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英夫

    1942年，汪精卫集团推行了一场所谓新国民运动，其主要目的，是强行向青少年灌输其卖国政治主张，同时配合日伪的“清乡”，实现所谓思想上的“清乡”和“新政”。

    背景

    1941年初，日本最高军事顾问向汪精卫提出一项“军事肃清方案”，要在苏、浙、皖的日军占领地区进行“清乡”。3月24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决议，决定成立“清乡”委员会。“清乡”委员会由汪精卫任委员长，陈公博、周佛海任副委员长，以特务头子李士群为秘书长。日军之所以要在其占领地区实行“清乡”，其目的是，一旦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中国战场就成为后方。为了保住这个后方，“清乡”就有很大的战略意义，一可以减少后方的牵制，腾出一部分军事力量；二可以尽量从华中一带搜刮军需物资，源源补给前方。

    1941年7月1日，江苏省的吴县、太仓、昆山、常熟四县开始第一期“清乡”。“清乡”开始以后，李士群不断虚报战功。9月6日，汪精卫得意扬扬地乘坐日军送给他的“海鹣号”飞机飞往“清乡”地区视察，伪宣传部长林柏生、外交部次长周隆庠、航空署长陈昌祖等亦随行。林柏生为方便各报馆记者采访新闻，指示伪宣传部宣传指导司司长郭秀峰陪同前往。汪精卫视察苏州后，又到常熟巡视一周。

    日伪早在筹备“清乡”时，就拟定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强调了在以军事力量消灭抗日力量的同时，要着重对人民进行亲日奴化教育，肃清人民群众的抗日思想。因此，汪精卫在视察途中，多次对“清乡”工作人员及民众进行训话，反复强调必须对“和平反共建国运动”树立信仰，“清乡”就是“清除匪共”“贪官污吏”和“骄兵悍将”，每个人在“心力”上要信仰“和平运动”。他把“清乡”地区作为“和平反共建国”的实验场所。新国民运动就是为了加强“和平反共建国”的信仰和配合奴化教育而发起的。

    汪精卫开展新国民运动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在伪府“还都”后，汪精卫认为，国民党这个工具已失去了大部分作用。汪伪上层人士戴英夫和梅思平在谈到关于今后国民党的工作方针时，梅曾说：“我们已‘还都’了。汪先生的意见，最重要的是各地党部要与日本方面搞好关系，万不可出什么岔子。”梅还说：“花一点钱是无所谓的。”关于伪国民党的党务活动，只是一两个星期在汪精卫家里开一次中央常务委员会，汪精卫出来主持一下，其他就很少过问了。以伪组织部长梅思平来说，做了三年多的部长，仅到过部里一次。除人事、经济问题由梅思平自己决定外，其余的事就交给戴英夫处理。一般公文，由戴和刘仰山（后来是巫兰溪）两个副部长签字以后，替梅思平盖一个图章，就发出去了。部内虽分设四大处，但是所有的处长、科长、专员、总干事、干事等，不到50人，往往终日无事。我们做副部长的，除列席中央常务委员会外，平日总是约定时间到部一下，喝两杯茶，批几件公文例行公事，便走开了。其他各厅、部也大都如此。所以当时对于伪中央党部有“养老院”之称。

    出笼

    为了实现所谓对日“全面和平”的目的，汪精卫在视察“清乡”地区后不久，于11月即在南京召开伪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了如何对沦陷区人民进行亲日奴化宣传等问题。汪精卫在会上发表讲话，鼓吹要“扫除和平障碍，扫除统一的障碍”。会议又发表宣言，提出要开展新国民运动，声称开展这一运动的目的，就是要在精神上“使人人能有至诚恻怛，舍身救世之素养”，认为只有“和平反共建国”才是“唯一的出路”。

    12月，日军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汪精卫为此立即发表声明，表示要与日本“同甘共苦”，“实现建设东亚新秩序之共同目的”。他一再宣称：为了支持日军进行“大东亚战争”，国民政府必须“赶快确立治安，加强军事力量，加强和平宣传，大力开展新国民运动”。接着，于12月31日召开了伪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了《新国民运动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并在报上公开发表。

    《纲要》发表时，很多人都有突如其来之感。其实，汪精卫对于新国民运动的发动事前是相当秘密的，除他的个别亲信外，直到《纲要》大体拟好将要发表时，周佛海、梅思平两人才知道，许多上层人士只是从报上发表后才得知这一庞大组织的详情。

    这个组织的名称为“国民政府新国民运动委员会”，不属于伪行政院，而直属于伪国民政府，这样可以便于汪精卫自任会长。下面则由陈公博任委员长，周佛海任副委员长，林柏生、赵正平、陈群、褚民谊、梅思平、丁默邨、陈春圃、萧叔宣、罗君强、李圣五、李士群、傅式说等部长一级的官员为常务委员，次长一级的汤良礼、周作人、李文彬、顾继武、刘仰山、王敏中、汪曼云、戴英夫、张仲寰、林汝珩、钱慰宗、徐季敦等为委员，林柏生为秘书长，主持会内日常工作，操纵实权，其他人都是徒具空名而已。新国民运动委员会总会设在南京。秘书长下设总务、组织、宣传、活动四处。处以下设科长、总干事、干事等五六十人。特聘日本人为顾问。

    依照汪精卫发表的组织大纲，各省市都要设立分会，直接受总会领导。分会负责人由各省市长兼任，委员则由分会负责人推荐，总会委派。活动对象，以青少年为主体。中学以上，组织学校青少年团，社会青少年则组织社会青少年团，择其“优秀”分子组织青少年模范团。中央设青少年团总监、副总监各一人，领导全国青少年团活动。中央另设中央青年干部学校，各省市设分校，专门培训青少年团工作人员。各级新国民运动委员会的经费，总会由中央开支，分会则由各省市政府拨付。

    《纲要》主要强调今后要“把爱中国爱东亚的心，打成一片，东亚诸国，互相亲爱，团结起来，保卫东亚”。这里所说的“东亚”，就是指日本军国主义。接着林柏生就拟订了一个《全国新国民运动推进计划》，规定分三个时期逐步准行：第一时期进行普遍宣传，由伪教育部通令各学校，以上《新国民运动纲要》为公民特别的训练课程之一。伪宣传部编写《新国民运动讲授大纲》，派人往各学校宣讲，并利用报纸、广播、标语、演讲、歌咏、万人签名等各种形式进行宣传；第二时期则为实际训练时期；第三时期为普遍推广时期。当时还发表了一个《实行新国民运动誓词》，其中有“誓以至诚接受最高领袖之指导”“厉行新国民运动”“实现东亚解放”“增加生产，节约浪费，弊绝风清”等词句。

    《纲要》特别提到青少年团，声称要以“三民主义为主义，不另立主义；以和平、反共、建国复兴中华、保卫东亚为青少年的天职”，等等。

    日伪对运动的“促进”

    日伪政权虽然对新国民运动大肆宣传鼓动，并进行征集签名等活动，但收效甚微。为此，1942年5月底，由汪精卫主持召开了伪国民党中央党务工作会议，专门研究如何促进新国民运动的开展。汪精卫称：当前问题是与日本“同心协力，同甘共苦”，支持日本进行“大东亚战争”，为此必须促进“新国民运动”的开展。这次会议开了两天，但对如何促进运动的开展，还是一筹莫展，提不出任何具体办法。

    会后，林柏生邀请教育部、社会福利部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到宣传部开过几次座谈会，讨论推行办法，也是没有结果。林柏生又建议先从青年学生着手。经汪精卫同意，并由汪主持召开一个“新国民运动促进大会”，网罗了伪政府有关院、部长，各省、市长及教育厅厅长等到有京参加，成立“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经伪行政院通过，由汪精卫亲自出马担任委员长，各部部长周佛海、陈群、李圣五、梅思平、林柏生、丁默邨、陈春圃等为常务委员，林柏生为秘书长。

    林柏生之所以要建议新国民运动先在青年学生中开展，是因为他手下有一批青年骨干，虽然人数不多，但可以勉强凑数。早在1941年，伪宣传部为培养宣传人员，设立过一个宣传讲习所，林柏生自兼所长，冯节担任教育长，每期招生50名，训练六个月。毕业后的学员，即作为“中央宣传团”的团员，分派到各宣传机构担任工作。“清乡”开始时，在“清乡”委员会下设立了一个宣传委员会，由林柏生担任主任委员，冯节任副主任委员，除了编印了一个《清乡日报》外，还成立一个“清乡”宣传队。这时，宣传讲习所刚办完两期，学员由冯节带走，安排在“清乡”宣传委员会工作。这批青年，林柏生都能调动使用。

    林柏生接受了秘书长职务后，即在南京中山北路（华侨招待所原址）挂起了“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的招牌。其时宣传讲习所第四期已经结束，不再续办，即将讲习所的全部职工调到“促委会”工作。后来又增设副秘书长两人，为刘仰山和戴英夫，主任秘书是华汉光。

    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在7月初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决定在各大、中、小学校普遍成立青少年团，对青少年实施训练。伪国民政府为此发布命令，要求中央及地方各机关“务须深体斯旨，紧密联络”。

    由“促委会”领导下的青年干部学校开学后，将宣传讲习所的毕业学员和部分大中学生分批集中训练，实施新国民运动教育，灌输所谓新思想，培养骨干分子。汪精卫亲自担任了校长，林柏生任教育长，蒋先启为教务主任，还请有关部门的官员担任讲师，主要课程有“国父遗教”“领袖言论”等。每日举行升旗仪式，请人做精神讲话，高呼口号，实施军事训练。毕业后就成为模范青年团团员。然后像军队编制一样，成立了一个连队，派朱晶华为队长，将模范团员分派到南京各大、中学，组织分队，推动各校的青少年团开展活动。

    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成立以后，除青年干部学校有些具体工作外，其他部门都心中无数，工作也无从着手。为了装饰一下门面，在以上措施的“促进”下，只是勉强办了几件事。

    （1）制定新国民服：黑呢礼服，大盖帽。届时由伪府官员穿着参加纪念集会。青少年服：草绿色，船形帽。模范青年服：草绿色，开襟，系领带，左臂加红色袖章，圆圈中有一“模”字。林柏生常自比希特勒手下的戈培尔，对法西斯的一招一式不胜向往，青少年服就是模仿德国法西斯的青年挺进队的。

    （2）规定新国民宴席。以节约为名，限定每次宴席几个盘几碗菜。实际则无人照办。

    （3）制定了一套新国民体操。系由旧的团体操改编而成，并通令各学校照此操练。每逢3月30日“还都”纪念日，除了在伪国民政府举行纪念仪式外，汪精卫还要亲自检阅青少年队伍，检阅后即进行“新国民体操”的操练。

    1942年夏，汪伪当局在苏州曾举办过一个新国民运动示范日。时值“清乡”机构与伪省府合并为一，正在招待各报社记者参观“清乡”区，以显示其“清乡”和推行新国民运动的成果。这一天马路上广设纠察，不准赤膊上街，车辆一律靠左边行驶。在广场召开了由各机关职员和学生代表参加的大会，并表演新国民操。

    青少年团——活动的重点

    新国民运动的活动重点，完全放在青少年。1941年，新国民运动委员会成立后，即在南京大中学校开始活动。林柏生打算通过这个活动和手头掌握的一大笔经费，再加上宣传部长的头衔，把教育部的大权弄到手，这样对学校方面可以任意指挥，反过来更便于青少年团的发展与活动。虽然当时的伪教育部长和次长都是新国民运动委员会的常务委员或委员，但林柏生总觉得他们有些碍手碍脚。

    但当时“还都”不久，伪教育部长是留日的无党派人士赵正平，他主持编辑出版的中小学校教科书，颇合日本大使馆的胃口，得到日本的支持；且次长二人，一为梅思平的连襟王敏中，一为周佛海、梅思平提出的戴英夫。因此，日方没有轻易放手。林柏生抓伪教育部的企图未能成功。

    林柏生虽然没有抓到伪教育部，但伪教育部的人对于林柏生在学校的活动却抱着不闻不问的态度，听其自流。当时，由伪教育部直接管辖的中等以上学校，除中央大学外，余为国立师范学校、模范中学、模范女子中学及第一、第二职业学校，为数不多。林柏生对于青少年团的活动，原拟从国立学校开始，后转移方向，把重点放在南京市的公、私立中学，由此，逐渐推及国立中等学校。

    1941年8月，林柏生在中央大学及南京市公、私立中学中，挑选了他认为合格的学生60人，借中央大学校址，开办青少年团训练班，为期一个月，自己亲自主持。林聘请新国民运动委员会的委员们担任讲师，其中如汪曼云讲“清乡问题”，周作人讲“大亚洲主义”，林柏生事先编印好的“青少年团的组织条例”则由戴英夫讲。

    训练班的学员毕业以后，规定要回到原来学校，起细胞作用；组团以后，起核心作用。这些学员都秘密领有津贴。林柏生对这个训练班非常卖力，每天花的时间很多。除上课及训话外，还和他们在一起开展种种活动，如游园会、营火会等。

    暑假后，各校纷纷开学。中央大学和南京市的几个市立中学以及陈群办的私立正始中学首先发动组织青少年团，之后，又推广到南京各校与国立男女模范中学。11月的一个晚上，林柏生曾借中央大学草地举行过一个大规模的营火晚会，召集了所有南京城内公、私立学校的青少年团参加。

    1942年6月，中央青年干部学校第一期开学。校长为陈公博，教育长为林柏生。学员为南京城内公、私立中学的训育主任与体育教员，男女都有，约40人，为期六个星期。课程除戴英夫的“青少年团的组织”之外，大都是林柏生、周作人、冯节等负责讲授。汪精卫则以领袖名义参加了结业式，并对学员进行“训话”。有时，由林柏生请伪部长到校讲演，其内容大都是与教育或者青年有关的问题。下午，大都是小组漫谈和文体活动等。

    1943年1月，汪伪政权根据日本主子的意图向英美宣战，事实上却派不出一兵一卒，只是一面为日军大量搜刮军需物资，一面加紧实施奴化教育，以配合日本的战时体制。因此，加快了实施新国民运动的步伐。

    1943年夏，“促委会”利用学校放假的机会，举办了两次夏令集训营。每次集训分为两部分，一以青年干部学校的学员为基础，扩大范围，调训各大、中学学生，由林柏生任营长，刘仰山、戴英夫为副营长；一为各机关的公务员，由陈春圃任营长，巫兰溪为副营长。

    青少年夏令集训营的第一期在南京中央大学，第二期在上海忆定盘路中西女校。为期都是一个月。

    集训营的生活，采取军事化管理。营长以及工作人员、学员等，一律着草绿色军服。每营设大队长一人，派上校以上军官担任。以下设中队、分队。还从中央青年干部学校第一期结业的学员中，挑选一部分派到青少年团的分队中担任指导员，与学员共同生活。林柏生则每周召集指导员召开一次会议，了解情况。

    青少年团集训营除了仍由周作人讲“大亚洲主义”，以及部长们的讲演外，还有林柏生的“建立青少年团的意义”，刘仰山的“青少年团的主义”，戴英夫仍旧为“青少年团的组织”等。这次，周佛海到营讲了“财政问题”，李圣五讲了“教育与建国”等，都是吹捧汪精卫在“还都”后的“政治成就”。汪精卫也亲自到营“训示”。上海集训营结束之前，汪精卫特地从南京赶到上海到营训话，恬不知耻地提出了“和平收复失地”的谬论。他说：“蒋介石在所谓焦土抗战的美丽口号下，把人民和土地丢弃，为日本所占领，现在我们用和平的方法，从日本人手里，收复了为蒋介石丢弃的土地，救回了为蒋介石丢弃的人民……”整整两个小时，学员肃立，以示尊敬，汪精卫确实过了一生中不多见的“领袖”瘾。

    与青少年团同时同地举办的还有南京和上海的公务人员集训营。伪政府规定，不论中央或省市，科长级以上人员均须入营受训。两地共约400人。除青少年团的专业课外，其他都和青少年团集训人员共同上课。

    夏令营结束后，“促委会”内部略加调整，许锡庆担任了副秘书长，华汉光为事务局长。另成立青年馆，由方立祥负责青年组训工作。当时，日方把浙江嘉兴的合作农场移交“促委会”做青年训练用，由周森负责。

    经过数期集训和夏令营的举办，林柏生能调动的青年骨干大大增加，嗣后发动的“除三害”运动，便是以这批青年为骨干力量的。

    “除三害”——充当汉奸政权的工具

    1943年，南京和上海的青少年团在新国民运动中受汉奸头目的唆使利用，发起了一个所谓“除三害”运动。事情是这样的：中国东南广大地区沦陷后，日军供给和支持大汉奸盛幼庵在上海成立了“宏济善堂”[1]，专门贩卖鸦片毒害中国人民。这笔巨额收入，原来是日军作为机密费用的。1943年，汪伪政府的财政日趋枯竭，也就开始动起这笔鸦片收入的脑筋。汪伪与日本外交人士勾结，决定把这笔巨大的鸦片收入作为伪政府的特种收入，并把从日本及南洋等地运来的鸦片，直接由伪政府的内政部设立机构管理和发卖，对外名为“禁烟”，实则由自己公卖，不再经过日方控制的“宏济善堂”之手。

    在日方的默许下，伪内政部次长袁愈佺办理此项外交颇为得手。但“宏济善堂”及一班烟贩却勾结部分不知底细的日本军人从中作梗。于是，就发生了新国民运动中，在汪伪当局的筹划下，捣毁鸦片售吸所的“除三害”事件。

    当时，沦陷区的烟、赌、舞盛行，而且多由日本浪人和中国流氓勾结开设了烟馆、赌场和舞厅，背后还有日伪官员撑腰，搞得乌烟瘴气。汪伪方面要办理鸦片的官卖，把大权从土贩手中夺过来，于是，由新国民运动各地分会策划，由青少年团发起了“除三害”的运动。

    1943年10月首先在上海，青年学生集结起来，浩浩荡荡地从九亩地一带开始行动，把南市一带的鸦片售吸所基本砸烂，而一路上日伪军警都奉命不加干涉。上海的这次行动，是青少年团副总监刘仰山指挥的。在行动的那一天，刘仰山在愚园路百乐门饭店二楼设立了指挥部，直接指挥和控制事态的发展。

    不几天，在林柏生的直接指挥下，南京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那几天，南京大批青年学生上街游行，高呼“除三害”的口号。队伍涌到夫子庙，捣毁了好几个烟馆，搜出一大批烟枪、烟罐、烟土，还有商店里陈列出售的麻雀牌。之后，又把这些东西送到国民大会堂门前焚毁，一个吸食海洛因的烟犯也被拖到新街口打死。南京的舞场、烟馆不少是流氓汉奸常玉清开设的，他也摸不清底细，面对学生们咄咄逼人的架式，他赶紧把舞场关闭，以免损失。这时，汪伪方面也通过一些渠道发出警告，加以阻挠。

    事件发生后，新国民运动委员会还介绍了《中华日报》，记者采访副秘书长戴英夫，要他就学生“除三害”行动发表一篇谈话，戴就把此事的意义大吹大擂了一番，对青年们大加赞赏。但就在几天后，梅思平和戴英夫传话，说再不要谈什么“除三害”的事了。

    目的既已达到，汪伪方面也就住了手。在获得了鸦片买卖大权后，汪伪官员又拉拢收买了烟贩。不多久，南京、上海的售吸所又是烟客盈门，吞云吐雾者有增无减。

    这次利用青年人的成功，使林柏生得意非凡，他曾对左右说，连日本人都称这次行动是轰动沉寂空气的一声春雷。日军总司令部也想乘机插上一手。日方曾派樋泽参谋专门与林柏生联络，参加策划。樋泽曾对林柏生说过：“希望你们好好把青少年团组织办好，像纳粹德国的青年挺进队一样，成为强化政权的组织力量。”后来林柏生真的要仿效纳粹，向日军司令部请领一批枪支弹药，作为训练之用。汪伪有次在南京举行东亚青年检阅大会，就有中国、日本和日军网罗来的伪满洲国、印度、缅甸等国的青年参加，林柏生还在青年中提出了“拥护领袖”的口号。汪精卫对此大加称赞。

    1943年，是新国民运动最为得意的一年。汪精卫试图进一步向各地推广，但终因种种原因，各省市分会都没能成立。不久，汪精卫因旧伤复发赴日本动手术，林柏生也到安徽出任伪省长，新国民运动也就烟消云散了。

    注释

    [1]有材料为“洪记善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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