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润三

    1941年3月中旬，我应伪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副部长刘仰山邀约，到南京东亚联盟中国总会监事会任秘书，先后担任过伪组织部第二处处长和伪立法院立法委员等职，参加了陈春圃、林柏生等所主持的一些宣传活动。兹将我所知道的有关东亚联盟、宣传部以及其他机构的内部情况，就回忆所及，概述于下。

    东亚联盟中国总会

    东亚联盟中国总会当时设立在南京宁海路十号。东亚联盟的前身，是孔宪铿领导的大民会。汪到南京接收了梁鸿志的维新政府，组织了新的中央机构，梁鸿志任监察院院长。为了统一宣传，汪又改组了大民会，于1941年1月成立东亚联盟中国总会，汪自任会长。东亚联盟和当时华北的新民会一样，是一个宣传机关，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调整中日关系三原则为依据，宣传中日“军事同盟”“政治合作”“经济提携”“文化沟通”，并在香炉营另外成立中日文化协会。

    东亚联盟中国总会分理事会和监事会两个部门。理事会里设秘书处、宣传委员会、文化委员会和社会福利委员会。理事会秘书处的秘书长为周佛海，周学昌、周隆庠任副秘书长，当时人称“三周”。宣委会的主任委员为林柏生，文化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为缪斌，社会福利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为丁默邨（绰号丁屠户，是汪记特务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各委员会除了委员外，各设秘书（也有设秘书主任的）、科长、专员、总干事、干事、助干等工作人员，办理各委员会的业务工作。事实上委员中比较负责的干部，都是兼职，如林柏生是伪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丁默邨是社会部长，分别兼任东亚联盟宣传委员会和社会福利委员会的主任委员。那些秘书、科长，绝大多数也是在伪国民党中央党部和东亚联盟两边兼着。会内事务，主任委员根本不问，都由主任秘书或秘书负责处理。

    监事会也设有秘书处，秘书长是朱履和（当时任司法院副院长和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刘仰山任副秘书长。监事会的工作，由汪指定副秘书长刘仰山负责。秘书长为当然常务监事。副秘书长为当然监事。常务监事由梁鸿志、江亢虎、张永福、顾忠珍等担任。每月召开常务监事会议一次，副秘书长和秘书都列席会议。常务监事会议的内容，主要是审议理事会秘书处、各委员会以及省市分会的预算、决算和业务活动。朱履和除开常务监事会议外，很少到会里来，会务由刘仰山主持。后来陈公博组织政治训练部，刘仰山和富双英去担任副部长，便把图章留下，公事由我代为批阅。监事会秘书处组织比较单纯，秘书以下只设了两个科：第一科科长葛管成，系刘仰山的人，负责总务；第二科科长周某，系朱履和的人，负责审理事宜。他们把审核过的案卷集中列入常务监事会议议程。常务监事会议也只是一个形式，由主席把议程宣读一遍就形成决议，对议程中提出拟具的意见很少改变。

    当时各省市设立东亚联盟分会的并不太多，除南京和上海外，只有武汉、广州、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淮海（现在的徐州是从苏北、皖北划出来的）等几个省市设有分会，会务由书记长负责主持，书记长也多由该地区党务工作负责干部兼任。这些分会与总会的关系，并不怎么密切，也很少送东西到总会请求审议，所以监事会审核工作的范围，就只限于总会两个秘书处和三个委员会。

    我在监事会秘书处由于工作轻闲，便抽出时间到学校里担任教职，先后到伪中央青年干部学校、将校训练团、公务人员暑期集训营和青少年暑期集训营等教育机构担任“三民主义”和“国际形势”讲座。胡兰成邀我为上海《国民新闻》写稿，我以芸生笔名写了一篇《晋冀豫边区印象记》，主要叙述太行山与道清铁路沿线的游击队活动，和朱怀冰、鹿钟麟与八路军的摩擦等情况。他很满意，彼此关系逐渐密切，1941年4、5月间，陈公博约我面谈，说刘仰山事情多，忙不过来，希望我在东亚联盟多负些责任，并问我对当前的工作有什么意见，以后希望做些什么等。从陈的办公室出来，胡兰成、刘仰山和我一起到梁园吃饭。当时希特勒已经完全占领了巴尔干半岛，正在向英国施加压力，并叫他们的助手赫斯到英国活动。胡兰成很激动地说：“虽然德国在西欧和巴尔干取得很大的胜利，可是形势这样发展下去并不好，这只是对苏联有利，增加德意日轴心敌人的力量。我们的真正敌人是国际共产主义，希特勒把进攻的矛头转向东方就好了。”到了6月20日苏德战争爆发了，胡兰成大喜若狂，他说：“真的干上了，这一下可好了！”他要我给报纸多撰写一些关于这方面的新闻报道。我又给《国民新闻》写了《苏联的液体燃料》和《苏联的红海军》等稿件，叙述苏联巴库石油的开采、巴库巴统间油管的铺设与苏联潜水舰艇的活动等。

    关于伪宣传部

    宣传部设立在新街口以北路西的一幢大楼上（现为新街口邮电支局），它既属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执行委员会，又属于国民政府的行政院，实际上受日本派遣军总司令部报道部的直接管辖。因此，宣传部的人对日本顾问曹野心平倒是满不在乎，但一听说派遣军报道部来检查工作，便马上紧张起来，准备应付检查。

    宣传部的部长为林柏生、孔宪铿、胡兰成、章克、郭秀峰等，都曾先后担任过次长。日本顾问曹野心平，是在日本有相当地位的作家、诗人。他是广东岭南大学的毕业生，对中国情况极为熟悉，又和林柏生是同学和多年老友，他到宣传部担任顾问，日本人认为很是相宜。

    宣传部的内部组织，有四个司、三个室、一个局和一个社。第一司是总务司，司长先后由梁秀予、范谔担任。1945年林柏生到安徽任伪省长时，范谔随他到蚌埠（临时省会）任省政府秘书长。总务司掌管人事、庶务、会计等事宜。第二司为宣传指导司，担任司长的有郭秀峰（后升次长）、刘石克（后随林柏生到安徽省政府任参事）。这个司掌管编写、分发宣传要点，征集和搜集有关宣传资料，负有指导宣传的责任。第三司是宣传事业司，司长为褚保衡、范谔、杨鸿烈等。这个司主要掌管新闻报纸。当时的新闻报纸，在南京的有《民国日报》，它是由《南京新报》改组而来，《南京新报》是维新政府时期创立的报纸，有日本人做后台。在上海的有《中华日报》。后来周佛海在南京创办《中报》，聘了和陶希圣一起到南京的沈巨尘任总编辑。胡兰成因为和林柏生有矛盾，脱离了宣传部，在上海办起了《国民新闻》，这个报纸的经济来源据说也是由周佛海负责，是有意要同林柏生唱对台戏的。第四司是特种宣传司，由韦乃纶任司长，主要掌管电影和广播事宜。

    除了四司外，还有秘书室，由古咏今任主任，掌管部内一切行政公文。在编辑业务方面设有编审室，杨鸿烈、章克标先后任主任，主要编审有刘希平、许惕生、朱竹君、魏建新、吴宗宝、陈大悲、杨嵩南和万孟婉等。万孟婉当时任南京模范女中校长，系杨鸿烈的老婆，算是林柏生系妇女中的红人。刘希平后来脱离宣传部到上海《国民新闻》任编辑。另外还有参事室，由明淦任主任。参事中主要有许锡庆、钟任寿等。许锡庆是替林柏生搞理论工作的，著有《总理遗教》《和运理论》等。钟任寿则是有名的日本通，在日本做过生意，娶有日本老婆，说一口流利的日本话，专门负责同日本人的一些联络工作。有人说他是台湾人，他自称是广东客家人。

    宣传部还设有国际宣传局，由汤良礼任局长。这个机构是专门用外语对外做宣传工作的，主要用英语。另外还有一个中央社，由赵慕儒任社长，许锡庆任总编辑。赵系立法院立法委员，后随林柏生到安徽省任伪凤阳专区专员。最初用中华社，后改中央社，向各处报纸分发新闻消息。中央社和《民国日报》在一个地方办公。

    宣传部在各省省政府设有宣传处，处长人选也都由林柏生介绍任用，为宣传部各该地的耳目。如伪淮海省宣传处长高汉，就是林柏生最得力的干部，由于给林柏生做情报工作，在日本投降前夕，曾被伪省长郝鹏举逮捕。

    “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的活动情况

    汪在南京还仿效蒋介石发动新生活运动的办法，在中山北路大方巷口原华侨招待所，成立所谓“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这个会先附设于行政院，后来从行政院分出，改隶伪国民政府，汪自兼委员长。各省市（当时伪国民政府只能管辖苏、浙、皖三省及南京、上海两市）设新运分会，由省市长兼任会长。该会原设秘书室，分第一、二、三组。秘书室只有秘书一人，由华汉光担任。第一组管总务，第二组管青团训练，第三组管童子军训练。每组设总干事一人，干事、助理干事各一人。后来扩大组织，秘书室改为总务局，下设训练处、教务处，管理青少年事项。华汉光任总局长，朱晶华、崔荣庭先后任训练处长，后来朱到安徽省任伪县长，崔到淮海省任伪县长。汤郁文任教务处长。“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的日本顾问为宫本宇雄。

    中央青年干部学校，汪自任校长，林柏生任教育长，刘仰山、许锡庆任副教育长。教务处长先后由章克、胡访洲、许惕生担任，训练处长先后由何仲英、赵康适担任。中央青年干部学校分期训练，每期一个月左右。由各省市新运分会选送在校的大中学校学生，毕业后仍回原校上学。其中也有一部分中小学校的体育教师。因为体育教师多兼任童子军教练，组训青少年要继承童子军的衣钵，所以调这批人来受训。当时日本人在北平、武汉、徐州都有青少年组训机构，但不愿交给汪记政府，所以是各自为政。后来徐州、武汉方面，名义上受南京管辖，北平方面迄未与南京发生关系。比如汪记政府仰日本人之鼻息，设立了“东亚联盟”这个机构，目的不但是吞并维新政府遗留下来的大民会，还想吞并北平的新民会。由于日本人不肯点头，汪家从事宣传的喽啰们也只好害单相思而已。

    训练的主要科目有：总理遗教，领袖言论，国际形势，中国革命史实，新国民运动纲要，大亚洲主义，全体主义，日本青少年概况，中国青少年组训要领，防空、防毒、救护，劳动锻炼等。“领袖言论”由林柏生自己担任，有时由许锡庆代理。“国际形势”由张润三担任，“中国革命史”由许锡庆担任。结业后，除部分在职干部外，其他学员被介绍参加“中国青年模范团”，作为模范团员，仍回原来学校读书，也有少数败类替林柏生做发展组织和监视同学的特务活动。

    中国青年模范团团员都是中国青年干部学校毕业的学生。他们受训三四个星期，结业时发给“中国青年模范团团员证书”。南京受训的多属伪中央大学、伪国立师范的学生。另有一部分是伪宣传部附设的“中央宣传讲习所”毕业的学生，这是林柏生的班底。这部分人住在“青年馆”（即伪国民大会堂），终日无所事事，只是遇到什么节日如国庆节、还都纪念日、保卫东亚纪念日（每月8号），组织宣传，散传单，发宣言，贴标语，在新街花坛上升降国旗等。各省市的学生结业回校后与中央干校无联系，除个别人外，与中国青年模范团亦无联系。因为他们来受训是被动的，受训几个星期，不可能甘心情愿当汉奸的爪牙。这些青年学生，虽然住在沦陷区，在日伪统治之下，但他们的良心未泯，对汉奸有所不满，也有的主张抗日，所以南京大方巷原华侨招待所门口虽挂着三块牌“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中央青年干部学校”“中国青年模范团团本部”，实际上是个空架子，职员寥寥可数。所谓办公，也不过是聊天、看报、喝茶、签到而已。

    中国青年模范团，由林柏生任总监，刘仰山、赵润丰都任过副总监，蒋先声任训导长。蒋先声就是在上饶集中营任政治教官的蒋先器，为中统特务中的重要人物。由于汪蒋特务合流，他便通过日本后台来到南京，作为林柏生统治青年学生的有力助手。蒋离开上饶集中营后，就到浙江任伪县长。他和林柏生同时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到南京后不久就和一个青年女子结婚，住在宁海路。他不常到新运会来，会内也没有他的办公室，来了就待在总务局长华汉光的办公室里，一句正话不说。听说日本人投降后，他在南京大为活跃，经常在电台广播，俨然是蒋政权的先遣人员。

    和林柏生有关、给他搞情报的所谓青年模范团员，只不过几个人而已，如伪中央大学学生唐起鳌、尚仲玉等。他们每月大概有津贴可拿，可是他们在学生群众中没有什么威信，其他学生没有不骂他们的。

    中央青年干部学校，大约办过10期。另外还办过一期高级班，受训半年，共20多人，是登报招考的。训练科目，除初级训练那些科目外，加了政治学、经济学等项。毕业后称“中国青年模范团高级团员”。这批人毕业后，分别到各地新运分会开办的“农村青年训练所”担任组训工作。他们向农民宣传所谓“和运”，麻醉人民，为日寇张目，罪恶是不小的。

    1943年夏，在南京、上海先后举办过两期青年暑期集训营。林柏生任营长，刘仰山、戴英夫任副营长，教务处长为许锡庆，训练处长为蒋先声。集训地址，南京的一期在原金陵大学，上海的一期，在愚园路中忆定盘路中西女塾。训练内容与中央青年干部学校大致相同。全营学员划分十几个组，每组设导师一人，指导学员参加小组讨论，批改学员笔记和生活日记。汪也亲到上海做过一次时事报告，报告东线战争的情况，说希特勒是内线作战，兵力易于集中，随时都可以压倒对方的优势兵力突破敌人包围；并说当前战争情况虽然处于不利的情势，但由于英、美、苏各怀异志，第二战线迟迟不开辟，苏军仍孤军作战，希特勒就可以在兵力上重新部署，加强在东线方面的防御力量，予苏军以有力打击，来扭转战局不利形势。汪在做报告时，他的老婆陈璧君也坐在礼堂最前一排，并频频点头对汪的报告表示赞许。周佛海是向来不买林柏生的账的，但也破例来讲了《三民主义之理论体系》。

    青年暑期集训营在快结业时，除了进行参观外，还举行了营火会和游园会。营火会就在中西女学的操场上举行，游园会是在原兆丰公园举行的。参观游园会的人，除了营本部的工作人员外，陈春圃主办的公务员暑期集训营也全体参加了（这里是抽调各院、部、会科长以下的职员参加受训，目的是在公务人员中推行“新国民运动”，进一步钳制人的思想，做日本人的驯顺奴仆）。另外还有一部分特邀参加的高级官吏，如罗君强等。

    青少年暑期集训营的工作人员，为了向汪讨好，在南京集训时做了部署，结业时，把汪的女儿汪文恂列为第一名。汪文恂是广东大学学生，由校长林汝珩带来。集训营共学生二三十人，她名列第一，曾引起许多学员的不满，有的要求检查试卷，弄得训教两处的职员非常狼狈。上海集训时，第一名是南京国立师范的学生吴兆文。由于吴兆文在暑期集训营对林柏生的驯服和依附，成绩又好，所以很为钟任寿所赏识。

    青少年暑期集训营的职员到上海后，每人由公家定做草绿色中山装一套，以壮观瞻。训练结束准备回南京了，突然宣布发的衣服要收回，大家很不高兴，说这又不是演戏用的服装道具，收回去做什么。营部还是坚决要收回，大家气得把衣服甩给了他们。两个副营长，却不听那一套，叫勤务员把行李捆好，装上汽车便开往车站去了。林柏生那些小喽啰们不敢认真去拦阻，只好嘟嘟嚷嚷地骂：“亏他妈的还是副部长呢，连两件破衣服都舍不得撒手！”直闹得乌烟瘴气。

    汪伪政权的派系活动

    在伪政权组织中，除了汪精卫外，资格最老的要算陈公博了。陈在伪组织中是权势最大的一个人，他担任伪立法院长、政治训练部长和上海市长等重要职务。由于汪陈的历史渊源，他被认为是汪的当然继承人（汪死后陈代替了汪的职务），所以常遭受所谓公馆派（以陈璧君为核心）的反对，如陈春圃就是对陈公博不满的一个。我在组织部任第二处处长时，陈春圃任部长，他经常说：“陈先生这样搞不行，我们必须坚决地反对他。”

    在陈公博系统中，由于种种利害关系，又形成了三个小集团：一个是以富双英为首的东北派，这一派是以伪中央政治学校东北毕业同学中的“改组派”为主，如宫幻非、马骏名等都是富双英的头号打手，斗争的基地是伪组织部和政治训练部，斗争的对象是刘仰山。一派是以刘仰山为首的河南派，这一派也是以“改组派”为核心，还参加了一些过去大同盟的成员，主要成员有黄协一、许超远、张润三、孙清健、周正己、许国禄、许惕生、武仙卿等。武仙卿和沈巨尘都是随陶希圣一起到南京的北大毕业生，当陶希圣遭到排挤被迫逃回重庆后，沈巨尘被周佛海系拉去，担任南京《中报》的总编辑；武仙卿被陈公博系拉去，担任立法委员、国立师范校长和政治训练部的处长。属于刘仰山派的绝大部分都是伪立法院的立法委员，也有各部的处长、秘书等。如黄协一是立法委员兼伪国民党河南省党部的主任委员，张润三是立法委员兼组织部第二处处长，孙清健是立法委员兼组织部的秘书主任，周正己是立法委员兼政训司长，许国禄是组织部的第一处处长，许锡生是宣传部的编审，许超远是政治训练部的科长。后来刘仰山到上海任伪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主任委员时，许超远跟着他去当书记长。一派是以莫国康为首的广东派，莫是立法委员中少有的女委员之一，据说她是陈的情妇，在1933年陈公博任实业部长时，就跟他任秘书。由于她和陈有着特殊的关系，虽然仅仅是一个光杆的立法委员，她在陈公博系统中却保持着很大的权威，也拥有很多的群众，连刘仰山等也不敢轻易触犯她，在斗争中经常退避三舍。有些想做官的人，直接找不到陈公博的门路，就设法和莫国康接近，通过莫的推荐，也一样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她自己有一幢精致的楼房，里边布置得非常富丽堂皇，藏有不少珍贵的书画。她是自命风雅的女骚客，经常邀请一些委员到她家里去玩，她可以从玩乐中达到她预期的目的。在陈公博系统的各派斗争中，她是经常起着纵横捭阖的作用的。另外还有何炳贤一部分人，他们是专门为陈公博搞经济工作的。何系陈的内弟，担任伪军事委员会“经理总监部”的总监，还兼着伪中央军校的职务，是陈公博裙带关系中的人。

    伪政权中的所谓公馆派，是以陈璧君的家属为核心的。陈公博和汪虽然在政治上有着深远的历史关系，有时竟疏不间亲，对老婆的意见汪又总是逆来顺受，所以陈公博对公馆派的压力也就不能不有所顾忌。当时在南京陈家人多官多，人多势众，气焰极盛，谁也不放在他们眼里。其他派系的人们，明知争不过他们，只好遇事迁就，避免纠纷。所谓“汪家舞台陈家班”，也说明他们曾煊赫过一时。

    陈璧君的兄弟陈昌祖是南京伪政权中央大学的校长。这个学校自从樊仲云任校长后，风潮迭起，迄无宁日。各派对这一地盘的争夺也是声嘶力竭，相持不下，最后不得不由公馆派的人出来收拾残局，伪中央大学长时期争夺校长的风波才算被陈昌祖压了下去。

    陈璧君的另一个兄弟陈耀祖，曾任伪广东省长，他死后由陈春圃接任。他任伪省长时，担任宣传部次长的周化人曾随他去担任伪广州市长。

    陈璧君的侄儿陈春圃任伪建设部长、伪组织部长，于1944年春又调任伪广东省省长。陈春圃以彭胜天为助手，以广东人为核心，对各机关都派遣一些爪牙，打入它们的内部进行特务活动，为陈家做搜集情报的工作。

    林柏生在公馆派中也是很重要的。他以宣传部为基地，以中国青年模范团为组织核心，向各学校各机关进行特务活动。汪伪政权的特务工作，原由李士群负责，由于李士群过于跋扈，日本人对他表示不满，汪另外搞了一个什么政治委员会，叫林柏生当主任委员，这样林柏生就接替了李士群的特务工作。第一个阶段胡兰成与林柏生对立，后一个阶段，章克又与林柏生对立。因此，林柏生忙于应付内部纠纷，和外边的矛盾倒不怎么突出了。

    和陈璧君接近的还有林柏生的老婆徐莹，她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外边人传说她是陈璧君的干女儿，林在公馆派中很吃得开，似乎这也是原因之一。听说徐莹在日军投降后，搬到南京城外去住，不久便被蒋家特务派人抢劫一空，这就是大汉奸眷属的下场。

    周佛海在伪政权中是独树一帜的，他担任行政院的副院长和财政部长，掌握着伪中央储备银行，独揽伪政府的经济大权，在伪政权中，地位仅次于陈公博。他和丁默邨、任援道、梅思平、罗君强等的关系极为密切。在周佛海这个集团里，罗君强最为跋扈，他经常向人示威性地说：“有人说罗君强太厉害了，连陶希圣先生都被他逼走了。我不害怕别人骂我，这个责任，我愿意负担。陶希圣就是给我赶走的，又该怎么样？有本事也把罗君强赶走嘛！”周佛海在汪精卫死后，又向陈公博要去了上海市的地盘。这时形势日趋严重，各派都在争先恐后地向外发展，陈春圃到广东当省长，林柏生到安徽当省长，企图最后再捞它一把，然后各奔东西，作鸟兽散。

    林柏生与胡兰成、章克的矛盾

    胡兰成任宣传部次长时，和林柏生因争夺权力，发生矛盾。他一气就离开了宣传部，先在上海办了一个杂志名叫《苦竹》。单从这个杂志的名字，也可以看出他的牢骚很大，以“苦竹”自命，孤芳自赏，自以为有“节操”。

    胡兰成被改组派（严格地说应该为公馆派）赶出来，周佛海派自然欢迎。胡与周派勾搭上后，当了上海《国民新闻》报的总主笔。后来胡又和一个“女作家”张爱玲姘上了，林派的人乘机煽风点火，唆使胡兰成的老婆大闹特闹，醋海风波，满城风雨。

    林柏生是一个很狭隘的人，地域观念非常浓厚，他只能和广东人相处，外省人老老实实地吃点残羹剩饭还可以，如果稍有不满，表示反抗，关系便会破裂。他和胡兰成、孔宪铿、章克等几个次长相处都不够好，其原因不外争权夺利。宣传部是广东人独霸的天下，自部长以至工友，十之七八都是广东人，所以外面称伪宣传部为“广东会馆”，也就是说这个机关不过是广东人的旅馆饭店而已。他与胡兰成的矛盾大概如此，是不是还有其他政治背景则不大清楚。

    章克和林柏生是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章到南京后，林拉他到中央青年干部学校。这时学校刚成立，他便任教务处长。他虽然也到处办公，但很消极，说明他对这一职务是不够满意的，不久便离开了，调为“宣传部顾问”，也是挂个名而已。

    后来章克不知通过什么关系，又被任为宣传部次长，这样彼此关系就更加恶化。章对外交有研究，是“外交学会”的会员，他在伪中央大学对学生讲话，公开反对林柏生的中国青年模范团活动，说：“当前还是安心读书、学点实际东西好，跟着林柏生跑，会有什么前途！我是他的次长，我究竟得到了什么，我本身最能够说明问题。”学生们听了，热烈鼓掌，气得那些特务学生如唐起鳌等干瞪眼没有办法。日军投降后，蒋管区报纸上载，他被逮捕，蒋政府法院判了他两年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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