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逸峰

    伪维新政府外交部结束 汪伪外交部取而代之

    1940年1月，伪维新政府行政院长梁鸿志出席了汪精卫召开的青岛会议后，回到南京即面谕各伪部长准备结束工作。当时维新政府的大小官员，大都抱着“五日京兆”之心，观望坐待，一切行政均陷于停顿状态。3月20日，汪来南京开会，组成了伪中央政治会议，更加快了新旧两个傀儡政权的合并，维新政府各部门奉令限期于3月底以前移交结束。其时我在维新政府外交部任副科长，乃把经办公文档案，编号列表，公物清点造册，以便移交汪伪政府。至于我们的工作，今后如何安排则毫无消息。我准备月底领到薪俸，即回沪另谋生活。

    28日下午，忽然徐良派汽车来接我到中央饭店去会谈。过去，我和徐良素不相识，是由我的科长尤文藻介绍而认识的。尤和徐良在北京伪临时政府外交部是老同事，此次徐是应汪精卫电邀来南京组织伪外交部。徐只身来京，未带一人，苦无助手，他就去找尤帮忙，并要求尤代为物色亲信，尤乃将我和黄轶凡介绍给徐。徐和我们三人见面后谦恭地说：“此次汪先生电邀兄弟来京筹组外交部，三位都是老外交，今天特请三位来帮帮兄弟的忙。”他拱了拱手，就在公事包内抽出两册外交部组织条例草案（一册是朱鹤翔拟的稿，一册是吴凯声拟的稿），说：“现在就请三位留在此间另拟一份外交部组织条例草案和一个说帖，以备我今晚10时面呈汪主席核批，这两本草案可供参考。”说完，徐即夹着公事包出去。6时徐才回寓，看了我们三人合拟的组织条例草案和说帖，很是满意。

    29日下午，徐良又派汽车把我们三人接到中央饭店，他喜形于色地说：“要向三位贺喜，三份组织草案，你们拟的中选了！汪先生很满意。”说着，就把说帖上汪精卫亲笔批的“如拟”两字给我们传观。

    30日晚9时许，徐良又派车接我去。他锁上了饭店的房门，从公事包内倒出一大堆名片、履历和介绍信，以及汪精卫交下的任用条子，还有维新政府移交的外交职员科长以上名单。徐先叫我分类整理，把汪精卫交下的维新政府移交的、他自己推荐的以及各方推荐的列成一表。徐一再叮嘱，不要把汪先生交下的人遗漏，其余的人要注意学历和背景，然后按照新批准的外交部组织条例，订出人事配备的草案。无奈僧多粥少，我和徐良煞费心机，一直搞到深夜2时才告完成。临别时，徐又再三叮嘱我要绝对保密。

    翌日清晨，徐良到汪公馆面呈汪精卫，汪亲书“批准施行”。从此我就成了徐良的亲信，汪伪外交部就在这样仓促的情况下得告成立。

    “建交”前奏——两次“外事”往来

    1940年4月1日汪精卫“还都”南京后，日本政府在“中日亲善”的口号下，特派阿部大使乘军舰来华访问，名义上是参加伪府“还都”庆祝大典，实际上是来京与汪伪政府签订“中日和约”。汪以国宾相迎，派伪外长褚民谊到埠恭迎。阿部大使到京翌日，上午10时在伪国府礼堂向汪呈递国书，由褚民谊陪同引见，伪外交部次长周隆庠任翻译，伪国府参军长和典礼局长参加。

    当晚，汪精卫在伪国府礼堂举行隆重“国宴”，一面庆祝“还都”，一面欢迎阿部大使，并邀请日本驻华大使馆及日各地驻华总领事馆、日本海陆军宪特机关重要官员，由伪国府五院院长、各部部、次长作陪，共20桌。

    汪精卫首先致辞，他称“亲善使节”阿部大使来华访问展开了“中日亲善”新的一页。阿部大使随之答词，祝贺国府“还都”南京奠定了东亚“和平新秩序”的基础。

    当时我任伪外交部交际科长，忝列末座。所有这次宴会送发请柬，编排席位，席面布置，均由交际科负责办理。宴会时不但军警密布，戒备森严，就是对宴席酒菜，筷碗杯盘，均由日本军医监厨，逐一加以化验消毒。所有厨师服务员，均发特种通行证，自从入场后，即受监视，和外界隔绝。

    第二天上午10时，汪精卫和阿部大使在伪国府礼堂签订了“中日和约”。在座日方有日高参事官、清水书记官、顾问某人。汪伪方面有五院院长及伪外交部长褚民谊，次长周隆库担任翻译。

    汪精卫签订“中日和约”后，接着就承认了伪满洲国并与它建立邦交。在汪本人亲自访满不久，又于1940年11月特派伪外交部次长徐良为访满特使。徐良是广东香山人，徐勤之子，康有为的门生，人长得十分矮小。民国初年，他父子俩曾打着中华帝国宪政党的招牌，在国内外活动复辟。

    军阀统治时期，徐良曾任北京政府外交部英文秘书。巴拿马举行万国博览会时，北京政府外交部曾派徐良为护送中国展品专员。后来他弃政经商，任天津中原公司经理。当溥仪在天津做寓公时，曾聘他教过英文。因此汪精卫一上台，就专电邀请徐良来筹组外交部，汪想借重徐来联络溥仪。徐良访问伪满洲国时，我为随行人员，另带日文秘书潘坤煇、中文秘书黄轶凡、英文秘书王怀汾、文书科长吴润，一行六人，为期四天。出访事情只有一件，就是按照关东军军部的旨意，觐见“满皇”。

    11月中旬的一天清晨，我们六人分乘两辆汽车，由外交部直驶明故宫机场，搭乘日本军用专机启程出发。在机上，徐良从他公事包中抽出一份由日本大使馆用日文打印的访满特使谈话稿，交我译成中文。在青岛下机午饭后，直飞新京（长春），傍晚下机。到场迎接的是日本关东军特高课课长，伪满外交部韦长官和交际课长。我们六人分乘六辆汽车，在日本宪兵特务的严密监护下，到达宾馆休息。日满方面下令，东北民众团体记者、代表团一概不得接见，所有汽车出入宴会及出访日程，都由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排定。

    第二天上午，首先拜访关东军司令梅津，由特高课长引至客所候见。徐良和梅津寒暄毕，值日勤务送上香槟酒。然后至皇宫内府登记（觐见“满皇”须先向宫内府登记）。当晚，宫内府就派员来通知，觐见日期定于明日上午10时，并送来“满皇”赐宴请帖。

    次日上午9时半，徐良偕我们一行，都穿上燕尾服进宫候见。宫内房屋大都陈旧不堪，陈设也很简陋，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10时整，开始觐见。溥仪身穿大元帅军服，长统马靴，面戴墨晶眼镜，立在大厅台上正中。突然，大厅灯光通明，这是觐见开始的信号。于是由宫内府司仪员逐一唱名传见，并唱明传见人官职。觐见时每人走三步一鞠躬，三鞠躬毕正面对着溥仪。然后退三步一鞠躬，三鞠躬毕刚退至门口。溥仪直立不动，并不回礼。徐良除面递“国书”外，并附呈汪精卫致溥仪亲笔信一封。信中除公式化的问候外，并谈及通使设领事。六人按名单先后分别退至小客所休息。

    11时3刻，由宫内府大臣招待至赐宴餐所，按名签就座，正中虚设龙椅。12时整，扩音机放奏伪满国歌，全体宾主俯首肃立。在伪满国歌声中，遥闻皮靴噔噔之声，自远而近，溥仪带同随从进门。他旁若无人地独自先在龙椅坐下，背后立有翻译二人，全体随着坐下，徐良坐在溥仪并排右手，皇室御用挂吉冈安直坐在溥仪的左手（这是溥仪的监视人）。我们五人与溥仪面对而坐，同席共24人。

    溥仪坐下后，只顾自饮自吃，并不举杯招待。徐良虽系溥仪之师，但仍称他为皇上。徐先开口说：“汪主席向皇上问好。”溥仪说：“汪主席好。”接着溥仪按照外交礼节，向我们随行五人各问一句。我还记得，他问我：“到过满洲吗？”我答：“第一次。”在严肃的气氛中，赐宴开始。日本式西菜四菜一汤尚未上齐，溥仪就先行退席，全体人员立即俯首起立相送。溥仪一走，席上空气顿呈活跃，席终我们径回宾馆休息。

    最后一天晚上，我们一行又出席了关东军司令梅津的招待宴会。这种豪华的场面，比溥仪的赐宴真有霄壤之别。当我们六人由特高课长导入富丽堂皇的餐厅时，被邀出席的当地日满重要文武官员五六十人已环立厅内。我们六人依次排立于厅内门口。6时整，梅津身穿军服佩戴勋章，率领高级参谋四人进入餐厅，服务员立即送上香槟酒。鲜花盘中放着十多种名牌酒，连我国新疆产的哈密瓜也出现在“满洲国太上皇”的宴席桌上。其他如整只烤小猪和整只大鸡，都一道道送上克罗米的餐桌。坐在我旁边的一个日本军官告诉我说：“梅津司令长官阁下备有法国式和德国式西菜专厨，并备有中国名厨，今晚用的是法国式西菜。”

    我们因为明天一早就要飞回南京，必须早些回宾馆整理行装，分发谢函，于是，提前告辞。

    第五天早晨，我们一行乘原机直飞南京，总算完成了访满使命。

    汪伪和伪满通使设领

    回南京后，汪精卫为了便于联络溥仪起见，提升徐良为伪外交部长，褚民谊调驻日大使。接着就进行互派大使活动。伪满洲国派吕荣寰为第一任驻汪伪政府大使，汪则派陈济成为驻伪满大使。通使后伪满提出在天津、上海设立总领事馆，我方提出在奉天（沈阳）、哈尔滨设立总领事馆。

    实际上，伪满的国籍法规定，凡居住在“满洲国”（东三省）境内的居民，都算“满洲国”人。依照他们这一法律的逻辑，伪满洲国内根本没有什么所谓中国的侨民。在中国领土上设立大使馆已成为笑柄；没有侨民，设立领事馆，更是笑话。不过日本军国主义者想借此装装门面，千方百计把伪满洲国打扮成一个独立国家的模样。

    后来，徐良调任驻日大使，褚民谊又回任伪外交部长。当伪外交部正在物色奉天、哈尔滨两个总领事人选的时候，褚民谊以我曾随行访满，见过溥仪，就派我到奉天去当总领事，同时他又任命了何希韶为驻哈尔滨总领事。

    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后，褚就带我和何希韶到汪公馆向汪精卫请训。汪面授机宜说：“目下不谈侨民问题，如有记者要问，可答以中满关系，过去是同胞，现在是同胞，将来还是同胞。”

    1943年3月底，驻奉天总领事馆的组织预算和人事安排已布置就绪，馆中除总领事外，设有正式馆员八人（由外交部任命），雇员三人（由领事馆雇用）。总领事月薪460元，出勤费和安家费920元，办公费每月1000元，服装费800元，到任川资实报实销。

    八名馆员是，领事杨鑫康，副领事诸燮劻，随习领事方仁浚、李一峰、马某某，主事江莹、王星华、高崇贵。

    以上八人均由汪伪政府从其他地方的领事馆和伪外交部调任。

    1943年4月初，我派副领事诸燮劻、主事王星华先赴奉天，筹建馆房，与地方当局周旋一月仍毫无眉目。5月1日，我乃率同随习领事李一峰、方仁浚及主事江莹共四人，搭轮取道大连，再转车前往奉天筹设领馆，暂在凯宁饭店办公。我屡次面催奉天王市长觅馆房，他口头上答应尽力设法，实际上却不见动静。我不能久待，只好自行活动，后来由奉天交通银行经理介绍，在成平里借到奉天道德会会长张星南的住宅洋房一幢，并租用全套家具，每月租金满币400元。

    6月1日，为正式开馆日。上午9时，举行开馆仪式，当升起汪伪国旗的时候，乐队奏起汪伪国歌，全体馆员列队肃立致敬，大门外燃放鞭炮。当地正副省长、正副市长、第一军王司令、满铁总裁、警察署长、奉天银行行长、德法领事以及其他各主管长官先后来本馆道贺，然后全体宾主在馆内场地摄影留念。当晚，在大使馆设宴招待当地各位长官及德法领事200余人，汪伪驻伪满大使陈济成亦从长春赶来出席。

    驻哈尔滨总领事馆，亦以馆房无着，暂借马台尔旅馆办公，直到第二年春才到南岗子借到馆舍。伪外交部把该馆总领事何希韶调回，另派王恩贵到哈正式开馆。

    按照各国设领目的，主要是保侨护商。可是奉天、哈尔滨两馆的成立，既无侨可保，又无商可护，自然更没有什么交涉案件可办。我在开馆后，第一件和伪满市政府接触的事，就是关于领馆全体人员的配给问题。我们到奉后，当时因馆房无着，领馆尚未正式开馆，无法自办伙食。伪满市府对我全馆人员，每人每日只发三餐餐券，指定在日本饮食店进膳。按伪满法律，只许日本人吃大米饭，满洲人只许吃高粱和橡子面，吃大米饭是犯法的。所以在日本饮食店才能吃到大米饭，东北人是进不去的。而日本饮食店远离我们的驻所，每餐往返，殊感不便。为了此事，我曾与王市长面谈数次，要求早日发给配给通账（当时配给簿分满人、日人两种），他口头上始终说不成问题，实际上却无权过问。

    伪满政府各部门的主管长官，正的大都是东北人，副的大都为日本人，实权则完全掌握在日本人手中。满籍官长的权限，只是在一般例行公文上签字盖章而已，重要公文甚至都看不到。事无巨细，不得日籍官员同意，什么也办不通。

    我问王市长请领配给通账之事，他茫然不知，说连我的申请公文亦未看到。后来我自己亲自去访副市长（日本人）面谈。他当着我面叫外事课长（日本人）办理。当天下午，就将领事馆特种配给通账送来。

    我与伪满市府接触的第二件事，就是要求市府修筑领馆门前的马路。领馆门前是条胡同，地面高低不平，下雨后污水淤积，汽车出入不便。为此我除用公文要求市府修筑外，又面向王市长提出，均未得确切答复。不得已，我再向日人副市长当面提出，他即予考虑，乃于开馆前一日施工填平。

    在开馆一星期前，我就向王市长提出开馆宴会所需公用配给物资清单，请求照单发给公用配给许可书。可是提出多日，毫无音讯。我急得没办法，在开馆前三天，我就派随习领事李一峰（日文翻译）将开馆宴会请帖送给市府外事课长（日本人），并嘱乘便向他催询一下配给许可书。外事课长接到请帖，马上慷慨地坐下来签发了一张许可证，配给香槟酒二瓶、啤酒400瓶、日本酒50斤、水果两箱、日本糖果一箱、听装牛奶10罐，比我申请数量还增加了一倍以上。开馆的那一天，王市长来馆道贺，他干了香槟酒后，问我这香槟酒是不是上海带来的。我笑着答道：“这是你们外事课的礼物啊，我正要向你道谢呢！”

    同床异梦的两个傀儡政权

    伪满当局对汪伪使领馆人员所抱态度，是敬而远之，所取政策是隔离和监视。他们很害怕当地居民和汪伪使领馆人员接近，深恐将“王道乐土”的暴政被揭露。当地居民和使领馆来往，常有便衣警察尾随其后，因此一般居民不敢来馆。沈阳英美烟草公司华方经理郑岳先是福建人，与领馆馆员王星华以同乡关系，时相往来。这引起了伪满警察的注意，屡屡传讯盘问，他不堪其扰，不得已只好全家搬往北京居住。

    满籍伪官平日也不敢和领馆来往，我到任后，伪满奉天省于省长和第一军王司令都不敢公开设宴欢迎，仅在家中设私宴，也不邀外客作陪。在公开宴会上，只有日籍伪官和我交谈，而满籍伪官大都对我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除握手道好外，尽力避免与我多交谈，以免遭日人的疑忌。

    伪满当局除对汪伪使领人员采取隔离政策外，还实行监视。当领馆一成立，伪满警局即以保护为名，在领馆前增设岗哨以便监视。

    伪满奉天市府外事课长（日本人）曾向我推荐两位年轻美貌的日本女职员来馆服务，职务待遇在所不计。我一听就知这是想在领馆内部安插耳目，即以领馆限于人员定额和经费婉言谢绝了。

    我的汽车司机老杨，是奉天铁岭人，伪满警局经常秘密传他去打听领馆内部情况及我的行动，并威胁他不许对外声张。可是老杨每次从警局回馆后，就把传讯内容告诉我。所以我平日工作总是格外谨慎小心。

    在奉天还有德国总领事馆和法国领事馆，伪满当局对三馆领事，抱着三种态度。对德国领事（当时德国总领事已请假回国，由领事代理馆务）十分尊敬，配给特别优厚，有时还会自动送上门去。对我则敬而远之，但也不敢过分怠慢，配给虽不自动送上门来，但差不多是有求必应。对法国领事，则取敌视态度，不许其和外界往来，公开宴会概不邀请，配给仅给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还要经常拖拉误期。

    我到任之初，按外交礼节，应由当地外事课长陪同，访驻奉各国领事。当我拜访了德国领事之后，预定接着就去拜访法国领事。可伪满外事课长临时变卦，说市府等着开会，只好改日再去了。后来几次和他联系，终是推三托四，今天有会，明日出差，迟不陪行。我就亲自打电话给他说：“如果课长公事忙，不容分身，我就不敢劳驾了，只好直接去拜访了！”我怕日子拖得过久，将会失去“到任拜访”的意义。经我这么一激，他立刻回话说：“明天上午10时，我无论如何抽出时间，陪总领事走一趟。”

    翌晨，我带随习领事李一峰（日文翻译）到法国领馆作“到任拜访”。法国领事已等候在门口台阶上，他兴奋地握着我的手说：“久无贵客临门，今天十分愉快地见到你，因为我们在这儿相见，是一件很不易的事！”我说：“初行到任，特来拜访，以后一切请多加关照。”我又问：“领事平日公事忙吗？”他笑着说：“足不出户，还有什么公事可办？就忙些柴米油盐！”我问：“贵馆人少，配给一定够用吧？”他说：“总算过得去，还没挨饿。”谈话之间，他似有满腹牢骚，但有伪满外事课长在座，未便倾吐。刚喝过二三口茶，外事课长就立起身说：“府里还有事，我们就此告辞了。”就这样强行结束了我的“到任访问”。

    驻奉天总领事馆成立后，因为没有侨民无公可办，只忙些公式化的应酬，例如对汪伪满伪官来往的迎送，对汪伪官员和团体来奉的招待，出席当地各种公开宴会，参加节日祝贺仪式等。至于日常工作，就是核发通行证。当时伪满对东北人民入关（指山海关，当时伪满和汪伪政府以山海关为界）限制极严，须向伪满警察署领取许可证。在办理时，他们总是百般刁难，以致东北人的父母在关内病危不能送终，妻子在关内不能如期结婚者，比比皆是。

    原伪北京临时政府天津警察总局督察专员郑承斌，原籍奉天，他因奔父丧，请假回奉料理丧事。假期将满即向当地伪满警局申请“出国”许可证，以便回津销假。伪满警局就打起官腔说：“你是‘满洲国’人，应在‘满洲国’供职，不许楚材晋用。”拒绝发给“出国”许可证。郑系当地人，深知伪满警局内幕，就托人代为出面用鱼翅席宴请警局发证主管人员，在酒酣耳热之际，警局发证人开口勒索手续费满币100元。郑料理父丧后手头拮据，而警局认为郑有意装穷，就迟迟不发证。后来郑以假期已过，不便久旷职守，不得已来馆求援于我，我即核发旅行证。他怕警局刁难买不到火车票，我又派主事王星华陪同代为买票并送上火车，才得入关。为虎作伥的伪满警局，对一个同行伪官尚且如此，对一般居民就可想而知了。就是领到了证，限期也很短，必须保证如期回满，否则唯铺保是问。

    我一到奉天，就有许多居民和团体要我早日核发旅行证，以便往来。当我们总领馆发了旅行证后，当地居民都感到很方便。第一天，就有1000多人来馆申请，领馆门前热闹得像庙会。因为我们随到随发，手续比较简便，而且有效时间规定三个月，回来不回来，我们是不问的。不久就引起了伪满警局的嫉视，指责我放走了许多劳工逃犯和游击队员，破坏了他们的“国策”。我以国际任何一国的驻外领事均有签证的职权为由，认为核发旅行证是南京“外交部”交给我的主要职责，如果有人横加干涉，妨碍我执行公务，我只有辞职“回国”，而破坏双方关系的责任则应由他们负。伪满警察当局因负不起这个责任，公开指责才有所收敛。后来事情闹到伪满外交部，我坚持在没有奉到南京“外交部”停止核发的命令以前，我馆照常核发。伪满外交部以没有法律根据，同时双方刚刚建交，不愿搞坏关系，也就暂作沉默。领事馆核发了一年有余，共放行5万多人。

    1945年春，伪满国务院正式颁布了“出国”许可证的法令，规定凡“满洲国”人民要出国（主要指入关）一律须向当地警察局请领出国许可证，否则以偷越国境论罪，并通令满铁各车站，凡没有出国许可证者，不得买车票。这样一来，领馆所发旅行证，因买不到车票而失去了效力。这场风波才告平息。

    伪满报纸的各项消息，大都转载日本方面的，而且非常迟缓简略，尤其是关于南京方面的消息，很少刊载。因此，我在奉天领馆的日子里，孤陋寡闻，如井底之蛙。关于汪精卫病死日本的消息，事前竟一无所闻。

    1944年一天深夜，我接到南京伪外交部的加急官电：“汪主席逝世，下半旗三天，臂缠黑纱一个月，各馆择日举行公祭，接受外宾吊唁。”翌晨我即向当地政府各部门分送讣告，并通知定于第二天上午10时在本馆举行公祭，一面发动全体馆员，着手布置公祭礼堂，堂中在交叉悬挂的汪伪国旗下，挂着汪精卫像，供桌前满列当地各馆厅所送的花圈，两壁满悬挽联。到了那天上午，当地正副省长、正副市长、第一军司令、城防司令、警察署长以及其他各机关主管长官、德法领事80余人均到馆举行公祭。

    1945年5月2日，苏军攻克柏林，希特勒自杀的消息，伪满报纸4日才稍有透露。是日傍晚，我接到德国领事馆的希特勒讣告，才证实了这个消息。

    5月5日上午10时，驻奉天德国总领事馆和旅奉全体德侨在馆举行告别式，我按照国际外交礼节前往吊唁。

    没有几个月，日本投降，苏军开入奉天，驻奉天总领事馆宣告垮台。从此，所有在日军卵翼下的傀儡组织，全部瓦解。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