种制度创新,该制度的形成是缘于它能提供的相对于非经济全球化更多的实际和潜在的利益。在这种制度框架下,国家经济主体的视野已不再局限于本国一隅,而是能在全球范围内寻求资源优势,并进行配置。在经济现实中,我们也看到: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国家日益享受到由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高质量的物质产品、高质量的无形服务,日益享受到由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高效、利润和发展机会。但我们还应看到另一面,即经济全球化不仅能够带来诸多好处,同时也能带来坏处,甚至能形成经济全球化的“陷阱”。因为发达国家经济起飞的发展路径以及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经济全球化的实践告诉我们,经济全球化并非“救世良药”,如果用“剂”不当,就会成为经济发展中的“陷阱”,乃至引发经济危机,导致经济全面衰退。

    经济全球化的最先推动者是西方发达国家,但这是否意味着:西方发达国家是依赖经济全球化而进入发达国家之列呢?其实不然。以美德两国为例,实际上,它们在经济起飞阶段都推行了保护国内市场的政策,只是随着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乃至能与发达国家抗衡时,其贸易政策才发生相应变化。在18世纪,英法是当时的发达国家,经济实力雄厚,美德两国当时只是欠发达国家,经济实力相对弱小。为赶超英法两国,1791年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提出了著名的《制造业报告》,并指出为使美国经济赶超英国,应保护美国的幼稚工业,此后为阻止英国商品的过度竞争,美政府把平均关税率从19世纪初期的20%提高到1865年的479%。而德国的做法是,为支持德国民族工业的发展,“铁血宰相”俾斯麦提高关税的总体水平,并相继执行了旨在保护国内市场的其他措施,如设置进口配额,征收各种国内税等。直到后来,美德的工业发展水平在保护国内市场的政策扶持下,才有了较大的飞跃,并在短期内赶上了英法等发展较早的资本主义国家。总之,发达国家在早期的历史路径表明:完全开放国内市场的经济全球化模式并不是赶超型发展中国家的必由之路。

    其实,从本质上讲,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发达国家的用意只是在于:利用其相对于发展中国家强大的经济、技术优势,尽力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捞取更多的国际市场份额,继续保持其在国际经济领域中的主动权,以实现国家利益极大化的目标。

    经济全球化,特别是全球金融一体化,使世界经济具有很高的投机性和风险性。当今世界已进入信息时代,生产和管理方式随之发生巨大变革,国家疆域对世界经济的约束力减弱。信息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各种金融衍生工具的开发,使得资金的跨国流动成本日益降低,流动效率得到提高;与此同时,生产活动的全球化又反过来促进了资金的全球流动。其结果是:虚拟资本急剧膨胀,金融资产总量及其增长与实际生产总量及其增长率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虚拟经济与实质经济严重脱节。目前,全球每天的外汇交易高达15万亿美元,而现实需求至多只有300亿美元,占外汇交易总量至多达2%,其余的大量国际资金流动,目的纯粹是为了套取利差和汇差等投机利润。据统计,目前国际游资已达75万亿美元,这些投机性很强的短期游资始终像幽灵一样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徘徊,危机一旦爆发,危害巨大,增加了这个世界的不稳定性。

    对于经济全球化浪潮,不少发展中国家都具有很高的热情,在“二战”后不久,各国就积极致力于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以此作为实现经济全球化的前奏。在过去数十年里,发展中国家已创建了近百个区域性经济集团,如东南亚国家联盟、阿拉伯国家共同市场、安第斯条约集团、中美洲共同市场、西非国家共同体,等等。然而,发展中国家是否借此取得经济上的成功了呢?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实践告诉我们:发展区域集团乃至实现经济全球化并没有使其借此取得成功,甚至还陷入了这样一种“怪圈”,即经济落后→发展区域集团→贯彻经济全球化政策→出现经济泡沫→泡沫破灭→经济衰退,我们把它称为经济全球化的“陷阱”。韩国、墨西哥的经济实践便可以证明。

    韩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初衷是为了分享经济全球化的丰厚利益,然而其实践如何呢?韩国在经济全球化初期,利用其人力成本低廉的优势,取得了对外贸易的繁荣,并维持了一段时期的高速经济增长。但暂时的经济繁荣掩盖了韩国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问题,并导致该国政府错误的经济决策。一方面,韩国为加入世界经合组织,轻率地放松了资本项目管理,不加区别地引进外资;另一方面,韩国政府片面强调外向型经济以取得短期利益,不注重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结果导致自身在国际竞争中的劣势,乃至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

    墨西哥的经济实践,也是令人深思的。该国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过高估计了经济全球化的促进作用,以至于制定并实施了忽视自身积累、过度依赖外资的经济政策;同时为尽快加入当时的关贸总协定(即今天的世界贸易组织),不顾本国宏观调控能力有限的实际,过早开放了本国的资本市场,致使国际游资大量涌入,推动泡沫经济增长。一遇不利情况时,这些游资又迅速出逃,最终该国发生了1994年、1995年的严重经济危机。

    经济全球化会带来风险,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实践也表明,发展中国家不宜盲目采用经济全球化政策,因为存在经济全球化的“陷阱”,但这是否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应摒弃经济全球化,回归“闭关锁国”状态呢?非也。对经济全球化的认识要客观全面,毕竟经济全球化这种制度在世界上已被运用了近两个世纪,纵然在经济全球化初期仍存在“闭关锁国”的路径依赖,但实践表明经济全球化已冲破“闭关锁国”的制度惯性制约,是经济运行的高级形态。应该认识到,经济全球化在带来风险的同时,也带来高效、利润与发展机会。

    从某种意义上讲,经济全球化的“陷阱”更是发展中国家自身原因所致,是由于发展中国家不顾自身现实,错误采用经济全球化政策所致。我们知道,发展中国家往往具有这样一些特点:产业结构素质低下,抗风险能力弱;经济规模相对弱小,具有易受操纵性,等等。发展中国家的这些特点决定,在经济起飞阶段,发展中国家不宜完全放开国内市场,而应大力发展优势产业,同时注重本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在放开国内市场时要注重策略性,要根据自身的实力,循序渐进地确定适合于自身的制度安排。比如,可先实行经常项目可自由兑换,待时机成熟时再实行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在实行经常项目自由兑换时,可参照发达国家早期成功的经验,设置相对高的关税水平、非关税壁垒,以保护国内稚嫩产业的发展,等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前文说明经济全球化“陷阱”的存在,并不是否定经济全球化,其用意在于加强读者对经济全球化所带来风险的认识,强调制定政策特别是关于经济全球化方面政策要从本国国情出发,因为只有切合实际的政策安排才能恰到好处地推动经济飞跃成长,而不至于付出高额风险成本,最终功亏一篑。

    经济全球化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是在新科技革命和生产力巨大发展的推动下发生的,这是在生产高度社会化以及生产和资本国际化的基础上,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其中,国际贸易的高度发展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现实基础,贸易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表现。

    一 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综观近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始终有一个生产力发展超越国界和世界市场以民族国家为单元分散管理的矛盾。殖民地经济、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以后的冷战,在经济层面,本质上都是这个矛盾的反映。试想,各国都关起门来,在国界内部按照百万、千万的人口规模生产自己的汽车,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一年生产近千万辆汽车,只能卖在美国,怎么可能呢?一个多世纪以前,马克思曾经血淋淋地详细描述过英国机织纺织品对印度和中国小农经济的摧残。在这个意义上说,瓦特蒸汽机演化出资本主义全球殖民的历史,并不牵强附会。同理,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正是持续半个世纪的冷战,把世界市场按照生产力发展的跨国要求,集中成为可以跨国分工和相对自由贸易的两大板块,才奠定了50多年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秩序基础。

    如今,第三世界生产力的供给能力发展起来。生产力的发展,以信息产业为龙头,发生了又一次空前巨大的飞跃。为了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早在20世纪80年代,以洲为单位以致跨洲的地区经济贸易结盟活动就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冷战一结束,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就在贸易,直接投资,开放电讯、媒体、商业、金融市场等各方面排山倒海而来。如果说生产力的发展与殖民、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世界大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世界秩序演进,存在某种相辅相成的内在关系,那么今天,技术进步推动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更是以百万、千万甚至上亿人口规模为单元的国家所无法容纳的了。英国、法国、德国和西班牙四个强国联手,才能生产出空中客车,与美国航空工业一搏,是生产力发展超越国界在供给方面的典型案例。韩国以几千万人口的国力和市场规模,独立发展各种产业所面临的严峻挑战,是生产力发展超越国界在需求方面的很好说明。

    生产力发展推动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但是,需要警惕的是,全球经济一体化丝毫不意味着正义和公平。与以往的历史一样,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融合了少数生产力发达国家自私的国家利益。譬如,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的军工重组直接威胁欧洲以国家为单位的军工产业的生存。譬如,酝酿许久的欧元,说到底,也是欧盟列强团结起来,既抗衡美国,又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尽量攫取最大份额利益的工具。譬如,就像当年英国的机织纺织品是用炮舰送来的一样,今天,专玩金融衍生工具的国际游资四处横行作孽,绝大部分集中在美国的几家金融机构。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少数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迫使各地受灾政府进一步进行自由化改革开放。雪上加霜的结果,迫使越来越多的民族国家和地区奋起保护自己。

    马来西亚的外汇管制,中国台湾地区禁止索罗斯进场,香港当局与国际炒家“埋身肉搏”,我国人民币不贬值和暂不考虑人民币可兑换的改革等,都是国家民族利益与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掺合在一起的矛盾反映。如今,从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外汇管制开始,金融危机迫使所有政府干预和控制本国经济的行为大大加强。相对冷战时期的两大阵营而言,世界正在步入一个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战国时代”。这似乎是一个矛盾的命题。然而,从瓦特蒸汽机带来的工业革命以来,历史就是这样矛盾地走过来的。这里没有一个纯粹经济学的帕雷托最优模型可以解释的道理。倘若彻底按照帕雷托最优模型办事,过去的帝国主义殖民当然是推动历史前进,争取民族解放就成了反动;今天要防范金融危机,全世界都用美元一种货币,不就万事大吉了,何必还要各国不同货币兑来换去的麻烦?

    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既为全球化提供了经济上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也为全球化进程提供了可能性。如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创新,使得信息传递极其迅速,国际经济交往非常快捷,巨额资本调动瞬间即可完成等。广大发展中国家适逢和平与发展时代,纷纷独立自主地发展经济,与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相互提供了历史机遇。经济全球化加速了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贸易自由化、资本国际化以及高科技发展,促进了全球生产力的增长,推动了全球产业结构的新一轮调整,世界各国间的相互依赖进一步加强,为一些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和国际市场,发挥“后发效应”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全球化进程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下进行的,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全球化,不可避免地带有资本主义的印记与局限。

    第一,经济全球化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资本主义国家搞市场经济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战后世界上60多个发展中国家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苏联东欧剧变后,中欧、东欧和新独立的国家纷纷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把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经济改革的基本目标。现在世界上180多个国家中,95%以上的国家和人口卷入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具有如此之大的吸引力,对全人类的命运将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但是,市场经济具有两重性。它除了具有优化资源配置和较高效率等优点外,还具有盲目性、自发性和滞后性等缺点。经济全球化在把市场经济优越性“全球化”的同时,实际上也把市场经济的消极面“全球化”了。在某种程度上说,市场经济的消极面通过全球化进程更加放大了。市场经济的消极因素在一国范围内可以通过政府的干预加以纠正,但在全球范围内尚无有效的调节机构和机制。因此,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固有的矛盾和弊端,也将通过全球化影响整个世界。

    第二,经济全球化的引导和推动者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平等竞争旗号下掩盖其经济、技术的霸权主义,实行有利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经济贸易战略,妨碍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发展。例如,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极力推行贸易自由化,打破贸易壁垒,开辟国际贸易市场,发动了一场被经济学家称为“取消全球经济管制的运动”,实际上是向全世界推销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现在世界上存在着三大潮流,即“市场经济化”、“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美国是这些潮流的倡导者,而三大潮流的继续发展,成为美国保持其影响力的源泉。美国是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

    第三,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向全球强制推行西方大国制定的游戏规则。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成立了国际经济组织,签订了国际经济协定,建立了国际信息网络,它们至今仍然在发挥作用,仍然是世界各国进行经济贸易往来的基本依据。现行的国际经济法规和规则,是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社会条件为依据的。这些游戏规则必将冲击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和民族经济,使发展中国家的国家作用减弱,在全球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甚至牺牲部分经济自主权和决策权。

    第四,全球化放大了资本主义本身固有的不公平原则。全球化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全球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资本、技术的优势和控制力,信息技术的先进和跨国公司的强大,在全球范围内实施资源的不公平配置,致使南北贫富差距继续拉大。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形式上是完全平等的,却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平等。发达国家发展市场经济有几百年的历史,而广大发展中国家搞市场经济的时间很短,对市场经济的规则尚不熟悉。在剧烈的国际经济竞争中,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结果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缓慢,甚至“边缘化”。

    第五,全球化导致破坏性极大的国际投机猖獗。国际金融市场的急剧扩大,金融创新工具的增多,以及投资的自由化,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有好处,但也导致国际金融投机活动猖獗,蕴藏着破坏性、传染性很大的金融危机。在经济金融愈益全球化的今天,某一国家、地区的危机都有可能引发全球性的经济动荡甚至危机。

    第六,全球化为西方资产阶级推行思想文化提供了便利条件。信息技术的发展,高功率的广播、卫星电视覆盖整个地球及其外层空间,使得世界大大缩小。强大的西方媒体借此可以轻而易举地进入任何一个国家,将其价值观推销到全世界,影响、干扰甚至破坏有关国家的主权、政府的权威和政局的稳定。

    二 经济全球化对世界贸易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对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传统的衡量国家之间经济贸易权益的概念与统计构成了严重的挑战。

    经济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国经济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相互依存进一步加强。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发达国家之间货物、服务、资金、技术和市场高度融合,而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上述关系也在加强。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经济相互传递障碍在减少,互动性加强。在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强情况下,对外贸易与国际资本流动在各国之间的经济传递中的作用在加强。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对外贸易与投资逐渐变成双向传递渠道,发达国家把经济发展与衰退通过对外贸易与投资传递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金融波动也将影响到发达国家。1994年底,墨西哥金融危机震动了全世界;1997年7月由泰国引发的金融危机并未使发达国家幸免。

    在经济全球化下,一国对外经济交往中,不能只考虑货物贸易,还要把货物贸易与直接投资、金融、服务、技术综合考虑。因为,货物贸易与投资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已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两个支点。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经济全球化是科技革命作用的结果,是大势所趋,纷纷主动改革本国经济体制,发展开放性经济,推行贸易、投资和金融自由化,为跨国公司创造投资条件,并积极参与多边贸易体制和活动。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传统的国家主权内容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原本是一国独有的权利,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共同拥有的权力。各国的经济活动越来越多地遵循国际条约、协定、规范和惯例来运作;跨国公司在各国经济生活中地位的提高,使国家对产业政策的干预作用在减弱。在国家存在的情况下,出现了主权让与,但它是以对等为原则的。当今世界各国都是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共享是让与的前提,没有共享也就不会有让与。经济全球化迫使各国把二者结合起来,出现了相互协调,使它逐步成为各国处理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的基石。随着乌拉圭回合谈判的结束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和运行,协调管理贸易政策在国际上和各国贸易政策中开始成为主流。

    传统的对外贸易差额概念未能反映经济全球化下国家之间实际的贸易利益。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之间的经贸利益出现了几种变化。第一,在产业内部和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大量增加情况下,按总贸易和专门贸易划分的国家之间的进出口掩盖了国家之间在产品价值上的实得;第二,母国公司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母国公司对东道国的商品直接出口,变相地进入了东道国的国内市场,因此,母国公司在东道国国内的投资和商品、服务的销售收益应计入母国的经贸收益;第三,在一国以加工贸易为主的情况下,把该国进出口贸易额作为该国的贸易利得,更加失实。因此,在经济全球化下,在计算各贸易国的贸易收益时,上述几个现象不能忽略。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的发展

    经济全球化趋势将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扩展到全球范围时,也不可避免地把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扩展到全球。在不可能有一个“世界政府”加以有效干预情况下,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盲目性和自发性在“全球化”进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引发全球性的金融风险和危机。“全球化”带来的“全球资本主义”意味着全球性的危机不可避免,一旦爆发,危害程度将是空前的,将是人类的一场空前灾难。

    中国作为一个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中国家,在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其本质,研究全球化对我国带来的负面影响,应对全球化对我国的挑战。

    一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全球经济一体化始于20世纪后期,在21世纪延续,这是不可阻止的历史潮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但也只应被视为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一部分。这个大潮流会对中国的发展策略起什么影响?

    由于国际分工会更加明确,中国更应注意生产它拥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不能勉强依靠政府补贴去支持一些与生产要素赋有量不相适应的产品。过去的经验表明,比较优势理论应用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仍然有效。

    更重要的是,全球经济一体化会改变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生产要素在全球流通,某些要素是相对稀缺还是充足,会变得不那么明确。例如,中国的资本本来稀缺,但假若外资流入障碍消失,资本会变便宜,可动用的资本增加,产品的结构也会改变。在各种生产要素中,资本的国际流动性最大,所以它的禀赋将来最不重要。各国主权及移民政策的限制,全球经济一体化不会太大地改变劳动力禀赋。不过,人力资本是经济发展中比普通劳动力更为重要的资源,其流动性或许比不上资本的流动性,但比劳动力的流动性要大得多。在重要的生产要素有流动性的条件下,中国的发展策略应有什么调整?

    中国入世后,外资会增加,以前成本效益低的产品,不见得仍将如此,这是产业结构调整中需要特别注意的。中国资本相对稀少(中国内地银行的存款总额是香港存款总额的两倍多),投资增加所带来的利益远大于弊端,所以必须更注意如何吸引外资。资本如何运用,是另外一个重要问题。中国每年的储蓄量超过GDP的1/3,但积累的资本,不少都用于补贴亏损的国有企业,极大地降低了经济效率。这种情况不改变,必将严重阻碍经济发展。

    目前吸引外资最大的因素莫过于廉价的劳动力及中国的内销市场,而前者更为重要。如果中国没有廉价的劳动力,外资大可以选择在本国生产,再出口到中国市场。但长远而言,如果中国只能提供低技术的劳动力,把资本投到中国,回报率也不一定很有吸引力。事实上,过去20年来,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日渐下降,其利润有逐渐萎缩的趋势。为了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中国必须未雨绸缪,提升劳动力的平均素质,积极培养人才。

    全球经济一体化及科技的进步会对未来国际分工带来什么变化,现在很难预料。政府若要选定某些行业刻意扶持,很易犯错误,而且吃力不讨好。不过,不容置疑的是,一个国家的人民愈能掌握到更多的知识,收入便愈有保障。提高人力资本的投资,是最重要的经济发展策略。

    二 中国迎接全球化的对策

    我国在一步一步走向经济全球化浪潮,20年的实践经验表明,中国的经济开放战略是成功的。其成功之处很大程度上在于坚持了渐进式的、务实的外向型战略。直到1994年我国才实行经常项目有条件可兑换,资本项目至今仍处于管制之下,不能自由兑换。从一定意义上讲,正是这种务实的策略,才使我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免受国际游资的冲击,免于遭受被袭击破落的命运。

    1998年3月,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必须全面正确地认识和对待经济全球化的问题,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谁也回避不了,都得参与进去。问题的关键是要辩证地看待这种“全球化”趋势,既要看到它的有利的一面,又要看到它的不利的一面。这对于我们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为重要。

    我们需要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面对世界新形势,联系我国国情,从实际出发,坚定信心,趋利避害,勇往直前。全球化对我国经济更快地发展将带来机遇。我们既要引进来,也要走出去;要积极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还要努力谋求国际经济合作。只有这样,才能加快我国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促进经济长远发展,应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开拓国际市场。

    1建立我国国家经济安全防范体系

    国家经济安全主要是指一国经济免于因生态危机、经济不稳定、失业、金融市场紊乱、通货膨胀、大规模的贫困、商品不安全等的冲击而处于稳定、均衡和持续发展的状态。我们注意到,在来势凶猛的全球化浪潮以及已经发生和潜在的金融危机面前,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已日益成为我国政府必须认真对待的重要问题之一。借鉴美、日、俄等国在这方面的经验,建立我国国家经济安全防范体系,应从如下几方面着手:

    确定一个负责国家经济安全的部门。该部门应具备如下几项职能:(1)监测、预测并报告国家经济安全形势;(2)制定《国家经济安全战略》,定期提出《中国国家经济安全报告》;(3)从国家安全角度提出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具体方针、政策和策略;(4)依据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适时提出我国防范和应对损害国家经济安全的具体措施。

    建立国家经济安全的联席会议制度。该联席会议应由国务院领导同志主持,由国家发展计划委、外交部、安全部、国防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等国务院主要部门参与。

    建立我国国家经济安全预警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的功能在于及时反映国家经济的异常征兆,以给决策部门以指导,及时采取措施,将显性或隐性的损失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建立必要的储备和保障体系。建立该体系的目的在于将国家安全遭到损害时的经济损失减至最小,防患于未然。保障国家经济安全不能单靠政府的力量,还应制定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法规,以法律刚性,给妨碍国家经济安全的行为以“硬性”制约。

    2发挥经济政治大国的优势,积极倡导建立全球化新规则

    倡导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建立结构合理、基础稳健的国民经济,并保持足够的即期支付能力。其中,调整包括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对内,即设计稳健的产业结构,清除经济泡沫,保持经济的健康发展;对外,即合理利用外资,控制债务规模,保持国际收支的长期平衡和足够的即期支付能力。

    倡导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加强彼此之间的政策协调,保持政策的一致性,以使国际游资难以对不同市场进行各个击破。

    倡导世界各国适当提高国际资金尤其是短期资金流动成本。英国经济学家托宾曾建议对外汇交易征收不超过5%的税金,这样做对长期投资的影响不大,但对频繁流动的国际游资,却可以有效地提高其交易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交易的频繁程度,削弱市场的过度投机。当然,不一定要采取直接征税的方式,但完全可以通过增加国际资金流动成本的经济手段,控制过度的投机。

    倡导世界各国提高国际资金流动的透明度,建议各国货币当局彼此之间提供技术支持,实现信息共享,建立一个有效的国际监管信息系统。

    3加强金融监管的力度,提高虚拟经济对实质经济的支持度

    要改变传统的监管手段,放松对金融的直接管制,加强以促进金融业谨慎经营为目的的风险监管,保证金融业的效率和稳定。需要指出的是,放松管制并不是不要监管或者放手不管,而是在放宽一些管制的同时加强某些监管,或者在微观上放松一些管制,在宏观上又加强某些监管。从限制竞争改为促进公平竞争和提高安全性并举,在保证金融业稳定的前提下放松束缚金融业合理竞争的过度管制,寻求保证金融业效率和稳定的最佳均衡点,达到对金融运行新的控制,而风险监管则正是适应这一要求产生的新的监管方式。

    要努力实现金融监管国际化,改变单项协调的管理策略,采取综合性、国际性的监管策略、监管政策和手段,以与全球化发展趋势相一致,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监管对象应包括国内金融业、国内金融业的国外分支机构和本国境内的外国金融机构;监管内容应适应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问题,出现的金融风险尤其是系统性金融风险;监管手段应比照国际标准,监管法规和会计、审计制度均应与国际接轨。

    4发挥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市场合作与竞争

    要发展我国在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产业。由于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劳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就业压力大,这就需要重点发挥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的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

    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是我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现实需要和必然趋势。中国市场将与国际市场完全对接,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参与全球竞争,对于我国企业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考验,企业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为了发挥自身优势,弥补自己的不足,需要尽快了解中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以便扬长避短,趋利避害,不断提高竞争实力。

    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一种趋利经济,趋利的过程就是讲求比较利益的过程。因为在充分实现分工和交换的条件下,经济利益多体现在比较利益上,通过比较利益的实现达到趋利的目的。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我们强调的是形成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重生产,轻效益。企业也热衷于“大而全”、“小而全”的模式,没有考虑比较优势的问题,没有考虑企业效益最大化问题。因此,各地区、各企业的重复建设、重复生产的问题十分严重,很多企业都是低水平扩张,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实践证明这种模式不利于社会化大生产,不利于资源的高效配置,不利于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

    从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看,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形成和发展,经济的分工和协作成为必然趋势,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成为企业的必然选择。无所不包的国民经济体系和片面追求自给自足和“万事不求人”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由于每个地区以致国家在发展经济中,都有自己独特的资源优势,没有必要建立完整的经济体系。同样,各个经济利益主体在自己的生产运作中,往往有自己独有的特点,在特定的领域内形成自己的优势,以实现在社会分工和交换过程中的成本最低。因此,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强调利益原则,尤其是比较利益,发挥比较优势是选择和高效配置资源的惟一标准。

    由于国际分工合作和国际贸易将会带来一定的比较利益。而我国多年来高额进出口关税和配额的限制,使我国产品在国际上的交流步伐缓慢,关税限制和贸易壁垒无法体现各国不同的比较优势。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经济融入国际的步伐大大加快,通过我国具有比较优势产品的分析研究,并提出针对性措施,有利于我国企业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出口。

    由于关税降低和贸易壁垒的消除,使我国同世界各国的分工协作成为可能,我国目前暂时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就会受到国外产品的冲击,迫使劣势产业和企业加快改革和重组步伐,尽快提高竞争能力。我国的改革开放实践证明,越是尽早开放的产业和产品,越能尽早形成竞争实力。一些保护性行业往往是竞争力较差的行业,因此,加强比较优势的研究对于我国劣势企业竞争能力的提高也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企业与国外企业相比,尽管在技术、管理上还有一定差距,但在很多方面,我们也有一定的比较优势。

    企业竞争是产品的竞争,其中产品价格的竞争是重要的方面。产品的价格构成中,劳动力成本占有相当的成分。在劳动力成本方面我国企业有很强的竞争优势,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价格相对低廉,具有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有关资料表明,我国内地的劳动力成本仅占美国和中国香港地区的八分之一。中国目前农村有近十亿人口,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由于农业会受到一定的冲击,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步伐大大加快,会使城市劳动力的成本进一步降低。我国企业的成本有较强的优势,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产品成本会进一步降低,这种趋势将使我国在纺织、服装、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有更大的国际比较优势。

    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市场优势。中国有13亿人口,是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中国国内市场前景广阔,发展潜力巨大。以家电行业为例,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0年中国农村市场每百户家庭彩电、洗衣机、冰箱的拥有率分别仅为4874%、2858%和1231%,农村市场远未饱和,市场潜力巨大。中国正处在全面建设时期,高速公路、立交桥、铁路、电网、旧城改造等项目使相关产业及产品有巨大市场需求,特别是三峡工程建设以及北京申奥成功,使基本建设及相关产品的市场空间更大。每年几百、上千亿的物资采购为中国相关企业提供了极大的市场需求。这些物资设备除极少数必须从工业发达国家进口之外,由于运输成本等原因,主要还得靠就近配套生产。巨大的市场潜力,以及中国企业具有熟悉中国国情,了解国内市场的消费心理,加上中国产品在本土具有较强的亲和力,使中国企业在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中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在国外市场中国产品同样有相当的优势。从国外市场的需求档次来看,高档次商品有市场,而中低档商品的市场更广。特别是经济落后国家和地区,高档电视、高级音响、数码相机等高档商品的需求市场很小,中低档商品比较受欢迎。即使最发达的美国,大量财富也只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普通人的生活用品也以物美价廉为主,从清晨的闹钟、磅秤、吹风器,到夜晚的桌灯、睡衣、拖鞋,几乎离不开中国货。即使像家电这样的产品,美国人也并不都要价格昂贵的高档货。中国家电协会组团对美国家电市场进行调研,普遍感觉家电产品在美国家庭中不是消费的热点和重点,也不是显示家庭富有的标志。普通美国人对白色家电的消费观是实用、方便、便宜,而这恰恰是中国产品的特点。另外,在中亚、南亚和非洲等国家,由于农业现代化程度不高,农业运输的货物分散,运输量小,运距短,并且道路状况很差,非常欢迎中国的价格低廉、经济实用的产品。因此,中国产品在国外的市场中也有很大的优势。

    一些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特别是在我国开放较早的一些竞争性行业及企业,它们在长期的市场竞争过程中,已经积累了相当的技术、人才和资本优势。一些企业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规模和较强的研发能力,掌握相关产品的关键制造技术,品牌已有相当的知名度。个别企业如海尔等,通过坚持走国际化经营的路,使企业发展成为世界级跨国企业集团。海尔集团凭其实力与魄力,选准美国、德国等高度发达国家作为主攻目标,并在美国安营扎寨,建立生产制造基地,打开美国、德国市场,随即趁势开拓一般国家的市场。在福布斯杂志的统计中,全球白色家电海尔集团综合实力排到了第6位。目前,海尔已经在世界各地建立起12家海外工厂,56个贸易中心,15个设计中心,营销网点53 000个,产品销往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2000年,海尔的总销售额为406亿元人民币,而出口创汇28亿美元。

    即使我们有些行业总体水平目前不如发达国家,但是国际市场的需求是有档次差别的,任何国家在相关的产品上都有强有弱,有所为有所不为。国际间的产业结构是有分工的,分工的基础就是比较优势,即使经济最发达国家也不可能什么行业都先进,什么产品都有绝对的竞争力。在某些领域内我们的企业也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只要我们选准自己的市场定位,就会有自己的市场机会。即使在普通机床、农业机械、工程机械等机械领域,我国的产品在质量、品种、性能和价格等方面也有一定的优势,可以与国外同类产品相抗衡。国产工程机械的价格普遍低于进口原装产品,引进技术实行国产化后的主机市场价格,大体相当于同型号进口产品的50%~80%,由国内自行设计,基本用国产零配件生产的产品,其价格仅为同型号进口产品的1/4左右。

    大致来说,我国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和产品,如纺织服装、文教体育用品、毛皮羽绒制品等多数纺织轻工行业,以及部分建材产品、部分家电产品、部分机电产品、部分化工产品及部分钢铁产品也是有很强的竞争力的,具有比较优势。加入世贸组织,短期内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型企业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可以利用国外市场配额和其他非关税壁垒的消除,使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这些产品大多数已属于发达国家不生产或很少生产的。

    我国的纺织服装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典型代表,它占我国工业增加值的8%,是中国传统的支柱产业,是我国38个行业中的第二大行业,又是我国最大的创汇产业。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纺织生产国,纤维加工总量达到了一千万吨;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出口国,出口额占世界纺织品出口贸易额的13%,同时,也占中国商品出口总额的23%。中国纺织品出口近几年在产品结构、出口附加值等方面也有了较大的进展。中国纺织行业在加入WTO后,由于有劳动力和资源的相对优势,有比较齐全的行业加工基础,所以为中国参与竞争提供了有利条件。

    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表明,制造业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石,也是增强国家竞争力的基础。无论今后科学技术如何发展,制造业将永远是人类社会的重要产业。但21世纪的世界,制造业正进行着一场深刻的战略性重组,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着新一轮制造业资源的优化配置。由于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较低,加之有丰富的土地资源,使很多跨国公司逐步将制造基地移往中国,在不久的将来中国有可能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中心。这就为我国的制造业带来了相当大的比较优势,而我国的制造业也有一定的基础。

    要进入一个国家的市场,除了要有产品优势以外,还要充分了解该国的文化和消费习惯。在中国的市场上,我国企业同样具有相当的比较优势。中国企业了解中国人的消费水平、特点、购买心理、价值观与审美观。一些中国企业提出的“量体裁衣”、“设计思想本土化”的方针,就是基于对我们这方面优势的认识与把握。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国民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市场化程度日益提高,并逐步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在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分工中已具有一定竞争优势。但是,随着加入WTO,我国各类企业都将直接面对更为开放的国际化市场环境,国内现有生产和销售体系将与国际产业分工与协作及营销体系接轨,企业原有的比较优势能否得以充分发挥,面临许多制约因素。

    加入WTO,是我国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积极选择。能否借助入世的契机,在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中获得新的发展,使现有的比较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关键是看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特别是国际化经营的能力。

    多年来,中国企业通过对外开展贸易,利用海外投资,引进国外技术设备等,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是,受体制性因素的制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多数企业直接参与国际化经营的能力还比较欠缺。尽管我国许多产品已行销世界各地,但真正靠我国企业自营出口和真正是由我国企业自行开发、生产的产品还比较少,更多的是加工贸易,承接海外产品转移。因此,我国企业独立开拓国际市场的能力受到制约。另外,在处理国际贸易纠纷方面,我国企业的能力也比较弱。

    据了解,自1979年8月欧盟对我国发起第一起反倾销案件以来,已有30多个国家对我国产品发起了477起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调查,涉及4 000多种商品。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出口产品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但是多年来,企业应诉的积极性始终不高,结果屡遭国外制裁,不仅严重影响了我国对外产品出口的稳定发展,也导致国内一些行业的比较优势无法正常发挥,并影响到一批企业的正常生产。在对外投资方面,到2000年底,我国境外企业累计已有6 296家,中方投资额达763亿美元。据调查,其中有2/3都是亏损,有的无法经营。主要原因是未能适应当地的投资环境,还有就是机制和人才素质及管理体制方面存在许多问题。

    目前我国已正式加入WTO,一方面为我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提供了公平的竞争环境;另一方面根据世贸规则和相关协议,我国的国内市场也将向国外企业开放,政府部门的行政干预能力将被弱化,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更多地取决于自身的实力。这对许多企业来讲既面临机遇,也面临严峻的挑战。突出的问题是我国企业对世贸规则、国际惯例、相关国家的投资与经营环境缺乏了解,就连中国政府与世贸组织和相关国家签署的协议也知之甚少,因此在国际化经营和应对挑战方面会遇到许多困难。

    我国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面临着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有利机遇和严峻挑战。20多年来我国经济虽然保持了较快发展,工业化、国际化水平不断提高,部分企业形成了一定规模,有的还具备了参与国际竞争的一定优势,但这种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围绕产品生产过程的劳动力、厂房、部分原辅材料等成本较低的基础之上,企业的技术基础仍比较薄弱,与发达国家的著名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相比还存在许多差距。

    企业间的竞争从根本上讲是人才的竞争。面对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和我国加入WTO的新形势,企业人才数量和素质已成为制约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关键性因素。我国虽然是人口大国,但由于受经济条件的限制,且企业创办时间都比较短,又受到传统体制的束缚,劳动力文化素质、技术水平从整体上看还不高,企业管理、技术、营销等方面的高素质人才普遍短缺,特别是能率领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企业家为数不多。

    随着对外贸易的不断扩大和加入WTO,许多企业迫切需要提升国际竞争能力,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以发挥比较优势。但是,传统的教育培训体制和企业管理体制、用人机制束缚了相关人才的成长,特别是管理与技术复合的人才十分短缺,致使多数企业不具备直接参与国际竞争和开展国际化经营的能力,难以准确把握国际市场变化,更难以实施“走出去”的战略。另外,近几年来,国外著名企业加大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全球500强中已有400家在华建立了合资或独资企业。同时,一些跨国公司还在我国设立了研究开发中心,其中规模较大的有30多家。这些企业在华业务的拓展,也吸纳了一批现有企业及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高素质人才,从而加剧了国内原有企业人才短缺的局面。贝尔实验室在华研发中心的中国科研人员已有600人,92%以上拥有硕士以上学位,博士占24%。

    当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正处于建立和完善过程中,传统体制的束缚尚未根本消除,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未能全面发挥。因此,有相当部分的公有制或公有制为主的企业,仍未理清与政府部门之间的权责及利益关系,难以真正成为自主经营的市场竞争主体。一些企业对政府部门已形成较强的依赖性。同时,政府部门的职能转变还没有到位,许多行政审批等直接干预手段仍束缚企业,在对外经营方面尤为严重。另外,部分国有企业的社会负担难以减轻,体制性因素造成不同所有制企业处于不平等竞争状态。

    受体制转轨的影响,我国的市场经营秩序比较混乱,突出反映为企业的信用观念、依法经营意识淡薄,地方保护和行业垄断比较严重,对制假售假等侵权行为打击不够。在对外出口方面,企业间的压价竞销不仅使我国比较优势产品的出口收益大大减少,也扰乱了国内出口经营秩序和我国产品在国外市场的经营秩序。

    经济全球化、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但是,由于各国及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体制存在一定差异,且发达国家在经济贸易发展中处于主导地位,虽然我国加入了WTO,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但国外贸易保护主义和区域集团化的加强对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及发挥比较优势的影响也在加强。特别是世界反倾销依然雨疾风骤,2001年上半年世贸组织成员提起的反倾销立案达134起,比2000年同期增加了41起。其中美国、加拿大、欧盟等发达国家的反倾销立案总数高达88起,发展中国家及地区提起的有46起。同时,随着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区域组织内部资源的整合,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与区域外国家的经贸业务开展。但是,就我国企业目前的经济实力和经营能力,应对国外贸易限制的能力还不足,通过实施“走出去”战略来化解限制的能力也比较弱,这必然会制约我国企业参与国际合作中比较优势的发挥。

    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出现经济衰退的情况下,我国经济始终保持快速发展态势。一方面,由于我国实施的以扩大内需为主的经济政策收到了积极效果,拉动了国民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经济具有比较优势,在参与国际经济循环中可以获取比较收益,国内市场的潜力也吸引了海外投资者的青睐,从而发挥了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随着加入WTO,我国经济的市场化、国际化程度将进一步提高,这为企业发挥原有国际比较优势,创造新优势提供了机遇,也为克服阻碍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一些不利因素创造了条件。当前,企业应当根据加入WTO的新形势,调整发展战略,采取有利措施,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并着力于发挥比较优势。

    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我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及资源配置方式或范围将发生根本性变化,特别是国内外市场的融合,迫使企业在全球竞争的环境下去寻找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同时,企业的制度体系和运营模式也将向发达国家企业靠拢,并遵循国际通行的惯例或规则。

    我国企业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树立全球化的市场观念,学会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来发展自己,并寻求和发挥比较优势。为此,需要提高国际化经营水平,培养适应国际竞争的能力,尤其是要借入世之机,尽快掌握国际通行的惯例和规则。

    劳动密集型产业是我国企业最具竞争优势的产业,目前支撑着我国对外产品出口和换取外汇。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工业化尚处于进行之中,人力资源的优势比较突出,在发展密集型产业方面将维持相当长时期的比较优势。但是,作为一个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前列的大国,我国在高新技术上必须有更大的发展,以推动国民经济的整体优化和促进传统产业的升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也迫切需要增加科技含量,以充分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为此,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企业必须加快技术进步,大力开展技术创新,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通过产品品种的调整、产品质量的改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增强国际竞争能力,并创造出国际知名的品牌。同时,逐步改善出口产品结构,通过自主开发和跨国联合的方式来增加高新技术产品或配套元器件的出口,从而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有利条件,更广泛地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培育新的竞争优势,并获得更大收益。

    由单一的商品输出转向增加资本输出,是适应国际化竞争和我国加入WTO后获得相对有利条件的必然选择。我国目前已具备了参与国际竞争的一定条件,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我国市场对国外企业的进一步开放,我国企业必须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实现利益最大化和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在立足国内市场的同时,我国企业应当借助现有的加工生产优势和长期对外贸易的经验,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以利用他国资源和贸易条件,更有效地拓展国际市场。特别是目前我国的一些机电产品生产企业,可以采取以国内制造为主、国外辅助制造或联合组装等方式,实现在销售国就地生产或靠近目标市场生产。这样,既便于把握投资对象国的市场变化,贴近消费者,也有利于避免贸易摩擦,促进各国企业间的互利合作。在“走出去”方面,象中石油、海尔等一些企业已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良好效果。今后,需要国家采取更加开放的政策,鼓励企业“走出去”。另外,我国企业也应认真总结经验,培育国际化经营的能力,提高对外投资效益。

    目前,跨国公司在全球经济中处于主导地位,不仅掌握着最先进的技术,也左右着国际投资、贸易和市场。我国经济得到很快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积极吸收了包括跨国公司在内的大量海外投资,“三资”企业业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加入WTO后,既为国外企业扩大对华投资创造了更为有利的环境,也为我国企业密切与国外企业的合资、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尤其是要扩大与国外著名跨国公司的合作,积极融入到国际产业分工与协作的体系之中,并借助这些公司来提高我国企业的技术和管理水平,实现结构优化。另外,借助国外企业对我国市场的关注,通过本土化策略,培育新的品牌。

    要建立开放型经济体系,在加入经济全球化中保持或获得比较优势,关键是靠人才。加入WTO后,我国企业迫切需要适应国际化经营的各方面人才。据有关专家预测,未来5年内,我国将有36万家以上的企业具有外贸出口权,比现在的182万家增加近一倍,同时至少还需要180万名外贸人才。实际上,我国企业目前最为缺乏的是懂得国际化经营的企业家,能够带领企业直接应对国际化的挑战。另外,大批的管理和技术人才也需要增加应对国际化经营的专业知识和语言能力,了解国际规则及惯例等。为此,需要加强各层次的培训,积极引进国外或中国香港、澳门、台湾等地的人才。另外,要继续营造吸引人才的机制,为现有人才充分发挥作用提供更有利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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