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百年以来的欧美文学、一百年以来的中国文学中，都能找到一种侵入并深刻改变人们生活方式和精神人格嬗变进程的怪兽，那就是城市。从农村社会过渡到城市社会，城市给了人们一切新奇和新生活，同时也破灭着原始的田园牧歌式理想。
城市是人类聚落的高级形式，也是区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它从诞生起发展到今天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城市史几乎等同于人类的文明史，城市的发展几乎涉及了人类的全部经验，也积累了人类的全部文明。
近代以来，大规模的城市化现象发端于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大规模的使用机器的生产活动，要求劳动要素相对集中，再加上工业区域劳动市场价格的吸引作用，造成了农村人口向某些中心区域的迅速集中。人群的集中也带来了市场活动、商业经营以及服务业的发展，人群集中本身也创造就业机会。上述诸种因素的相互影响，使得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以及所谓“现代化”成为同样的一个历史进程。
综观世界各国城市化的历史过程，可以看出，各国城市化发展大体都表现为“S”型，即由慢到快，由快到慢，直至停滞不前的曲线发展过程，是典型的“否定之否定”三阶段。
按照美国著名经济地理学家诺瑟姆观点，城市化发展进程“S”曲线的形成，与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密切相关。当一国经济处在起步阶段，一方面，农业生产率低下，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从事农业耕作；另一方面，工业发展缓慢，提供的就业机会有限。这使得该国的城市化处在初期阶段，城市人口一般占总人口的10%左右，这时的城市化进程是相当缓慢的。以美国为例，1790～1840年的半个世纪中，城市化水平只提高了5%。而当一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大量农业剩余的涌现，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形成“推动效应”。与此同时，工业突飞猛进的发展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城市丰富的物质精神生活吸引大量劳动力的流入，从而形成城市化的“拉动效应”。正是由于这两种力量的作用将使城市化步入一个高速度发展时期。例如，美国从1840～1970年城市人口在130年间上升到73%。到第三个阶段，即城市人口达到70%以后，城市与农村的差别日趋缩小，城市化进程呈现出停滞甚至是下降的趋势。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后，年均城市化速度不到05%，有的年份还出现负增长。
这样，在将近200年的时间里，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实现了城市化，即多数人口形成了聚集居住的格局。20世纪中叶，一些西方国家的城市人口占全部人口比例分别为：美国72％，英国87％，联邦德国79％，荷兰86％，加拿大77％，澳大利亚83％。
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有两个特征。前两个阶段以“集中化”为特征，就是前述的从工业革命开始，到20世纪50年代前后，表现为工业和人口的持续的、大规模的集中，城市数目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大城市不断增多。第三个阶段则以“分散化”为特征。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中出现了所谓市郊化以及后来的超市郊化现象，即大批居民从城市的中心地迁往城市的郊区地带。这一方面是因为城市的中心地带环境污染问题严重；另一方面，发达的现代交通工具，也为人们从城市移居到郊区提供了可能。这一阶段的区域发展模式表现为城市中心区域人口增长停滞，城市周边区域不断扩增，卫星城市的居民区发展迅速。于是，以大城市为中心的“都市圈”或“城市群”、“城市带”发展较快。
城市化是未来中国不可逆转的一大趋势。15年来，中国城市化率达到每年1%，截至2002年末中国已有城市人口35亿，全国设市城市660个。中国城市化率已在30%以上，此时几乎所有的乡村都有城市化目标，所有的城市都有扩大化的蓝图。青岛的城市化水平已由1999年的49%提高到2002年的547%，同时设定了到2010年城市化水平达到70%，中心城市成为拥有400万人口的现代化特大城市的前景。海南省城市化战略总体目标基本拟定2020年城市化水平达到60%。从2003年10月30日起，深圳计划在2004年底成为全国第一个没有农村的城市。
中国城市化发展历程
尽管城市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人们对这一发展趋势的认识及所做出的努力，对加快和延缓这一进程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一百多年来中国城市发展的进程，走的是一条十分曲折、反复的道路。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中叶，由于受到世界列强的侵略，以及受到军阀割据的困扰，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十分不均衡，有些地区，比如上海，城市迅速扩张，另一些地区则完全处在工业化的进程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城市布局有了比较明确的规划。但是，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建立了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使得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更有甚者，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实行的是“反城市化”战略，即大规模地将城市人口迁往农村，比较典型的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市民返乡、干部下放，等等。由于中国的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这样，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就呈现出一种突然爆发的局面，而没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一 改革开放前城市化发展缓慢
中国人修城筑市已有4 000年的历史了。但是，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只有106%，当时世界的城市化平均水平是29%，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早已超过60%。可以说，中国是在一个起点极低的基础上开展城市化建设的。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城市化大致可分为3个发展时期：
11949～1957年为城市化恢复发展时期
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的主张，“第一个五年计划”正确制定和顺利实现，多项重大城市工业发展项目的确立以及当时推行的城市对农村开放的政策，积极吸收农民进入城市和工厂矿区就业，推动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到1957年，我国城市数量已从建国前夕的86个，增加到176个。城市人口达到了9 950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54 %。
21957～1965年是城市化大起大落时期
1958年中国开展了盲目“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运动。几年中我国城市人口增长了2 000余万，城市化水平由1957年的1539%一跃上升到1960年的1945%。但是，这种宛如在沙滩上建起的“摩天大楼”根本经不起天灾和人祸的撞击。受政策失误、中苏关系恶化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全面萎缩，城市化进程在这场危机中也不能幸免于难。1961年，国家为缓解饥荒开始大规模地压缩城市人口，动员在城里挨饿的工人及一切可能动员出来的劳动力到农村去参加农业生产。到1963年6月时，全国共减少城市人口2 600万，1964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猛跌到14%。
31966～1978年为城市化停滞不前时期
“十年动乱”给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工农业生产停滞不前。政治上大批城市官员、职工和知识分子上山下乡。加之国际局势日益恶化，“要准备打仗和三线建设”思想的提出，使更多的人力和物力撤离城市，转向了偏远山区投入到“三线建设”。这一时期由于政治运动、备战工作压倒一切，我国城市人口长期在低水平徘徊，其中“大下放的1969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骤降到122%，相当于1952年的水平。
改革开放前30年我国城市化走过了的一段曲折道路，其发展速度是相当缓慢的，城市化水平仅仅上升了4个百分点。其中有的年份甚至是倒退的，而制约城市化发展的主要有以下几大因素：
1理论研究的滞后
在改革开放以前，“左”的观念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当时的城市化理论基本上是为政府出台的政策注释的。在“只有城市政策，没有城市理论”的情况下，人们对城市化的深刻内涵、作用及其发展的客观规律都缺乏正确的认识。理论研究的滞后使我国的城市化从来没有被列入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议事日程，更没有城市化进程的总体规划和具体的可实施的方案。因此，在城市化进程中完全无视城市化与农业基础和工业化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人为地限制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忽略了人口、资本、技术、资源向城市的集中所产生的聚集效益；片面地强调大城市的城市病，忽略了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片面地强调中国是经济落后的农业国，人口众多，忽略了提高生产率和劳动力素质的重要性。理论上的贫乏和政策上的失误，使我国的城市化经历了极其艰难曲折的历程。
2经济基础薄弱和城乡产业政策失调
建国初期，我国工业基础薄弱，国家为了实现工业赶超战略，以高度集中资源配置的方式优先发展冶金、燃料、动力、机器制造业和化工等重工业，如“一五”计划出台的156个建设项目都是工业项目，忽略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结果导致城乡产业结构的失衡。“一五”期间（1953～1957），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11%，其中第二产业的增长率为258% ，第三产业增长率为119%，但是第一产业增长率仅为05%，第一、二、三产业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82%，642%和276%。城乡产业的失调，特别是对农村水利、土壤改良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机械化生产投入过少，使我国的农业生产长期处在生产率低下的状态。加之自然灾害的冲击，农业大幅度减产。饥荒、农副产品长期供不应求更增加了政策制定者们对城市的恐惧感和“反城市化”的倾向，于是，有了“挤在大城市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论调，有了“工业学大庆，先生产、后生活”的经验。而理论上的误区，又恶性循环地为此后城市基本生活品的定量供给制度、就业用工制度、户籍管理制度出台奠定了基础。
3制度安排的制约
改革开放前，我国在限制农村劳动力进城方面，制定了许多规章制度，如1951年，政府就颁布了《城市户口管理条例》。1958年1月，全国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91次会议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条例规定“农民由农村迁移到城市，必须持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录取证明，或者城市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证明”。户籍管理制度的建立，使中国出现了长达40多年的城乡人为分割、市民与农民的世袭制度。
从物质分配角度来看，户籍制度是政府基于50年代初农业生产率低，农业剩余产品不足做出的理性决策，与当时实施的粮油等主要农产品统购统销、计划配给制度是一致的。从社会管理角度来看，在国家出现政治、经济等动荡因素时，城乡分而治之有利于弥补管理体制和手段上的缺陷，保障社会的安定。而且，政府部门增加了新职能，可以因事设人了。从“消灭城乡差别”角度来看，强制性的户籍制度在稳定农村生产（认为农业第一线人数的绝对值是第一生产力）、防止农村劳动力流失、结构失衡等方面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中国户籍制度的问题不在于如何划分城乡居民，而在于它在城乡居民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中，设置了一道人为的“柏林墙”，这种僵化的管理体制抑制了城乡劳动力的合理流动。结果是，在客观上无情地剥夺了农民向城市文明进军的权利。我们在不愿意农村经济破产的解释下，将农民及其子女长久地禁锢在土地上。这是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城乡利益分配不平等的体现。制度安排上的种种制约，决定了这一时期我国的城市化进程的缓慢及道路的艰难。
二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稳步发展
改革开放，促进了城市经济社会的繁荣和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中国城市化进程彻底摆脱了长期起伏、徘徊不前的局面，城市化水平不断上升。到2000年，我国设市城市从1980年223个增加到663个，建制镇从2 874个增加到19 780个；城镇人口从19 140万增加到45 844万人，净增267亿人，年均增加1 335万人，城镇人口比重从194%发展到362%，年均提高084个百分点。
“文化大革命”后，人们开始认识到城市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它应该既是生产的载体，也是消费的中心，同时还是人类文明孕育的基地，城市必须具有多种功能和良好方便的生活条件。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城市的各类住宅建设得到了迅速发展，住宅建设投资从1993年起每年超过千亿元以上，2000年投入达4 900多亿元人民币，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投入为2 000亿元人民币；同住宅建设相配套的学校、商店以及其他服务业也得到了迅速发展；相对集中的购物中心、大型百货商场、银行服务机构等应运而生；城市交通、通讯、电力等各项基础设施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与完善，大大改善了人民的生活环境。这是中国我国城市发展的新阶段，可以称之为“生活型”城市阶段。这个阶段并没有放弃生产，只不过是把有些工厂，尤其是污染严重的工厂进行治理或逐渐搬迁出去。这个阶段一直延续到90年代末，其特点是突出生活，兼顾生产。进入新世纪，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问题已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城市建设要突出生态环境逐渐成为热门话题。加快城市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提高城市环境品质，优化城市生产生活环境，使城市能持续发展，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小康以后的共同要求。
依托城市搞开发区，建立新的经济增长点，是推动城市调整结构，加快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另一特点。我国东部沿海各省的发展，以建立经济特区和城市开发区为先导，实行对外开放，对内实施市场机制为主的改革。开发区已成为推动我国城市经济、投资、房地产迅速增长新中心。特区与开发区是形式，实质是依托特区、开发区发展建立城市新区，在一个特定地段进行城市环境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生产要素的聚集和产业的升级扩张，与此同时，又依托各中心城市形成不同层次、规模不等、各具特色的经济网络。我国东部改革开放20年来最大的变化是形成了一批新的中心城市和城市带，这些城市成为聚集人口、聚集投资、聚集消费、聚集生产的中心。
目前，中国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城镇，总数大约有4亿人，其中约一半居住在小城镇。到21世纪中叶，中国的人口总数预计将达16亿或更多。届时如果真如一些专家所预测，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达到80％左右，那么中国的城市人口将高于目前全国人口总数。换句话说，在未来的两代人多一点的时间里，城市地区需要吸收8亿多农村人口。中国的人口必然要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作内部的大迁移。不难想像，在这一过程中，每个人的生活不是发生根本改变，便是受到极大冲击。有一点十分清楚，如果不是在1978年前受制于国内的粮食剩余，1978年后受制于对利用国外粮食剩余的疑虑，中国的城市化任务的完成不会推迟到21世纪。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将农民的切身利益与承包土地的收益联系起来，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1981～1984年，我国粮食生产连续4年获得大丰收。在完善粮食价格、税收政策，引进科学技术和建立农产品营销、投资、储备体系的综合作用下，1996年我国粮食产量突破50 000万吨大关。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使我国居民的“菜蓝子、米袋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丰富。1998年，新一届政府宣称：中国的粮食已经出现了仓储上的新危机。这对习惯于“挨饿”和“短缺”的中国人，无疑是一次历史性的飞跃。农业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孕育产业，农业剩余（包括资本、劳动力和产品的剩余）的增加，为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必要的条件。
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动力
中国追求社会转型和城市化已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期间遭遇了无数的挫折和痛苦，至今中国的总体形象还是一个农业国家。在大多数国家里，工业化与城市化是同步进行的。
一 加入WTO为中国城市化带来机遇
加入WTO将对中国的社会、经济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从长期来说，中国获得了加速从农业国向现代化国家转变的更加宽松的外部空间和回旋余地。加入WTO将使中国最终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社会的成功几率大增。一个半世纪以来，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景第一次变得如此光明。
第一，WTO是一个多边协议，以保护和促进成员国之间的自由贸易。中国一贯对本国的粮食安全十分关心，对利用国外粮食的顾虑重重，十分排斥。但是，中国依靠自力获得的粮食安全是以牺牲农民收入和破坏环境为代价的。加入了WTO，将打消中国对利用世界粮食市场的重重疑虑。如果情况要求进口更多的粮食，中国将不必担心受到某个国家的单边制裁。中国进入世界粮食市场的权利会受到WTO条款的保护。国际粮食市场这种制度保障将使中国能够摆脱过去那种不计后果增产粮食的困境，不必再为养活日益增加的人口而牺牲生态。客观上，中国有了放手加速其城市化的进程的回旋余地。即使其粮食生产发生暂时性大幅下降，城市化发展也不必像三年困难时期那样发生大幅逆转。
第二，发达国家和其他国家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所施加的限制，将在中国加入WTO后大为放松。中国不用直接输出劳力，世界各国便可通过进口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吸收中国的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出口行业就业机会的增加将有助于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庭向城市地区作永久性转移。
第三，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最能得益于人口高度集中的服务部门将会获得肥沃的土壤。中国目前服务业占劳动力就业总量的比重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简单的数学计算表明，如果城市化进展得比较平稳顺利，中国服务业可以吸收比目前多得多的剩余劳动力。一般估计，到21世纪中叶，中国人口将达16亿峰值。如果劳动力的参与率为55%，那时中国的劳动力将达88亿，相对1998年增加18亿。假设在今后几十年间，中国愿意根据其比较优势重组经济结构，以便在劳动力密集型部门开发更多的就业机会。
同时假设有10%的劳动力，即约9 000万人仍将继续从事农业生产，30%的劳动力，即约26亿人从事制造业生产，那么中国仍需为53亿人，即占劳力总量60%的劳动力，创造非农就业机会。目前，中国已有19亿劳动力在服务业工作。因此，还需要为34亿劳动力寻找工作。其中的18亿是这一时期内的新增劳动力，26亿是农业部门释放出来的劳动力。初看这个数字，往往令人头晕。但是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80%的劳动力可在服务业找到工作。如果中国的服务业能够得到充分的发展，那么吸收这些剩余劳动力就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当然，这主要取决于中国社会组织水平的提高，具体来说就是城市化的速度和水平。一般来说，城市越大，服务部门在总就业量中所占的比重就越大。
第四，中国将有机会重新调整国内的人口分布，以减少对水资源和生态的压力。目前，发达国家的人口分布越来越取决于水资源的分布。观察一下澳大利亚、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不难看出水资源分布在决定人口分布密度方面的重要作用。中国大部分的水资源和降水都集中在南部。目前，中国人口的空间分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耕地的空间分布。尽管中国北部水资源严重短缺，但是中国42%的人口居住在这一地区，因为61%的耕地分布在这里。一旦人口的大部从农业部门释放出来，他们并不需要全部留在干旱地区。相当部分可以移居到水资源充沛，降水丰富而且全年分配均匀的沿江、沿海或南方地区。在对北部的水资源的压力大大减轻之后，是否需要兴建耗费巨大、生态后果不明的引水工程，就值得三思而行。人是活的，为什么不让人口流动呢？人口流动起来后，南部地区现存的城镇在市场导向下一定会获得优先增长。新兴的城镇也会主要出现在这一地区，以避免未来可能出现的水资源的短缺和包括沙尘暴等在内的生态恶化。
第五，进入WTO将使中国得以通过生产和出口符合中国要素禀赋的产品，以换取土地密集型产品。因此而来的对土地压力的降低意义深远，它会有助于消除人们对一部分耕地因城市化而流失所怀的根深蒂固的恐惧。我们应该认识到，比起用作耕地来，一平方公里的土地用于城市发展所实现的价值要高得多，安置的人口要密得多。目前所有城市的市区面积加起来只有2万平方公里，却容纳了几亿人口。这笔账是谁都能算的。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城市面积在其领土总面积中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容纳的人口却如此巨大，实在是再合算不过的事。
城市化是一项重要的制度创新，它保证企业和居民能够从聚集经济和外溢效应中获益。较高的城市化水平意味着一个经济可以在现有技术和资源水平下更有效率地进行生产。长期以来，由于要素禀赋的先天约束，特别是耕地极度匮乏，使得中国只能生产出有限的农产品剩余。因此在自给自足经济下，中国不可能同时实现城市化的高水平和生态环境的低破坏。为了限制人口向城市地区流动，政府必须对农村居民和农村工业活动，比如乡镇企业，施加严格的政策限制。中国的水资源和耕地资源分布极不均匀，但人口因被土地束缚，无法向水资源充裕的地区流动，使当地的生态日益恶化。
加入WTO无形中使得中国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使其能够最终走出几百年来的困境。中国可以用其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通过自由贸易换取自然资源、粮食产品和高科技含量的产品。因此，中国不再需要像过去那样，仅仅根据本国农产品剩余的多寡来硬性规定城市化发展的速度和水平。在WTO的多边贸易条款下，中国可以在本国需求上升，本国供应正好下降时，不用遣送城市人口下乡或关闭厂房达到平衡，因为可以通过国际粮食市场调剂。同时，当人口的大部不再被人为制定的政策束缚在土地上时，人口的最优分布就很容易实现了。虽然预期中的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快速增长和出口有助于世界吸收中国部分剩余劳力，但剩余劳力将主要靠中国本土吸收，因为城市化的加速会使第三产业获得快速增长的空间，发达国家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反复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进入WTO为中国加速城市化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使中国能够根据其动态的比较优势进行生产结构的重组。阻碍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那些传统束缚将不复存在，或至少得到放松。城市化是提高经济效率，降低失业率，吸收大量国内剩余劳动力的关键一环。中国在制定城市化政策的时候必然会面临种种艰难的选择。中国政府应该利用外部空间获得回旋余地，获得发展的大好机遇，不失时机地对城市化、人口流动以及户籍制度等问题采取高瞻远瞩的政策。可以预言，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在获得城市化成功之时，不仅将彻底改变自己的落后形象，提高整个民族的素质，而且可以显著地改变整个世界的面貌。
二 经济结构转换：城市化进程的强大动力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单一，片面强调农业“以粮为纲”，工业“以钢为纲”，将占总人口80%以上的农民长期禁锢在封闭的农村。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结构全方位，多层次的变化。乡镇企业、三资企业崛起和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快列车”和加快城市化的动力。
1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村出现了大量剩余的劳动力，世世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开始走出传统农业的藩篱，探索新的生存致富之路。乡镇企业就是我国农村经济结构转换中创造出来的一种新形式。到1998年，乡镇企业已从1978年的152万个，发展到2 003 万个；就业人员从2 826万人增加到13 050 万人（占全国从业人员比重由7%提高到1875%）；总产值达到17 659亿元，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农村社会增加值的2/3，工业增加值的45%，出口创汇的38%和财政收入的1/4。
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部门转移提供了便利。由于乡镇企业在总体上要比国有企业、三资企业和城市民办工业的资本技术密集度低，其成本低和区域性强的特点便于吸纳和安排农村劳动力，使之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离土不离乡”就地转移的主要途径。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农村约有1.5～2亿的剩余劳动力，其中1亿多即70%左右被乡镇企业吸收，其余的约30%流入城市的民营企业、三资企业或从事建筑、运输、服务等经济活动。
乡镇企业与城市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经济联系，受城市工商业的引导和推动，并以农村工业化来带动了农村的城市化和现代化。近年来，在中国的沿海地区，如广东、江苏、浙江等省，乡镇企业已经成为当地农村城镇化和城市化的主要力量，带动了一大批新兴小城镇崛起和发展。如浙江龙港“农民城”十多年前不过是一小渔村，广东的顺德市也是从小集镇发展成一新兴的现代化城市。这种“农民集资——兴办企业——建设乡镇”的城市化道路，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由国家投资的城市化有着根本区别，可称之为中国城市化的创举。对中国这个拥有10亿农民的国家来说，这也是政府投资为主推动城市化进程的必要补充。
2三资企业迅猛发展
改自革开放以来，中国已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城市、沿江地区、沿边地区及内陆地区全方位、多元化的开放格局。大量外资的涌入，不仅带来了资金、技术和高附加值的产品，也带来了新的经营管理观念、生产方式和就业观念。三资企业一方面通过引进技术、产品，在农村开辟新的生产领域，推广现代化生产方式，加快了农村的现代化；另一方面，通过发展加工业、开采业和制造业吸纳了一部分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其用工制度上的自主权，用工不受计划限制，不以国家分配指标、户口、身份、等级为用工标准，而是以能力和需要为标准，以岗定人，择优录用，从而打破了我国用工制度的陈规陋习。合同工，这种由三资企业引进的用工形式，给广大农村劳动者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使农民“进城、从工”不再是梦。而在三资企业较发达的地区，一批新型城市也拔地而起，从过去无人知晓的小村镇成长为现代化的都市。
3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
建国初期，我国的农业产值在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高达58.5%，经济发展中偏重工业，忽视轻工业的发展；只重视物质生产领域的发展，不重视为生产和消费提供服务的第三产业发展。产业结构的不协调，不仅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也阻碍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改革开放20年，我国已形成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经济瓶颈”的问题，钢、煤、原油、发电量、水泥、化肥、化学纤维、布、糖和电视机等产品的产量已居世界前列，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过剩。
在工业生产能力不断提高的同时，我国的第三产业也迅速发展起来。这使国民经济中产业的结构和从业人员的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78年我国第一、二、三产业在GDP的比重分别为28.1%、48.2%和23.74%，到1998年这一比例分别成为18.4%、48.7%和32.9%，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已达到1.87亿人，占全国从业人员的49.8%，超过第二产业1.6亿人（占从业人员的23.5%）。尽管目前我国第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仍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如美国、日本和德国的第三产业人员分别为72.28%、 62.7%和 59.4%。但是，产业结构的变化表明中国已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一个日趋强大的工业国。而第三产业具有经营范围广、就业机会多的特点，不仅给城里的下岗职工带来了新的就业机会，也为农民进城敞开了致富的门路。一些城里人看不起眼的环卫工、小时工、修理工及理发、裁剪、运输等服务行业，都成了农民进城的跳板，给劳动“边际效益为零”的农民带来了致富的希望。
三 制度创新：城市化的加速器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实行城乡分割的劳动管理制度，一方面限制农民无组织外出打工、“农转非”的指标，并通过户籍管理、粮油副食品定量供给将农民禁锢在农村，不能自由迁移。另一方面，对城市劳动力，政府实行“统包统配”制度，企业无用工自主权，劳动者也没有择业、流动的权利，职工的工资、福利（住房、医疗、养老）均由国家负担。这种制度安排人为地限制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阻碍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
户籍制度在实施时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对策。从本质上看，户籍制度是一种社会屏蔽制度。1949年以后，我们曾尝试了打碎阶级的实验。先是在50年代初进行了土地革命。接着，在1956年实行了城市私营经济的改造。到了50年代中后期，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关系，并不存在经济意义上的阶级关系了。从法律上说，财产资源属于全民所有或集体所有了。然而，全民所有与集体所有究竟应该怎样实现，却是件难事。因为，财产、资源的分配需要一定的规则、秩序。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建立起一种社会屏蔽的机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户籍制度便应运而生了。该制度将人口的大多数限制在农村，仅允许居住在城市的人享有城市的基础设施。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在城市和农村人力资源配置的基本倾向就是试图最大限度维持较多农村人口和较少城市人口的格局。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与城市化相关的政策、制度发生一系列重大的变化。80年代初，多年阻碍城乡劳动力流动的定量供应制度逐步被取消了，城市居民原有的特权减少了，户口已不再是农民进入城市的必要条件，农民进城再也不必为吃、穿、用等生活必需品发愁了。1985年7月，公安部出台了《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暂行规定》。按此规定，凡在城镇开店、办厂、从事建筑、运输、服务行业等暂住人口，可由所在地公安派出所发给《寄住证》。这无疑是对农民进城经商务工是一种认可和鼓励，它标志着中国僵化的户籍制度开始松动了。
1996年7月，国务院颁布了《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面向社会、分开招聘、全面考核、择优录用”的新型劳动合同制的建立，为劳动力供求双方提供了更多的自主权，促进了劳动力的合理流动。“流动人口”、“民工潮”就是在劳动制度改革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接踵而来的是城镇职工住房、医疗、养老和教育等多种福利制度改革。为了鼓励居民购房，消化空置的商品房，一些大城市甚至出台了以商品住房加本市户口的“捆绑式出售”。尽管这些市场化的改革在蔑视“城市特权”的同时，有推崇“以钱买路”之嫌，但它毕竟为富裕了的农民进城享受多彩的都市生活又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户籍制度、商品供应制度、劳动用工制度及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等一系列的变革，无疑有助于加快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虽然目前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依然存在，但已经很难再像过去那样成为控制农村人口到城里谋生存、求发展的主要障碍了。
在市场环境下，劳动力流动有两条基本规律：第一，劳动力总是从价格低的地方流入价格高的地方；第二，流动人口的经济活动能力高于流出地人口的平均水平。市场配置的结果是将十分有活力的年轻劳动力与资本密集的东部沿海区域相结合，与投资高度密集的城市区域相结合，此种结合的结果，当然会创造较高的效益。
城市发展将带来大量新的就业机会，如建筑业、服务业、家具业、装修业、教育培训业、信息服务与咨询业等，必将随着城市规模扩张而迅速扩张。城市原居民完全具有比“后来者”更有优势的竞争条件，开放大城市户口未必导致城市失业加重。因此，从经济增长角度看，早日放开大中城市的户口控制应该会形成更强大的社会需求，从而拉动经济更快增长。
除少数特大城市（例如北京、上海）外，应尽快改变户籍制度，全面放开户口控制，使劳动力在城市与农村之间能够自由流动，并取得平等的就业和受教育权利。这必将加速建立在城市基础上的第三产业的发展。
城市化不是简单地将农民成建制地迁入城市，而是一个自然的经济发展过程。城市发展需要的是有较高科学文化的人才和劳动力。低素质的、不符合城市发展需要的大量人口进入城市，必将带来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因此，必须为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建立渠道。这个渠道就是教育。
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调整投资方向，加大教育产业投资力度，提前普及１２年义务教育，并作为事业来发展，由政府主导投资。与此同时，加快民办高等教育产业化发展，进一步加速发展高等教育产业。鉴于当前多数农民家庭负担子女上大学存在经济困难的现状，政府要大幅度增加奖学金和助学金，使得更多的农民子女能够在优惠的条件下接受高等教育。教育是外部效益非常强的产业，政府有责任扶持。
无论是西部大开发还是各种扶贫工程，都应该转向教育扶贫和人力资源开发。在贫困的农村与城市之间修建高速公路，耗费巨额资本，而且无法收回。这不如在人口较为集中的乡镇地区和城市建立更多的教育基础设施，由政府出资，通过选拔，把农民子女送进学校学习，使他们具备融入城市知识经济社会的能力。这可以通过各种社会联系，使更多的农民进入城市工作和生活。这样做的结果将是：随着农民人数的减少，农村劳动力人均耕种的土地资源增加，农村的人均收入将会较快提高。仅仅在农村修建公路只能解决眼前的短期就业问题，不能适应知识经济发展的需要，因为在农村无法发展知识经济。
大中城市放开户籍管理后，必然有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大中城市。由于当前中国的城乡劳动力报酬水平差距过大，农民进入城市后，必然以较低的“期望报酬”与原来的城市居民进行就业竞争，短期内有可能对原来的城市劳动力就业产生“挤出效应”，增加城市失业压力。这必将遭到原城市居民的反对，造成城市社会问题。为防止这种问题发生，政府必须通过加速改革的途径，加快完善社会失业保障系统，以维持城市社会的稳定。
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战略选择与前景展望
根据国际经验，当一国经济进入长期、持续、稳步增长的时期，城市化也将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世界银行对全球133个国家的统计资料分析表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于30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城市化水平仅为20%；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700美元提高到1 000～1 500美元，经济步入中等发展国家行列时，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达到40%～ 60%。中国作为农村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在未来的十几年中，我国的人均GDP将从1997年860美元，提高到2010年的1 200美元甚至更高，经济的发展将推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 这是一个不可违背的客观规律。
一 城市化：启动消费，促进经济发展的现实选择
自亚洲金融危机后，通货紧缩出其不意地降临到习惯于短缺的中国人头上。面对市场疲软、企业亏损、银行惜贷、劳力闲置、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和周边国家经济复苏缓慢的多种困难，“扩大内需”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
然而，通货紧缩不是一种简单的货币现象，而是一种实体经济现象，是实体经济中供需不对称和结构失衡的表现，“是新的投资领域不断开发和生产率不断提高造成了供给的大规模增加，从而导致物价普遍下跌与人们的收入的增长却比较缓慢”的结果。
消费不仅是生产的最终目的，也是促进生产发展的巨大动力。在我国经济告别短缺逐步向买方市场转变的新形势下，居民消费在引导生产、推动国民经济发展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在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构成中，最终消费率一直占60%左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保持在50%以上（1990年除外）。而在最终消费中，居民消费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已从1978年的78.6%，上升到1998年的802%。这意味居民消费对国民经济的增长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是，自90年代以来，农村居民消费所占居民消费的比重不断下降，已从1978年的62.1%降至1998年的47.1%，几乎每年平均下降一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消费比重的大幅度下降，不可避免地导致其对国民经济增长贡献率下降，已从1978年的31.93%降至1998年4.64%。这表明，农民消费需求不足是我国有效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国有着世界上少有的“超级消费市场”。市场的消费主体是12亿国民，但是，理应成为启动市场的主力的9亿农民却消费需求不足，人数上的优势从来没有使他们成为市场的“主导者”。从消费总量分析，农村人口是城市人口的3倍，但消费总量仅为城市居民总消费量的91%，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城市居民的1/8。
著名的经济学家D·W·乔根森在补充和发展二元经济理论中，从消费结构变化的角度分析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问题。他认为，农业剩余和消费结构变化是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转移的根本原因，因为人们对粮食等农产品的需求是有生理极限的，而对工业品的需求则是无极限的。当农产品生产能充分满足需求时，农业发展就失去了需求的拉动，农村劳动力开始转向需求旺盛的工业部门。
乔根森的消费结构理论对我们分析城市化与改变农民消费结构的关系是颇具启迪意义的。工业消费品不足需要靠农村要素的转移来实现，农民消费结构乃至整个国民的消费结构升级同样有赖于城市化的拉动效应。因为，在人地矛盾日趋尖锐情况下，城市化是解决农民生存与发展问题有效途径之一，城市化能大幅度地提高农民的收入，为扩大农民消费储备能量。而且城市是启蒙农民消费的大课堂，它将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消费行为，使农村居民的消费能量真正释放出来。不难想像，如果在未来的10年，我国的城市化水平每年能以1.2%速度递增，即从目前的30%到2010年提高45%，这意味着每年将新增城市人口约2 000万，这样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所产生的消费需求无疑是巨大的。
其实，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多少已经走到了生产和消费的极限，向一元化的城市化发展、升级，不但是当前启动消费的需要，也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中国作为一个拥有数亿农民的国家，如果没有农民收入的增长、消费需求的增长，仅靠投资引导的经济繁荣是难以持续。
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目前通货紧缩成因的不可逆性，我们可以看到消费结构升级滞后只是多种不对称的一个方面，在产业和技术转移中，中国已踏上了两条无可奈何的“不归之途”：当国际上发达国家转移了旧技术产业（但对落后的中国却是“新”的），完成了其经济结构的调整升级时，中国则是城市向农村转移了旧技术产业，保留了传统生产力。多年来，我们恰恰是在二元经济结构中安于对已过剩的旧技术产业不断投资、重复建设。对旧技术产业投资过多、保护过度，直到生产能力过剩引起通货紧缩才紧张起来。如果我们将宝贵的资金和劳动力用在城市化上，用在第三产业上，用在真正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上，可能会使更多的农民实现“小康消费”的梦想。
二 21世纪中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
中国城市化有着许多发展中国家没有的困难和阻力，根据1999年联合国的世界经济发展报告，在21世纪，中国将面临人口、就业、资源和环境上的“四大挑战”。那么，我们能否正确地处理中国人口的巨额增长问题，使之成为最重要的社会生产力；能否以经济、产业和技术上的革命，为国民提供更多的就业和发展的机会；能否利用相对贫乏的资源，创造性地使社会消费和生产达到中等国家的水平，并保障经济环境在持续发展中处于优化状况，均有赖于城市化发展战略上的正确选择。
第一，坚持效率的原则，完善以大城市为龙头的城市化体系。
按照我国现行的城市等级划分法，城市按市区非农业人口的数量分为五等：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我们提出大力发展和完善以大城市为龙头的城市化体系的设想，在于大城市有着许多小城镇无法比拟的优势和潜力。
首先，大城市规模经济的优势强。正如恩格斯所说的 “集聚效应”揭示了大城市的客观发展规律。大城市是以产业和人口高度集中为特征的，这种密集经济为现代化、专业化的生产协作与联合提供了有利的空间环境，也为有效地利用土地资源、金融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源、信息资源和公共服务设施等奠定了基础。正因如此，城市经济的规模效益总是大大地高于农村经济，城市的规模大，规模经济的效益也就越高。以世界公认的大都市为例，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般在3 000美元以上，GDP占全国的比重也比较大。
例如，东京GDP占全国的186%，伦敦占17%，汉城占26%左右。在我国，大城市在国民经济中同样占有重要的地位，国家统计局城调队对全国城市的调查显示，1996年全国666个城市实现国内生产总值47 074.2亿元人民币(不包括市辖县)，占全国的68.6%，城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9 138.6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6倍。其中综合实力最强50个城市仅占全国土地面积的0.9%，人口的9.1%，却创造了占全国27.1%的国内生产总值，41%的财政收入和32.8%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1998年，北京和上海的GDP分别占全国的2.5%和4.6%。
其次，大城市创造就业机会多，就业潜力大。综观各国的人口流动，人们多首选大城市而居，并不是因为他们偏爱“城市病”，而是大城市经济效益高，就业容量较大，具有从政、务工、经商、教育、科技、信息、交通、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交流等多种就业机遇和选择，因此吸引人口向大城市集中。
最后，大城市除了具有聚集效应外，还有不可低估的扩散效应和辐射作用。大城市作为生产、金融、贸易、交通运输、信息和服务的中心，通过技术的转让、产业转换、资本的输出、信息的传播等多种方式，可以带动周边的中小城市和地区的迅速发展，从而形成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如20世纪初纽约大城市中心地位的确立，带动了美国东部沿海城市乃至五大湖周边地区的发展。在我国，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是中国最大的城市群，也是中国经济最活跃、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和环渤海城市群也是在大城市广州、北京、天津、大连等大城市的带动下迅速崛起的。
在21世纪，中国要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积极发展大城市，才能造就出纽约、伦敦、东京式的国际化大都市，参与国际分工与竞争；才能造就出更多像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的现代化城市群，提高中国经济的整体实力和效益；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取得增强城市规模效益和就业安置能力的“双赢”成效。因此，我们不能“因噎废食”，以大都市“城市病”为理由，盲目限制大城市的发展。
在发展和完善大城市的建设中，我们应遵循经济发展的规律，不断调整优化大城市的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的升级转换。政府在此关头应以积极就业的政策，来引导大城市就业市场的扩容和开放，并在城市化中更多地担负起脱贫、安置、管理、教育、改造和服务中国大多数农民的新历史性使命。
坚持在城市化中以大城市为龙头，还要努力提高城市间、城乡间的横向联合效率，在区域上形成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化地带”，系统地发挥出城市化区域的集聚效应，吸引更多的农村人口，带动农村经济改造和升级。在中国以东北、华北、西北、华东、华南和西南既有的大城市为中心，以产业调整为动力，完全有潜力形成不同的“城市化地带”，并以相对较小的城市面积吸纳较多的人口。这在世界上并非梦想，美国东部沿海城市带，面积仅仅为美国的1%，却容纳了美国总人口的20%。
第二，坚持节约资源的原则，正确引导中、小城镇的健康发展。
中国虽地大物博，但人均的资源拥有量却十分有限。以土地资源为例，我国国土面积居世界第三位，但人均占有土地仅为世界人均土地面积的29%。1958～1995年间，由于乱占耕地、盲目开发造成耕地净减少2.53亿亩，年均减少665万亩。目前，我国人均土地、人均耕地、人均林地和人均草地分别为12.6亩、1.59亩、1.69亩和3.8亩，大大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有限的土地资源，决定了中国城市化不能走盲目扩张的道路。但是，我们以大城市为“龙头”，也并不否定中、小城镇的发展。在战略决策上我们应该切记的是：中国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科学教育水平和经济能力，一般都比较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通常多采取就近转移的方式，而小城镇更接近农村，便于吸收农村劳动力等，这为在中国发展小城镇提供了最有力、最具可能性的依据。
此外，小城镇在很大程度上是农民的一种自发行为，是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建设资金投入少、成本低，也是促进小城镇发展原因。例如，浙江的龙港就是在改革开放中，全部由农民集资1.5亿元建设的可容纳10万人的小城市。在199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我国政府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发展小城镇是一项大战略，要坚持布局合理、规模适度、规划科学、注重实效的原则，运用市场机制，更多地发挥民间投资的作用，加强政府引导。如何加强政府在小城镇建设中的引导作用，亟待探索。
目前，我小城镇数量多、规模小、用地超标和盲目建设的问题极为严重。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小城镇每年新增约1 000个，建制镇规模1～5万人，其中1～2万人的居多。如按非农业人口计算，建制镇只有3 000～6 000人。城镇规模小造成经济结构单一，就业机会少，经济效益差，结果是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或建了拆，拆了建，造成极大浪费。此外、盲目建设造成小城镇土地利用严重超标。我国现有的600多个城市，建成区面积17 940平方公里，人均占地101.6平方米；其中有400多个城市人均占地超过规定的人均100平方米。而村镇人均用地高达192平方米，比规定的标准120平方米高38%。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这种粗放的经营方式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在全世界日益重视以资源和环境为城市化新标准的今天，我们对中、小城镇资源利用、环境质量、集聚效应和就业容量上的“四低问题”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在分析中国“城市病”的认识上，如果启用更为科学的“规模比率系数”，就会发现中国的中、小城镇的“城市病”，一般要比大城市更严重，而且其预防、治理的难度和成本更高。在自然环境重于人工环境的新世纪，为节约和有效地利用宝贵的资源，中国城市化的战略重点，应把小城镇的发展融入与大城市、城市群及整个地区经济发展大循环，使之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并要根据各地的产业基础、经济结构、资源禀赋、地理环境等，合理规划，不断完善现有小城镇的功能和发展新的小城镇，这样才能逐步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布局合理，功能齐全，各具特色，大、中、小城市相互协调的城市体系。
第三，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在经济基础上，我们要彻底打破城市与农村的传统分工，以中心城市为依托和辐射，分阶段从传统的主业、辅业向城乡“三大产业”协调发展过渡。
首先，国家要进一步增加对农业的物质、资金和技术投入，推广先进的科学技术、优良品种，提高农业抗灾能力和机械化水平；提高农业的生产率，保障生活和生产资料供应充裕；加强农产品的市场体系建设，保证农民增产也增收；加强农业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保证农业赖以生存的水、土地和空气不受污染；此外，在保证中国主要农产品安全供给的基础上，开辟国际农产品市场，探索农业新产品供需调节的新途径，以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其次，政府应制定积极的产业政策，提高农村的工业化水平，把产业升级与乡镇工业发展和城市化发展结合起来。乡镇企业要积极开发有前途、有市场的农产品，并依托大城市、大工业加快产品的更新换代，这样有利于提高乡镇工业产品的竞争力，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鉴于我国农村人口众多，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优势，我们应鼓励城市和乡村共同开发技术含量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不仅可以提高我国城市化的水平，增强国力，还可以解决我国的就业问题。
最后，要进一步完善城乡经济循环体系，发展新兴的统一市场，促进资源和信息共享，并以有力的政策扶持农村信息、文化、教育、旅游、社区服务和中介服务的发展。这样才有利于彻底改变我国农村封闭、落后的局面，提高农村人口的素质和技能，使他们也能够享受现代社会的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生活，从而改变他们的生存方式，提高生活质量。
在上层建筑领域，要改革不适应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目前城市的劳动用工、住房和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为新世纪的城市化发展提供宽松的环境，而改革长期不平等的城乡户籍制度更是当务之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就是要改变以职业和商品粮供应为标准划分农业、非农业人口的做法，逐步建立以居住地划分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的户籍制度，以经济手段来调控城乡的人口流动，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实现城乡一体化管理，从而为城乡劳动者创造一个公平竞争、择优高就的工作和生活发展氛围。
三 建设生态型城市：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方向
1972年，联合国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大会”，首次将世界113个国家的代表聚在一起，并就人类必须保护自己生存的环境达成若干共识，发表了《人类环境宣言》。1976年联合国又在温哥华召开“人类居民点大会”，提出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居民点环境建设与保护的一件大事。1987年联合国环境署理事会在内罗毕通过了《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声明》，明确将可持续发展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并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能满足人类目前的需要，又不对子孙后代的发展及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1992年，联合国在里约热内卢召开“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环境与发展宣言》及《21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性文件，得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最高级别的承诺。此后，1994年中国政府也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基本国策之一。
自从18世纪工业革命，近代城市化开始，到20世纪初，工业、贸易托拉斯出现，经济全球化萌芽以来，随着现代交通、通讯技术的进步，地球正变得越来越小，世界范围内统一进行生产、金融、贸易等活动变得越来越频繁和容易。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一趋势随计算机互联网的出现而迅速发展，经济全球化作为一种趋势日益明显，生产、金融、贸易、文化科技、体育等交流不仅遍及世界各国，而且其管理、统一控制及专业化服务日益集中在少数中心城市及其密切关联的城市群。使原来地理上分散的活动，在功能上、管理上逐渐整合为区域的甚至全球层次的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的统一的体系。人类的发展正面临一些全新的重大问题，即人口进一步向有利的大城市或其附近地区迁徙聚集，造成人口爆炸，环境恶化，区域差异进一步加大。从世界范围看，虽然城市建成区面积只占陆地面积的2%，但城市财富的产出与城市废弃物的排放都占到全球总量的70%以上。
比如，城市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占地球总排放量的78%，大量的二氧化碳不仅引起全球气候变暖，造成海平面上升，而且造成城市的热岛效应。这些效应阻滞城市大量污染物扩散，同时也导致城市局部地区气象条件的改变，以致生物链的改变，这些因素的综合，又将影响人类的健康生存。城市因人口与产业的过分集中，还产生一系列的影响人类生存和正常发展的多项负效应。如空气污染效应，使大气水体质量下降，恶臭增加，酸雨产生；光化学烟雾导致大气能见度降低。又如密集的高层建筑物和过量地抽取地下水、石油、天然气等，导致城市地面沉降，造成建筑物、交通设施损毁，海潮倒灌，地表积水等人为公害。城市的过分膨胀和人口的过分集中还将导致城市对能源、水资源、森林资源等自然资源的极大消耗，伴随这些不可再生的资源的巨大消耗，人类将失去进一步发展的基本条件。此外，特大城市建造的大量人工环境还造成交通拥堵、地价与房价的昂贵，以及视觉、心理上的不适应。保护环境，已成为人类城市化发展中的共同课题。
我国改革开放的20年，也使我们懂得城市生态环境不仅依赖于经济，它也是构成经济环境的重要基础，只有创造一个宜人美好的生产、生活环境，才更有利于吸引人才，吸引资源，发展经济。放眼全球，通观古今，展望未来，我们的城市发展、建设与管理，都要把生态环境放在重要地位。在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更要有意识地创造和保持良好的城市生态环境，这是今天发展，未来继续发展的基本要求。
我国城市化的发展根据已制定的2000～2005年的第十个五年计划，每年城镇人口增长将在1 500～1 600万人，人口城市化率每年提高约一个百分点，五年计新增约8 000万城镇人口，其中近一半来自农村居民的迁徙转化。对城市领导者和各专业城市工作者，这是一个十分艰巨，带有很大挑战性的工作。如何在迅速发展中保持城镇的良好生态环境，这不仅对中国，对全世界的城市化和经济全球化也将有重大的影响。
基于对近代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经验的总结和我国近半个世纪城市化曲折过程的思考，有学者系统提出了解决人居环境的五项原则：正视生态的困境，提高生态意识原则；人居环境建设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的原则；发展科学技术，推动经济发展、社会繁荣与人居环境建设方式多样化，技术多层次的原则；关怀广大人民群众，重视社会发展整体利益的原则；科学追求与艺术创造相结合的原则。
五项原则中，生态原则作为首要原则提出，这是因为在人类每一次“征服”自然的胜利后，都遭到大自然的报复，从而认识到人类属于自然，人类的需求、生存都依赖大自然；而迅速的工业化、城市化使资源短缺，环境恶化日益严峻；城市的蔓延，土地的开垦，过渡的放牧，荒漠化扩大，使保护环境，持续发展尤显迫切。解决城市生态环境，首先，要对城市的产业结构及生产工艺按生态原则进行调整、改造。其次，要大力推进城市内的绿地系统建设，加强城市郊区的生态农业建设，形成城乡复合生态系统；城镇生态环境还包括城镇社区的生活废弃物的就地无害化处理，并将它资源化、能源化，进行再开发，再利用。
良好的人居环境建设本身要求以一定经济实力为基础，近年我国城市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建设，房屋及有关配套建设投入等已构成重大的经济活动，有的已成为重要产业。这些巨大投入，又在迅速形成更巨大的积累，良好的人居环境又不断吸引来先进技术装备，吸引掌握新兴技术与管理的人才，增加大量就业岗位，促进了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实力增强。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是人居环境建设的重要原则。
经济发展，社会繁荣，人居环境建设中的许多难题，可寄希望于科学的发展与新技术的运用。但社会与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只有保持发展方式的多样化，技术水平的多层次化，才能恰到好处地推动各方面协调发展。所以适用先进技术永远都是人居环境建设应遵循的原则。
人居环境建设要面向广大群众，重视社会群体。经济发展是中心，社会发展是根本。以追求利润为动机营建城市，以满足少数人或个别阶层需求为依据进行决策，是完全错误的。现代城市建设不仅仅是建造鳞次栉比的建筑群和高档次的别墅居式住区，更重要的在于创造惠及广大群众的物质与精神文明。这样，就要面向广大普通群众使居者有其屋，就要为老年人、残疾人、成年人、未成年人准备多种多样，适应不同需要的生活与休憩空间，就要加强社区建设，使不同家庭、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阶层，本地居民、外来居民，都能和谐共存于一个美好的社会环境之中。总之，我们的城镇是人民的城镇，要加强城镇的人民性，就要遵循城镇环境建设的社会原则。
发展经济与技术，同追求城镇艺术，尊重城镇的文化传统是一致的。我们当然要积极发展经济，但最好的经济模式要关心人、陶冶人；我们当然要尽可能采用先进科学技术，但如果先进的科学技术不能与传统文化相结合，则先进技术难以生根，并被广泛运用，甚至以失败告终。环境建设还要同艺术美学结合起来，对于规划师和建筑师来说，“最终要使人类环境具有良好的空间组织形式和完美的艺术形象，这是一种别具一格的艺术创造"。就城镇环境来说，应该为工业、商业、金融等服务业，为科学、技术、文化、艺术、教育、体育、医疗卫生、游戏、娱乐、旅游等人文活动，提供各种不同的空间环境，使其各得其所，而又不互相干扰。
总之，生态观、经济观、科技观、社会观、文化观是发展人居环境的五项原则。五项原则中，生态环境原则不仅列首位，而且它也影响着其他原则。各项原则互相关联，但都是在一定的环境中，按可持续发展的总原则延伸和起作用。我国正迎来城市化的新阶段，愿人们在这个新阶段中能以生态环境为重点，各项原则协调发展，建设美好家园。我们的任务是发展经济，我们的目标是创造宜人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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