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国涛

    太平洋战争起后，上海原有的新闻报纸和定期刊物全部被迫停刊，笔者借撰稿为生的生活来源遂告断绝；困守半年后，终于落水而充汪伪主办的《中华日报》编撰并兼汪伪军委会政治部专门委员。由于经常往来于京沪之间，与汪伪诸奸多有接触，目击耳闻，因而熟悉其内幕之一二。抗日胜利后，我又在国民党第三方面军工作，调查汪伪政府政情及巨奸劣迹罪行，收集到不少资料。嗣于1947年3月在沪创办《真报》，遂以汪伪时期耳闻目见的种种为文记之。今以所知择几件有关汪伪巨奸内讧的史实，汇写成文，以供研究敌伪史料者参稽。但个人见闻有限，且事隔多年，记忆难免有误；而又事关汪伪各巨奸内部的钩心斗角之争，即在当时，亦非一般人所能洞悉其详。为了这篇史料的真实性，我在撰写过程中，特到上海访问熟悉这段史实内幕的朋友，加以反复互证，不厌求详，历时五月，始克完稿。但仍不敢保其必无错误之处，还望熟悉这段历史的人士不吝予以补充指正。

    从陶希圣出走说起

    1940年3月30日，汪逆精卫组织的伪“国民政府”在南京宣布所谓“还都”大典之前，原定担任傀儡政府宣传部部长的陶希圣却由香港潜返重庆，向国民党反动头子蒋介石表示“忏悔”。陶希圣的突然出走，与其说是陶有所悔悟，不如说是由于林柏生霸住伪宣传部不让他进去的结果。前台的戏还没有开锣，后台就闹出一场派系之争，直到1945年8月伪政府垮台为止，这种群丑之间的争权夺利，也还没有停止。

    陶希圣，湖北黄冈人，原名汇曾，北京大学法科毕业，与李圣五同为上海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以后又在上海复旦、暨南大学、劳动大学、上海法学院、中央大学、北京大学任教。1935年前后，中国学术界曾展开了一场毫无意义的所谓论战：以崇拜实验主义哲学的胡适为首的“全盘西化论”者与以暨大校长何炳松为首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论”者大打笔墨官司。胡适在北京主持《独立评论》，何炳松则出版《中国文化》，联合了樊仲云、陶希圣、陈高傭等10个教授发表了一篇《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以抵制胡适的舶来品文化。陶希圣当时是10个教授中能文之士，写了不少维护反动统治的理论文章，成为国民党的“御用理论家”。

    陶希圣的附敌，是由于周佛海的拉马。这里还得交代一下周、陶两人的关系。北伐时，武汉政府成立，周佛海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陶希圣为该校政治教官。宁汉分裂，周逃出武汉奔赴南京，邀陶同走。1928年1月周在上海办《新生命月刊》（戴季陶、邵力子、陈果夫、陈布雷、周佛海为委员）；后来又办新生命书店，邀陶为总编辑。周、陶都写文章，出单行本。周著有《三民主义的理论体系》，陶著有《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社会史的分析》，当时号为CC系的“理论家”。

    新生命书店停办后，周佛海担任江苏教育厅长，陶希圣则在京沪几个大学里执教，周、陶的关系疏远了。抗战发生以后，周在重庆国民党中央主持艺文研究会，邀陶为艺文研究会的副会长。周、陶的关系又由离而合，这是促成了陶希圣附敌的原因之一。

    自抗战节节败退以后，周佛海对抗战前途早已缺乏信心，在他家里进进出出的人，如梅思平、高宗武诸人，认为对日抗战非败不可，对力主抗战的人，斥为“唱高调者”。有一天，胡适到周佛海家里，参加了他们的会谈，胡适当面给他们取了一个名称：“低调俱乐部”。后来这班“低调论者”就和汪精卫的改组派合流，背叛民族国家利益，从国民党反动派集团里分裂出来，公然投降日寇当了汉奸。[1]

    陶希圣在重庆，也是“低调俱乐部”的会员，当周佛海于1938年12月6日假托出外视察为名，离渝前往昆明转道香港，陶希圣也就跟踪而去，参加了“对日谈判”的一幕。

    伪第六次中国国民党代表大会于1939年5月在沪召开后，一群丧心病狂的民族败类，匿居在沪西越界筑路的“特区”内筹备组织统一的汉奸政府，内定陶希圣为宣传部长，林柏生为宣传部次长兼《中华日报》社长。

    论地位与声望，陶希圣远在林柏生之上，但论与汪精卫的关系，林柏生可就超过陶希圣了。原来林于大革命时期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攻读，回国后曾在广州市执信中学教书。国共分裂以后，林只身逃出执信中学，于1928年亡命到法国巴黎，在曾仲鸣的寓所见到汪精卫。那时汪因反蒋失败，在国内无法立足，以巴黎当作“政治避难所”。当时跟随汪左右的只有曾仲鸣夫妇。这时突然有一个青年从祖国受到政府迫害而远来归附他，对他表示“衷心的尊敬”，汪逆自然赋予十分的信任[2]。汪回国以后，注意宣传工作，特别重视林柏生，如1932年汪在上海河南路三O二号创办《中华日报》，即拉林柏生担任社长，朱朴为总主笔。抗战初汪在香港办《南华日报》，也由林柏生主持。汪逆离渝后发表响应近卫三原则的臭名昭著的“艳电”，便是由周佛海、陈公博两人携带原电赴港发表在当时的《南华日报》上的。

    林柏生的名义是国民党立法委员、中宣部驻港特派员、艺文研究会香港分会的负责人。陶希圣是艺文研究会的副会长，地位自然在林柏生之上。但林柏生的香港分会，对外名义是国际编辑社，拥有实力。这个社组织了一个国际问题座谈会，每周开会一次，综合了一周来国际上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寄给重庆的艺文研究会，是一个变相的国际情报机构。当时归“国际编辑社”直接管理的机构，有樊仲云主编的《国际周报》，朱朴主编的《国际通讯》，并出版梅思平主编的国际丛书，助编则有张百高、胡兰成、杜衡、林一新、刘石克、龙大钧等。“艳电”发表后，国际编辑社的全部无耻文人，也都纷纷投伪，所谓“和运”初期的宣传机构，便掌握在林柏生一人手中，陶希圣成了光杆的宣传部长。陶希圣一看情况不妙，就在伪政府成立以前，与高宗武潜返香港，在当地《大公报》撰文揭露汪逆卖国求荣的内幕。后来在伪组织内引发了公馆派与CC系的斗争，陶、林的冲突实开其端。

    南京伪组织派系的形成

    早在汪精卫卖国之前，日寇就在广大的占领区成立了各种形式的汉奸组织，在东北的有以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在华北的有王克敏为首的伪临时政府，在华中有梁鸿志为首的伪维新政府，在内蒙古也成立了伪蒙古自治政府；另外在徐州划了一个伪淮海特区，由郝鹏为特区行政长官，这个特区既不归伪临时政府，也不归伪维新政府所管，是一个独立的特殊地区。这些汉奸组织，均直接听命于当地的日寇占领军军部。日寇是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不让汉奸们的权力过分扩大。

    汪精卫于1940年1月，偕同他的连襟褚民谊，到青岛与王克敏、梁鸿志商谈成立伪国民政府。洽商结果，先行组织伪中央政治会议，因为汪逆是国民党的中央政治会议主席。3月20日在南京开会，组成了伪中央政治会议，此后即由伪中央政治会议任命伪各院院长和各部部长，组成了汪记汉奸政府。

    伪中政会除主席外，经各方面协议选定了委员30人，名额分配如下：

    （1）伪中央执行委员五人：

    陈公博 周佛海 褚民谊 林柏生 梅思平

    （2）伪中央监察委员五人：

    丁默邨 刘郁芬 叶蓬 李圣五 曾醒

    （3）伪临时政府代表五人：

    王克敏 王揖唐 齐燮元 朱深 殷同

    （4）伪维新政府代表五人：

    梁鸿志 温宗尧 任援道 陈群 高冠吾

    （5）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代表二人：

    卓特巴札布 陈玉铭

    （6）反动党派代表四人：

    诸青来 李祖虞（国家社会党）

    赵毓松 张英华（青年党）

    （7）所谓社会名流代表四人：

    赵叔雍 赵厚生 岑德广 杨毓珣

    上列七方面所产生的委员，代表着六种政治势力，其中伪临时政府，“还都”后改名为“华北政务委员会”，与伪国民政府仅仅维持名义上的统一；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那更不用说了，实际上在汪逆卖国后所管辖的沦陷区，只是在伪维新政府原有三省（江苏、浙江、安徽）两市（上海、南京）的基础上扩展到湖北、广东、江西而已。这样，汪派国民党便与维新派汉奸发生了直接的冲突。汪对维新派诸逆的策略是“取而代之”，逐步排挤老牌汉奸的行政实权。

    附逆的反动政党有国家社会党的诸青来和李祖虞，“还都”后诸青来任伪交通部长，李祖虞任伪交通部次长。国家社会党的前身，是清政府时代的政闻社，民国成立以后的进步党。该党创立者为张君劢、胡石青、罗隆基、汤芗铭。抗战以前，国内已成立了34个支部，举行过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七七事变后，张君劢等退居重庆，留在香港的诸青来则打着“国家社会党”的招牌卖身投靠，与汪逆一同落水。在汪精卫方面，为了增加自己的声势，点缀点缀门面，也愿意拉拢一部分所谓在野政党充实力量。属于这一部分的人，除诸青来辈以外，尚有所谓“中国社会党”的江亢虎和青年党赵毓松。赵毓松在“还都”初期，出任伪农矿部长，不久就被免职；诸青来以后也只成为空头的伪全国经济委员。江亢虎虽高居伪考试院副院长之职，因为是空头院长，还没有受到排斥。但到太平洋战争以后，汪伪要陈群把伪江苏省长让位给实力派任援道，同时把伪考试院长让给陈群，江亢虎就只落得一个挂名的伪国府委员了。

    江亢虎是留美学生，在国内有一定“声誉”，抗战初期去美讲学，1939年回国后寄居香港，不久就被汪逆罗致，参加“和运”，成为汪伪组织中在野政党的代表人物。

    属于所谓“社会名流”的赵叔雍，是《申报》记者。附敌以后，一直捞不到实权，直到抗战胜利前夕，伪宣传部长林柏生出任安徽省长，赵叔雍才接任伪宣传部长，而伪宣传部的班底，仍是林系的广东派高居要职，赵叔雍只当个有名无实的部长。

    综上所述，可知在伪组织中的六种政治势力，除伪临时政府及伪蒙古自治政府各自为政，为汪逆的权力所不及外，少数反动党派与所谓“社会名流”，势微力弱，起不了大作用。实际在那里演出这场傀儡戏的是维新派与汪派两大汉奸集团。当时人们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前汉后汉，前后汉奸”，反映人民对他们的痛恨。“前汉”指的是梁鸿志的维新派，“后汉”指的是汪派。

    汪精卫原是国民党的改组派头儿。他的部下原有甘乃光、曾仲鸣、陈公博等不少人。甘乃光早离弃了他向蒋介石投靠，曾仲鸣在河内为蓝衣社特务陈恭澍枪杀毙命。到“还都”以后，改组派中巨头就只剩下陈公博一个了。周佛海原是国民党侍从室系统的人，因唱“低调”与汪逆合污，他的亲信有罗君强、丁默邨辈，逐渐形成了以湖南人为中心的“和运”中的CC系。他和陈公博两人，同为汪逆左右两大帮凶，从汪记汉奸政权登台那一日起，就各自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

    汪妻陈璧君，原为国民党中央监委，她虽没有担任公开的要职，却在幕后操纵着政治实力。她的妹婿褚民谊，是伪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部长，她的胞兄陈耀祖是伪广东省省长，侄儿陈春圃是伪建设部部长，奔走门下的有林柏生、李士群辈，形成了汪派中的“公馆派”。

    陈璧君、陈公博、周佛海在汪派汉奸中代表着三种政治势力，这中间，公馆派与湖南派暗斗最烈。陈公博是倾向于公馆派的，但他和周佛海的私人感情尚称不恶，是这三派中间的调和者。老牌汉奸维新派，则是汪派排挤的对象。因此，要叙述汪伪巨奸派系之争的史实，还得从汪逆对维新派汉奸的排挤与倾轧说起。

    伪维新政府从成局到垮台

    1932年1月28日，日本军队进攻上海，物色了丧心病狂的汉奸胡立夫（律师）、姚子都（曾任陆军部执法院长）、程享昌（汽车行大班）、常玉清（流氓）组织“闸北人民地方维持会”，荼毒人民，无恶不作。迨是年5月5日《淞沪停战协定》签订，胡立夫等被捕处刑，常玉清则潜逃至大连隐居。八一三淞沪会战兴起，日本占领军又在浦东成立“大道市政府”汉奸组织，由苏锡文任市长。此时常玉清已由大连重来上海，勾结日本浪人塚本、高桥、井上等组织“黄道会”与“安清总会”，匿居在虹口新亚饭店，暗杀租界上的抗日爱国人士，曾将《社会晚报》蔡钓徒、《大陆报》张似旭等八人的头颅分别高挂在路侧电线杆子上，又毒害了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

    由于国民党节节败退，日军占领区逐步扩大，地方性的汉奸组织——所谓伪维持会，由于主持者多是当地劣绅和恶棍流氓，对沦陷区人民早已失去欺骗作用，日方占领军就千方百计地罗致了一堆较有声望的政治垃圾，策划成立伪维新政府，由梁鸿志、温宗尧、陈群等组成。

    伪维新政府成立于1938年3月28日，当时先由日本军部代表松泽寿良、南本四雄在上海与梁鸿志接洽。日大使馆清水书记官代表日本政府对汉奸广事联络，陈群因通日语，向日军参谋部商量无耻卖国条件多由其一手包办。这个汉奸政府在南京成立时，设两院八部，辖三省两市，名单如下：

    伪行政院长——梁鸿志 伪司法院长——温宗尧

    伪财政部长——陈锦涛 伪司法部长——胡成泰

    伪内政部长——陈群 伪外交部长——陈箓

    伪绥靖部长——任援道 伪铁道部长——蒋绍梅

    伪实业部长——王子惠 伪教育部长——陈则民

    这一群民族败类，是由三方面人物组成的：第一类是北洋军阀的余孽，如梁鸿志、胡成泰辈；第二类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失意政客，如温宗尧、陈群等；第三类是甘心附敌的知识分子，如陈则民原为律师，和他的弟弟陈福民同为汉奸，稍后有大夏大学教授傅式说，于1939年冬接受日寇军部代表影佐祯昭、梅机关中村雄芷及日本领事馆清水书记官指使，组织“中华经济文艺科学研究社”，设社址于上海法租界亚尔培路四十一号。这个汉奸学术团体，初名“财政经济研究所”，在祁齐路二号挂上一个牌子，后来又搬到愚园路联安坊。里面的组织采取委员制，共分七个小组。傅式说任总务组主任；以写三角恋爱小说出名的张资平也是一个组的主任；经济学家张素民为研究室主任，专替日方搜集有关华北、华中一带的经济资料。后来傅式说出任伪浙江省省长，张素民与张资平在汪逆组织汉奸政府时也都当汉奸。张素民任伪关务署长，张资平（此人当年曾是创造社中的一员）是学地质的，在赵毓松的伪农矿部里当一名技正。

    伪维新政府巨奸中，安福系军阀居重要地位。汉奸头子梁鸿志，福建长乐人，曾任北洋政府国务院参事、参议院议员、执政府秘书长。北伐成功后，他的政治生涯遂告中辍，寓居上海毕勋路一五〇号。日本人拉他出来，叫他恢复北洋军阀时代的五色国旗，成立汉奸政府，帮助日本占领军搜刮沦陷区的军需物资，以达到“以战养战”的榨取目的。伪维新政府成立后，与日方签订铁路、电信、盐务、银行协定，听凭日方对沦陷区的经济任意搜刮；设立伪苏浙皖税务总局，邵式军任局长；与日方合办“华兴银行”，发行伪币307万；成立伪绥靖军，由任援道为军长，下设四个师，人数约有4万，专事对付活跃于江南一带的抗日游击部队。

    汪精卫投敌以后，于1940年1月在青岛与老牌汉奸王克敏、梁鸿志商议改组政府，伪临时政府改名为“华北政务委员会”，由王克敏任委员长，名义上归汪任命，实际上仍维持其“特殊”地位。梁鸿志所属的维新派老牌汉奸，除陈群、任援道、温宗尧原由国民党反动派集团蜕变投敌，在汪记汉奸政府仍保持重要职务外，其余的就被排除下台了，这可以从“还都”初期伪府中央级院长、部长的名单上看得出来。当初伪国民政府的组成伪员如下：

    代主席兼行政院长——汪兆铭

    立法院长——陈公博 司法院长——温宗尧

    监察院长——梁鸿志 考试院长——王揖唐

    青岛会议时，梁鸿志原定立法院长，并且经伪中政会正式任命，后来又让位给陈公博，梁屈居徒有虚名的监察院院长。在各部部长中，“还都”初是这样分配的：外交部部长褚民谊、内政部部长陈群、财政部部长周佛海、警政部部长周佛海、军政部部长鲍文樾、海军部部长任援道、教育部部长赵正平、宣传部部长林柏生、司法行政部部长李圣五、工商部部长梅思平、社会部部长丁默邨、铁道部部长傅式说、交通部部长诸青来、农矿部部长赵毓松、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陈济成、边疆委员会委员长罗君强、赈务委员会委员长岑德广、水利专门委员会委员长杨寿楣。这批人中，原为维新派汉奸的部长陈群、傅式说与任援道，他们都是跟国民党有历史关系的人，兼之有日本后台老板撑腰，汪精卫自然奈何他们不得。特别是任援道，握有实力，处处得占上风。任在军阀张宗昌主鲁时，当过山东兵工厂厂长，后来在西北军颇不得意，率部徐诚投敌，同时又收编了太湖土匪程万军部、皖北土匪沈席儒部，及方振武部下的旅长王占林，成立一个绥靖军。“还都”以前，汪精卫要扩展武力，收编了土匪和国民党游击部队，如无锡的谢文达（谢为第十师师长，后驻宁波）、浦东的丁锡山、张亚南，安徽的田为霖、何天峰、李忠盛等，成立伪苏浙皖三省绥靖军总司令部，归任援道指挥。抗战胜利前夕，任继陈群后出任江苏省长，蒋介石于日寇投降后任以中将参议，协助汤恩伯在江南一带招抚土匪，这是一个“例外”。

    汪精卫对维新派汉奸的排挤是先中央而后地方。免去上海市长傅筱庵，代之以陈公博兼任上海市长，则是在陈公博于1940年5月以伪专使名义赴日答礼回国以后。6月，免维新派汉奸陈则民江苏省长伪职，改组江苏省政府。

    改组江苏省政府，分两个阶段，继陈则民出任江苏省长的是高冠吾，仅是一个过渡阶段。高冠吾虽为维新派汉奸，但他早时是国民党胡汉民右派，汪还重用他。稍后，江南开始“清乡”，由李士群兼任“清乡”委员会秘书长，逐步掌握江苏省地方武力，不久就由李士群继任江苏省长，从维新派汉奸手中接收了江苏省政的实权。

    对安徽省政的攫取，方法也是如此。安徽省长倪道琅，是北洋政府安徽督军倪嗣冲之侄。“还都”初，倪道琅的省长职务暂时不动，先派了张拱辰、林仰溪、李宗盛一批人去，接收了党、政、军大权，然后再调高冠吾出任安徽省长，倪道琅改任为空头的伪国府委员，撤换了倪的全部班底。

    高冠吾是江苏崇明人，保定军校毕业；曾任贵州督军公署参谋长、左翼军中将总参谋长、第一军副军长、江左军左翼指挥官、徐州警备司令等职。附敌后由南京市长调江苏省长，再调安徽省长。到1943年12月，江西省长邓祖禹下台，高又调为江西省长了。这次他从安徽到江西赴任，安徽六区专员林仰溪等替他送行，高当着汪派汉奸的面，借着几分酒意，开玩笑似的说：“我高冠吾一向敬佩汪先生，也不知哪里得罪了汪先生，对我总是过不去。诸位祝我荣转新职，想别人是越调越好，我高某却是越调越倒霉了！”在专以搜刮勒索鱼肉人民为能事的汉奸们看来，江苏是鱼米之乡，安徽就缺少油水可捞，而江西全省只有南昌、九江被日寇占领，其余都在国民党军手中，怪不得高在交卸时，要大发牢骚了。

    这里得补充带叙一下，是淮海特区的郝鹏在“还都”二年以后，由南京伪组织迭次向日方交涉，改设了一个伪“淮海省”，由西北军附逆将领郝鹏举出任淮海省长。在汪精卫看来，是统一了伪政权，但在当地人民看来，走了一个老牌汉奸郝鹏，来了一个新牌汉奸郝鹏举，同样都要遭殃。当时徐州一带的沦陷区曾流行着这样一句话：“郝鹏、郝鹏举，多此一举！”可见人民对他们的痛恨嫉恶的程度为如何了。[3]

    李士群暴卒的前因后果

    上面已经说过，汪派汉奸对维新派汉奸是采取“取而代之”的策略，逐步从老牌汉奸手中攫取实权。但在汪派汉奸中，也是互相倾轧，明争暗斗，闹得不可开交。

    周佛海在国民党中是CC系的一员，他在对日投降问题上虽与汪精卫的改组派走同一路线，但周是个有野心的人，他从香港到上海，一心想搞特务组织，扩充自己势力。

    北伐时，周在国民革命军中担任军事教育工作，逐渐取得蒋介石对他的信任，陈果夫、陈立夫组织CC团和三民主义青年团，周是九个发起人之一，搞特务组织是有经验的。汪精卫的一批汉奸到了上海以后，就在极司菲尔路76号组织特工总部，专事绑架暗杀租界里各界坚持抗日的爱国人士。特工总部的最高负责者是汪精卫和周佛海，而以丁默邨为主任，李士群、汪曼云为副主任，下设政治保卫局，由李士群兼任局长，吴四宝为警备队长。这个罪恶滔天的杀人魔窟，曾经通缉了潜居在上海租界中的国民党党政人员以及新闻出版界的83个爱国人士，制造了暗杀《申报》记者金华亭，《大美晚报》编辑朱惺公、程振章等骇人听闻的血案，并以武力威胁一部分意志薄弱的人落水投敌。

    丁、李两人，都是国民党的特务。丁原为军统局第三处处长，1938年8月，该局内部改组，裁撤第三处，丁退居闲职，遂愤而托词南下，从汉口转港赴沪，参加汪精卫在上海召开的第六次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李士群是国民党中统沦陷区的地下特务队长，他们两人在“还都”以前，是在周佛海策划下主持特工总部的。

    汪逆为防止周逆的权力过大，一面任命丁默邨为社会部长，以分散周对特工的控制，一面培养李士群独当一面，引为公馆派的心腹。这样，在“还都”开始时，周佛海是警政部长，李士群是次长，不到一个月时间，正式任命李为警政部长。“清乡”开始时，警政部更名为调查统计部，李士群以调统部长而兼任江苏省长，成为炙手可热的大员。他在汪伪组织中的地位，不但超过丁默邨，连周佛海也奈何他不得。

    李士群是由公馆派一手扶植起来的人，而李的起家，以排挤丁默邨为第一步，这样自然要引起以CC系领袖自居的周佛海对公馆派的不满。周手下有两个帮凶的巨奸，一是丁默邨，一是罗君强。论关系：罗是周的学生；他有一个堂叔，与周是至友，罗一向做事都在周的属下。北伐时，周在汉口当中央军校武汉分校秘书长，罗当秘书。周这次投敌，就拉了罗一同落水。现在，周见李士群霸住了军事特务机构，就跟罗君强商量要发展武力，于1940年开始以财政部名义，在上海南市办了一个税警学校，又成立了税警团，有1万多支步枪，2万多人，是一支有实力的武装特务队伍。

    税警团由罗君强为总团长，熊剑东为副总团长。京沪沿线各地驻有税警分团，既有武力，又搞情报[4]，这分明是在李士群的调统部以外，另搞一套特务组织。周佛海是由国民党反动派的侍从室出身，他在掌握了伪财政部与中央储备银行之后，没有放弃他的旧业。他做过反动派的宣传部长，而伪官办的宣传机构，由于陶希圣的出走，都抓在公馆派林柏生手中了，他便自办报纸。他在南京办了一个《中报》，在上海接收吴绍澍的《正言报》全部印刷机器，创办《平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林柏生拉拢了一批无耻文人加入了《中华日报》，周逆也在上海办《古今》月刊。在敌伪时期的新闻界中，公馆派的林柏生与CC系的周佛海，俨然形成不相调和的两个宣传机构。

    税警团成立后，周佛海与李士群的关系就更为恶化了，这与熊剑东主持税警团的事有关。熊剑东（浙江新昌县人），出身日本士官学校，返国后在柏文蔚部任副官，后又入广西在白崇禧军担任参谋；抗战开始时，熊由军委会康泽委以别动军淞沪特遣支队长之职，潜入租界进行活动。1938年秋，他的部下黄斌等13人在成都路秘密联络站开会，为敌伪特工一网打尽。熊剑东率领余部到上海四郊活动，不久后即将部队扩充，成立所谓“江苏青、嘉、昆、太、常、江六县游击司令部”，设总部于常熟白茆附近，同时创立白茆军官学校，训练干部，扩充实力。1939年春，熊从常熟潜往上海，寓居霞飞路伟达饭店，向一个白俄人购买军火，不料那个白俄人却是日本宪兵队的密探。一天，他突然到伟达饭店，说是有一批新式步枪，邀熊前去接洽。熊不知是计，出了伟达饭店，将到国泰戏院门口，宪兵队的便衣密探早已等候多时，熊就被押往虹口敌宪兵队本部，在那里囚禁了一年零八个月之久。

    1940年冬，李士群在江苏搞武装，想到熊剑东手下有一批人，从日本宪兵队将熊保出，叫他组织黄卫军，作为实施“清乡”的特务部队。后来周佛海成立税警团时，因为罗君强不懂军事，向汪精卫提出要将熊剑东的黄卫军改组为税警团，由罗君强、熊剑东分任总副团长。汪虽然批准照办，李士群与周、罗之间的矛盾却进一步加深了。熊剑东跟李士群的私人感情更加恶化，税警团与“清乡”委员会的武装部队时起冲突，双方各不相让。

    1943年9月9日下午，李士群在苏州暴病而卒，当时报上说是“于7日起患吐泻重症，医治无效，于9日下午逝世于苏州”。[5]据李士群的私人医生储麟荪相告：李士群于7日起突患吐泻，不久就全身浮肿发黑，这显然是中毒身死。储为德国汉堡大学医学博士，与李素称莫逆，医术也还不差，但他悉心化验的结果，也不明白李逆中的是何种毒品。

    当时汪精卫对此事非常重视，特命财政部拨发5万元中储券给李的家属叶吉卿作为治丧费，并令将李“生平事迹，宣付国史，以彰荩劳”，一面又密令调统部次长杨傑调查李的死因。查来查去，总认为李是给日本宪兵司令部的高级特工冈村中佐害死的，因为李于6日晚上在上海到冈村的家里赴宴，第二天回到苏州后就吐泻不止。那晚冈村请客时，熊剑东也在座，汪也曾疑心此事与熊有关，对熊的顶头上司周佛海一派的人深具戒心，但因有冈村在内，也不敢深加追究。

    李士群与周、罗关系恶化是肯定的。但出于秘密的毒毙，还是另有别的原因，直到抗战胜利以后，熊剑东所属的税警团改编为军统局的别动军第十三纵队，宣布了当年他与罗君强同谋害死李士群的真相，我才从毛森那里了解有这么回事。

    蒋介石在抗战的大后方时曾经提出过“曲线救国”的口号，有人就猜想汪精卫组织伪国民政府，是跟蒋介石唱双簧，以实现“曲线救国”的主张。这话是不是确实呢？就我见闻所及，当时在汪派汉奸的公馆派中，虽不大明显听到与重庆暗通声气，但在CC系与附逆的国民党军官中，就大有所闻。周佛海、罗君强、丁默邨等在抗战胜利后颇受国民党政府的优待，是不无原因的。

    周佛海与汪精卫同流合污后，对蒋介石从北伐以来寄以信任与重用，仍感到念念不忘[6]。周佛海与重庆蒋介石政府是否早已挂钩，我不得而知，但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美日正式宣战，周见日本眼前虽占得优势，认定以后断难取胜，乃瞒着公馆派汉奸向重庆国民党政府积极暗通声气的情况，是时有所闻的。

    事有凑巧，日本宪兵队破获了军统局在上海的秘密地下组织，那个站长的名字叫程克祥，副站长叫彭寿，原来都是“还都”初期打入伪府的熟人。彭寿是伪侨务委员会的常务委员，程克祥是边疆委员会的藏事处处长，还是罗君强的属员[7]。这一对难兄难弟于抗战前由戴笠派往伪满洲国，在张景惠那边建立一个军统特务机构，然而事机不密，被敌人发觉了。他们侥幸逃进关内，在上海潜伏了一个时期，就参加汪伪组织作为身份掩护，建立电台，向重庆提供日伪活动的情报。

    程克祥事件的发现，打开了周、罗通往重庆的缺口，周以伪军委会副委员长的名义向日方保释了程、彭两人。几经磋商，于1942年11月，秘密护送两人离沪返渝，向重庆国民党中央表示“忏悔”，愿在沦陷区为蒋介石效劳补过。这次由程克祥、彭寿带去“效忠”的名单里，除周、罗以外，丁默邨与熊剑东也列名其间。戴笠巴不得周佛海有此一举，立即向蒋介石请示，由蒋批准周等在沦陷区“戴罪立功”，仍派程、彭回到上海从事联络工作。

    程克祥从重庆带回来的是一封由戴雨农具名的亲笔信，告诉周佛海说，他们几个人表示“效忠中央”的意思，已呈委员长并得许可。周为掩护程克祥在上海开展工作，给他一个伪财政部秘书的名义，慷慨地送给他一本无限制透支的伪储备银行上海分行的支票簿作为程、彭的活动经费。

    周、罗的活动，是瞒不过日本特务耳目的。当时日本要摆脱发动太平洋战争后越陷越深的“泥足”，正在千方百计谋取对重庆国民党政府寻取“和平妥协”的途径。如青年党曾琦来沪，日本大使谷正之客气地招待他，还送他回到重庆，请曾琦向蒋介石表示日本政府愿与国民党直接谈和的意愿。因此日本特务对周的通蒋，采取隐忍不问的态度，并不加以多大干涉。

    1943年初夏，程克祥从秘密电台中接到戴笠的紧急指示：“李逆士群甘助日寇为虐，迭次残害我地下工作人员，着即与周佛海、罗君强诸兄筹商制裁办法，迅即回报。”

    当晚，就在湖南路周佛海公馆里，周和罗君强、熊剑东三人进行秘密商谈，对戴笠的命令是接受呢？还是拒绝？会商的结果，周佛海主张伺机而行，就把暗杀李士群的任务交给罗、熊两人。李士群自从独当一面担任伪警政部长以来，跟周佛海的湖南派关系，可说是日趋恶化。湖南派这次“假公济私”，杀了李士群，既可在戴笠面上交账，又能消灭一个自己认为是看不入眼的政敌，这真是一举两得。罗君强是乐意接受这一暗杀任务的。

    然而被杀的对象是一个视杀人如儿戏的特务头子，这就使罗、熊两人态度不能不加以慎重了。李士群在苏州主持江苏省政，又因担任调统部部长，经常从苏州乘着自备汽车回到极司菲尔路76号，处理各种不可告人的许多案件；他身边带的是灵巧的左轮手枪，乘的是子弹打不进的保险汽车，出入又跟随着精于射击的武装卫士。光靠一两个行动员伺机暗杀，这是毫无把握的。他们又想到李士群从苏州到上海，多数是乘小包车走公路而回，罗君强曾经到公路上去测勘地形，准备来个武装袭击，然而想来想去，总觉得不是一个妥善的办法。因为公开枪杀，不但伪调统部的特工要追究凶犯，日本特务也要多方侦查原因，一旦东窗事发，汪精卫跟前如何交代？他们又想到李士群的得力助手吴四宝，在特工总部担任警卫队长时期，到处敲诈勒索，实在太不像话，被日本人秘密处死了。如果从离间李士群与日本特工之间的关系着手，借刀杀人，倒是一个四平八稳的好法子。

    罗、熊两人决定了这一杀害李士群的办法后，罗君强在一次税警学校纪念周上，先放一炮，对李大加攻击。同时又由熊剑东在日人面前做工作，搜集了一些李士群的“清乡”队如何仇视日本军队的证据，在日本宪兵队高级特工冈村中佐前说了许多李士群的坏话。冈村果然中了熊剑东的反间计，这样酝酿了四个月之久，到了1943年8月底，冈村与熊剑东合谋杀害李士群的办法商定了。于9月7日晚上，由冈村中佐出面请李到他的寓所吃饭，说明由他做和事佬，解释李、熊双方的误会，使大家言归于好，共同为“和运”作出贡献。李接到冈村的请柬，又听来人说明请他吃饭的用意，碍于面子，不得不去。熊剑东原来的汽车是黄色的，这晚为避免引人注意，带了他的太太同乘一部黑色汽车开到冈村住宅。预先准备好的假冒冈村如夫人的女特工早已等候多时了，熊剑东正在指点她如何安放毒药，门丁忽报李士群到，大家就于匆忙间含笑相迎。酒席摆好，宾主入席，冈村与熊剑东殷勤劝酒，态度极为谦虚。李士群是个机警多疑的人，他对熊剑东今晚过分友好的态度起了怀疑，推说身体不舒服，滴酒不敢入口。举筷夹菜时也是先看冈村和熊剑东下筷，他才跟着夹一点菜入口。

    这时，一个日本少妇突然从厨房里端着三客冰激凌含笑出现，冈村即起立与李士群介绍，说明这位女主人是他刚从日本东京来沪的非正式夫人，她仰慕李士群是个中国的英雄，特地亲手配制三客奶油冰激凌敬客，李连称“谢谢”，拱手辞却，推说身体实在不好。熊剑东机警地从伪装冈村夫人的女特工手中接过了一杯冰激凌，往自己嘴里送，不住地连声称赞冈村夫人的点心做得出色。冈村也在旁夸赞他的新夫人做的冰激凌，执意劝李尝一尝味道，那个所谓冈村夫人，则站在一旁不走。李过意不去，只得勉为其难地尝了一口，就匆匆向主人告辞而去。

    在给李士群的冰激凌内放有无色无味的烈性毒药，这种毒药是熊剑东花了大的代价从日本陆战队的军医那里购得，必须放在冷饮中才起作用。中毒入腹后，尽管用洗腹解毒等急救治疗也无法挽回，但又不会于24小时内药性发作。

    当晚，李士群回到愚园路寓所，对冈村殷勤的态度起了怀疑，他用一只手指去挖咽喉，将吃下去的食物呕吐殆尽，自以为保证无事了，第二天早晨就乘着汽车上苏州省府去办事。谁知到了下午，先是一阵恶性吐泻，连忙打电话叫省立医院的院长储麟荪前来急诊，想尽了一切急救办法，总无效果，延至9日下午终以毒性过烈，张口瞪目地中毒而死。他的尸体上现出一种深青的黑色，像个触电的死人。

    李士群暴病身死，汪精卫根据各方面的报告，也曾疑心到与熊剑东有关，然而因为这一次谋害是在日本特工冈村中佐的家里进行的，汪不敢公开追究，而他自己又因枪伤复发，不久就去日治疗，就把这件事搁置下去。

    江苏省长的继任问题，由于公馆派与CC系互相角逐，却使维新派的老牌汉奸陈群渔翁得利，他由内政部长转任江苏省长，而由梅思平接任了他稳坐多年的内政部。

    陈公博继承大权前后

    李士群死后，汪精卫为调和CC系与公馆派的暗斗，不久就将伪调统部改名为伪政治部，由军人出身的台湾人黄自强[8]任部长，接收李士群系统的伪特工人员成立伪政治保卫局，归万里浪、胡均鹤[9]主持。改组成立后的伪政治部少了李士群这样一个锋芒毕露的人物，自然谁也不敢去跟有权有势的湖南派为难了。同时汪逆为了满足周逆的要求，于1943年12月底提拔他的亲信罗君强为安徽省长，税警团的实力这时已扩充到2万余人，暂时倒也相安无事。

    偏在这时，汪精卫当年在南京中央党部被刺客击中的子弹伤处发炎，同时又患着严重的脑病，不得不将一应伪职，交给陈公博暂代，自己则于1944年3月赴日就医，从此一去不返，病死在日本东京了。而在南京伪组织中，由于陈公博继承了汪逆大权，遂又产生了一系列争权夺利的新矛盾。

    陈公博虽是汪精卫的老改组派要角，但自随汪附逆以后，女奸陈璧君却弄权结党，因而产生了自命为汪公馆嫡系的所谓公馆派。陈公博与公馆派之间，虽然没有明显冲突，但也不甘心唯陈璧君之命是听，如陈春圃、林柏生辈的终日阿谀献媚于陈璧君之前。陈公博与周佛海一样，自“还都”之日起，就致意于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

    陈公博在伪府中的地位，就远不如周佛海。譬如说到经济实力和武装实力，两者都敌不过周佛海。周在南京办一份《中报》，在上海办一份《平报》，附带出一张小型报题名《海报》，着经济委员朱朴办《古今》文史月刊[10]，又担任《国民新闻》的董事长。办报是赔钱的事，陈就缺乏这种勇气。他在出任伪上海市长期内，于1943年10月办了一个“地方行政出版社”，刊印他自己的言论集，并出版《地方行政》月刊，由他的亲信莫国康、李时雨[11]负责，社内经费，还是千方百计、东西张罗弥补的。再讲到武装实力，周拥有税警团两万余人，陈则名义上是伪上海保安司令，但那些乌合之众的散兵游勇，哪里敌得过经过熊剑东训练的税警团呢？

    湖南派的罗君强与丁默邨，甘心情愿地奉周为首领，陈公博手下就找不出能与罗、丁旗鼓相当的心腹。唯一能跟他跑腿可资信任的是他的外室莫国康，只是一个伪立法委员。在汪逆赴日就医以前，陈逆虽也着力于青年干员的提拔，如对上海保安司令部行政处长吕琪、军法处长李时雨，寄以深切的信任，可是这些人能力不高，当然不能付以重任。

    1944年3月，陈公博虽代汪而跃居伪国府主席、军委会委员长、行政院院长，身兼三职，大权独揽，可也增加了他的苦闷。首先是和他在私人感情上并不十分恶劣的周佛海，是个贪得无厌的人，陈的继承伪主席虽得公馆派全力支持，但他对周逆也不能不从事拉拢，免得背后捣蛋。于是，经过慎重考虑后便将伪上海市长让位给周佛海，并升以伪军委会副委员长、行政院副院长的头衔，表示与周平分秋色。周佛海以伪财政部长实职兼任上海市长，又兼上海市警察局长，担任的伪职都是属于行政上实职，这样的一身兼数职，也自有他的打算。上海市是块肥肉，落在公馆派巨奸手中，他是不愿的，直接提出由他的亲信帮凶罗君强来出任上海市长，又要遭到公馆派的反对。所以只好老着脸皮由自己出面来争夺上海市长，而由罗以上海市秘书长的名义代拆代行，以杜公馆派反对之口。

    再说陈公博跟周采取“利益均沾”而达到相安无事之后，就注意于亲信党羽的提拔。陈手下原没有贴身可信的人，自他继承了伪代主席以后，形势大有转变。湖南派的丁默邨自特工总队主任卸任以来，担任社会部长，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使。1943年2月以后，社会部改名为社会福利部，就更闲得无事可做，当初跟随着他的大小伪员莫不叫苦连天。伪社会部副部长翦建午从日本人手中接收了上海的所谓“中华民族反英美协会”，由于经费有限，形同虚设。由伪社会福利部驻沪办事处处长陈东白兼任的“反英美协会宣传处处长”，每月除在电台上举行一二次广播以外，简直不常到福州路汉弥尔登大楼的会址去办公。和他有同等地位的伪宣传部驻沪办事处处长冯节，此时正兼任了中华电影制片经理公司总经理，将张善琨、柳中浩等经营的影片公司一股脑儿都收买进来，方在气焰嚣张的当口，就不可相提并论了。[12]

    丁默邨在公馆派得势时期，苦无出路，终日荒淫无度，于声色场中消磨岁月。及至陈代汪而起，丁便积极营钻，向陈逆表示靠拢。陈正苦无得力帮凶，就提升丁的私党彭年任伪社会福利部长，并于1945年1月任命丁为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3月兼任伪军委会政治保卫部副监，5月调伪浙江省长。丁属下的大小伪员也跟着丁调来调去，席不暇暖。丁带着杭州的伪员，有伪浙江省政务厅长黄庆中、伪财政厅长陆善炽、伪教育厅长谢仲复、伪浙江省第六区行政专员陆懋仪等。他们依仗敌伪势力，搜刮勒索，如饿虎抓食，浙省人民受害不浅。幸而为时不久，日本投降，人民暂时得到喘息苟安的机会。

    伪军委会政治保卫部，是在改组伪政治部的基础上成立起来的军事特工机构。当初李士群一死，由黄自强出任伪政治部长，下设情报局和政治保卫局。情报局多是黄的私人，政保局则是李士群主持伪调统部的原班人马。由于万里浪一手控制了京沪、沪杭各地的政保分局，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黄所控制的只是一个情报局。陈代汪登位，认为特工组织非由自己亲自掌握不可，于是就免去黄自强的伪部长职，改组为伪政治保卫部，取消原有的情报与政治保卫两局，削弱万里浪的权力。计划是讲定了，但环视一下他手下的亲信，却没有一个可以替代黄自强领导特工组织的人。这样，只得委丁默邨来接管政治部，另派自己的心头人莫国康去监视丁。为了不让丁大权独揽，他想方设法在伪军委会下成立一个伪政治保卫部，由陈自兼总监，丁为副总监，以防丁专横弄权。对于万里浪，又将沦陷区各地的政保分局划分为伪政治保卫部第一、第二两局，万里浪驻上海，掌第一局；胡均鹤驻南京，掌第二局。女奸莫国康，名义上是伪机要室主任，却常驻部办公，代陈逆发号施令，批改重要公文。

    提起莫国康，倒是个出奇的怪物。她分明是陈公博的外室，对外却自称“老大未嫁”，要以独身终其生。此人出身，原为广州市执信中学学生，那时陈公博在执信中学教书，莫国康是他的学生。1926年以后，随陈参加北伐，瞒着陈妻李丽庄对陈勾搭。陈投敌之后，出任伪立法院长，莫就以伪立委身份侍奉在侧，参与机要。陈手下的得力爪牙如陈秋实、沈观准、童鼎三、赵如珩等，都称她为“莫委员”，有事要向陈请示，往往先要得到“莫委员”的默许，其好弄权结党，不减于陈璧君。陈公博也处处委以机密，改组伪政治部的组织设计，全为的是替莫国康掌握伪特工领导权便利行事。

    上面已经说过，陈手下的亲信多是一些小角色，能独当一面的巨奸是不多的。陈除拉拢公馆派林柏生以供驱使外，将他在伪上海市长任内的秘书长吴颂皋升任为伪司法行政部长，伪上海市警察局长卢英升任为伪军委会参军长，又重用了无党派“名流”周隆庠为伪侍从室主任，岑德广为伪中政会秘书长，组织了以自己为中心的一套伪中央系统的新班底。

    对他手下的心腹，则以另一种方式提拔重用。莫国康被安置为伪政保部机要室主任即是一例。他又从内政部长梅思平手中夺去了“鸦片公卖”的大权，取消了直属内政部的禁烟总局，另在伪军委会名下设立禁烟总监署，自任总监，由他的亲信袁愈佺为副监，莫国康手下的门客陈秋实出任禁烟总局局长。由于向梅思平打下一记闷棍，从而又闹出不少争权夺利的丑剧。

    “鸦片公卖”所引起的风波

    敌伪统治时期实行“鸦片公卖”，毒化沦陷区居民，为害不浅，而伪府许多机构的经费，都要仰仗烟赌两项税收来津贴开支，因此这“鸦片公卖”权力，就成为群奸逐鹿的对象。

    陈公博还在出任伪上海市长时期，就由敌人经营的宏济善堂按月送来巨额烟税，当作经常开支。林逆柏生的伪宣传部属下的伪中央通讯社和伪《中华日报》，也由宏济善堂按月津贴维持。陈、林两逆，深知“鸦片公卖”获利之厚，早已朝夕觊觎，要将“鸦片公卖”的权力，从日人手中攫取过来。无奈日人不肯放手，从1938年冬季起一直霸占着宏济善堂不放，委由汉奸盛幼盦、蓝芑荪出面经营。

    盛逆绰号盛老三，是清朝大财主盛宣怀的儿子，家底本厚，兼之沦陷后运销鸦片，榨取烟民所得的逆产，多得无法计算。他在上海的住宅就有10多处。我曾随友人到过他家，亲眼看到盛所用的痰盂，是以纯金制成的。其他如烟具、烟灰缸、小高脚盆和悬挂在走廊下的鸟笼，也都是金的。其享用之奢，为汪伪巨奸所望尘莫及。

    抗战胜利以后，我在第三方面军调查汉奸隐藏逆产，与敌伪产业处理局的逆产组人员时有接触，曾见盛逆被该组所没收抄获的逆产清册，厚达128页。其中有一只白金镶成的九角形大钻别针，当中镶有28克拉大钻一粒，周围镶有重约15克拉的小钻160粒，时值估计，约为伪币以6000万元，可买上白米1000石。

    盛自日人委托经营“宏济善堂”以来，汪精卫曾授权陈公博，向日人交涉取消“宏济善堂”，由伪行政院下另设禁烟机构，取得“鸦片专卖”权力，逐步查禁。无奈日人始终不肯放手，陈遂怂恿林柏生，策动青少年团团员以示威游行的方式，于1943年12月27日，在南京、上海、苏州三地，同时发动禁绝“三害”运动。所谓“三害”，是指烟、赌、舞三者。林是伪青少年团总监，伪新国民运动委员会主委，他在上海命令爪牙奚培文，率领青年将沪西特区的赌台和南京一带的燕子窝打得落花流水，还推派代表至伪市府请愿。当时陈兼任伪上海市长，当面向青年代表提出在三个月后禁绝烟馆、赌台和舞厅。伪《中华日报》以巨大篇幅报道此一新闻，冀博取各界舆论支持。这场假戏草草终台后，对日方收回“鸦片公卖”的特权就有了借口。1944年4月宏济善堂由伪内政部接收，另在伪内政部内设立伪禁烟总局，宣布分期禁绝鸦片。四年多来几经交涉始得如愿以偿。这时，汪精卫已去日治病，便由陈与梅思平向日接洽办理。陈因代理伪主席，事实上无暇兼顾此事，便将伪禁烟总局成立的事表面上委托梅全权办理，却又指使伪内政部次长袁愈佺从中严密监视，后来又将伪禁烟总局改组，使梅下不了台，闹出一场环绕“鸦片公卖”为中心的内讧丑剧。

    梅思平于1943年9月继陈群出任伪内政部部长以后，在汪伪巨奸中也是一个头面人物。他原为中央政治大学政治系主任，抗战初在陪都重庆，跟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素称莫逆，是周佛海家中“低调俱乐部”的常客，与汪精卫接近。汪尚未逃出重庆之前，就派梅思平与高宗武，秘密由香港赴上海，面见日本军部代表影佐祯昭，谈妥“和平”方案，然后又潜回重庆向汪逆汇报谈判经过，汪逆才决定离渝飞往越南河内，发表“艳电”卖国求荣的。故梅在“还都”以后，汪极加器重；陈璧君也另眼相待，无形中成为公馆派汉奸中的巨擘。

    禁烟总局成立时，梅对局长人选倒也十分慎重，他选定章骏为第一任伪禁烟局局长，是经过一番仔细考虑的。第一，要从宏济善堂盛老三手中接收这个“公卖”机构，除了对禁烟事业须有相当经验以外，还得跟盛老三有些交情的人才能称职，否则宏济善堂的几百箱存土就无法移交过来。章骏是吴县人，在伪维新政府时期曾任南通戒烟局长，对此道有些经验，跟盛老三在私谊方面又素有往来。第二，梅用人也要些阅历，章骏早年毕业于苏州公立学校，该校是清朝光绪年间在吴中首创的第一所新式学校，梅向来钦佩章骏有些实学，况又跟随他附逆多年。“还都”初，梅任伪工商部长时，章骏为该部参事，又任伪保险监理局长，与梅有着历史渊源关系。第三，章骏平素对梅恭敬备至，外貌诚实，善于奉承，梅遂视为心腹，委以重任。同时又派了他的学生郭洪以副局长名义襄助办事。郭是潮州人，祖上三代做烟土生意，和上海几家大土行老板多有亲族世谊关系。梅这样布置伪禁烟局的人事，自以为十分妥当。哪知章骏是一个十分不堪的混蛋，到任以来，不到半年，就把个“伪禁烟局”搞得声名狼藉，弊窦迭出。陈公博乘机从梅手中收回“鸦片公卖”特权，弄得梅大失面子，这是他所意料莫及的。

    宏济善堂全盛时期，南市九亩地一带烟馆林立。这些烟馆老板组织了一个公会，称为“特业公会”。当时上海共有土行大牌照——大同行52家，小牌照——小同行200余家。伪禁烟总局成立后，以限期禁烟为名，一股脑儿取消所有大小土行燕子窝的牌照，重发新照，谕告烟民办理登记，发给执照，注明吸量，逐步减少，以三年为期戒绝烟瘾。

    新发的土行牌照，共大牌照15张，小牌照128张，无形中取消了大牌照37张，小牌照100张，这本来符合“逐步禁绝”的原则，土行老板自然不敢反对。伪局方又通知，凡停业土行要想复业的可以申请核准，只要付给保证金大同行100万，小同行50万，土行老板希望核准复业，纷纷都缴上保证金。谁知这15张大牌照，南京巨奸们早已暗中内定，局方留下五张，前宏济善堂盛老三、蓝芑荪等分配五张，分到特业公会的就只有五张。土商们打听到局方五张大牌照原来是由陈公博、梅思平、林柏生、袁愈佺和局长章骏各领一张，交给他们的亲戚出面经营。堂堂主席、部长，竟与烟棍争利，这就引起了大小土商的公愤。他们立即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表示要与章骏评理，大批请愿队伍开到北四川路1286号伪禁烟总局办公室，吓得章骏连忙从局长室后窗偷偷溜走。幸而副局长郭洪手段圆滑，潮州帮土行中如郭源茂、郭煜盛又都是他的同族，委曲说明这五张大牌照绝对不能更动，所有大同行52家，保证发给小同行牌照，淘汰的小同行则以抽签方法决定命运，这样才说服了请愿土商不再闹事。

    牌照的分配解决后，伪禁烟总局就按月配给土行烟土，由于章骏在核准牌照配给烟土方面弄了不少花巧，局中大小职员也都上行下效起来。配出去的烟土分量不足，又掺了几成代用品，到了烟民手中就大为变质，远不如宏济善堂时代的货色了。烟民都是感觉灵敏的人，就纷纷写信告到陈公博那边去，诉说伪禁烟局内部如何贪污腐败，要求彻查整顿。同时章骏自作聪明地买进一批川沙、南汇土产的土浆，硬要配给土商。这土浆成色好看，实质是非常低劣，简直不堪入口。章骏虽干了几年南通戒烟局长，却不懂这一批土浆的本质，当时因太平洋战局形势紧张，由于运输工具不足，华北和四川的烟土来源不足，章骏就买进了大批川沙土。谁知当总务处配给到土行时，竟遭拒绝。章骏以土行不肯接受他亲自采购的烟土，认为有意和他为难，声言如拒绝派货，则以后老北口及西土亦将停止配给。这种蛮横做法，自然激起了土商的反抗情绪，于是由陈公博、林柏生、袁愈佺三人所开设的土行老板带头，组织土商到南京请愿。

    伪内政部次长袁愈佺与梅思平只维持着表面的合作，暗斗却非常激烈。当初伪禁烟总局成立时，局长章骏、副局长郭洪都由梅指派，袁想把他的亲戚孙某插进去当禁烟总局的会计处长。他尚恐梅拒不答应，就直接向陈公博请示，当由陈亲自批准。袁认为既经主席允许，自然千稳万妥，也不通过梅，就由自己签发一张派令着孙某径直到上海接任。谁知梅已调了伪内政部总务处处长顾保廉捷足先登。章骏见部里派来的会计处长，闹了双重案，连忙打长途电话向梅请示，梅也不知此事已通过陈，还以为是袁愈佺故意与他为难，于电话中告诉顾保廉绝对不许退让，言时高声大叫，声色俱厉。孙某径将情况告知袁，袁向陈公博请示办法，陈为顾全大局，着袁将孙某叫回，另派新职。

    经此一事，袁愈佺便时思报复，千方百计地搜集了伪禁烟总局内部贪污腐败的情形，向陈面前告密。现在又发生了土商晋京请愿的事件，陈便有心要改组该局。事有凑巧，和孙某互争禁烟总局会计处长的顾保廉，将禁烟局第一票收入即各土行的保证金，以及外埠分行解来的烟款，交给股票大王沈长庚经营投机买卖，并将所获得的非法利益分一部分与梅，这一内幕已传遍了伪禁烟局，闹得大小伪员都知其事。袁闻讯，认为报复机会已到，一面草拟了一个改组伪禁烟总局的计划，一面请示陈发出一个扣留会计处长顾保廉、彻查账目的命令。

    袁愈佺这一着，已经使梅思平惊慌失措，暗暗叫苦，谁知隔了几天，当伪国防会议举行常会时，陈提出将伪禁烟总局撤销，另在伪军委会名下设立禁烟总监署，由陈自兼总监，袁愈佺为副监，章骏着即撤职。梅也出席参加这次会议，当时一言不发，暗记在心。直至1945年5月的某一天，又值伪国防会议例会，这次陈提出由林柏生出主皖政，梅就立起反对。梅所持的理由是：当时伪府规定安徽与淮海两省为种烟省份，那么皖省省长人人可去，独有林柏生不能去。因为林曾发动了伪青少年团举行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怎可又派他到种烟的省份去当省长，这不是侮辱林的人格了吗？这一席话，居然博得与会者的喝彩，若不是陈大发雷霆，拍案坚持要通过这一提议，林柏生的伪省长几乎当不上来。

    梅思平自禁烟局从自己手中被袁愈佺夺去，自知明的斗不过袁（因为袁是陈的亲信，后台硬），便在暗中大捣其蛋。新任的伪禁烟局长陈秋实是女奸莫国康的心腹，他自接手以后，梅就与盛老三、蓝芑荪联络，将手头上大量存土压低抛售，一时充塞市面上的黑市烟土，竟低过伪禁烟局的配给土。土行老板不愿向伪禁烟局配货，倒反而仰求盛老三这一班私土贩子，这倒是一件特殊的怪事。

    林柏生出任伪安徽省省长，是与发展烟土大量种植有关。当时按照袁愈佺计划，要减低烟土成本，便在安徽、淮海两省扩大种植面积。但原任安徽省省长的罗君强对发展种烟事业，跟陈采取不合作态度，刚巧周也有意要调罗君强以伪秘书长名义去掌握上海市政，陈就将林柏生调去主皖，以利发展皖省种烟，想在“鸦片专卖”事业方面大捞一票。谁知林到任以后，竟瞒着陈、袁两人，与上海方面的土商胡星斋暗自勾结，派了伪安徽省保安队运烟，被日本宪兵队扣留查获。林在蚌埠得此消息，只得亲往南京，向陈面前百般认错，要求陈解此倒悬。陈当面训斥了一顿，只得由伪军委会名义发下一道公文，将被扣伪军提解到宁，发交林偷偷地释放了。

    抗战胜利前后的几件事

    1945年初夏，英美盟军正想策划在中国沿海沦陷区上登陆作战，法西斯德国已在欧洲失败，战局形势于日本侵略军非常不利。日本在华侵略军方面，也分成了两派。冈村宁次主张硬到底，继续搜刮中国的占领区物资维持对中国人的奴役统治。日本大使谷正之主张缩短战线，撤退在华驻兵，中日两国立即媾和，拆散美英中共同联盟。日本军阀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千方百计在找寻新的奴才来代替为广大沦陷区人民所切齿痛恨的汪派汉奸。曾琦、李思浩、陈友仁辈遂成为日本军部的宠客。[13]李思浩担任了由日军接办的《新闻报》董事长，曾琦、陈友仁虽未公开落水，但也成为日本占领军的事实上顾问，向日寇提出种种打开中日僵局的建议性意见。

    4月3日，南京出版了一本充满着“抗日”言论的《大公周刊》，公然提出要日军从中国沦陷区撤回去，主张召开各党派代表会议，解决国事，要求撤销由日本军部主办的油、粮征收机构，同时还刊登了延安和重庆的电讯原稿。这样的刊物和所有敌伪时期能够公开出版的期刊相比，显得多么特殊，一时确也迷惑了不少沦陷区的青年读者。《大公周刊》的创刊号不断重版，销路打破了空前的纪录。主办《大公》的章克（曾任伪宣传部次长）另在上海设立一个办事处。由于《大公周刊》每期销路激增，章克自然是名利双收了。但总因南京汪伪方面和日本一部分军人的反对，这个轰动一时的刊物，只出了13期就宣告停刊。

    原来章克这个刊物是受命于日本大使馆的清水书记官的指使而创办的，它的言论正代表了日本某一派人的政见。这时由于战局的影响，日本内部分裂的现象日益显著，新旧两派汉奸之间也就各自跟着他们的后台老板大唱对台戏，这是一种必然的现象。

    南京伪组织自汪逆于1944年11月间在日病死、陈公博逐步控制政权，巨奸们更是同床异梦，四分五裂，惶惶如末日将临。

    女奸陈璧君，鉴于汪公馆门前车马渐稀，情知自己掌握伪府中央大权的时期已过去，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她于1945年3月12日愤而离京去粤，将该省所有军政大权都操在自己手中。布置既当，就向陈提出要派妹婿褚民谊出任伪广东省长，她满以为陈一定能照办，电告褚逆早作准备。隔了几天，陈果然打来电报，拆开一看，陈竟以“民谊不能离开中央，有许多事要借重他”为理由，拒绝了要求。陈璧君是个独断独行的人，汪精卫在日，事无大小都要经她同意，现在碰了这个橡皮钉子，顿时气得暴跳如雷。她立即乘飞机从广东出发，到了南京，跑到陈公博办公室，演出一出新编“贺后骂殿”，一把拉住陈公博不放，大叫大跳，说汪是他们几个人害死的。迫得陈答应放褚民谊去主持粤政，方才罢休。

    褚民谊出主广东省政时期，南京政府大小汉奸早已精神涣散，知道这场傀儡戏已唱完了大轴，行将停锣散伙。这时，各巨奸将历年搜刮得来的民脂民膏，化整为零，巧立名目，隐藏他们的巨额逆产，以留后步。那些“苦”守了多年的伪员都想换换空气，调个实缺，捞一票再作打算。因此，在抗战胜利前夕，南京巨奸们凡任部长的人，都想当省长，任司长、局长、处长的人，都想当专员、县长。陈公博给他们纠缠不过，从1945年4月到6月，放了几个伪部长去当省长。褚民谊主粤于前，丁默邨主浙和林柏生主皖于后。省长上任，厅长、县长就得相继更动，一时出现大批弹冠相庆的新贵。林柏生办报出身，带去接任的多是附逆报人：曾任《中华日报》总编辑的梁秀予当了伪安徽省民政厅长；伪中央社主任赵慕儒被任命为伪安徽省第一区行政督察专员；《中华日报》总经理颜加保被任命为伪安徽全省税务局长，颜因爱好摄影，把《中华日报》一个姓康的摄影记者也带去帮助收税。

    湖南派的周、罗、丁、熊诸逆，因于1943年初夏由军统特务程克祥向戴笠取得联系后，毒死李士群，得到戴笠的传令嘉奖，就瞒着陈与重庆方面暗通声气，成为蒋介石所提倡的“曲线救国”的实践者了。实力派的任援道，也打进了他们的一伙。1944年1月，军统局派特务周镐到南京去找周逆，面授周向伪开封绥靖主任孙良诚、伪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吴化文做策反工作。1944年秋，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亲信刘明夏在上海被捕，周逆委以伪税警团参谋长，命刘向顾祝同取得联系。丁默邨自知没有实力做后盾，成不了大事，他于1945年3月担任伪政保部副监时，就与万里浪策划组织突击队，向日本梅机关骗取枪支，这个计划没有得到敌人的支持。5月间，他主持浙江省政，就大力扩充伪保安队。他们这种处心积虑两面讨好的做法，满以为在局势发生变化的时候，有机可投，至少能保全自己的声名地位。

    1945年8月10日，南京传出了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向盟国投降的广播。12日，重庆军委会就发出了一道任命，委周佛海为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任援道为江苏行动总队总指挥，丁默邨为浙江军事专员。周等诚惶诚恐地于受命之余，在报上大登启事，满以为这一机投得正中，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8月17日，南京伪国民政府通过最后一次最高国防会议，宣布解散伪府，成立临时政委会，通过由陈公博任委员长，周佛海为副委员长，岑德广、周隆庠为正、副秘书长。周佛海企图邀功赎罪，与任援道合谋要将陈公博以下巨奸一网打尽，以做国民党到达南京时向蒋介石的献礼。事机不密，被陈派诸奸探得动静，急切之间，无计脱身，乃由陈面恳日本在宁外交军事负责人，愿付日元一亿元为酬，要求逃往日本避难。8月25日上午7时40分，一架神秘的日本飞机由日本军事顾问雄川中尉率领，载着巨奸陈公博等七人，秘密飞往日本。躲在飞机中的有：伪主席陈公博、伪安徽省长林柏生、伪中央军校教育长何炳贤、伪经济部长陈君慧、伪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岑德广、伪侍从室主任周隆庠以及陈之妻李丽壮、外室莫国康。

    陈等要想逃命，经国民党陆军总部通知日方提解回国，被禁在南京的老虎桥监狱。隔了不久，周等一批湖南派巨奸，也由重庆乘飞机解押到京，和陈等都关在老虎桥监狱的忠字号监房。有个上海申报的记者（已忘其名）于1946年9月前往监狱中探访新闻，正和周佛海谈话之间，突见林柏生从另一间号子里出来，一见周在座，立即缩脚退回。这一对湖南派与公馆派汉奸，虽在死到临头之时，还要来个“白眼相视”，不释前嫌，他们之间的矛盾始终无解。

    注释

    [1]周佛海与汪精卫以前没有关系，周之附逆，高宗武为牵线人。

    [2]此事我听梁式谈起。梁在敌伪时期，担任伪《中华日报》总主笔，与林柏生在广州岭南大学同学。

    [3]郝鹏举善变，抗战胜利后向新四军投诚，驻军鲁东南。1946年1月间，郝又向国民党军投诚，蒋介石委以鲁南绥靖区司令兼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4]伪税警团政训处由黄特负责。黄为上海滑头银行家黄楚九之孙，主持该团情报工作。抗战胜利后又参加军统局王新衡处工作。

    [5]见1943年9月10日上海各报。

    [6]周逆曾出版《往矣集》，记述他在北伐前后的回忆，文中对蒋流露恋念之情。

    [7]程克祥、彭寿是上海洪帮大哥徐朗西的门生，我常在徐家看到他们，虽无深交，但常听徐朗西谈到他们的情况。

    [8]黄自强于抗战胜利后逃往台湾，在一酒肆内因邻座一军人手枪走火，误中流弹而死。

    [9]抗战胜利后，万里浪在上海被捕，胡均鹤在南京被捕，均判死刑，执行枪决。

    [10]古今社曾在朱朴家招待文化人，举办所谓“朴园雅集”，周佛海、陈公博均以该刊撰稿人身份参加。

    [11]李时雨在香港与陈公博相识，后为陈所信任。李与我有交往，常告以陈逆事。

    [12]冯节、陈东白均与我相识。冯寓居沪西一公寓内，以咖啡西点待客。陈则常向我叹苦，自诉“日子愈来愈难过了”。

    [13]香港沦陷后，李思浩、陈友仁被日寇劫持来沪，陈以后病死。曾琦于1945年春来沪，日本大使馆奉为上客，旋又返回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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