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

    六家

    【原文】

    自古帝王编述文籍，《外篇》言之备矣。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榷而为论，其流有六：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今略陈其义，列之于后。

    《尚书》家者，其先出于太古。《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故知《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观书于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删其善者，定为《尚书》百篇。孔安国曰：“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尚书璇玑钤》曰：“尚者，上也。上天垂文以布节度，如天行也”王肃曰：“上所言，下为史所书，故日《尚书》也。”惟此三说，其义不同。盖《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至如《尧》、《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贡一篇惟言地理，洪范总述灾祥，顾命都陈丧礼，兹亦为例不纯者也。

    【译文】

    古来帝王编撰记述文书典籍的情况，本书《外篇》里已经谈得够详尽了。古今往来，世事变异，质文也交替变革，各种历史著作的体例，不能固定不变。经过研讨得出了结论，它的流派，可以分成六家：一是《尚书》家，二是《春秋》家，三是《左传》家，四是《国语》家，五是《史记》家，六是《汉书》家。现在简略地陈述他们的概况，分列在后面。

    《尚书》家，它来源于远古。《易经》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效法它们。”由此知道《尚书》的起源是很久远的了。到了孔子在周朝王室观看各种文献资料，得到虞、夏、商、周四代的典籍，于是节取其中好的，定为《尚书》百篇。孔安国说：“因为它是上古的书，称它为《尚书》。”《尚书璇玑钤》说：“尚就是上。上天垂示文理征象，陈列节序度数，好象上天按自己的意志在运行。”王肃说：“帝王说的话，下为史官所记录，所以称为《尚书》。”推究这三种说法，它的意思不一样。大概《尚书》的主要内容，本在发号施令，是为了宣扬王道的正义及面对臣子们发表的谈话，所以它所记载的，都是典、谟、训、诰、誓、命这类文体。至于像《尧》、《舜》二典直叙人事，《禹贡》一篇只谈地理，《洪范》统统记述灾祥，《顾命》大都铺陈丧礼，这些一也就是《尚书》记言体例不纯的地方了！

    【原文】

    又有《周书》者，与《尚书》相类，即孔氏刊约百篇之外，凡为七十一章。上自文、武，下终灵、景。甚有明允笃诚，典雅高义；时亦有浅末恒说，滓秽相参，殆似后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若职方之言，与《周官》无异；时训之说，比月令多同。斯百王之正书，《五经》之别录者也。

    《春秋》家者，其先出于三代。按《汲冢琐语》记太丁时事，目为《夏殷春秋》。孔子曰：“疏通知远，‘书’之教也”；“属辞比事，《春秋》之教也。”知《春秋》始作，与《尚书》同时。《孟子》曰：“晋谓之乘，楚谓之梼杌，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然则乘与纪年、祷杌，其皆春秋之别名者乎！故《墨子》曰：“吾见百国春秋。”盖皆指此也。

    【译文】

    又有《逸周书》，和《尚书》相类似，就是孔子删定百篇以外的，总共为七十一章。上起自文王、武王，下终于灵王、景王。内容明确可靠，浑厚真实，文辞典雅，义理高深，但也有肤浅陈旧的说法，一些糟粕参杂在里面，大概是后来好事的人所增补的。至于其中《职方》篇的文字内容，和《周礼》没什么区别；《时训》中的说法，又与《月令》大多相同。这是历代帝王的经史，《五经》以外的同类记载。

    《春秋》家，它最先出现在夏、商、周三代。按照《汲冢琐语》记载太丁当时的事，称为《夏殷春秋》。孔子说：“沟通古今，了解往事，是《尚书》的教化”；“连缀文辞排列史事，是《春秋》的教化。”从这里得知《春秋》开始著作和《尚书》同时。……孟子说：“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其实是同一种书。”那么乘和纪年、梼杌，恐怕都是春秋的别名吧！所以墨子说：“我看见过百国春秋。”大概都是指这些一吧！

    【原文】

    逮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观周礼之旧法，遵鲁史之遗文；据行事，仍人道；就败以明罚，因兴以立功；假日月而定历数，藉朝聘而正礼乐；微婉其说，隐晦其文；为不刊之言，著将来之法。故能弥历千载，而其书独行。

    又按儒者之说春秋也，以事系日，以日系月；言春以包夏，举秋以兼冬，午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苟如是，则晏子、虞卿、吕氏、陆贾，其书篇第，本无年月，而亦谓之春秋，盖有异于此者也。

    至太史公著《史记》，始以天子为本纪，考其宗旨，如昔《春秋》。自是为国史者，皆用斯法。然时移世异，体式不同。其所书之事也，皆言罕褒讳，事无黜陟；故马迁所谓整齐故事耳，安得比于《春秋》哉！

    《左传》家者，其先出于左丘明。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受经作传。盖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后人。或日传者，传也，所以传示来世。案孔安国注《尚书》，亦谓之传，斯则传者，亦训释之义乎？观《左传》之释经也，言见经文而事详传内，或传无而经有，或经阙而传存。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信圣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

    【译文】

    到了孔子编纂《春秋》，于是考察周代礼仪的旧法，遵照鲁国史书的遗文；根据行事，依照人道；从失败以判明处罚，由兴盛而确立功劳；凭借日月而确定推算岁时节候的次序，依靠定期朝见天子而正定礼乐制度；使他的言论含蓄委婉，使他的文辞隐晦不明显；成为不可磨灭的言论，彰明将来的规范，所以能够长久地经历千年，而他的著述能独行于世。

    又考察儒家学者对春秋的解释，用事依附于日，用日连缀着月；说春以包括夏，举秋以兼顾冬，一年有四季，所以交错举出作为所要记述的名称。假如是这样，那么《晏子春秋》、《虞氏春秋》、《吕氏春秋》、《楚汉春秋》，它们的篇章次第，本来没有年月，却也称做春秋，和这是有区别的。

    到太史公撰写《史记》，开始把天子的事迹写为本纪，考察这种写法的宗旨，有如往昔的《春秋》。以后撰写国史的，都用这种方法。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朝代的不同，体裁格式也不同。他们所记述的事情，都是言论少有赞许忌讳，事情没有降升抑扬，所以司马迁自己也说“整理旧事而已，如何能与《春秋》相比呢！”

    《左传》家，它最早出于左丘明。孔子著《春秋》之后，左丘明承受《春秋》而作《左传》。传，意义源于转，把所接受的经的旨意，用以转授给后人。又有的人说传，意义源于传，用来流传后世。根据孔安国注释《尚书》来看，也称为传，那么，传也就是解释的意思了。观看《左传》的解释经义，言辞见于经文而事情的详细情况却在传里，或者是传里没有的而经文里有，又或是经文没有的而传里有。它的言辞简略而切要，它的记事详细而广博，确实是圣人的羽翼辅佐，释经著作中的首位。

    【原文】

    《国语》家者，其先亦出于左丘明。既为《春秋内传》，又稽其逸文，纂其别说，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越自周穆王，终于鲁悼公，别为《春秋外传·国语》，合为二十一篇。其文以方《内传》，或重出而小异。然自古名儒贾逵、王肃、虞翻、韦耀之徒，并申以注释，治其章句；此亦《六经》之流，《三传》之亚也。

    暨纵横互起，力战争雄，秦兼天下，而著《战国策》。其篇有东西二周、秦、齐、燕、楚、三晋、宋、卫、中山，合十二国，分为三十三卷。夫谓之策者，盖录而不序，故即筒以为名。或云，汉代刘向以战国游士为策谋，因谓之《战国策》。

    《史记》家者，其先出于司马迁。自《五经》间行，百家竞列，事迹错糅，前后乖舛。至迁乃鸠集国史，采访家乘，上起黄帝，下穷汉武；纪传以统君臣，书表以谱年爵，合百三十卷。因鲁史旧名，目之日《史记》。自是汉世史官所续，皆以《史记》为名。迄乎东京著书，犹称《汉纪》。

    【译文】

    《国语》家，它最先也出于左丘明，他作了《春秋内传》（《左传》）之后，又考核那些剩下来的史料，编纂其它的说法，分为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史事，起自周穆王，止于鲁悼公，另编为《春秋外传·国语》，合为二十一篇。它的文辞和《左传》相比，有的重复而稍微不同。然而自古名儒贾逵、王肃、虞翻、韦曜这些人，都一再加以注释，研究它的章句，这也是《六经》的源流，仅次于《传》的地位。

    到了战国纵横之术兴起，各国尽力征战，争相称雄，秦国兼并天下，因此而著有《战国策》。其书有东西二周、秦、齐、燕、楚、三晋、宋、卫、中山共十二国，分为三十三卷。之所以称为“策”，大概是因为只记录其事而不按时序编排，所以就用记事的简策作为它的名称。有的说，汉代刘向凭借战国游士，为辅助之国出谋划策，因而称它为“战国策”。

    《史记》家，它最早出于司马迁。自战国以来《五经》不能通行，百家争鸣，事迹错乱混杂，前后抵触。到司马迁的时候于是收集历代国史，百家之言，采访平民俗语，上起黄帝，下止汉武，用纪传总领君臣，用书表编排年月爵位，合为一百三十卷。沿袭鲁国史书的旧名，称它为《史记》。以后汉代史官所续史书，都以《史书》为名。到了东汉时著书，仍然称为《汉纪》。

    【原文】

    《汉书》家者，其先出于班固。马迁撰《史记》，终于今上；自太初已下，阙而不录。班彪因之，演成《后记》，以续前编。至子固，乃断自高祖，尽于王莽，为十二纪、十志、八表、七十列传，勒成一史，目为《汉书》。昔虞、夏之典，商、周之诰，孔氏所撰，皆谓之“书”。夫以“书”为名，亦稽古之伟称。寻其创造，皆准子长，但不为“世家”，改“书”曰“志”而已。自东汉已后，作者相仍，皆袭其名号，无所变革，唯《东观》曰“记”《三国》曰“志”。然称谓虽别，而体制皆同。

    历观自古，史之所载也，《尚书》纪周事，终秦缪；《春秋》述鲁文，止哀公；《纪年》不逮于魏亡，《史记》唯论于汉始。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

    于是考兹六家，商榷千载，盖史之流品，亦穷之于此矣。而朴散淳销，时移世异，《尚书》等四家，其体久废；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汉书》二家而已。

    【译文】

    《汉书》家，它先出于班固。司马迁著《史记》，终止于汉武帝。自汉武帝太初以下，缺而没有记载。班彪沿袭《史记》，推演成《后记》。到他儿子班固，于是限定范围起自汉高祖，终止于王莽，分为十二纪、十志、八表、七十列传，编撰成为一部断代史，名为《汉书》。从前虞、夏的典，商、周的诰，以及孔子所编撰的，都称为“书”。用“书”命名，也是根据古代留传下来的卓越的名称。探究“书”的创造，那都是以司马迁的《史记》作为准绳，只是不写“世家”，把“书”称为“志”。罢了。从东汉以后，作者相继效仿，都沿袭它的名称，没有变革，只是《东观》叫“记”，《三国》称“志”然而名称虽然有所区别，体裁却大都相同。

    遍观自古以来，史书所记载的，《尚书》记录周朝的事情，止于秦穆公，《春秋》记述鲁国史事，止于鲁哀公，《竹书纪年》没有写到魏亡就终止了，《史记》只论述到汉朝的开始。例如《汉书》就不同，探讨了西汉史事的始末，详察了刘氏王朝的兴废，统括一代，著成一书。言辞精炼，记事完备，因此学者探讨，容易收到效果，从那时起直到今天，都不能改变这种断代史的体例。

    考察这六家，商讨千年来史书的类剐，史书的流派作品也就只是这些一了。然后淳朴的风习消失了，时代变化不同了，《尚书》、《春秋》、《国语》、《史记》等四家，它们的体例久已废弃；可以效法遵循的，只有《左传》和《汉书》两家罢了。

    二体

    【原文】

    三、五之代，书有典、坟，悠哉邈矣，不可得而详。自唐、虞已下迄于周，是为《古文尚书》。然世犹淳质，文从简略，求诸备体，固已阙如。既而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后来继作，相与因循，假有改张，变其名目，区域有限，孰能逾此！盖荀悦、张瑶，丘明之党也；班固、华峤，子长之流也。唯此二家，各相矜尚。必辨其利害，可得而言之。

    夫《春秋》者，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此其所以为长也。至于贤士贞女，高才俊德，事当冲要者，必盱衡而备言；迹在沉冥者，不枉道而详说。如绛县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酬晋卿而获记，或

    以对齐君而见录。其有贤如柳惠，仁若颜回，终不得彰其名氏，显其言行。故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此其所以为短也。

    【译文】

    三皇、五帝的时代，就有《三坟》、《五典》的文献，但是很久远了，无法获得详细的了解。自唐尧、虞舜以下，到了周代，有《古文尚书》。然而当时世道仍纯朴古质，行文简略，要求体例完备，尚属欠缺。此后左丘明阐述《春秋》作《左传》，司马迁著《史记》，历史著作的体裁，到这时才算完备了。后来相继的历史著作，遵循旧的体裁而不改变，假如有所改变，不过变换它的名目。区域自有界限，谁能够逾越呢！荀悦、张璠，是左丘明的追随者；班固、华峤，是司马迁一派的。独这两家，各自夸耀。如果定要辨别它们的长处和短处，是可以谈一下的。

    左氏《春秋》，系以日月为顺序，排列世代年岁来使前后连接，中原的国家和边远的国家，同年共世，没有不是完全记载它们事迹的，使读者一目了然；一句话就能讲清楚道理，语言没有重复出现。这是它的长处。至于贤士贞女，高才俊德之人，事关国政的，必定聚精会神地完全加以记载；无关国政的事迹，不迂回迁就去详细叙述。如绛县的老人，杞梁的妻子，或因酬答当权的晋大夫赵武而获得记载，或因对答齐庄公而被记录。其中有贤德如柳下惠，仁义如颜渊的，竟没有表彰他们的名氏，显扬他们的言行。所以从其小处说，可以称为丝毫没有遗漏；从大处说，丘山也被舍去。这是它的短处。

    【原文】

    《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若乃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于〈高纪〉则云语在〈项传〉，于〈项传〉则云事具〈高纪〉。又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秩，先辈而抑归末章；遂使汉之贾谊将楚屈原同列，鲁之曹沫与燕荆轲并编。此其所以为短也。

    孝兹胜负，互有得失。而晋世干宝著书，乃盛誉丘明而深抑子长，其义云：能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遗也。寻其此说，可谓劲挺之词乎？按春秋时事，入于左氏所书者，盖三分得其一耳。丘明自知其略也，故为《国语》以广之。然《国语》之外，尚多亡逸，安得言其括囊靡遗者哉？向使丘明世为史官，皆仿《左传》也，至于前汉之严君平、郑子真，后汉之郭林宗、黄叔度，晁错、董生之对策，刘向、谷永之上书，斯并德冠人伦，名驰海内，识洞幽显，言穷军国。或以身隐位卑，不预朝政；或以文烦事博，难为次序。皆略而不书，斯则可也。必情有所吝，不加刊削，则汉氏之志传百卷，并列于十二纪中，将恐碎琐多芜，阑单失力者矣。故班固知其若此，设纪传以区分，使其历然可观，纲纪有别。苟悦厌其迂阔，又依左氏成书，翦截班史，篇才三十，历代褒之，有逾本传。

    然则班、苟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后来作者，不出二途。故晋史有王、虞，而副以干《纪》；《宋书》有徐、沈，而分为裴《略》。各有其美，并行于世。异夫令升之言，唯守一家而已。

    【译文】

    《史记》，用本纪来统括大的头绪，用列传来记叙事情的底细和原委，用表格的形式来标年月排列世系和爵位，用志来包罗纪传的遗漏，以至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明显隐晦都详尽完备，大小事情不让遗失。这是它的长处。至于同为一事，分散在数篇里，截断连续，相互分离，前面后面屡次出现。在《高祖本纪》里，涉及项羽的事，就说在《项羽本纪》里；在《项羽本纪》里，涉及高祖的事，又说事在《高祖本纪》里。又按同类人物编排，不要求年月顺序，后来的排在卷首，先辈反屈附在末章，于是使汉代的贾谊与楚国的屈原同编在一篇，鲁国的曹沫和燕国的荆柯并列在一传。这是它的短处。

    考查《左传》、《史记》的长处和短处，相互有得有失。可是晋代干宝著《晋纪》，就大大称赞左丘明而狠狠贬抑司马迁，他的意思是，《左传》能用三十卷的简略文章，囊括二百四十年的史事，没有遗漏。推究他的这种说法，难道说得上是强劲有力、令人信服的言论吗？考查春秋时事写入左氏记载的，大概三分只占得一分罢了。左丘明也自知它太简略，所以作《国语》来扩展它。然而《国语》之外，还有很多漏掉的，怎能说它囊括无遗了呢？假使左丘明世世代代做史官，全都仿效《左传》著书，那么前汉的严君平、郑子贞，后汉的郭林宗、黄叔度，晁错、董生的对策，刘向、谷永的上书，这些人都是品德超群，名驰海内，才识可以洞察明暗，言论透彻地分析军国是非，但是他们有的因为身隐位卑，不能参预朝政；有的因为文词烦杂记事广博，难为编排，都省略而不记载，这样做是可以的。如果思想感情上有所吝惜，不加删除，那么将有关汉代的志、传百卷，并列在汉帝十二纪中，恐怕会琐碎而杂乱无章，松散无力了。班固知道这种情况，以纪、传加以区分，使它清楚明白可观，大纲和细目有区别。荀悦讨厌他迂远而不切实际，又按照《左传》体裁，剪裁班固的《汉书》，编成《汉纪》，才三十篇，历代称赞《汉纪》，说它超过了《汉书》。

    那么班目、荀悦两种体裁，竞赛争先，想废除其中的一种，确是困难的了。后来的作者，不出编年、纪传两种途径。所以晋史有王隐、虞预著的纪传体，而辅以干宝的编年体《晋纪》；《宋书》有徐爰、沈约的纪传体，而分出了裴子野的编年体《宋略》各有它的长处，都流传于后世。可怪的是令升的说法，只遵一家体裁，这哪能行哩！

    序例

    【原文】

    孔安国有云：序者，所以序作者之意也。窃以《书》列典谟，《诗》含比兴，若不先叙其意，难以曲得其情。故每篇有序，敷畅厥义。降逮《史》、《汉》，以记事为宗，至于表志杂传，亦时复立序。文兼史体，状若子书，然可与诰誓相参，风雅齐列矣。

    逮华峤《后汉》，多同班氏。如刘平、江革等传，其序先言孝道，次述毛义养亲。此则《前汉·王贡传》体，其篇以四皓为始也。峤言辞简质，叙致温雅，味其宗旨，亦孟坚之亚欤？

    爰洎范晔，始革其流，遗弃史才，矜炫文彩。后来所作，他皆若斯。于是迁、固之道忽诸，微婉之风替矣。若乃后妃、列女、文苑、儒林，凡此之流，范氏莫不列序。夫前史所有，而我书独无，世之作者，以为耻愧。故上自《晋》、《宋》，下及《陈》、《隋》，每书必序，课成其数。盖为史之道，以古传今，古既有之，今何为者？滥觞肇迹，容或可观，累屋重架，无乃太甚。

    【译文】

    孔安国在《尚书序》中有这样的话：序是用来叙述作者意图的。我以为《尚书》列有典谟，《诗经》包含比兴，如果不叙述作者意图，就不容易完全了解它的真实用意，所以每篇都有序，用来阐述它的意义。后来到了《史记》、《汉书》，本以记事为主，至于其中的表、志、杂传等，也时常又立一篇序。这样，文体是史书，看来又像子书，但还是可以和《尚书《中的诰誓、《诗经》中的国风和大、小雅相提并论的。

    到了范峤的《后汉书》，大多和班固《汉书》相同。如《刘平》、《江革》等传，它的序先谈孝道，其次叙述毛义奉养亲人。这就是效法《汉书·王贡传》用商山四皓开头的体裁。华峤的言辞简略质朴，叙事温文雅致，体会它的宗旨，也可以说是仅次于班孟坚吧！

    到了范晔的《后汉书》，开始改变他们的方向，舍弃史才，炫耀文采。后来所有著作，都像这样。于是司马迁、班固的作史体例被忽视，精微婉约的风貌也衰微了。如《后汉书》中的《后妃》、《列女》、《文苑》、《儒林》等，所有这类传记，范晔都要加序。以前史书有了的，唯独自己的书中没有，当时的作者，都因之而感到羞愧。所以上自《晋书》，《宋书》，下到《陈书》、《隋书》，每篇必定有序，用来凑足其数。撰写史书的道理，是要把古代的东西传到现在，古时已经有的，现在为什么还要这样重复呢？开始创作，或许可观；层迭重出，不就太过分了吗！……

    【原文】

    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之无法，则上下靡定；史之无例，则是非莫准。昔夫子修经，始发凡例；左氏立传，显其区域。科条一辨，彪炳可观。降及战国，迄乎有晋，年逾五百，史不乏才，虽其体屡变，而斯文终绝。唯令升先觉，远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晋纪》。邓、孙已下，遂蹑其踪。史例中兴，于斯为盛。若沈《宋》之志序，萧《齐》之序录，虽皆以序为名，其实例也。必定其臧否，征其善恶，干宝、范晔，理切而多功，邓粲、道鸾，词烦而寡要，子显虽文伤蹇踬，而义甚优长。斯一二家，皆序例之美者。

    夫事不师古，匪说攸闻，苟模楷曩贤，理非可讳。而魏收作例，全取蔚宗，贪天之功以为已力，异夫范依叔骏，班习子长。攘袂公行，不陷穿窬之罪也？

    盖凡例既立，当与纪传相符。按皇朝《晋书》例云：“凡天子庙号，惟书于卷末。”依检孝武崩后，竟不言庙日烈宗。依检如高慎、斛律光之徒，多所仍旧，谓之仲密明月。此并非言之难，行之难也。及《晋》、《齐》史例皆云：“坤道卑柔，中宫不可为纪，今编同列传，以戒牝鸡之晨。”切惟录皇后者既为传体，自不可加以纪名。二史之以后为传，虽云允惬，而解释非理，成其偶中。所谓画蛇而加足，反失杯中之酒也。

    【译文】

    史书有体例，犹如国家有法律。国家没有法律，上下就没有依据。史书没有体例，是非就没有标准。过去孔夫子著写《春秋》，开始创立凡例；左丘明创作《左传》，标明它的界限。只要条例分辨明白，也就文采焕发可观了。下到战国，直至晋朝，经过五百年，修撰史书的人不少，虽然它的体例屡次变革，而这样的传统终于断绝。惟独干令升最先觉察，遵循《左传》，重立凡例，编成《晋纪》。邓粲、孙盛以后，于是就追踪他的足迹。史书体例重新恢复，到这时最为兴盛。如沈约《宋书》的志序，萧子显《齐书》的序录，虽然都以序为名，其实都是有凡例的。如果要论定它们的优劣，验证它们的好坏，干宝、范晔，条理恰当，多有成效：邓粲、道鸾，言辞烦杂，不太简要；子显虽然文辞不流畅，但所阐述的意义却很美好。这一两家，都是序例中好的例子。

    做事情完全不效法古人，这是没有听说过的，如果以先贤作为榜样，按理就不可以隐讳。可是魏收所作的体例，完全是从范晔那里抄袭来的，贪图了别人的功劳说成是自己所做的，不同于范晔依据华峤，班固学习司马迁。卷起袖子公开行事，岂不陷入偷窃之罪吗？

    凡例既然已经确定，应当和纪传一致。依照唐朝《晋书》体例所说：“凡是天子的庙号，都要记载在卷末。”依此检验晋孝武帝死后，竟在《纪》末不说他的庙号叫烈宗。……这并不是说起来困难，而是做起来困难。又如“晋”、“齐”史的体例都说：“妇女柔顺卑下，不能给皇后做纪，现在编撰（后妃传）与列传相同，这是用来警诫皇后专权。“我想记载皇后的既然是传体，自然不可加上纪的名称。《晋》、《齐》二史把皇后事迹作为传体，虽说公允恰当，但是它的解释却不成理由，只是偶然做对罢了。这就是俗话所说的“画蛇添足，反失杯中之酒”了……

    编次

    【原文】

    昔《尚书》记言，《春秋》记事，以日月为远近，年世为前后；用使阅之者，雁行鱼贯，皎然可寻。至马迁始错综成篇，区分类聚。班固踵武，仍加祖述。于其间则有统体不一，名目相违，朱紫以之混淆，冠履于焉颠倒，盖可得而言者矣。

    寻子长之列传也，其所编者惟人而已矣。至于龟策异物，不类肖形；而辄与黔首同科，俱谓之传，不其怪乎？且龟策所记，全为志体，向若与八书齐列，而定以书名，庶几物得其朋，同声相应者矣。

    当汉氏之中兴也，更始升坛改元，寒暑三易。世祖称臣北面，诚节不亏。既而兵败长安，祚归高邑，兄亡弟及，历数相承。作者乃抑圣公于传内，登文叔于纪首，事等跻僖，位先不窗，夫《东观》秉笔，容或谄于当时；后来所修，理当刊革者也。

    【译文】

    以前《尚书》记言，《春秋》记事，都又日月为顺序依照时代的先后次序进行编排，使阅读它的人能够按前后次序，明白清晰地深入探讨。到了司马迁的《后记》才交错综合成书，各个部分分类聚合。班固《汉文》追随司马迁的足迹，仍加以仿效。在这中间就有体例系统的不一致，名实互相抵触，善恶因此混淆，尊卑于是颠倒，这些一大概是值得议论一番的。

    探讨司马迁《史记》的列传，都是以人物为中心编排的。至于龟甲、蓍草这些占卜的珍奇异物，与人不同类形，却把它和人同编在一类，都称它为传，这不是很奇怪吗？况且《龟策列传》所记载的全是记述占卜之事的志体，与人物传记迥然不同，假如把它和八书并列在一起，而且以书名定之，才算分类适当，内容一致。

    正当汉朝中兴的时候，刘玄登上帝位改年号为更始，在位三年。当时世祖刘秀北面称臣，礼节确实没有欠缺。后来刘玄兵败长安，帝位归于光武，兄长失去帝位，弟弟登上宝座，帝王的次第相继衔接。范晔作《后汉书》却把刘玄降到列传之中，而光武帝刘秀升到本纪的第一篇，事情如同鲁国在太庙中把继闵公而立的庶兄僖公放在闵公之前一样位置在先。《东观汉纪》这样编写，或许是为了奉承当时的权势者，后来范晔修撰《后汉书》，按理应当删改，却因循不改。

    【原文】

    盖逐兔争捷，瞻乌靡定，群雄僭盗，为我驱除。是以史传所分，真伪有别；陈胜、项籍见编于高祖之后，隗嚣、孙述不列于光武之前。而陈寿《蜀书》首标二牧，次列先主，以继焉、璋，岂以蜀是伪朝，遂乃不遵恒例。但鹏、鹦一也，何大小之异哉？

    寻夫本纪所书，资传乃显；表志异体，不必相涉。旧史以表志之帙介于纪传之间，降及蔚宗，肇加厘革，沈、魏继作，相与因循。既而子显《齐书》、颖达《隋史》，不依范例，重遵班法。盖择善而行，何有远近；闻义不徙，是吾忧也。

    若乃先黄、老而后《六经》，后外戚而先夷狄；老子与韩非并列，贾诩将苟或同编；〈孙弘传赞〉，宜居〈武〉、〈宣纪〉末；宗庙迭毁，枉入〈玄成传〉中。如斯舛谬，不可胜纪。今略其尤甚者耳，故不复一二而详之。

    【译文】

    群雄为争夺帝位而天下混乱，人民不能安居，他们超越名份窃取天下，各自排除异己。因此史传的分类，真伪有所区别，《汉书》把陈胜、项籍传编在高祖的后面，《后汉书》不把隗嚣、公孙述传列在光武的前面。然而陈寿《三国志·蜀书》首先标出刘焉、刘璋益州二牧的传纪，其次才列出先、王刘备，以继刘焉、刘璋之后。这是因为蜀国不是正统王朝，就不遵守固定的体例。但是鹏鸟和鹦雀大小不同却都属鸟类，陈寿不应该因为蜀国偏居一方而改变史书的常例。

    探究本纪所记的内容，须要凭借列传才能显著；表志的体例不同，不必互相牵涉。旧时史书把表志的卷帙放在纪传之间，下到范晔，开始加以改变，沈约、魏收相继编史，都相沿不改。后来萧子显的《齐书》、孔颖达的《隋史》，没有依照范晔体例，又重新遵从班固的办法。选择好的就去实行，何必要有远近之分，听到合理的准则而仍然不改变其旧规，这是我所担忧的。

    至于《史记》先谈黄、老而后论《六经》，《汉书》里把《匈奴》等传放在《外戚传》的前面；《史记》把老子和韩非编在同一传里；《三国志·魏书》把贾诩和荀或编在同一传里；《汉书》公孙弘传赞，应该居于武帝、宣帝二纪的后面；汉朝宗庙累次罢毁的诏令奏议，不恰当地编在《玄成传》中。如像这样的错乱谬误，不能完全记录下来。现在仅仅大略地谈它特别突出的罢了，所以不再一一地详细述说。

    言语

    【原文】

    盖枢机之发，荣辱之主，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则知饰词专对，古之所重也。夫上古之世，人惟朴略，言语难晓，训释方通。是以寻理则事简而意深，考文则词难而义释，若《尚书》载伊尹立训，皋陶矢谟，〈洛诰〉、〈康诰〉、〈牧誓〉、〈泰誓〉。是也。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大夫、行人，尤重词命，语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若《春秋》载吕相绝秦，子产献捷，臧孙谏君纳鼎，魏绛对戮扬干是也。战国虎争，驰说云涌，人持〈弄丸〉之辩，家挟〈飞钳〉之术，剧谈者以谲诳为宗，和口者以寓言为主；若《史记》载苏秦合纵，张仪连横，范睢反问以相秦，鲁连解纷而全赵是也。

    夫《三传》之说，既不习于《尚书》；两汉之词，又多违于《战策》。足以验氓俗之递改，知岁时之不同。而后来作者，通无远识，记其当世口语，罕能从实而书；方复追效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丘明者，则偏摸《左传》；爱子长者，则全学史公。用使周、秦言辞见于魏、晋之代，楚、汉应对行乎宋、齐之日。而伪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纯，真伪由其相乱。故裴少期讥孙盛录曹公平素之语，而全作夫差亡灭之词。虽言似《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

    【译文】

    从内心发出的言辞，是招致荣辱的主要因素；如果言辞没有文采，就难能传播久远，可知修饰言词独自应对，在古时候是十分重要的。上古时代，人们质朴简略，叙事记言都用当时口语，经历了久远的世代，言语就不容易理解，须要经过解释才能贯通。因此探求道理，事情虽然简单而意义却很深刻，考察文辞，词语虽然艰深而事理仍然明白。如《尚书》所记载的《伊训》、《皋陶谟》以及《洛诰》、《康诰》、《牧誓》、《泰誓》等都是这样的。周代的礼仪制度是以夏、商两代作为借鉴而制定的，文采多么丰富啊！大夫、对外使者，更特别重视辞令，辞语巧妙委婉十分恰当，言谈流畅华美而又不夸大失实，如《左传》记载吕相与秦国断绝邦交，子产向晋国奉献战利品，臧孙劝谏宋君收回大鼎，魏绛回答杀戮杨干的道理等等都属于这种情况。战国时代人们像虎一样互相争斗，驰骋游说风

    起云涌，人人都掌握了《转丸》所说的论辩才能，家家都怀抱着《飞箝》所说的辩说技术，言谈急切的以怪异欺诈为宗旨，能言善辩的用寓言故事为根本，如《史记》记载苏秦的合纵，张仪的连横，范睢用反问计而得到秦的相位，鲁仲连化解纷争而保全赵国等等都属于这种情况。

    《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传的言语，已经不学习《尚书》了；两汉的文辞，叉多与《战国策》不一致。这完全能够验证民间习俗的逐渐变更，知道时代风气的变化不同。可是后来作者，一般没有远见，记取当时的口语，很少能如实记载，又在追效前人，表示与古代相合。所以喜欢左丘明的人，就完全摹仿《左传》；爱好司马迁的人，就完全学习《史记》。因而使得周、秦时候的言辞重现于魏、晋时代，楚、汉之间的应对，流行在宋、齐的时候。人为的雕凿，反而失掉了自然的美丽，现在和古代因之混淆，真实和虚假因此错乱。所以裴松讥笑孙盛所记下的曹操平素的言谈，完全变成夫差临死时的古代言辞。虽然言语类似左氏《春秋》，但是事情不同，相隔太远。

    【原文】

    唯王、宋著书，叙元、高时事，抗词正笔，务存直道；方言世语，由此毕彰。而今之学者，皆尤二子以言多滓秽，语伤浅俗。夫本质如此，而推过史臣；犹鉴者见嫫姆多媸，而归罪于明镜也。

    又世之议者，成以北朝众作，《周史》为工。盖赏其记言之体，多同于古故也。夫以枉饰虚言，都损实事，便号以良直，师其模楷，是则董狐、南史，举目可求；班固、华峤，比肩皆是者矣。

    近有敦煌张太素、中山郎余令，并称述者，自负史才。郎著《孝德传》，张著《隋后略》。凡所撰今语，皆依仿旧辞。若选言可以效古而书，其难类者，则忽而不取，料其所弃，可胜纪哉？

    【译文】

    只有王劭、宋孝王所著的《齐志》、《关东风俗传》，叙述北魏、北齐当时的事情，直言不讳，秉笔直书，各求保存正直之道，当世地方口语，由此完全显露。而现在的学者，都责难这两个人言词不洁净，语言太浅俗。其实语言的本来面目就是如此，却偏把过失推给史臣，犹如照镜子的人看见嫫母很丑，反而责怪镜子不好了。

    世间又有议论的人，都认为在北朝的许多著作中，《周史》是最好的。大概是赏识它记言的体裁，大多同于古史的缘故吧！像这样以曲意装饰的空话，完全不顾真实事迹，便称它为正直的良史，把他当成模范来学习，那么董狐、南史，睁开眼睛就可以看到，班固、华峤，肩挨肩的到处都是了。

    近时有敦煌张太素、中山郎余令，都以著述并称，自恃有史家的才能。郎余令著《孝德传》，张太素著《隋后略》。凡是编写当今的语言，都模仿古旧的文辞。如果选择语言可以仿效古语来记载，其中难于找到类似的辞语，就忽略而不取用。想来因此而废弃的素材一定很多，记得完吗？

    【原文】

    盖江芊骂商臣曰：“呼！役夫，宜君王废汝而立职。”汉王怒郦生曰：“竖儒，几败乃公事。”单固谓杨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乐广叹卫玠曰：“谁家生得宁馨儿！”斯并当时侮嫚之词，流人鄙俚之说。必播以唇吻，传诸讽诵；而世人皆以为上之二言不失清雅，而下之两句殊为鲁朴者，何哉？盖楚、汉世隔，事已成古；魏、晋年近，言犹类今。已古者即谓其文，犹今者乃惊其质。夫天地长久，风俗无恒，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而作者皆怯书今语，勇效昔言，不其惑乎！苟记事则约附《五经》，载语则依凭《三史》，是春秋之俗，战国之风，与两仪而并存，经千载而如一，奚以今来古往，质文之屡变者哉？

    盖善为政者，不择人而理，故俗无精粗，成被其化；工为史者，不选事而书，故言无美恶，尽传于后。若事皆不谬，言必近真，庶几可与古人同居，何止得其糟粕而已。

    【译文】

    江芊骂商臣说：“贱人，你父王想废你而立王子职。”汉王对郦生发怒说：“这小子，几乎把你老子的事弄糟了！”单固对杨康说：“老家伙！你死是自有应得。”乐广赞叹卫玠说：“谁家生出这样的孩儿！”这些一都是当时轻慢的词语，鄙俗的言谈，定可在口头流传，直至于背诵；但是世上的人都以为上面两句话，不失清雅，而下面两句话，极为粗鲁质朴，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楚、汉时代相隔久远，事情已成为古事；魏、晋年代相近，语言还与现在相同。已经久远的就称它为文采，还与现在相同的就惊诧它的质朴。天地能永远存在，风俗不能固定不变，后代的人看现在，也犹如现在的人看过去。但作者都不敢写作今语，却勇于仿效以往的言词，那不是糊涂吗？如果记事就要遵从《五经》，记言就要依靠拿《三史》，那么春秋时代的风俗，战国时代的风气，将与天地一同并存，经过千年仍旧一样，为什么古往今来，质朴与文采屡次变化呢？

    善于治理国家政事的人，各种人才都用就能治好。所以风俗无论精粗，都能使人受到感化；擅长著作史书的人，美恶的事情都要记载，无论语言美丑，都要传于后代。如果所记载的事情都不谬误，言辞就一定接近真实，几乎可以和古人处于同样的地位，岂止只得到古人遗留的记载而已。

    叙事

    【原文】

    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王，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历观自古，作者权舆，《尚书》发踪，所载务于寡事；《春秋》变体，其言贵于省文。斯盖浇淳殊致，前后异迹。然则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始自两汉，迄乎三国，国史之文，日伤烦富。逮晋已降，流宕逾远。寻其冗句，摘其烦词，一行之间，必谬增数字；尺纸之内，恒虚费数行。夫聚蚊成雷，群轻折轴，况于章句不节，言词莫限，载之兼两，曷足道哉？

    盖叙事之体，其别有四：有直纪其才行者，有唯书其事迹者，有因言语而可知者，有假赞论而自见者。至如《古文尚书》称帝尧之德，标以“允恭克让”；《春秋左传》言子太叔之状，目以“美秀而文。”所称如此，更无他说，所谓直纪其才行者。又如《左氏》载申生为骊姬所谮，自缢而亡；班史称纪信为项籍所围，代君而死。此则不言其节操，而忠孝自彰，所谓唯书其事迹者。又如《尚书》称武王之罪纣也，其誓曰：“焚炙忠良，刳剔孕妇。”《左传》记隋会之论楚也，其词曰：“荜路蓝缕，以启山林。”此则才行事迹，莫不阙如；而言有关涉，事便显露，所谓因言语而可知者。又如《史记·卫青传》后，太史公曰：“苏建尝责大将军不荐贤待士。”《汉书·孝文纪》末，其赞曰：“吴王诈病不朝，赐以戟杖。”此则传之与纪，并所不书，而史臣发言，别出其事，所谓假赞论而自见者。然则才行、事迹、言语、赞论，凡此四者，皆不相须。若兼而毕书，则其费尤广。但自古经史，通多此类。能获免者，盖十无一二。

    【译文】

    好的国史，要善于叙事，而善于叙事的，又以简要为，王。这简要的意义是很大的呀！普遍察看自古以来最早的著作，《尚书》开始记事，所记务必精减事实；《春秋》变了体裁，记言又重视省略文字。这大概是风气厚薄不同所造成的，前后风格不一样。尽管这样，但是文辞简约而事迹丰富，才是特剐好的著作。从两汉开始，直到三国，国史的文辞，逐渐受到多而杂的影响。到晋朝以下，又有更大的发展。假如寻找它的多余句子，摘取它的琐碎词语，一行之中，一定有几个字是误加上的；一篇之内，常常有几行是空费笔墨。聚集（千万只）蚊子的声音就会形成振耳的雷声，堆积过多的轻物就可以压断车轴。何况章句不加节省，言词不加限制，就是能装它几大车，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

    叙事的体裁，可分别为四种：有直接记载才能品行的，有只记录事迹的，有凭言语就可以了解的，有借赞论而自然明白的。至于像《古文尚书》介绍帝尧的德行，就用“允恭克让”来表示；《春秋左传》说太子叔的状貌，就用“美秀而文”来示意。像这样的叙述，再没有加上其它说法，这就是所谓直记才行的例子。又如左丘明记载申生被骊姬所诬陷，上吊而死；班固记载的被项籍所围时纪信代君而死，这些就谈他们的节操，而忠孝自然明显，这也就是只书写事迹的例子。又如《尚书》叙述武王历数纣王的罪恶，在誓词中说：“焚炙忠良，刳剔孕妇。”《左传》记载隋会论说楚国，他说：“荜路蓝缕，以启山林。”这些是一概不写他们的才行事迹，只录相关的言辞，事情便显露出来了，这也就是凭言语就可以了解的例子。又如《史书·卫青传》后面，太史公说：“苏建曾经责备大将军不推荐贤才不以礼待士。《汉书·孝文纪》结尾，班目的赞语说：“吴王濞装病不来朝见天子，文帝反而给他戟杖。”这些是列传和本纪都并没有记载的，而由史臣发表议论引出那些事情，这也就是借赞语就自然明白的例子。而且才行、事迹、言语、赞论，所有这四个方面，都不互相重叠。如果都要完全写出来，那就有更多的繁琐言辞。但是自古经史，一般多有这种缺点，能够避免的，大概不过十分之一二。

    【原文】

    又叙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日省句，二日省字。《左传》宋华耦来盟，称其先人得罪于宋，鲁人以为敏。夫以钝者称敏，则明贤达所嗤，此为省句也。《春秋经》曰：“陨石于宋五”。夫闻之陨，视之石，数之五。加以一字太祥，减其一字太略，求诸折中，简要合理，此为省字也。其反于是者，若《公羊》称郄克眇，季孙行父秃，孙良夫跛，齐使跛者逆跛者，秃者逆秃者，眇者逆眇者。盖宜除”跛者”已下句，但云“各以其类逆者。”必事皆再述，则于文殊费，此为烦句也。《汉书·张苍传》云：“年老，口中无齿。”盖于此一句之内去“年”及“口中”可矣。夫此六文成句，而三字妄加，此为烦字也。然则省句为易，省字为难，洞识此心，始可言史矣。苟句尽余剩，字皆重复，史之烦芜，职由于此。

    自兹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芜音累句，云蒸泉涌。其为文也，大抵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应以一言蔽者，辄足为二言；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弥漫重沓，不知所裁。是以处道受责于少期，非不幸也。

    【译文】

    还有叙事的省略，可分为两类：一叫省句，二叫省字。《左传》记宋国华耦来鲁国盟公，说他的先人得罪宋国，迟钝的人认为他很聪敏。用迟钝的人称赞聪敏来衬托，被贤达所讥笑，这就是省句。《春秋经》说：“陨石于宋五。”那就是先听到陨石落下的声音，然后才看见是陨石，数一下才知道五个。增加一个字就太详，减少一个字就太略。要求适中，简要合理。这是省字。与此相反的。如《公羊传》说郄克独眼，季孙行父秃头，孙良夫跛足，齐国用跛足的迎接跛足的，秃头的迎接秃头的，独眼的迎接独眼的。恐怕应该删除“跛者”以下句子，只说“分别用同类的人去迎接。”如果定要把事情说两遍，那就很费文辞，这就是烦句了。《汉书·张苍传》说：“年老，口中无齿。”在这一句之内省去“年”及“口中”就可以了。这六字成句，而有三字妄加，这是烦字。那么省句容易，省字困难，透彻认识这种思想，才可以开始谈史。有时句意已完还有多余的字，文字都重复，史书的繁琐杂乱，常常是由于这个原因。

    从此以后，编史的正道日趋衰微，字句烦杂累赘的作者，不断出现。他们作文的时候，大都组织文词不用片言只字，锤炼句子都要成双，长短要均匀，单双相配合。本来应该用一个字概括的，常常要凑成两个字；应该用三句成文的，一定要分为四句。到处都是重迭拖沓，不知有所删裁。因此王沈撰《魏书》受到裴松之的责难，温子升撰《水安记》被王劭所讥笑，便是理所当然的并不是不幸的事。

    【原文】

    盖作者言虽简略，理皆要害，故能疏而不遗，俭而无阙。譬如用奇兵者，持一当百，能全克敌之功也。若才乏俊颖，思多昏滞，费词既甚，叙事才周；亦犹售铁钱者，以两当一，方成贸迁之价也。然则《史》、《汉》已前，省要如彼；《国》、《晋》已降，烦碎如此。必定其妍媸，甄其善恶。夫读古史者，明其章句，皆可咏歌；观近史者，悦其绪言，直求事意而已。是则一贵一贱，不言可知，无假榷扬，而其理自见矣。右隐晦。

    昔文章既作，比兴由生；鸟兽以媲贤愚，草木以方男女；诗人骚客，言之备矣。而史臣撰录，亦同彼文章，假托古词，翻易今语。润色之滥，萌于此矣。

    降及近古，弥见其甚。夫以吴征鲁赋，禹计涂山，持彼往事，用为今说，置于文章则可，施于简册则否矣。

    昔夫子有云：“文胜质则史。”故知史之为务，必藉于文。自《五经》已降，三史而往，以文叙事，可得言焉。而今之所作，有异于是。其立言也，或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文非文，史非史，譬夫乌孙造室，杂以汉仪，而刻鹄不成，反类于鹜者也。右妄饰。

    【译文】

    作者的言辞虽然简略，事理都很重要，所以能够疏略而不遗漏，节约而不亏省。譬如用奇兵的人，用一当百，能够起到全部战胜敌人的作用。如果缺少突出的才能，思想又很不敏锐，费词已经很多，叙事方才周详，犹如卖铁钱的，用两个当一个，才能成为买卖的价钱。这样看来《史记》、《汉书》以前，是那样的简要；《三国志》、《晋书》以下，又是这样的繁琐。必须认定它们的美丑，分清它们的好坏。读古代史书，清楚它的章句，都可讽诵；看近代史书，语句虽有可喜欢的，但不含蓄，只能直接得到叙事的意义罢了。这就是一贵一贱一高一低，不说可以知道，用不着什么讨论，它的道理就自然明白了。

    有了文章著述以后，比喻寄托就由此而生。用鸟兽比贤愚，用草木比男女，尤其是诗人骚客，使用得很普遍了。而史臣撰入史书，也同样用那些文辞，假借古代言词，翻成当今用语。修饰之滥，就从此开始了。

    到了近古，更加表现突出。用吴国征收鲁国的赋税，夏禹在涂山会合诸侯的典故，拿那些以往的事情，来充今天的言语，放在一般文章中还可以，用在史书里就不行了。

    从前孔子有这样的话：“文饰胜过朴质就像史官。”所以知道从事史书著述，必定借助于文辞。自《五经》以后，三史以前，用文辞叙事，是可以谈论的。可是现在的著述，与这些不同。他们的著述，有的虚加修饰，随意彩画；有的文体如同赋颂，言词类似优伶。文章不像文章，史书不像史书。譬如龟兹王建造宫室，杂用汉家礼仪，这就是雕刻天鹅不成，倒成野鸭了。

    直书

    【原文】

    夫人禀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别，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贱，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然世多趋邪而弃正，不践君子之迹，而行曲自陷小人者，何哉？语曰：“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故宁顺从以保吉，不违忤以受害也。况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言之若是，吁可畏乎！

    夫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如董狐之书法不隐，赵盾之为法受屈。彼我无忤，行之不疑，然后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至若齐史之书崔弑，马迁之述汉非，韦昭仗正于吴朝，崔浩犯讳于魏国，或身膏斧钺，取笑于当时；或书填坑窖，无闻于后代。夫世事如此，而责史臣不能申其强项之风，励其匪躬之节，盖亦难矣。是以张俨发愤，私存《嘿记》之文；孙盛不平，窃撰辽东之本。以兹避祸，幸获两全。足以验世途之多隘，知实录之难遇耳。

    盖烈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与夫王沈《魏书》，假回邪以窃位，董统《燕史》，持谄媚以偷荣，贯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喻其高下也。

    【译文】

    人们禀赋各种气质，兼有多样品行，是非善恶，各不相同。邪曲，大家所轻视，是小人走的路子；正直，大家所崇尚，是君子的品德。然而世间走向不正而抛弃正直，不跟随君子的足迹，而趋附小人的很多，这是为什么？东汉顺帝末年京城的歌谣说：“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所以人们宁愿顺从吏势以维护吉利，不违背抵触它而受到伤害。何况史官的任务，在于申述劝勉告诫，树立良好风尚。或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假若如实地记载他们的事情，不掩盖他们的过失，那么污浊的事迹一旦暴露，丑恶的名声就会流传千年。言论的威力如此，对作恶者来说，真可怕啊！

    在能有所作为的时代根据事实写书，倒还可以容许；处在不能有所作为的时代根据事实写书，就会遭遇不幸。如晋太史董狐根据当时的法令写书而不隐讳，赵盾为了法而遭受委曲，他们彼此没有抵触，这样做了也不被疑忌，然后才能成为良大夫和好史官，大有名望于古今。至于齐太史直书“崔杼弑其君，”司马迁记载西汉帝王的过失，韦昭在昊国主持正义，崔浩在北魏根据事实写犯了忌讳，他们或者人被处死，取笑当时；或者写的书被丢弃沟渠，声名没有流传后代。世上的事情像这样，而责难史官不能展现他们刚强不屈的风格，坚持奋不顾身的节操，大概也困难吧！所以张伊发愤著述，私藏所撰《默记》一书；孙盛对桓温逼迫修改《晋阳秋》心怀不平，而将另抄的原本寄到辽东去收藏。用这样的办法来逃避灾祸，希望获得既存书又免受害的两全之计。足以证明世途险阻重重，知道真实记载的历史难得啊。

    坚贞刚强的人舍身以追求美好的名声，怀抱慷慨的人崇尚气节。他们宁愿像兰玉一样洁身摧折，不愿像瓦砾那样苟且长存。如南史、董狐的坚持正气如实记载历史，不畏避横暴的权势者；韦昭、崔浩纵情奋笔，没有曲从容忍的记述。虽然从周全保护自己的角度看有所不够，但是留下了好的名声，直到现在人们还称赞他们。比起王沈的《魏书》，借歪曲记载历史得到高官，又如董统的《燕史》，用巴结奉承以窃取荣华富贵，即使把南、董等人放在天上而把沈、统放在地下，也不能比喻他们之间的高下啊。

    鉴识

    【原文】

    夫人识有通塞，神有晦明，毁誉以之不同，爱憎由其各异。盖三王之受谤也，值鲁连而获申；五霸之擅名也，逢孔官一而见诋。斯则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欲求铨核得中，其惟千载一遇乎！况史传为文，渊浩广博，学者苟不能探赜索隐，致远钩深，乌足以辨其利害，明其善恶。

    观《左氏》之书，为传之最，而时经汉、魏，竟不列于学官，儒者皆折此一家，而盛推二《传》。夫以丘明躬为鲁史，受经仲尼，语世则并生，论才则同耻。彼二家者，师孔氏之弟子，预达者之门人，才识本殊，年代又隔，安得持彼传说，比兹亲受者乎！加以二《传》，理有乖僻，言多鄙野，方诸《左氏》，不可同年。故知《膏肓》、《墨守》，乃腐儒之妄述；卖饼、太官，诚智士之明鉴也。

    【译文】

    人的认识有畅通、滞塞，人的神智有昏馈、清醒，因此对于事物的毁谤赞美各不相同，喜恶爱憎不会一样。当三王受到田巴诽谤的时候，碰到鲁仲连而得到昭雪；当五霸大有名声的时候，遇上孔子而受到诋毁。这就是事物有一定的标准，鉴剐没有一定的看法，想要求得研核的恰到好处，或许一千年才能遇上一次吧！何况作为历史文献的史传，精深博大，学者如果不能窥探它的幽渺隐微，从中搜求到深远的事理，怎么能够辨别其中的得失，分清其中的善恶。

    观看《左传》这部书，是三传中最好的，但汉魏两代，竟然不把它列入官学，儒者都指斥《左传》一家，而极力推崇《公羊》、《谷梁》二传。左丘明身为鲁国史官，接受了孔子的《春秋》，论时世他们共同处在一个时代，论才能他们都以巧言伪善为可耻。那二家，以孔子弟子为师，是最先显贵的孔子门人，他们之间的才能见识本来不一样，又隔了年代，怎么能用他们那些记载的传说，比这亲自经受的《左传》呢？加以二《传》的道理又有偏颇，言辞多半粗野，和《左传》相比，是不能相提并论的。由此可知，《膏肓》、《墨守》是迂腐儒生凭空虚构的著述；钟繇以《公羊》为卖饼家，以《左氏》为太官厨，两者有高下之分，真是有识之士的高明见解。

    【原文】

    夫人废兴，时也；穷达，命也。而书之为用，亦复如是。盖《尚书》古文，《六经》之冠冕也；《春秋左氏》，三《传》之雄霸也。而自秦至晋，年逾五百，其书隐没，不行于世。既而梅氏写献。杜侯训释，然后见重一时，擅名千古。乃《老经》撰于周日，《庄子》成于楚年，遭文、景而始传，值嵇、阮而方贵。若斯流者，可胜纪哉！故日“废兴，时也；穷达，命也。”适使时无识宝，世缺知音，若《论衡》之未遇伯喈，《太玄》之不逢平子，逝将烟烬火灭，泥沉雨绝，安有殁而不朽，扬名于后世者乎！

    【译文】

    人们的废弃兴起，与时机有关；困窘显贵，由命运主宰。而史书能否为人所用，也像这样。古文《尚书》，为《六经》第一，《春秋左传》，是《三传》的首领。但是自秦到晋，经过了五百年，这些书都遭埋没，不流行于世间。不久梅赜上献孔安国古文《尚书》，杜预作《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然后被推重一时，千百年来享有很大的名声。至如《老子道德经》著作于周代，庄周《庄子》成书于楚国，遇到汉文帝、汉景帝而开始流传，碰上嵇康、阮籍才被重视。像这样一类书的遭遇，难道能完全记录下来么？所以说：“废弃兴起，与时机有关；困窘显贵，由命运主宰。”倘若当时没有识宝的人，世上缺乏知己，如《论衡》不遇到蔡伯喈，“太玄”不遇到张平子，这些书肯定会烟消火灭，沉没无闻，怎么能不埋没而，水久不废，为后世的人们所称颂呢？

    疑古

    【原文】

    又孔门之著述也，《论语》专述言辞，《家语》兼陈事业。而自古学徒相授，唯称《论语》而已。由斯而谈，并古人轻事重言之明效也。然则上起唐尧，下终秦缪，其《书》所录，唯有百篇。而《书》之所载，以言为主。至于废兴行事，万不记一。语其缺略，可胜道哉！故令后人有言，唐、虞以下帝王之事，未易明也。

    又按鲁史之有《春秋》也，外为贤者，内为本国，事靡洪纤，动皆隐讳。斯乃周公之格言。然何必《春秋》，在于《六经》，亦皆如此。故观夫子之刊《书》也，夏桀让汤，武王斩纣，其事甚著，而芟夷不存。观夫子之定礼也，隐、闵非命，恶、视不终，而奋笔昌言，云“鲁无篡弑”。观夫子之删《诗》也，凡诸《国风》，皆有怨刺，在于鲁国，独无其章。观夫子之《论语》也，君娶于吴，是谓同姓，而司败发问，对以“知礼。”斯验圣人之饰智矜愚，爱憎由已者多矣。加以古文载事，其词简约，推者难详，缺漏无补。遂令后来学者莫究其源，蒙然靡察，有如聋瞽。

    【译文】

    孔子门徒的著述，《论语》专门记述言辞，《孔子家语》记言同时记事。然而自古以来学徒们转相传授，只是称赞《论语》罢了。由此说来，都是古人轻视记事重视记言的明显验证。那么《尚书》的记载上起唐尧，下终于秦穆公，只不过一百篇。书中的记载，以言辞为主，而兴起衰落的经历过程，记下的不到万分之一。要说它的缺略，怎么说得完呢！所以后来的人说，唐、虞以下帝王的事情，就不容易知道了。

    考察鲁史中的《春秋》，外为贤者，内为本国，事情不论大小，动辄都加隐讳。这就是周公奉行的准则。然而何止《春秋》，在《六经》中，也都是这样。所以看孔子的改定《尚书》，夏桀让位于成汤，武王杀死商纣，这些事都很明显，但经孔子的删除都不存在了。观看孔子的修撰《春秋》，鲁隐公、鲁闵公被弑，鲁文公长妃所生的恶扣视被杀，而《春秋》挥笔说好话，说：“鲁国没有篡国弑君”的事情。观看孔予的删定《诗经》，在所有的国风当中，都有怨恨讽刺的诗歌，唯独鲁国没有这样的篇章。观看孔夫子的《论语》，鲁昭公从吴国娶了夫人，这是同姓通婚，不合周礼的，但当陈国的司败问孔子：昭公是否知礼时，孔子却回答说“知礼”。这就证明圣人玩弄智巧夸耀愚人，爱憎多出于自己的，王观成见。加以用古文辞记事，文辞简括，推究的人难以详细了解，缺漏之处又没有人补上。于是使后来的学者不能彻底推求它的根源，模糊不明，有如耳聋眼瞎。

    【原文】

    夫《五经》立言，千载犹仰，而求其前后，理甚相乖。何者？称周之盛也，则云三分有二，商纣为独夫；语殷之败也，又云纣有臣亿万人，其亡流血漂杵。斯则是非无准，向背不同者焉。又按武王为泰誓，数纣过失，亦犹近代之有吕相为晋绝秦，陈琳为袁檄魏，欲加之罪，能无辞乎？而后来诸子，承其伪说，竟列纣罪，有倍《五经》。故孔子曰：桀、纣之恶不至是，君子恶居下流。班生亦云：安有据妇人临朝！刘向又曰：世人有弑父害君，桀、纣不至是。而天下恶者皆以桀、纣为先。此其自古言辛、癸之罪，将非厚诬者乎？

    大抵自《春秋》以前，《尚书》之世，其作者述事如此。今取其正经雅言，理有难晓，诸子异说，义或可凭，参而会之，以相研覆。如异于此，则无论焉。夫远古之书，与近古之史，非唯繁约不类，故亦向背皆殊。何者？近古之史也，言唯详备，事罕甄择。使夫学者睹一邦之政，则善恶相参；观一主之才，而贤愚殆半。至于远古则不然。夫其所录也，略举纲维，务存褒讳，寻其终始，隐没者多。尝试言之，向使汉、魏、晋、宋之君，生于上代，尧、舜、禹、汤之主，出于中叶，俾史官易地而书，各叙时事，校其得失，固未可量。若乃轮扁称其糟粕，孔氏述其传疑。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武成》之篇，吾取其二三简。推此而言，则远古之书，其妄甚矣。岂比夫王沈之不实，沈约之多诈，若斯而已哉。

    【译文】

    《五经》的著述，千年以来仍然受到人们的敬仰，但是研究它的前前后后，很多事理互相矛盾。为什么呢？称赞周朝的强盛，就说天下三分它占了二分，商纣是孤独的鄙夫；说到殷朝的衰败，又说商纣有臣民亿万，它败亡时血流成河，可以飘浮起筑土的木棰。这就是是非没有标准，正反两面完全不同。又考察武王作《泰誓》，数落商纣的罪过，也好像近代吕相为晋与秦断绝交往的说辞，陈琳为袁绍所写的讨伐曹操的檄文，想要给别人加上罪名，还能没有话说吗？但是后来的诸子百家，继承这些假话，争相列举商纣的罪过，比《五经》又大大增加。所以子贡说：夏桀、商纣的罪恶不至于这样，君子讨厌处在下流。班伯也说：怎么会有拥抱着妇人临朝议政的！刘向又说：“世人有杀害君父的，但夏桀、商纣不至于这样。然而天下的坏名声必定都首先集中在桀、纣身上。这样看来，自古以来说夏桀、商纣的罪过，不就是有很大冤屈吗？

    大概自《春秋》以前，到《尚书》的时代，那些作者叙述事情都是这样。今天摘取儒家经典中当时通行的言辞，其中道理有难于理解的，各家著作的说法不同，事理偶有可以作为依据，把它们参合起来，加以研究考察。如果有和这些不同的，就不再讨论了。远古和近古时代的史书，不只是繁简不同，本来就正反各异。为什么呢？近古的史书，记言虽然详细完备，但记事却很少有鉴别选择。使学者观察一国的政事，善恶就相互参杂；看一个君主的才能，贤愚几乎各占一半。至于远古的史书就不是这样。那些书所记载的，简要地举出大纲细目，一定有赞美和忌讳，探究它的底细，其中隐避埋没的不少。我曾经谈过，假若汉、魏、晋、宋的帝王生在上代，尧、舜、禹、汤的君主生在中叶，使史官互相调换所处的地位来记载，各自叙述当时的事情，比较他们的得失，一定很难估量。就如轮扁把古人的书称为糟粕，孔子叙述《春秋》把那些有疑义的地方也传给别人一样，孟子说：完全相信《尚书》，不如没有《尚书》。对于《尚书·武成》这一篇，我取它不过二、三页罢了。由此推论，那些远古的书，其中虚假不实的记载是很多的。它比起王沈《魏书》的滥述，沈约《宋书》的虚夸，也不过这样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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